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农业税增长看农村税费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提出
王可园[2]（2016）在《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文中指出有关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重点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考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建构乡村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应对方式。二是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主要考察引发农民维权抗争的原因,近来则转向重点分析农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和过程。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对每个时段农民政治行为做出比较清析的分析,缺点则是忽略了不同时段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浙北嘉善县一个村庄——优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分析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宏观的政治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微观领域农民不同的政治行为,并将个案村庄农民的政治行为融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探讨其政治社会效应。作为长线段的历时性分析,本文没有对每一时段农民的细小行为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重点考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政治行为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反馈性结果,如带来的公共政策变迁等。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时段内农民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宏观领域的变化促成了怎样的农民政治行为；三是农民政治行为又如何引致新的宏观领域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行为逻辑正在从“为生存而行动”向“为权利而行动”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这种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历史上,优新村农民的行为主要受到生存压力的支配。频繁的自然灾害、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混乱的政治时局,都使得优新村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费尽心思。建国之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新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初步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党与农民之间短暂的蜜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农民一样,优新村农民也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面对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优新村农民选择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反行为”或“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性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虽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但至六十年代初基本陨落,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都未再发生新的重大变迁。真正的转变自改革开放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包产到户获得重生,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王地,农民与国家进入了第二次“蜜月”时期。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端导致公社的组织权威不可避免地衰落,促使它们最终解体。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但是,公社体制的解体,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在向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由公社负责的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困境。虽然优新村的干部在分田到户之后仍关心村庄事务,但集体经济的窘迫却令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不得不开始自主管理的实践,他们集资、筹劳以修桥、修路,填补了公社解体之后留下的空间。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村民自治制度应声落地,实现了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村民自治所实现的政治赋权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退出村庄后的无奈之举,没能在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农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出现大量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九十年代,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于“税费”领域。乡镇政府将收税任务下派给农村干部,至于农村干部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则并不多问,这给农村干部提供了一条侵犯农民权利的绿色通道,农民反抗在所难免。这一时期,与全国其它许多地方农民主要因税费过重而发起抗争维权行动不同,优新村农民在“税与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认可国家的农业正税,但对此之外的附加收费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相对来说,此时的农民政治行为相对缓和。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优新村农民因在“征地拆迁”中权利受到侵害而发起了多轮上访,直到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全国性的农民体制外维权行动弱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了再确认,缓解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但农民生存压力的彻底解除,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诉求。只有政治上的深化赋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政治整合。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干部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干部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发展历程,在优新村,农村基层民主已经从选举向监督迈进,并更进一步向参与和协商回归。赋予农民监督村庄精英权力的权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政治一体化,使一度“天下大乱”的优新村重新恢复秩序。对优新村建国以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与一般人们认为生存诉求主导了农民的行动不同,农民的政治行为逻辑经历了一个从“为生存而行动”到“为权利而行动”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以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生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农村一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助推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农民能够超越村庄而接触来自更广领域的信息,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导入对农民的权利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在三个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宏观上来看,农民的权利政治有助于促进党和国家权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换,中观上则会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对农民个人来讲,农民的公民能力将会在维权行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陈玉龙[3]（2015）在《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 ——以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手买与价值的关系到底如何?这是一个古老却又没有定论的命题,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解释这个问题,公共政策评估亦不例外。在公共政策评估的发展历程中,这个问题经历了激烈的思考与争论,事实与价值的“两分’一度成为公共政策评估的主流思想,纯理性的评估追求也极大地推动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发展。但是随着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深入与细化,价值缺失所带来的问题和隐患开始显现,“价值回归”以及“事实与价值统合”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相融合的评估思想已经获得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从单一理性模式到多元理性模式的耦合成为公共政策评估发展的潮流。可是,如何理解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的融合?对于公共政策评估中的各要素如何进行结构性安排?怎样最客观地实现价值评估?……这些现实中存在的难题成为了限制公共政策评估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本文正是以这些亟待解决的理论或实践问题为逻辑起点,将研究主题聚焦于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的融合,聚焦于构建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公共政策评估框架。以事实评估和价值评估的融合为逻辑主线,以“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实现路径——案例分析”为研究路径,本文在梳理总结国内外公共政策评估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逻辑推演,提出了将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公共政策评估框架,并且以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为例进行了实证评估,验证了该框架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1）构建了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框架。突破了哲学上的探讨,根据公共政策的回溯性,以公共政策目标为联结,本研究构建了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框架,实现了经验与规范的统一。该框架遵循先“事实”后“价值”的评估路径,以政策目标为中介,实现由“政策效果——政策目标——政策价值”的反推,在理性事实评价的基础上进行非理性的价值判断,将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串联起来。（2）建立了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路径。在理论分析的指引下,形成了完整的公共政策评估路径,将公共政策评估分为3部分,分别是政策目标提取、政策目标效果测度和政策整体绩效价值判断。通过这样一个路径赋予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可操作性,对政策价值、政策评估主体、政策目标、政策目标群体及政策评估方法进行了结构性安排,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元模式的困境,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3）促进了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融合。以往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大多采用单一的方法对政策效果进行研究,并且运用定量评估手段的文献不多。本研究在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将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论证、多属性效用分析等方法引入到公共政策评估系统,形成了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集合,提高了公共政策评估的效度,弥补了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在实证领域的缺陷。（4）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从事实与价值两个维度进行了绩效评价。依据前文所建立的公共政策评估模式,选取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实证分析,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缺。本研究在确定公共政策目标的基础上,以回应性、公平性和发展性为价值指导,从事实和价值两个维度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第一,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回应了农民的利益诉求,显着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并且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具有明显的时间持续效应；第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没有很好地满足公平性价值要求,原因是制度设计上追求形式的绝对公平反而导致了实质的不公平,并且地方政府的选择执行和变相抵抗阻碍了执行过程的公正严明；第三,农村税费改革导致政府债务进一步增加,这种财政上的风险透支了地方和农村的发展潜力,为地方和农村的长治久安带来隐患。
胡志辉[4]（2014）在《农业税改革与中国农民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文中提出“三农”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也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农民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的变迁则是解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途径,同农村改革进程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农业税改革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主线,是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系统回顾了农业税改革的历程与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全文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税政策的调整为线索,以时间为序,从纵向上系统梳理农业税改革的历程及后农业税时代涉农政策的走向。第一章简要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改革及不同历史时期党领导的农业政策的变迁历程。第二章在阐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税政策调整的基础上,系统回顾了始于本世纪初的以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并对取消农业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成效与意义做出简要分析。第三章首先总结归纳了后农业税时代相关的涉农税收优惠政策,并分析了统一城乡税制的实现条件及实现路径,即当单位农村劳动力生产效率显着提高,农民不再是弱势群体,农业不再是弱势产业,廉洁高效的城乡财政体系、税收征管体系建立健全之时,城乡税制一体化便可真正实现。其次,系统回顾了以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从农村基本制度层面深化和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是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同时也是农业税改革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部分以农业税改革促进农民减负增收为线索,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的巨大变迁,主要表现为农民的经济变迁、生活方式变迁、生产方式变迁和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第四章阐述了新时期农村居民负担状况及收支状况的变迁,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经济状况及生活方式的变迁。首先,通过对农民负担及收入状况进行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数理分析,可以看出农民负担在波动下降,人均收入波动上升,农民群体内部及区域间收入不均衡,并分析了引起农民收入变化的各种因素。其次,通过对农民消费支出及其结构变化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民消费支出增长迅速,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份额下降,用于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逐年增加,生活品质大幅提升,但农民内部、区域间消费不均衡的现象仍然存在。最后,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影响农民增收的四个可以量化的主要因素（税费负担、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农支出）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未来数十年中,税费负担对农民收入影响微乎其微,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对促进农民增收有明显的滞后性,而工资性收入有替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五章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阶段性分析,反映了农民在新时期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变迁。生产方式上,由传统单一的农耕生活向现代的多元经营和多元就业转变,体现在农业耕种、个体经营、城镇就业的相互融合；生活方式上,由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向现代的多元生活方式转变。此外,通过对比1978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分析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体制性因素和非体制性因素,得出如下结论：户籍制度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因,而在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农民减负历史使命之后,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为有效的路径为通过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扫除农民“城市化”的各种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城乡劳动力的优化配置,继而以大幅减少农村人口的方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以实现个体收入的增长。第六章揭示了新时期农村居民价值观念的变迁,正在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传统的小农意识主要表现为缺乏主体意识的权威崇拜、封闭保守的经世心态和注重经验、安分守己的处世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农民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得到根本改变,价值观念在传统与现代间交织碰撞,表现在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家庭婚姻观念日渐开放；自闭、守旧观念淡化,开放、竞争、功利意识增强；宗法、迷信观念有所淡化,科学、民主、法治意识增强。就农民价值观念变迁的影响因素而言,一方面是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此外,通过对农民观念变迁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民价值观念不仅能够反映出农民对社会事实的认知,映射出社会变革的发展趋向,而且能够在自我调整中重构深化,在与社会制度和改革机制的互动中起到推动或是阻碍的作用。再者,本文提出应加强对农民群体的精神救助,积极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促进农民价值观念与个人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以避免农民群体在经济收入和价值观念上双重马太效应的出现。
胡志辉[5]（2011）在《党领导的农业税改革简论》文中提出“财赋者,邦国之本。”农业税作为国家财政的收入来源之一,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历朝历代的兴亡更替也无不与农业税赋的轻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广大农村呈现出全新的气象,农业税的实质随之改变。在旧中国,农业税的实质,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一种超经济的剥削,体现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共产党的政权范围内,农业税的实质已经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而发生彻底的变革,集中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全文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税改革历程作以系统梳理。在建国前,农业税改革推动了土地改革的深入,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保障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推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建国后,农业税改革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财政收入,适应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时确保了农民负担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农业税改革及时缓解了农村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民增收,创新了农村改革、发展和管理理念,提升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公信力,维护了党在群众中的声望和领导地位。党在领导农业税改革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必将为新时期“三农”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农业税改革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的党,是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认清自身现状,纠正自身错误,解决自身问题的党,是一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善于用发展的眼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辟新道路的党。
谢太平[6]（2010）在《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改革以来,安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安徽农业总产值达到1418.1亿元,是1978年53.8亿元的26.4倍;粮食产量3023.3万吨,是1978年1482.6万吨的2倍多;农民人均纯收入4202.5元,是1978年113.3元的37倍。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已经被纳入全球的框架之中,与世界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发生密切的联系。应对农业国际竞争,推进农村现代化,必须把发展农村产业放在优先的位置,其中重要的是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为此,必须在稳定的基础上完善和创新农业经营制度。农业经营制度,是指在一定的环境和技术条件下,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经济主体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以一定的形式与他人、国家和市场发生经济活动所遵循的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农业经营制度反映的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土地经营者以土地为基本要素与他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从产业视角看,农业经营制度变迁也反映了基础产业与现代工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复杂关联。本文以制度环境——制度创新——制度绩效为分析框架,以农业经营的主体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为基本逻辑,以农民与国家、集体、市场之间的关系为视角,从农地产权制度、农业生产组织、国家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和农业税收制度等维度实证考察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过程。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从时间跨度上讲,是指建国以来安徽农业经营制度所经历的变革;从空间概念上看,是指作为中国农业大省的安徽在农业经营方面所进行的创新。安徽作为中国的一个典型农业省区,其农业经营制度变迁过程折射出中国当代农业经营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制度环境决定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创新决定制度绩效,制度绩效引致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发生不是自发演进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绩效偏好。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演进过程中,由于制度环境的影响,绩效偏好中的主要方面经济绩效偏好和意识形态偏好相互作用,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扩张与收敛、基层实验的受挫与创新。安徽基层实验的成功引发了一系列规模更大的试验,最终导致中央意识形态的变化。农村改革为意识形态变化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显示了基层实验和意识形态变化是如何引致有效的制度变迁的。建国后,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包括:土地改革后、公社时期、大包干时期和税费改革以来这样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农业生产组织的关系、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农民与市场的关系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形成了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产品分配制度和税收制度等,正是这些制度的产生与更替,型塑了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变革与创新的鲜明图景。土地改革是建国后中国农村社会“三次革命”之首。土地改革是调整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均分土地的目标实现与制度安排,为经济主体实现潜在利益提供了现实的路径,使制度潜能的实现成为可能。安徽农业“三项改革”是安徽农业经营的第一次创新实践,实现了更高的制度绩效。但是,国家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已经将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权。当国家意志改变的时候,农民的私有产权形式就必须改变。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人民公社制度是以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公社制度安排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现实路径。公社制度是一种“有效”选择,但“有效”并非“有效率”。由于公社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农业生产的低效率无法避免,最终导致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责任田”的产生,是安徽应对农业大危机农业经营制度的又一次创新。“责任田”在产权安排上实行使用权的有限分解,在合约实施上改变了“自我实施的合约”的监督和激励方式,降低了交易费用,减少了“搭便车”现象,将“外部性”内化,实现了更高的制度绩效。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社制度下的安徽农业生产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安徽小岗农民的“大包干”实践是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大包干”的产生,得益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制度非均衡、制度装置诱引、路径依赖、意识形态刚性的弱化、效用取向的趋同是“大包干”得以产生的制度环境。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重塑了微观市场主体,解决了劳动监督和劳动激励不足的问题,使农业生产经营的最优决策得以实现,从而实现了农民和国家收益上的帕累托改进。这是承包责任制产生的根源,也是其发展的动力。制度安排的效率与效果不仅是其自身的函数,而且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随着农村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农业经营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的弱质性日益凸显。税费改革前,安徽农业经营面临新问题,农民负担加重,增收缓慢。农业收益的分配关系在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是导致问题的制度根源。税费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利益博弈,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民作为利益直接相关者参与了角逐,成为博弈主体,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过程就是博弈均衡实现的过程。论文通过对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进程的研究,得出以下经验:贯穿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过程的主线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土地制度是农业经营制度的核心内容,其产权变革对于农业经营的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选择与产权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这在大包干之后安徽农业经济的发展中表现明显;制度变迁方式与农业经营的绩效密切关联;在农业经营制度供给体系中,扩大制度选择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对于制度的有效供给意义重大。本文共有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从概念入手,厘清了农业经营制度涵义、相关因素,阐释了制度变迁相关理论,建立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分析了土地改革后、公社时期、大包干时期以及税费改革以来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历次变迁与创新,并运用相关理论进行了解释与评价。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第七章对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经验进行了总结,针对安徽农业经营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创新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路径设想。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1）概念与材料创新。首先,厘清了农业经营制度的概念。对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学界有着清晰的认识,而对于农业经营制度,理论界却缺乏基本的概念认同。本文从农业经营的内在逻辑和外部联系入手,分析了农业经营制度的涵义。其次,论文以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典型省区安徽作为研究对象,以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纵向变迁为依据,实证研究了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过程,实现了研究材料从宏观宽泛到微观具体的突破。（2）新的考量维度和分析框架。论文以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的产权关系为基本逻辑,以农民与国家、集体、市场之间的关系为视角,从农地产权制度、农业生产组织、国家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和农业税收制度等层面考察农业经营制度,以新的考量维度分析了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的变迁过程。论文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以制度环境——制度创新——制度绩效为分析框架,以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工具,探索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环境、过程、原因、动力和绩效,揭示制度创新的作用,并且总结经验,为安徽乃至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
陈俭,段艳[7]（2010）在《1978—2006年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负担的演变经过凸显—加重—膨胀—下降四个阶段,农民负担变化的特点是由升—降以及税轻费重;农民负担上升的原因是多元的,主要是我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分税制的缺陷、农村税外收费泛滥以及县乡机构膨胀财政负担过重等;而农民负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采取税费改革、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及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治理等措施。要减轻农民负担,必须增加农民收入,必须有支农、惠农的政策,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地方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变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等。
黄丽华[8]（2008）在《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文中研究指明有关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研究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课题。之所以有如此判断,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就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它也与目前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三农、民生等热点问题密切相关。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宏观指导,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激励理论等分析工具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轨迹,剖析了制度变迁的诱因、各个时期供给制度的主要特征、绩效以及存在的弊端。并在描述、归纳了瑞典等国家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经验的基础上,针对目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从供给主体、筹资机制、激励机制、公共选择机制等几大侧面,由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由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为今后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制度安排提出了系列操作性较强的对策与建议。
杨斌[9]（2007）在《中国农民广义税收负担走向》文中提出本文研究了1949年到目前中国农民广义税收负担演进历程。研究表明:狭义的农业税负担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广义税收负担（包括"暗税"、杂项负担、间接税负担）不轻,而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1953～1985年间工农产品"剪刀差"形成的负担是农业税的6倍多;1986～2001年的16年间,包括"三提五统"和劳役在内的杂项负担为1774.21亿元,是农业税的10.24倍。2002～2005年农民负担的间接税和土地现代"暗税",年平均9092.77亿元,是最高年份（2003年）农业税总额423.82亿元的21倍。近六年农民负担的直接间接税费（含现代"暗税"）与国家为农村地区或农民提供的公共产品价值（政府广义涉农支出）的缺口年均为10045.57亿元,存在典型的农民负担重、得益少的非对称财政机制。农业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广义税收（间接税和现代"暗税"）仍在运行。将农民缴纳的广义税收以增加向农村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整体地还给农民,是建设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赵云旗[10]（2007）在《中国当代农民负担问题研究（1949—2006）》文中提出本文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了新中国以来农民负担的发展变化。首先勾画了新中国农民负担的上降变化态势,认为1949—1976年农民负担处于相对稳定期,1976—2000年农民负担开始凸现加重,2000—2006年农民负担逐步下降。其次揭示了新中国农民负担发展变化的特点:一是不断发生升降变化;二是处于不平衡的态势;三是时期差距比较大。然后剖析了新中国农民负担上降变化的原因。最后总结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教训。
二、从农业税增长看农村税费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农业税增长看农村税费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2）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理论资源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 |
| 四、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章节安排 第一章 研究综述与个案择取 |
| 一、海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海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三) 国内学术期刊相关研究综述 |
| (四) 文献评价与本文思路 |
| 二、研究样本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样本 |
| (二) 资料来源 第二章 权利之前：生存压力及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塑造 |
| 一、农民生存压力的自然历史根源 |
| (一) 频繁的自然灾害 |
| (二) 落后的生产条件 |
| (三) 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
| (四) 混乱的政治时局 |
|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生存压力的缓解 |
| (一) 革命胜利与政权新建 |
| (二) 土地改革的宣传与发动 |
| (三) 农民“身心”的初步解放 |
| 三、集体化、人民公社与农民生存压力之复杂变奏 |
| (一)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农业集体化的启动与加速推进 |
| (二) 人民公社：“大跃进”引来的歧路 |
| (三) 集体化时期农民生存压力的复杂变奏 |
| 四、生存压力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多重面相 |
| (一) 生存压力下农民的政治行为 |
| (二) 农民的政治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兴起与陨落 第三章 接触权利：自主管理与政治赋权的最初尝试 |
| 一、农民与国家的第二次“蜜月” |
| (一) 包产到户的重生 |
| (二) 短暂的第二次“蜜月” |
|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
| (一) 难以避免的弊端 |
| (二) 组织权威的衰落 |
| (三) 公社制度的终结 |
| 三、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和初获赋权 |
| (一) 困境中的村级公共事务 |
| (二) 自主管理在行动 |
| (三) 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 第四章 徘徊与反复：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贫困的农民权利及其成因 |
| (一) 权利贫困下的农民 |
| (二) 农民权利贫困的多种成因 |
| 二、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 摇摆于“税与费”之间的农民 |
| (二) “征迁”引发的“上京”行动 |
| (三) 体制外维权与农民政治认同弱化 |
| 三、农民的体制外维权与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 (一) “千年”农业税的取消 |
| (二) 农民土地权利的再确认 第五章 朝向权利：政治赋权与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一、从参与到选举：农村基层民主的兴起与扭曲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
| (二) 民主在农村基层的兴起 |
| (三) 被扭曲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深化赋权：拓展的农村基层民主及其回归之路 |
| (一) 从选举到监督：拓展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 从监督到协商：重新迈向民主的本质 |
| 三、赋权农民及其政治一体化 |
| (一) 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二) 农村政治秩序的重建 第六章 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与意义 |
| 一、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 |
| (一) 经济发展与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 |
| (二) 体制变革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 (三) 生活空间的转换与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 |
| (四) 现代因素的导入对农民权利政治的促进 |
| 二、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政治学意义 |
| (一)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换 |
| (二) 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 |
| (三)农民公民能力的提升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中文着作、论文；博、硕论文；网络及报刊资料 |
| 第二部分 英文着作、论文、博士论文 |
| 第三部分 个案相关资料(档案、史志、文件选编及其它) 附录 |
| 一、优新村行政(村域)变迁 |
| 二、访谈提纲 |
| 三、访谈顺序及访谈对象概况 |
| 四、读博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后记 |
（3）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 ——以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范围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公共政策评估的内涵及核心要素 |
| 2.2 公共政策评估价值取向的争辩 |
| 2.2.1 政治与经济之争 |
| 2.2.2 事实与价值的结合 |
| 2.3 公共政策评估模式的分类与演进 |
| 2.4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估研究 |
| 2.4.1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估的实现途径 |
| 2.4.2 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应辨析 |
| 2.5 以往研究总的评价与分析 |
| 2.5.1 主要结论 |
| 2.5.2 研究不足 |
| 2.5.3 本研究的切入点 |
| 本章小结 |
| 3 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的理论分析与实现路径 |
| 3.1 公共政策评估的两个尺度：事实与价值 |
| 3.2 公共政策评估：以目标为联结的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结合 |
| 3.3 事实尺度的公共政策评估：政策目标实现程度的测度 |
| 3.3.1 一个经典的分析路径：从目标到绩效 |
| 3.3.2 目标——工具——绩效：加入政策执行的考量 |
| 3.3.3 事实尺度的公共政策评估实现路径 |
| 3.4 价值尺度的公共政策评估：目标效果的讨论与整体绩效的评价 |
| 3.4.1 从问题到目标：价值评估的逻辑起点 |
| 3.4.2 问题的界定：价值的选择与重构 |
| 3.4.3 价值尺度的公共政策评估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4 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起点及演变轨迹 |
| 4.1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前我国农村居民税费负担基本情况 |
| 4.2 我国农村居民税费负担沉重的原因剖析 |
| 4.3 税费关系的调整：从正税清费到税率减免 |
| 4.4 税费改革效果的巩固与延续：从农业税终结到综合性改革 |
| 4.4.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革 |
| 4.4.2 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
| 4.4.3 基层政府机构改革 |
| 本章小结 |
| 5 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绩效评估 |
| 5.1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估目标分析 |
| 5.1.1 中国中央级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文本的筛选 |
| 5.1.2 目标关键词的提取和共词矩阵的建立 |
| 5.1.3 目标的社会网络分析 |
| 5.2 基于事实维度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目标效果评估 |
| 5.2.1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增收效应测度 |
| 5.2.2 农村税费改革影响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政策效应研究 |
| 5.3 基于价值维度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整体绩效评估 |
| 5.3.1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和认定 |
| 5.3.2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价属性树的建立 |
| 5.3.3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价属性树权重体系的确定 |
| 5.3.4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价数据的采集及效用的计算 |
| 5.3.5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整体绩效的评估 |
| 5.4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评估结论及政策建议 |
| 5.4.1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评估结论 |
| 5.4.2 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6.2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作者简历及科研成果 |
（4）农业税改革与中国农民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概念的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创新点、难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建党以来农业税的变迁 |
| 第一节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农业税 |
| 1.1.1 土地革命时期：实行不同征收办法 |
| 1.1.2 抗日战争时期：统一累进税制的施行 |
| 1.1.3 解放战争时期：比例税制的启用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税 |
| 1.2.1 建国初期：累进税制与比例税制并存 |
| 1.2.2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税的统一 |
| 第二章 新时期的农业税改革 |
| 第一节 农业税改革的探索 |
| 2.1.1 改革开放后农业税政策的革新与发展 |
| 2.1.2 九十年代税费改革模式的探索 |
| 第二节 农村税费改革的启动 |
| 2.2.1 税费改革的根本动因 |
| 2.2.2 税费改革内容与政策的调整 |
| 2.2.3 税费改革的阶段性成效：以江苏试点为例 |
| 第三节 农业税的终结 |
| 2.3.1 政策的演进：从减免到取消 |
| 2.3.2 免征农业税的必要性 |
| 2.3.3 免征农业税的可行性 |
| 第四节 农业税终结的成效与意义 |
| 2.4.1 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收 |
| 2.4.2 深化农村制度变革,缓解农村社会矛盾 |
| 第三章 从农业税的终结到农村综合改革 |
| 第一节 后农业税时代涉农税收政策走向 |
| 3.1.1 现行的涉农税收优惠政策 |
| 3.1.2 涉农税收政策调整的目标：城乡统一税制 |
| 第二节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历史条件 |
| 3.2.1 税费改革为综合改革带来机遇 |
| 3.2.2 税费改革为综合改革带来挑战 |
| 第三节 农村综合改革政策与阶段成效 |
| 3.3.1 农村综合改革的思路与目标 |
| 3.3.2 农村综合改革的主要内容 |
| 3.3.3 农村综合改革的初步成效 |
| 第四章 农民负担及收支状况的变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负担的演变 |
| 4.1.1 农民负担的总体变化 |
| 4.1.2 农民负担的阶段性变化 |
| 第二节 农民收入及其结构的演变 |
| 4.2.1 农民收入的总体变化 |
| 4.2.2 农民收入及其结构的阶段性变化 |
| 4.2.3 农民收入的均等性变化 |
| 第三节 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及其结构的演变 |
| 4.3.1 农民生活总支出的总体变化 |
| 4.3.2 农民消费支出的结构变化和均等性分析 |
| 4.3.3 农民消费能力与生活质量的阶段性分析 |
| 第四节 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4.4.1 问题的提出 |
| 4.4.2 理论模型 |
| 4.4.3 实证分析 |
| 4.4.4 结论 |
| 第五章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变迁 |
| 第一节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发展进程 |
| 5.1.1 劳动力市场化与流动的阶段性变化 |
| 5.1.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
| 5.2.1 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 |
| 5.2.2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动力源泉：劳动力自由流动 |
| 第六章 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社会生活 |
| 6.1.1 传统社会农民的乡土生活 |
| 6.1.2 传统社会农民的价值观念 |
| 6.1.3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地位与心理的演变 |
| 第二节 新时期农民价值观念的蜕变 |
| 6.2.1 农民社会地位的转变 |
| 6.2.2 农民价值观念的嬗变 |
| 第三节 农民观念变迁的效应分析 |
| 6.3.1 观念变迁的正面效应 |
| 6.3.2 观念变迁的负面效应 |
| 第四节 农民价值观念的分化及经济弱势群体的精神救助 |
| 6.4.1 农民价值观念的分化 |
| 6.4.2 农民经济弱势群体的精神救助 |
| 6.4.3 对经济弱势群体实施精神救助的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党领导的农业税改革简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党领导的农业税改革 |
|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 |
| 第二节 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农业税改革 |
| 1.2.1 土地革命时期:实行不同征收办法 |
| 1.2.2 抗日战争时期:统一累进税制的施行 |
| 1.2.3 解放战争时期:比例税制的启用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农业税改革 |
| 1.3.1 建国初期:累进税制与比例税制并存 |
| 1.3.2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税的统一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后党领导的农业税改革 |
| 第一节 农业税改革的探索 |
| 2.1.1 九十年代农业税政策的调整 |
| 2.1.2 早期局部试点:不同模式的探索 |
| 第二节 农村税费改革的启动 |
| 2.2.1 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负担状况 |
| 2.2.2 税费改革的内容与政策的调整 |
| 2.2.3 江苏试点 |
| 第三章 农业税的终结 |
| 第一节 政策的演进:从减免到取消 |
| 第二节 农业税终结探因 |
| 3.2.1 免征农业税的必要性 |
| 3.2.2 免征农业税的可行性 |
| 第四章 党领导农业税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农业税终结给我国社会带来的影响 |
| 4.1.1 农业税减免保护了农民利益,促进了农民增收 |
| 4.1.2 农业税减免深化了农村基本制度变革,缓解了农村的社会矛盾 |
| 4.1.3 农业税减免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第二节 后农业税时代涉农政策的发展趋向 |
| 第三节 农业税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启示 |
| 4.3.1 农业税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依靠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 |
| 4.3.2 党领导下的农业税政策始终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 4.3.3 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自身的实际相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6）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研究述评 |
| 1.3 分析框架 |
| 1.3.1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的中国反思 |
| 1.3.2 论文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
| 2.1 相关概念分析 |
| 2.1.1 经营 |
| 2.1.2 农业经营 |
| 2.1.3 农业经营制度 |
| 2.2 农业经营制度相关要素 |
| 2.2.1 农地产权制度 |
| 2.2.2 农业生产组织 |
| 2.2.3 国家经济体制 |
| 2.2.4 经济发展战略 |
| 2.2.5 农业税收制度 |
| 2.3 制度变迁相关理论 |
| 2.3.1 制度变迁理论 |
| 2.3.2 产权理论 |
| 2.3.3 国家理论 |
| 2.3.4 意识形态理论 |
| 2.3.5 理性选择理论 |
| 第三章 土地改革后的安徽农业经营制度 |
| 3.1 土地改革及制度安排 |
| 3.1.1 “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理想 |
| 3.1.2 安徽的土地改革及特点 |
| 3.1.3 土地改革后的农业经营制度安排 |
| 3.2 安徽农业经营的第一次创新——“三项改革” |
| 3.2.1 农业“三改”制度环境 |
| 3.2.2 农业“三改”的内容 |
| 3.2.3 农业“三改”的总体评价 |
| 3.3 合作化运动与集体产权的逐步形成 |
| 3.3.1 安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
| 3.3.2 合作化时期的农业经营制度安排 |
| 3.3.3 农业合作化与经济增长 |
| 第四章 人民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经营制度 |
| 4.1 人民公社化的制度环境 |
| 4.1.1 工业化资本的主要来源与汲取方式 |
| 4.1.2 意识形态绩效偏好与公社化 |
| 4.1.3 交易费用节约与国家利益最大化 |
| 4.2 安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
| 4.2.1 生产大跃进 |
| 4.2.2 组织公社化 |
| 4.3 困境与创新——“责任田” |
| 4.3.1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业危机 |
| 4.3.2 “责任田”及其制度安排 |
| 4.3.3 “责任田”的绩效 |
| 4.4 人民公社时期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及其绩效 |
| 4.4.1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 |
| 4.4.2 公社体制的特征 |
| 4.4.3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绩效 |
| 第五章 “大包干”时期的安徽农业经营制度 |
| 5.1 中国改革的发端——“大包干” |
| 5.1.1 小岗模式的产生 |
| 5.1.2 “大包干”的制度演进 |
| 5.2 “大包干”的制度环境分析 |
| 5.2.1 制度非均衡 |
| 5.2.2 制度装置诱引 |
| 5.2.3 路径依赖 |
| 5.2.4 意识形态刚性的弱化 |
| 5.2.5 效用取向的趋同 |
| 5.3 “大包干”的制度安排 |
| 5.3.1 “大包干”的土地制度 |
| 5.3.2 “大包干”的经营体制 |
| 5.3.3 “大包干”的分配制度 |
| 5.4 “大包干”与农业经营绩效 |
| 5.4.1 “大包干”与农业生产率 |
| 5.4.2 “大包干”与农民收入水平 |
| 5.4.3 “大包干”与农业市场化 |
| 第六章 税费改革——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历史性变革 |
| 6.1 税费改革前的安徽农民负担及原因 |
| 6.1.1 农民负担 |
| 6.1.2 原因分析 |
| 6.2 税费改革的制度环境 |
| 6.2.1 “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 |
| 6.2.2 发展理念的转变 |
| 6.2.3 农业税收制度的国际视野 |
| 6.2.4 农业税征收的成本-收益分析 |
| 6.3 从基层试验到国家推进——安徽税费改革实践分析 |
| 6.3.1 税费改革的试验 |
| 6.3.2 税费改革的绩效 |
| 6.3.3 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 |
| 第七章 基本结论与未来展望 |
| 7.1 基本结论：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创新与变迁的基本经验 |
| 7.1.1 以土地产权为主线的制度变迁 |
| 7.1.2 产权制度安排决定经济增长 |
| 7.1.3 制度变迁方式影响经济绩效 |
| 7.1.4 尊重农民首创精神 |
| 7.2 未来展望：完善与创新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路径设想 |
| 7.2.1 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 |
| 7.2.2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 |
| 7.2.3 推进农村工业化转移剩余劳动力 |
| 7.2.4 实施耕地保护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
| 7.2.5 完善投资机制改善公共产品供给 |
| 7.2.6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1978—2006年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民负担的演化及特点 |
| 1.1978-1988年农民负担凸显 |
| 2.1989-1993年农民负担加重 |
| 3.1994-2000年农民负担膨胀 |
| 4.2000-2006年农民负担逐渐下降 |
| 二、农民负担升降变化的原因分析 |
| 1. 农村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剪刀差”与价格补贴 |
| 2. 税费的征收:从“不规范”到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从“三乱”到专项治理 |
| 3. 中央和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分税制的缺陷与中央财政向下倾斜 |
| 4. 县乡财政负担:机构膨胀与机构改革 |
| 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思考 |
| 1. 狠抓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前提 |
| 2. 减轻农民负担必须实行财政支农、惠农政策 |
| 3. 减轻农民负担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
| 4. 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寄希望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
（8）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的研究 |
| 二、国内的研究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目的和基本结构 |
| 一、本文研究目的 |
| 二、本文创新之处 |
| 三、本文基本结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
| 二、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 |
| 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 |
| 四、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制度变迁理论 |
| 一、典型的制度变迁理论概略 |
| 二、制度的含义、类别及其功能 |
| 三、制度变迁及其动力 |
| 四、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 |
| 五、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激励理论 |
| 一、激励 |
| 二、激励作用的基点：需要 |
| 三、激励机制 |
| 四、建立激励机制的必要性 |
|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公共选择的程序与规则 |
| 二、公共选择的参与者 |
| 第四节 公共产品理论 |
| 一、公共产品理论中有关公共产品概念的界定 |
| 二、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 |
| 三、公共产品的主要类别 |
| 四、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 |
| 第五节 农村公共产品的界定及其分类 |
| 一、农村公共产品界定 |
| 二、农村公共产品分类 |
| 三、农村公共产品的特点 |
|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
| 第三章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上）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
| 一、新中国建立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1949年以前） |
| 二、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1958-1978） |
| 第二节 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税费改革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1978-2000） |
| 一、人民公社的撤销，乡镇政府的设立 |
| 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特征 |
| 三、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绩效评价 |
| 四、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特征 |
| 第四章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下） |
| 第一节 农民负担问题 |
| 一、农民负担概念 |
| 二、农民负担特点 |
| 三、农民负担产生与加重的主要制度根源 |
| 四、中央政府的系列减负政策与最终效果 |
| 第二节 农村税费改革 |
| 一、初步农村税费改革及主要内容 |
| 二、初步农村税费改革成效 |
| 三、初步农村税费改革遗留问题 |
| 四、农业税费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农业税免征 |
| 第三节 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2000年至今） |
| 一、供给主体 |
| 二、筹资机制 |
| 三、公共选择机制 |
| 四、激励机制 |
| 五、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与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 |
| 六、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制度变迁特点 |
| 第五章 国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
| 第一节 瑞典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
| 一、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社组织的作用 |
| 二、同等对待城乡义务教育，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培训 |
| 三、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
| 四、给予农村以大量财力、政策等方面的实际支持 |
| 第二节 韩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
|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
| 一、二战后日本农村建设的历程 |
| 二、日本新农村建设的特点 |
| 第四节 美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
| 一、美国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支持 |
| 二、美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支持 |
| 第五节 各国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经验 |
| 一、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并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
| 二、引导农民依自愿原则形成自主管理的合作组织 |
| 三、注重推进公共服务的平等化 |
| 四、注重对农民的教育培训 |
| 五、建立注重民主决策的公共选择机制 |
| 六、发动各界人士各尽所能，共同参与 |
| 七、重视涉农法律法规及各种制度建设 |
| 第六章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创新 |
| 一、突出政府的责任 |
| 二、大力推进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
| 第二节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完善 |
| 一、政府供给：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约束 |
| 二、自愿供给：激励与约束 |
| 三、私人供给：激励与约束 |
| 四、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激励与约束 |
| 五、一事一议：激励与约束 |
| 第三节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公共选择机制的完善 |
| 一、政府供给：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 |
| 二、一事一议：建立需求显真机制 |
| 第四节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机制的完善 |
| 一、政府财政渠道 |
| 二、市场渠道 |
| 三、其它渠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成果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9）中国农民广义税收负担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业税负担为主时期 (1949~1952年) |
| 二、“剪刀差”形成的“暗税”负担为主时期 (1953~1985年) |
| (一) 农业税负担 |
| (二) 工农产品“剪刀差”形成的“暗税”负担 |
| (三) 杂项负担 |
| 三、农民直接税费以“三提五统”加杂项摊派负担为主时期 (1985~2001年) |
| (一) 农业税负担 |
| (二) “三提五统”和其他杂项负担 |
| 四、间接税和现代“暗税”负担为主的时期 (2002~2006年) |
（10）中国当代农民负担问题研究（1949—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民负担的变化及特点 |
| (一) 1949—1976年农民负担相对稳定 |
| (二) 1976—2000年农民负担凸现加重 |
| 1.1976—1980年农民负担凸现。 |
| 2.1981—1993年农民负担加重。 |
| 3.1994—2000年农民负担恶性增长。 |
| (三) 2000—2006年农民负担逐步下降 |
| 二、农民负担下降的原因 |
| (一) 稳定农民负担政策的长期贯彻 |
| (二) 正税之外的杂项负担较少 |
| (三) 国家、集体和农民分配关系得到重视 |
| (四) 税制调整和减免政策的实施 |
| 三、农民负担上升的原因 |
| (一) 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 |
| (二) 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和乱罚款泛滥成灾 |
| (三) 国家达标升级活动和各种基金太多 |
| (四) 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完善 |
| (五) 农村税费征收不规范 |
| (六) 县乡机构膨胀财政负担过重 |
| 四、中国当代农民负担经验总结 |
| (一) 减轻农民负担必须有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 |
| (二) 根除“三乱”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 |
| (三) 正确处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核心 |
| (四) 完善的财政体制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 |
| (五) 综合治理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最好措施 |
四、从农业税增长看农村税费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D].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3]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 ——以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为例[D]. 陈玉龙. 浙江大学, 2015(10)
- [4]农业税改革与中国农民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D]. 胡志辉. 南开大学, 2014(04)
- [5]党领导的农业税改革简论[D]. 胡志辉. 南开大学, 2011(11)
- [6]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研究[D]. 谢太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08)
- [7]1978—2006年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J]. 陈俭,段艳. 江汉论坛, 2010(01)
- [8]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D]. 黄丽华. 吉林大学, 2008(12)
- [9]中国农民广义税收负担走向[J]. 杨斌. 税务研究, 2007(10)
- [10]中国当代农民负担问题研究（1949—2006）[J]. 赵云旗.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