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之我见（论文文献综述）
胡鹏翔[1]（2021）在《浙江省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及转型路径探索》文中研究指明农业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紧密相关。政府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对浙江省实际发展情况的分析可知,农村还缺乏坚实的发展基础,在农村经济增长中遇到了许多难题。文章介绍了现阶段浙江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分析了浙江省农业经济转型存在的难题,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转型路径。
单忠举[2]（2021）在《基于公私合作的农村水利建设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了有效解决单靠政府资金无法维持耗资高、需求大的农村水利建设问题,结合农村水利建设特点论证了新建、扩建、已建项目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建设-拥有-运营、购买-建设-运营、服务-运营-维护协议3种具体的公私合作模式,为促进公私合作的农村水利建设模式阐述了体制建设和政策保障等有效途径。
王云娜[3]（2021）在《J市T区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可行性研究》文中指出
李佳[4]（2021）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能源供需版图深刻变革,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性的着力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产业链上还存在低端化的“卡脖子”“掉链子”现状,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理应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税收既是政府在供给侧提供的公共政策产品,也是产业政策的有效工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政策支柱。“十三五”时期,税收在“三去一降一补”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重大税收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国地税机构合并的税务组织机构改革也配套跟进,税收总量负担和税收遵从成本双向降低,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凸显。实践证明,税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需求,充分利用税制优化来助力供给侧改革,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把税制纳入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或公共经济政策结构性改革的视阈,分析税制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税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总量指标、结构指标、区域税收竞争等视角进行实证检验,多维度分析税制设计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效应。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显示,税收的总量负担、分产业负担、劳动力资本要素负担,消费和投资的税收结构比列、所得税和商品税的税收结构比例,地方税收竞争程度等都对产业结构具有显着的抑制或者促进作用。今后和未来一段时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仍将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据此建议,在未来的税制优化过程中,继续把“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政策的重要内容;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商品和劳务税比重,不断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现代税收体系;健全地方税体系,给予地方一定范围内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和财政管理权限,在保证地方财政支出的前提下,鼓励地方税收竞争,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税收产业政策的作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针对个别产业、行业,甚至企业集团来制定鼓励或限制性的税收政策,达到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和效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的主要创新,一是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深入地阐释了税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内在机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阈。二是鉴于目前国内外关于税收制度和产业结构研究多集中在税收制度的某个领域、某个税种、某项产业税收政策,本文从多角度全面分析税制的产业结构效应,并利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8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结果检验,对深化相关研究提供较好的研究资料和数据积累。三是多维度分析税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运用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指标来描绘产业结构的状态,并充分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而从税收总量、结构、行业、区域等四个维度,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分析税收制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增强了分析的系统性,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史晓玲[5]（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胡新蕾[6]（2020）在《衡阳市农业机械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文中认为
李波[7]（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李蓉[8]（2020）在《制度规则、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绩效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保障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是实现我国农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核心。近年来,国家政策持续关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小农水的供给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一些地方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在建成后,对其的管理维护却未能实现有效的衔接,老化失修、淤塞渗漏、灌溉及排涝功能退化、带病运行等水利设施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而鼓励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的合作管护,使农户为实现共同利益而采取村庄集体行动是突破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后期管护严重滞后这一困境的关键。但由于小农水明显的“公益性”特性以及水利设施的产权界定不清楚、管护主体不明晰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户存在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且由于目前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农户兼业比例增加等原因的存在,导致农户对改善目前小农水现状的意愿并不强烈,实际参与管护程度低,管护效率低下。而完善的制度规则和良好的关系网络为优化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绩效提供了合理的路径。制度规则可以为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提供行为准则和依据,激励农户依照现有的规则行事,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促进小农水合作管护的成功,提升小农水的管护绩效。关系网络能够避免农户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小农水管护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道德风险,使农户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统一,从而促进管护集体行动的成功,提升小农水的管护绩效。因此,引入制度规则与关系网络来探究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机制,对于激励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突破小农水管护困境,提出促进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在系统地综述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过程中涉及到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社会网络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然后利用黄河灌区6省的1155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及管护的现状进行分析。接着对有关制度规则、关系网络、其细分维度测度的指标体系进行归纳、分析,与此同时使用因子分析法,对制度规则与关系网络及其细分维度的各指数进行评价与测度。进而从制度规则与关系网络的双重视角出发,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绩效的因素与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究,并提出可优化小农水管护绩效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创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体制与运行机制,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现阶段,农户对农业的发展前景持比较消极的态度,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水平较低,农户在参与小农水管护过程中的意愿与需求无法充分表达,小农水管护制度较不完善,村委会在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方面的组织动员能力较弱。（2）制度规则与关系网络均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有显着的积极影响;（3）将制度规则变量划分为分配规则、监督与制裁规则、投入规则和边界规则四个细分维度后得到,边界规则和投入规则均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分配规则和监督与制裁规则均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但统计上不显着;（4）将关系网络变量划分为强连接网络和弱连接网络两个细分维度后得到,对于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强连接网络与弱连接网络均对其有显着正向影响。（5）制度规则与弱连接网络的交互项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农户的弱连接网络水平越高,制度规则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积极影响越显着;（6）家庭耕地块数、近三年农户家中是否遭遇重大损失、粮食补贴、家庭劳动力短缺状况显着负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家庭收入、农户对于小农水的需求程度认知显着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7）此外,制度规则可能通过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过程中与其他成员配合的默契程度来发挥其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作用,关系网络可能通过影响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来发挥其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
王学新[9]（2020）在《宁津县水权水市场建设及评价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水权水市场建设作为我国水利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成为节水、管水的一项重要措施。随着流域、省市、水库、大型灌区等水权研究逐步完善,水权工作呈现出不断细化深化的趋势,县域及以下水权工作处于水权制度改革的末梢,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决定了改革的成败,因此,开展县域水权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山东省水权制度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工作持续推进,加强县域水权水市场建设不仅是当前深化水利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下水综合治理机制建设的重要内要。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典型区德州市宁津县为研究区,在开展实地调研基础上,主要进行了县域初始水权分配、交易指导价确定、水权水市场运行机制及建设效果评价等相关研究,主要成果如下:（1）完成县域初始水权分配。分析了宁津县自然及社会经济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通过构建以经济、社会和地下水环境效益为目标的多目标规划模型,将县域初始水权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分配。其中,将“含水层稳定性”和“控制地下水源分配”引入优化目标,充分体现出地下水压采的要求,完成了县域包括常规水源（地表水、地下水、外调水）和非常规水源（雨洪水、再生水、微咸水）等多水源、多行业及用水户之间的初始水权配置,实现了水源有协调,水量有落实。（2）确定出农业水权交易指导价。基于初始水权分配成果和县域发展趋势,从可交易水量、水源、交易对象及交易类型等分析了研究区交易潜力,为指导水权交易奠定基础。同时,以农业为重点,开展交易指导价研究,从供需两个角度进行水价测算,分别从供水角度确定出成本水价和调整水价,从需水角度确定出极限水价和承受力水价,以用水户承受能力为依据,按水源类型（地表水和地下水）确定出农业水权交易指导价范围,形成“基础水价+浮动上限”的水价机制,为农业水权交易决策提供参考,指导水市场实践活动。（3）完善了水权水市场运行机制。根据水市场的性质,在以初始水权分配和确定交易指导价为研究核心的基础上,提出确权机制、调整及应急机制、法律体系支撑、保障体系、交易监管及奖补机制等配套机制,构建起完整的水权体系,共同支撑水权水市场建设,促进水权水市场高效运行。（4）进行了水权水市场建设效果评价。为量化水权工作效果并进一步推广改革经验,以水权水市场建设效果为研究对象,采用层次分析法从基础工作完成性、工作实施效益性和开拓创新性展开构建起评价指标体系,其中采用德尔菲法的原理构造判断矩阵,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赋值。同时,采用德尔菲法的原理由专家参考评分标准进行评价,最终根据评价值得到评价等级,代表区域水权改革的效果。将该评价体系应用于宁津县水权水市场建设的效果评价,通过总结成果,可以激励改革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工作。另外,评价体系为县域水权工作的绩效评估提供了依据。
庞海霞[10]（2020）在《河长绩效考核研究 ——以焦作沁河河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水是生命的载体,水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经济资源尤为重要,但社会的发展却给水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逐步恶化,水资源逐渐萎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多项意见,将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河长制推行后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确实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河长制的本质仍是一种目标责任制,其落实过程中的重点是考核。为了保障河长制得到真正的落实,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焦作沁河水生态现状问题,调查了地方河长目前绩效考核的现状,对当前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与河长的工作内容相结合,确定了河长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建立一套优化的河长绩效考核评价方法,然后就如何确定指标权重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构建了河长绩效考核模型,并通过事例分析来考证这一方法的可行性。并提出河长制的绩效考核需要综合选用绩效考核指标,充分发挥出各自的优点,来弥补单一绩效指标的不足,同时要建立并完善各类绩效考核制度,以目标定责任,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效能,将考核结果视为发现和培养干部的重要因素,强化激励作用,提高各级河长的执行力,从而推进水生态资源保护工作取得新的发展。
二、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之我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之我见（论文提纲范文）
（1）浙江省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及转型路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1 浙江省农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
| 1.1 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
| 1.2 农产品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
| 1.3 农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
| 1.4 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
| 1.5 农村经济制度越来越完善 |
| 2 浙江省农业经济转型存在的难题 |
| 2.1 农业竞争力有待提升 |
| 2.2 农业经济发展面临阻碍较多 |
| 2.3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 |
| 3 浙江省农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路径 |
| 3.1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3.2 做好特色优势农产品培育工作 |
| 3.3 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
| 3.4 加速产业建设 |
| 4 结束语 |
（2）基于公私合作的农村水利建设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 言 |
| 1 基于公私合作的农村水利建设模式 |
| 1.1 必要性分析 |
| 1.1.1 资金需求巨大 |
| 1.1.2 管理体制滞后 |
| 1.1.3 服务功能衰退、运营效率低 |
| 1.2 可行性分析 |
| 1.2.1 政策支持 |
| 1.2.2 公私合作优势明显 |
| 1.2.3 社会资本雄厚 |
| 1.3 几种典型合作模式 |
| 1.3.1 维护与运营、服务协议模式 |
| 1.3.2 “购买—建设—运营”模式 |
| 1.3.3 “建设—拥有—运营”模式 |
| 1.4 对比分析 |
| 1)融资承担。 |
| 2)所有权。 |
| 3)适用对象。 |
| 2 实现公私合作的有效途径 |
| 2.1 加快配套体制建设 |
| 1)改革产权机制。 |
| 2)完善监管机制。 |
| 3)完善管理机制。 |
| 2.2 建立健全政策体系 |
| 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
| 2)建立综合人才培养模式。 |
| 3)提供优惠政策。 |
| 3 结 语 |
（4）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内容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税制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1.1 税收职能定位的研究 |
| 2.1.2 税制选择的理论研究 |
| 2.1.3 关于税制优化的经济学研究 |
| 2.2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2.1 相关概念界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研究 |
| 2.2.3 产业结构的评价标准研究 |
| 2.2.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方法研究 |
| 2.3 关于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2.3.2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 2.3.3 产业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分析 |
| 3.1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依据 |
| 3.1.1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下的税收 |
| 3.1.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 3.1.3 产业政策有效性理论 |
| 3.2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2.1 产量效应 |
| 3.2.2 替代效应 |
| 3.3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调整途径 |
| 3.3.1 税制在供给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3.3.2 税制在需求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税制和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 |
| 4.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1949-1978 年) |
| 4.1.1 产业结构从恢复到失衡 |
| 4.1.2 税制从简化到再简化 |
| 4.1.3 税制与产业结构的配合 |
| 4.2 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前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1979-2011 年) |
| 4.2.1 产业结构渐趋合理 |
| 4.2.2 市场经济税制体系日渐完善 |
| 4.2.3 税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4.3 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2012-2019 年) |
| 4.3.1 产业结构优化趋势明显 |
| 4.3.2 现代税制体系日臻完善 |
| 4.3.3 税制与产业结构现状及问题 |
| 第5章 税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说明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回归结果 |
| 5.3.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5.3.2 税制结构比例与产业结构分析 |
| 5.3.3 税收激励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税收负担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5.4.2 税制结构比例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5.4.3 税收激励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5.5 实证结论 |
| 5.5.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抑制作用 |
| 5.5.2 提升直接税比重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5.5.3 税收创新激励显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6章 税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
| 6.1 持续推进减税降费降成本 |
| 6.1.1 统筹减税降费的多元衍生效应 |
| 6.1.2 强化减税降费的宏观引导效应 |
| 6.1.3 畅通减税降费的间接传导机制 |
| 6.2 不断优化税制结构促升级 |
| 6.2.1 持续深化增值税税制改革 |
| 6.2.2 持续优化消费税制度调控职能 |
| 6.2.3 强化提升所得税制度竞争力 |
| 6.3 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税收竞争 |
| 6.3.1 完善地方财政管理权限 |
| 6.3.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 6.3.3 赋予地方限度内税收立法权 |
| 6.4 逐步调整完善产业税收政策 |
| 6.4.1 配合产业组织政策的税制优化 |
| 6.4.2 促进科技创新的税制优化 |
| 6.4.3 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税制优化 |
| 6.4.4 推动“一带一路”的税收合作 |
| 附录 我国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汇总表(1994至2020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8）制度规则、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绩效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基金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3.1 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研究 |
| 1.3.2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绩效研究 |
| 1.3.3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制度问题研究 |
| 1.3.4 关系网络与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绩效研究 |
| 1.3.5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制度规则、关系网络和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
| 2.1.2 制度规则 |
| 2.1.3 关系网络 |
| 2.1.4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 2.2.2 社会网络理论 |
| 2.2.3 集体行动理论 |
| 2.3 制度规则、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机理 |
| 2.3.1 制度规则与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 |
| 2.3.2 关系网络与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 |
| 2.3.3 制度规则与关系网络的交互效应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及管护的现状分析 |
| 3.1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样本区域农户基本特征 |
| 3.2 调研区域小农水供给与管护现状分析 |
| 3.2.1 农户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相关认知 |
| 3.2.2 样本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 |
| 3.2.3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现实问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规则、关系网络及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测度及解析 |
| 4.1 制度规则与关系网络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1 制度规则与农户关系网络指数 |
| 4.1.2 制度规则与关系网络变量特征分析 |
| 4.2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测度 |
| 4.2.1 熵权法 |
| 4.2.2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变量说明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规则、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构建 |
| 5.1.1 控制变量选取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1.2 有序Probit模型构建 |
| 5.2 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
| 5.2.1 制度规则、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 |
| 5.2.2 交互影响分析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稳健性检验与边际效应分析 |
| 5.3.1 稳健性检验 |
| 5.3.2 边际效应分析 |
| 5.4 制度规则与关系网络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渠道 |
| 5.4.1 制度规则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过程中与其他成员配合的默契程度 |
| 5.4.2 关系网络影响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宁津县水权水市场建设及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水权的特征与性质 |
| 1.2.2 水权制度体系研究进展 |
| 1.2.3 水权制度建设评价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概况 |
| 2.1 区域自然地理条件 |
| 2.1.1 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 |
| 2.1.2 水文气象及河流水系 |
| 2.2 社会经济条件 |
| 2.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
| 2.3.1 水利设施现状 |
| 2.3.2 水资源状况 |
| 2.3.3 地下水超采现状 |
| 2.4 供需平衡分析 |
| 第三章 县域初始水权分配研究 |
| 3.1 分配路线及原则 |
| 3.1.1 分配路线 |
| 3.1.2 分配原则 |
| 3.2 初始水权分配模型构建 |
| 3.2.1 模型要素 |
| 3.2.2 模型构建 |
| 3.2.3 求解方法选择 |
| 3.3 相关参数确定 |
| 3.3.1 可分配初始水权 |
| 3.3.2 关键参数设置 |
| 3.4 模型求解及结果分析 |
| 3.4.1 模型求解 |
| 3.4.2 结果分析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水权交易指导价研究 |
| 4.1 本章研究思路 |
| 4.2 交易潜力分析 |
| 4.2.1 交易可能性 |
| 4.2.2 潜在交易水量 |
| 4.3 交易指导价形成机制 |
| 4.3.1 供水角度 |
| 4.3.2 需水角度 |
| 4.4 水价测算及分析 |
| 4.4.1 供水角度 |
| 4.4.2 需水角度 |
| 4.5 农业水权交易指导价确定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水权水市场运行机制研究 |
| 5.1 确权机制 |
| 5.1.1 确权方式 |
| 5.1.2 登记方式 |
| 5.2 调整及应急机制 |
| 5.2.1 水权调整 |
| 5.2.2 应急机制 |
| 5.3 法律体系 |
| 5.4 保障机制 |
| 5.4.1 设施保障 |
| 5.4.2 组织保障 |
| 5.4.3 财政保障 |
| 5.5 交易监管及奖补机制 |
| 5.5.1 交易监管 |
| 5.5.2 奖补机制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水权水市场建设效果评价研究 |
| 6.1 研究过程 |
| 6.2 评价体系的建立 |
| 6.2.1 评价原则 |
| 6.2.2 体系构建 |
| 6.3 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
| 6.3.1 计算过程 |
| 6.3.2 权重结果分析 |
| 6.4 评价标准及方法 |
| 6.4.1 评价标准设置 |
| 6.4.2 评分方法 |
| 6.5 评价应用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10）河长绩效考核研究 ——以焦作沁河河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绩效考核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绩效与绩效考核 |
| 一、绩效 |
| 二、绩效考核 |
| 三、绩效考核的作用 |
| 第二节 绩效考核常用方法 |
| 一、关键绩效指标法 |
| 二、目标管理法 |
| 第三节 绩效考核体系 |
| 一、绩效考核体系的涵义 |
| 二、绩效考核体系的内容 |
| 第三章 焦作沁河河长绩效考核现状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焦作沁河概述 |
| 一、地区水文地质条件 |
| 二、水土流失及防治现状 |
| 三、水生生态环境现状 |
| 第二节 河长制简介 |
| 一、河长制概述 |
| 二、焦作沁河河长人员现状 |
| 第三节 焦作沁河河长考核体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
| 一、焦作沁河河长绩效考核体系 |
| 二、焦作沁河河长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河长绩效考核体系设计和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绩效考核体系设计的目的和原则 |
| 一、绩效考核体系设计目的 |
| 二、绩效考核体系设计原则 |
| 第二节 焦作沿沁河河长绩效考核体系设计 |
| 一、河长的岗位职责 |
| 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
| 三、绩效考核指标权重设计 |
| 四、绩效考核模型 |
| 五、实证分析 |
| 第五章 焦作沁河河长绩效考核实施措施 |
| 第一节 深入贯彻绩效考核观念 |
| 第二节 持续优化考核方案 |
| 第三节 不断完善考核制度 |
| 第四节 加强绩效考核管理 |
| 一、绩效考核周期 |
| 二、绩效考核实施 |
| 三、考核结果的反馈 |
| 四、考核结果的应用 |
| 第六章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之我见（论文参考文献）
- [1]浙江省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及转型路径探索[J]. 胡鹏翔. 山西农经, 2021(23)
- [2]基于公私合作的农村水利建设模式研究[J]. 单忠举. 黑龙江水利科技, 2021(11)
- [3]J市T区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可行性研究[D]. 王云娜. 太原理工大学, 2021
- [4]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D]. 李佳. 辽宁大学, 2021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6]衡阳市农业机械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D]. 胡新蕾. 湖南农业大学, 2020
- [7]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8]制度规则、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绩效的影响[D]. 李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9]宁津县水权水市场建设及评价研究[D]. 王学新. 济南大学, 2020(01)
- [10]河长绩效考核研究 ——以焦作沁河河长为例[D]. 庞海霞. 河南科技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