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干涉回归辽宁”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迁

一、"三国干涉还辽"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朴哲俊^[1]（2021）在《日俄战争前后的朝日关系演变及影响研究》文中指出

赵雷^[2]（2021）在《英俄大博弈视角下的俄日关系研究（1895-1912）》文中研究指明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英俄两国在中亚、近东、波斯、中国西藏和东北亚展开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竞争,史称“大博弈”。为了在远东制约俄国,保障自身在东亚的利益,英国与日本逐渐接近,结为同盟。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日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展开竞争,两国利益冲突逐渐产生并不断激化,俄日矛盾一时成为远东最为主要的矛盾,最终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后两国关系日趋缓和,双方多次合作,陆续签署三次协定,划定双方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英、俄、日、法之间签订一系列条约,形成错综复杂的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格局基本确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日关系是世界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世界大国之间关系彼此影响、相互作用,更与英俄“大博弈”息息相关,该时期俄日关系发展过程实质上也是英俄博弈的过程的体现。以英俄大博弈的视角对俄日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对当时国际关系发展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价。

何岸^[3]（2020）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的主题为: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以这个主题为核心,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资源极为缺乏的岛国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为何忽视了极其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保护,从而导致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以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由于研究主题属于战略研究领域中关于战争失败的研究范围,所以本文根据战争失败研究的代表性着作《军事灾难:战争失败的剖析》一书提出的导致战争失败的“军事灾难”产生的基本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首先确认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属于战争失败中的典型“军事灾难”,而这种“军事灾难”的产生绝非单一因素所导致。其次,分别从纵向层次与横向领域两个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与分析。其中,纵向的研究主要分为国家、军队、战区/舰队、部队四个层次,分别对应战略研究中的大战略、战略、战役、战术四个层次。横向的研究则分为政治、军事、组织、敌人四大领域,并按照这四个领域依次探寻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的原因。最后,根据导致其失败的政治、军事、组织、敌人四大原因,总结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的教训,及其对于当今海洋战略的启示。

周丽斯^[4]（2020）在《北洋政府时期列强与军阀关系探究》文中提出列宁曾指出,“在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自由竞争会引起生产与资本的集中,而此种集中达到一定程度后,则会形成垄断”。1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过渡到垄断阶段。为此,列强加快了争夺海外市场和资源的步伐。在此过程中,列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构成了北洋政府时期列强与军阀关系发展与变化的国际背景:列强大力输出资本和商品并进行海外殖民拓殖,遂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矛盾。就列强与军阀关系的具体内容而言,一方面,北洋政府时期,列强分别选择了不同地区与派系的军阀作为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并通过军阀的配合与协助实现了在华利益诉求,最终形成了列强与军阀关系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通过与列强的交往和交易,军阀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与割据势力,最终形成了两者关系的另一个侧面。总体而言,列强与军阀之间相互利用、各谋私利的复杂关系,导致了北洋政府时期动荡与混乱的时代特点,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最终激起了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

帖银鑫^[5]（2020）在《林董与日英同盟缔结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甲午战后,三国干涉还辽成为了日本外交的一大挫败,自此日本便深刻认识到“外交孤立”对其既得利益的危害,同时外交上的失利也开始使日本政府的部分官僚与元老坚定了寻找盟友以摆脱“外交孤立”的信念。1891年,林董开始进入日本外务省担任外务次官,此后更是历任日本驻华、驻俄与驻英公使,卓越的外交才能与宽广的外交视野使他在日本遭受外交挫败后坚定地将英国视为日本的最佳结盟对象。林董在担任日本驻外公使期间曾积极推动日英两国的接近,并努力促使两国在远东地区达成一个适当的谅解。恰逢当时英国外交政策处于转型时期,在国际地位受到列强普遍挑战的情况下英国决定放弃传统的“孤立”外交政策,转向寻求一盟友以维护其在远东的特殊利益。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其在远东的地位大为提升,而俄国在远东推行的扩张政策又使日英两国在远东地区的政策目标渐趋一致。1901年,在日本驻英公使林董与日本政府内部众多日英同盟论者的积极推动下日英两国间开始了缔结同盟条约的谈判。最终,1902年1月30日,林董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正式签订了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后随着远东局势的发展,1905年8月12日,林董与兰斯敦在各自政府的授权下对日英同盟条约进行了改订。林董的外交活动与日英同盟条约的签订,对近代日本同盟外交体系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林董早期外交活动与日英同盟缔结背景的描述,考察外交经历与外部环境对林董外交理念与日英同盟缔结的影响。第二部分以林董的外交活动与日英谈判过程中林董所扮演的角色作为切入点,分析林董的外交活动在日英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其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的谈判、与伊藤博文等国内政府要员的交涉等。第三部分是在日英同盟确立与延续的基础上,探究日英同盟对日本外交政策与东北亚国际局势的影响。

兰玉龙^[6]（2020）在《近代日本殖民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以“英日同盟”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早在古代时期,日本就出现殖民思想。进入19世纪中期,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深,日本思想家针对当时日本状况,提出了众多解决危机的方案,也提出了通过对外侵略来发展日本的理论。其中比较知名的思想家有本多利明、吉田松阴等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殖民思想开始走向极端化。这种殖民思想影响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政治家。这些政治家将殖民思想政策化,并推动日本殖民主义发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使日本确立了通过对外侵略实现国富民强的立国路线。具体而言,日本的立国路线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日本学习英国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国家实力。另一方面,日本以德国为榜样,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体制为日本全民军事化提供可能。随着日本综合国力的增强,日本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取得胜利后,日本民族自信心得到极大提升,日本的国家意识逐步形成。然而,随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德富苏峰等思想家意识到依靠日本自身力量对外殖民扩张的局限性。陆奥宗光等思想家开始提出了通过结盟来实现殖民野心的主张。在日本寻求对外结盟时,当时的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末,俄国不断对外扩张,这侵害了日英两国的利益。明治维新中发展起来的日本及时的抓住了机遇,开始谋求通过与强国英国结盟来实现自己的野心。英国也希望能在远东地区争取到盟友。在这种环境下,日英两个岛国走向了结盟。英日同盟是日本近代外交史上第一次寻求海外同盟者以便达成自己的殖民扩张目标。此后,日本从独立对外侵略转变为借助同盟对外扩张,日本开始走向通过寻求与其他国家的结盟来践行日本的殖民主义。在殖民主义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加藤高明、德富苏峰、福泽谕吉等思想家纷纷为日本的扩张摇旗呐喊。正是在这些殖民思想家的影响下,日本开始形成了“傍强外交”的殖民路线。国家殖民行动与殖民思想家的互相配合加速了日本的殖民侵略。总之,从甲午战争到英日同盟是日本殖民主义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日本的殖民主义思想正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年内形成。英日同盟是日本外交史上的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对外结盟案例,日本无疑是这场近20年同盟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同盟最终承认了日本强国的地位。日本殖民者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同盟的庇护下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通过与英国的结盟,日本的殖民扩张有个强有力的外交后盾。日本在没有他国干涉的情况下打败了强大的俄罗斯,洗刷了“三国干涉还辽”之耻,使这个不被西方重视的小国声名鹊起。日本殖民侵略的成功一方面将相关列强绑在了它侵略别国的战车上,另一方面,许多思想家为日本的殖民主义提供理论上的辩护。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日本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在北一辉、大川周明等思想家的完善下,日本的殖民主义思想基本形成。这些思想又转变为殖民政策,而为以后的日本统治者所继承。但由于英日同盟的订立,是出于英日两国面临俄国的威胁,日俄战争后共同的敌人消失,两国之间矛盾冲突也逐渐增多,加上美国反对使英日同盟解体。可以看出,日本殖民主义思想与日本的殖民主义实践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殖民思想影响日本的殖民主义实践活动,与此同时殖民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殖民主义思想走向体系化、极端化。

王越^[7]（2019）在《日本民间反美情绪的形成与日美关系发展（1904—192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日俄战争后至1924年美国《移民法》颁布这一时间段,日美两国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产生的日本涉美舆论反映,并进一步透视日美两国关系的变化。文章主要基于日本《朝日新闻》这一时期的涉美舆论,结合官方文件如《日本外交文书》等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分析,主要分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民间反美情绪的萌生、排日移民问题与日本民间反美情绪的发展、华盛顿会议与日本民间反美情绪的缓和、1924年《移民法》与日本民间反美情绪的激化以及总结为核心的五部分。研究发现,1904至1924年间,日本民间的对美态度呈阶段性变化态势:从最初的心有芥蒂和不满,到反感和抗议,再到对立、排美和决裂,呈现出逐层深化的情绪反应。尽管在不同时期中也曾暂时出现因灾难救助带来的短期和缓,但总体上还是渐趋恶化的发展趋势。正是在日俄战争以后的20年里,日本民间形成了日趋强烈的反美情绪。需要指出的是,移民问题在这一时期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总的来说,民主化发展时期的日本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并利用着民间舆论,使其成为政府对外政策合理化的口实,为了政府的对外实际利益煽动民间情绪,并以“民意”为基础制定对外政策。国家利益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根本因素,日本民间舆论作为一种社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和移民问题的双重作用下不断走向恶化的日美关系成为这一时期最显着的特点。因此,民间涉美舆论是影响日美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舆论影响下的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日美两国间关系的变化,而且日本的民间反美情绪的发展与两国在这一时期的关系变化基本吻合。

谈笑^[8]（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王俏蕊^[9]（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李志浩^[10]（2018）在《权力转移视角下东北亚国际体系变化（1894-1905）》文中研究说明1894-1905年期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均取得了两场战争的胜利。以权力转移理论为视角分析这两场战争可以得出: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权力转移进程加快,国家权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逐步缩小了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差距,并且在甲午战争开始前超越了中国。日俄战争也同甲午战争类似,并且日本在赢得战争后国家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终结了东北亚的朝贡体系,而后又通过日俄战争在东北亚建立了殖民体系。日本自身的权力转移在日本赢得两场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日本打破旧的国际体系,主导建立新的国际体系的进程。

二、"三国干涉还辽"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国干涉还辽"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2）英俄大博弈视角下的俄日关系研究（1895-1912）（论文提纲范文）

（3）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北洋政府时期列强与军阀关系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5）林董与日英同盟缔结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日本殖民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以“英日同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日本民间反美情绪的形成与日美关系发展（1904—1924）（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权力转移视角下东北亚国际体系变化（1894-1905）（论文提纲范文）

四、"三国干涉还辽"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日俄战争前后的朝日关系演变及影响研究[D]. 朴哲俊. 延边大学, 2021
• [2]英俄大博弈视角下的俄日关系研究（1895-1912）[D]. 赵雷.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D]. 何岸. 北京大学, 2020(03)
• [4]北洋政府时期列强与军阀关系探究[D]. 周丽斯. 外交学院, 2020(07)
• [5]林董与日英同盟缔结问题研究[D]. 帖银鑫. 北华大学, 2020(12)
• [6]近代日本殖民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以“英日同盟”为例[D]. 兰玉龙. 南京大学, 2020(04)
• [7]日本民间反美情绪的形成与日美关系发展（1904—1924）[D]. 王越.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019(01)
•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9]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10]权力转移视角下东北亚国际体系变化（1894-1905）[D]. 李志浩. 青岛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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