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与财富再发现——从“国民幸福总值”看，财富创造趋势转向

一、全面小康与财富的重新发现——从“国民幸福总值”看创富潮流转向（论文文献综述）

宋兴茂^[1]（2021）在《邓小平幸福观研究》文中提出幸福不仅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且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幸福贯穿人类社会生活的始终。时代更迭,社会发展,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幸福都有其历史性、具体性,幸福观的形成往往也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具体诉求。近代以来,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了民主革命,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内容的幸福观。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已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纵观中国近代史,为实现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家数不胜数,他们为实现中国的幸福贡献智慧。邓小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杰出贡献者。邓小平幸福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现实条件。世界历史进入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和平稳定的国际条件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仅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悲痛的教训。邓小平深思熟虑,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幸福观正是基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以及中国成功实行改革开放的现实条件,在完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中应运而生。除了上述的现实条件外,儒家幸福观是邓小平幸福观形成的文化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幸福观是其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幸福观创新和发展了儒家的“富民”“民本”“大同”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幸福的相关论述。这些都是邓小平幸福观形成的文化来源和理论基础,使得邓小平幸福观的内容得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幸福观是较为系统的幸福观,是内含了个人富裕幸福、家庭美满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安定富强的全面幸福观。邓小平幸福观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既有利于继承和发展儒家幸福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有利于实现个人幸福、建设家庭文明、建设美好社会、建设幸福中国。当下,深入研究邓小平幸福观,对于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家庭美满、人民幸福的整体幸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总之,邓小平幸福观是立足现实条件、满足客观需要的重要成果。邓小平幸福观有着全面而丰富的内容,为新时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复兴梦提供了精神动力。

陈瑞霞^[2]（2020）在《旅游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视角的两个实证》文中认为幸福是人类的终极追求目标。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繁荣,人们开始从单纯追求基本需求的满足转向关注幸福。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认识到,通过幸福感来评价社会进步、社会发展和政府政策等,而不是仅仅通过经济产出如GDP等指标,是一种更为有效和更有意义的方式。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利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2012年6月,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3月20日确定为“国际幸福日”,强调了幸福是全世界人类生活的普世目标和愿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旅游市场的不断繁荣,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就个人而言,旅游也成为了人们获得幸福的重要途径,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在201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旅游被确定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与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产业共同构成五大幸福产业,体现了旅游业对于国民幸福所起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可以说,旅游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不过,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幸福感研究才短短十几年的时间。目前的研究主要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从旅游体验或旅游活动的视角,来研究旅游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幸福经济学研究中,关于旅游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才刚刚开始,已有研究证明了旅游停留时间正向影响旅游者幸福感,但还未从消费支出的视角进行研究。而在我国学术界,关于旅游幸福感的研究还比较少,尚未形成系统理论。旅游作为消费的一种,其消费支出和旅游者幸福感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其中有哪些影响机制?以上问题还没有答案。此外,根据供求理论,旅游者的消费转化为目的地的旅游收入。地区旅游收入是目的地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目的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旅游活动是旅游者从居住地到目的地的空间移动,除了地区旅游收入以外,旅游人次也是旅游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都是旅游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旅游幸福感不仅仅指旅游者的幸福感,也包括目的地居民的幸福感。因此,除了研究旅游消费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外,研究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非常必要。但从现有研究来看,还未有研究立足于旅游消费支出,从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双视角来分别研究旅游对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立足于旅游消费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6数据,主要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分别就旅游消费支出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地区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两项实证研究。研究一是旅游消费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旅游消费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随着旅游消费的提高,旅游者幸福感增加;但当旅游消费高于一定临界值时,随着旅游消费的增加,旅游者幸福感降低。原因是随着旅游消费的增加,旅游次数增加,旅游半径扩大。根据期望水平理论和享乐适应理论,旅游的享乐性和新颖性减少,而旅游期望、旅游压力和旅游倦怠感增加,所以幸福感增长变慢。同时,由于旅游的消费属性,旅游消费可能挤占了其他消费。因此,当旅游消费增加到一定值时,反而降低了幸福感。在影响机制上,旅游消费通过健康、社会联结和自信影响旅游者幸福感,揭示了旅游的健康增强效应和社会效应。通过分群体回归发现,旅游消费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成立,但在低、高收入群体中不成立;旅游消费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均呈现显着的倒U型;旅游消费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倒U型影响对于东部地区的旅游者不成立,但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旅游者成立;旅游消费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对于女性旅游者成立,而对于男性旅游者不成立。研究二是地区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旅游收入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旅游人次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在影响机制上,经济增长、健康和个人收入水平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揭示了旅游的健康增强效应和经济效应。在分群体回归中,地区旅游收入对中、低收入居民幸福感有显着正向影响,对高收入居民幸福感没有显着影响;对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没有显着影响,而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有显着正向影响;旅游收入对于东部居民的幸福感有显着负向影响,而对于中部和西部居民的幸福感有显着正向影响;旅游收入对男性居民的幸福感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女性居民的幸福感没有显着影响。旅游人次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非常显着,在以上所有群体中均成立。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第一,从旅游消费入手,研究旅游消费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视角新。目前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对旅游的幸福感影响研究还相对贫乏,特别是还未从旅游消费支出、地区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视角,研究旅游对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双重影响。本文把旅游业放入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大框架下,拓宽了幸福感研究视野,是对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深化。第二,结合旅游的健康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研究旅游消费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思路新。本文以健康、社会联结和自信为中介,研究旅游消费支出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揭示了旅游对旅游者的健康效应和社会效应。此外,本文以健康、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水平为中介,研究地区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揭示了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的健康效应和经济效应。可以看出,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丰富了旅游幸福感研究。第三,把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以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研究幸福感,研究方法新。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提出旅游影响幸福感的有关研究假说,采用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进行验证。目前,在我国国民幸福感研究中,多采用截面数据,所得信息有限。特别是在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上,相关研究刚刚开始,多以某具体的旅游目的地为例,通过对其周边居民进行访谈或自编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有关数据,所得样本有限,并且没有进行追踪调查,可能造成重要信息漏损。而本次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6数据,通过匹配地区旅游宏观数据和个人幸福感等微观数据的方法,构建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回归、面板有序Probit和混合OLS回归等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旅游消费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地区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杜珉璐^[3]（2020）在《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问题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当代我国的民生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固本开新。从理论渊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而且直接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需要理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观念,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具体的关于民生的思想。就理论内容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着作中呈现出为劳动人民追求基本权利、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寻求人类解放之路等理论探索和价值追求。从理论意义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民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因而和西方历史上出现过的福利思想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不仅仅是为了某个阶层的现实需求,同时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关注的是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不是拘泥于个体的片面发展。从理论发展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在世界各地扎下深根花繁果硕,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等马克思主义者们继承并丰富发展了他们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动力,将解决民生问题、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历了从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追求“发展才是硬道理”、到江泽民的“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胡锦涛“以人为本”追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民生不断改善与发展的递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改善人民民生不断奋斗并日趋完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民生发展新理念、新战略、新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当代发展与价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通过实现经济发展、抓利益问题、实施精准扶贫、建构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路径来改善民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生态等方面推进民生建设,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当代民生理论与实践不仅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主体地位,而且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诉求。

梅浩^[4]（2020）在《习近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应当如何高质量发展等问题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脉络,系统分析总结中国当前的发展实际,从而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武器。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和时代特征。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纳百家之众长,在坚定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充分汲取了当代西方发展观的优势和长处,并运用到中国发展的实际之中;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它适应于新变化新要求,关乎发展实际,立足于解决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自觉和价值自信在于其集中体现了发展的价值主体和价值指向,即以人民为中心。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价值观,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旨归。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深入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逻辑框架,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行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陈敏^[5]（2019）在《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路径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把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明发展价值取向,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更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后,一直按照共同富裕的理想道路探索前进,赢得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在步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可谓是恰如其分,不仅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赋予了时代内涵和意义,还对解决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棘手问题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深入认识和理解这一理念,对于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自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以来,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并展开了深刻的研讨,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还不够。本文对共享发展的基本概念、理论渊源与演进、实践经验与逻辑、推进原则与路径等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将共享发展理念各方面串联起来,把握其体系。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国内外就共享发展的研究现状,从中寻找本文的切入点。第二章对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和时代背景进行探究,明确共享发展的提出的客观必然性。第三章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做出深刻解读,从而系统全面地把握共享发展的基本理论。第四章探究共享发展理念蕴含的深刻逻辑和价值原则,为共享发展的落实明确方向。第五章研究实践共享发展理念的多维实践路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注重把理论成果有效应用到实践当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新思路。

徐小芳^[6]（2019）在《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对功利主义幸福最大化的指责和否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幸福感,并尝试构建各种幸福指标量化幸福。现在幸福感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也是应用在衡量评估政策效果中的新方法。很多学者实证研究了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公共支出规模越大,居民报告的幸福感越高。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这种正向影响取决于公共支出的结构、规模,还有学者认为在考察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不应该忽略个体在收入、教育、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个体差异,以及区域和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其影响结果受到公共支出的结构规模、居民的个体特征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民众对幸福的向往愈加强烈。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政府和学者完善发展了民生财政支出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自从200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重发展民生以后,中国政府公共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的倾向有目共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生领域依然积累了很多欠账。面对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民众迫切希望政府能改变这种民生困境,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的均衡发展。如何使民生财政支出更好更有效率地为民众服务,以及如何更大程度地让民众获得幸福感和安全感成为了民生财政支出最需要实现的目标。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国内外公共支出影响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评述,明确民生财政支出的概念及支出范围。第二,考察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产生的直接影响。具体来说,考察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以及各分项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以及影响分布。第三,考察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具体来说,从民生财政支出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入手,分别考察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中介作用。本文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从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公共支出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中国扩大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背景等方面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在阐释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回顾部分。首先,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进行了概念界定。其次,梳理了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再次,梳理了三条作用机制影响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第三章,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部分。首先,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财政政策和民生财政政策演变,归纳了2000年以来民生财政支出及各分项的发展变化趋势。其次,回顾了2003年以来中国国民幸福感的变迁以及国内幸福感的研究动态。再次,概括了幸福感在财政政策评估中的地位和应用,并介绍了民生财政支出与三条作用机制以及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第四章,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与分布。为了检验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第四章使用CFPS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以及影响分布,并按地区、城乡、性别等分组检验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在计量方法上,选择使用混合OLS、面板有序probit、随机效应、固定效应以及面板分位数等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第五章到第七章,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研究。这个部分检验了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说,从民生财政支出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找到并检验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这三条路径的间接传导作用。这部分主要使用了逐步回归与面板联立方程等数学方法。此外,也按地区、城乡、性别等分组对比了作用机制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影响差异。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文章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民生财政支出会显着提升国民幸福感,其中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居民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和农村。（2）民生财政支出对幸福感越高的人群积极影响越大,而且民生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要显着高于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3）不同民生财政支出分项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教育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当期对国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医疗卫生支出与住房保障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当期和滞后一期不一致。（4）收入不平等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起到了遮掩效应,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起到了中介作用,这种遮掩或者中介作用也存在地域和城乡差异。其中,收入不平等的遮掩效应对东部地区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居民的影响更大,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对东部地区影响更大,但是城乡差异不明显。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现实,本文提出了促进民生财政支出以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政策建议:（1）坚持民生财政支出以人民群众的偏好需要为导向的原则,建立完善的专家论证制度和民意表达机制。（2）加大对人民群众最为关切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具体来说:优先发展教育,增大教育支出;完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体系,实行积极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关切中低收入人群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稳定房地产产业部门,建设住房保障的长效作用机制。（3）兼顾不同幸福感人群的不同需要,兼顾区域和城乡的社会现实,避免多而无效,使民生财政支出真正能惠及全体人民。

张丽伟^[7]（2019）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强国建设的根本要求,其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论文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这个主题,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规范与比较相关照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指导、指标体系,深入研究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三个层面的高质量发展问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方针,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先富与共富、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国内与国际经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等若干重大关系。在高质量思想理论指导下,根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积极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重点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评价体系、中观评价体系和宏观评价体系建设,其中,从产品、市场、企业、创新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微观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中观评价指标体系,从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国民分配、绿色发展、调控能力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宏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微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研究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微观经济体系中,产品是微观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的标的物;市场是商品交换、价值实现的场所与机制系统,其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使用的价值实现过程;企业是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发展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全社会最终产品的产出、效率、效益与资源配置水平;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推动微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产品质量治理、市场体制机制、企业公平制度、创新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中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议题。中观经济体系中,产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价值链系统,其体系分工、协调、升级的质量水平决定着整个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质量水平。城乡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分布、融合、协同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质量水平。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协同、相互作用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质量水平。国际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分布、融合、交换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全球化质量水平。推进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产业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微观经济和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表现,也是保障微观经济和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宏观经济体系中,宏观均衡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其均衡水平、程度、状况本身也是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表现。国民分配质量是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的重要议题,公平分配是经济善治的核心,是通往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绿色发展质量是所有微观经济活动与行为的最终外部结果,是最终决定人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标的物。调控能力质量是政府全部经济管理活动的宏观效能总和,其制度体系、政策手段、管理能力等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着全部经济活动的质量水平效能。推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宏观经济均衡、国民分配、绿色发展、调控能力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刘梦慈^[8]（2019）在《新时代青年幸福观及其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如何看待幸福是人生观的重要议题。新时代青年是社会的新生力量,代表着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新时代青年追求什么样的幸福不仅决定着青年自身人生发展的方向,也左右着社会与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向。新时代青年合理的的幸福观有助于青年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共同实现,引导新时代青年在服务社会、贡献国家、承担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中成就幸福人生。因此,研究新时代青年幸福观及其教育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代青年游弋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浪潮中,他们既朝气蓬勃又时而迷茫。新时代青年的幸福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有积极的面向,也存在着某些偏差。青年幸福观的偏差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青年个人的发展,有的青年幸福观偏差甚至导致社会性矛盾与冲突。因此,新时代青年需要依靠幸福观教育的引导矫正幸福观的偏差,树立合理的幸福观。本文以梳理青年幸福观研究的理论资源为前提,从价值观的意义上探究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理论建构,以树立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应然样态,进而以考察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现实图景为基础,剖析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现存问题,从而试图探寻在新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青年幸福观教育的可能进路。本文提出,幸福并非是经验论者所谓的碎片化的快乐体验,也并非是唯心主义者所声称的灵魂的抽象理念,幸福观的核心是对于“追求什么样的幸福”的确认,即对于幸福观中所包含的价值追求的确认。幸福观所指向的终极价值体系使得人在整体上体认幸福。因此,新时代青年树立幸福观的核心在于确立其所包含的价值追求。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绪论、幸福观研究的理论资源、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理论建构、新时代青年幸福的现实图景、新时代青年幸福观评析及教育探索。梳理幸福观研究的理论资源是开展新时代青年幸福观及其教育研究的基础。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幸福观理论、中国传统幸福观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考察西方伦理思想史中的幸福观理论能够获得研究新时代青年幸福观及其教育问题的广阔视野;探寻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幸福观理论能够寻找到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文化基因;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新时代青年幸福观及其教育研究确立了基本立场与研究方法。探究“新时代青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幸福观”是研究新时代青年幸福观及其教育的核心。基于价值观意义上幸福观内涵的理论探讨,本文结合新时代青年的自身特点、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价值诉求,建构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应然样态。首先,青年幸福观的形成与其自身的身心发展和其年龄阶段的社会特征相关。其次,青年在社会历史的激荡中寻求着自身的幸福生活,在个人的生活理想与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之统一中塑造者自身的幸福观念,研究新时代青年的幸福观,应当探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方位。再者,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核心是价值观,青年追求什么样的幸福观其实质是追求实现什么价值。因此,研究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应然样态,其核心是探讨其所应当指向的价值旨趣。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依据,本文认为新时代青年合理的幸福观应当包括:身心健康发展的生命幸福观;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相统一的个人生活幸福观;以劳动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学业事业幸福观;夫妻平等互敬、尊老爱幼的和谐家庭关系幸福观;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的社会幸福观。基于实证研究,本文对于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现实状况进行系统考察。据此本研究发现,新时代我国青年幸福观总体上呈现自我完善的积极态势。然而,新时代青年幸福观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主要包括: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消极心态;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享乐主义倾向和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知行悖论三个方面。导致青年幸福观现存问题的原因包括:市场经济价值原则溢出;转型社会伦理观念冲突;多元文化冲击主流价值以及青年自身期望与能力的矛盾。幸福观教育是矫正青年幸福观偏差,帮助青年树立合理幸福观的有效途径。基于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现存偏差及问题分析,本研究试图对新时代青年幸福观教育进行研究探索,提出应当以课程教育与实践教育来优化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教育路径。

孙志云^[9]（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执政为民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树立的价值导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执政为民理念进行发展创新,实现对执政实践的有力指导。目标方针确定后,实践的关键在于人。干部是执政实践的执行者,也是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最终要落实到干部的实际行动中,在政府组织执政为民的实践过程中显现成效。为了考察对干部进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实际效果,本研究从基层视阈切入,对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政府实践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分析。本研究观察到,改革开放进程中基层政府实践存在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现象,反映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指导基层实践的权威性、统一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究其原因,一些基层政府在利益博弈中存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因,对中央利民政策在执行上有所保留,对执政资源的配置、执政方略的选择有所偏好;一些基层干部在多重利益关系影响下体现出“理性经济人”的自利特点,存在认识偏差和逐利行为;基层的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环境、教育主体、教育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有所欠缺。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本研究在对执政为民理念进行深刻认识、对其基层实践状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研究解决执政为民理念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推动基层政府执政为民实践的对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研究期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考察影响干部认识与实践“知行”转换的外在因素,探寻研究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新视野、新途径,由此增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期望引起相关研究者对于干部实践行为的关注,为相关研究者和干部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期望执政为民理念对基层政府实践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强,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提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更好地实现。本论文共有8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对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进行说明,对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明确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对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释义,分析利益关系对基层政府实践的影响,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概括。第三章阐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历史渊源,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为民理念的发展创新过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基层政府实践执政为民理念的主要经验。第四章从基层政府与群众、基层政府与中央和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之间、基层干部自身4个层次,分析基层政府和干部出现群众观、政绩观、发展观和个体价值观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问题。第五章分析基层政府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根本原因,对基层政府利益偏好、基层政府博弈、干部私利、基层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等因素进行反思。第六章就执政为民价值理性复归和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进行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建构、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进行分析,对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要求进行概括,对执政为民理念教育主要途径和有效性的增强进行阐述,探讨促进干部从认识到实践的“知行合一”问题。第七章提出基层政府坚持执政为民价值导向的实践路向,对加强利益协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基层政府实践创新等进行阐述。论文最后结论部分总结了全文主要观点,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今后的努力方向。本文有三个方面创新之处:第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问题的理论论域。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以执政为民理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内涵和本质进行阐释,并对其理论渊源、历史发展进程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要点,有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体系建构。第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视野。执政为民理念教育作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要推动执政为民实践。干部是执政为民理念教育对象也是基层政府实践的执行性主体,考察基层政府实践状况可以对干部群体接受执政为民教育的实际成效加以研判。本文从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有效性出发,对基层政府实践状况进行考察,分析基层政府实践所呈现的“价值导向—价值偏离—价值理性复归”演进趋势,探讨如何解决现实的利益矛盾,使接受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干部实现执政为民从认识到实践的“二次飞跃”,促进干部“知行合一”。第三,对如何促进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落实提出对策,使研究具备了积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发挥学科交叉优势,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工具,从中观和微观多层次进行考察,分析基层政府和干部在实践中出现的价值偏离问题及其原因,从价值理性复归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基层政府实践路向两个方面提出对策,为强化执政为民理念的统一引领、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参考。

郭曰铎^[10]（2018）在《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的历史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担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蕴含着丰富的人民幸福思想。对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理解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实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式转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依据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幸福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论文研究方法和论文的结构框架、创新点等。第一章“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资源”。本章全面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人民幸福思想,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德福一致的幸福观、佛家超验主义的幸福观和道家合于自然的幸福观,归纳总结了西方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幸福观、感性主义幸福观、功利主义幸福观。马克思主义幸福思想是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思想和西方思想史中的幸福思想为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厚文化滋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二章“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的现实基础”。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国情,把握人民愿望,具有很深的现实基础。它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出于实现中国梦的迫切需要,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教训和追求人民幸福初步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重要思想。第三章“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的基本内容”。本章系统阐述了人民幸福的内涵和特征,阐明了人民幸福的价值逻辑,论述了人民幸福的实现原则和实现条件。人民幸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及其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它是社会幸福和个体幸福的辩证统一;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辩证统一;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辩证统一;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人民幸福的价值逻辑体现在: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中国梦的根本追求。实现人民幸福,必须坚持人民中心原则、全面发展原则、劳动创造原则和共建共享原则。人民幸福离不开使人幸福的外部环境,实现人民幸福就要使经济更加富裕、政治更加民主、文化更加丰富、社会更加公正、生态更加文明。第四章“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的实践路径”。本章系统阐述了人民幸福的实现道路,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实现人民幸福,必须夯实人民幸福的经济基础,完备人民幸福的政治条件,加强人民幸福的文化支撑,改善人民幸福的社会环境,营造人民幸福的生态空间,筑牢人民幸福的根本保障。第五章“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的特色和时代价值”。本章分析了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的四个特色:坚持问题导向、植根人民群众、立足中国文化、着眼世界大势,阐述了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幸福理论,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行动指南,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指明前进方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结论部分主要对论文进行简要概括。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等问题,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凸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它回答了人民幸福的内涵、实现条件和实现路径等问题,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全面小康与财富的重新发现——从“国民幸福总值”看创富潮流转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面小康与财富的重新发现——从“国民幸福总值”看创富潮流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1）邓小平幸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旅游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视角的两个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代青年幸福观及其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全面小康与财富的重新发现——从“国民幸福总值”看创富潮流转向（论文参考文献）

• [1]邓小平幸福观研究[D]. 宋兴茂.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旅游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视角的两个实证[D]. 陈瑞霞. 深圳大学, 2020(10)
• [3]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D]. 杜珉璐.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4]习近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研究[D]. 梅浩.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2020(09)
• [5]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路径研究[D]. 陈敏. 安徽工业大学, 2019(07)
• [6]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D]. 徐小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7]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D]. 张丽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新时代青年幸福观及其教育研究[D]. 刘梦慈.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D]. 孙志云.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10]习近平人民幸福思想研究[D]. 郭曰铎.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标签：全面小康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质量理念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