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配置结构及其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杨晟[1]（2021）在《基于泛在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综合能源服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力改革进程的加快,我国能源消费供给、能源结构转型和能源系统形态已呈现全新的发展趋势,因此综合能源服务已成为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用能成本和拓展电力服务类型的重要发展方向。但在其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竞争压力下,综合能源服务公司也面临着服务实施不到位、服务监管难、产生的电能数据得不到充分利用等问题。而且,综合能源服务系统中涉及多主体间的交互如何保证交互过程中信息传输的高效性与安全性以及主体间的弱中心化值得进一步探讨。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开展了基于泛在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综合能源服务研究。首先,搭建了综合能源服务的物理架构模型与业务模型,从能效与营销模式两方面分析了综合能源服务模型的特性并分析了泛在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在综合能源服务系统中的应用场景与应用模式;其次,为保证综合能源服务系统中多主体间的弱中心化以及信息交互过程中的高效性和安全性,从泛在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在综合能源服务场景的融合性应用的角度出发,建立了综合能源服务场景下物联网与区块链的节点等效模型,构建了基于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综合能源服务主从多链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基于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综合能源服务网络运行模型,保障了系统网络运行的自主性与安全性,并通过Multichain平台进行能源节点间数据传递的仿真实验;最后,进一步对区块链的底层技术进行研究,从区块链的区块结构与逻辑层级架构两方面设计了综合能源服务区块链,探究了综合能源服务区块链逻辑信息交互模型,针对综合能源服务中的信用问题,提出了适用于综合能源服务场景的信用评价算法,并通过算例验证了该信用评价算法的可行性,为未来深入探究综合能源服务场景提供了参考。
薛莹[2]（2021）在《基于交易费用视角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研究 ——以东北玉米生产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路径,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正处在升级的关键时期,多元市场服务主体错位发展和分工协作格局逐渐显现,特别是新兴的全程托管服务逐渐占据市场,使农业经营格局逐渐从土地规模经营向服务规模经营过渡。然而,农业生产性服务内含较高的交易费用,潜在的抑制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发展规范程度不一,使农户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何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建立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方农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东北三省8个地区的实地调研,在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以交易费用为中心,采用“分工深化—交易费用—契约匹配”的框架,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本质及动因,解释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不同契约类型的原因,构建农户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之间稳定性契约关系的条件,并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最终为农业生产性服务健康、快速、稳定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相关结论具体如下:第一,理论分析。首先,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从理论和现实方面,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本质,并运用超边际分析进行数理推倒;其次,基于交易费用理论,运用效用最大化分析方法,探究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内在机理;最后,基于“交易费用—契约匹配”理论框架,构建农户模型和博弈模型分析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影响,探究其内在机理,同时构建不完全契约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的影响。第二,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影响。运用Mlogit模型分析威廉姆森分析范式下交易特性对农户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对不同规模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进行异质性讨论。结果表明:交易特性对农户选择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具有显着影响,且对不同规模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表现出显着差异。首先,农户选择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主要受地形特征、老龄化程度和养殖规模差异的影响,其中农户选择全程托管服务比选择部分环节服务的影响更加显着。其次,资产专用性中,土地细碎化程度、土地地形特征以及老龄化程度对不同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均有显着差异影响。土地细碎化程度对规模逐渐变大的农户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土地地形特征和老龄化程度对不同规模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均呈现正向影响,其中对大规模影响最大,中规模和小规模农户影响不明显。风险特性方面,经营风险对中规模和小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具有显着的阻碍作用,对大规模农户影响不明显;而交易风险对不同规模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没有差异,均具有抑制影响。规模性对不同规模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的实证结果显示,养殖规模仅对小规模农户农业全程托管服务选择具有促进作用。第三,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影响。考虑到样本选择性偏误的问题,采用Heckman两步法模型分析交易特性中风险性、规模性和契约过程产生的搜寻信息成本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个人信任水平在其中的调节机制。最后,通过替换计量模型法对实证估计相关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交易特性中风险性、规模性和契约过程中的搜寻信息成本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行为具有显着影响,同时个人信任水平在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在修正了样本选择偏差后,具体得到以下四点结论。其一,风险性中尤其是交易风险在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影响中仍然是关键因素,当在交易过程中面临较大的道德风险时,选择正式契约优于口头契约。其二,规模越大的农户,其在交易中面临的交易风险越大,选择正式契约的概率更高。其三,较高的搜寻信息成本会阻碍农户选择正式契约。其四,个人信任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选择口头契约。同时,个人信任水平在信息成本对农户选择正式契约负向影响中有正向调节作用,在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正式契约正向影响中有抑制性调节作用。第四,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本部分契约稳定性影响从契约续约意愿和长期合作意愿进行衡量。首先,运用Mvprobit模型对交易费用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验证服务满意度在交易费用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中的调节效应;其次,进行交易费用对农业生产性不同服务类型契约稳定性异质性讨论;最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实证分析内容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一是契约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有显着影响,其中信息成本影响最大、谈判成本次之,执行成本最小。二是服务满意度在交易成本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中具有显着调节效应。三是交易成本对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具有显着差异,特别是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在对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续约意愿及长期合作意愿中表现出差异影响。四是老龄化程度高的农户更偏向于全程托管服务的续约行为。风险性的自然灾害和交易风险对农户部分环节服务长期合作意愿抑制影响较大,对农户全程托管服务长期合作意愿影响不大。第五,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首先,基于收益最大化理论,通过构建福利效应模型,对参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其次,运用ESR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不同服务类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最后,从要素禀赋视角探讨农户福利效应差异。结论表明:一方面,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对农户福利效应均有显着影响。同时,农户基本特征中风险偏好、社会网络、受教育程度和信贷状况对农户福利均有稳健影响,其中风险偏好型、社会网络强、受教育程度高,有借贷经验的农户对福利效应具有促进作用,提高家庭收入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性服务能够改善农户福利,且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收入或其他经营性收入,增加农户整体福利。同时,农户参与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福利效应存在差异,且均能有效改善农户福利,其中农户参与全程托管服务福利效应最高,参与部分环节服务次之。此外,农户参与部分环节服务和全程托管服务对玉米种植收入均有抑制影响,具体来看,农户参与部分环节服务比全程托管服务在玉米种植收入上损失更小。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规范部分环节服务市场,加强全程托管服务市场建设。一方面对农业生产性服务者加强技术培训,努力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服务者;另一方面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农业生产性服务者提供服务补贴。第二,健全风险保障机制,降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交易风险和经营风险。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可以与保险机构合作,制定并完善合理的保险制度。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可以通过构建以熟人为依托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中介机构,为农户提供完备的信息和沟通渠道。第三,政府应积极推广正式契约,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合同规范。可以针对每个地区不同特点设计合同内容、服务价格及保障范围,公开透明,防止信息不对称等机会主义行为。第四,减少契约过程产生的交易成本,促进农户与农业生产性服务者契约关系的稳定性。第五,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质量,提高农户服务满意度。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研究对象创新。研究重点探讨交易费用、契约选择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突破了过往只分析部分生产环节服务的范畴,重点研究全程托管服务。全程托管服务是新生事物,处于发展初期,属于制度安排的探索阶段,其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新颖的,而且非常具有实际意义,可为新型农业生产性服务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第二,研究视角创新。研究突破采用农户模型进行农户行为研究的常规思路,将其行为选择视为一种新型农业制度安排,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进行研究。围绕农户展开,以交易费用分析为基础,合理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契约理论对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选择原因、选择差异、契约选择及选择效果进行探究。交易费用分析和测度国内定量研究较少,分析一种新生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可回答制度设立问题,可为农业生产性服务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使结论和建议更贴近实际。第三,研究思路创新。在已有研究中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选择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本文在揭示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选择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交易费用对农户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关系内在影响机理,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上,做了进一步的推进。
李金培[3]（2020）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共交通是城市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脉”。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交通的经济性基础功能却甚少得到关注。公共交通作为现代城市交通系统中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在当前中国城市追求绿色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其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正确认识城市公共交通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公共交通的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本文以城市公共交通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四个方面:（1）构建研究框架。首先,以城市化快速推进引起的“职住空间分离”现象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城市居民出行需求视角,进一步阐释公共交通发展的可行性。然后,从公交设施规模、服务效能和民众公交消费三个方面构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分析,并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依据和支撑。（2）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从城市公共交通投入角度出发,选取万人公交车辆保有量表征公交设施规模,利用2004-2016年期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中介传导路径,并特别检验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下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曲线关系;人力资本、就业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相对西部地区,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相对中等城市,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在大城市表现更为明显,而在小城市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且不显着。（3）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从城市公共交通投入产出的效率角度出发,采用客运量与公交车辆数的比值作为公交服务效能的代理指标,利用2004-2016年期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中介传导路径,并特别检验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下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曲线关系;劳动生产率在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拐点值在西部地区最大,其次为东部地区,最后为中部地区;城市规模越大,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拐点值就越大。（4）从公众出行需要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即民众对城市公共交通的消费行为（简称“民众公交消费”）。利用2016年334份常州市调查问卷数据,以民众的通勤出行方式为例,应用Probit模型,从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这两个角度实证考察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并特别检验了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在不同家庭结构和群体中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尊重需要显着抑制民众公交消费;改善公交服务可以显着提升民众在通勤出行中选择公交的可能性;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在不同家庭最小成员年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从分群估计结果看,尊重需要对女性、低学历、高收入和外地户口的群体具有显着负向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结合起来,拓展了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范畴。现有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和航运等方面,体现的是交通运输的货运及跨区域客运功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本文以承担城市内部主要客运任务的公共交通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求,探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验证了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与人们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服务,同样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从实证研究角度验证了“当斯-托马斯悖论”的存在。本研究利用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2004-2016年期间的样本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第三,基于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公交出行选择结合,从出行心理角度探讨了民众公交消费的原因,丰富了现有关于出行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基于中国“面子文化”传统背景,将民众对尊重的心理诉求和对公交服务的满意度结合起来,综合分析了民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原因,为政府制定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王雨[4]（2020）在《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务院2017年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将为金融领域开启新篇章。智能投资顾问服务（以下简称“智能投顾”）作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前沿应用,为财富管理行业的投资顾问服务带来实质性的转变,并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我国智能投顾服务始于2015年,其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用户需求,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优化处理,通过模型选择构建基础资产库,以投资组合理论为基础,自动为不同风险偏好的用户量身定制资产配置方案,对市场进行高精度判断以增加用户满意度,从而实现投资顾问服务的智能化转型。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当前智能投顾服务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业务介绍和监管政策研究。本文尝试拓宽该领域研究视角,遵循“现状-机理-预测”的研究思路,对智能投顾服务资产选择的倾向性及价格竞争机制展开研究。首先对智能投顾的运作机制进行案例研究,初步判断影响智能投顾基础资产库选择的因素。其次,我们运用实证研究,对智能投顾服务运作机制现状下的机理进行探索,揭示智能投顾服务对基础资产的选择倾向性影响因素并对各因素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最后,我们运用理论研究证明及数据仿真的方式,对智能投顾服务的一类影响因素（管理费率）展开深入分析,通过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中的价格竞争机制的研究,尝试对市场中的价格竞争机制进行预测性探析。本文期望通过探索,为后续研究起到投砾引珠的作用,主要工作及创新点如下:1、拓展问题研究视角,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智能投顾服务在我国尚属新兴业务,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前人对于智能投顾服务中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鲜有研究。本文尝试拓展智能投顾的研究思路,将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结合社会关注热点,契合国家政策导向,丰富了相关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2、运用案例研究方式探索智能投顾运作机制。由于智能投顾业务的新颖性,研究中无法单纯沿用已有模型,本文通过质性研究的方式对智能投顾运作机制问题予以定性分析,对我国不同类型智能投顾的差异性及基础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构建智能投顾服务对基础资产选择的三维度影响因素模型,揭示了影响因素的直接作用以及调节作用路径。3、运用实证分析探析新兴业务的实践做法,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践中,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会呈现一定的特征,而我们查阅文献,却未发现相关研究。本文从资本市场中获取真实数据,基于我国智能投顾服务的特性,运用实证分析对智能投顾服务资产选择的倾向性进行研究,尝试为实践操作提供数据上的解释,体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4、契合新业务实际运作模式,构建新的模型对智能投顾服务价格竞争机制进行分析。在传统价格竞争研究中,前人考虑将价格作为影响产品需求的唯一因素。我们发现,在智能投顾服务网络中,需求并非仅受到价格影响,本文在服务网络需求模型中应用拥挤效应,构建了考虑拥挤效应的需求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及数学证明,获得智能投顾服务网络中基金管理费价格竞争中有且仅有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解的结论,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对基金管理公司和智能投顾公司的定价以及监管部门的未来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质性的建议和帮助。本文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研究,尝试将智能投顾服务的研究领域进行拓展,并将理论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对当前资本市场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基金管理公司、智能投顾公司和监管部门提供了一种启发式的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段晓峰[5]（2020）在《企业僵尸化程度、挽救价值及挽救措施研究 ——以ZT公司为例》文中指出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同时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我国各行各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滋生出了大批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严重的阻碍了国内经济市场的稳定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市场资源并大幅度的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较多的负面影响,也违背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在面对僵尸企业时,出台了一系列的治理政策,致力于推进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以达到减少市场上僵尸企业的目的。因此要想有效、尽快的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首先应该要能够精准的识别出僵尸企业并衡量企业的僵尸化程度;为已经成为僵尸企业的公司选择处置方式时,应先对其的挽救价值进行判定,对于具备挽救价值的僵尸企业选择合适的处置方式,以达到高效、低风险的目的。本文首先运用了僵尸企业僵尸指数模型法对企业的僵尸化程度进行界定。僵尸企业僵尸指数模型法综合了企业多方面的特征变量,对企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僵尸指数的结果可以定量的反映出企业僵尸化程度,僵尸指数越大,则代表着企业僵尸化程度越高,二者成正相关。当企业的僵尸指数结果超过界定值时,则企业被判定为僵尸企业,需进一步对其进行挽救价值的判断。然后本文通过哈佛分析框架以及对企业的价值评估,综合分析企业的各方面表现,判断僵尸企业是否具有挽救价值。接下来针对具有挽救价值的僵尸企业,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为企业选择相匹配的挽救措施,对其进行拯救。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问题,并不是一刀切。通过挽救价值的判断为僵尸企业选择合适的挽救措施,不但能够最大化的降低僵尸企业的处置风险,而且也能够更直接、更高效的减少僵尸企业的数量,降低市场的僵尸化程度。本文以ZT公司为案例进行研究,系统的分析了ZT公司被界定为僵尸企业时的表现和企业的挽救价值,以及公司如何通过选择正确的挽救措施完成“脱僵”。
孙晓珂[6]（2020）在《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资产配置行为不仅决定了家庭的生活水平,对宏观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家庭财富迅速积累,居民储蓄存款持续稳定增加,虽然居民家庭持有的资产种类已有极大丰富,但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占比普遍较低,主要集中于无风险或低风险的金融资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提高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单一性,既不利于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也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提供充足动力,因此,研究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理,鼓励家庭积极合理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对我国宏观政策的制定、资本市场的改革、居民家庭资产结构和家庭福祉的改善都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和实验经济学进一步研究了现实中居民家庭有限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问题,包括收入风险、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作用。健康风险和医疗保险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中重要的背景变量,已有许多研究进行了相关探讨。但学者们常常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医疗保险与健康资本水平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它们作为背景变量或者中介变量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配置?实质上,个人购买医疗保险本质上是为了使用医疗保险满足其医疗服务需求,个人最终需要的是良好的健康资本水平,而不是医疗服务或医疗保险,但医疗服务及作为医疗服务筹资模式的医疗保险,是个人实现健康目标的途径和过程。因此,在分析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中,需要考虑具体的作用机制。根据Grossman（1972）的健康生产理论,个人可以通过健康投资确保未来的健康资本水平,作为重要的健康生产要素,医疗保险不仅影响参保人的医疗服务使用行为,还影响其健康意识和其他健康行为,决定其最终的健康资本水平,进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而个人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决定了其健康资本的改善程度,进而对其未来收入、家庭财富和资产结构产生作用,医疗费用支出造成的经济负担也会影响家庭的消费和储蓄等经济决策和金融行为。综上所述,本文将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引入到同一研究框架之下,在分析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总体作用的基础上,研究其作用机制,包括健康资本在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中所发挥的机制作用,以及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在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中所发挥的机制作用,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全面梳理相关基础理论和文献,对于医疗保险、健康资本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首先梳理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基础理论,分别总结归纳了健康资本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途径及其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影响的研究、医疗保险的作用与价值及其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研究。其次,在Edwards（2010）资产组合模型的基础上,结合Grossman（1972）的健康投资理论,建立两期资产配置模型,在理论上分析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作用,同时以健康生产理论和医疗服务利用模型为基础,探讨健康资本在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中的机制作用,以及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在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中的机制作用,从而确定了文章的实证研究结构。第二,分析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总体作用。使用面板Probit模型、面板Tobit模型和面板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和健康资本能促进我国居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在进一步分析健康资本作为中介变量所发挥的作用时发现,对于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医疗保险和医疗保健支出既直接产生作用,也通过影响健康资本进而产生间接影响;对于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医疗保险和医疗保健支出通过直接效应发挥作用。第三,分析健康资本在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中的作用机制。使用面板Probit模型和面板处理效应模型对CFPS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医疗保险能够显着改善个人的健康状况,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但这种作用机制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根据个人年龄和收入水平对总样本分组后,发现这种改善作用主要集中于中青年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第四,分析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在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中的作用机制。使用CFPS2014年和2016年的面板数据,选取个人医疗总费用、自付医疗费用和自付医疗费用比例指标,以度量个人的医疗服务利用情况和医疗经济负担,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两部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利用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能够增加居民获取医疗服务的概率,提高其使用的医疗服务数量和总医疗费用,有利于个人及时恢复和改善健康状况,对其收入水平和家庭财富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从而提高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行为。另外,虽然医疗保险降低了参保人的自付比例,但与个人实际支付的金额没有显着关系,说明居民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仍会降低储蓄和财富水平,提高其风险厌恶程度,从而降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
邓皓哲[7]（2020）在《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家庭参与国内金融市场的比率在不断提升,这极大地促进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可是,这种发展却是“不健康”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不足13%,这一定程度的影响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均衡发展。同时不少研究发现,国民金融素养水平偏低可能是导致家庭对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率过低的“元凶”之一。鉴于此,本文以家庭金融素养为主要研究目标,研究其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揭示了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重要性,并为政府开展金融教育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在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时,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金融素养是否会影响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第二问题是金融素养是否会影响家庭选择风险金融资产?第三个问题是金融素养是否会影响家庭的风险投资收益?针对问题一,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家庭背景等相关影响因素的前提下,通过建立Probit模型研究金融素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以及这种影响在家庭的不同收入水平、风险态度方面是否存在差异;针对问题二,对于确定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家庭,通过建立其选择股票、基金、债券与金融衍生品的Probit模型,分别研究不同视角的金融素养对其选择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以及在影响效果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针对问题三,对于确定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且选择好风险金融资产类别的家庭,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别研究不同视角的金融素养对其获取风险投资正收益的影响以及在影响效果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以这三个问题综合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从开始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到最后获取风险投资收益的整个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最终本文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从整体角度看,金融素养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获取风险投资正收益均具有显着正影响。（2）从局部角度来看,金融素养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风险态度方面具有异质性,收入水平越高、越偏好风险的家庭,金融素养对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促进效果越强;不同视角的金融素养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影响在效果方面具有差异性,其中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促进效果最优;不同视角的金融素养会影响家庭选择不同的风险金融资产类别,基础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选择债券,高级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选择基金,过度自信的家庭选择股票的概率提升,真实自信的家庭选择金融衍生品的概率提升;不同视角的金融素养对家庭获取风险投资正收益的影响在效果方面具有差异性,其中主观金融素养与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获取风险投资正收益的促进效果最优。
林书达[8]（2020）在《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选择的影响研究 ——以浙江省象山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宅基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宅基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变化,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向多元化功能转变,但宅基地制度改革滞后于宅基地功能演变,造成了宅基地低效、无序利用的混乱局面。宅基地功能的研究能够为宅基地制度的改革提供思考。农户是宅基地的主人,是宅基地利用的决策者,其宅基地利用决策直接决定了宅基地功能的变化。农户生计是农户谋生的方式,它建立在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上,影响着农户经济行为决策与行为方式。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进步,农户生计方式从农业转移到其他产业。在同一时期,农户生计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对于处于不同生计发展阶段的农户宅基地功能具有怎样差异?农户的生计资本又是如何影响农户宅基地功能选择的?鉴于此,本文从微观农户视角来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和宅基地功能选择间的关系,为宅基地制度创新提供参考。本文选取浙江省象山县18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作为研究区域,当地的经济和旅游业发展较好,农户生计多样化,生计资本结构差异明显,其宅基地功能差异性较大,同时该地区也是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从象山县农村宅基地利用的实际情况出发,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借助问卷调查、统计学和计量分析等方法,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选择的影响。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和农户经济决策行为理论,建立了“生计资本—宅基地功能”分析框架,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的作用机制。（2）调研区的农户生活水平较高,农户生计资本总值为6.440,各类农户生计资本总值顺序依次是:非农户（6.960）>兼业户（6.530）>纯农户（6.310）。且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性质和结构具有差异。纯农户拥有较多的自然资本（0.190）和物质资本（0.304）;兼业户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0.372）;非农户拥有较多的金融资本（0.309）和社会资本（0.470）。（3）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选择具有显着影响。在描述性分析研究区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利用方式和生计资本值差异。并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利用方式的生计资本值差异较大,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选择的具有显着影响。在宅基地居住功能与辅助生产功能的选择上,影响纯农户选择的主要因素是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分别在5%显着水平下显着,且符号均为正）。纯农户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指标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其选择辅助生产功能的概率各增加2.586倍和2.946倍;影响兼业户选择的主要因素是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分别在5%显着水平下显着,人力资本符号为负,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符号均为正）。兼业户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的指标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其选择辅助生产功能的概率增加13.208倍和4.689倍。兼业户人力资本指标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其选择辅助生产功能的概率减少3.870倍。在宅基地居住功能与资产功能的选择上,影响兼业户选择的主要因素是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分别在5%显着水平下显着,且符号均为正）,兼业户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指标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其选择资产功能的概率增加7.555倍和6.191倍;影响非农户选择的主要因素是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分别在5%显着水平下显着,且符号均为正）,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指标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其选择资产功能的概率增加1.457倍和4.176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对于纯农户而言,一方面鼓励纯农户规模化种植,促进耕地流转以增加自然资本,提供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以满足其扩大生产的需求,强化其宅基地辅助生产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合理规划农村宅基地布局,严格把控宅基地面积标准,治理村庄杂乱分布、超标准宅基地的现象。（2）对于兼业户而言,首先积极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流转兼业户的闲置宅基地发展特色产业或休闲旅游业;其次对于有意愿经营民宿农家乐的兼业户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促使其宅基地资产功能凸显。（3）对于非农户而言,首先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新血液,通过丰富民宿农家乐的经营方式,提升行业水准;其次对于长期工作在外,宅基地长期闲置的非农户,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非农户闲置宅基地进行开发或复垦,减少闲置土地浪费,提镇乡村经济实力。
郭金金[9]（2020）在《租购并举制度下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策略研究》文中提出为遏制房价过速上涨,缓解住房市场供求矛盾,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把“租购并举”作为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旨在推动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完善住房市场调节机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重售轻租”等诸多原因,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缓慢,发展过程中尚面临不少问题,如租赁住房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结构失衡;租赁住房供给渠道狭隘,供给主体动力不足;住房租赁监管不足,市场秩序不规范;住房租赁法律法规不完善,租赁权益保障不足等,迫切需要对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进行系统审视,结合当前租购并举政策环境,厘清多方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其行为互动策略,制定科学有效的市场激励与监管策略。本研究在梳理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成果,总结比较国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现状,深入分析租购并举制度的政策内涵及其对住房租赁市场的影响,探究在租购并举制度下各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互动演化及其均衡策略,为规范我国租赁市场秩序,加快租购并举政策的有效落地提供建议。本文主要工作及研究成果如下:（1）系统梳理了住房租赁的有关研究基础与国际实践经验。通过总结与比较发达国家住房租赁制度改革与实践经验,分析了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育不充分的根本原因:消费者“重购轻租”,承租人权益保护不足;租赁住房房源渠道狭窄,供给总量不足,存在结构性错配,企业参与租赁业务的动力不足;法律法体系不完善,市场监管不足。因此,要促进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加快建立租购并举长效机制,需要首先明确租购并举制度的政策内涵及影响,厘清住房租赁市场各主体利益诉求及其博弈关系。（2）分析了租购并举制度对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影响。在分析租购并举制度的实施背景的基础上,对其政策内容及政策结构进行探究,发现:在租购并举相关政策中,环境型政策运用最多,供给型政策次之,而需求型政策最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租购并举政策体系对租赁住房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对租赁住房供给主体来说,增加租赁住房用地供给、税费优惠政策激励、住房租赁金融产品创新、保障租赁住房多渠道供给等政策均为有利于促进供给;对于消费者来说,政策执行使得承租人权益保障逐步加强,加快租购同权落地,逐渐引导消费者改变住房消费观念;对于监管主体（政府）来说:政策实施使得市场监管逐步加强,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保障民生的目标诉求,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地方政府监管成本,提高其声誉。在此基础上,结合市场激励与监管理论,提出了租购并举制度下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的整体概念模型。（3）央地政府间租购并举政策执行的演化博弈分析。引入市场结构影响因子、奖励力度、处罚力度等参数构建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不同情形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动态演化稳定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分析了各种约束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及其策略演化过程,探究了结构影响因子、奖励力度、处罚力度等主要参数对央地政府行为策略演化稳定状态的影响,提出了政策执行监管的有效建议。（4）政府、企业与消费者间住房租赁激励监管演化博弈研究。基于租购并举制度实施的激励与监管视角,构建了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个主体在租购并举政策体系实施过程中的策略互动过程及其演化稳定均衡策略,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政府对住房租赁企业的奖励补贴、处罚力度、企业主动与被动参与住房租赁业务的净收益差额是影响企业行为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对企业选择主动参与住房租赁策略有正向影响;政府对消费者的权益保障与补贴、消费者租房和买房的净收益差额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对消费者选择租赁策略有正向影响。（5）出租人住房出租行为监管的演化博弈研究。基于有限理性特征,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探究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房屋出租人住房出租的监管策略,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对于出租人来说,当其付出的违规处罚代价高于违规多得的净收益与被跨级监管发现违规概率的比值时,其最优策略选择就是合规出租;反之,出租人会选择违规出租策略。对于政府来说,当监管收益高于其监管成本时,其最优策略即为监管;当政府监管收益小于其监管成本与失职处罚的差额时,其最优策略为不监管。（6）房产中介机构服务监管维权威慑博弈研究。基于房产中介服务监管维权纠纷问题,构建政府监管部门、房地产中介机构和房屋承租人三方共同参与的监管维权威慑博弈模型,并进行模型求解,分析了模型威慑均衡、挑战均衡和分离均衡三种均衡状态的实现条件。研究表明:承租人维权行为对住房租赁市场监管具有重要作用,纠纷处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激发承租人正当维权的关键所在。应以培育强硬型政府监管部门和承租人为目标,降低房地产中介机构与政府监管部门、承租人产生冲突的感知价值,以实现维权纠纷处置的威慑均衡;以维权表象透视事件本质,重点关注房地产中介机构对侵权行为处理的态度、措施及决心,有针对性采取监管策略与处理措施;注重通过承租人反馈获得有效信息,有效发挥其维权监管约束作用。（7）结论与展望。对本文的研究工作与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了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的建议,以加快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促进租购并举制度有效实施,并针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朱泓宇[10]（2019）在《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文中研究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逐渐繁荣,选择创业这一形式作为家庭生计新来源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创业不仅通过创造额外财富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并可多元化配置资产,更加有效地积累财富,还有助于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带动乡村社区实现振兴。创业农民是“乡村振兴”中最有活力的“新农人”群体,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人力资本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农民创业的积极性仍然不高,边缘化和低层次化问题突出。尽管政府从转移支付、普惠信贷等方面退出了许多促进农民创业的优惠政策,但总的看来成效仍然有效。一是农民应对创业各类风险的心理素质较为薄弱,风险分担的手段仍然以家庭内部成员分担为主,形式单一;二是信贷排斥长期存在,现有的普惠信贷对农民家庭渗透不足,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农村家庭依赖传统家庭内部资产积累优化来完成创业资本积累的习惯,外部资源依然被内部挡在门外。因此,整体来看,受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影响,农民创业成功率仍然较低因此。要破解创业难题,就应从农民内生动力入手,风险厌恶程度是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重要主观因素。尽管传统观点认为较低的风险厌恶水平与创业有关,但现实中风险承受能力与创业实践却非必然。风险态度与行为间的中介客体可能会影响创业实践的产生与退出。部分研究初步表明,家庭资产是制约创业选择的重要客观因素。如果家庭资产既受风险态度制约,又影响创业选择,那农村家庭对资产处理过程则是风险态度与创业选择之间的优先“显变量”。但是,农民的风险厌恶水平是否会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间接影响创业选择在科学上尚无明确答案。本文以探索“农民家庭资产配置是否在个体风险厌恶影响创业选择的路径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为导向,以风险偏好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创业资源理论和家庭资产配置理论为基础,剖析了“家庭资产配置作为中介效用”的作用机理,搭建了“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西南三省农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与判断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获取了669户有效农村家庭样本,同时使用“自主报告（SOEP）”“特定领域度量（DOSPERT）”和“实验游戏度量（BRET）”三种方法测度了家庭主事人的风险厌恶程度,厘清了农村家庭在创业前后的家庭资产配置状况及差异,并结合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官方资料进行了历史和现状考察。运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从个体和家庭微观尺度首先实证分析了风险态度对农民创业选择、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再分析了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大小。遵循Baron&Kenny（1986）和温忠麟（2004）等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成熟思路,针对家庭资产配置可能存在的中介间接效应,在结合前两者实证结果基础上进行了因果步骤检验和系数乘数检验,最终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基于时间维度发现:家庭资产变动与农村创业情况的历史演变有较高相似性。四川、重庆和贵州三省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15年累计增长246%,住宅投资累计增长351%。特别是农民家庭的生产性资产持有水平,其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15年累计扩大了1.6倍,“耕地转包面积”累计增长了2倍,而农村家庭户均“私营企业经营者”人数增长了1倍。因此,农村家庭生产性资产规模与农民创业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2）采用不同风险厌恶测度方式,风险厌恶度结果存有较大的差异性。自主报告式（SOEP）和实验性的风险厌恶水平（BRET）测度结果为:SOEP测度的低度风险厌恶比例为27.65%、重度风险厌恶比为16.89%,群体倾向于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此对应,实验性风险态度（BRET）测度结果,低度风险厌恶比为14.65%,同时高度风险厌恶为36.62%。同时,特定领域度量（DOSPERT）的简单求和指数分布显示没有样本在高分组（低度风险厌恶）。由于实验性风险态度测量更加接近现实情况,因此可能更加准确。SOEP测度法倾向于低估风险厌恶,而BERT测度法反映的风险厌恶与多数理论预测更加吻合。（3）农村家庭主事人的个人风险厌恶程度显着影响农民的创业选择:SOEP、DOSPERT和BRET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一致性,表明风险厌恶度越低的农民越可能选择创业,结果分别是0.418、1.303和0.032。其中,风险厌恶越低的创业农民越倾向于采用“企业家创业”,结果分别大约0.364、0.481和0.023。综合对比实证,风险厌恶会影响创业农民“组合创业”选择,但风险忍受能力越高的创业农民其经营的项目就越多。（4）农村家庭资产配置显着影响农民创业选择。二者关系内生于资产配置理论与创业资源理论的逻辑自洽。农民家庭的资产配置方式是创业选择的显着信号,而潜在创业农民会将低风险、高流动性、低收益率资产转换成低流动性的专用资产,并通过选择创业承担高风险、实现高收入,创业是最终实现家庭资产配置最优化的长期途径。具体来看,风险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创业影响的边际效应大约为70%,同时对农民经营更多的项目的边际影响有34%,而对选择企业家创业的边际影响大约有60%。资产与资产之间的交互关系对创业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本文认为资产之间的互动作用有两类路径:一是间接路径,主要通过家庭资产负债表总效应发挥作用;二是直接作用,即资产与资产之间直接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资产交互关系大多作用于首次创业选择,但对创业后的产业经营选择以及组织选择敏感度不够。（5）家庭风险资产和负债余额配置在“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路径中确实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说明:风险厌恶度较低的农民倾向于加大家庭生产性资产（BRET,0.0011）、商业房产资产等的配置（BRET,0.0108）,并使用创业的方式合理保持资产组合中的流动性。说明家庭可能利用创业方式规避“风险资产市场参与之谜”的壁垒问题。但中介效应并非存在于所有资产类别中。比如风险资产内部的作用机制就不一致,其中各类生产资产配置（比如:农机、运输车辆等）均未发现中介效应。此外,发现部分资产与风险厌恶还存在着交互作用,这些变量大多既有中介作用又有显着的交互效果。（6）家庭资产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多体现在农民选择“是否创业”中,共有7类资产的配置结果显着;针对创业农民继续扩大创业的选择,至多有5种类型的“家庭资产配置”对“风险厌恶影响企业家创业选择”存在中介作用;创业农民是否选择“组合创业”的中介效应至多有4种资产类型。本文的价值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1）本文使用实验场景控制的风险厌恶测度方法BRET对农民个体进行风险厌恶的测度,并与主观报告风险厌恶的测度方法SOEP和DOSPERT进行比较,发现实验法的风险测度结果更符合理论的预测。一方面,实验方法BRET可以有效地缓解自主回答方式中普遍存在的“自我认识偏误”问题,基于非生产性场景和货币诱导测度农民的一般风险态度,对传统以自主回答方式为主的风险厌恶测度方法形成了较好的补充;另一方面,本研究尝试使用智能移动手机再现PC平台的实验过程,并通过入户调查方式将实验流程应用于农民群体,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变。经检验发现其科学性、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广泛适用于各类人群的调查。因此,本文以基于BERT法的风险厌恶研究,得出的结果更加准确和可靠。（2）基于资产配置理论和创业资源理论,创造性地将两者的逻辑共同点作为嵌入视角,成功构建“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创业”的机制过程,发现:其一,创业是一种典型的投机风险活动,把家庭高流动性资产（如储蓄资产）转换为收益率较高、但流动性较低的专用性生产性资产（如养殖用途厂房）,其关键是实现高收益率与高风险的均衡;其二,农民可以通过调整家庭资产配置进而选择创业。潜在的创业农民会倾向于配置大量低流动性风险资产,特别是生产性资产。由此,实证分析了农民家庭资产配置与创业选择的关系,打破了过去在创业研究当中只关注某类资产存量而忽视配置效应的不足。（3）构建了“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把家庭资产配置视为一种中介变量嵌入到“风险厌恶度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基本作用路径当中,据此框架实证分析了农民一般风险态度首先影响家庭资产配置,再影响其创业选择的因果过程。本研究基于资产配置视角,不仅回应了已有研究关于“为何部分风险承受能力高的农民不会参与创业”的科学争论,还展示了“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农民会采取创业行动”以图实现长期家庭资产配置最优的现实路径,对解答“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之谜”作出边际贡献。（4）本文将创业选择研究延展到“创什么业”和“如何创业”之上。怎样进一步释放农民创业潜力、激发农村小微企业活力是公共政策下一步关注的重点,已有文献对创业农民“再创业”,即扩大创业、维持创业或创业退出等衍生性选择的探索不多,在事实上忽视了创业农民群体选择异质性的关注。本文使用“组合创业”考察农民创什么业、选择“企业家创业”考察农民如何创业,在创业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新颖性。本研究结合风险厌恶和家庭资产配置,不仅考察了农民创业再选择的中介作用问题,还将资产配置两条路径延伸到创业农民选择的研究上,扩展了当前中国农民创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资产配置结构及其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资产配置结构及其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泛在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综合能源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区块链技术研究现状 |
| 1.2.2 泛在电力物联网研究现状 |
| 1.2.3 综合能源服务研究现状 |
| 1.3 主要工作与内容安排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综合能源服务系统建模及特征分析 |
| 2.1 综合能源服务系统建模分析 |
| 2.1.1 综合能源服务系统物理架构模型 |
| 2.1.2 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模型分析 |
| 2.2 综合能源服务模型的特征分析 |
| 2.2.1 综合能源服务系统的能效特征分析 |
| 2.2.2 综合能源服务的营销特征分析 |
| 2.3 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在综合能源服务系统的应用分析 |
| 2.3.1 泛在电力物联网支撑的综合能源服务模型 |
| 2.3.2 区块链技术在综合能源服务系统的应用分析 |
| 2.3.3 泛在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的融合性应用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综合能源服务网络与运行模型 |
| 3.1 基于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综合能源服务网络架构模型 |
| 3.1.1 综合能源服务场景下物联网与区块链的节点等效模型 |
| 3.1.2 基于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综合能源服务主从多链模型 |
| 3.2 基于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综合能源服务网络运行模型 |
| 3.2.1 综合能源服务系统网络的主链节点选举与更替算法 |
| 3.2.2 综合能源服务系统网络的主链节点切换策略 |
| 3.2.3 综合能源服务系统网络的新从链节点接入策略 |
| 3.3 综合能源服务网络架构模型建立的可行性验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综合能源服务区块链与信用评价算法研究 |
| 4.1 综合能源服务区块链设计 |
| 4.1.1 综合能源服务区块链的区块结构设计 |
| 4.1.2 综合能源服务区块链的逻辑层级架构设计 |
| 4.2 综合能源服务区块链逻辑信息交互模型 |
| 4.2.1 基于OSI模型的综合能源服务区块链逻辑信息交互分析 |
| 4.2.2 综合能源服务区块链的逻辑信息交互流程 |
| 4.3 综合能源服务的信用评价算法 |
| 4.3.1 综合能源服务的信用评价算法的应用场景和流程分析 |
| 4.3.2 综合能源服务的信用评价算法设计 |
| 4.4 算例仿真验证及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本论文工作总结 |
| 5.2 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2）基于交易费用视角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研究 ——以东北玉米生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技术路线与论文结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论文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生产性服务 |
| 2.1.2 交易费用 |
| 2.1.3 契约选择 |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1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研究热点及前沿变迁 |
| 2.2.2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研究 |
| 2.2.3 交易费用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研究 |
| 2.2.4 国内外契约选择行为研究 |
| 2.2.5 农业生产性服务效果研究 |
| 2.2.6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的理论分析 |
| 3.1 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理论分析 |
| 3.1.1 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本质 |
| 3.1.2 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现实选择 |
| 3.1.3 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数理模型分析 |
| 3.2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的理论分析 |
| 3.2.1 经典理论分析下服务外包决策的交易费用理论模型 |
| 3.2.2 交易费用在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中的理论应用 |
| 3.3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选择的理论分析 |
| 3.3.1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选择约束因素分析 |
| 3.3.2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理论分析 |
| 3.3.3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的博弈分析 |
| 3.4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研究的逻辑框架 |
| 第四章 调查设计及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1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政策背景及现状分析 |
| 4.1.1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的政策背景 |
| 4.1.2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现状分析 |
| 4.1.3 东北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现状分析 |
| 4.2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
| 4.2.1 问卷设计及主要内容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1 农户个体特征 |
| 4.3.2 农户家庭特征 |
| 4.4 交易费用的测度 |
| 4.4.1 威廉姆森分析范式下交易特性的度量 |
| 4.4.2 契约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的测度 |
| 4.5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描述性分析 |
| 4.5.1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描述性分析 |
| 4.5.2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描述性分析 |
| 4.5.3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描述性分析 |
| 4.6 交易费用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及契约选择的相关性分析 |
| 4.6.1 交易费用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
| 4.6.2 交易费用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相关性分析 |
| 4.6.3 交易费用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的相关性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影响研究 |
| 5.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5.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模型设定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交易费用对农户部分环节服务选择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2 交易费用对农户全程托管服务选择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不同规模农户异质性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研究 |
| 6.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6.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实证分析 |
| 6.3.2 个人信任水平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调节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研究 |
| 7.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7.2 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
| 7.2.1 关键指标测度及检验 |
| 7.2.2 变量选取 |
| 7.2.3 模型设定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3.2 服务满意度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的调节分析 |
| 7.3.3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不同服务类型契约稳定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研究 |
| 8.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8.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8.2.1 变量选取 |
| 8.2.2 描述性分析 |
| 8.2.3 模型设定 |
| 8.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3.1 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户福利模型联立估计实证分析 |
| 8.3.2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制分析 |
| 8.3.3 不同农业生产性服务类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差异分析 |
| 8.3.4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不同要素禀赋农户福利的处理效应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
（3）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现实意义 |
| 1.3.2 理论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结构框架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7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城市公共交通的经济学分析理论 |
| 2.1.1 公共物品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2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2.2.1 绿色经济的内涵及相关理论 |
| 2.2.2 城市绿色经济及效率的概念 |
| 2.2.3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衡量 |
| 2.2.4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
| 2.3.1 公交基础设施与绿色经济效率 |
| 2.3.2 公交服务效能与绿色经济效率 |
| 2.4 城市居民出行行为 |
| 2.4.1 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的概念 |
| 2.4.2 出行决策行为相关理论 |
| 2.4.3 公交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框架的构建 |
| 3.1 引言 |
| 3.2 需求视角下的城市公交发展分析 |
| 3.3 城市公交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框架 |
| 3.4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4.1 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3.4.2 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3.4.3 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模型设定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4.3.3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中介效应检验 |
| 4.5 拓展性分析 |
| 4.5.1 地区差异 |
| 4.5.2 城市规模差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模型设定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拓展性分析 |
| 5.5.1 地区差异 |
| 5.5.2 城市规模差异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公交发展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 |
| 6.1 引言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与量表分析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拓展性分析 |
| 6.4.1 家庭结构差异 |
| 6.4.2 分群估计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科学发展城市公交,关注客运量提升 |
| 7.2.2 转变民众固有观念,培养公交优先出行意识 |
| 7.2.3 实行公交优先发展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7.3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图表 |
| 附录2: 中国大中城市居民交通方式选择行为调查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4）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投资顾问的发展 |
| 1.1.2 智能金融的应用 |
| 1.1.3 智能投顾的优势 |
| 1.1.4 智能投顾的发展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背景和相关研究工作 |
| 2.1 投资组合理论 |
| 2.2 信号传递理论 |
| 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4 相关研究工作 |
| 2.4.1 投资顾问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4.2 智能投顾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4.3 投资组合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4.4 价格竞争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智能投顾服务运作机制的案例研究 |
| 3.1 研究背景分析 |
| 3.1.1 我国智能投顾服务的发展背景分析 |
| 3.1.2 我国初创型与成熟型智能投顾公司(平台)的差异分析 |
| 3.1.3 我国智能投顾服务的运作流程分析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案例选择 |
| 3.2.2 数据收集 |
| 3.2.3 分析步骤 |
| 3.2.4 案例变量编码及模型构建 |
| 3.3 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分析 |
| 3.3.1 基础资产所属机构属性作用分析 |
| 3.3.2 基础资产属性作用分析 |
| 3.3.3 基础资产运作人属性作用分析 |
| 3.4 案例研究结果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智能投顾服务对基础资产的选择倾向性研究 |
| 4.1 智能投顾基础资产库构建模式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基金特征与智能投顾选择行为 |
| 4.2.2 基金经理特征与智能投顾选择行为 |
| 4.2.3 基金经理特征的调节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研究样本选取 |
| 4.3.2 变量描述 |
| 4.3.3 数据分析 |
| 4.3.4 模型的构建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5 实证研究结果讨论 |
| 4.5.1 对于智能投顾公司的借鉴意义 |
| 4.5.2 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借鉴意义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中的价格竞争机制研究 |
| 5.1 研究背景 |
| 5.2 研究挑战 |
| 5.3 智能投顾产品的价格竞争环境 |
| 5.4 集中优化方法对个体的非有效性验证 |
| 5.5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模型构建及验证 |
| 5.5.1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模型构建 |
| 5.5.2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问题复杂度研究 |
| 5.5.3 模型仿真 |
| 5.5.4 结果分析 |
| 5.6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的价格竞争研究 |
| 5.6.1 拥挤效应的应用 |
| 5.6.2 假设条件 |
| 5.6.3 考虑拥挤效应的需求模型构建 |
| 5.6.4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均衡研究 |
| 5.7 仿真分析 |
| 5.7.1 算例基本假设条件 |
| 5.7.2 模型构建及求解 |
| 5.7.3 算例结果分析 |
| 5.8 定价策略研究结果讨论 |
| 5.8.1 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借鉴作用 |
| 5.8.2 对于智能投顾公司的借鉴作用 |
| 5.8.3 对于行业监管的借鉴作用 |
| 5.9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5）企业僵尸化程度、挽救价值及挽救措施研究 ——以ZT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 |
| 2.1 僵尸企业的界定 |
| 2.1.1 国务院法 |
| 2.1.2 CHK法 |
| 2.1.3 FN—CHK方法 |
| 2.1.4 僵尸企业僵尸指数模型法 |
| 2.1.5 僵尸企业界定方法对比 |
| 2.2 企业僵尸化程度判断 |
| 2.2.1 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判断标准 |
| 2.2.2 僵尸企业僵尸化程度划分 |
| 2.3 僵尸企业的成因 |
| 2.3.1 僵尸企业形成的关键因素 |
| 2.3.2 僵尸企业形成的推动因素 |
| 2.4 僵尸企业的危害 |
| 2.4.1 僵尸企业降低资源利用效率 |
| 2.4.2 对僵尸企业的救助会形成恶性循环 |
| 2.4.3 僵尸企业影响政府推出新政策的纯粹性 |
| 3 僵尸企业挽救价值判断及挽救措施选择 |
| 3.1 挽救价值的判断方法 |
| 3.1.1 哈佛分析框架 |
| 3.1.2 企业价值评估 |
| 3.2 挽救措施选择 |
| 3.2.1 挽救措施的方式 |
| 3.2.2 挽救措施的选择依据 |
| 4 我国上市公司僵尸化现状分析 |
| 4.1 僵尸化程度的总体占比分析 |
| 4.2 僵尸企业的行业分布特征 |
| 4.2.1 各行业僵尸化程度分析 |
| 4.2.2 制造业僵尸化程度分析 |
| 5 ZT公司僵尸化程度、挽救价值及挽救措施的案例分析 |
| 5.1 案例背景 |
| 5.2 ZT公司僵尸化表现及僵尸化程度 |
| 5.2.1 ZT公司僵尸化表现 |
| 5.2.2 ZT公司僵尸化程度分析 |
| 5.3 ZT公司僵尸化成因分析 |
| 5.3.1 企业自身原因 |
| 5.3.2 外部经济环境原因 |
| 5.4 ZT公司挽救价值及挽救措施分析 |
| 5.4.1 ZT公司挽救价值判断 |
| 5.4.2 ZT公司挽救措施分析 |
| 5.5 启示 |
| 6 预防企业僵尸化程度的加深及处置建议 |
| 6.1 降低企业的僵尸化程度 |
| 6.1.1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
| 6.1.2 加强银行贷款的监督管理 |
| 6.1.3 制定有效地处理机制 |
| 6.2 僵尸企业的处置建议 |
| 6.2.1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完善产业政策体系 |
| 6.2.2 推动企业改革,完成股权多元化 |
| 7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数据介绍和研究方法 |
| 1.3.1 数据来源与描述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1.4.1 研究贡献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础理论 |
| 2.1.1 货币需求理论 |
| 2.1.2 经典资产配置理论 |
| 2.1.3 行为金融学理论 |
| 2.1.4 背景风险研究 |
| 2.2 健康资本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关系的研究 |
| 2.2.1 关于健康资本度量的研究 |
| 2.2.2 关于健康资本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的研究 |
| 2.2.3 关于健康资本水平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研究 |
| 2.3 医疗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关系的研究 |
| 2.3.1 医疗保险是家庭金融资产的组成部分 |
| 2.3.2 医疗保险是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金融中介 |
| 2.3.3 关于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研究 |
| 2.4 医疗保险与健康资本、医疗服务利用关系的研究 |
| 2.4.1 关于医疗保险对健康资本水平影响的研究 |
| 2.4.2 关于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利用影响的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3.1 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2 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健康资本在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中的机制作用 |
| 3.2.2 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在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中的机制作用 |
| 3.3 研究设计 |
| 第4章 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总体作用分析 |
| 4.1 变量选取和计量模型设定 |
| 4.1.1 变量选取 |
| 4.1.2 计量模型设定 |
| 4.2 描述统计分析和基准回归 |
| 4.2.1 描述统计分析 |
| 4.2.2 基准分析 |
| 4.2.3 内生性讨论 |
| 4.3 中介效应检验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年龄分组 |
| 4.4.2 高低资产水平分组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健康资本在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中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1 变量选取与计量模型设定 |
| 5.1.1 变量选取 |
| 5.1.2 计量模型 |
| 5.2 描述统计分析和基准回归 |
| 5.2.1 描述统计分析 |
| 5.2.2 基准分析 |
| 5.3 内生性讨论 |
| 5.3.1 混合处理效应回归 |
| 5.3.2 面板处理效应回归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年龄分组 |
| 5.4.2 收入分组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在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中的作用机制分析 |
| 6.1 变量选取与计量模型设定 |
| 6.1.1 变量选取 |
| 6.1.2 计量模型 |
| 6.2 描述统计分析和基准回归 |
| 6.2.1 描述统计分析 |
| 6.2.2 基准分析 |
| 6.3 内生性讨论 |
| 6.3.1 医疗保险与总医疗费用 |
| 6.3.2 医疗保险对自付医疗费用、自付比例的影响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收入水平分组 |
| 6.4.2 健康状况分组 |
| 6.5 本章小节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启示 |
| 7.2.1 缩小不同地域或不同身份群体的医疗保障和医疗资源差距 |
| 7.2.2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
| 7.2.3 加强对家庭投资者的引导,提高其投资意识和投资能力 |
| 7.2.4 鼓励金融创新,降低风险性金融资产市场的准入门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技术路线 |
| 1.3 研究特色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础概念以及文献综述 |
| 2.1 基础概念界定 |
| 2.1.1 家庭金融素养概念 |
| 2.1.2 家庭风险金融投资概念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素养的综述 |
| 2.2.2 金融素养影响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综述 |
| 2.2.3 金融素养影响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综述 |
| 2.2.4 金融素养影响风险投资收益的综述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经典投资组合理论 |
| 2.3.2 生命周期理论 |
| 第三章 家庭金融素养的分类与影响因素 |
| 3.1 样本数据 |
| 3.2 家庭金融素养的分类 |
| 3.2.1 整体视角的家庭金融素养 |
| 3.2.2 主观、客观视角的家庭金融素养 |
| 3.2.3 基础、高级视角的家庭金融素养 |
| 3.2.4 过度自信、真实自信 |
| 3.3 家庭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 |
| 3.3.1 主观、客观视角家庭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 |
| 3.3.2 基础、高级视角家庭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 |
| 3.3.3 过度自信、真实自信的影响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素养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影响 |
| 4.1 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
| 4.1.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
| 4.1.2 主要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
| 4.1.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
| 4.2 金融素养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Probit模型 |
| 4.3 金融素养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整体视角金融素养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影响 |
| 4.3.2 主观、客观视角金融素养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影响 |
| 4.3.3 基础、高级视角金融素养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素养对家庭选择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 |
| 5.1 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
| 5.1.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
| 5.1.2 主要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
| 5.1.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
| 5.2 金融素养对家庭选择风险金融资产的Probit模型 |
| 5.3 金融素养对家庭选择风险金融资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整体视角金融素养对家庭选择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 |
| 5.3.2 主观、客观视角金融素养对家庭选择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 |
| 5.3.3 基础、高级视角金融素养对家庭选择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 |
| 5.3.4 过度自信、真实自信对家庭选择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投资收益的影响 |
| 6.1 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
| 6.1.1 被解释变量选取与描述 |
| 6.1.2 主要解释变量选取与描述 |
| 6.1.3 控制变量选取与描述 |
| 6.2 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投资收益的Probit模型 |
| 6.3 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投资收益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选择的影响研究 ——以浙江省象山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相关进展 |
| 1.2.1 农户可持续生计相关研究 |
| 1.2.2 农村宅基地功能相关研究 |
| 1.2.3 农户生计与宅基地相关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 |
| 2.1.2 农户类型划分 |
| 2.1.3 生计资本 |
| 2.1.4 宅基地 |
| 2.1.5 宅基地功能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经济决策行为理论 |
| 2.2.2 土地利用转型理论 |
| 2.2.3 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 |
| 3 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整体分析框架 |
| 3.2 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选择的影响机理 |
| 3.2.1 自然资本对宅基地功能的影响 |
| 3.2.2 人力资本对宅基地功能的影响 |
| 3.2.3 物质资本对宅基地功能的影响 |
| 3.2.4 金融资本对宅基地功能的影响 |
| 3.2.5 社会资本对宅基地功能的影响 |
| 3.3 小结 |
| 4 研究区域及数据统计 |
| 4.1 研究区域和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区域概况 |
| 4.1.2 研究设计 |
| 4.2 基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
| 4.2.1 受访农户样本特征 |
| 4.2.2 受访户家庭样本特征 |
| 4.2.3 农户宅基地利用方式特征 |
| 4.3 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状况及异质特征 |
| 4.3.1 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的衡量指标 |
| 4.3.2 数据处理方法及指标客观权重 |
| 4.3.3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及特征 |
| 4.4 小结 |
| 5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选择的影响研究 |
| 5.1 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利用方式比较 |
| 5.1.1 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的利用方式 |
| 5.1.2 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利用方式和生计资本值的差异比较 |
| 5.2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模型的选择 |
| 5.2.2 模型检验 |
| 5.2.3 结果及分析 |
| 5.3 小结 |
|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调查问卷 |
| 附录 B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成果及参与的课题 |
| 致谢 |
（9）租购并举制度下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的理论基础 |
| 2.1.1 政策执行理论 |
| 2.1.2 市场监管理论 |
| 2.1.3 演化博弈理论 |
| 2.1.4 供求理论 |
| 2.2 相关概念界定 |
| 2.2.1 住房的属性 |
| 2.2.2 住房租赁市场的界定 |
| 2.2.3 住房租赁的交易模式及特点 |
| 2.2.4 住房租赁市场核心利益主体的界定 |
| 2.3 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的的相关研究 |
| 2.3.1 租购并举制度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2 央地政府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3 住房租赁激励的相关研究 |
| 2.3.4 住房租赁监管的相关研究 |
| 2.3.5 住房租赁市场主体行为博弈的相关研究 |
| 2.4 国际住房租赁制度改革与实践经验 |
| 2.4.1 美国住房租赁制度与实践 |
| 2.4.2 德国住房租赁制度与实践 |
| 2.4.3 新加坡住房租赁制度与实践 |
| 2.4.4 日本与英国住房租赁制度与实践 |
| 2.4.5 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现状及成因 |
| 2.5 研究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租购并举制度对住房租赁市场主体的影响研究 |
| 3.1 租购并举制度的实施背景及主要政策内容 |
| 3.1.1 租购并举制度的实施背景 |
| 3.1.2 租购并举制度下的住房租赁政策体系 |
| 3.2 租购并举政策体系对租赁住房供给主体的影响 |
| 3.2.1 增加租赁用地供给助力企业新建租赁住房 |
| 3.2.2 税费优惠政策激励租赁住房供给 |
| 3.2.3 金融产品创新解决住房租赁企业融资困境 |
| 3.2.4 多项政策举措保障租赁住房多渠道供给 |
| 3.3 租购并举政策体系对租赁住房需求主体的影响 |
| 3.3.1 实证研究 |
| 3.3.2 承租人权益保障逐步加强 |
| 3.3.3 “租购同权”逐步落地 |
| 3.3.4 引导消费者逐步改变住房消费观念 |
| 3.4 租购并举政策体系对住房租赁监管主体的影响 |
| 3.4.1 住房租赁市场监管逐步加强 |
| 3.4.2 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保障民生的目标诉求 |
| 3.4.3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
| 3.4.4 地方政府监管成本增加,声誉提升 |
| 3.5 租购并举制度下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的概念模型 |
| 3.5.1 概念模型的提出 |
| 3.5.2 央地政府间租购并举政策执行的激励与监管演化博弈概念模型 |
| 3.5.3 政府、企业与消费者间住房租赁激励监管演化博弈概念模型 |
| 3.5.4 出租人住房出租行为监管的演化博弈概念模型 |
| 3.5.5 房产中介租赁服务监管维权威慑博弈概念模型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央地政府间租购并举政策执行的激励与监管演化博弈 |
| 4.1 博弈机理分析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模型假设 |
| 4.2.2 支付矩阵 |
| 4.3 模型求解及仿真 |
| 4.3.1 系统局部均衡点 |
| 4.3.2 演化稳定策略及仿真 |
| 4.4 主要参数对策略演化的影响 |
| 4.4.1 市场结构影响因子对策略演化的影响 |
| 4.4.2 奖励力度对央地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
| 4.4.3 处罚力度对央地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
| 4.5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租赁企业和消费者间住房租赁激励监管演化博弈 |
| 5.1 博弈机理分析 |
| 5.1.1 政府与住房租赁企业间的博弈关系 |
| 5.1.2 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
| 5.1.3 住房租赁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
| 5.2 模型构建 |
| 5.2.1 模型假设 |
| 5.2.2 支付矩阵 |
| 5.3 模型求解及仿真 |
| 5.3.1 复制动态方程 |
| 5.3.2 均衡点的稳定性及其仿真 |
| 5.4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出租人住房出租行为监管演化博弈 |
| 6.1 博弈机理分析 |
| 6.2 模型构建 |
| 6.2.1 模型假设 |
| 6.2.2 支付矩阵 |
| 6.3 模型求解及仿真 |
| 6.3.1 系统局部均衡点 |
| 6.3.2 演化稳定策略ESS |
| 6.3.3 模型演化仿真 |
| 6.4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房产中介租赁服务监管维权威慑博弈 |
| 7.1 模型构建 |
| 7.1.1 模型假设 |
| 7.1.2 模型构建 |
| 7.2 模型求解 |
| 7.2.1 政府监管部门行为分析 |
| 7.2.2 房屋承租人行为分析 |
| 7.2.3 房产中介机构行为分析 |
| 7.2.4 均衡求解 |
| 7.3 模型分析 |
| 7.3.1 培育强硬型房屋承租人的策略 |
| 7.3.2 针对强硬型房产中介机构的策略 |
| 7.3.3 针对软弱型房产中介机构的策略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建议及措施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10）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创业与农民创业 |
| 1.2.2 风险厌恶测度 |
| 1.2.3 风险厌恶与创业 |
| 1.2.4 风险厌恶与家庭资产配置 |
| 1.2.5 家庭资产与创业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风险厌恶 |
| 2.1.2 家庭资产 |
| 2.1.3 家庭资产配置 |
| 2.1.4 农民创业 |
| 2.1.5 农民创业选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风险偏好理论 |
| 2.2.2 计划行为理论 |
| 2.2.3 创业资源理论 |
| 2.2.4 家庭资产配置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 |
| 3.1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1.1 传统社区情景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2 现代市场情景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3 区分自雇和企业家创业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4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选择是否创业的机制分析 |
| 3.1.5 风险厌恶影响创业农民选择创业形式的机制分析 |
| 3.2 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2.1 全部资产都可交易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数理推导 |
| 3.2.2 部分资产不可交易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数理推导 |
| 3.3 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3.1 对家庭资产配置与创业选择“一体两面”的讨论 |
| 3.3.2 家庭资产与农民创业选择的基准模型 |
| 3.3.3 不同种类家庭资产间配置关系与农民创业选择 |
| 3.3.4 家庭资产间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机制分析 |
| 3.4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4.1 “家庭资产配置”作为“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中介变量的讨论 |
| 3.4.2 家庭资产配置在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路径的中介效应数理分析 |
| 3.4.3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作用机理的综合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调研设计与风险厌恶度的测度 |
| 4.1 数据来源与调研设计 |
| 4.1.1 样本来源区域 |
| 4.1.2 问卷设计 |
| 4.1.3 抽样规模的确定 |
| 4.1.4 抽样方法及样本选取 |
| 4.1.5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
| 4.2 风险厌恶度测度的原理与方法 |
| 4.2.1 风险厌恶测度的原理 |
| 4.2.2 风险厌恶测度的定性方式 |
| 4.2.3 风险厌恶的定量测度 |
| 4.2.4 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风险厌恶定量测度 |
| 4.3 基于实验方法和自主报告的综合风险厌恶测度的研究设计 |
| 4.3.1 基于BRET实验方法的测度 |
| 4.3.2 基于DOSPERT的自主报告方式复式度量 |
| 4.3.3 测度的流程 |
| 4.4 风险厌恶测度结果 |
| 4.4.1 SOEP报告的结果 |
| 4.4.2 DOSPERT报告的结果 |
| 4.4.3 BRET实验的结果 |
| 4.5 三种风险态度测度结果的比较与讨论 |
| 5 西南三省农村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及农民创业的现实考察 |
| 5.1 西部农村居民的家庭资产与创业的历史变化 |
| 5.1.1 西部农村居民的家庭资产的历史变化 |
| 5.1.2 农民创业的历史情况及与家庭资产的联动分析 |
| 5.1.3 分省域进行比较和讨论 |
| 5.2 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价值评估及总资产情况考察 |
| 5.2.1 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价值评估 |
| 5.2.2 家庭总资产的情况考察 |
| 5.3 基于结构视角的农村家庭资产情况的现状考察 |
| 5.3.1 关于资产结构指标的介绍及统计 |
| 5.3.2 固定资产情况 |
| 5.3.3 金融资产情况 |
| 5.3.4 借入款情况 |
| 5.4 基于配置视角的农村家庭资产情况的现状考察 |
| 5.4.1 资产配置指标的确立 |
| 5.4.2 风险资产情况 |
| 5.4.3 安全资产情况 |
| 5.4.4 综合耐用消费品情况 |
| 5.5 调查农户家庭的创业选择情况考察 |
| 5.5.1 创业选择情况 |
| 5.5.2 创业绩效情况 |
| 5.5.3 创业行业情况 |
| 5.5.4 经营与组织情况 |
| 5.6 创业视角下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变动 |
| 5.6.1 创业前后农民家庭资产价值量的变动 |
| 5.6.2 创业前后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变动 |
| 5.7 本章总结 |
| 6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家庭资产配置的实证分析 |
| 6.1 风险厌恶对农民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
| 6.1.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6.1.2 研究假设与模型的构建 |
| 6.1.3 变量的选取 |
| 6.1.4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5 模型检验、主要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
| 6.1.6 进一步回归及其分析 |
| 6.1.7 比较回归及其分析 |
| 6.1.8 实证分析小结 |
| 6.2 风险厌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
| 6.2.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6.2.2 研究假设与模型的构建 |
| 6.2.3 变量的选取 |
| 6.2.4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5 模型检验、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
| 6.2.6 稳健性回归结果分析 |
| 6.2.7 实证分析小结 |
| 6.3 两次实证分析结果汇总及讨论 |
| 6.4 本章总结 |
| 7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研究方法 |
| 7.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7.2.1 模型的构建 |
| 7.2.2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3.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3.3 内生性检验、稳健性回归及分析 |
| 7.3.4 进一步回归及分析 |
| 7.3.5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3.6 实证小结 |
| 7.4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组合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4.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4.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4.3 进一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4.4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4.5 实证小结 |
| 7.5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企业家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5.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5.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5.3 稳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5.4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5.5 实证小结 |
| 7.6 本章总结 |
| 8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的影响分析 |
| 8.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8.1.2 数据来源 |
| 8.1.3 研究方法 |
| 8.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8.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8.2.2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8.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4 家庭资产配置作为内生中介效应分析 |
| 8.4.1 中介效应识别的思路 |
| 8.4.2 影响农民选择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3 影响农民选择组合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4 农民选择企业家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5 对中介效用进行系数乘积法检验及对检验结果的比较和讨论 |
| 8.5 进一步研究:风险厌恶与家庭资产配置的潜在交互作用 |
| 8.5.1 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交互效应分析 |
| 8.5.2 中介效应与交互作用的比较及讨论 |
| 8.6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9.2.1 重视农民个体风险态度,构建评估平台普及农民创业咨询服务 |
| 9.2.2 着力农村家庭风险感知,探索“市场+政府+农户”创业风险共担机制 |
| 9.2.3 家庭资产配置是农民创业重要指标,应纳入到农民创业评估体系当中 |
| 9.2.4 生产性资产是农民创业重要启动器,应发展专门中介组织支持农民创业 |
| 9.2.5 盘活固定资产金融价值,增强农民选择创业的意愿 |
| 9.2.6 利用资产促进创业的配置效应,探索以多元资产包为对象的创业补贴手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一:补充表格 |
| 附录二:调查问卷 |
| 附录三: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四、资产配置结构及其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泛在电力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综合能源服务研究[D]. 杨晟.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2]基于交易费用视角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研究 ——以东北玉米生产为例[D]. 薛莹. 沈阳农业大学, 2021(04)
- [3]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D]. 李金培. 上海交通大学, 2020
- [4]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研究[D]. 王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5]企业僵尸化程度、挽救价值及挽救措施研究 ——以ZT公司为例[D]. 段晓峰. 贵州财经大学, 2020(12)
- [6]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D]. 孙晓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D]. 邓皓哲. 南京财经大学, 2020(08)
- [8]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功能选择的影响研究 ——以浙江省象山县为例[D]. 林书达.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2)
- [9]租购并举制度下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策略研究[D]. 郭金金.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10]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D]. 朱泓宇. 四川农业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