国内医疗器械信息网站

一、国内医疗器械信息网址（论文文献综述）

朱思群^[1]（2000）在《国内医疗器械信息网址》文中研究说明

胡玮^[2]（2008）在《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与标准制定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在综合分析欧、美以及中国在医疗器械的管理方式、医疗器械标准方面的现状、医疗器械标准的制定以及医疗器械标准的使用等信息和资料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医疗器械标准的管理与标准制定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改善现状的建议。本论文分为三部分,首先是标准研究内容的基础部分。由于医疗器械监管模式是分析医疗器械标准管理的基础,本文开篇从产品风险/利益对比和产品完全生命周期两方面说明医疗器械的分类监管与动态监管过程,并对比分析了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医疗器械产品监管模式。随后论文第二章是关于医疗器械标准的分类、技术法规、自愿标准、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等标准相关的基础内容。论文第二部分在对比分析美国、欧盟以及中国在医疗器械法规、医疗器械标准现状、标准管理机制、标准使用情况等方面的信息及资料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目前中国医疗器械标准的管理现状、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由于中国要求所有医疗器械产品申请上市时均需要制定并符合标准,造成目前标准作为低风险器械的质量控制手段在精力与金钱上的浪费,而作为高风险器械的质量保证手段又不够的局面。因此标准作为一种质量控制手段在监管过程中并不能恰当的发挥它的作用。又由于中国过分强调标准作为针对产品的质量控制手段,造成目前中国医疗器械标准在针对具体产品的垂直标准上数量众多,而适用于所有产品的水平标准则数量不够。同样由于中国的医疗器械监管部门本身负责着医疗器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又把标准看做控制产品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造成管理机构的精力被大量浪费而管理效率降低。以上问题归根结底出于中国目前的医疗器械标准的管理机制并不完善,只有改善标准管理机制,才有可能解决标准管理中种种具体问题。论文第三部分重点放在医疗器械标准的制定上。依据上文中对医疗器械标准管理方面得出的建议,结合研究生期间实际参与的标准制定工作,指出目前我国医疗器械标准制定机构、制定人员、制定程序、制定时机、指标选择、检测方法验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沈逸君^[3]（2003）在《医疗器械设备信息的获取》文中研究指明有关医疗器械和设备的专业信息是医学工程师和相关人员所关心的事情 ,本文在如何获取医疗器械和设备方面的专业信息 ,从直接获得还是间接得到 ,用经典方法还是现代手段以及它们的优缺点做一探讨

徐成兵^[4]（2001）在《Internet上的医疗器械资源》文中研究表明介绍Internet上有关医疗器械的信息资源。

刘树春,何素清,白玉新^[5]（2000）在《因特网上的医疗器械信息资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吴叶乾^[6]（2021）在《预先医疗指示的应用范围研究》文中提出预先医疗指示制度是一项以医疗自主权为核心,指向患者丧失意思能力（决定能力）后医疗事务的新型医疗决定制度。该制度确保了患方在长久以来同医疗父权主义和医疗家庭主义斗争中取得的掌控自身医疗命运的可能不因自身意思能力的丧失而化为泡影,回应了广大患者心中的真切需求。而生前预嘱作为预先医疗指示的起源与典型代表,已经为国内外实践与理论所熟知,但这也造成了对预先医疗指示制度本身的误解,我国大陆的绝大多数学者更是把生前预嘱等同于预先医疗指示。部分是整体的部分,部分再重要也无法代替整体。因而还原制度原貌,发现预先医疗指示在其他个人医疗领域的应用,研究预先医疗指示的应用范围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首先从预先医疗指示的基础理论出发,以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展现预先医疗指示的概念、分类等,并由此初步揭示其应用范围与形式远不止末期疾病领域和生前预嘱。接着从预先医疗指示的权利核心——患者医疗自主权的确立与延伸,医疗决定的不得代理原则及其例外等,为预先医疗指示制度确立正当性。而本文的核心是想要探索预先医疗指示的实际应用范围,这就需要将目光投射到已经建立该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最早起源于美国的预先医疗指示制度,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后,已经在欧洲、亚洲等国生根发芽。而其指向的医疗领域也已经不在局限于末期疾病,表现的形式也不再只是生前预嘱。通过以上的努力,本文认为预先医疗指示的应用范围应当包含个人医疗的全部领域,并且尤其可以在如下几个领域大展拳脚,包括末期疾病等领域的生前预嘱、精神疾病领域的预先精神医疗指示、器官捐献领域的预先器官捐献指示、人体试验领域的预先人体试验指示和妇女生产领域的生产偏好。预先医疗指示制度的良好初衷及广大的可应用范围恰好满足了我国无意思能力患者长久以来的需求。我国港台地区已经建立起了预先医疗指示制度,但大陆仍停留在立法观望和民间推广阶段。现实的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以及制度所能带来的多重意义,催促着我国大陆必须尽快建立预先医疗指示制度。在这其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包括患者医疗决定能力的发现和预先医疗指示基本原则的确立等。总的来说,将预先医疗指示制度引入我国患者医疗决定的法定程序中,形成“对患者医疗自主权的充分保障——预先医疗指示的法律效力承认——无预先医疗指示下的法定代理”的完整流程,是我国新时期医疗事业建设的应有内容。

包海波^[7]（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8]（2021）在《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博物馆不仅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展示、教育和休闲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它是现代语境下文化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场域。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数字化的生物医学的21世纪,博物馆正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构建和提升博物馆公共性和民主性方面。博物馆的公共性是现代博物馆进行各项工作的基础,如何创生和提高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就成为了本论文研究讨论的重点。全文主要以艺术的亲和性与数字科技的传播性为视角,以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进、展览藏品、公众教育和公共空间的多重维度为切入点,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讨。首先,从回顾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开始,以医学知识的传承记载、人体标本的收藏保存和医学教育为主轴,总结医学博物馆在历史各个阶段的里程碑事件和重要医学发现。接着从回顾艺术与医学的交融演绎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艺术对医学的发展进步和传承的历史贡献,艺术品本身和博物馆治疗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疾病的疗愈功效。其次,结合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拓展了医学博物馆改革的思维模式,讨论了如何在展品和展览空间的设计中注入艺术审美概念,探索运用多媒体、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来提升医学博物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从而改善公众教育的可能性。然后,借鉴最前沿的重组教育的理念,分析了在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普及教育中如何形成新的学习生态系统,以自主导向的体验式、社会性和分散式学习为特征,创造出特殊的文化景观和开放的公共场域的新型医学博物馆空间,有效地达成普及健康卫生教育的重要职能。探究了在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后真相时代,医学博物馆在公众健康教育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提出了博物馆公共教育的策略。接着结合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公众化的视角,阐述了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从而打破现有文化区隔的可能性,推演了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将极大程度地推动医学博物馆的健康知识民主化的进程。最后,以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作为理论原点,首次提出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结合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探究在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再生产模式、路径及其在公众教育方面的策略,展望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对社会福祉和健康文化的贡献。希望该研究结果能为传统医学博物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对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和公众健康教育的发展和未来布局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刘刚^[9]（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桃言^[10]（2019）在《企业并购业绩承诺“变脸”问题研究 ——基于新华医疗并购成都英德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溢价并购在我国市场上逐渐成为常态,我国特有的业绩承诺补偿制度也逐渐成型。出台该制度主要是针对采取收益法进行估值的并购交易,要求被并购方就其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进行业绩承诺,与并购方签订相应的补偿协议,其旨在防止收益法可能导致的标的资产估值虚高的问题。但是目前越来越多标的资产方为获得较高估值和交易溢价而立下激进的业绩承诺,却在并购之后频频出现业绩承诺“变脸”问题。业绩承诺“变脸”问题包括两种:第一种是被并购方的业绩在承诺期间就开始恶化,无法达到原来的业绩承诺目标;另一种情况则是被并购方虽然在承诺期间完成了业绩承诺目标,但是过了承诺期之后被并企业的业绩就显着恶化。以上两种业绩承诺“变脸”情况都会为并购公司及其股东带来严重的损失。为此,对业绩承诺“变脸”现象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通过查阅国内外的已有文献,发现关于业绩承诺“变脸”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理者自大理论和实物期权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选取了新华医疗并购成都英德作为本文的研究案例,首先介绍了案例的概况、估值溢价率以及双方的业绩补偿方案,并详细分析了造成成都英德业绩承诺变脸的成因,接着又分析了新华医疗在成都英德业绩承诺期间的市场反应和财务绩效变化以及业绩补偿款的追偿过程和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范业绩承诺变脸的建议。本文认为,新华医疗并购成都英德之后,成都英德之所以出现业绩承诺变脸现象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对并购标的的估值本身就存在较大风险水平,评估机构对成都英德未来收入的预测过于乐观;第二,并购方案在决策和审核过程中谨慎性不足,管理层对被并购方做出的业绩承诺盲目乐观,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核所依据的并购标的的相关信息又不够全面,以至于通过了这份附有虚高业绩承诺的并购方案;第三,并购整合效果未达预期,并购之后宏观经济下行和行业政策变化均对成都英德的业绩产生了重大影响,加之其主营业务转型失败、成本和费用数据均高于预测。以上三点原因共同导致了成都英德所提业绩承诺与实际业绩反差巨大的结果,最终也拖累了新华医疗的业绩表现。因此,笔者认为,如今的业绩承诺补偿制度缺乏硬性约束,已经难以防止收益法可能造成的估值虚高,要想防范企业并购业绩承诺变脸现象频发,就必须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整改:改善资产评估方法、健全业绩承诺补偿制度的规范、提升并购标的信息披露程度、加强对业绩承诺兑现情况以及补偿情况的监管力度、建立评估追责机制和完善公司治理。如此才能更为有效地防范被并企业为获得高溢价估值而一味进行虚高业绩承诺,最终业绩承诺变脸导致害人害己的后果。

二、国内医疗器械信息网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内医疗器械信息网址（论文提纲范文）

（2）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与标准制定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预先医疗指示的应用范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论文提纲范文）

（9）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企业并购业绩承诺“变脸”问题研究 ——基于新华医疗并购成都英德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内医疗器械信息网址（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内医疗器械信息网址[J]. 朱思群. 医疗卫生装备, 2000(01)
• [2]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与标准制定的调查研究[D]. 胡玮. 天津医科大学, 2008(12)
• [3]医疗器械设备信息的获取[J]. 沈逸君. 医疗设备信息, 2003(01)
• [4]Internet上的医疗器械资源[J]. 徐成兵. 医学情报工作, 2001(04)
• [5]因特网上的医疗器械信息资源[J]. 刘树春,何素清,白玉新. 中国医疗器械杂志, 2000(02)
• [6]预先医疗指示的应用范围研究[D]. 吴叶乾.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
• [8]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D].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9]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10]企业并购业绩承诺“变脸”问题研究 ——基于新华医疗并购成都英德的案例研究[D]. 李桃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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