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门市农村税费实行财政统管的实践（论文文献综述）
严宏[1]（2021）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首先保障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的福利状态,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条件和收入的高低。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并且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状况,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要求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的重要方面,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农村居民生存权,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权是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西南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方面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鉴于西南地区所处的地理、政治、文化、生态地位的特殊性,这种差距的扩大会随着一些不确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会越发的凸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重要聚集区主要涵盖四川省、西藏、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五个省市区民族自治区。该地区主要为农村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矿产基地和生态保障区,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边疆稳定、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仍然比较落后;西南地区包括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四省藏区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我国构建了“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其中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就在西南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受特定区位、自然条件、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本研究针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供给区域失衡,有限的资金渠道限制供给,单一的供给模式无法有效实现村民的需求表达等现状,立足西南地区,开展了如下研究:一是导论与基础分析。本部分围绕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依据公共品理论、公共品供给主体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理论对本研究的农村公共品概念、研究范畴,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村公共品划分为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三类。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逻辑提出与现实基础的研判。本部分基于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服务型、农业生产保障型及发展促进型三类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考察、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逻辑起点、开展理论论证,剖析现实基础,提出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现状和投资效率分析。本部分在以往公共品供给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立足西南地区,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准确分类基础上,开展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的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村公共品效率提升研究。四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通过西南地区“珙县农村修路”、“万春镇L村路灯维修”、“成都农贷通”三个案例,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及绩效评价研究。五是国外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进行总结,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的共性与差异。提出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借鉴。六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配套制度设计。本部分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基于上述分析,形成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当前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等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梳理其成因,包括: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监管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各地区对农村公共品自身资源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和资金投入的差距相对较大。具体来看,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较高;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品投资的投入和产出效果存在差异。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呈现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区域间在农村公共品资源配置和投资结构上的差距显着,但总体上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逐渐改善。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为显着的成效,较大的改善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满足了农民多元化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公共品受益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农民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五是依据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的概括总结,本文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
黄靖雯[2]（2020）在《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基层腐败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时间节点的临近,国家扶贫工作也有条不紊逐步推进。基层作为扶贫政策执行的最终落实单位,承担着扶贫工作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任。但与此同时总有不法分子在扶贫资金诱惑下选择贪污腐败,不仅损害人民利益,还污染政治环境、阻碍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央纪委在2018年开展的专项调查展示国家对腐败问题的重视和治理扶贫领域基层腐败的决心,为扶贫领域基层反腐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保障。本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人民主体理论及中国共产党人治腐理论为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案例汇总、整理和剖析七省扶贫腐败专项治理曝光案例,总结现象规律,寻求扶贫领域基层腐败产生原因,并以此思考预防治理基本对策。整理发现,当前扶贫领域基层腐败主要表现为厚亲待友、挪用资金、侵占骗取以及收费受贿等类型,体现出腐败主体集中于村级干部、牵涉领域范围较为广泛、分布地区差距较大、涉案金额数目差距较大且小额居多等特征。扶贫中基层腐败的主要原因在思想素质层面主要表现为思想腐朽落后、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政治和文化素质水平有待提高等;政治层面主要表现为监督以及公开制度不够明确、法律法规设计留白、基层扶贫的管理体系设计有待完善等;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薪酬及激励体制设计有待改进等。针对扶贫领域基层腐败问题,基于以上观察结果和原因分析,本文从思想素质、政治体制设计、经济激励三个维度构建预防和治理扶贫领域基层腐败对策体系。首先在思想素质层面主要建议提高干部党性修养和思想素质、弘扬民主法治思想;其次在基层反腐机制层面主要建议健全扶贫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公开力度、健全管理制度、加强监督力度;最后在经济激励层面主要建议科学设计薪酬体系和激励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及管理。
廖丽环[3]（2019）在《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索相结合”、“改革于法有据”重大理论判断,一方面,从高位推动的层面肯定了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为试点改革开辟了新的时代征程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严峻的现实挑战,这些新的发展态势以及新的现实问题因应了试点改革理论研究的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司法领域的试点改革是政策试点方法在司法领域的延伸性运用。它是指地方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或中央默认特定地区、期限以试点项目的形式展开具有特色的法律先行、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试验,而后通过暂行条例等规范的出台巩固地方试点经验,再经中央认可吸收到正式制度并向全国铺开的先行先试——由点到面的改革路径。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是由我国司法改革现状与基本特性、渐进政治的总体安排以及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共同决定的。同时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长期选择,是基于对有限理性与知识分立、调适的正确认知上所形成的司法改革方法。从当前试点改革运行的整体样态来看,“司法权为中央事权”是本轮试点改革的基础理论主张,并在此逻辑之上展开了央地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制度建构,通过借助小组机制、示范机制、指标管理机制以及传导机制作为盘活二者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机制。透过这一行动框架,可以得出本轮试点改革具有政策型倾向,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关系目标,以政策的主动反应作为其行动进路,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逻辑。但现阶段的政策型试点改革衍生了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问题,进一步加剧央地关系的结构性失衡以及试点改革的非制度化与非规范化,试点改革亟需加以修正。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应当致力于路径的规范化、成熟化与制度化,可以实验治理作为技术进阶,以法理型试点改革作为规范进路,从而建构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具体制度设想是确立不同梯度的主体构造、区分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推动改革体系深化、建立学习型推广、诊断性评估、问责性督导、科学性预测、权限分配等保障机制。
张明慧[4]（2019）在《农地流转视域下的湖北省天门市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最大,所以,“三农”问题一直深受国家的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问题,其实质是农民生存的问题,与农民生存密不可分的就是农民的土地,所以想要更好地处理“三农”问题,就必须先处理好农民与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关系。为了适应当前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农村土地相关政策,目前,国家所鼓励的是在保证农民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流转农民承包地的经营权,来更好地适应和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天门市是湖北省一个重要的农业县级市,农地流转工作取得明显成绩,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农地流转后农民增收困难严重的阻碍了天门市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探索出有针对性且有效的解决对策,这对处理天门市的“三农”问题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农民收入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农民收入的思想为指导,采用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及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从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两方面对影响天门市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提高农地转出户农民就业竞争力,促进农地转入小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及农地转入大户适度规模经营。充分发挥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积极作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
孙璇[5]（2019）在《湖北省空间贫困分异格局与减贫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困扰人类发展的全球性难题,消除贫困是全世界奋斗的目标和理想。2016年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第一项目标即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我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大扶贫工作的政策力度,区域性贫困成为我国目前贫困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贫困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阻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环境保护。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指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贫困问题是现阶段决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贫困问题是一个集多学科研究的综合性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将空间概念引入到贫困问题研究中,形成了比较有影响力的空间贫困理论和贫困地理学[1]。空间贫困是研究贫困的空间分布以及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除了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开展研究以外,将自然环境对贫困的影响纳入评估体系,是继传统贫困、多维贫困之后,关于贫困研究的又一次进展。空间贫困是一个长期动态变化的过程,贫困测度是空间贫困问题研究的基础,也是扶贫决策的依据。空间贫困研究最主要的成果是绘制贫困地图,贫困地图能够把贫困与地理资本之间复杂的关系进行可视化表达。制定相应的减贫策略是空间贫困研究的最终目的。当前国际社会和学界比较重视空间贫困问题的研究,但国内关于空间贫困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其中贫困测度主要集中在以村域为研究尺度的地理资本指标体系研究,省域空间贫困研究相对较少,缺少涵盖经济、社会和环境（生态）多个维度的省域空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以及一套客观、规范、有效的评估机制。随着现阶段中国进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新阶段,深入探讨贫困问题的地理空间识别和优化治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从地理资本视角出发,依据空间贫困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空间经济学等理论,结合自然、人文两个类别的地理资本空间数据和统计数据,选择能够表达和反映区域贫困特征的指标变量及其定量表达形式,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构建基于地理资本体系的空间贫困指标体系与测度模型,采用定量分析和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评估湖北省103个县域单元的空间贫困分异格局,揭示贫困差异的空间分布规律及空间地理影响机制,以针对性的制定减贫策略,为扶贫开发规划与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全文共计9章:第1、2、3章主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基础,为实证研究奠定理论、方法和数据基础。基于研究背景与意义的提出,全面梳理国内外空间贫困理论、空间贫困方法、空间贫困陷阱、空间贫困地图以及空间贫困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把握研究动态及趋势,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在对支撑本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归纳总结研究方法;同时,介绍湖北省自然、经济、社会基本概况,分析湖北省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以及研究单元的选择,并对本研究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作出说明,构建研究数据库。第4章构建空间贫困指标体系与测度模型,为实证研究奠定评价依据。按照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建立一套覆盖“2类地理资本、6个维度、25个指标（原始指标或生成指标）”的能够反映湖北省空间贫困状况的省域空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综合测度模型——空间贫困指数（SPI）,对湖北省空间贫困进行定量、客观、全面地解析。第5、6章对湖北省空间贫困格局特征进行分析,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空间贫困分异机制,主要包括空间贫困异质性格局分析和空间贫困关联性格局分析。根据测度模型计算各县域研究单元空间贫困指数,利用GIS空间分析软件绘制空间贫困地图,划分5类空间贫困地域类型,对贫困格局状况进行可视化表达,全面解析湖北省空间贫困总体空间差异和结构空间差异,探讨空间贫困异质性格局特征及分异机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借助OpenGeoDa软件从全局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以及热点分析（Getis-Ord Gi*）三个方面对湖北省空间贫困进行关联性格局分析,探究其贫困程度空间依赖性分布模式。第7章对湖北省空间贫困陷阱进行分析,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减贫策略奠定基础。采用致贫贡献度模型探究湖北省空间贫困致贫因子,归纳提炼导致空间贫困陷阱产生的主要因素,揭示空间贫困分布格局形成机理与地理资本要素之间的关系。第8章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制定湖北省空间贫困减贫策略。提出相应的减贫策略是空间贫困研究的最终目的。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扶贫政策梳理及效果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前文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有针对性的治理空间贫困的对策。第9章,结论与展望。总结归纳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就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指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及研究期望。研究的主要结论:（1）湖北省空间贫困具有显着的总体分异特征与结构分异特征,不同区域空间贫困程度差异明显。（2）湖北省空间贫困分布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特征,受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双重影响,相邻地区具有相似的空间关联性。（3）湖北省空间贫困是诸多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多因素复合影响特征。经济欠发达等普遍性因素已不是影响湖北省空间贫困的主导因素,而自然地理资本缺陷和社会地理资本缺陷是造成湖北省陷入空间贫困陷阱的主要原因。（4）湖北省不同区域空间贫困的致贫因子存在显着差异。五类贫困区从低度过渡到高度,资源环境的致贫作用显着,地形地貌和气候气象的致贫作用逐渐上升,社会资本的致贫作用以及经济资本的消贫作用逐渐下降;空间贫困各指标对不同县域致贫程度差异明显,当自然地理因素致贫影响程度占主导地位时,人文地理因素的致贫作用则被削弱。（5）“自然地理资本、人文地理资本和五类贫困区”研究导向是构建空间贫困优化及减贫策略体系的科学依据。研究的特色及创新点:（1）通过空间多维视角来考量贫困问题。（2）科学构建了空间贫困测度的地理资本指标体系。（3）基于空间贫困及其综合治理来解析一个省域空间样本。
董博威[6]（2019）在《湖北省能人回乡创业问题研究 ——基于六县市区的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定,同时湖北省也提出大力实施“三乡”工程,即推动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吸引在外务工的成功人士等人员返乡创业不仅有利于产业振兴,而且有助于人才振兴。而且通过近几年的实践,湖北省能人回乡创业已成为发展县域经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但同时,很多能人在回乡创业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障碍,鉴于此,研究湖北省各地能人回乡创业的基本情况、创业中各种诉求以及创业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这对于推进“三乡”工程的实施、切实促进湖北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坚持问题导向,基于湖北省仙桃市、天门市、钟祥市、京山市、大悟县、武汉市黄陂区等六个地区微观数据调查,围绕能人回乡创业问题开展了系统探究。本论文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文献综述与述评以及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论。首先是对“三乡”工程、能人回乡、创业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说明。其次是对有关劳动力流动、创业方面的理论进行归纳和梳理。第三部分是湖北省能人回乡创业的现状分析。主要是介绍了调查样本和范围、能人回乡的基本特征、回乡之前的工作的情况、以及回乡之后创业企业的状况。第四部分是重点分析影响能人回乡创业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本文从八个方面探讨能人回乡的主要因素。第五部分是主要是探讨能人回乡创业的主要困境。组合运用因子分析法和Logistic分析法对影响能人回乡创业的困境进行了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回乡“能人”的基本特征具有较强的差异性。回乡能人中,以早期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进行创业、敢于拼搏、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进行创业的较多。创业者的年龄占比最大的阶段为41岁到50岁,这反映出“能人”需要在各方面经历磨炼。第二,能人回乡创办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创办企业中以第三产业居多,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企业资金筹集渠道,既有个人积蓄、也有家庭及亲友资助、也有少量的银行贷款和政府支持。第三,影响能人回乡的因素比较多,如家乡发展机会多、本地区各项政策吸引、自我价值的实现,实现财富梦想、乡土情结,支持家乡发展、照料父母、照顾孩子上学家乡创业环境优化、企业成本的增加。第四,能人回乡创业的困境有:劳动力短缺、人工成本高、各种税费重、各种检查多、环保压力比较大、家乡创业环境制约等。通过实证分析,主要聚焦在“社会政策不到位”、“创业成本高”、“社会对创业支持度不高”、“创业者自身条件有限”等四个方面。
高登[7]（2019）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以湖北省天门市为例》文中指出新时代下,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农民增收,化解收入差距的矛盾,既必要也十分具有意义。长久以来,农村问题的根结仍然主要在于收入不高。在推动我国快速发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的矛盾悄然拉大,出现了一系列的发展矛盾,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更加关注农民增收问题,化解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能够更好的协调当前生活中,农民增收的相关议题。天门市是湖北中部的一个典型区域,农民增收的需求也相对迫切,以天门作为分析的案例,利用计量经济学的软件分析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探讨农民增收应该注意的点,为农民增收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具有直接的代表意义。为此,本文主要分为:第1章引言。本章将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及重要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建立研究重点;对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内容、方法开展阐述,以及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及不足。第2章关于相关理论的讨论。文章基于前人分析之上,对农民纯收入、农村军民可支配收入、农民增收等名词加以解释,然后讨论了分工细化论、生产要素论、制度设计论、经济周期论等影响农民收入的理论进行阐述,为后文撰写做理论基础。第3章天门市农民收入现状分析。本章将通过历年统计数据分析天门市农民近十年来的收入构成变化情况,着重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增长点及存在的阻碍因素。第4章天门市农民收入水平主要因素实证分析。本部分将会利用回归分析,针对天门市农民增收影响因子开展定量讨论,以期找出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因素和阻碍因素,并得出结论。第5章天门市农民增收对策建议。在上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天门市实际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可行性对策建议,进而提出需要从农业投入增加、农业服务体系晚上、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科技兴农战略实施、产品产出效益提升等,从而推动农民收入的增加。本文的分析以天门市分析作为基本的切入点,并且结合当前的发展实际,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能够更好的体现出分析的意义和代表价值,反映出天门市发展的前景和面临实际困难,从而提供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李波[8]（2018）在《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由于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与生产污染叠加,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嫁,农村地区已经成为环境危害的重灾区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因此,探寻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农业社会时期家元共同体的乡土性塑造了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模式,有效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进入工业社会后,伴随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持续渗透,农村环境治理逐渐形成了管控式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践特征表现为以指标考核为导向的硬任务、以行为限制为准则的硬方式、以政府选择为主导的硬供给。基于河长制治理的实践考察,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呈现出“达标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即上级党政领导将农村环境治理提升至“中心工作”的政治高度,然后将其作为下级党政领导必须按期达成的“约束性指标”,从而形塑了以各层级、各部门、各区际全员参与的“合力式治理”以及展示政绩和忠诚、保留晋升资格的“资格锦标赛”策略。尽管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弥补了传统科层体制常规化治理的不足,在短期内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但是由于该模式过于依赖地方党政领导的政治权威,并且倾向于将权威惯式延伸至对市场和社会的管控中,把社会公众作为管理的对象而非合作的伙伴,不仅容易忽视农民的意愿,损害农民的利益,降低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会产生成本过高、资源浪费、治理低效、难以持久等不良后果。基于西方国家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借鉴以及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农村环境治理有必要以参与式治理理论为指导,重视挖掘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发挥农民参与的主体作用。而作为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逻辑起点,农民参与又是嵌入在新乡土社会结构中并受到其严重制约的。首先,农民“个体化”以及乡村精英“谋利化”共同加剧了村庄“离心化”趋势,逐渐导致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农民“集体意识”的消解弱化了农村环境参与的义务感;其次,新中国政权打碎了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强自治组织,建立了政社一体化的强管控组织。而在乡政村治时期,从人民公社体制脱离出来的农民却没能实现自组织的理想目标,反而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导致分散的农民难以维护自身环境权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维护环境公共秩序;再次,新时期农村环境治理主要以“资源下乡”的方式推动的,但是由于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出现淤塞,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被乡村精英群体所编织的“分利秩序”瓜分,很难同步实现项目资源有效配置、农村环境改善、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为此,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加强乡村社会的内涵建设,发展壮大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重构上通下达的双轨政治格局,从而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能力以及有效性。总而言之,只有不断改革政府管控式治理模式,努力优化农民参与的乡土社会结构,才能形成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模式,从而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农民共同分享环境政策制定、环境资源配置、环境利益分配的权力,以便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公共精神和参与理性,形塑以农民环境利益诉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有效回应农民理性维护环境权益的现实需求。从实践层面看,推进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共识;改进农村环境硬法治理,加强农村环境软法治理;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李庆召[9]（2017）在《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文中提出本文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研究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试图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生成模式的分析,考察现代国家建构中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若干主要形态,并揭示其变迁的基本规律。在把握村庄公权力监督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我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现实困境,构建与以往不同的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村庄公共事务内容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特性,村庄公共权力特性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在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承担的公共事务可分为外部事务（国家事务）和内部事务（村庄事务）两种。为保证内外公共事务顺利完成,村庄内外力量对处于上承下接位置的村庄公共权力进行多种形式的监督。由此,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以特定机制为主导的权力监督模式,如传统时期以自我道德监督为主、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新政权建设时期外部运动监督为主、内部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税费改革之后权力制衡监督为主、道德法律监督为辅等模式。因此,本文按照“道德监督—运动监督—权力监督—困境分析—路径预测”这一线索进行探究,以求能够把握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和演变的基本规律。本文认为,宋明以后,随着祠堂族权的发展,族权在保持中国基层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政权通过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将族权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祠堂族权承担的主要是与宗族成员共同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一时期村庄公共权力的行使范围与强度相对较弱。在权力主体内在的道德监督下,发生蜕变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族权在缺乏内外监督机制的作用下依然能够维持宗族共同体的稳定。清末,国家政权扩张过程中,国家力量试图通过族正制、保甲制控制基层社会,但由于监控能力有限,导致“营利型经纪”增生;新中国成立后,为从农村汲取更多的资源支援城市和工业发展,形成了人民公社体制。合作化运动中适应公社事务急剧增长的需要,基层社会分化形成了新的“干部阶层”。为更好的执行国家政策,完成上级下派的各项任务,公社干部这一新阶层掌握的公共权力急剧膨胀,并发生蜕变。公社内生监督严重不足,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外力支持下的村庄公共权力扩张,普通社员的私权利萎缩,难以通过内部的社会监督约束公共权力。“大跃进”中因政策失误、自然灾害等原因,发生国民经济衰退等严重问题。国家通过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反三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式运用外部力量对基层干部进行运动型监督,最终引发阶级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自治填补了国家退出后的权力真空,村庄承担的国家事务减少,而村庄内部的服务型事务增多。处在夹缝中的村干部,为完成国家任务的硬指标,将重心放在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等国家行政事务上,并从中谋取私利。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对农村由汲取向给予转变。村庄集体资产增加,资源增值,部分村庄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中饱私囊,成为新的“营利型经纪”。在“乡政村治”模式下,村庄公共权力转型,农民的监督意识增强,创造性利用村庄内部传统资源,通过外力推动形成了专门化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并在外力持续作用下不断完善,形成了内外监督的合力,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村庄公共权力继续蜕变。但这种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模式存在监督机构独立性不足,动力来源后劲缺乏等困境,需构建“内生外动”型的权力监督模式。“内生外动”型监督模式构建的基本路径包括,划定内外力量作用的边界;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培育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等。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权力监督模式的生成与公共权力的特性紧密相关;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的演变是由内外监督力量的作用方式所决定的;现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需要多种机制形成合力;“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破解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可选路径。
张良[10]（2017）在《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农村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契机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激发农村发展活力。2016年作为十三五战略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改革任重而道远。农村新型社区正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优化农村新型社区的协调运行与良性治理,实现农村社区村民由“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有真切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灵魂要求的核心要旨。税费改革之后,县乡财政困境下,农村社区的治理也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逡巡不前,经济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区治理的桎梏。“处低谷而力争,迎高潮而快进”,农村社区治理资源匮乏之际,迎来新型城镇化实质性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实现农村新型社区的治理与“善”治,成为挣脱桎梏牢笼的关键所在。因此,研究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对于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涵括六个板块的内容。绪论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简要阐发了研究的背景,税费改革之后的乡村治理面临经济基础薄弱的困境,恰巧引来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问题,并界定了经济资源、农村新型社区以及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概念。笔者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经济资源对农村发展影响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着力点、研究方法、选址依据、研究意义以及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乡镇基层政府发挥整合功能,整合财政资金、项目、土地、企业等经济资源输入社区,给社区治理提升增量资源。社区基层组织发挥维持功能,支配和控制社区的经济资源,完善组织机构设置,改善办公设施,包括物业服务,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维持社区的治理正常运转。社区村民具有目标获取功能,既有基于单向度追求经济利益目标的“理性选择”,也有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复杂目标取向的参与,甚至有基于趣缘的各类自组织协会、志愿者参与,归根结蒂社区居民参与的核心在于经济资源嵌入下的可交换资源导向。而企业、个体经营以及生产合作社等,则具有适应功能,创造出的经济资源规模、效益、速度适应社区治理的运行幅度和频度。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自身系统整合程度低,以上各治理主体的功能效用缺乏经济力的支撑无法彰显,各治理主体出现角色紧张、行为偏差,无法在社区内凝聚,走向离散。第三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一方面,“风险”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蕴育着社区治理机制运行当中的风险。风险一,经济资源嵌入下带来的乡政村治运行机制风险。经济富庶的农村社区所在的基层政权职能由“服务”转向“汲取”,存在亲手断送繁荣的风险。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所在乡镇政权“悬浮”于农村社区,受经济资源束缚带来保姆型政权的风险。风险二,货币快速升值经济理念主导下的小农盲目投机行为蕴育潜在风险,市场机制嵌入下政府、社会反向保护机制缺失促使潜在风险转向显在风险,二者于农村社区场域渗透、交叠、撞击带来叠加风险。另一方面,“机遇”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创造了社区治理机制运行优化的机遇。机遇一,经济资源嵌入提升了社区选举机制的稳定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选举机制可以平稳运行。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容易引发选举秩序震荡。机遇二,经济资源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提供了降低社区纠纷调解过程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复合程度的必要条件。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家族结构与正式结构复合程度高。机遇三,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社会关联度高,群体内聚力强,进而经济资源扩大了社区权力资本纵向运行半径。横向非体制精英“高大威猛”并与社区体制精英合作共治,经济资源促进了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的生成。而经济资源匮乏社区纵向权力资本运行半径小,一旦超越社区边界,其边际效应无限趋向于零,权力资本被禁锢、封冻在刚性科层制下的社区层级,没有与上级进行讨价还价、折冲樽俎以及相互调适的余地。非体制精英“细小琐碎”与体制精英有走向对立、离散趋势,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遭损噬。机遇四,经济资源嵌入激活了社会资本的活力。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合作网络强劲有力。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信任缺失,互惠规范破坏以及合作化网络难以建构。机遇五,经济资源嵌入与社区文化资本构成了“培育”与“反哺”的利益关联链条。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支撑下“培育”文化资本,如高素质的人才以及社区的知名度。而培育出的大学生村官、志愿者下乡支助,服务农村社区建设,知名度的提升吸引政府整合资金、项目、土地等资源嵌入社区。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培育文化资本的支撑力量不足,而文化资本的“反哺”功能更是无从谈起。第四部分是经济资源对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笔者通过效率、公平性、回应性三个维度对经济资源差分的两个社区治理绩效的差异作出评估,直观地展现出了经济资源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显着影响,经济资源充沛足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从效率维度来看,社区经济资源充沛,则可以为提升社区治理效率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治理效率始终在低水平线徘徊。从公平性维度,笔者设计三个指标来检测社区治理的公平性。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再分配标准以及帕累托标准分析,社区治理均符合评估标准,经济资源充沛,社区治理公平性充分。但是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则受经济资源总量约束、分配暗箱化、差序化、碎片化的影响,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到以上三个评估标准,公平性表征不充分。从回应性维度分析,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从年度目标制定到层级沟通再到述职评议这一闭路循环的过程彰显了治理的回应性。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根本不具备形成这一闭路循环的充分条件,社区治理的回应性差,社区治理的弹性不足。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并进行因应政策探讨。结论:第一,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第二,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第三,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为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笔者针对性的进行了政策探讨:第一,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渠道;第二,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第三,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第四,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第五,经济资源嵌入增强社区居民对正式机构的认同,进而促进双重法律制度整合化解纠纷调解机制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的复合难题。
二、天门市农村税费实行财政统管的实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门市农村税费实行财政统管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公共品内涵研究 |
| 1.3.2 公共品供给主体研究 |
| 1.3.3 农村公共品需求研究 |
| 1.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
| 1.3.5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 |
| 1.3.6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公共品 |
| 2.1.2 农村公共品供给 |
| 2.1.3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基于W-L模型的农村公共品最优供给 |
| 2.2.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2.3 基于效率研究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
| 第3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与现实基础 |
| 3.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起点 |
| 3.1.1 政府供给与政府失灵 |
| 3.1.2 市场供给与市场失灵 |
| 3.1.3 第三方供给与志愿失灵 |
| 3.1.4 农户参与 |
| 3.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基础 |
| 3.2.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衡 |
| 3.2.2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3.2.3 农村公共品供给地区差异明显 |
| 3.2.4 第三部门壮大 |
| 3.2.5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历史演进与现状考察 |
| 4.1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发展历程 |
| 4.1.1 改革开放前中央“大统一”单一制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2 改革开放至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分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3 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4 全面税改后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探索 |
| 4.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现状考察 |
| 4.2.1 生活服务型农村公共品 |
| 4.2.2 生产保障型农村公共品 |
| 4.2.3 发展促进型农村公共品 |
| 4.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 |
| 4.3.2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 |
| 4.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碎片化 |
| 4.3.4 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 |
| 4.3.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
| 4.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4.1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4.4.2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 |
| 4.4.3 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 |
| 4.4.4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缺乏监管不到位 |
| 4.4.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研究 |
| 5.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1.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算 |
| 5.1.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区域异质性分析 |
| 5.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的时间演化趋势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期间划分 |
| 5.2.3 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
| 5.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结构效率空间理论模型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分析 |
| 5.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 |
| 6.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应用及分析 |
| 6.1.1 政府—市场—农民供给模式:以“珙县农村修路”为例 |
| 6.1.2 村集体—政府—市场供给模式:以“万春镇L村路灯维护”为例 |
| 6.1.3 政府—自治组织—私人部门供给模式:以“和顺镇H村图书馆建设”为例 |
| 6.1.4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评价 |
| 6.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绩效评价:以“农贷通”为例 |
| 6.2.1 “农贷通”平台介绍 |
| 6.2.2 数据来源与样本介绍 |
| 6.2.3 “满意度评价内容与基本情况 |
| 6.2.4 “农贷通”平台满意度综合评价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
| 7.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1 美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2 德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3 日本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4 韩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与差异 |
| 7.2.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 |
| 7.2.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差异 |
| 7.3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借鉴与启示 |
| 7.3.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体系 |
| 7.3.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村合作组织体系 |
| 7.3.3 多主体筹措资金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配套制度设计 |
| 8.2.1 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体系 |
| 8.2.2 明确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8.2.3 引导非营利组织与村级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8.2.4 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 |
| 8.2.5 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健全农村公共品质量监管体系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2）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基层腐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1.3.1 思路与方法 |
| 1.3.2 创新点与难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与基层扶贫工作 |
| 2.1.2 基层腐败与腐败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与人民主体理论 |
| 2.2.2 中国共产党治腐基本理论 |
| 第3章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现状分析 |
| 3.1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基本状况及案例选取说明 |
| 3.1.1 基层腐败基本状况 |
| 3.1.2 案例数据选取说明 |
| 3.2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问题分类 |
| 3.2.1 精准扶贫中厚亲待友的腐败 |
| 3.2.2 精准扶贫中挪用资金的腐败 |
| 3.2.3 精准扶贫中侵占骗取的腐败 |
| 3.2.4 精准扶贫中收费受贿的腐败 |
| 3.3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问题的特征 |
| 3.3.1 腐败主体趋于村级干部 |
| 3.3.2 腐败涉及领域较为广泛 |
| 3.3.3 腐败分布地区差距较大 |
| 3.3.4 小额资金腐败较为频发 |
| 3.4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危害性分析 |
| 3.4.1 腐败频发危害基层政治建设 |
| 3.4.2 腐败问题制约基层经济发展 |
| 第4章 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原因 |
| 4.1 基层扶贫领域文化及政治素养有待提高 |
| 4.1.1 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党性修养及理想信念有所欠缺 |
| 4.1.2 部分基层工作人员文化及民主法治素养有待提高 |
| 4.2 基层权力运行过程中监督体系有待完善 |
| 4.2.1 基层权力运行过程中内部监督有待完善 |
| 4.2.2 基层权力运行过程中外部监督有待加强 |
| 4.3 基层扶贫工作中法律与公开制度有待完善 |
| 4.3.1 基层扶贫工作中法律与查处机制有待改进 |
| 4.3.2 基层扶贫工作中信息公开和管理有待增强 |
| 4.4 基层扶贫工作中薪酬与激励方式尚有欠缺 |
| 4.4.1 基层扶贫工作中薪酬设计造成失衡心理诱发腐败 |
| 4.4.2 基层扶贫工作中保障与激励措施的效力有待提升 |
| 第5章 治理扶贫工作中基层腐败的对策 |
| 5.1 提高文化及政治素养 |
| 5.1.1 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素质 |
| 5.1.2 提高文化和民主法治素养 |
| 5.2 健全权力运行中的监督体系 |
| 5.2.1 完善基层扶贫工作内部监督 |
| 5.2.2 增强基层扶贫工作外部监督 |
| 5.3 完善扶贫相关法律体系和公开制度 |
| 5.3.1 加强扶贫领域法治建设和查处力度 |
| 5.3.2 优化扶贫工作信息公开和跟踪管理 |
| 5.4 改进基层扶贫工作人员薪酬及激励设计 |
| 5.4.1 合理设计基层扶贫工作人员薪酬标准 |
| 5.4.2 科学设计基层扶贫工作人员激励方式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3）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进路 |
| 第一章 “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内部观察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问题缘起 |
| 一、政策试点的方法论传统与具体实践 |
| 二、政策试点在司法改革领域的延伸运用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 |
| 一、探索型法制催生了试点改革路径 |
| 二、政策优位于法律的法制过渡性选择 |
| 三、司法的受制性强化了司法改革的试错色彩 |
| 四、司法改革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加剧改革的试验步伐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发展阶段 |
| 一、试点改革的低度活跃期: 1978—2002 |
| 二、试点改革的中度活跃期: 2003-2012 |
| 三、试点改革的高度活跃期: 2013-至今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基本性质 |
| 一、试点改革的总体特征 |
| 二、试点改革的形式特征 |
| 三、试点改革的路径特征 |
| 第五节 试点改革的基本立场 |
| 一、试点改革的基本限度 |
| 二、试点改革的路径意义 |
| 第二章 “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外部考量与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政治考量: 服从渐进政治改革 |
| 一、西方渐进政治的决策模式 |
| 二、我国渐进政治的发展及改革目标 |
| 三、渐进政治改革下的司法试点改革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的制度考量: 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
| 一、制度变迁的局部性与渐进性 |
| 二、制度变迁的成本计算 |
| 三、通过试点降低司法制度变迁成本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理性支撑: 批判理性与实践不及 |
| 一、批判理性: 否定唯理主义与虚无理性 |
| 二、实践不及: 质疑计划思维 |
| 三、理性论对司法试点改革的启示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知识依据: 知识的分工与调试 |
| 一、知识的存在状态: 无知与分立 |
| 二、知识的获取方式: 默会知识的实践性 |
| 三、知识的进化过程: 试错与调试 |
| 四、知识论对司法改革试点的启示 |
| 第三章 试点改革的运行概貌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行动框架 |
| 一、前期准备阶段 |
| 二、先行先试阶段 |
| 三、扩点总结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的规范类型 |
| 一、两类重要主体的规范梳理 |
| 二、原则性规范 |
| 三、指导性规范 |
| 四、执行性规范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项目配置 |
| 一、尚未推进项目和难以推进项目 |
| 二、外源性应激项目与内源性需求项目 |
| 三、试点项目立法吸收的整体成效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空间分布 |
| 一、总体试点的地区分布 |
| 二、单项试点的地区分布 |
| 第五节 试点改革的目标体系 |
| 一、纵向上的政策目标体系：总体目标VS框架目标VS任务目标 |
| 二、横向上的政策目标群：单一型VS复合型 |
| 三.政策目标分级对试点改革实效的影响 |
| 第四章 基于司法权为中央事权的政策型试点改革 |
| 第一节 司法权的属性判断: 中央事权的基本主张 |
| 一、中央事权的判断标准与具体内容 |
| 二、司法权为中央事权的规范表达与正当理据 |
| 第二节 中央事权的行动逻辑: 基于委托一代理关系的试点改革 |
| 一、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基本构成要件 |
| 二、委托一代理关系在试点改革的情境演化 |
| 第三节 委托一代理关系的特殊运作机制 |
| 一、解决改革主体内部组织关系的小组机制 |
| 二、解决试点单位与非试点单位关系的示范机制 |
| 三、解决技术管理与信息反馈关系的指标机制 |
| 四、解决内部与外部制度扩点的传导机制 |
| 第四节 司法权为中央事权对试点改革的政策型导向与表征 |
| 一、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组织目标 |
| 二、以政策反应的主动性作为其行动进路 |
| 三、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目标 |
| 第五章 当代政策型试点改革的问题诊断 |
| 第一节 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 综合配套改革与主体改革 |
| 一、综合配套改革与主体改革的体系关系 |
| 二、综合配套改革的现存问题 |
| 第二节 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 过度依赖顶层设计 |
| 一、计划作为顶层政策推动的主要调整手段 |
| 二、固化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 |
| 三、强制型与供给主导型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 |
| 第三节 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 路径依赖与试点异化 |
| 一、地方改革缺乏自我激励的成长 |
| 二、强化地方路径依赖与制度同化的效应 |
| 三、引发技术指标恶性竞争的机会主义与效果导向主义 |
| 四、衍生地方司法机关的应声虫行为 |
| 第四节 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 空间的压缩与垄断 |
| 一、社会主体参与试点改革的空间极为有限 |
| 二、社会主体的参与身份和地域具有高度垄断性 |
| 第六章 法理型试点改革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二阶修正 |
| 第一节 政策型试点改革的技术进阶: 实验治理 |
| 一、治理技术的革新: 作为新兴治理范式的实验治理 |
| 二、实验治理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精进: 异质关系与决策开放 |
| 三、实验治理在中国司法试点改革样本: 本土化实践与不足 |
| 第二节 政策型试点改革的制度规范: 法理型试点改革 |
| 一、法理型试点改革的理论渊源: 法理型支配的法治特性 |
| 二、法理型支配与司法试点改革的历史关联:解构与重构 |
| 三、法理型支配对司法改革的当代重塑: 法理型试点改革 |
| 第三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鼎故革新: 匡正与耦合 |
| 一、法理型试点改革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匡正 |
| 二、法理型试点改革与实验治理的二象耦合 |
| 第四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主体梯度: 国家—地方—社会的三重建构 |
| 一、主体构造的前提: 国家、地方与社会的关系再定位 |
| 二、主体构造的核心: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与分类 |
| 三、主体构造的具象: 参与主体的阶梯层次 |
| 第五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决策优化: 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的区分 |
| 一、直接决策法律拰制化的现实国情: 改革于法有据 |
| 二、法律推制化的现实途径: 授权改革的法定化 |
| 三、边际决策的自主协商化 |
| 第六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体系深化: 综合配套改革的功能定位 |
| 一、综合配套改革对主体改革的四种功能 |
| 二、综合配套改革的改进方向: 突出核心功能 |
| 第七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机制保障 |
| 一、学习型的制度推广机制 |
| 二、实质诊断的评估机制 |
| 三、问责性的督查机制 |
| 四、科学性的预测机制 |
| 五、合理的权限分配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农地流转视域下的湖北省天门市农民收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农地流转视域下农民收入问题的理论基础 |
| 2.1 研究主题的相关概念 |
| 2.1.1 农地流转及模式 |
| 2.1.2 农民收入及其分类 |
| 2.2 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关联性分析 |
| 2.2.1 农地流转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
| 2.2.2 农民收入状况影响农地流转持续性 |
| 2.3 研究农地流转视域下农民收入问题的理论支撑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收入的理论 |
| 2.3.2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农民收入的思想 |
| 第三章 农地流转视域下天门市农民收入实证分析 |
| 3.1 天门市概况 |
| 3.1.1 天门市基本情况 |
| 3.1.2 天门市农地流转现状 |
| 3.1.3 天门市农民收入现状 |
| 3.2 天门市农地流转视域下农民收入遇到的问题 |
| 3.2.1 农地转出农民收入面临的问题 |
| 3.2.2 农地转入户农民收入面临的问题 |
| 3.3 影响天门市农地流转视域下农民收入增长因素分析 |
| 3.3.1 影响农地转出户农民收入增长因素分析 |
| 3.3.2 影响农地转入户农民收入增长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实现农地流转视域下湖北天门农民收入增长的思路 |
| 4.1 提高农地转出户农民的就业竞争力 |
| 4.1.1 加强农民学习及自主创业能力 |
| 4.1.2 提高农民就业质量 |
| 4.1.3 完善农民就业服务 |
| 4.2 促进农地转入小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
| 4.2.1 提升农地转入小户发展能力 |
| 4.2.2 提高农地转入小户组织化程度 |
| 4.2.3 健全面向农地转入小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
| 4.2.4 完善对农地转入小户的扶持政策 |
| 4.3 促进农地转入大户适度规模经营 |
| 4.3.1 促进农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培育 |
| 4.3.2 增加对规模经营主体补贴 |
| 4.3.3 建立农业保险制度 |
| 4.3.4 搭建综合农地流转信息平台 |
| 4.3.5 完善农村金融信贷体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湖北省空间贫困分异格局与减贫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贫困问题具有复杂性和普遍性 |
| 1.1.2 脱贫减贫工作受到高度重视 |
| 1.1.3 扶贫成效显着但任务依然艰巨 |
| 1.1.4 贫困状况空间分布不均衡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空间贫困理论研究 |
| 1.3.2 空间贫困方法研究 |
| 1.3.3 空间贫困陷阱研究 |
| 1.3.4 空间贫困地图研究 |
| 1.3.5 空间贫困政策研究 |
| 1.3.6 研究述评与启示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2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3 贫困相关理论 |
| 2.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自然地理概况 |
| 3.1.2 社会经济概况 |
| 3.1.3 研究区典型性、代表性与研究单元选择 |
|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数据处理 |
| 3.2.3 数据库构建 |
| 4 湖北省空间贫困指标体系与测度模型 |
| 4.1 指标选取原则 |
| 4.2 自然地理资本指标体系 |
| 4.2.1 资源环境维度 |
| 4.2.2 地形地貌维度 |
| 4.2.3 气候气象维度 |
| 4.3 人文地理资本指标体系 |
| 4.3.1 经济资本维度 |
| 4.3.2 社会资本维度 |
| 4.3.3 交通区位维度 |
| 4.4 空间贫困指标体系 |
| 4.5 空间贫困指数-熵权TOPSIS模型 |
| 4.6 本章小结 |
| 5 湖北省空间贫困异质性格局分析 |
| 5.1 空间贫困总体特征 |
| 5.1.1 空间贫困总体格局 |
| 5.1.2 空间贫困分异格局 |
| 5.2 空间贫困结构特征 |
| 5.2.1 自然地理资本空间特征 |
| 5.2.2 人文地理资本空间特征 |
| 5.3 本章小结 |
| 6 湖北省空间贫困关联性格局分析 |
| 6.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
| 6.2 全局空间关联性分析 |
| 6.3 局部空间关联性分析 |
| 6.4 热点分析(Getis-Ord Gi~*) |
| 6.5 本章小结 |
| 7 湖北省空间贫困陷阱分析 |
| 7.1 致贫贡献度模型 |
| 7.2 致贫因子分析 |
| 7.2.1 整体致贫因子分析 |
| 7.2.2 五类贫困区致贫因子分析 |
| 7.2.3 单项因子致贫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湖北省空间贫困减贫策略 |
| 8.1 扶贫政策梳理及效果评价 |
| 8.1.1 扶贫政策梳理 |
| 8.1.2 扶贫效果评价 |
| 8.2 空间贫困减贫策略 |
| 8.2.1 自然地理资本优化策略 |
| 8.2.2 人文地理资本优化策略 |
| 8.2.3 五类贫困区减贫策略 |
| 8.3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主要创新点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9.3.1 研究不足 |
| 9.3.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湖北省能人回乡创业问题研究 ——基于六县市区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与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三乡工程 |
| 二、创业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
| 二、“推力—拉力”理论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四、创业理论 |
| 第二章 湖北省能人回乡创业现状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范围和问卷设计说明 |
| 一、调查范围 |
| 二、调查问卷设计 |
| 第二节 湖北回乡能人的基本情况 |
| 一、回乡能人的基本特征 |
| 二、回乡能人自身特性 |
| 第三节 能人回乡前工作情况 |
| 一、能人回乡之前的工作区域 |
| 二、能人回乡前外出工作时间 |
| 三、能人回乡前从事行业 |
| 第四节 能人回乡后创业发展现状 |
| 一、能人创办企业的情况 |
| 二、企业资金筹集渠道分析 |
| 三、创业发展环境及其特点 |
| 四、回乡能人创业困难因素 |
| 五、政府扶持回乡创业政策 |
| 第三章 影响湖北省能人回乡创业的因素 |
| 第一节 能人回乡发展的主要原因 |
| 一、能人回乡创业的原因统计 |
| 二、能人回乡创业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回乡创业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分析 |
| 一、回乡创业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矩阵 |
| 二、回乡创业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分析 |
| 第三节 回乡创业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分析 |
| 一、不同年龄阶段的能人回乡因素分析 |
| 二、不同户口性质的能人回乡因素分析 |
| 三、不同文化程度的能人回乡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湖北省能人回乡创业困境分析 |
| 第一节 能人回乡创业现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一、能人回乡创业的运营满意度分析 |
| 二、能人回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能人回乡创业困境的因素分析 |
| 一、因子分析理论模型 |
| 二、能人回乡创业困境的因子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创业困境影响程度分析 |
| 一、Logistic回归模型介绍 |
|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
| 三、能人回乡创业困境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完善乡镇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良好回乡创业氛围 |
| 二、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解决企业资金方面困境 |
| 三、加大创业培训教育力度,提升能人创业综合素质 |
| 四、提高政府为民服务意识,建立形成创业长效机制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以湖北省天门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及概念界定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2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3章 天门市农民增收情况分析 |
| 3.1 天门市概况 |
| 3.2 天门市农民收入情况 |
| 第4章 天门市农民增收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2 变量选取 |
| 4.3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 4.4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第5章 天门市农民增收对策建议 |
| 5.1 加大农业投入,完善农业服务体系 |
| 5.2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
| 5.3 落实科技兴农战略,提高农产品的产出效益 |
| 5.4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8）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缘起: 探索农村环境变革之道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与研究方向 |
| 第四节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一、技术路线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西方环境治理的转型及其启示 |
| 一、西方环境威权主义反思与转向 |
| 二、西方环境民主主义与环境治理 |
| 三、西方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参与式治理: 地方治道变革的新趋向 |
| 一、参与式治理的理论渊源 |
| 二、参与式治理的理论诠释 |
| 第三节 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分析框架 |
| 一、参与式治理运行的CLEAR模型 |
| 二、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内在机理 |
| 第三章 解构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治理的历史变迁 |
| 一、农业社会时期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 |
| 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环境动员式治理 |
| 三、乡政村治时期农村环境放任式治理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根源、特征及评价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制度根源 |
| 二、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实践特征 |
| 三、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历史评价 |
| 第三节 达标压力型体制: 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一、压力型体制的类型划分 |
| 二、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三、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局限困境 |
| 四、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变革方向 |
| 第四章 选择性认同: 农村环境参与的内生力 |
| 第一节 新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离心化”现象 |
| 一、谋利型精英: 乡村公共权威的缺失 |
| 二、个体化农民: 乡村公共责任的淡化 |
| 三、农村社会“离心化”实质: 互动视角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离心化”与农村环境参与失序 |
| 一、“权威缺漏”与农村环境问题“越级诉求” |
| 二、“丛林法则”与农村环境资源“公地悲剧” |
| 三、“人际疏离”与农村环境合作“纽带松弛” |
| 第三节 选择性认同、社区重建与农村环境参与意愿 |
| 一、善港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 |
| 三、农村社区认同重构与农村环境参与 |
| 第五章 组织化赋权: 农村环境参与的行动力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组织化的演化趋势 |
| 一、传统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的强自治组织 |
| 二、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强管控组织 |
| 三、市场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行政化组织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必然选择 |
| 一、政治层面: 维护合法环境权益的需要 |
| 二、经济层面: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需要 |
| 三、社会层面: 维持社区环境秩序的需要 |
| 第三节 组织再造、赋权增能与农村环境参与能力 |
| 一、善港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实践考察 |
| 二、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再造的实践逻辑 |
| 第六章 民主式协商: 农村环境参与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
| 一、协商民主与农村环境参与契合性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基本理念 |
| 三、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有效条件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制度载体 |
| 一、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内部制度载体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外部制度载体 |
| 第三节 民主式协商、双轨政治与农村环境参与有效性 |
| 一、“双轨政治”模型的时代演化 |
| 二、“双轨政治”重塑与农村环境参与效力 |
| 第七章 建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内涵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比较 |
| 二、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三、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现实回应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践路径 |
| 一、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环境治理集体共识 |
| 二、改革环境硬法治理,加强运用环境软法治理 |
| 三、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9）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杜赞奇命题” |
| (二) 一个根本性问题 |
| (三) 日趋严峻的现状 |
| 二、文献回顾 |
| (一) 公共权力监督的研究 |
| (二) 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个案基本概况 |
| (一) 蕉岭县基本概况 |
| (二) 三圳镇情况简介 |
| (三) 芳心村村情概况 |
| 第一章 宗族共同体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与约束 |
| 一、传统社会村庄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 |
| (一) 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机制 |
| (二) 中国伦理道德与祠堂族权 |
| 二、芳心村戴姓宗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 |
| (一) “开基田头定居黄龙” |
| (二) “聚族而居十代千口” |
| 三、芳心村戴姓宗族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形态 |
| (一) 宗族共同体公权力的产生 |
| (二) 族、房长权力的作用范围 |
| 四、戴姓宗族公共权力向公共权威的转化 |
| (一) 与祖先崇拜相关的活动 |
| (二) 维护宗族公共利益的活动 |
| 五、戴姓宗族权威的道德监督与制约 |
| (一) 宗族权威的道德自律 |
| (二) 族权内部的权力制衡 |
| (三) 自下而上的层级监督 |
| (四) 族规对族权的限定 |
| 六、外部力量对族权的尝试性监控及成效 |
| (一) 国家权力对族权的介入过程 |
| (二) 国家权力对族权监控的失败 |
| 七、小结 |
| 第二章 新政权建设时期的群众运动型监督 |
| 一、土地改革中村庄公共权力主体的更替 |
| (一) 过渡性的村级权力组织 |
| (二) 新政权下的首批乡村干部 |
| (三) 对农会权力蜕变性质的判断 |
| 二、国家事务剧增中村庄公共权力的重构 |
| (一) 疾风骤雨般的农业合作化 |
| (二) 群体分化形成的“干部阶层” |
| 三、公社体制下村庄事务与公共权力特性 |
| (一) 村庄承担的内外公共事务 |
| (二) 公社的权力结构及其特点 |
| 四、公社权力蜕变及内部监督机制 |
| (一) 村庄公共权力蜕变的表现 |
| (二) 内部权力监督机制的限度 |
| 五、外部监督的尝试:农村基层反“三风” |
| (一) 社员对问题的揭露及处理 |
| (二) 当事人的意见及事实还原 |
| 六、外力监督范围的扩大:“四清”运动 |
| (一) 内外权力相互结合 |
| (二) 清查账目干部分类 |
| (三) 处理包袱进行退赔 |
| (四) 完善制度健全机构 |
| 七、小结 |
| 第三章 “乡政村治”下权力制约型监督的形成 |
| 一、人民公社解体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变迁 |
| (一) 公社解体后急剧减少的公共事务 |
| (二) 国家事务与村庄事务比重的变化 |
| 二、村民自治的兴起与公共权力再度蜕变 |
| (一) 公共事务催生村庄治理方式的变革 |
| (二) 双重授权下公共权力的蜕变与失控 |
| 三、外部监督的主动作为及其限度 |
| (一) 自上而下的党风廉政建设 |
| (二) 治理权力失控收效甚微 |
| 四、外力推动下内生监督的形成 |
| (一) 内外联动组建专门化组织 |
| (二) 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村庄公权力监督的困境与限度 |
| 一、权力监督组织的独立性 |
| (一) 村庄“一把手”的权威 |
| (二) “村监会”人选的猫腻 |
| (三) “村监会”成员更换的逻辑 |
| (四) “村监会”地位的尴尬 |
| (五) 依附于村“两委”的监委会 |
| 二、监督主体的道德与能力 |
| (一) “村监会”里的“四不清”干部 |
| (二) 截然相反的两位理事会长 |
| (三) 正派公益热心人的“私心” |
| (四) “监督者也需要监督” |
| 三、内生监督权的动力来源 |
| (一) 利益、荣誉与责任的选择 |
| (二) 监督权行使的外力推动 |
| (三) 对两种监督力量的评价 |
| (四) 制衡型监督的“负效应”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走向 |
| 一、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内生”资源的价值 |
| (一) 内生型权力监督形成的基础 |
| (二) 内生型基层社会监督的价值 |
| 二、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外源”动力的转型 |
| (一) 从“运动”到“推动”:外力监督作用方式的变革 |
| (二) 从“推动”到“互动”:外力监督介入程度的限定 |
| 三、“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 |
| (一) 划定村庄内外权力作用的边界 |
| (二) 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 |
| (三) 持续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 |
| (四) 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 |
| (五) 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模式建构 |
| 一、基本结论: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基本规律 |
| 二、命题回应:杜赞奇所预言的中国基层权力监督困境的破解 |
| 三、模式建构:“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10）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 税费改革以降的乡村治理经济基础困境 |
| 2. 城乡非均衡到城乡统筹的发展契机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三) 概念界定 |
| 1. 经济资源 |
| 2. 农村新型社区 |
| 3. 农村新型社区治理 |
| (四) 文献综述 |
| 1. 国外研究 |
| 2. 国内研究 |
| 3. 文献评述 |
| (五) 研究方法 |
| 1. 文献研究 |
| 2. 实地观察 |
| 3. 深度访谈 |
| (六) 两农村新型社区概况及选择依据 |
| 1. M社区概况及选址 |
| 2. Z社区概况及选址 |
| (七) 研究意义 |
| (八) 创新点与不足 |
| 1. 创新点 |
| 2. 不足 |
| 二、经济资源嵌入对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 |
| (一) 乡镇政府的“激进”与“守旧” |
| 1. M社区所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激流勇进” |
| 2. Z社区所在L镇的“裹足不前” |
| (二) 社区组织的“奥迪”与“奥拓” |
| 1. M社区: “奥迪”——“比肩接踵” |
| 2. Z社区: “奥拓”——“门可罗雀” |
| (三) 社区群众参与“锣鼓喧天”与“铁板一块式全体沉默” |
| 1. M社区群众民主参与“锣鼓喧天” |
| 2. Z社区群众参与“铁板一块式全体沉默” |
| (四) 物业服务的“兴盛”与“撂荒” |
| 1. M社区物业服务“兴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 |
| 2. Z社区物业“撂荒”——沦为亲族利益输送“管道” |
| (五) 小结: 经济资源提升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
| 1. 纵向关联——乡镇政府实力对经济资源嵌入影响显着 |
| 2. 横向关联——增强基层自治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功能、提升群众参与度 |
| 三、经济资源嵌入对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 |
| (一) 乡政村治“新”机制 |
| 1. “权力带来繁荣”后的异化走向“国家型经纪” |
| 2. “保姆型”政权看守“留守型”社区 |
| (二) “金线的突然折断”与“粮食的瞬间蒸发” |
| (三) 选举机制的“和平过渡”与“秩序震荡” |
| 1. M社区选举“和平过渡” |
| 2. Z社区选举“秩序震荡” |
| (四) 纠纷调解机制:复合程度的高低 |
| 1. M社区复合程度低 |
| 2. Z社区的复合程度高 |
| (五) 经济资源与权力、社会、文化资本的互动机制 |
| 1. 经济资源与权力资本互动机制比较 |
| 2. 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的互动机制比较 |
| 3. 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本的互动机制比较 |
| (六) 小结: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 |
| 1. 经济资源变量引发“乡政村治”机制变迁风险——“权力断送繁荣”风险、“悬空”风险的两个表征 |
| 2. 经济理念嵌入带来小农投机与反向保护机制缺失的叠加风险 |
| 3. 经济资源嵌入提升社区选举机制运行的稳定性 |
| 4. 经济资源的多寡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 |
| 5. 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 |
| 6. 经济资源刺激下社会资本活力迸发 |
| 7. 经济资源“培育”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反哺”社区 |
| 四、经济资源嵌入对于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 |
| (一) 效率 |
| 1. M社区“窗口”的高效与Z社区“蜗居”的杂乱比较 |
| 2. M社区“双向转诊”制度的应用与Z社区地下室的门诊比较 |
| (二) 公平性 |
| 1. 帕累托标准衡量比较 |
| 2.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衡量比较 |
| 3. 再分配标准衡量比较 |
| (三) 回应性 |
| 1. M社区的回应性分析 |
| 2. Z社区的回应性分析 |
| (四) 小结: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
| 五、结论与政策探讨 |
| (一) 结论 |
| 1. 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 |
| 2. 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 |
| 3. 经济资源嵌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
| (二) 政策探讨 |
| 1. 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 |
| 2. 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 |
| 3. 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 |
| 4. 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 |
| 5. 经济资源强化居民对正式结构认同,化解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难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天门市农村税费实行财政统管的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D]. 严宏. 西南大学, 2021(05)
- [2]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基层腐败问题研究[D]. 黄靖雯.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0(06)
- [3]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D]. 廖丽环. 厦门大学, 2019(07)
- [4]农地流转视域下的湖北省天门市农民收入问题研究[D]. 张明慧.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5]湖北省空间贫困分异格局与减贫策略研究[D]. 孙璇.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6]湖北省能人回乡创业问题研究 ——基于六县市区的调查[D]. 董博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7]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以湖北省天门市为例[D]. 高登. 长江大学, 2019(12)
- [8]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D]. 李波.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9]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D]. 李庆召.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10]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D]. 张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