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赞美到反讽——革命者形象的变迁与王蒙创作心态的变迁

一、从歌颂到反讽——革命者形象的变迁与王蒙创作心态的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宁媛媛^[1]（2021）在《五十年代初期青年学生的感觉意识与思想转变 ——以王蒙《青春万岁》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

田诗洋^[2]（2020）在《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漫长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历程中,战争始终是文学书写、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虽然文化理念的迥异影响着文学创作的差异化发展,但战争叙事都是其文学创造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近些年来,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我们发现,在欧美华文文学书写中,战争叙事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既有对发生于中国本土的战事的记述,也有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地区战场的刻画,欧美华文作家群关注发生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不同性质的战争,也往往在书写中流露出不同的情感态度与认知方式。概略的看欧美华文文学创作中的“战争”书写涵盖了三个层面:一是作为叙事对象的战争,即在作品中正面表现战争的经过、战场的惨烈,将战火中的人的斗争与挣扎作为文本叙事的对象,将战争置于凝聚文本叙事线索的中心位置,从而明确“战争”即为小说的主题与叙事主体;二是作为叙事背景的战争,将战争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战争在故事中时隐时现,为作品营造特定的时代条件与地域条件,促使典型事件的发生,这里所谓的“背景”并不是游离于叙事主旨的,而恰恰是存在于特定时期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外部环境;三是作为通向叙事主题通道的战争,选择战争作为叙事通道从而表达人与历史的冲突、战争中个体生存与群体选择的冲突等主题。梳理近些年来学界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中战争书写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虽然相关讨论已有一定数量的积累,但大多数研究仍是侧重整体作家作品的解读,仍缺少以“战争”为基点、观察欧美华文小说整体创作,并总结欧美华文文学对“战争”的思考成果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论文以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为研究重点,在剖析相关作品创作特点的基础上,尝试深入挖掘隐含在文字背后更丰富、复杂的内涵。多层次的“战争”定位并不是将战争书写进行泛化,而是在相关叙事文本中以“战争”这一线索,串联出欧美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条主题流向,聚焦于紧密围绕同一主题而衍生的话语场域,以此观照欧美华文作家同中有异、与时俱进的战争观念、审美取向与小说文本的批判性。论文第一章与第二章重点探讨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的历史叙事,分别聚焦发生于中国境内和海外战场的战争书写。海外华文作家的战争叙事中既有源于中国文化的政治取向和民族认同作为创作底色,也以丰厚的文学传统为积淀,在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大格局中形成生命意识和历史反思。具体的看欧美华文作家群对中国境内战事的关注较多集中于抗日战争,历史上欧美华侨在海外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对祖国抗战进行声援和经济支持,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体现了华人的民族国家情怀,并呈现在延续至今的文学创作中,同时海外作家的抗战题材作品也反映着对国内抗战文学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当代欧美华文作家往往选择站在历史之外对经历着战争的人和事进行回忆和想象,在多元文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对话中向人性、生命、族群、种族、身份等方向进行书写,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视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貌。论文第三章剖析欧美华文文学战争叙事中的离散境遇与身份认同,在战争故事中重新审视欧美华文文学研究的经典母题“离散”与“身份”问题。战争造成的极端离散境遇让书写者对身份的思考走向多元,与族裔意识、在地化、性别书写等主题相继迸发出新的火花,突出显现为身份的认同与偏移。战争中人的“错位”使得身份辨析更加扑朔迷离,既包括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异国进行身份追寻,也包括其他族裔由于侵略、避难等原因寄居在中国领土,甚至是主动与被动选择下的个体身份调换现象。战争同时又是一次对“民族同一性”的强化,在欧美华文作家创作中,“中国”不仅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客观存在,更是文化意义上的诗性家园和身份象征符号的总和。作家们借助于现代性、后现代性视野下身体的叙事功能,和战争语境下混血儿身份的原罪化书写,将置身跨文化背景中的生命体验进行了艺术化的呈现和思考。第四章侧重探讨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中的战争伦理问题。对于战争伦理的思考可以溯源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兵家思想、儒道学说,又与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宗教思想和历史意识等相关。此外由战争过渡到和平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战时文化规范与启蒙文化规范相碰撞而引发的问题等,也均成为海外华文作家探讨战争伦理问题时的文化立足点。本文尝试从上述问题出发,进一步探讨海外作家创作中,在群体解放与个体解放的叙事冲突中观察个体命运,兼容暴力审美与反战思想等内涵中表达的观念。第五章考查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的叙事策略,提炼共性化、典型化、特色化的叙事方式。欧美华文作家用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调和,平衡着真实与的虚构关系;用主动暴露作者意识的写作手法,借战争叙事传递和平年代的省思;在多重视角叙事与视角更迭中,使不同视角的持有者在故事中相互关联,形成一种对立式的补充;以悬疑元素发酵戏剧张力,完成氛围渲染和结构设计;用幽默介入苦难从而把控叙事的悲剧感,让叙事节奏更有节制、张弛有度地循序渐进。这些因素增强了作家创作的可读性和技巧的实验性,分析其叙事特点,由呼吁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作品的内涵。整体来看,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在题材选择思想意识和国际视野等方面,补充并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写作格局,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展现出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盛建杰^[3]（2020）在《《北京文艺》（1950-1966）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北京文艺》（1950-1966）,是“十七年”时期一份重要的省市级文艺刊物,本文通过对该刊的个案研究,透视“十七年”时期文学潮流的复杂演进和文艺环境的不断变化给文学创作造成的复杂影响。本文包括四章:《北京文艺》的历史概览,《北京文艺》与文艺潮流,《北京文艺》与工人创作,《北京文艺》的风格与价值。《北京文艺》创刊于1950年9月,由北京市文联主办,老舍任主编。1951年12月,《北京文艺》与当时全国最重要的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合刊。1954年10月北京市文联召开第二次文代大会,决定把《说说唱唱》的内容加以扩展,改名为《北京文艺》。1955年5月《北京文艺》第二次创刊,直至1966年5月停刊。本文梳理了这一刊物创刊、合刊与停刊的发展过程,考察了“十七年”时期文艺刊物“身不由己”“小心翼翼”的生存状态。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推动与引领,这是文学期刊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第二章重点分析了“百花时代”《北京文艺》在文艺理论批评和文艺创作方面出现的新面貌。刊物着重展开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争,期刊发表的作品体裁和题材的范围扩大,主题和样式更加多样,讽刺文艺、爱情诗等创作焕发出新的生机。本文梳理了《北京文艺》在文艺批判中的表现,概括了它在文艺批判中的批判方式与批判话语,参与文艺批判的人操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批判话语,对文艺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十七年”文艺思潮的发生、起伏与政治运动具有紧密的联系,1958年伴随生产“大跃进”,《北京文艺》涌现出以工农兵为创作主体的“人人搞创作”的群众文艺运动。工人创作是“十七年”时期《北京文艺》关注的重点。《北京文艺》作为北京市文联最重要的综合性文艺刊物,为北京市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工人征文比赛中涌现出的优秀作品提供发表平台,发表专业文艺工作者对工人创作的评论。《北京文艺》的工人创作主要有诗歌和小说两类文学体裁。先进与落后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转变”情节的普遍设置,在工人小说中随处可见,甚至演变成一种模式化写作。工人诗歌创作可以分为歌颂车间劳动,配合有重大意义的时政潮流,诗歌中充满高昂的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总体而言,工人作品本身艺术审美性较低,作品终究摆脱不了速生速朽的命运。纵观《北京文艺》的整体面貌,配合政治任务,追求通俗化和地方化是期刊的基本风格。该刊为初入文坛的新人提供作品发表平台,积极组织文学评论,帮助青年作家成长,体现出它作为文艺期刊的正面价值。“十七年”时期期刊编辑总体上以政治标准选择、编发作品,《北京文艺》的大多数作品紧跟政治潮流,对政治意蕴的过分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真实的生活与人性,阻碍了对文学艺术品格的探索,损害了文学审美性。

罗紫轩^[4]（2020）在《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文中研究指明在丁玲晚年正式回归文坛之后,一大批沉寂多年的丁玲作品相继再版,文艺批评家于是开始重新评估丁玲作品的文学价值,丁玲同样选择公开回应这些言论,向读者表明自己的立场。本文认为,丁玲晚年在这一过程中,常常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一方面,丁玲的个人经验以及急于洗刷冤屈的需求引导丁玲塑造与“体制”高度一致的作家形象。因此,丁玲晚年不断通过再版、删改和重述来建构个人的历史,积极扞卫三十年代身为左翼作家的丁玲、四十年代身为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丁玲和五十年代身为“文化官员”的丁玲。可是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又要求丁玲召回被压抑的身份意识,迫使丁玲向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做出让步。于是,丁玲希望外界认可的身份与外界期待丁玲扮演的身份总是存在某种错位。这两种身份意识的拉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呈现:其一、文艺力量与政治力量的交锋。丁玲晚年为了纠正五十年代强加给她的政治罪名,选择以“文化官员”的身份参与文学活动。丁玲不仅自觉推出有利于国家形象、符合政治要求的作品,而且主动与政治高层人物保持良性互动,积极发表具有政策指导性质的文章。可是八十年代,不少文艺批评家选择支持文艺的“去政治化”和文学的自主性,丁玲的“正统”作品,如:《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并没有得到文艺界的认可和支持,相反,《“牛棚”小品》等与“伤痕文学”相似的作品更容易被读者青睐。同时,周扬、林默涵等与丁玲对立的一派仍然在阻碍丁玲恢复政治名誉、洗刷冤屈,多次通过污名化丁玲的形象剥夺丁玲的话语权。因此,丁玲不得不反复权衡作家与政治的关系,避免遭到来自“左派”与“右派”两方力量的夹攻。其二、五四启蒙话语与毛文体的交锋。丁玲晚年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文艺工作者,积极使用延安时期形成、“前三十年”时期强化的文艺标准重评作品。可是这一阶段,出版社却优先再版丁玲饱受争议的“毒草”:《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与《“三八节”有感》,文艺评论者则开始使用五四启蒙话语重释这些作品,并且否认丁玲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的创作成果,试图强化丁玲“五四知识分子”的形象。丁玲虽然有意通过毛文体重新解读“毒草”,表明自己愿意继续维护《讲话》的权威,但是因为毛文体与这些作品存在天然的隔膜,所以丁玲无法真正说服八十年代的读者,只能常常表现出难以自圆其说的困窘。其三、个人主义思想与左翼思想的交锋。丁玲复出文坛后,相关部门仍迟迟未澄清丁玲南京被囚期间“投降叛党”的传闻,这一罪名已然成为丁玲平反道路的一大阻碍。因此丁玲晚年需要主动强调“左翼文学”在她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自证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然而,文艺批评家在八十年代多以极其谨慎的态度对待“革命文学”,更推崇丁玲个人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另外,随着“革命”的语意不断发生变化,丁玲在八十年代形成的革命观已然不同于三十年代的革命观,丁玲解读三十年代作品的方式也不时与文本本身的含义相悖。如此一来,丁玲在《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和《水》中表达的“革命观”便显得多有纰漏,丁玲希望展现的革命身份也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晚年的身份便不再是丁玲多种身份意识的排列组合,而是多种力量博弈和想象的新产物。

段永建^[5]（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指出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关煜^[6]（2019）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面具”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晚近三十余年,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一些颇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尤其以架上绘画最为显着。就艺术本身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创构某种“艺术类型”甚至“艺术流派”。比如,以张晓刚、曾梵志、岳敏君、方力钧为代表的着名艺术家,他们都创作了“面具化”作品。画面中的肖像形象具有表情凝固、抽离了鲜活生命状态与不断复制等特征,符合汉斯·贝尔廷对肖像艺术中“面具”概念的定义。即使目前尚不能称他们的作品为“面具艺术流派”,但毫无疑问已形成了一种绘画现象,不妨称之为“面具”现象。将这种“面具”现象置于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来理解,则可以认为,它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发生发展有着明显契合。这些“面具”艺术改变了古典艺术中对“优美”的追求,肖像中或傻笑或呆滞的表情无疑具有朴素写实的追求,蕴涵了现代性反思的文化精神。我们只有结合社会现实,才能透过面具本身理解这些表情下的震惊体验,实现艺术作品对现代人心理与精神世界的积极探索。论文以当代艺术的“面具”形态为切入点,结合丰富的作品实例与文献材料,运用图像学、美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艺术“面具”群像现象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阐述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语境与具体概念。首先界定“当代艺术”的概念,认为其是指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所出现的一批具有“观念”特征的先锋艺术。其次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别现代主义”多重维度着手,在中西方艺术视野的比较关系和中国当代不同艺术家的平行关系中建立观察中国“面具”化艺术的视角,确立中国当下文化与艺术的民族身份。第二章,从表情凝固、复制与面具表达的中国式呈现视角分析当代“面具”艺术的生成过程。主要运用汉斯·贝尔廷的“面具”理论,结合史上面具的流变发展过程对当代艺术中的“面具”形态下定义。并通过对本雅明、安迪·沃霍尔、当代艺术中的不同“复制”进行比较,总结出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艺术“异质同构”的特性。同时,揭示出“天价面具”现象背后存在的“双重矛盾”,即国际艺术市场对作品、艺术家的热捧和国内官方艺术平台对其的冷遇之间的矛盾,以及当代艺术发生之初的批判意识与市场经济环境下产生的作品符号化、自我重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由此探讨当代艺术的先锋内涵与存在意义。第三章,围绕中国当代艺术中最为突出的“面具”艺术家的作品,考察当代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杂糅性特征。通过对张晓刚的“中国脸”面具、岳敏君的“傻笑人”面具、方力钧的“光头”面具与曾梵志“假面”面具的代表作品进行梳理,一方面归纳“面具”的合理性称谓,另一方面在确立不同艺术家面具审美风格的基础上,对“面具”作品的中国式真伪寓言及深层人文关怀进行揭示。第四章,从“面具”艺术作品中的戏仿、反讽、隐喻等手法入手,分析当代艺术中面具的功能效果及中国式审美意蕴。认为当代“面具”艺术对传统面具的遮蔽、遁形功能有所保留。其以当下的视野与观念,和有别于西方艺术的隐喻与寓言的方式,共同开启“面具”的内在记忆与暗示功能。旨在重塑过去,抵抗记忆的断裂与遗忘,实现自我救赎。同时以自嘲与解构的方式隐喻地表达了艺术家的内在情感,获得了当代艺术反思与批判的创意。第五章,从构成面具的外在艺术形态线条、色彩、构图等组成部分入手,深入分析西方艺术语言的中国式变革。认为以中国社会现实为基的“记忆”与“反记忆”才是构成“面具”的主体部分,并以此为脉络形成当代艺术的叙事逻辑和基本情感表达。由此可见,当代艺术是建立在深厚的中国哲学思想基础之上,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而具有相对独立的绘画语汇、逻辑结构和空间意识的独立艺术。亦是对于文化蕴藉、审美蕴藉、政治蕴藉有着内在追求,带有反思批判性的先锋艺术。尽管这些“面具”作品吸收了西方艺术的手法,不免带有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印记,但作品呈现出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以及中西方不同文化、艺术共同交织的不规则,不平衡性却也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独特的绵延生命力之所在。

苏月奂^[7]（2016）在《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文中认为叙事伦理是艺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衡量作品价值的基本尺度。中国当代电影（1949年至今）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叙事伦理病症。学者们大都把目光聚焦在影片的伦理内涵阐述上,这些研究显然无法切中其叙事伦理的病理。本文首次将研究目标对准这一学术空白领域,目的在于全面认识和阐明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揭示其问题的本质,为中国电影伦理效果的提升提供借鉴。本文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启迪思想”为良好伦理效果的标准,以中国建国以来六十多年的叙事性电影为主要研究材料,以系统观为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思辨研究、比较研究三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进行探究。论文从叙事概念、伦理概念等的梳理中推导出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的范畴。基于叙事概念,论文确定了“电影表达了什么样的伦理观（即叙事的内容要素）、怎样表达（即叙事的形式要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伦理表达（即成因,也是交流层次）”的研究逻辑。在此基础上,论文结合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特点,分叙事伦理内涵、人物、形式、局限、成因及个案六章展开具体分析。中国当代电影根据伦理关系主要有集体伦理、个体伦理和生态伦理三个叙事重点。电影在这三个维度上体现出了着重点不同的伦理理念。电影中的集体伦理尤其强调国家、道德、正义的崇高地位;其个体伦理则展现出对生命、情感、理想和苦闷的关怀;其生态伦理一方面是消耗物质的生产主义、节俭主义、消费主义,另一方面是在物质面前退让的环保主义。中国当代电影在不同的时代对这三种叙事伦理有不同的侧重,且各种叙事伦理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精神内核。相比集体伦理和个体伦理,中国当代电影中的生态伦理并不独立,它常常依附于集体伦理来获得伦理定位,因此其叙事伦理人物类型划分以集体伦理和个体伦理为标准。集体伦理标准下有伦理升华的人物和伦理悬置的人物两大类。前者中有伦理完善的人物、伦理蜕变的人物、不合时宜的奉献者,这些人物都为其集体伦理信仰做出了利他选择。后者中有反伦理的人物、伦理堕落的人物、伦理游移的人物,这些人物则不同程度地游离于集体伦理的规范效力外。个体伦理标准下是伦理自由的人物,其中又有个体伦理的求索者、个体伦理的碰壁者、个体伦理的突围者、个体伦理的享有者几类,他们的个体伦理行动和境遇彰显了一定的时代特征。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不仅承载于叙事的内容要素上,还潜藏在叙事的形式要素中。电影中的特殊时空意象、情节结构、画面色彩都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信息。这些伦理信息的形成有两个来源,一是叙事形式本身的伦理倾向,二是特定文化赋予叙事形式的伦理意义。中国当代电影特殊时空意象中的古代宫廷、民国时期大宅院、当下奢华场所分别指示着传统伦理的展现、封建旧伦理的批判、消费主义的宣示。情节结构中的“单行式”、“并行式”、“轮回式”、“迂回式”分别对应着前进、强化、恒定、突破的伦理进程。画面色彩中的红色、绿色、黑色、白色分别代表着伦理的冲突、自由、固守和更新。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意蕴宏大,表现丰富多彩,却有着严重的局限。其三大局限分别是电影伦理表达的主题先行、个人视角和泛自由化。中国当代电影起始于政治伦理遮天蔽日的时代,主题先行的叙事伦理局限由此扎根并挥之不去。政治的时代结束后,中国电影主题先行的叙事伦理诱因由政治扩展到名、利。伦理表达的个人视角滥觞于80年代,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在其职业生涯的初期都陷入其中,为世人留下了偏激的集体伦理批判和夸大的个体伦理愁苦。伦理表达的泛自由化泛滥于新世纪,电影中伦理事件的杂乱离奇和伦理内涵的含混不明是其主要征象。这三大局限各有特点,相互之间又有着交叉重叠,它们都阻碍了电影良好伦理效果的实现。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的以上表现和局限主要受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等文化因素,宽松性政治、左倾性政治和开放性政治等政治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和电影市场经济等经济因素,通过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创作者而作用于电影的叙事伦理。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的得失也是创作者的成败,电影的叙事伦理局限最终可追溯到创作者的人性问题。因此,加强电影创作者的职业伦理建设是提升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的必由之路。提升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势在必行,又任重道远。

王陈祯^[8]（2016）在《王蒙—一个永不安于现状的文学探索者》文中指出王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由他引发的种种批判和争议,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本文以时间为轴,主要分析王蒙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古稀之年的作品和创作特色。王蒙青年时期的作品注重客观现实性,主要通过传统的客观叙事模式来描写现实的客观环境。中年王蒙从边远的新疆重返政治中心——北京。改革开放新时期抛出六部散文体心理小说,在文坛上产生轰动效应,创作上达到他的“黄金时代”,大量形式新颖、内容独特的作品层出不穷。古稀之年,王蒙依然笔耕不辍,但是创作重心转向文学评论、散文、自传等,同时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如老子、庄子、李商隐诗词、《红楼梦》等,强调宽容和务实,大谈“宽容哲学”。本文通过对王蒙各个阶段创作的分析,探索出王蒙在创作方面不停地探索求变是有原因的。两个根本原因:一是王蒙在创作上力图避开审美疲劳对作品的影响;二是王蒙自己内心对创新、变化的永恒追求。笔者试图从创新求变的角度研究王蒙,希望在学术界研究王蒙方面能够有所创新和突破。

薛熹祯（Sul Hee Jung）^[9]（2014）在《现代与传统视域中的雅俗之辨 ——鲁迅和张恨水》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鲁迅和张恨水为论述核心,希望通过对两人经历、作品的比较与阐释,来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阵营和通俗文学阵营在中国现代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尝试探讨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救国救亡、改良社会的探索。论文共有6个章节,分别从鲁迅与张恨水的个人经历、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女性形象、作品所具有的乡土情结以及作品的叙事结构等问题出发,将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鲁迅与通俗文学创作大家——张恨水作一个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第一章与第二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鲁迅和张恨水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前的人生经历与文化背景,初步论述了两人在文学创作中在其所在文学阵营中的共性与个性和不同的创作意图,并尝试探讨形成这两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可能原因。第三章在前文论述两者创作观念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鲁迅与张恨水文学作品的结构、语言和行文风格,从而分析形成雅俗文学之间差异的原因,进而重新考察两种文学作品对社会的不同影响。第四章则集中论述了两者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与其笔下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和以张恨水为代表的这种由社会变迁所产生的所谓“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及其笔下的人物放在一起分析,尝试论述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接受启蒙,反对传统与传统丧失,落入虚无,从而审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在社会现代化中的不同作用。第五章集中论述鲁迅与张恨水在文学创作上对乡土社会的描述,区分了鲁迅与张恨水对农村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乡土情结,并试图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重新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对农民的个性及文化人格变化的不同态度,从而进一步审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在现代社会的启蒙的方式和影响。第六章以鲁迅和张恨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为核心,阐述新文化运动中作为解放核心的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是如何体现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中的。而这两种不同的体现,恰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在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协调的问题,这种不协调在新文学中造成了女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在通俗文学中则变成了对传统的依依不舍。然而,毕竟现代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尽管两种文学采用的方式不同,但都在试图探索解决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反映出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走上了截然不同甚至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两种发展模式——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种文学对启蒙和传统的态度有着天然的差异,通俗文学缅怀传统,对新社会疑窦重重,而新文学则倾向于对传统的批判,对变革中的新社会充满着期待,这些差异在不同作家的文本中通过各种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历来为文学研究者所青睐,受到广泛关注,并直接造成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研究中影响巨大的雅俗之辨。本文选取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阵营中两位文学巨擘——鲁迅和张恨水,从文学文本出发,多角度、多方位地探讨现代和传统视域下的雅俗之争,从而尝试探索解读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价值所在。

宋秀丽^[10]（2013）在《从王蒙小说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形象》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当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作为新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知识分子之一，作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王蒙“以革命主体的身份进行反思，因而最有资格、最具深度”。王蒙当之无愧的成为新中国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几乎贯穿了他小说创作的全过程。王蒙还创造了东方意识流的艺术表现手法。他特别擅长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描写和探寻，并试图通过不同时期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勾勒出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以此呼唤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忏悔意识”和构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独立的人格精神，从而承担起新中国真正的建设者的角色。王蒙自己的心路历程更是“一部共和国的心路史”。他以自己丰富的作品和复杂的经历，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由此可见，对王蒙笔下知识分子形象进行研究和分析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有价值和意义的一件事情。本文大致划分出王蒙创作的几个重要时期，然后主要选取了王蒙笔下几个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纵向的比较研究，试图追寻王蒙的脚印探寻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由恋爱到失态到踌躇再到狂欢以及新时期的新困惑的心路历程和成长历程。同时追根溯源，注重探讨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形象，分析比较产生不同时期不同个性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社会根源和个人根源，以此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变迁有一个更加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并且发现其背后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影响和审美意义。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王蒙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比较分析及其追根溯源，对当下知识分子如何摆脱精神困境，如何处理好环境和个人的关系，如何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本论文的前三章主要是通过文本细读、文本分析的方法，大致划分出王蒙创作的三个主要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和代表人物进行具体的分析概括，试图对王蒙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做一个纵向的比较研究。第四章主要是探究造成王蒙不同时期笔下知识分子形象异同的根源——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社会原因主要分为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和作者周围生活小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两个方面，试图让读者对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现状以及作家本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个人根源的探究主要是从王蒙的智慧、宽容和幽默三个方面分析对其文学创作及其笔下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王蒙及其打着王蒙烙印的知识分子形象也有了一个更加具象、深入的了解。结语部分总结王蒙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历史文化意义、审美意义尤其是现实意义。现实意义是很多评论家研究王蒙及其作品的最终目的所在，而本文的目的也在于此，希望对王蒙不同时期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比较研究启发和指导当下知识分子的前行与发展。在众多对王蒙及其作品的研究中，几乎没有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并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分析，而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王蒙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纵向比较和研究，探寻其产生的根源。使读者对王蒙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一个宏观了解的同时，力图沿着知识分子心灵发展的轨迹和成长的脉络，探究其背后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审美意义以启发当下知识分子，帮助他们走出精神困境，真正承担起时代精英以及启蒙者和建设者的角色。力求达到还原真实、问难历史、警示后人的效果。

二、从歌颂到反讽——革命者形象的变迁与王蒙创作心态的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歌颂到反讽——革命者形象的变迁与王蒙创作心态的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2）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3）《北京文艺》（1950-1966）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当代艺术的“面具”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王蒙—一个永不安于现状的文学探索者（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与传统视域中的雅俗之辨 ——鲁迅和张恨水（论文提纲范文）

（10）从王蒙小说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歌颂到反讽——革命者形象的变迁与王蒙创作心态的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五十年代初期青年学生的感觉意识与思想转变 ——以王蒙《青春万岁》为中心的考察[D]. 宁媛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
• [2]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D]. 田诗洋. 吉林大学, 2020(01)
• [3]《北京文艺》（1950-1966）研究[D]. 盛建杰. 山东大学, 2020(09)
• [4]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D]. 罗紫轩. 南京大学, 2020(05)
• [5]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中国当代艺术的“面具”现象研究[D]. 关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7]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D]. 苏月奂.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2)
• [8]王蒙—一个永不安于现状的文学探索者[D]. 王陈祯. 贵州大学, 2016(03)
• [9]现代与传统视域中的雅俗之辨 ——鲁迅和张恨水[D]. 薛熹祯（Sul Hee Jung）. 北京大学, 2014(07)
• [10]从王蒙小说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形象[D]. 宋秀丽. 中国海洋大学, 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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