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隔离演说”研究——以美国对华政策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王欢[1]（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年走向成熟、从低谷走向高峰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对外交往更是在这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彰显了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能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竞争与合作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总结历史经验,阐释当代启示,会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大有裨益。论文以此为核心,首先从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外部民族矛盾激化、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出发,阐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实现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意义。继而通过梳理,明确了马列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渊源,近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是文化渊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则是对外交往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利益与要求。为实现争取外援,为抗日战争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这两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指导原则: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革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国际力量的援助。在处理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奉行“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力更生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赢得更多的外援;而更多的外援反过来又会促进自力更生。三是利用矛盾,为我所用。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走向成熟。以上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了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论文将其概括为三点,分别是: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反美的“中间地带[1]”战略;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2]”战略。首先,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七大策略路线的转变,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转变对外政策的自身需求。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一直以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桎梏,决定通过联合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克服民族危机,解决国共问题。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虽已提出,实施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绥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国共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一度抛弃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重回“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迅速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此时已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重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实质就是联合美国,其实施也主要是围绕对美政策所展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视苏联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盟友这一立场从未改变。其次,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战后人民渴望和平,苏美寻求妥协,国民党内战准备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只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灭共的阶级本性不改变;美国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附庸的对华政策的本质不改变,内战爆发就不可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非、亚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毛泽东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应是“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据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中间地带”战略将斗争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欲突破美苏两个大国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垄断,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诉求。再次,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冷战爆发并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暂时放弃“中间地带”理论,提出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表明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坚定立场。在以上对外交往原则和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进行了既合作又斗争的对外交往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采取坚持抗战的长期战略方针援助苏联卫国战争,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行动践行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从美、英、苏等国寻求外援。通过利用美日、美蒋矛盾,处理“皖南事变”;利用美苏与国民党矛盾,化解第三次国共危机;利用美苏与苏蒋矛盾,争夺东北,践行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组织,教育日本士兵成为反战勇士的“民间外交”,以及接待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的“半官方外交”践行了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突破“中间地带”,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冷战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通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所取得的成就,把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四条: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三是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四是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全面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就和经验,对继承发扬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厘清新形势下做好外交工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论文最后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当代启示,即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李国亮[2]（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闫磊[3]（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陈光辉[4]（2019）在《美日竞争与亚太海权格局的演进（1906-1945）》文中指出自十九世纪末美日两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以来,两国的海权力量就开始迅速膨胀。强大的海军实力使得两国在对外殖民扩张中大获成功,在亚太地区获取了相当庞大的利益,从而对欧洲列强主导下的多极均势海权格局造成了巨大地冲击。随着局势的发展,日趋强盛的两国逐步取代了老牌殖民强国法国和俄国在亚太的地位,成为亚太海权格局中新的主导力量。自此,19世纪末形成的以英、法、俄三国为主导的亚太海权多极均势格局到20世纪初时已然演变为由英、日、美三国为主导的新局面。然则,在扩张的过程中,美日两国也由于彼此在亚太利益诉求的巨大分歧而积累了深厚的矛盾,继而导致了美日两国在20世纪上半叶近半个世纪时间里的长期对抗,引发了亚太海权格局的剧烈演变。以两国在海军力量的对比及势力范围的变迁为衡量标准,亚太海权格局的演变大致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到1920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日本趁着西方列强忙于欧洲事务之际在亚太大肆扩张,逐步确立了其在亚太海权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第二阶段从1921年华盛顿会议开幕到1936年底日本退出裁军谈判。美国在亚太地区缔造了新的华盛顿体系并成功扭转了战前其在与日本竞争中的不利局面,从而恢复了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第三阶段从1937年裁军协定失效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在初期通过一系列措施成功地确立了其在亚太海域的海上霸主地位,但不久之后美国就凭借着远胜于日本的综合国力扭转了局势。随着日本在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洋霸权就此确立,亚太地区的多极均势海权格局自此被彻底打破。
钟晓雅[5]（2019）在《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启程以来,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岁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受世情与国情两个“具体实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国际环境因素作为制定和执行国家内外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应对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每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都与国际环境的发展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环境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弄清国际环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环境既是一种外部影响因素,又是一个动态影响过程,具有客观性、规定性、双重性、多变性特征;既是一个复合概念,又是一个系统概念,包含诸多构成要素。国际环境对国家的道路选择、制度规范、思想意识、发展方略、对外战略等方面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中国化,这有助于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实践逻辑,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发挥中国对优化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认知、践行和创新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子是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萌发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期间,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文化环境都对近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试图通过走“西学”之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但种种道路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宣告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外的留学经历、中外社会思潮的论战、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育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推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和成长。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接触、学习、信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攻与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与和、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亲与疏、“第三世界”力量的增与减、世界权力结构重组和两极格局形成等外部环境变量相互交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20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准确研判和把握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实践层面上走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认识出现偏颇,犯了一些“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些失败与挫折。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创造的理论成果,又反作用于国际环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乃至对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初步呈现,国际政治多极化初见端倪,苏东国家发生剧变,这成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应对的国际环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世界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在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开创了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为其他国家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国际环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学发展观,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面,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共十八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优势;创新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我们党还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前提;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实践基础;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崭新视野;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保障。这些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并继续践行。
李兵[6]（2019）在《中美非对称同盟关系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指明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随着中国国力的迅猛发展,中美两国成为“崛起国”与“守成国”,两国矛盾进一步凸显。中美两国如何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防止历史悲剧的重现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在二战时期,中美曾为抗击法西斯的侵略结为同盟,这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或许会对当前乃至未来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经验启示。战时中美同盟形成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直接目的是应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军事侵略。共同的利益以及国民政府积极联美促使两国结为战时盟友。中国迫切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战胜日本并巩固国内政权,以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安全;美国希望以中国为基地反攻日本,维护蒋介石的统治权,从而能够按照自身的意愿塑造战后国际秩序、谋求战后的国际主导权。但是,中美两国实力悬殊、面临的国际环境大相径庭、战略目标各异。因此,战时中美同盟是典型的非对称同盟。中国主要追求安全,美国则旨在谋求更大的话语权和控制权,两国优先利益的不同引起了双方对于“先欧后亚”战略的争论和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产生。战时中美非对称同盟关系导致了双方的分歧与矛盾,阻碍了对日作战的进程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早日胜利。不过共同的利益和对于遭到对方“抛弃”的担心保证了同盟关系的稳固与延续。
郭金帆[7]（2018）在《从《战时中国》（China at War）看国民政府对美抗战宣传（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七七事变后,为对外宣传并争取国际援助,国民政府成立了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机构——国际宣传处,并在国外设置分处,其中对美宣传是国民政府对外宣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由国宣处创办的《战时中国》（China at War）①月刊详细刊载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宣传内容。本文试图打破以往对美宣传研究中宏观化的倾向,而从国宣处具体的文字宣传内容为出发点,阐述国民政府战时是如何对美宣传的。整篇论文分为五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的缘起、形成、发展以及董显光和曾虚白二人与国际宣传处的密切关系。第二章阐述了《战时中国》月刊创刊的背景、内容、编辑和作者群体。第三章专论《战时中国》对战争进程的宣传,包括它对日军暴行、国军顽强抵抗以及战后重建方面的宣传,这些主要是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并进一步博取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在国民政府的持续宣传和美国参战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并给与中国一些援助。第四章则突出《战时中国》对民主自由和基督宗教的宣传,并以此为切入口争取美国对华政治制度之认同和政治经济上的求援。但在具体的宣传过程中也出现了选择性宣传和虚假宣传等问题。最后一部分的结语总结性分析了《战时中国》的宣传效果及背后成因。总体来看,国民政府能够意识到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宣传影响下,美国给予了中国不少援助,但囿于战时资金和人才的匮乏,对美宣也传遇到了诸多问题。
余伟伟[8]（2017）在《斯坦利·亨培克与美国对华政策（1931-1941）研究》文中认为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K.Hornbeck）,美国职业外交家,着名的中国通。作为美国远东政策的顾问和专家,亨培克对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亨培克在中国生活近五年,密切关注中国的状况,并以此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在1929年到1933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第—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和执行者,亨培克的态度受到了其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美国的国内局势和中国形势的影响。因此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亨培克始终坚守他所认为的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对自己的政策建议深信不疑。这一时期,关于美国的远东政策,只有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比亨培克施加了更多的影响。但不论是罗斯福还是赫尔对远东事务都没有深入了解,因此亨培克的认知和建议在对华政策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政策建议多次得到总统和国务卿的认可。本文以斯坦利·亨培克为切入点,通过论述他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时的对华思想与实践,研究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从亨培克的思想和行为透视30-40年代上半期美国对华政策乃至美国远东政策的方向。满洲危机爆发后,亨培克作为远东司司长,他的态度犹豫不定。亨培克分析了事变的原因,从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可以看出,亨培克始终坚守门户开放政策,不主张美国进行单边行动,但也反对美国参与国联讨论危机以及与其他大国的联合行动。随后亨培克倡导无所作为的政策,并且重新定义了史汀生的不承认政策。之后他重提经济制裁,建议美国筹备海军,并希望美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正是由于美国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助长了日本无所顾忌的侵略心态。《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中日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这段时期亨培克逐渐脱离了他坚守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亨培克相信,从长远利益考虑,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将能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但是他仍然反对美国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给予中国援助。因为他担心这种做法可能招致日本的敌对,从而导致美日之间的战争。所以,亨培克不再坚持理想化的门户开放政策,并提倡对日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亨培克给美国政府决策者提供的建议是:一方面抛弃无所作为的政策,另一方面,对日本侵略中国问题采取消极态度。亨培克相信,一个国家可以表现出一种“不赞成的默许”,同时也应当准备好“大棒”,并希望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会有所改善。七七事变后,面对中国的求援,美国政府也只是给予道义上的援助。为了避免美国承担与日本发生冲突的风险,亨培克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建议从道义上呼吁中日停战,拒绝联合调解,倡导美国保持行动独立,这些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气焰。随着战事扩大,亨培克逐渐认识到援助中国的重要性,倡导温和的政策,主张全面保护在华的美国公民,反对采用中立法。之后,亨培克的态度发生转变,由考虑建设性的和平方案转移到提出全面制裁措施,还建议考虑对日本实施禁运。二战愈演愈烈,国际局势也越来越复杂,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亨培克在与总统罗斯福、驻日大使格鲁的博弈中,开始寻求积极的远东政策。这一时期亨培克的态度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这一转变对国际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纵观各个时期亨培克对华政策的态度:满洲危机爆发时,亨培克犹豫不决;七七事变爆发初期,亨培克的态度回归现实,反对美国援助中国,奉行不干涉的政策;随着战事扩大,国际形势告急,亨培克认识到援助中国的重要性,倡导加强海军力量;当亨培克意识到战争无法避免时,他开始转向中国,建议美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从而利用中国和苏联牵制日本。然而这已经太迟了,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标志着长期以来亨培克政策的失败,同时也预示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因此,纵观1931-1941年这十年期间,从亨培克对中国思想认识的变化以及对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韩立娟[9]（2017）在《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871-1945）》文中提出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是中、日两国近代国家间外交的开端。本文将对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一历史阶段的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研究。考虑到中日关系发展中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以及美国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把这一历史时期具体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日修好条规》签订至中日甲午战争前（1871—1894）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美国的“黑船”来访也给日本上了生动的一课。为了摆脱像中国一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日本采取主动的态度,并向欧美列强“拜师学艺”,要以列强为蓝本,实现富国强兵。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首先遭殃的就是“紧邻之处”的台湾、琉球和朝鲜。而此时的清帝国却在半殖民地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外交处处被动,“夷务步步不得手”。在日本走上扩张道路之初,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所表现的是纵容和支持。19世纪70年代,美国先是在琉球问题上放任和偏袒日本,在日本侵略台湾的问题上更是乐观其成。直至80年代,日本入侵朝鲜之时,“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的帮助已经不亚于一个同盟了”。美国在70、80年代对日本扩张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第二阶段:从中日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这一阶段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大大加深。1894年日本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侵华战争。1900年日本伙同西方列强一道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日本又发动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而美国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表现出来的是持续配合。在这一阶段,美日关系是和睦的。至于中国,它只是被列强宰割的对象而已,要在美日之间起牵制作用是不大可能的。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列强发出了“门户开放”的照会,由此确定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基调。美国不再满足于跟在英国炮舰后面“分取杯羹”,而是确立了与英、俄、日都不相同的独立扩张政策。美国积极谋求在华权益,但却不主张在中国占领土地,而且还宣称要维护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完整和独立。“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以及西奥多·罗斯福插手日俄冲突表明美国已经正式登上了列强在华争夺的竞技场。第三阶段:从日俄战争后至“九一八”事变前（1905-1931）日俄战争后,远东国际关系的发展完全违背了美国的初衷。东三省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对美国关起门来。为了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日本开始联合昔日的对手俄国。1907年日俄协约签订,标志着美国扶日制俄政策的失败,日美矛盾取代日俄矛盾,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主要矛盾。日俄战争后,英法等列强鉴于欧战在即,在亚洲采取暂时维持现状的政策,日本利用列强被迫“容让”的有利时机,加紧扩大侵华权益。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政局震荡,日本又伺机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东部内蒙古地区。及至一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侵占中国山东,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趋势,无论是晚清政府,袁世凯政府,还是段祺瑞政府都试图引入美国势力来制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遗憾的是,美国各届政府都不想为了中国利益而去引起美日冲突。美日妥协的结果是1908年的《罗脱——高平协定》,以及1917年《兰辛—石井协定》。然而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出卖还是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同意将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美国对日本的退让趋势一直持续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收回了山东的主权,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建立的新均势使中国又回到由列强共同控制的局面。第四阶段:从“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无条件投降（1931-1945）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确立了联美抑日的外交路线,美国因而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日本决心以发动侵华战争来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远东政策并没有新的进展和变化。只有罗斯福上台后,于1933年对中国的棉麦贷款和1936年的中美白银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对抗日本的考虑。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美国却以中立主义的形式继续对日本奉行妥协姑息的政策。直到1938年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以及随后日本宣布退出《九国公约》,美国的态度才开始改变,实施了相应的对华援助政策。如1939年2月达成的中美桐油借款。但是美国真正意识到中国在保卫美国全球利益中的重要性,是到日本开始南进和三国轴心成立之后,这时美国才开始公开地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告美国长期奉行的对日姑息妥协政策彻底终结。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军民孤军奋战的局面。从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到与中国并肩作战的角色转换使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梳理1871——1945年美国因素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和鲜明特点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一章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的鲜明特征,以及中国历届政府处理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李永进[10]（2017）在《被建构的他者:毛泽东关于美国的话语言说（1935～1946）》文中研究表明1935年至1946年,毛泽东关于美国的话语言说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矛盾,毛泽东改变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提法,认为可以与美国建立友谊关系;又因其孤立主义,将其作为"东方慕尼黑阴谋家"加以批驳;到1944年年中对美国正面形象的塑造达到最高峰,称之为"最亲密的战友";直至1946年"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提出,最终完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形象的复归。由此,"美帝国主义"话语也逐渐被固化,成为中国人在很长一个时期对美国的基本认知。对作为他者的"美国"进行建构,也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我身份的认知变化。
二、“隔离演说”研究——以美国对华政策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隔离演说”研究——以美国对华政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延安时期 |
| 二、对外交往 |
| 三、战略 |
| 四、对外交往战略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硏究方法 |
| 第五节 重难点与创新点、不足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缘起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 |
| 二、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 |
| 三、抗日建国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和文化渊源 |
| 一、理论渊源——马列主义外交思想 |
| 二、文化渊源——近代西方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与共产国际的交往 |
| 二、与苏联的交往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原则与战略方针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 |
| 一、争取外援,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 |
| 二、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 |
| 一、独立自主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 |
| 二、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方针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实践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原则的践行 |
| 一、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二、突破“中间地带”的革命实践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的实践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 |
| 一、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
| 二、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
| 三、扩大了国际影响,树立了党的正面形象 |
| 四、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架 |
| 五、提出了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
| 二、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 |
| 三、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 |
| 四、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的当代启示 |
|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 |
| 二、重视开展民间外交 |
| 三、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 (一)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史料 |
| (二)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发展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 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继承发展 |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的借鉴吸收 |
| 一、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联盟”思想 |
| 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
| 第三节 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统战工作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 |
| 一、对大革命时期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汲取 |
| 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批判总结 |
| 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借鉴发挥 |
| 第二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5 年 12 月—1939 年 9月) |
| 一、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
| 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阐述 |
| 三、“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国际和平阵线 |
| 四、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出争取外援办法 |
| 第二节 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939 年 9 月—1941 年 6 月) |
| 一、用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
| 二、利用矛盾,部分突破共产国际指示 |
| 第三节 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
| 一、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二、关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发展与扩大 |
| 第三章 反对国际绥靖主义 |
| 第一节 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一、委婉、私下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二、直接、公开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第二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
| 一、国民党反共投降危险的国际背景 |
| 二、拉开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 |
| 三、掀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高潮 |
| 四、落下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帷幕 |
| 第三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一、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二、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的缘由 |
| 第四节 关注、批评美日谈判 |
| 一、“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 |
| 二、“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 |
| 第四章 正确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
| 第一节 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 |
| 一、灵活抵制苏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 |
| 二、开展整风运动,强化独立自主政治路线 |
| 三、支持共产国际解散,终止双方从属关系 |
| 第二节 声援苏联卫国战争,调整国共关系 |
| 一、关注苏德战局,坚信苏联必胜 |
| 二、纠正党内悲观情绪,鼓舞全党必胜信心 |
| 三、明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
|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 |
| 第三节 坚持爱国主义,践行国际主义 |
| 一、坚持爱国主义,婉拒苏方不合理要求 |
| 二、践行国际主义,战略策应苏军 |
| 第四节 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与回归 |
| 一、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 |
| 二、苏联重拾远东影响力 |
| 三、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回归 |
| 第五章 争取、开展同美国的合作 |
| 第一节 对美国形象认知的转变 |
| 一、批评美国充当日本侵华帮凶 |
| 二、“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
| 第二节 从中外记者团到美军观察组 |
| 一、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 |
| 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
| 第三节 借助美国调处,促进国内政治改革 |
| 一、签署《延安协定草案》 |
| 二、“必须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 |
| 第四节 批评、应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
| 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滑向扶蒋反共 |
| 二、“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
| 第六章 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
| 第一节 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一、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
| 二、关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 第二节 支持日本人民开展反战运动 |
| 一、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
| 二、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
| 三、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
| 第七章 关注、参与国际政治、军事局势 |
| 第一节 认同、支持同盟国反法西斯世界战略 |
| 一、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论战 |
| 二、关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 |
| 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 |
| 第二节 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 |
| 一、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二、对开罗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三、对德黑兰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四、对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第三节 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一、关注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二、“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
| 第八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
| 第一节 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 |
| 第二节 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
| 第三节 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 |
| 第四节 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 |
| 第五节 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
| 第六节 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 |
| 第九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 |
| 二、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三、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 |
| 四、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 |
| 五、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经验、培育人才、奠定基础 |
| 第二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 |
| 二、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 |
| 三、为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年谱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前史 |
| 1.3 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构安排 |
| 1.4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概念的解释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战略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1921—1927) |
| 2.1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
| 2.1.1 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调整 |
| 2.1.2 东、西方革命战略决定的革命路线 |
| 2.1.3 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 2.2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
| 2.2.1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共联俄反帝对外政策的初步提出 |
| 2.2.2 中共对外反帝的目标与策略 |
| 2.2.3 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反帝主张的激进与妥协 |
| 2.2.4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对社会民主党的认识与态度 |
| 2.3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内涵解析 |
| 2.3.1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认识 |
| 2.3.2 反帝与打倒军阀的关系 |
| 2.3.3 对外政策中的苏俄因素 |
| 第3章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路线与中共苏维埃革命前期的对外政策(1927—1935) |
| 3.1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理论的形成 |
| 3.1.1 重提进攻路线和强调保卫苏联 |
| 3.1.2 “第三时期”理论 |
| 3.1.3 新的反帝路线 |
| 3.2 苏维埃革命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毛泽东的独立探索 |
| 3.2.1 共产国际主导中共六大和中共放弃反帝统战策略 |
| 3.2.2 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世界革命思想 |
| 3.2.3 毛泽东独特的对外认识与策略 |
| 3.3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政策与长征中的对外方针 |
| 3.3.1 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 |
| 3.3.2 以苏联为榜样:区域政权形态下的对外政策 |
| 3.3.3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北上抗日与打通苏联 |
| 第4章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1935—1937) |
| 4.1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战路线形成的内部动因与矛盾 |
| 4.1.1 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内部动力 |
| 4.1.2 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内部矛盾 |
| 4.2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外政策的转变 |
| 4.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开端 |
| 4.3.1 中国共产党形成以抗日为中心的对外政策 |
| 4.3.2 国际统战性质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 |
| 4.3.3 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认识: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 |
| 第5章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反复(1937—1941) |
| 5.1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 |
| 5.1.1 坚持统一战线,不放弃争取外援 |
| 5.1.2 坚持独立自主,不可依赖外援 |
| 5.1.3 民间外交到官方接触:卡尔逊到访延安 |
| 5.2 共产国际路线倒退及其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
| 5.2.1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 |
| 5.2.2 中共支持苏联与德订约 |
| 5.2.3 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中共转向“革命外交” |
| 5.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初步形成 |
| 5.3.1 “新民主主义论”的对外方针 |
| 5.3.2 中国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中的外交策略 |
| 5.3.3 中共对美、苏与日接触的不同认识及对策 |
| 第6章 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外交(1941—1945) |
| 6.1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与全面性 |
| 6.1.1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6.1.2 中共对共产国际再提保卫苏联的应对方针 |
| 6.2 世界局势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挑战与机遇 |
| 6.2.1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
| 6.2.2 共产国际解散及中国共产党对苏关系的变与常 |
| 6.2.3 中国共产党再次运用外交途径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
| 6.3 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对华新政策的迎拒与选择 |
| 6.3.1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与美合作 |
| 6.3.2 中国共产党与美观察组的接触及“联合政府”的提出 |
| 6.3.3 赫尔利调解失败后中共对美认识的改变 |
| 6.3.4 苏联重新介入远东和中共对外联苏反美 |
| 第7章 总结 |
| 7.1 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审视中共革命道路 |
| 7.2 中国共产党对外思想中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观念的演变 |
|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4）美日竞争与亚太海权格局的演进（1906-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依据与意义 |
| 2.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3.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4.主要创新之处 |
| 5.对海权、海权格局概念的界定 |
| 6.研究的基本框架 |
| 第1章 美日海权竞争的历史背景 |
| 1.1 美国海权的崛起 |
| 1.2 日本海权的崛起 |
| 1.3 美日海权崛起与亚太海权格局的新变化 |
| 第2章 美日海权竞争与亚太海权格局的失衡(1906-1920) |
| 2.1 美日东亚政策的对立 |
| 2.2 美日在亚太的竞争 |
| 2.3 亚太海权格局的失衡 |
| 第3章 美日相互妥协与亚太海权均势格局的重建(1921-1936) |
| 3.1 美日相互妥协与华盛顿体系的建立 |
| 3.2 伦敦海军会议与华盛顿体系的完善 |
| 3.3 亚太海权均势格局的恢复 |
| 第4章 美日对抗升级与亚太海权格局的转换(1937-1945) |
| 4.1 日美在东亚对抗的升级(1937-1940) |
| 4.2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日本亚太海洋霸权的确立(1941-1942) |
| 4.3 日本战败与美国亚太海洋霸权的建立(1943-1945) |
| 综论 |
| 1.日美海权竞争的特点 |
| 2.20 世纪上半叶亚太海权格局演进的规律 |
| 3.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5）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二）国外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与影响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 |
| （二）国际环境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国际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意义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一）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第二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
| 一、近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当时国际文化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在国际环境促动下育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
| （一）国外留学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思想视野 |
| （二）思潮论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辨明了理论信仰 |
| （三）世界革命运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行动借镜 |
| 三、在国际革命力量帮扶下建立中国共产党 |
| （一） 共产国际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
| （三）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 |
| 第三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的影响 |
| 三、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
| （一）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事业 |
| （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世界意义 |
| 第四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 一、20 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际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国际经济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国际政治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苏东剧变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
| （一）改革开放，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三）邓小平理论的世界意义 |
| 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
| （一）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 |
| （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筑牢中共执政基础 |
| （三）实施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生面 |
| 第五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国际环境新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 |
| （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
| （三）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契机 |
| （四）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
| （五）世界文明交流融合，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 |
|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二）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 |
| （三）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 |
| （四）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形成创新发展新优势 |
| （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安邦兴国之魂 |
| （六）创新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三、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国际交往新理念新举措 |
| （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
| （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
| （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
| （四）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六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
|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坚决回击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否定 |
| （三）必须始终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二、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
|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
| （二）任何时候都应以解决中国社会重大发展问题为根本任务 |
| （三）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必须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三、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
| （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找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定位 |
| （二）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 |
| （三）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进程 |
| 四、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视野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应加强国际合作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借鉴他国经验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
| 五、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障 |
| （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三）要经得起“外部环境考验”，增强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中美非对称同盟关系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四、主要内容与写作提纲 |
| 第一章 非对称同盟理论 |
| 一、同盟和非对称同盟的概念 |
| 二、非对称同盟理论 |
| 三、战时中美非对称同盟的理论框架 |
| 第二章 战时中美同盟的形成与合作 |
| 一、战时中美同盟的形成 |
| 二、战时中美同盟的目标 |
| 三、开罗会议:战时中美同盟的密切合作 |
| 第三章 战时中美非对称同盟分析 |
| 一、战时中美同盟非对称性的分析 |
| 二、战时中美非对称同盟的案例研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7）从《战时中国》（China at War）看国民政府对美抗战宣传（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战时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的研究 |
| (二) 战时国民政府其它对美宣传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际外宣机构 |
| 一、战时国民政府外宣工作的必要性 |
| (一) 战时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
| (二) 中国与英、法、苏、德等国的关系 |
| (三) 国民政府对美重点宣传政策的确立 |
| 二、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形成与发展 |
| (一) 董显光、曾虚白其人 |
| (二) 国宣处及其分支机构的建立 |
| (三) 国宣处的运作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时中国》的缘起与简介 |
| 一、国宣处的对美宣传概况 |
| 二、《战时中国》的创刊与发行 |
| 三、《战时中国》的编辑与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中国》对战争进程的宣传与目的 |
| 一、日军暴行:博取美国对中国抗战之同情 |
| (一) 对日军残暴之宣传 |
| (二) 对日本困境之宣传 |
| 二、顽强抵抗:国军对外正面形象之建构 |
| (一) 对国民党英勇抗战之宣传 |
| (二) 社会各界积极抗战之宣传 |
| (三) 否认国民党不抗战之舆论 |
| 三、战后重建:博取美国对国民党主导权的支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中国》对两种理念的强调 |
| 一、民主自由:争取美国对华政治制度之认同 |
| (一) 对宪政建设之宣传 |
| (二) 对民主发展之宣传 |
| 二、基督宣传:宗教桥梁下的政治、经济求援 |
| (一) 国宣处的基督教宣传 |
| (二) 对蒋介石的基督信仰宣传 |
| (三) 对日军迫害基督教与教会救助之宣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斯坦利·亨培克与美国对华政策（1931-1941）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斯坦利·亨培克的个人介绍 |
| (二) 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结构 |
| (五) 研究途径与方法 |
| (六)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七) 研究资料介绍 |
| 一、亨培克与美国对华犹豫不决的外交政策(1931-1934) |
| (一)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 |
| (二) 亨培克对危机的最初反应 |
| (三) 亨培克重新定义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 |
| (四) 满洲危机结束后亨培克的思考与建议 |
| 小结 |
| 二、亨培克与美国对华不干涉的外交政策(1934-1937) |
| (一) 亨培克对经济援助中国的质疑 |
| (二) 亨培克关于美国远东政策原则的演讲 |
| (三) 亨培克对天羽声明的反应 |
| (四) 亨培克对美国海军政策及美日关系的思考与建议 |
| 小结 |
| 三、亨培克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1937-1941) |
| (一) 七七事变的爆发 |
| (二) 亨培克的观望态度 |
| (三) 亨培克的温和政策 |
| (四) 亨培克抵制政策的建议 |
| 小结 |
| 四、亨培克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评析 |
| (一) 亨培克对远东政策的影响 |
| (二) 关于亨培克对华政策的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87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前史回顾 |
| (一) 有关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史的研究 |
| (二) 有关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
| (三) 有关1945年以前美日关系及中美日三边关系史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本文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二)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三) 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早期介入(1871—1894) |
| 第一节 《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与美国的反应 |
| 一、美国对东亚的早期扩张 |
| 二、美国对日本谋求与中国立约的启示 |
| 三、《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美国的反应 |
| 第二节 美国与日本“征台之役” |
| 一、美国人对台湾的早期关注 |
| 二、李仙得及美使德朗对挑起日本“征台”的作用 |
| 三、美英等国的“局外中立” |
| 四、李仙得与中日交涉 |
| 五、美国官方对日本“征台”的态度 |
| 第三节 日本吞并琉球过程中的美国因素 |
| 一、“球案”发生前欧美列强对琉球的企图 |
| 二、日本对琉球的吞并 |
| 三、李鸿章邀格兰特调停“球案” |
| 第四节 日本侵略朝鲜过程中的美国因素 |
| 一、日本“征韩论”的提出 |
| 二、“江华岛事件”与《日朝修好条规》的签订 |
| 三、美国与朝鲜签订《1882年条约》 |
| 四、各国争夺朝鲜的开始 |
| 五、美国与在朝鲜的中日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对日本侵华行动的持续配合(1894—1905)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中美国对日本的偏袒和支持 |
| 一、日本的战争准备和1894年夏中日在朝鲜的冲突 |
| 二、美英各国在挑起中日战争中的作用 |
| 三、战争进程及美国的斡旋 |
| 四、《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列强的反应 |
| 第二节 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
| 一、《马关条约》后日俄在朝鲜的争夺 |
| 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
| 三、美国变为一个亚洲强国及美、日、英的结合 |
| 四、海约翰的“门户开放”通牒及各国的反应 |
| 第三节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美日联合行动 |
| 一、庚子事变之爆发及日本与列强出兵中国 |
| 二、美国发表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 |
| 三、日本借机扩大侵略的野心及美、英等国的反应 |
| 四、《辛丑条约》签订及日本与列强分赃 |
| 第四节 美国与日俄战争以及它们争夺中国东北的斗争 |
| 一、美国资本扩张与沙俄企图独占中国东北的矛盾 |
| 二、美英两国在日本准备进攻俄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 三、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与《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对日本侵华行动的有限制约(1905—1931) |
| 第一节 日本对美国在中国东北经济扩张的排斥和抵制 |
| 一、日本在中国东北权益的巩固和扩张 |
| 二、哈里曼投资中国东北铁路受挫 |
| 三、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受损 |
| 四、第一次日俄密约及美国远东外交的孤立 |
| 第二节 东三省引进美资及清政府联美外交的失败 |
| 一、司戴德来华与中国东北改制 |
| 二、筹设东三省银行借资未果 |
| 三、日本阻挠新法铁路修建 |
| 四、唐绍仪访美及美日签订《罗脱—高平协定》 |
| 第三节 “金元外交”与美日在中国东北的争夺 |
| 一、美国“金元外交”的提出 |
| 二、美国与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
| 三、锦瑷铁路与诺克斯“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 |
| 四、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及日俄的进一步勾结 |
| 五、币制实业借款与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 |
| 第四节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及美国的态度 |
| 一、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的“中立”与日本武装干涉的企图 |
| 二、列强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
| 三、日本干涉中国抉择共和制及美国的“共同行动”原则 |
| 四、日本参加“善后”借款与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 |
| 五、美日在承认北京政府问题上的分歧 |
| 第五节 一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及美国的对策 |
| 一、中国联美限制战区的努力与日本侵占山东 |
| 二、美国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反应 |
| 三、美日与中国参战问题上的“府院之争” |
| 四、美日关于中国的《兰辛—石井协定》 |
| 五、威尔逊、日本与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
| 第六节 华盛顿会议:美国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初步遏制 |
| 一、海军竞赛与裁军要求 |
| 二、《五强海军条约》和《四强协定》 |
| 三、中国问题和《九国公约》 |
| 四、中国收回山东主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日矛盾升级与中美联合抗日(1931—1945)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绥靖与限制 |
| 一、日本侵华引起的国际危机及美国最初对事变的反应 |
| 二、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声明 |
| 三、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及日本的反应 |
| 四、日本的《天羽声明》与美国的赫尔照会 |
| 五、日本破坏中国币制改革与《中美白银协定》的订立 |
| 第二节 卢沟桥事变以后美国开始实施“援华抑日”政策 |
| 一、“七七事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的道义谴责与绥靖 |
| 二、美国向“援华制日”政策的初步转变 |
| 三、太平洋战争前夕的美国对华援助 |
| 四、美日谈判与摊牌 |
| 第三节 珍珠港事件:中美两国最终走上联合抗日道路 |
|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国际反法西斯联合国家阵线的形成 |
| 二、美国对华军事合作与援助 |
| 三、美国对华贷款、租借援助与修约 |
| 四、大国合作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
| 五、美国远东战略的调整与日本无条件投降 |
| 本章小结 |
| 综论 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的作用评估及历史启示 |
| 第一节 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的鲜明特征 |
| 一、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的阶段性特征 |
| 二、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的总体特征 |
| 第二节 研究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的历史启示 |
| 一、中国“以夷制夷”战略的得与失 |
| 二、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
| 三、必须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被建构的他者:毛泽东关于美国的话语言说（1935～1946）（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族矛盾面前对美国的话语转变 (1935~1938) |
| 二、是敌是友:对美国话语言说的曲折与反复 (1939~1940) |
| 三、“最亲密的战友”:高调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 (1941~1944) |
| 四、“纸老虎”:帝国主义形象的复归 (1945~1946) |
| 五、结论 |
四、“隔离演说”研究——以美国对华政策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D]. 王欢. 西北大学, 2021(10)
- [2]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3]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4]美日竞争与亚太海权格局的演进（1906-1945）[D]. 陈光辉. 湘潭大学, 2019(02)
- [5]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D]. 钟晓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中美非对称同盟关系研究（1937-1945）[D]. 李兵.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9(02)
- [7]从《战时中国》（China at War）看国民政府对美抗战宣传（1937-1945）[D]. 郭金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8]斯坦利·亨培克与美国对华政策（1931-1941）研究[D]. 余伟伟. 浙江师范大学, 2017(06)
- [9]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871-1945）[D]. 韩立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
- [10]被建构的他者:毛泽东关于美国的话语言说（1935～1946）[J]. 李永进.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