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芝诗歌创作中的抒情性

一、论叶芝诗歌创作中的抒情性（论文文献综述）

姜文莉^[1]（2021）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一直以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存在于日本文学界。他扎根于东亚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主题的独特文体。曾翻译包括大江获诺奖的《个人的体验》等多部作品的美国译者约翰·纳森（John Nathan）称其为“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福克纳、叶芝、R.S.托马斯、艾略特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作品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彷徨与痛苦,关注现代人尤其是日本战后青年一代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现代意识。而美国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福克纳一直是包括大江健三郎、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等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大江健三郎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而且他走向创作高峰的契机之一正是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本论文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了以福克纳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参照系。以文本细读、平行研究为主的方法,以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位既不同时代,也不同地域,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诺奖作家的作品群进行全景式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在创作思想渊源与历程、创作主题、叙事技巧与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和分辨大江文学创作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学元素,进一步解析大江创作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以期在动态视野之中考察其文学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实的梳理,特别加强了对日本的大江研究、美国的大江研究、中国的大江研究现状的综述,分析并探寻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与本选题相关的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分别从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创作主题、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文体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一章以传记研究的方式梳理和比较了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阅读两位作家的传记与作品群不难发现,他们创作的思想渊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乡情节浓重的乡土作家。福克纳基于家乡密西西比北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理环境,构筑了其15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和它的县城杰弗森镇。而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回归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将故乡作为灵魂的救赎、回归与再生之所。在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源自怀乡想象的文学创作中,除了汲取地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透射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表达了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异域的感受和跨文化体验,体现出两位诺奖作家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恢弘视野。两位作家都将个人的地域性、历史性的独特创作资源与异域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时代困境的体察相融合,创作出洞察人性、救赎人类心灵的经典作品。第二章通过比较这两位作家创作中所共通的的三个现代性主题——身份主题、女性创伤主题与反战主题,探寻他们各自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善恶本质与自我灵魂救赎的途径。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救赎思想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文学的影响,这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基石。而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作家,在他们殊途同归的主题书写中,无不透射出人类所共有的矛盾、痛苦、焦虑与挣扎等复杂情感倾向,构建出心灵异化的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图景。第三章探讨大江健三郎的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源泉,以及与他所喜爱并系统阅读过的福克纳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时间的多样化运用。福克纳和大江既是各自民族地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实验家,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独特文体,以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战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并且从中折射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特征,体现出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本论文通过比较他们所采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叙事手法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出其中的道德伦理意义。随着两位作家对作品中主人公意识与心理描摹的多样化与不断深入,他们对叙事时间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非凡的现代主义想象力。通过“闪回”来追述挥之不去的家族与历史记忆,并凸显出时代特征;通过“时光交错”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产生“时空变异”,并成为关于“记忆”和“启示”的经典之作。第四章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他们的互文性创作既有对自我作品的指涉,也有对他者文学经典的记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在自我指涉的互文性创作中,都通过家宅空间意象的构建、蛛网式作品群内人物的穿梭与再现,以及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都在与他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力图救赎人类灵魂的作品:在与宗教文学经典《圣经》的互文中,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的拯救意识;在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的互文中,凸显出他们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在与西方现代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透射他们各自的文学记忆与时代精神。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宣扬人性中正直与善良的本质,关注人内心的冲突,呼吁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寻找人类美好而安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共通的、最为突出的精神财富。

刘莉^[2]（2019）在《独白中寻求对话 ——罗伯特·勃朗宁戏剧性独白中的自我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戏剧性独白（the dramatic monologue）是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它虽然在英美文学中早已经产生,但作为文体术语直接源于维多利亚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歌理论与实践。勃朗宁的戏剧性独白凸显了诗人客观化主观世界的意识,是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语诗人探索自我的一种典型而普遍的方式。勃朗宁把自己的观点客观化在人物身上,使独白具有双重话语声音,从而导致戏剧性独白蕴含丰富的对话:如人物的内在对话、人物与人物的对话、人物与现实的对话以及诗人与人物的对话、诗人与社会现实的对话、诗人与文学传统的对话。这些对话密切关联,相互交叉。勃朗宁把人物当作平等的主体而与之构成对话关系,允许人物通过内在对话而以独立和发展的姿态出现,塑造出能概括社会生活本质的典型人物,真正做到了以人为中心;勃朗宁与人物进行隐含地对话,透过人物的话语隐射自己的观点,表达对维多利亚社会现实的反思;勃朗宁把人物当作自己的第二意识而通过诗歌艺术与自己对话,以回应不确定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自我迷失。本论文结合巴赫金对话理论、精神分析论、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诗艺美学、新批评理论等,选取勃朗宁最具代表性的戏剧性独白进行系统而细致地分析,探讨勃朗宁通过戏剧性独白探索自我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对话。论文除绪论与结语之外,包含四章,总共六个部分。绪论包括选题意义、戏剧性独白的性质、文献综述、论文的结构与观点以及所采用的方法。第一章从诗歌传统的角度定义戏剧性独白,为后文的探讨打下基础。戏剧性独白诗人是英美文学中首次有意识地从客观性方向探索自我,研究它就须从诗歌中的自我探索传统说起。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倾向于通过自我创造主观地探索自我,把主观性与客观性诗歌的概念首次引入了诗歌传统。戏剧性独白既继承了浪漫主义抒情诗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又结合了社会的现实需求而反叛了抒情诗的主观性。它运用戏剧性的手法,将独调性独白发展为对话性独白,客观地探索自我。诗人选择与自己差距很大的人物,把自己的观点戏剧化在人物身上,间接地批判社会现实和描写人性,独白就成为既是人物又是诗人的双重声音话语。因此戏剧性独白有两个基本特点:独白者不是诗人自己以及独白具有双重声音。戏剧性独白诗人尤其是勃朗宁的强烈的双重意识导致独白蕴含的丰富对话。如果说浪漫主义抒情诗人的自我探索是自我创造行为,那么戏剧性独白诗人的自我探索则是客观性的对话行为。第二章借用勃朗宁的术语“灵魂的发展”,分析人物的内在对话,剖析勃朗宁在理解与呈现人物心理时所做的客观性自我探索。勃朗宁的戏剧性独白一般都发生在现在,但与抒情诗中的现在不同,戏剧性独白中的现在与人物的过去紧密相连并相互对话,缔造了人物的开放性心理,为“灵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抒情性现在是勃朗宁反叛浪漫主义抒情诗之主观性的起点。勃朗宁把抒情性时刻替换为戏剧性时刻,从内部打破了主体的整一性,人物就被分裂了。人物往往受戏剧性时刻所迫,在话语中冒出第二意识“你”,与“我”对话而颠覆了自己精心建构的抒情性形象,在不经意中暴露了自己的真性情。人物内在的“我-你”冲突,突出了第二意识对自我意识的内在塑造力,为“灵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你”不仅隐含晦涩、力量强大,而且富含多重身份,具备现代心理学中潜意识的特征。潜意识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不自觉地迸发而出,反讽性地与显意识对话,客观地促进并展现了自我的“进步”。勃朗宁通过人物的内在对话追溯“灵魂的发展”,不仅捕捉了人物的心理现实,而且还使人物的性格发展独立于诗人的干涉,从内容和手法上实现了客观性的自我探索。第三章选择勃朗宁戏剧性独白中突出的历史主题,通过人物的微观和宏观对话探讨勃朗宁为应对社会历史语境所做的自我探索。勃朗宁充分发挥了维多利亚社会普遍存在的怀疑精神,否认词语能代表真实的事物,竭力消解历史记录中的主观性,推崇外在现实大多由内在现实所决定的现实主义。勃朗宁特意选择过渡期的社会历史人物,聚焦于他们被社会塑造的心理现实,从内部现实反映外在现实,让非人性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自动凸显在人物的微观对话与宏观对话中。历史人物的心理现实为读者创造一个“内在距离”,复现的不主要是历史社会的现实,而是维多利亚社会的现实。诗人通过“内在距离”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并暗含自己的社会批判。现实,尤其是心理现实构成勃朗宁戏剧性独白的客观性内容,而“内在距离”是他的客观化手段。第四章通过勃朗宁在诗歌艺术上的对话,探讨勃朗宁的诗人自我。自古以来,用真理定义诗人是西方文学中一个悠久的传统。勃朗宁深受新柏拉图主义与福音派的影响,始终笃信超验性真理的客观存在,他对诗人身份的探索围绕着真理展开。真理既存在于诗人心中,又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勃朗宁在这两者之间的对话是使诗歌的内容转向客观性的根本因素。与此同时,真理不仅具有个人性,而且需要达到观照普通读者的普世性。勃朗宁为平衡真理的个人性与普世性试验了许多客观化手法,如意识中心、显现、反讽、象征。尤其是诗人在创作《环与书》的过程中动态地结合了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形象地展示了“完整诗人”的概念,并用“环”象征了自己的“一元三层”的真理结构。勃朗宁的真理观秉承了自英语文学发轫之初突出的自我探索传统,在新的时代添加了特具个人特征的客观性因素,谱写了自我探索的新篇章。结论部分总结全文。勃朗宁的戏剧性独白实际上演绎了诗人在独白中寻求对话的客观性自我探索过程,不仅彰显了勃朗宁以包容的姿态搭建多元对话平台的人文主义精神,而且突出了诗歌本身的内在特质而更有力地发挥了诗人的独创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剧性独白并不限于一种诗歌形式,而是一种对话态度,一种思考世界和探索自我的方式。戏剧性独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主义文学。

袁龙^[3]（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宜璇^[4]（2019）在《“写”“译”互动与创作嬗变 ——论王家新翻译实践与创作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诗人译诗”的现代传统伴随着中国新诗的成长延续至今,对译诗的影响研究也自新诗诞生起就拉开了序幕。在进入80年代后,诗歌翻译迎来了又一个高潮,其中,王家新的诗歌翻译以其高质高量在近三十年的诗人译者中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其意义与价值却没有被充分地挖掘出来。上世纪90年代是王家新创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转型期,也是他诗歌风格、诗学观念的形成期,奠定了他之后三十年的创作基调;与此同时,90年代也是王家新诗歌翻译的练习期与成长期。统观他90年代至今的翻译实践与创作实践,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着一种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内在联系,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走向“同一”。本文不以以往的单一的“影响一接受”模式来辨析译诗对王家新诗歌创作的影响,而是试图梳理二者之间的互动性的生成,并以此为视角,对他的创作嬗变以及个人风格、诗歌观念的形成进行探讨。本文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章论述诗歌创作对翻译的影响。王家新的创作早于翻译,那么首先,诗人在创作中积累起来的诗学观念、精神气质、审美倾向及时代氛围决定了他要翻译谁的诗歌、怎么样来翻译诗歌。其次,诗人、译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他在翻译目标的选择、翻译观念、怎样翻译这三个方面有着较强的主体意识。第二章论述翻译实践（包括翻译研究与诗歌翻译）对王家新创作的影响。译诗激发了王家新的创作灵感,推动着他对汉语表达的探索,给他的写作带来了一个可供借鉴与超越的“他者”。在创作中,翻译实践所积累的文学经验为他的诗作带来了互文性元素与诗体、诗艺的丰富。第三章论述王家新的翻译实践与创作之间的同一性。首先,二者之间的互动与渗透共同助力着王家新90年代后的创作转型;其次,翻译与创作都是诗人磨砺诗艺、积累经验的写作实践,在异质同构的实践中诗人形成了稳定的个人风格;最后,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都基于他“反思时代、介入存在”的“承担意识”,是诗人立身、写作的内在基点。第四章对王家新的“写译互动”进行了评价与反思。讨论王家新诗歌中互文性写作、西方文学资源的进入所带来的质疑与局限;肯定王家新的译诗实践对他90年代后的创作转型、突破彼时创作困境的积极意义。王家新“写译互动”的创作实践,上承诗人译诗传统,是对诗歌写作、汉语表达的积极探索;下以其恢复诗歌精神向度的写作追求,影响着90年代后当代诗歌的诗歌批评与历史建构。

郭沁^[5]（2019）在《《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杂志作为中国现代时期的重要文学期刊之一,尽管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因其非同人刊物的性质备受关注,并且对现代文学的倡导使其在中国文学期刊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其中的诗歌现象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本论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借用“文学场”介绍《现代》杂志整体情况,阐述《现代》杂志所处的时空语境以及施蛰存个人文学观念对《现代》杂志的影响,用“副文本”理论探求在以往相关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的版面设计、封面等。第二章分为三部分,首先对31期的《现代》杂志中的诗学现象进行统计,大体确定《现代》杂志的诗歌版图。其次,分析戴望舒、艾青、徐迟和陈江帆四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从而突出《现代》杂志为扶持本土诗人所作出的努力。最后是《现代》杂志中的诗歌翻译部分,以实例探讨其诗歌翻译的特点,进而研究1930年代西方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第三章探讨《现代》杂志的译介与诗歌评论,首先介绍《现代》杂志的译介范围,然后对《现代》杂志诗歌批评个例进行分析,旨在突出中国本土诗人、学者为诗学建设所做的工作。

张驰^[6]（2019）在《约瑟夫·布罗茨基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约瑟夫·亚历山大罗维奇·布罗茨基（Joseph Aleksandrovich Brodsky;Иосифьродскии,1940-1996）,俄（苏联）裔、美国籍、犹太作家,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文学生涯有三个最重要的身份:俄英双语诗人、英语散文家、诗歌批评家。在五十六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写下了近千首诗歌和一百余万字的各类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强烈的伦理关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为他在祖国和西方带来了广泛而崇高的声誉。自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奖以来,三十年间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多位着述颇丰的权威布罗茨基研究专家,他们是V.波鲁希娜、L.洛谢夫、T.温茨洛瓦、D.麦克菲迪恩、S.沃尔科夫等。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布罗茨基学”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范式和一门显学,在西方学术共同体中方兴未艾。但是在中国,布罗茨基的研究起步较晚,没有得到持续的关注,代表性的研究学者较少,有深度的研究专着甚微。本文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补益。本文所论布罗茨基的诗学是国际“布罗茨基学”中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主要研究的是他在诗歌、散文、随笔、文学批评、大学讲课稿、对话录、论文、演讲等形式中展现出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其中涉及他的诗歌散文创作及文学批评文章有数十篇。本文提炼、归纳和总结了布罗茨基的主要诗学观点,着重论述他的文体理论和文体实践,并以此分析他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哲学,探究他的理论渊源。本文除绪论、综述、结语外,主体部分分为四章,逻辑结构为由外到内再到外的结构,每章主要论述的问题和结论如下:第一章,运用比较诗学方法,从布罗茨基诗学的发展历程和呈现方式入手,指出布罗茨基成熟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点都形成于其人生阶段的美国时期,并从俄国的文学学流派和美国的诗歌学流派两个理论角度来说明,布罗茨基诗学主要分为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一是来自对他人诗歌的批评解读中产生的理论观点,二是将理论观点诉诸实践的文学创作。两方面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因此布罗茨基诗学具有明显的文学化倾向,是理论的创作、诗化的理论。第二章,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及语义批评法,着重分析布罗茨基诗学的文体理论与文体实践,首先从布罗茨基和奥尔巴赫的文学批评对比中挖掘出他们的文体相似性,这一相似性来自布罗茨基对批评文体的自我思考,而这一思考主要来自奥登的直接影响。接下来,文章从哀歌诗体、爱欲诗体、风俗诗体、黑色田园诗体四个方面展示了布罗茨基诗学的文体理论。第一节,以布罗茨基对邓恩、巴拉丁斯基的哀歌诗批评为主体,阐明布罗茨基对哀歌艺术的独特思考。他将哀歌与时间、流亡、回忆等主题联结在一起,充分解释了文学与时间、作家与回忆的关系,并致敬邓恩创作了自己的名篇。第二节,从两首爱情诗切入,结合布罗茨基的爱情经历和不幸遭遇,解释了他关于爱情与生命的思考,结合时代背景和苏联中产阶级趣味,指明了他的爱欲与性观念,认为他结合精神导师奥登的创作心理,提出以爱喻性的诗学理论,用宇宙、时间、真理等形而上概念美学化处理欲望题材。第三节,联系布罗茨基的流放岁月和生活环境,回答了他为何要大量创作风俗诗以及对风俗诗的看法。此外,文章还提出了抒情文本戏剧化理念,在对布罗茨基的三首诗歌分析解读后,总结了其对俄国风俗诗的改造。第四节,以布罗茨基对哈代数首作品的重新阐释,总结了其对哈代诗歌的研究心得与其所论现代黑色田园诗的特征。他同时还以这一文体创造性地写出了自己的名作,联系恋地情结和景观效应的理论,可以看出诗歌描绘的人与自然秩序竞争的恐惧。第三章,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及脑文本理论,论述布罗茨基诗学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哲学,对布罗茨基流传最广的一首诗《我坐在窗前》进行逐句文本细读,解答了脑文本在这一首诗的创作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前两节,介绍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量子力学视域下的脑文本概念,以跨学科研究的思想回答脑文本与伦理观的关系,并探寻布罗茨基伦理结构的几个脑文本来源。此外,还将叠加态与伦理混乱、检定态与伦理选择联系在一起,试图给予诗歌艺术和诗歌创作一定的新解释。后两节,介绍脑文本的先在性与其形成的童年情结对布罗茨基进行伦理选择的重要影响,认为在正确的伦理观形成的行动原则下,诗人会回到脑文本的本征态,实现美学回归、语言净化与道德重建的理想。第四章,运用比较文学渊源学方法,探寻布罗茨基诗学的脉络轨迹和理论渊源,从巴洛克诗学与欧美传统、阿克梅诗学与俄苏传统两大理论脉络绘制布罗茨基诗学地图,解释这位伟大诗人身上的东西方文化因素和文学积淀;梳理了巴洛克诗学和阿克梅诗学的代表性观点,以布罗茨基的数首诗歌和散文创作指明他对两大思想渊源的吸收变异,文中主要论述的有巴洛克诗学本质论、比喻体系纵深与创作心理的阿克梅式分裂等。结语部分指出,通过本文的提炼展示出的布罗茨基诗学中的一系列观点、概念、思想,形成其诗学的独特风貌、特征、品格和美学追求,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布罗茨基的文学成就提供了参考。长远地看,布罗茨基诗学的哲学基础、宗教观念、时代意义和思想史背景等几个方面都是我国“布罗茨基学”领域值得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

刘玉美^[7]（2019）在《论张枣诗歌的面具化抒情特征》文中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诗歌的时代,诞生了一批诗人,这其中就有少年成名的张枣。作为朦胧诗人之后的先锋诗人,张枣在当代诗坛占据着重要位置。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张枣创作观念与诗歌文本的阐释上,少有立足于新诗史的整体关照。本文将张枣诗歌独特的抒情特征理解为一种面具化的抒情,从抒情主体身份的虚化、抒情视角的变换、抒情声音的对话性三个方面来剖析张枣诗歌的这一抒情特征。本文认为,张枣诗歌以面具化的抒情方式,呈现了抒情主体的孤独、虚无、自我丧失和分裂的特征,丰富了中国新诗创作史上抒情主体的表达形式。本文分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面具化抒情者的特征。面具化的抒情者,企图回避抒情主体在抒情表达中的中心位置。在张枣的诗中,这样的抒情者不是连贯、统一和绝对一致的。抒情者或者是戴着某个面具形象的虚构者,或者是由人称代词代替的匿名者。借助面具,抒情者不断变换身份,其身份显得模糊不明或变化多样,或隐藏或分化为不同面具形象,这就意味着抒情主体的自我与身份是不确定的。面具在诗意表达上有两个层面的作用,一是以他者身份显现,参与到抒情者的自我表达之中。二是作为一种提示作用的符号,用面具在诗歌文本之间建立意义关联。第二章主要论述面具化抒情者造成抒情视角的多样化特征。诗人借助面具形象摆脱了单一、连贯的抒情主体,其抒情视角也由单一转向多样。即便是在以“我”为主导的抒情诗中,“我”的视角也不是全然内向化的观察。在以第二人称“你”为对象的诗歌文本中,诗人充分利用了“你”在指称上的开放性,展现出多样的视角。在组诗中,抒情主体时而从人物面具背后发声,时而跳出面具形象,以叙述者的视角发声,诗歌文本内部就出现了一种小说式的视角变换或转移。在人称变化的面具手法下,抒情视角由静态、固定转向动态和变动不居。第三章主要论述面具化抒情者在抒情声音上造成的对话性特征。戴上面具的抒情者,或隐藏在面具形象下,或游离于不同面具形象间,诗歌文本中的抒情声音是交织和杂陈的。抒情者成为具有双重甚至多重意识的“我”,造成诗歌的抒情语调丰富、驳杂,充满自我辩驳和反思的声音。抒情声音的对话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对话,一是文本间的对话。概言之,张枣诗歌使用面具化的抒情手法,表达了现代人分离、孤独、虚无、失语的主体危机,扩展了新诗写作中主体的自由表达;通过抒情视角的变换与抒情声音的复调,打破了抒情诗单一的视角与发声方式。

史佳晨^[8]（2018）在《叶芝诗歌意象翻译研究 ——基于袁可嘉、傅浩和裘小龙译本》文中提出叶芝诗歌自19世纪初译入中国,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诗歌翻译量和译本出版量的积累为译介研究奠定基础,但翻译质量不一。意象在叶芝诗歌中具有多维的审美体现,因此本论文从叶芝诗歌意象三个特点出发,对叶芝诗歌的三个重要译本进行比较研究,系统阐述了译文对于意象特点的处理方式。第一章对意象的呈现特点进行了分类,从连贯性意象和组合意象角度对比分析不同译文,认为译文应注重把握意象所构建的不同联系并且加以照应,为读者重现出审美意蕴。第二章对意象的不同功能所隐藏的意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译者须发现了隐藏在意象背后的意义可以在译文中以一种委婉曲折的方式显现给读者,译文同样可以以意象显现诗歌的隐秘意义。第三章对意象的音韵特点所创造的双重审美进行了研究,认为意象构成的行间韵和附带的尾韵对翻译构成挑战,但是译文的美学追求,可以给予读者更强的审美体验。本文将叶芝诗歌呈现的意象特点归类为三个方面,经过译例分析和理论归纳,提出了可行的翻译处理路径,为后续叶芝诗歌翻译乃至其他意象特征鲜明的诗歌翻译提供了更多系统性参考。

官天一^[9]（2017）在《论叶芝中后期诗歌中的“重复”艺术 ——以诗集《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塔楼》与《旋梯及其他》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重复”（Repetition）是一种在文学创作中起强调、突出作用的修辞手段。对于诗歌创作而言,无论是写作上的微观技巧,还是表达思想上的宏观理念,都可以用重复手法来表现。在叶芝的抒情诗歌中,重复不仅仅表现为诗歌语言形式上的重复（比如说音韵重复、词语重复和结构重复）,还深蕴于叶芝的文学创作理念和神秘主义思想之中。本文立足于对叶芝中晚期抒情诗歌中的“重复”研究,试图通过文体学与诗歌叙事学的相关理论结合的文本分析方法,探求“重复”在诗歌文本中是如何抒情或者说如何叙事的,进而挖掘重复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叶芝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其诗作成就巨大,是研究抒情诗歌中“重复”的叙事功能的一个良好范本。中晚期是叶芝创作的黄金时代,尤其在《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1921）、《塔楼》（1928）和《旋梯及其他》（1933）这三部诗集中,叶芝将自己的信仰和哲学融入诗歌创作里,体现了叶芝个人独特的循环往复的历史观和时空观,以及诗人力图探讨灵魂如何超脱生死,达到永垂不朽的思想倾向。本文结合文体学与叙事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分别从叶芝诗歌语言中的文体形式层面上的重复与结构层面上的重复进行分析。第一部分分析文体形式层面的重复,具体从音韵重复、词语重复、语法重复三个方面着手,对叶芝诗歌的文体特征上的重复进行梳理。第二部分从具体诗歌文本分析入手,对叶芝诗歌中重复的叙事功能进行研究。第三部分研究散见于不同诗篇中重复出现的意象,以及重复所体现的思想内涵。最后得出结论,重复在叶芝中晚期诗歌中不仅是文体特征和叙事功能中重要的一部分;重复还体现了叶芝文艺创作意图和社会历史的认识观,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刘秋芳^[10]（2016）在《叶芝爱情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是后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二十世纪英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也为二十世纪爱尔兰民族独立以及爱尔兰文艺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23年他因为“那永远富有灵感的诗歌,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叶芝是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和世界文学巨匠之一。作为一位世界级诗人,叶芝创作了大量的爱情诗,有论者称叶芝写出了现代英语诗歌中最美丽的爱情诗。本论文在对叶芝的爱情诗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传记学研究以及神话原型理论等方法,解读叶芝爱情诗的语言、意象等内容,从而揭示出其复杂的爱情观及其包含的现代性内涵。本论文分五章分别阐明这一思路。第一章是本论文的引入部分,主要包括选题依据、国内外对叶芝爱情诗的研究情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意义等。第二章,归纳叶芝爱情诗的主要内容。第三章从爱情诗的语言、第三人称抒情主体的角度,分析叶芝爱情诗形式上的现代性;第四章从神话运用的现代性、意象的选择两个方面,探讨叶芝爱情诗的现代感;第五章,承接前面内容,从叶芝本人经历及其爱情诗中提炼出叶芝灵与肉互相矛盾的爱情观。第五章简要概括前面几章的论述,得出本论文的结论,即叶芝的爱情观充满了灵与肉的矛盾,饱含丰富的现代性体验。

二、论叶芝诗歌创作中的抒情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叶芝诗歌创作中的抒情性（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独白中寻求对话 ——罗伯特·勃朗宁戏剧性独白中的自我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3）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写”“译”互动与创作嬗变 ——论王家新翻译实践与创作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5）《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论文提纲范文）

（6）约瑟夫·布罗茨基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张枣诗歌的面具化抒情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8）叶芝诗歌意象翻译研究 ——基于袁可嘉、傅浩和裘小龙译本（论文提纲范文）

（9）论叶芝中后期诗歌中的“重复”艺术 ——以诗集《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塔楼》与《旋梯及其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叶芝爱情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叶芝诗歌创作中的抒情性（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D]. 姜文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2]独白中寻求对话 ——罗伯特·勃朗宁戏剧性独白中的自我探索[D]. 刘莉.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3]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写”“译”互动与创作嬗变 ——论王家新翻译实践与创作的关系[D]. 刘宜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5]《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D]. 郭沁. 云南大学, 2019(03)
• [6]约瑟夫·布罗茨基诗学研究[D]. 张驰.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论张枣诗歌的面具化抒情特征[D]. 刘玉美.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叶芝诗歌意象翻译研究 ——基于袁可嘉、傅浩和裘小龙译本[D]. 史佳晨.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9]论叶芝中后期诗歌中的“重复”艺术 ——以诗集《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塔楼》与《旋梯及其他》为例[D]. 官天一. 云南大学, 2017(05)
• [10]叶芝爱情诗研究[D]. 刘秋芳. 四川师范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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