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格局下不同话语对话的可能及条件(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马倩[2](2021)在《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话语研究包含两个基本主题:一是权力主体间基于权力争夺的冲突和对抗,二是权力主体间基于利益协商的合作性社会实践(Chilton&Schaffner2002)。外交话语是政治话语研究的重要领域,关注作为外交实践工具的话语如何反映并塑造外交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现实。国际关系中的外交话语实践根据以上两个主题可大致分为对立型外交话语和合作型外交话语。长期以来政治外交话语的研究主要关注话语的对立性特征,而对合作型外交话语的研究和系统性解读不足。从认知语言学的空间概念化视角来看,合作型外交话语应呈现与对立型外交话语不同的空间表征形式,Chilton(2004)话语空间理论以二元分界的空间概念化仅适用于后者而不能解释前者。本研究从话语空间建构视角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对合作型外交话语进行解读。鉴于二元分界式空间概念化的局限性,本研究借鉴Chilton(2004)提出的三维度(空间、时间、价值),并基于Kaal(2012,2015,2017)从政党话语的时空指涉范围反观政党世界观的话语空间分析路径,拓展话语空间的内涵和研究框架;通过分析中国“和合”话语的“空间-时间-价值”(STV)表征形式,探究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模式,以丰富认知视角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回答三个研究问题:(1)中国“和合”话语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价值维度各有哪些话语表征?(2)中国“和合”话语建构了什么样的话语空间?三个维度之间是什么关系?(3)合作型外交话语和对立型外交话语在话语空间表征上有何差异?为回答上述三个研究问题,本文以中国领导人68篇多边外交演讲为语料,遵循“文本特征→概念化表征→话语空间整体表征”的自下而上的分析步骤,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的方法进行语料分析。研究发现主要有三点:第一,中国“和合”话语在空间维度以包容性的空间“满格”表征反映全局视角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和谐共存,在时间维度以延展性的时间“满格”表征反映广阔的历史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在价值维度以相应识解策略反映共同价值取向,与时空“满格”相呼应。第二,中国“和合”话语的三维度表征共同形成延展包容的话语空间,以“和合”话语空间模型可视化呈现,三维度之间体现以价值维度为核心的两两交互关系。第三,合作型外交话语和对立型外交话语基于不同的空间概念化呈现不同的话语空间表征,前者在共同价值导向下以整体性、弱界限划分的空间概念化方式建构话语空间,总体上呈现外向扩展的包容性表征;后者在价值对立导向下以内外分界的空间概念化方式建构话语空间,总体上呈现内向压缩的对抗性表征。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理论上对Chilton(2004)的话语空间理论进行改造形成拓展框架以探究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特征,最终得出“和合”话语空间模型,丰富了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外延;实践上将合作型外交话语与对立型外交话语置于平等地位,扩大了话语空间研究范围,克服了前期话语空间研究偏重于关注政治话语对立性特征的局限性。研究结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语言学话语分析理据支撑,并对政治话语分析实践、外交话语翻译实践、中国价值观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贾绍俊[3](2021)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对象主体、话语体系、实现目标等方面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一般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掌控和全面性领导上,体现为要从整个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理论和价值维度来看,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其“生命线”作用的内在需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条件、重大任务和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角度来讲意味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吸引力、阐释力等话语能力建设的增强,从中观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加强,是党的领导能力特别是思想文化宣传教育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然而进一步从宏观来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建构和建设的中心目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党性修养,提升综合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乃是功在当今、利于千秋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话语研究的以往理论经验来看,话语权具有流变性的典型特征,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更是受到其自身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直接影响,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自觉等息息相关。从历史维度来看,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才能够获得政治保证和关键主体力量;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实现话语传播多样化和话语践行的示范化,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找准着力点。遵循这些经验启示,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呈现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的人民性、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话语传播的自觉性,通过整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为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发展提供主体保障。本研究正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国内外话语研究的成果和智慧,遵循理论、历史、现实、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理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推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吴小炜[4](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品格的必然,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使命的必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百年来,作为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领导力量和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中国共产党,其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前进,并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动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和解决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利用好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如何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上的巨大动力作用?这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直面的时代课题。基于此,本论文以“谁来、用什么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什么要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及“如何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研究导向,通过从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进行一般性的理论界定分析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历程的考察和经验总结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时代境遇、战略意义及问题挑战等的考察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优化路径的分析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基本理论内容进行界定和把握。界定核心概念及其内涵是研究的基本前提,故此,本章首先通过对“文化”概念的一般性考察,逐步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先进文化”概念考察,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内涵、结构、功能等的界定,实现对本文核心概念的清晰把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论述,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前提、方式、内容、原则四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剖析。最后,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上进行考察,包括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及重要理论来源的列宁的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理论基础进行溯源。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初步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构建。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成就及经验,既是新时代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也为新时代更好地引领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基于此,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八大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及其历史经验等进行考察分析。包括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及新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的考察。并在考察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及经验基础上,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第三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及战略意义。全球化、现代化及信息化是当今时代最为显着的特征,也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境遇。通过对全球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表征、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诉求、社会信息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张力的考察和梳理,可以使我们能更加具体和深刻地从当今时代发展的总体特征中把握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与时代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文化建设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及实现文化强国等具有重大意义;从社会发展层面看,对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安全及塑造国际形象等具有重大意义;从党的建设要求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第四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问题挑战。从十八大至今,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包括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广泛弘扬、文化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等。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主流文化价值认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风险依然存在、文化创新转化动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及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文化安全构成的威胁、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不够的问题及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冲击挑战等。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主要有:通过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实现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生成路径;通过深化新时代网络领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传播路径;通过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推进文化产业现代化体系和文化事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认同与转化路径;通过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安全保障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路径。
张帆[5](2020)在《区域建筑的关联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城市经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变迁,呈现出与传统城市差异化的语境。城市格局的离散化打破了单一结构的内在整体性,多中心的发展使不同的城市肌理异质并存;城市运行的动态化减弱了建筑作为城市物质性主体的地位,建筑需要从城市系统的终端转变为城市流动体系一部分;城市建筑的拼贴化反映了消费社会中对于建筑视觉表达的欲望,各自为政的布景式建筑进一步消解了城市作为连续公共空间的价值。既有的本体性建筑观念难以满足当代城市在多元、开放和交互属性上的需求,建筑理论从本体自主性向区域关联性的转型成为必然的趋势。本文是对建筑的区域关联性理论进行的系统性梳理和建构。首先,在比较既有知识体系中各种“区域”概念的基础上,将本文的“区域”界定为与特定的设计对象产生空间形态关联的宏观城市结构,具有尺度转换性、结构抽象性、边界动态性的特征。区域关联性的研究从挖掘上位结构中的要素、制约和需求出发,确立设计对象在整体中的位置,引导建筑内部自主性体系与外部社会现实的交互作用。继而,从结构主义、自组织和互文性三种当代关联理论出发,解析建筑呈现“关联性转向”背后的理论动力。以此为基础,将区域与建筑的关联操作机制抽象为一种方法论原型,其设计流程概括为“视域放大”、“结构优先”和“内外协同”三个基本阶段,推动城市从“离散性个体”向“关联性整体”的转化。在概念界定与理论解析的前提下,本文对区域观念的历史脉络进行溯源。从聚落、文脉和地域三个方面批判性地阐释其中呈现的区域观念演变,揭示了从直觉到自觉的意识发展过程。将历史上的区域观念总结为体现朴素环境意识的自然主义谱系、体现怀旧历史图景的历史主义谱系和批判性场所实践的地域主义谱系三个平行脉络,并论述了上述谱系和当代区域关联谱系的联系与差异,将其作为当代区域关联的理论参照。本文的核心章节以区域关联为目标,以建筑形态学和城市形态学相关分析方法为工具,基于结构主义、自组织和互文性三种关联理论的影响,揭示从区域解读到区域设计的操作机制,提出了区域与建筑的三类关联态,九种关联模式和二十多个关联策略群,以及在此框架下继续细分的若干关联手法。首先,建立基于结构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关联态。以“先在性结构”为对象,强调建筑对于城市结构的延续和建构作用。通过提出“肌理协同”、“巨构介入”和“网络演进”的关联模式,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向度探讨城市深层结构层面的系统性连接,建筑设计以形成和区域间的预设结构整合为目标;其次,建立基于自组织理论的自发性关联态,以“生成性结构”为对象,强调从内部性逻辑中生成区域关联系统。通过提出“集群塑造”、“分形连接”和“地表生长”的关联模式,建立局部之间的连接关系,使系统相应地显示出整体的协同,自发形成开放的集群、层级的分形或地表的连接;最后,建立了基于互文性理论的对话性关联态,以“个体和结构”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强调内部性与外部性之间的交互。通过提出“形态应变”、“空间衔接”和“功能拓展”的关联模式,分别从形态层面接受外部压力转化为应变的动力,从空间层面主动衔接或修复区域空间的要素,从功能层面通过内部功能程序的重构容纳城市功能,引发空间事件,回应区域制约。基于以上若干关联模式和策略的建构,形成不同背景下适用性的区域建筑关联方法。通过外部条件的介入,拓展建筑自主化的内部体系,建立和区域的多层级连接,在当代多元的建筑理论与实践中梳理出“区域-建筑”互动作用的理论谱系。
陈旭[6](2020)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包括基层协商在内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助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打造。而城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协商构成了基层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协商制度与实践的发展构成了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为此,本文关注城市社区中的协商治理问题,试图厘清协商民主如何能够更好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协商治理如何更好地在实际的城市社区环境中运作。从实践进程来看,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治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创新机制、丰富形式、完善制度、优化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呈现出纷繁复杂、丰富广泛的实践图景。尽管市民论坛、协商议事会、开放空间讨论、网络论坛等创新形式的协商在现实的运作中都不尽相同,但它们实质都是通过治理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彼此倾听、理性论辩、相互尊重等要素促进政策偏好反思,并最终产出结果意见的一种以话语交换为核心的治理路径。从既有研究来看,现有关于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问题的研究存在内在逻辑解释的碎片化、核心要素探究的模糊化、对策建议的笼统性等问题。理论研究远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缺乏在系统剖析协商本身运作机理的基础上,对当前实践发展与困境出路作出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反思。大多数关于协商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某一具体协商事件上,如一次性小组讨论,同一组织或类型议题的一系列讨论。这种研究对剖析一种协商形式是有效的,但也会造成视角的缺失。基于跨学科知识运用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本文从以下两个层面对城市社区中的协商治理进行新的探讨:一方面,从“结构——过程”的角度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协商理路进行剖析,作为后续研究的依据与本文分析框架。首先,对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协商”分别作出解释,并通过整合与推导确定本文中的协商意涵,框定出本文研究的问题域。其次,以“话语嵌入”和“体系建构”的划分为标准,对两类既往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考察。了解其整体研究脉络、关键研究方向与未来研究趋势,从而系统反思当前研究的局限。为弥补既有研究的缺陷,本文分别选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协商体系—能力”框架以及社会学习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从而构建得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首先,从真实互动、广泛话语以及深远影响等方面,分析城市社区协商行动变迁的“三维”内生变量;其次,依据初始情境、联结情境与终端情境逻辑,思考城市社区协商系统化运作的空间资源依赖;最后,基于“五阶二元”的运行内部机理,探索推动协商常态化发展的实践逻辑。本文基于上述理论框架,透视了当前城市社区协商治理中存在的价值认知、情境供给以及行动推进等三方面的悖论,以权力逻辑、自治逻辑、市场逻辑为视角,整合得出了“真治理”还是“假把式”、“主导式”还是“循环式”以及“结果论”还是“过程论”等悖论背后的两难问题。另一方面,从“演绎——归纳”角度解析城市社区协商治理问题情境,在理论探究协商之可能的基础上提出现实困局的化解之道。主要采用多案例研究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所选取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创新样本通过NVivo软件进行质性研究、归纳与研判,从而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多层面上展示一副描绘社区协商的全景画面。借由案例回顾的问题情境有针对性地探求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价值认知理性培育、情境塑造的可能性与实践的可为性。最后,基于“五阶二元”的运作逻辑,提出亟需回应与有待升级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策略。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和实践关怀切入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协商问题。根植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直面公共治理领域的新实践、新问题、新机遇。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路径的探讨,寻求相关制度安排与设计的优化思路,能够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提供可操作性参考。尽管没有一种能够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完美模板”,但是对这一研究主题的关注所可能带来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变革,能够为我国城市社区乃至基层治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这也正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教育部[7](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游启明[8](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詹子懿[9](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徐明玉[10](2020)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深入梳理霍尔从1980年代到2000年间发表的以身份或文化身份为主题或主线的理论文本、相关访谈录和演讲文稿等资料,尝试廓清“文化身份”的理论构成,探究“文化身份”的理论演进,探寻建构、解构和重构“文化身份”的路径,探讨霍尔以何种身份、何种立场、何种方式践行文化身份的批评。首先,本文从现实和理论两种语境出发,描绘霍尔文化身份理论发生与发展的总体框架。一方面,生于牙买加、长在英国的双重文化经历为霍尔思考文化身份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霍尔混杂族裔的原生家庭构成,新左派经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公开大学的工作经历是促使霍尔思考文化身份问题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欧陆哲学为霍尔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养分。霍尔通过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审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引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对话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接合”理论,呈现了他在分析文化身份问题时超强的“理论化”能力。简言之,复杂的身份经历是霍尔具有高度敏感的身份意识的内部条件,丰富的理论话语是霍尔回应英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外部资源。两者共同作用是霍尔文化身份阐释不断深入和拓展的力量源泉。接下来,本文深入阐释了“文化身份”理论中的两个关键词“文化”和“身份”。本文从“文化”——“两三个最难界定的英文词汇之一”——入手,结合“身份”,探讨英国文化研究如何确定了研究的边界和“优先考虑”的对象,以及霍尔对这种思考方式的批判、继承和发展。霍尔认为“文化”之所以难以界定是因为其中涉及权力问题。“文化”不仅是审美问题,更是区分人群的标准。霍尔把“文化”从“情感结构”和“日常”的“文化”升级为“意指实践”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不仅将历史和社会实践与人结合起来,更关照到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身份。霍尔的“身份”和“认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混淆。明晰两者的区别有助于我们厘清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边界,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霍尔“去中心化”的身份观。本文的重点之一是探究霍尔“文化身份理论”的理论构成。文化身份的理论廓清是阐释文化身份理论的首要问题,不可回避。但遗憾的是目前很难从国内现有成果中找到全面的参照。本文尝试从明晰文化身份的基本定义和内涵开始,一路探寻文化身份的特征,文化身份的构建路径与文化身份构建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霍尔批判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动因,辨别霍尔批判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工具”,阐发霍尔解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方法。只有正确把握文化身份的内涵、特征以及构建路径,明晰霍尔构建文化身份理论的关切点,才能为深入探讨霍尔文化身份批判提供方法层面的指导。本文的重点之二是探究霍尔文化身份批判的维度和路径。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对文化实践具有极强的分析力和阐释力。他在消解阶级身份之后,从种族身份和民族身份两个维度出发,批判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本文剖析了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形成的原因,本质主义文化身份构建的方式,本质主义文化身份消解并重构的方法,最终明晰了霍尔批判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路径。本文通过对霍尔文化身份理论中种族、新族性和族裔散居等重要身份意义节点的“情境式”分析,辨别这些关键概念在霍尔进行种族身份和民族身份批判中所处的位置、所起的作用,最终尝试绘制包括文化身份批判的前提、立足点、关切点和归宿在内的文化身份批判的路线图。本文在纵观霍尔文化身份理论之后,再次反思与霍尔及文化身份相关的若干问题。首先,本文再次思考的问题是笔者在梳理霍尔的理论文本、阐释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过程中遇到的多有争议却被暂时搁置的“困惑”。本文在综合考量霍尔和文化身份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些“困惑”进行回应。接下来,本文再次思考的问题是霍尔文化身份阐释的理论贡献。霍尔对文化身份的阐释呈现了超越解构、进行建构的理论方法。他在打破身份的同时也表现出了非常理性的克制和冷静,并没有陷入虚无的身份阐释之中。最后,本文再次思考的问题是霍尔文化身份阐释的理论限度。这包括霍尔在批判立场上从左到右的摇摆,在理论阐释中本质和非本质的矛盾性。本文希望通过再次反思进一步深化对霍尔及其文化身份理论的认知。
二、全球化格局下不同话语对话的可能及条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化格局下不同话语对话的可能及条件(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附录 |
致谢 |
(2)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标 |
1.3 研究意义 |
1.4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重要概念定义 |
2.1.1 外交话语:对立型VS.合作型 |
2.1.2 话语空间 |
2.1.3 中国“和合”话语 |
2.2 政治话语研究 |
2.2.1 话语与政治 |
2.2.2 政治话语研究视角 |
2.2.3 认知视角的政治话语研究 |
2.3 话语空间研究 |
2.3.1 话语空间理论形成、发展及引介 |
2.3.2 相关研究 |
2.3.3 适用性和局限性 |
2.4 合作型外交话语研究 |
2.4.1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领域 |
2.4.2 语言学领域 |
2.5 现有研究局限及本研究创新点 |
2.5.1 现有研究的局限 |
2.5.2 本研究创新之处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3.1 中国传统“和合”哲学思想 |
3.1.1 源流与内涵 |
3.1.2 对中国外交话语的影响 |
3.1.3 对话语空间研究的观照 |
3.2 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拓展 |
3.2.1 话语空间三维度 |
3.2.2 话语空间分析路径 |
3.2.3 本研究话语空间分析拓展框架 |
3.3 认知识解 |
3.3.1 认知识解理论概览 |
3.3.2 认知识解与话语空间建构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4.1 研究问题 |
4.2 语料构成 |
4.3 分析步骤 |
4.4 分析方法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空间维度表征 |
5.1 空间指示 |
5.1.1 空间范畴表达 |
5.1.2 空间指示的“满格”表征 |
5.2 人称指示 |
5.2.1 自我中心指称VS.异我中心指称 |
5.2.2 指示中心——“我们 |
5.2.3 人称指示的空间“满格 |
5.3 空间性隐喻 |
5.3.1 容器隐喻 |
5.3.2 空间隐喻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时间维度表征 |
6.1 时间指示 |
6.1.1 时间范畴表达 |
6.1.2 时间“满格 |
6.2 时间性隐喻 |
6.2.1 旅程隐喻 |
6.2.2 潮流隐喻 |
6.2.3 建筑隐喻 |
6.3 情态的时间植入 |
6.3.1 “要”的时间植入 |
6.3.2 “将”的时间植入 |
6.3.3 “应该”的时间植入 |
6.3.4 情态时间植入的未来导向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价值维度表征 |
7.1 价值性隐喻 |
7.1.1 色彩/画卷隐喻 |
7.1.2 游戏隐喻 |
7.1.3 关系隐喻 |
7.2 图式化 |
7.2.1 行动链图式 |
7.2.2 平衡图式 |
7.3 凸显 |
7.3.1 句型凸显 |
7.3.2 语义凸显 |
7.4 转喻 |
7.4.1 部分代整体 |
7.4.2 整体代部分 |
7.4.3 行为代行为体 |
7.5 级阶调整 |
7.5.1 详略度 |
7.5.2 变焦 |
7.6 观察点 |
7.6.1 引用 |
7.6.2 客观化 |
7.7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中国“和合”话语的话语空间 |
8.1 “和合”话语空间建构 |
8.1.1 空间“满格”:“包容互鉴、和谐共处” |
8.1.2 时间“满格”:“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
8.1.3 共同价值表征:“互利共赢” |
8.1.4 “和合”话语空间模型 |
8.2 三维度互动关系 |
8.2.1 时间-空间 |
8.2.2 价值-空间 |
8.2.3 价值-时间 |
8.3 本章小节 |
第九章 两类话语空间建构对比讨论 |
9.1 两类话语空间对比 |
9.1.1 空间维度对比 |
9.1.2 时间维度对比 |
9.1.3 价值维度对比 |
9.1.4 总体差异 |
9.2 话语空间建构与国际话语权 |
9.2.1 中国当代外交话语变迁:对立型话语空间转向合作型话语空间为主 |
9.2.2 西方霸权话语:对立型话语空间作为合法化工具 |
9.2.3 话语空间建构——透视话语议程设置 |
9.3 本章小节 |
第十章 结论与启示 |
10.1 研究结论 |
10.2 研究启示 |
10.3 局限与展望 |
参引文献 |
附录 |
(3)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方法 |
(一)基本研究思路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注释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概念界定 |
(一)话语与话语权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
(二)列宁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思想 |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注释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结构要素和影响因素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先在条件 |
(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权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话语建设的能力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结构要素 |
(一)话语主体与话语权建设队伍 |
(二)话语主题与话语建设内容 |
(三)话语方式与话语权建设的载体 |
(四)话语效果与话语权建设的实效评价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影响因素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及其科学性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立场及其人民性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文化使命及其自觉性 |
(四)中国共产党“以德为先”的话语践行及其示范性 |
注释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启示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民主革命早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进行探索 |
(二)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走向成熟 |
(三)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主动开展 |
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巩固政权和过渡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加强 |
(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
(三) “文革”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遭遇严重挫折 |
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改革开放初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调适与巩固 |
(二)进入新世纪后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充实和提高 |
(三)转型发展重要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深化与丰富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新时代对话语权重要性认识的增强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二)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能力的提升扩大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影响力 |
(三)新时代实施的网络强国战略推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平台建设 |
五、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经验启示 |
(一)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二)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提高党员干部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 |
(三)必须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多样化示范化 |
注释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现状分析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成就 |
(一)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建设格局 |
(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成果体系 |
(三)迈向媒体融合利用进行话语传播的良好态势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境遇 |
(一)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迷惑与应对 |
(二)全球化与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与话语批判 |
(三)信息化与虚拟话语场的挑战与利用 |
(四)社会利益分化与异质话语立场的挑战与导引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一)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损害了党的话语公信力 |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体系在建构话语权上的作用未充分发挥 |
(三)党的宣传思想教育工作中群众性话语转向和表达不足 |
(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平台建设仍需改进加强 |
(五)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注释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多维路向 |
一、以理论创新和宣传引导为基础推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一)以理论创新为基础不断提升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水平 |
(二)以宣传思想工作为导引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二、以制度建设和从严治党为保障推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 |
(二)党的制度不断完善可以转化制度优势和话语力量 |
(三)制度治党取得实效可以提高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效 |
三、以提高话语建设能力为关键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作用 |
(一)坚持把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
(二)实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大众化 |
(三)提高思政课展现“中国理论”世界话语权的能力 |
四、以网络安全治理为主要抓手做好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平台建设 |
(一)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协同 |
(二)提高中国共产党网络空间治理能力 |
(三)提升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五、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落实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责任 |
(一)明确党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主体责任 |
(二)要通过完善领导机制来提高领导水平 |
(三)要建立健全主体责任落实监督机制 |
注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概述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核心概念及其理论边界 |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先进文化”概念解读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一般理论问题 |
(一)前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 |
(三)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
(四)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 |
三、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 |
(二)列宁的文化革命和建设理论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 |
(一)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及文化新出路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化道路的形成与确立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新使命新探索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启示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及战略意义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 |
(一)全球化境遇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表征 |
(二)中国现代化境遇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诉求 |
(三)社会信息化境遇及其进程中的文化张力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 |
(一)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
(二)实现新时代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
(三)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的题中之意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及问题挑战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增强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迈上新台阶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问题挑战 |
(一)主流文化价值认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风险依然存在 |
(二)文化创新转化动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
(三)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进一步增强 |
(四)信息网络化给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带来的冲击挑战 |
(五)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等对文化安全依然构成威胁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 |
一、优化生成路径,夯实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 |
(二)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持与发展 |
二、优化传播路径,拓展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空间 |
(一)不断深化新时代网络领域文化建设 |
(二)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
三、优化认同与转化路径,深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效能 |
(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心聚魂作用 |
(二)积极推进文化事业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现代化建设 |
四、优化保障路径,完善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 |
(一)优化人才保障机制 |
(二)优化安全保障机制 |
(三)优化制度保障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区域建筑的关联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课题综述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概况 |
1.2.1 国外相关领域研究 |
1.2.2 国内相关领域研究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第2章 区域关联性的观念建构 |
2.1 概念——研究对象的内涵解析 |
2.1.1 词源:既有知识体系中的区域 |
2.1.2 界定:当代语境下的区域意涵 |
2.1.3 美学:关系艺术中的美学转型 |
2.1.4 观念:从本体范畴到关联范畴 |
2.2 理论——区域关联的哲学背景 |
2.2.1 结构主义与系统化关联 |
2.2.2 自组织与自发性关联 |
2.2.3 互文性与对话式关联 |
2.3 方法——区域关联的操作机制 |
2.3.1 视域放大 |
2.3.2 结构优先 |
2.3.3 内外协同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区域观念的脉络溯源 |
3.1 聚落与区域:自然主义谱系 |
3.1.1 乡土聚落的自发组织 |
3.1.2 有机城市的限定生长 |
3.1.3 如画理论的自然审美 |
3.2 文脉与区域:历史主义谱系 |
3.2.1 图像关联与后现代主义 |
3.2.2 类型关联与新理性主义 |
3.2.3 结构关联与新城市主义 |
3.3 地域与区域:地域主义谱系 |
3.3.1 多义性的传统地域主义 |
3.3.2 抵抗性的批判地域主义 |
3.3.3 地域主义的区域性维度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区域建筑的系统性关联 |
4.1 区域肌理的协同转化 |
4.1.1 同质肌理的延续补形 |
4.1.2 异质肌理的适应变形 |
4.1.3 复杂肌理的参数找形 |
4.2 区域秩序的巨构介入 |
4.2.1 概念巨构的社会思辨 |
4.2.2 技术巨构的城市干预 |
4.2.3 触媒巨构的空间整合 |
4.3 区域网络的历时演进 |
4.3.1 枝状网络的水平延展 |
4.3.2 编织网络的弹性组构 |
4.3.3 网络演进的衔接评估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区域建筑的自发性关联 |
5.1 区域结构的集群塑造 |
5.1.1 渐次生长的组合集群 |
5.1.2 场域引导的动态集群 |
5.1.3 算法生成的数字集群 |
5.2 区域层级的分形连接 |
5.2.1 城市结构的分形法则 |
5.2.2 传统城市的分形诠释 |
5.2.3 区域空间的分形建构 |
5.3 区域地表的水平生长 |
5.3.1 折叠加厚的连续地表 |
5.3.2 行为引导的流动地表 |
5.3.3 基础设施的功能地表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区域建筑的对话性关联 |
6.1 区域形态的压力应变 |
6.1.1 内外博弈的形态限定 |
6.1.2 退让适应的形态削减 |
6.1.3 信息图解的形态叠层 |
6.2 区域空间的开放衔接 |
6.2.1 视觉引导的空间联系 |
6.2.2 立体接驳的空间修补 |
6.2.3 叙事参照的空间表意 |
6.3 区域功能的程序拓展 |
6.3.1 容纳城市的功能转化 |
6.3.2 引发事件的功能混合 |
6.3.3 回应区域的功能重组 |
6.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问题提出 |
(二)选题意义 |
二、问题界定 |
(一)理论层面的“协商”民主 |
(二)实践层面的“协商”治理 |
三、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一)章节安排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
一、文献回顾 |
(一)话语嵌入向度:抽象把握与制度互动 |
(二)体系建构向度:通向现代协商的不同道路 |
(三)总体评价与展望 |
二、理论支撑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二)治理理论 |
(三)“协商体系—能力”框架 |
(四)社会学习理论 |
三、基于已有资源的归纳研究: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一)协商行动变迁的“三维”内生变量 |
(二)协商系统化运作的空间资源依赖 |
(三)协商常态化运行的内部机理:“五阶二元”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现实悖论:一个两难的话题 |
一、协商价值认知:“真治理”还是“假把式” |
(一)信任尊重的程度不高 |
(二)社会资本的存量欠缺 |
(三)协商影响的发挥有限 |
二、协商情境供给:“主导式”还是“循环式” |
(一)强制性话语倾向 |
(二)竞争性话语贫弱 |
(三)网络性治理失衡 |
三、协商行动推进:“结果论”还是“过程论” |
(一)话语趋同资源的匮乏 |
(二)获取结果质量的乏力 |
(三)协商评估机制的缺失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断裂与合续之间: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理性的培育 |
一、内生变量视角下的实践 |
(一)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新的行为习惯 |
(二)案例回顾:一个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
二、价值共识之可能:协商价值正当性来源的解释 |
(一)“议题-观点-论辩”的三维真实 |
(二)“代表-观点-平台”的广泛扩展 |
(三)双重结果的追求及限度 |
三、理性培育之可为:基础理念的主观“自愈” |
(一)协商承诺内化 |
(二)公共价值与自愿精神的复归 |
(三)共同体话语认同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单一与多元之间: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情境的塑造 |
一、空间资源视角下的实践 |
(一)从政策供给的让渡空间开始 |
(二)案例回顾:一种前行的过渡状态 |
二、场域重构之可能:协商空间框架的释因 |
(一)话语融合形成的初始情境 |
(二)媒介渗透形成的联结情境 |
(三)权力交互形成的终端情境 |
三、情境塑造之可为:资源整合的客观“包容” |
(一)治理资源依赖的网络路径 |
(二)共营机制的无缝联结 |
(三)责任延伸与适应性角色转变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碎片与相依之间:城市社区协商治理行动的改善 |
一、常态运行视角下的实践 |
(一)基于分步工作法而设计机制 |
(二)案例回顾:一种有针对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 |
二、亟需回应之对策:协商活动碎片化瓶颈的破解 |
(一)“信息--秩序”并重 |
(二)“论理—产出”并行 |
(三)“复合—动态”相济 |
三、尚待升级之策略:协商内嵌治理的多维建构 |
(一)明确协商主体与协商内容 |
(二)设定协商期待并预测结果 |
(三)强化论据阐释的协商过程 |
(四)促进偏好聚合的协商输出 |
(五)实现动态检验的协商结果 |
本章小结 |
总结与讨论 |
(一)研究回顾 |
(二)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三)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2013——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关于“协商”的典型案例 |
附录二 2003年——2017年度部分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典型案例 |
附录三 近三年(2018——2020年)部分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典型案例分析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文献分类 |
(二)文献综述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战略 |
(二)战略竞争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三)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一)对冲战略 |
(二)竞争战略 |
(三)鸵鸟战略 |
(四)顺应战略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9)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 |
第一章 防务外交及其在中国—东南亚关系中的早期表现 |
第一节 防务外交概念辨析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东南亚防务外交的发展 |
第二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缘由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基础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动力 |
第三章 东盟框架内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第一节 东盟地区论坛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第二节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第三节 “10+1”“10+3”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第四章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第一节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的多边防务外交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双边防务外交的发展 |
第五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评析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特点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局限性 |
第六章 防务外交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第一节 坚持多内容领域齐头并进,夯实防务外交信任基础 |
第二节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统筹维护,推动防务外交深入开展 |
第三节 维护多边与经略双边相结合,优化防务外交战略布局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现状 |
1.3 研究的方法与价值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霍尔“文化身份理论”的缘起 |
2.1 霍尔的“身份”经历 |
2.1.1 混杂族裔与散居文化的身份焦虑 |
2.1.2 伦敦的新左派经历与无阶级之感 |
2.1.3 媒体政治批判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
2.1.4 撒切尔主义批判与文化霸权的战场 |
2.1.5 帕瑞克报告与多元文化的未来 |
2.2 霍尔“文化身份理论”的思想资源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与意识形态决定论 |
2.2.2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结构与询唤的主体 |
2.2.3 安东尼奥·葛兰西:意识形态战场与文化霸权 |
2.2.4 米歇尔·福柯:话语中的权力与知识 |
2.2.5 拉克劳、墨菲:后马克思主义与接合 |
第3章 霍尔“文化身份理论”的“文化”与“身份” |
3.1 “最难界定”的“文化” |
3.1.1 马克思主义批判和“优先考虑的”“文化” |
3.1.2 早期英国文化研究与威廉斯的“文化”阐释 |
3.1.3 霍尔对早期“文化”阐释的批判、继承与发展 |
3.2 与传统“身份”的决裂 |
3.2.1 概念的澄清:身份?认同? |
3.2.2 霍尔“去中心化”的身份观 |
3.2.3 霍尔的“身份”与“认同” |
第4章 霍尔“文化身份理论”的理论要点 |
4.1 文化身份的定义和内涵 |
4.1.1 文化身份体现同一、连续的共有文化 |
4.1.2 文化身份包含断裂、非连续的差异点 |
4.1.3 文化身份是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综合体 |
4.2 文化身份的特征 |
4.2.1 文化身份具有集体性特征 |
4.2.2 文化身份具有想象性特征 |
4.2.3 文化身份具有动态性特征 |
4.3 文化身份的构建方式 |
4.3.1 文化身份是历史构建的产物 |
4.3.2 文化身份是话语构建的产物 |
4.3.3 文化身份是差异构建的产物 |
4.3.4 文化身份构建中的“差异政治” |
4.4 批判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工具” |
4.4.1 反抗的主体:主体革命和现代主体的死亡 |
4.4.2 位置与接合:中断旧身份、重建新规则 |
4.4.3 策略性身份:把握与重构文化身份的可能 |
第5章 霍尔“文化身份”批判的维度和路径 |
5.1 本质主义阶级身份的消解 |
5.1.1 阶级主体的丧失 |
5.1.2 身份政治的兴起 |
5.2 本质主义种族身份的批判 |
5.2.1 种族主义的种族身份:生物与文化差异 |
5.2.2 种族身份构建中的权力、知识、差异 |
5.2.3 种族身份的消解与重构:从新族性到族裔散居 |
5.3 本质主义民族身份的批判 |
5.3.1 民族主义的民族身份:地理边界与同质文化 |
5.3.2 民族身份构建中的民族叙事策略 |
5.3.3 民族身份的消解与重构:全球化与混杂身份 |
5.4 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身份的路径 |
5.4.1 文化身份批判的前提 |
5.4.2 文化身份批判的立足点 |
5.4.3 文化身份批判的关切点 |
5.4.4 文化身份批判的归宿 |
第6章 霍尔“文化身份理论”及其问题的再反思 |
6.1 霍尔及文化身份问题的“迷思”:若干困惑的再思考 |
6.1.1 霍尔的叙事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 |
6.1.2 文化身份的“结局”:后身份?无身份? |
6.1.3 文化身份的“未来”:世界主义?族裔散居? |
6.2 霍尔文化身份理论的贡献:建构、反对虚无的阐释范式 |
6.2.1 建构主义的文化身份阐释 |
6.2.2 反对虚无的文化身份阐释 |
6.3 霍尔文化身份理论的限度:摇摆、矛盾的文化身份阐释 |
6.3.1 霍尔文化身份批判从“左”到“右”的摇摆 |
6.3.2 霍尔文化身份阐释中本质与非本质的矛盾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全球化格局下不同话语对话的可能及条件(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D]. 马倩.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D]. 贾绍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D]. 吴小炜.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5]区域建筑的关联性研究[D]. 张帆.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6]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D]. 陈旭. 吉林大学, 2020(01)
- [7]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8]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9]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
- [10]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研究[D]. 徐明玉. 辽宁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