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光《百官公卿表》辨析（论文文献综述）
郭畑[1]（2021）在《《宋大事记讲义》成书考论》文中研究说明认为淳佑七年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并非吕中所撰,其《大事记》应是渊源自蔡幼学《大事记》,而蔡幼学作《大事记》则是为继续其师陈傅良未竟的《皇朝大事记》。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以蔡幼学《大事记》为基础而作了"讲义",并补充了部分《大事记》的内容。其后,吕中又在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讲义",所以诸本《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和《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都题为"吕中讲义"。陈傅良、蔡幼学作宋朝《大事记》,以及其后出现的《大事记讲义》,在体例上都受到吕祖谦《大事记》的影响。
曹磊[2]（2021）在《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吐谷浑是西晋至北宋时期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的一员,源于慕容鲜卑,属于东胡系统。吐谷浑在历史上活动长达7个世纪之久,不仅本族历史内容丰富多彩,而且也与周边政权及民族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和交融,深度参与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古代多民族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之一。研究吐谷浑历史,对于更为全面地了解西晋至北宋时期的北方民族有着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研究吐谷浑历史的学术成果颇丰,以往的研究成果基本理清了吐谷浑历史的发展脉络。若要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入,就要对古今中外学者关于吐谷浑的史料、族名、政治制度、经济类型、文化习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系统梳理与评析,以求对今后的研究贡献一点力量。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对汉文文献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进行比较和辨析略有不足,这是必须重视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宋书》《南齐书》《梁书》《周书》《隋书》《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正史中的吐谷浑专传,属于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吐谷浑史的一手史料。今本《魏书·吐谷浑传》与《北史·吐谷浑传》的异文保留了《魏书》散佚前的部分原貌,是今本《魏书·吐谷浑传》中最具价值的内容。《宋书·吐谷浑传》在整个吐谷浑历史文献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后世史家在介绍吐谷浑早期历史时,大多据之增删或改写。《晋书·吐谷浑传》的形成时间虽较晚,但却是现存吐谷浑专传和专条中史源较为原始的吐谷浑专传之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汉语音韵学、民族史语文学等方法,对“吐谷浑”“退浑”“吐浑”“吐谷”“浑”等名号的读音进行了考释,构拟这些名号的读音,对“阿柴虏”“赀虏”“河南”“阿赀虏”“野虏”“va-zha（A-za）”等名号的含义进行研究,或对族称认识有所裨益。实际上,“退浑”“吐浑”“浑”“吐谷”皆为“吐谷浑”的急读和简称,“阿赀”与古藏文A-za（也转写作va-zha,汉译为“阿夏”）皆属于对“阿柴”名号的同音异译。“阿柴虏”“赀虏”“阿赀虏”“野虏”为一些入居河西的鲜卑人的姓氏,也用来作为对吐谷浑的贬称,但对“吐谷浑”这一名号含义的释读要持谨慎的态度,在没有明确的直接的释义记载的情况下,不宜轻率下结论。吐谷浑作为汉化程度较高的慕容鲜卑的后裔,形成了以父死子继为主的汗位世袭制,并先后仿照西晋及北魏制度建立一整套多元官制。具体而言,在伏连筹之前,吐谷浑仿照西晋的王国属官制度设立了以长史、司马为元辅的中央官制,地方政治体制则属于部族制,呈现出胡汉杂糅的特点。伏连筹继位后,其政治制度有了一个大的变革,仿照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官制设立了以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为中枢的中央官制,地方政治体制亦由部族制转变为封建制,并且还制定了简单的刑律。吐谷浑的经济类型具有以游牧经济为主,狩猎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多种经济并存的特点。其中,游牧业为吐谷浑人提供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始终是吐谷浑最主要的经济类型,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狩猎业在吐谷浑人的生产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除补充衣食之需外,还具有娱乐和军事训练的功能。手工业是游牧业的辅助行业,为吐谷浑人提供了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军事装备。农业亦是吐谷浑的经济类型之一,但并不是吐谷浑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商业在吐谷浑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其游牧经济呈现出了浓重的商业化色彩。在鲜卑文化、汉文化、羌氐文化、西域文化的影响下,吐谷浑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应自身社会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习俗,创造了颇具特色的文明成果。形成了以肉酪为主、杂以其他食物的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典型的鲜卑特色的服饰文化,以窃婚为主的婚姻习俗、以土葬为主的丧葬习俗和以原始萨满教、佛教、狮子崇拜等为主要类别的宗教信仰。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着的区别,从“正统”王朝的藩属到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游牧汗国,再到唐朝的藩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其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也随着其自我政治定位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整体上来看,与南朝政权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在北魏统一北方后,吐谷浑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臣属于北魏,但是在政治认同上其并不认同北魏。在伏连筹可汗之后,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发生了变化,其君主不再以中原正统王朝的藩王自居,而是以游牧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可汗”自居。这种思想反映在对周边各族和政权的交往中表现为利益先行和左右逢源,运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巧妙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以求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被唐朝灭国重建后,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再次发生了变化,一直以唐朝藩属自居,展现出了浓厚的属国色彩。
韦婷[3]（2021）在《《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文中提出《广雅》爲三国魏张揖所撰,该书体例比附《尔雅》,是《尔雅》之後又一部解释词义的训诂之作。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即疏证《广雅》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根据“因声求义”理论指出、系联大量具有音同、音近、音通、音转等通假关系的字组,并据此校订相关传世文献,多有发明,犹爲後人奉爲圭臬。历来对於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不全面,对《疏证》中具有通假关系的材料也未能穷尽地整理、证实与检讨。本文选取《疏证》（含《补正》）中具有通假关系的异类声素字组爲研究对象,以“新材料”爲切入点,尽量全面地结合传世、出土文献材料对这些字组进行“新证”研究。其中,传世文献以先秦、两汉、魏晋材料爲主,出土文献以战国、秦汉简帛材料爲主,兼及金文、碑刻、铜镜、玺印、兵器及古文字字形等材料。通过本文的“新证”研究,意义有二:一是丰富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通假字的研究。本文拓展了《广雅疏证》的研究视野,不仅指出、证实不少新见通假字组,且较爲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通假材料、原则、规律及问题。二是本文在多重证据、多种角度上重新检讨与评价了王念孙的声韵理论、音转理论以及因声求义理论。本文通过对346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地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一、王氏在《疏证》中一直将东、冬合韵,王氏晚年分韵二十二部,或基於谐声材料。二、在已标注声韵关系的344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中,主要以双声或叠韵字最多,以同类音转爲次,以异类音转最少。从声韵关系的配合上来看,皆以声韵相近或双声叠韵爲主。从异类声、韵转的分布来看,常用、无例证通假字中的声、韵转规律与王力相同,其声韵部流转的语音条件皆呈反比,而不常用通假字中的声韵部流转没有明显反比关系。三、王氏《疏证》中“因声求义”理论已经脱离了以往随意“音转”的风气,基本严格遵守古声韵系统来系联音义,仅在个别单一音义系联上出现了问题。四、王氏《疏证》中的“转”主要是指声纽相同或相近,韵部相流转,王氏对於“音转”的尺度整体有很好的把握,存在少量滥用“音转”现象。值得注意地是,其中大多特殊音转词,属於受到时、地等因素影响较多的声训词、同源词、方言词、名物词、虚词、连词等等,而小部分零散的声训词、同训词或义近实词的特殊音转现象有待商榷。
沈雷[4]（2021）在《南朝中央监察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南朝中央监察制度为研究对象,具体可分为对制度沿革的考定,与对制度实际运行的研究两大部分。南朝中央监察制度以御史台和尚书台的“二台”之制为核心,此制度以刘裕霸府时期尚书台获得“风闻奏弹”权为形成标志,此后宋、齐、梁、陈四代基本相沿无变。南朝的“二台”之制,由于各朝的实际情况的不同,而在各代呈现不同的样态。在弹劾程序的实际运行中,政治性因素愈加重要,决定了弹劾的发起和惩处的执行。第一章,主要介绍刘宋的“二台”之制。以刘宋御史台为基点,追溯御史台组织和诸制度自两汉以来的演变生成。尚书台的监察权也可追溯自两汉,但在东晋末,通过谢灵运弹事,尚书台获得了与御史台相同的监察权限,从而发展为南朝中央监察的“二台”之制。第二章,以刘宋各皇帝为次序分析具体弹劾事件。一方面,弹劾作为行政性行为,主要以具体罪行为对象;另一反面,弹劾亦是官僚系统的控制程序,在实际运行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成为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刘宋朝弹劾制度经历了定制,守制,行权到崩坏的四个过程,其与弹劾的政治化过程相同步。第三章,南齐开国初,御史中丞陆澄欲重新确立“二台”平等分掌模式,但未能成功,尚书台仍保有对御史台的监察权。萧鸾以弹劾行为来重新确立官僚组织中礼律规章,故对实施弹劾的江淹有“严明中丞”的评价。第四章,萧梁曾有御史大夫的建置,此官为梁国之官,而非朝官。是曹魏以来禅代模式中,在王国官建置中才出现的“特殊”官职,与御史中丞之职并无关涉。萧梁中央监察仍是二台之制,但监察权开始向御史台集中。梁武帝的改制行为,欲将门阀秩序制度化,纳入到皇权秩序中,使此时期呈现一种特殊的过渡状态。第五章,陈朝的制度基本沿袭萧梁,并无大的改变。二台之制中,尚书左丞的监察权似再度退回到尚书台内,中央监察以御史台为主。在实际弹事中,主要体现为对陈朝宗室的弹劾。
潘竑历[5]（2020）在《汉代大司农研究》文中提出大司农是汉代重要官职,大概源于先秦的“农正”、“农师”等职位。大司农称谓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一是由秦开创,并被西汉建国者继承,且延续至汉景帝中元六年的治粟内史;二是汉景帝中元六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的大农令;三是由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制后,至王莽新朝始建国元年的大司农;四是始建国元年,王莽将大司农相继改为羲和与纳言;五是东汉建国后,刘秀又改为大司农,东汉末为大农。汉代大司农在九卿中的排序也发生过变化。汉初治粟内史处在九卿中第二的位置。通过对西汉时期传世文献的分析可知,在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制后到宣帝即位之前,大司农的地位实际上一直处于九卿中第三的位置,《汉书》将大司农排在九卿倒数第二的位置,应该是宣帝即位之后发生的。到了王莽新朝,大司农位置仅在三孤卿之下。而东汉时期,大司农的地位并未有多少变化,一直处于九卿中第八的位置。大司农的职掌主要将其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掌管农业生产;二是掌管大部分税收;三是掌管物资调度;四是掌管盐、铁、酒制作和专卖;五是掌管均输、平准。通过表格统计与分析,我们发现多数就职大司农的人此前曾担任过太守一职。关于大司农的继续升迁,西汉政府多将其擢升为三公,而且主要是三公中的御史大夫;在东汉,其政府则多升大司农为三公中的太尉。大司农作为汉政府的财政机构,拥有很多属官,本文选取了十个较为重要的属官作了简单分析。从大司农属官的变化,可以看出大司农职能的变化以及对九卿之一——少府职能的侵蚀,可以这么认为,大司农职权的增加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了少府职权的减少。汉代大司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上来说,可以从大司农的选任、迁转情况看出大司农的选拔较为严格的,多数人经历了地方历练,以优异表现入职。大司农的升迁亦是如此,三公之职位尊而权高,非有能之人不可任。从经济上来说,大司农之前本管农业,由于汉武帝征伐四方的需要,便增加了大司农的职能,使其主管全国经济,进而管辖全国商业,增加国库收入,却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商人。从军事方面来说,大司农属于后勤保障部门,一切军需物资皆由大司农经手。
刘铭[6]（2020）在《齐召南《汉书考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书考证》是清代齐召南在史学方面的代表性着作之一,也是武英殿本《汉书》一大重要的组成部分。齐召南在《汉书》每卷後撰写考证条目,对《汉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纠正了不少《汉书》的错误,其中部分条目对中华书局点校本的修订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简要介绍齐召南的生平和着作,上编详细梳理了《汉书考证》的内容、版本、成书,并比较本书与《汉书疏证》的关系,最终总结归纳《汉书考证》的成就与不足。下编选择其中有价值的条目进行考释,论证相关内容是否正确合理。
田丰[7]（2020）在《“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文中研究指明建武元年（25）,西汉宗室疏属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特殊的“中兴”性质,使得东汉在政治上存在着向前朝盛世学习的风潮。曾中兴汉朝的宣帝刘询是其时最受士人关注的西汉君主之一。由此东汉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笔者称之为“孝宣情结”,即指东汉士人对前汉宣帝、宣帝朝辅臣及其所共同构成之政治的认同感、归属感。这一政治文化对东汉王朝影响深远,故本文以东汉士人之“孝宣情结”为研究对象,希冀通过梳理其缘起变化发展的过程,进而勾勒出东汉近两百年政治变化发展的轮廓。西汉中期,宣帝以成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中兴了彼时衰败的汉朝。因此有汉家传统的,“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与带有汉宣帝特色的,以吏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实践,就构成了经典的孝宣政治,加之西汉中后期士人对汉宣帝形象充满曲折的层累建构,共同推动了东汉士人“孝宣情结”的缘起。东汉建立后,国家的首要任务即是确定立国方针。“孝宣情结”的缘起使得此时的士人对宣帝中兴汉朝的故事颇为倾慕,向孝宣政治的回归便成为了东汉朝野共同的目标。在“孝宣情结”的驱使下,东汉皇帝重构国家政治,拔高宣帝地位,如光武重新确立宣帝在汉家宗庙中的位置以颂扬其功,更换精明能干的太子以继承大业;以班固为代表的一批文士则综合前史塑造,以历史书写的形式固定了汉宣帝的中兴形象。孝宣政治也成为了东汉初年行政的范本,光武、孝明二帝复行孝宣之政,将其内核融入东汉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开创了东汉前期的盛世。明帝以降,章、和二帝虽能继续领导东汉王朝走向盛世,但出于调整现实政治的考虑,由章帝推动的帝国政治转向,与宣帝所奉行的理性政治渐远,为东汉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也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在此时的上层士人如皇帝身上,几乎看不到“孝宣情结”了,东汉初年由皇帝主导,君臣共尚的“孝宣情结”转为由中下层士人主导。东汉中后期,中央权假他姓,外戚、宦官的先后迭兴使得东汉中央政治败坏,地方政治亦濒临崩溃。国家衰落,士人们为重振皇权,整肃吏治,纷纷以孝宣政治为模板,设计东汉新政,一批士人更在具体实践中推行孝宣之政。不过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士人们的努力只是徒劳,其人由此心灰意冷,旨趣转变。东汉末年,仅见于中下层士人的“孝宣情结”则出现了明显的异变。汉宣帝中兴汉朝的幻景与汉朝难以复兴之现实的抵牾使得其时士人较少直接提及汉宣帝,“孝宣情结”存在着脱敏淡化的趋势。本是为挽救国家危亡,纠正国家弊端的孝宣政治被士人拆解开来,泛化为一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成为了汉末群雄经营地方的重要参考。三国创业君臣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儒法兼用,重塑吏治,从并起的汉末英豪中脱颖而出,最终三分东汉天下。而原本为构建汉宣帝中兴形象的谶纬异象也出现了异化,变成了地方割据乃至最终他姓完成权力转换的重要因素。
黄聪[8]（2019）在《汉晋时期戊己校尉研究》文中提出汉王朝自武帝始积极经营西域,汉匈之间围绕西域的归属问题展开了长期激烈的争夺,而车师因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又成为汉匈在西域争夺的重点。元帝初元元年,汉廷鉴于长期在车师对匈奴用兵而此地反复易手的教训,对屯田车师的力量进行整合,正式设置戊己校尉。此后,戊己校尉历经岁月沉浮,至东晋咸和二年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活跃于汉晋时期近四百年。戊己校尉是汉晋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域所置重要官职,承担着屯田积谷、镇抚西域和抵御外族入侵的职责,从元帝初元元年至平帝元始年间和汉明帝时期,戊己校尉的职数为二员,此后又都合并为一员,其属员有校尉丞、司马、司马丞、候、候令史、候丞、校尉史、书佐和掾、史等。戊己校尉作为汉晋时期西域驻屯兵的军事长官,除接受中央领导,还要受西域都护节制,大约从东汉中期开始,戊己校尉需听命于敦煌太守,而随着州刺史权力的扩大,从东汉后期开始形成了以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的领导体制并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统计、归纳和分析可以发现汉晋时期在选拔边地官员时相对选拔内地官员更具有包容性,戊己校尉的选任比较注重候选人的军事背景;戊己校尉受到朝廷重视,其上升管道比较通畅,任职者此后大多获得重用,既有担任中央官职,也有调任地方要职。戊己校尉在汉晋时期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了促进边疆开发、维护西域稳定、维护丝路北道和北新道畅通的重要作用。
王小敏[9]（2019）在《《通鉴》载惠帝高后年间史事书写探析》文中研究说明《资治通鉴》对惠帝高后年间史事的记载,是尊重历史史实的信史。司马光通过对惠帝高后年间史料的汇编、对不同来源史料的整理与考证,获得了最接近史实的史料,为其编撰惠帝高后年间史事提供了可靠的史料。《通鉴》所载事实大部分与史籍记载一致,且无异议;然仍有部分史事记载值得商榷。一方面,若史籍记载有差异,为使《通鉴》所载史事最大限度的尊重史实,司马光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相应处理:当史籍记载相左时,通常采用多种史料相互印证,并对其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进而舍弃不合理之处和不符合常识之处;同时,《通鉴》亦舍弃史籍中与迷信相关的记载;《通鉴》通常舍弃史籍中出现的单条记载;《通鉴》还对史籍中史料进行整合,以获得详实记载;其还通过考证,纠正了史籍中的记载错误;对于史籍中时间记载缺失的事件,将其系于年尾,用“是时”隔开;《通鉴》载官职、称谓等更倾向于化繁为简,此均为史事处置得当之处,也是《通鉴》成为信史的基石。另一方面,《通鉴》所载史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通鉴》中部分记载与史籍记载有偏差,并不能准确记叙史事,其中系年错误,是最大的问题;所载史事违背编年纪事原则;史事记载无出处;《通鉴》对史事细节处理粗糙、混乱;记载疏误等现象时有出现。另外,《通鉴》所载部分史事由于史料的局限,并不能够确定其是否真实,待进一步考证。司马光对惠帝高后年间史事的书写,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它用史事教育世人为人子要孝,不可意气用事、处事不可文过饰非、治家要能从长远规划、交友要坚持原则、反对有违伦理纲常之举,在对诸如此类小事的记叙中渗透着司马光对治国、治家、为人的大智慧。其对特定事件重新定性,体现了《通鉴》的时代性;其塑造了惠帝仁弱的形象、吕雉祸国的形象,既是司马光对惠帝高后时期历史的思考,又体现了司马光对现实的期待。
雷铭[10]（2019）在《秦汉禁苑研究》文中提出禁苑又称“苑”或“囿”,或“苑囿”连称。禁苑的初始形态是猎苑,至秦汉时期,多为大型宫、苑结合的复合型禁苑——宫苑。秦汉禁苑在园林学、建筑学领域,通称之为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相对应。秦汉禁苑的主要类型是宫苑,其内部建有供帝王所需的游猎设施、居住设施和交通设施,边缘建有隔离设施。游猎设施有兽圈、禽馆、保护、隐蔽、伪装等设施。居住设施如楼、台、宫、观等。交通设施主要有甬道、驰道、奴道等。甬道、驰道专供帝王行驰。甬道是驰道的加强版,两边筑有墙垣,将天子与外人隔开,以保证皇权的神圣性和皇帝的人身安全。驰道的中央三丈,惟皇帝得行。奴道是与驰道相对的慢行道,它或许是一种大众道,但随时可为皇帝专用。隔离设施为垣和耎。秦汉禁苑皆有耎,并非秦统一后在六国故地的专设。兼顾禁苑的发展史,秦汉禁苑可分为猎苑、宫苑、公马牛苑三类。秦汉时,单纯的猎苑已较少见,多宫苑和公马牛苑。公马牛苑包括厩苑和牧师苑。宫苑中多有猎苑和厩苑（中央厩苑）。中央厩苑主供帝王、皇室成员所需舆马。牧师苑设在边郡,为备战而设。史载牧师苑三十六所。公马牛苑所蓄养马、牛为秦统一和汉逐匈奴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汉武帝以后,国力衰减,公马牛苑逐渐废弛和裁撤,致使汉廷对边境的控制力亦趋向衰弱,至东汉后期,边郡丢失,边郡牧师苑不复存在。后虽在西南地区重新设置,但成效不彰。秦汉时大型宫苑主要有上林苑、宜春苑、云梦苑、沙丘苑等。上林苑的范围最广,至汉武帝时扩建至极,与宜春苑相接,隶属于共同的管理机构——水衡都尉。云梦苑在先秦时范围辽阔,归秦后仅保留安陆部分,成为管理严密的禁苑。沙丘苑历史最为悠久,在先秦时就建有供殷王祭祀的台型建筑,沙丘苑中所上演的历史事件,影响也最为深远。秦汉禁苑的兴衰,受帝王意志支配。秦汉禁苑的管理皆较严密。有一套运行有效的职官系统,配以详细繁密的管理律令。为防卫禁苑,保证帝王安全,禁苑及其隔离地带皆为禁区,他人非有凭证不得出入。百姓在隔离地带猎取禽兽与在禁苑中同罪,擅闯者要受重罚。秦汉禁苑的职官系统分设令、丞、尉、监等,隶属于中央的少府及水衡都尉。秦汉禁苑职官的行政职能主要有巡逻禁苑保卫安全、保护禁苑生态、处理相关民事纠纷、管理禁苑交通以及禁苑的日常维护等。秦汉禁苑严格要求“从令”田猎,防止非时田猎和过度开采。秦汉禁苑对公马牛等畜产和官奴婢实行详细的簿籍管理;对畜产的护养管理严格,护养失当者要承担赀以盾、甲甚至丢官的惩罚,而护养有功,则会受赏;重视马匹的调教,建有质量追踪机制,对牧养的马匹不合格者,相关的责任人都要受到重罚,甚至革职永不叙用。秦汉时期禁止百姓在公家的禁苑牧场放牧,并禁止在公马、牛等牲畜放牧经过的地方设置陷阱和其它狩猎装置,违犯者皆以罪论处。秦汉禁苑严格管控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较大的林木及其树叶、树皮,违者“与盗同法”。禁苑内的人员管理,是指除帝王之外其他所有人员的管理,“盗入禁苑”者与亡人皆为非法停留者,秦时多处以肉刑或诛杀,汉文帝废除肉刑后,改处“完为城旦”。秦汉禁苑除帝王之外,他人出入皆需凭证而行。凭证的类型计有“传书”“券”“符”“传”“久”等,办理和使用皆有一定的程序。秦汉禁苑政治功能突出,秦始皇于上林苑营作朝宫,汉时设乐府、水衡都尉官,既是外交与朝会的场所,也是重要的演练军阵和水军操练的基地。禁苑既是国家祭祀的重要场所,亦为各种祭祀活动提供祭品。禁苑还是百戏与雅俗乐表演、水嬉与斗兽之所,具备鲜明的娱乐功能。因游猎属性的存在,秦汉禁苑经常举行射礼,射礼的举行既有娱乐的因素,亦有礼仪教化的用意,射礼的举行与禁苑内学校的设置,突出了禁苑的教育功能。总之,秦汉禁苑专为帝王所设,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禁苑的兴衰与国力的强弱相一致,也与皇权的盛衰相始终。
二、司马光《百官公卿表》辨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司马光《百官公卿表》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1）《宋大事记讲义》成书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初作《宋大事记讲义》者非吕中 |
| 二、《宋大事记讲义》的成书渊源 |
| 三、《宋大事记讲义》的成书过程 |
| 四、吕祖谦《大事记》的影响 |
（2）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三、研究现状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吐谷浑基本史料辨析 |
| 第一节 南北朝史籍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 |
| 一、《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
| 二、《南齐书·河南传》 |
| 三、《魏书·吐谷浑传》 |
| 第二节 唐修正史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 |
| 一、《梁书·河南传》 |
| 三、《北史·吐谷浑传》 |
| 四、《周书·吐谷浑传》 |
| 五、《隋书·吐谷浑传》 |
| 六、《晋书·吐谷浑传》 |
| 第三节 五代及宋修正史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 |
| 一、《旧唐书·吐谷浑传》 |
| 二、《新唐书·吐谷浑传》 |
| 三、《新五代史·吐浑传》 |
| 第二章 吐谷浑名号考 |
| 第一节“吐谷浑”的读音及其含义 |
| 第二节 退浑、吐浑、浑与吐谷 |
| 第三节 河南 |
| 第四节 阿柴虏、赀虏、野虏与va-zha(A-za) |
| 第三章 吐谷浑的政治制度 |
| 第一节 以父死子继为主的汗位世袭制度 |
| 第二节 早期仿西晋王国属官制与部族制 |
| 第三节 伏连筹改革之后的仿北魏官制与封建制 |
| 第四节 简单的刑律制度 |
| 第四章 吐谷浑的经济文化面貌 |
| 第一节 吐谷浑的经济类型 |
| 第二节 吐谷浑的生活习俗 |
| 第三节 吐谷浑的宗教信仰 |
| 第五章 吐谷浑与南北朝及隋唐政权的关系 |
| 第一节 吐谷浑与南朝政权的关系 |
| 一、吐谷浑正统王朝藩属的自我政治定位 |
| 二、维护南北交往和贸易通畅 |
| 第二节 吐谷浑与北朝政权的关系 |
| 一、与北魏先“战”后“和” |
| 二、与东魏、北齐以和平交往为主 |
| 三、与西魏、北周以战争为主 |
| 第三节 吐谷浑与隋唐政权的关系 |
| 一、隋对吐谷浑“战”“和”政策的转变 |
| 二、唐对吐谷浑“战”“和”政策的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与资料汇编 |
| 二、相关研究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3）《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绪论 |
| 第一节 《广雅》与《广雅疏证》 |
| 一、《广雅》概况 |
| 二、《广雅疏证》概况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解题 |
| 一、“通假关系”相关概念界定 |
| 二、通假字与同源字、古今字、异体字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
| 三、“新证”界定 |
| 第三节 《广雅疏证》研究现状回顾 |
| 一、王氏的音韵学、音转理论研究回顾 |
| 二、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与实践情况回顾 |
| 三、“新证”研究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使用材料范围 |
| 一、研究对象 |
| 二、使用材料范围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一章 《广雅疏证》语音关系新证概况 |
| 第一节 王念孙的声韵理论概述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中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广雅疏证》中不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不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不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广雅疏证》中无例证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无例证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 |
| 第一节 “因声求义”理论溯源 |
| 第二节 从“新证”看《疏证》对“因声求义”的实践 |
| 一、从“新证”看王氏疏证连词 |
| 二、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虚词 |
| 三、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名物词 |
| 四、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同源字 |
| 五、从“新证”看王氏指出的通假字 |
| 六、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音义相近字 |
| 第三节 王念孙“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得失 |
| 一、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成就 |
| 二、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不足 |
| 第三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音转”理论 |
| 第一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声转研究 |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声转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声转分析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韵转研究 |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韵转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韵转分析 |
| 第三节 从“新证”看《广雅疏证》中的“转”语 |
| 一、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二、不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三、无例证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第四节 王氏音转理论与实践的得失 |
| 结语 |
| 下编 |
| 表一:《广雅疏证》(含《补正》)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 表二:《广雅疏证》(含《补正》)不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 表三:《广雅疏证》(含《补正》)无例证通假字一览表 |
| 三十韵部条目索引 |
| 音序索引 |
| 引用材料简称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南朝中央监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刘宋中央监察制度 |
| 第一节 御史台沿革 |
| 第二节 御史中丞诸制考 |
| 第三节 御史台诸官诸制考 |
| 第四节 尚书台之监察权 |
| 小结 |
| 第二章 刘宋中央监察制度的实际运行 |
| 第一节 宋武帝朝诸弹事 |
| 第二节 宋文帝时期诸弹事 |
| 第三节 宋孝武帝朝诸弹事 |
| 第四节 前废帝和明帝朝诸弹事 |
| 小结 |
| 第三章 南齐中央监察制度及其实际运行 |
| 第一节 南齐中央监察制度 |
| 第二节 齐高帝朝诸弹事 |
| 第三节 齐武帝朝诸弹事 |
| 第四节 齐明帝朝诸弹事 |
| 第五节 东昏侯朝诸弹事 |
| 小结 |
| 第四章 萧梁中央监察制度及实际运行 |
| 第一节 萧梁中央监察制度 |
| 第二节 萧梁诸弹事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陈朝中央监察制度及实际运作 |
| 第一节 陈朝的中央监察制度 |
| 第二节 陈诸弹事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汉代大司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理论和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大司农的起源及其称谓演变 |
| 2.1 起源 |
| 2.2 称谓演变 |
| 2.2.1 内史与治粟内史 |
| 2.2.2 大农与大农令 |
| 2.2.3 西汉大司农 |
| 2.2.4 羲和、纳言 |
| 2.2.5 复称大司农 |
| 第3章 汉代大司农的地位与职掌 |
| 3.1 地位 |
| 3.1.1 西汉大司农的地位 |
| 3.1.2 新朝大司农的地位 |
| 3.1.3 东汉大司农的地位 |
| 3.2 职掌 |
| 3.2.1 掌管农业生产 |
| 3.2.2 掌管大部分税收 |
| 3.2.3 掌管物资调度 |
| 3.2.4 掌管盐、铁、酒的制作专卖 |
| 3.2.5 掌管均输、平准 |
| 第4章 汉代大司农的选任、迁转与属官 |
| 4.1 选任和迁转 |
| 4.2 属官 |
| 4.3 从少府属官变化看大司农对少府职权的侵蚀 |
| 第5章 汉代大司农的影响 |
| 5.1 政治影响 |
| 5.2 经济影响 |
| 5.2.1 农业影响 |
| 5.2.2 商业影响 |
| 5.3 军事影响 |
| 5.3.1 保障军费来源 |
| 5.3.2 保障军备配给 |
| 5.3.3 保障军粮供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目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致谢 |
（6）齐召南《汉书考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评述 |
| 二、齐召南生平及着作 |
| (一)齐召南生平 |
| (二)齐召南着作 |
| 上编:《汉书考证》研究 |
| 一、《汉书考证》的内容 |
| 二、《汉书考证》的版本 |
| 三、《汉书考证》的成书 |
| (一)成书背景 |
| (二)成书过程 |
| 四、《汉书考证》与“佚名”《汉书疏证》的关系 |
| 五、《汉书考证》的成就与不足 |
| 下编:《汉书考证》校读札记 |
| 凡例 |
| 一、纪 |
| 二、表 |
| 三、志 |
| 四、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録 |
| 一、《汉书考证》条目综録 |
| 二、《汉书考证》与《汉书疏证》条目比对 |
| 後记 |
（7）“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 (一)关于孝宣政治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东汉士人与孝宣政治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东汉政治的相关研究 |
| 第一章 政治内核与中兴建构:“孝宣情结”的缘起 |
| 第一节 孝宣政治的内核 |
| 一、“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 |
| 二、以吏治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制造汉宣帝:西汉中后期时人对汉宣帝形象的层累建构 |
| 一、谶纬与祥瑞:汉宣帝在位前后的形象建构 |
| 二、谥号:汉宣帝身后的形象建构 |
| 三、汉宣帝以降的中兴形象建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兴重构与政治回归:“孝宣情结”的发展 |
| 第一节 东汉前期汉宣地位的重构 |
| 一、建武十九年的政治重构 |
| 二、《汉书》对汉宣帝中兴形象的塑造与定型 |
| 第二节 孝宣政治的回归 |
| 一、“柔道”与“霸王道杂之” |
| 二、“中兴已来,追踪宣帝”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转型与中兴呼唤:“孝宣情结”的分化 |
| 第一节 章、和二朝的政治转型 |
| 一、尚宽的皇帝与严苛的官吏 |
| 二、外戚、宦官的崛起 |
| 第二节 东汉中后期所面临的困境与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
| 一、东汉中后期所面临的困境 |
| 二、东汉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
| 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重生与功用流变:“孝宣情结”的异变 |
| 第一节 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与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 |
| 一、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 |
| 二、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孝宣政治的部分回归 |
| 第二节 谶纬异象与汉魏嬗代 |
| 一、两汉间孝宣谶纬异象的功用流变 |
| 二、“冠石之祥”与匹夫裂土 |
| 三、“字成木叶”与汉魏禅代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汉晋时期戊己校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汉晋时期戊己校尉专题研究 |
| 2、汉晋时期政府对西域的管理研究 |
| 3、汉晋时期西域屯田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一、汉晋时期戊己校尉的源流 |
| (一)戊己校尉的设置 |
| 1、戊己校尉设置的历史背景 |
| 2、戊己校尉设置时间考 |
| 3、戊己校尉名称考 |
| 4、汉晋时期戊己校尉驻地考 |
| (二)汉晋时期戊己校尉的流变 |
| 1、西汉时期 |
| 2、东汉时期 |
| 3、魏晋时期 |
| 二、汉晋时期戊己校尉建制与职责 |
| (一)汉晋时期戊己校尉的建制 |
| 1、汉晋时期戊己校尉职数考 |
| 2、汉晋时期戊己校尉属员考 |
| 3、汉晋时期戊己校尉秩禄考 |
| 4、汉晋时期戊己校尉隶属关系考 |
| (二)汉晋时期戊己校尉的职责 |
| 1、屯田积谷 |
| 2、镇抚西域 |
| 3、抵御外族入侵 |
| 4、管理西域民政事务 |
| 三、史料所见汉晋时期历任戊己校尉考述 |
| (一)汉晋时期戊己校尉人物考辨 |
| (二)汉晋时期戊己校尉选任迁转情况分析 |
| 1、任前情况分析 |
| 2、任后情况分析 |
| (三)史料所见汉晋时期历任戊己校尉主要事迹考述 |
| 1、西汉(含新莽)时期 |
| 2、东汉时期 |
| 3、魏晋时期 |
| 四、汉晋时期戊己校尉的地位和作用 |
| (一)汉晋时期戊己校尉的地位 |
| (二)汉晋时期戊己校尉的作用 |
| 1、促进边疆开发 |
| 2、维护西域稳定 |
| 3、维护丝路北道和北新道的畅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9）《通鉴》载惠帝高后年间史事书写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通鉴》载惠帝高后年间史事得当之处探析 |
| 一、《通鉴》所载史事得当之处分析 |
| (一)载事件得当 |
| (二)载时间得当 |
| (三)载官职、称谓得当 |
| 二、《通鉴》所载惠帝高后年间史事得当之处考辨 |
| 第二章 《通鉴》载惠帝高后年间史事失当之处探析 |
| 一、《通鉴》所载史事失当之处分析 |
| (一)载时间失当 |
| (二)载事件和官职失当 |
| 二、《通鉴》所载惠帝高后年间史事失当之处考辨 |
| 第三章 《通鉴》对惠帝高后年间史事建构 |
| 一、注重彰显史事教化功能 |
| (一)为人子要孝 |
| (二)处事不可文过饰非 |
| (三)治家要能从长远规划 |
| (四)治国提倡“萧规曹随” |
| (五)维护伦理纲常 |
| 二、纠正对事件的错误定性 |
| 三、建构无“迷信”的惠帝高后朝 |
| 四、《通鉴》对惠帝高后年间历史的建构 |
| (一)塑造惠帝仁弱形象 |
| (二)塑造吕雉祸国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秦汉禁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基本史料 |
| (一)本文的基本史料 |
| (二)对基本史料的归纳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秦”的时空范围 |
| (二)禁苑、分类与本文的研究范围 |
| 三、相关研究回顾 |
| (一)秦汉禁苑的布局 |
| (二)秦汉禁苑的分类 |
| (三)秦汉禁苑的管理 |
| (四)秦汉禁苑的功能 |
| 四、研究的意义及价值 |
| 五、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秦汉禁苑的设立与布局 |
| 第一节 秦汉禁苑的设立 |
| 一、继承前代的禁苑 |
| 二、秦汉设立的禁苑 |
| 第二节 居住与游猎设施 |
| 一、居住设施 |
| 二、游猎设施 |
| 第三节 隔离设施：垣与耎 |
| 一、苑有垣 |
| 二、苑有耎 |
| 三、耎有垣 |
| 第四节 苑内交通设施 |
| 一、甬道 |
| 二、驰道 |
| 三、弩道 |
| 第二章 秦汉禁苑的类型、位置及演变 |
| 第一节 猎苑 |
| 一、禁苑的早期形态与秦汉宫苑 |
| 二、文献所见主要猎苑 |
| 三、军事演练与施刑场所 |
| 第二节 宫苑 |
| 一、宜春苑 |
| 二、上林苑 |
| 三、云梦苑 |
| 四、沙丘苑 |
| 第三节 公马牛苑 |
| 一、公马牛苑、厩苑、牧师苑的关系 |
| 二、公马牛苑的分布 |
| 三、公马牛苑的兴衰与影响 |
| 第三章 秦汉禁苑的管理与运营 |
| 第一节 职官设置 |
| 一、中央职官 |
| 二、禁苑职官 |
| 三、主要宫苑和公马牛苑的职官设置 |
| 第二节 行政管理职能 |
| 一、田猎管理 |
| 二、公马牛等畜产的管理和护养 |
| 三、禁苑牧场及林业资源管理 |
| 四、苑内人员管理 |
| 五、其它相关职能 |
| 第三节 出入禁苑的法律规范 |
| 一、出入程序 |
| 二、凭“证”出入 |
| 三、违反禁苑出入的法令 |
| 第四节 对禁苑吏员的奖惩 |
| 一、对禁苑吏员的奖赏 |
| 二、对渎职的惩罚 |
| 三、对失职的惩罚 |
| 第四章 秦汉禁苑的功能 |
| 第一节 政治军事文化功能 |
| 一、国家机构设置与政务处理 |
| 二、外交与朝会 |
| 三、祭祀与斋戒 |
| 四、帝王劝农 |
| 第二节 经济功能 |
| 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要来源 |
| 二、物资储备基地 |
| 三、供水与赈灾 |
| 第三节 娱教功能 |
| 一、百戏与雅俗乐表演之所——上林苑 |
| 二、水嬉与斗兽 |
| 三、秦汉禁苑的教育功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司马光《百官公卿表》辨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宋大事记讲义》成书考论[J]. 郭畑. 北京社会科学, 2021(07)
- [2]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D]. 曹磊.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3]《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D]. 韦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4]南朝中央监察制度研究[D]. 沈雷.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5]汉代大司农研究[D]. 潘竑历. 湘潭大学, 2020(02)
- [6]齐召南《汉书考证》研究[D]. 刘铭.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D]. 田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8]汉晋时期戊己校尉研究[D]. 黄聪.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9]《通鉴》载惠帝高后年间史事书写探析[D]. 王小敏. 河南师范大学, 2019(07)
- [10]秦汉禁苑研究[D]. 雷铭.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