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我国新关税降幅21.56%（论文文献综述）
王国秀,陈家骥,李垚,王琳,凌微子,林佳珣,高圣淦,粟端[1]（2021）在《中国制造年度实力榜——2020—2021年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文中提出2020年,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复工复产"既是当年我国媒体十大新词之首,更是外贸回归正轨甚至实现自我超越的一大动力。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在2020年迎来了难得的发展空间,在工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装备制造业竞争力也稳步提升。在压力挑战中发掘深层动力,在多重目标间寻求最佳平衡,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发力。
张敬毅[2]（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禽肉贸易研究 ——基于贸易便利化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禽肉生产国,也是世界重要的禽肉贸易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禽肉消费需求的增长,禽肉进口增加。2018年,国内暴发非洲猪瘟疫情,肉类供应偏紧,导致禽肉对猪肉的替代消费增加,禽肉进口明显增加,达到近十年最高位。多年来,我国禽肉出口占产量的比重较低,远低于美国、巴西等世界禽肉生产和贸易大国。我国禽肉出口参与国际贸易的比例较低,生产优势尚未转化成为竞争优势。尤其是入世以来,禽肉出口贸易不断遭遇检验检疫措施、技术性壁垒、绿色壁垒等非关税措施的影响。我国作为世界禽肉生产大国,提升禽肉贸易竞争力有利于国内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世界各国贸易联系日益紧密,贸易便利化通过减少贸易措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双多边贸易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加快建立双边、多边农产品贸易绿色交易通道、强化农产品检验检疫标准互认、降低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了国际贸易环境,加深了双边和多边贸易往来。禽肉作为我国鲜有的有一定出口优势的畜产品,研究其贸易问题对促进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基于贸易便利化的视角,审视禽肉贸易发展的问题与趋势,并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贸易便利化水平对禽肉贸易的影响,可以为促进我国禽肉贸易的政策制定和产业国际合作提供相关依据。本研究首先利用联合国贸易库的禽肉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禽肉贸易的现状、问题和前景。其次,根据“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贸易便利化的路径和现状,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与禽肉进出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并结合禽肉贸易的开展流程,梳理贸易便利化对禽肉贸易的影响机制,进而实证研究贸易便利化与禽肉贸易的相关性。最后,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评估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禽肉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论:（1）“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主要禽肉贸易国的便利化水平均有所提升,而且与中国禽肉贸易水平提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2）贸易便利化对禽肉贸易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包括进口和出口两方面,但主要在出口;（3）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宽松的药物残留标准是影响我国禽肉贸易的重要因素。这些研究结论对推动我国禽肉贸易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启示是:第一,建议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电子商务平台、提升海关效率等,加快“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为禽肉贸易开拓新的市场。第二,针对不同国家的农产品检验检疫标准,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标准互认,制定差异化的禽肉贸易政策。第三,积极参与并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在国际规则下为扩大禽肉贸易创造有利条件。第四,不断完善禽肉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加强生产监督管理,生产高标准、高质量的产品。第五,针对国际市场的差异化需求,扩大附加值的禽肉产品生产,瞄准“高端”市场。第六,在畅通国内大循环、融入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肉禽产业积极实施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聂世坤[3]（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周晓雪[4]（2020）在《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农业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产业,也是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发展低碳农业是实现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发展低碳农业经济,关键在于促进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全面提升。农产品国际贸易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贸政策变动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日趋凸显。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在部分发达国家不断涌现,农业发展及其碳排放治理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显着改变。在此背景下,探讨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在对农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度和评价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政策模拟。（1）为揭示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总体变化特征,论文采用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农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度并将农业碳排放绩效指数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从时序动态变化和区域差异两个方面探究农业碳排放绩效的结构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整体改善速度呈下降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区域差异明显。全国总体及区域的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广义的技术进步,部分地区农业碳排放绩效下滑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恶化。（2）为研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总体影响,本文构建了贸易环境变化、技术进步与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农业碳排放绩效受到贸易环境变化、农户生产规模和减排技术三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通过使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与农业碳排放绩效在长期和短期都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和动态影响。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利于维持农业碳排放绩效的长期均衡,短期内,农产品出口对农业碳排放绩效是负向抑制作用,农产品进口对农业碳排放绩效是正向促进作用。（3）为进一步探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本文构建门槛模型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人力投入、基础设施投入的单门槛效应,各区域不同的环境规制、人力投入、基础设施投入水平是导致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各区域的适度规制及投入有助于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发挥正向作用。（4）鉴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冲突问题日渐复杂,为探究贸易政策改变对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动态GTAP-E模型进行模拟分析,采用降维技术探究了农产品贸易对各省（市、区）农业发展及其碳排放的影响,预期各区域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农业互征25%关税的情景下,2020—2030年中美两国累计GDP相比基准情景分别下降0.023%和0.001%,累计农业出口分别下降0.096%和0.331%,中美累计碳排放分别下降0.010%和0.024%,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压力较大,大西南、黄河中游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具有较高的提升潜力,长江中游、大西北、东北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比较稳定。农业碳排放绩效提升是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具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且具有区域差异,中美贸易冲突会对各区域农业碳排放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建议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碳排放绩效评价体系,制定绿色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各区域通过适度规制、差异化投入以及改进农业低碳生产技术来提高农业碳排放绩效,实现农业绿色经济增长。
杨姗姗[5]（2020）在《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获得显着改善。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给我国能源环境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汽车产业虽然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发挥着稳增长与保就业的重要作用,但汽车保有量的快速提升,也对资源与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其集中反应在汽车使用量快速增加带来大量石化能源消耗与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等污染方面。作为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国家高度重视,提出以汽车能源动力消费结构调整为抓手,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政策,以此作为解决我国能源安全,减少碳排放问题的着力点。—般而言,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是动力电动化,使用共享化,以及驾驶智能化。其中动力电动化,即动力向新能源转型,是当前及今后—个时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点。鉴于汽车产业链长、产值高、经济影响面大,推动其技术重大变动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对相关产业乃至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为了深入分析我国汽车产业动力电动化转型政策对各产业及其经济全局产生的能源环境影响,本文基于CGE理论模型构建了相应分析框架,力图给出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分析评价相关政策效果。显然该研究具有为落实国家高质量绿色发展战略,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评价提供经验数据支撑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研究框架。1.导论。提出研究背景,综述相关文献,给出研究思路和框架。2.研究基础。基于一般均衡和投入产出基础理论,可计算—般均衡（CGE）理论模型,社会核算矩阵（SAM）理论方法等形成本文的研究基础。3.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给出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回顾评价,相关政策的归纳梳理。4.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的构建。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机制模型。5.SAM表编制。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为CGE模型求解提供机制数据基础。6.汽车产业相关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与评价。包括碳税政策、电费补贴政策以及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等。7.研究结论。本文在以下方面开展了创新性工作。与已有文献—般针对宏观政策构建CGE模型给予评价不同,本文基于我国针对微观目标精准施策的结构性调控政策评价需要,将汽车产业新能源相关微观支持政策与宏观碳税政策—起引入CGE模型,构建政策效应的模拟测度与评价框架。主要工作包括:1.提出我国汽车产业新能源动力转换对能源环境影响的测度与评价研究命题。2.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CGE机制模型。3.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4.促进汽车产业新能源转换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模拟测度与评价。主要研究结论。1.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可大幅度降低我国石化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降低比例随着新能源车占比的上升而提高。但现阶段由于技术瓶颈,新能源车成本普遍高于传统燃油车平均成本。以现阶段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将会提高社会经济成本,对GDP、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碳税对能耗和减排具有—定的正面作用,但对宏观经济、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冲击。因此,碳税的征收应与国家整体经济与技术发展阶段相匹配。3.电费补贴的实施,能够降低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消耗,同时减少整体碳排放量,有利于实现政策目的。同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有着正面意义,具有较好的实施基础。
刘凌云[6]（2020）在《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分析及期货对冲模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燃煤发电项目是指以煤炭为燃料,正在规划、建设或已经投产运营的火力发电单元。由于煤炭燃料约占到火力发电生产运营成本的70%,我国煤炭产量70%以上用于发电,燃煤火力发电量又占到我国各类发电总量的70%以上,这“三个70%”的根本问题是煤炭。所以,从宏观层面上讲,国家以什么方式有效配置煤炭资源,如何高效利用煤炭资源,怎样调整能源结构,是摆在政府决策者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从微观层面上讲,我国煤炭价格购销市场化所引起的价格波动频次增加和波动幅度不断加大,给我国燃煤火力发电厂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构成不容忽视的经营风险。认真研究煤炭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规律及如何规避煤炭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是燃煤火力发电项目的规划、建设与运营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纲领指导下,火电项目建设面临着硬约束。相反,新能源发电装机呈高速发展态势,水力发电对火力发电影响显着。但水力发电出功不稳定性,给燃煤火力发电项目功率稳定输出产生不可忽视的风险。本论文将煤炭价格波动、新能源发电替代及不稳定性对燃煤火力发电造成的冲击定义为双因素风险。本研究主要从如何利用动力煤期货工具视角深入研究化解双因素风险的对策与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度探究煤炭价格波动、新能源发电变化与燃煤火力发电出功之间的经济理论关系和数量关系。在理论方面,采用价格波动理论较先进的状态空间模型理论,分析煤炭价格与燃煤火力发电之间、新能源发电与燃煤火力发电、煤炭价格与煤炭社会库存之间的关系特征,选择合适的状态空间模型类型,构建了完善分析模型:实证方面,通过收集了十年以上的煤炭价格指数、煤炭社会库存、新能源发电及燃煤火力发电量的历史数据基础上,经过严谨的经济计量分析,构建了四大计量经济理论模型,检验了双因素风险分析及期货对冲策略诸经济模型的正确性。本论文根据状态空间模型理论和金融期货理论,构建了燃煤火力发电项目煤炭现货和期货库存最优比例模型、双因素风险期货对冲模型。这些模型,为燃煤发电项目运营有效利用煤炭期货对冲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状态空间模型理论,量化分析我国煤炭价格、新能源发电与煤炭社会库存及火力发电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以此研判煤炭价格走势、煤炭社会库存变化、煤炭火力发电变化情况,合理安排煤炭库存,以及煤炭实际库存与虚拟库存比例关系,并在煤炭期货市场上开展套期保值交易,达到规避煤炭价格波动风险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的目的。基于上述思想及思路,研究内容具体包括以下五个主要部分:（1）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的成因。本研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结合生产实际,深入分析了燃煤发电项目建设与运营中面临的经营管理问题,认为我国煤炭购销市场化而加剧了煤炭价格的波动,给煤炭消费和生产者带来了很大的经营风险,随后分析了引起煤炭价格波动的诸多因素及深层次的原因;同时研究了新能源发电替代及出功不稳定性对燃煤火力发电产生的冲击及原因分析,准确定义为“双因素”及“双因素风险”,为论文展开研究奠定了逻辑基础。（2）对本研究起到支撑作用的相关基础理论综述。把经济波动理论及价格波动理论引入到煤炭现货市场、期货市场价格波动分析中;根据经济滤波理论,对经济变量进行滤波整理,为得到构建模型所需要的数据提供了处理分析方法;运用协整理论实证分析了模型的正确性;期货套期保值理论,为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期货对冲策略模型提供理论支持;状态空间模型理论是本论文主要模型构建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手段。（3）双因素风险识别及影响要素研究。应对风险必须准确分析风险源问题,本论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风险分析,在供给方面,煤炭价格波动是主要因素,影响很大;在需求方面,对煤炭火力发电量影响较大的因素中,就波动性而言,新能源发电的不稳定性,是主要因素。本论文将煤炭价格波动和新能源发电不稳定性这两个变量风险定义为煤炭火力发电项目运营中的“双因素风险”。（4）构建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期货对冲模型。依据模型构建的总体思路,运用状况空间模型理论,针对煤炭价格与燃煤火力发电之间的关系特征、新能源发电与燃煤火力发电之间关系特征,构建了煤炭价格对火力发电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及煤炭价格对库存影响模型,新能源发电量变化对燃煤发电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建立了煤炭现货实际库存与虚拟库存理论模型,得到了双因素风险期货对冲模策略模型。（5）模型实证研究和燃煤火力发电项目案例应用分析。建立“煤炭价格波动与火力发电量变动”、“新能源发电不稳定与火力发电量变动”、“煤炭价格波动和新能源发电不稳定与火力发电量”、“煤炭价格波动与煤炭社会库存量”的实证模型。最后选取了江苏某火电项目案例,验证了本论文分析方法及模型应用的合理性及有效性。为我国燃煤火力发电项目运营中开展类似业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操指导。
李妙然[7]（2020）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效应》文中认为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自2001年启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以来,我国在新能源汽车生产端、消费端和运营端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在扶持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五年位居世界第一,并于2018年双双突破百万;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在电池、电机和电控三大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创新上取得较大进展。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部分新能源汽车企业过度依赖财政补贴资金,以致2016年发生高额骗补事件;并且2015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专利申请数量显着下滑,专利质量有待提高。其背后原因值得考究,也不禁让人重新审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在此背景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正经历动态调整,2015年4月以来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和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四份政策文件,制定、调整和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标准退坡机制。产业补贴标准退坡机制是否合理,产业补贴政策未来应该何去何从,以及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车企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值得深思。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效应,具体分析两个问题:一是供需双侧扶持政策的供给效应,即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行为的作用效果;二是供需双侧扶持政策的需求效应,即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消费者行为的作用效果。首先,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供需双侧扶持政策的供给效应。在理论层面,基于Murray et al.（2014）、周亚虹等（2015）等学者的研究,本文将需求侧扶持政策工具（如购置补贴）引入理论模型中,构建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行为作用效果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识别新能源汽车企业最优产能和最优研发投入等经济行为的决定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利用2001-2018年汽车产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PSM等方法实证检验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盈利能力和技术创新投入的作用效果。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由扩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可知,新能源汽车企业最优产能和最优研发投入主要取决于:研发的边际成本、市场销售份额对价格的弹性、市场销售份额对技术水平的弹性、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概率、需求侧补贴金额对市场需求的边际贡献率、以及研发成功率等因素。其中,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效果取决于正反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能力的作用较小,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为价格竞争而非技术竞争。第二,由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盈利能力具有显着正效应,但作用效果有所减弱;而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能力的正效应较小且不显着。其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供需双侧扶持政策的需求效应。在理论层面,将新能源汽车需求市场划分为三类:政府采购市场、商业运营市场和私人乘用市场。探讨研发补贴、基础设施和推广示范等供给侧扶持政策工具对新能源汽车三类需求市场的作用机制;以及购置补贴、税收减免和优先权力等需求侧扶持政策工具对新能源汽车三类需求市场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利用2010-2018年88个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城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三类需求市场的作用效果;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不同规模需求市场的作用效果。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三类需求市场的作用效果具有显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政府采购市场的作用效果较小,而对商业经营市场和私人乘用市场的作用效果较大;二是供给侧扶持政策对三类需求市场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效果较小,而需求侧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更直接且效果较大。第二,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不同规模需求市场的作用效果也存在差异性。主要表现为:随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扩大,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政府采购市场的作用效果先增强后减弱;随着商业经营市场规模扩大,供需双侧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总体上不断增强;而供需双侧扶持政策对不同规模私人乘用市场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性,表现为随着私人乘用市场规模扩大,供给侧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不断增强,而需求侧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先增强后减弱。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供给效应理论分析框架,丰富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需求效应的理论探讨;同时,论证了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标准退坡机制的合理性,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和启示。以期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成功迈向汽车强国之列。
李洪[8]（2020）在《要素约束下出口持续期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历史经验已经反复验证过了: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充分发挥制造业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目前,尽管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贡献极大,却也面临不少的、不容忽视的困难和瓶颈。因此,为了实现保障“稳出口、促增长”并改善国际生存环境的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无法依然只聚焦于规模刺激和出口多元化,稳定出口贸易关系和促进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深化更有意义。本文将紧紧围绕上述两个主题,将研究对象细化到制造业内部的27个行业,在与其他强国比较的基础上,将现有相关文献从两者测算（估计）方法和模型、影响因素、后向效应三个方面进行条理化后,进行实证分析,并总结主要结论且提供政策建议,以期有所贡献。首先,基于进入成本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三阶段搜寻模型及其他原因来从理论上解释片段化的贸易关系出现的原因,再构建的五部门生产模型,用以探讨国际需求不足时生产成本增加、国际需求充足条件下要素数量增加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深化的临界值,最后具体分析出口持续时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深化的推进机制和压抑机制的可能路径。其次,依据2000-2014年27个细分行业十个制造业竞争力强国的CEPII-BACI数据库中HS（1992）下六分位产品层面的数据,采用非参数估计的、且有效处理掉多个时间段和左右删失问题后的K-M乘积限计量法,进行描述性统计,解析其中位生存时间,再基于国际比较,分别详细分析了11个行业整体高于他国、10个行业位居上游、6个行业位居中游的生存率估计结果。除再度验证了出口持续时间的负的时间依存性并存在门槛效应之外,还发现:在考察期内,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我国制造业不仅普遍能够维持较长的时间,而且的生存率降幅大多较小。但是,饮料业、皮毛业、竹木业、家具业、非金业5个行业在出口初期（第一年至第四年）的风险率升幅超出80%,波动性很大。再次,利用拆分的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得到我国2000-2014年的三大技术门类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及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指标后,再与世界制造业强国、周边国家、新兴国家进行整体、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比较,发现:我国除电信业、烟草业之外的25个行业在振荡中逐渐深化;中等技术行业增速最髙,而低技术行业依然保持着发展潜力;整体的国际技术竞争力仍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尚可,技术密集型行业不仅波动较大、落后于美德日,而且距离印度都甚远。这些都说明:在指标逐步深化演进的同时,仍有必要警惕我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的危险趋势。最后,在滞后一期、滞后二期的协整检验结果均拒绝了零假设后,剖析了国家市场治理制度的质量、市场化进程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三个重要的制度要素对于被解释变量的作用系数。再以劳动力、资本、制度作为要素的约束条件,检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系数,在进行“左删除”下的基准回归后,依次从根据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进行分组回归、根据经合组织技术分类进行分组回归、从“左右删截”角度对总体样本进行回归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获得了我国制造业的较为准确的经验数据。结果表明: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显着,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贸易依存度、人均工资、出口目的国人均GDP是正向的,而出口产品价格、垂直专业化率、出口总额则是负向的。但是,上述结果会因不同分组和“删截”处理方法而具有异质性。本文据此提出如下建议:1.强化出口贸易关系的稳定程度,并适当激活原本不太活跃的出口贸易关系。2.合理优化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临界值,着力培育出口占比较小的成长期行业的产业后备军。3.引导企业适度整合成“龙头”和“领头羊”,激励其发挥技术革新的带动作用,刺激同行克服“技术创新惰性”。4.积极引导相关机构融合产业优势和地区优势,丰富金融中介种类,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金融产业发展,消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5.扶持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使之成为推动后向联系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媒介,高效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6.加大知识型人力资本、研发机构资本等培育力度,增强关键技术创新优势和新产品供给能力,协同推进创新效能的提升。7.逐步调整外资引进策略,优先引进急需的技术和处于成长期的高技术产业,引导外资适当嵌入本土研发活动,加速自主创新进程。8.通过全面深化制度改革,提高市场治理制度质量,推进市场化进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借新一轮“改革红利”的推动,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9.努力提高技术含量,适当运用渗透价格策略,积极参与各类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国际合作,消减出口成本,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演进。
杨伟[9]（2020）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产能合作是一种重要的实现形式。随着我国近年农业发展资源要素约束趋紧,单位农产品产出效益下降,依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农业产能合作,成为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与我国农业资源要素互补性强,双边政治外交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农业合作发展早、群众基础好,中俄之间的农业产能合作具备了良好的政治互信基础和经济要素互补性。据此,本文在“一带一路”视域下,以“国际合作的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利益驱动背后的‘成本—效益’相互作用”为研究范式,通过对我国与俄罗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相关数据和资料的收集整理,运用相关实证和规范分析方法,对中俄农业产能合作进行了研究。其中,基于比较优势互补和竞争优势相互作用,为中俄农业产能合作背后的贸易和产业转移提供了动力,而基于生产要素流动不及时带来的调整成本和客观的贸易环境所引致的贸易成本,共同对中俄农业产能合作形成成本约束。研究发现,中俄农业贸易和产业转移潜力巨大,但受到明显的调整成本和贸易成本阻滞,并存在显着的农产品贸易转移效应。但整体看,通过对动力和成本两个方面的研究,结合中俄双边农业合作的客观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应尽量降低双边农业合作的成本阻滞,充分释放双边农业合作潜力,达成双边农业合作的双赢局面。最后提出通过加紧对俄农业合作规划定位、促进对俄农业合作服务升级,在打造“中俄双边农业跨境产业链”的基础上,提高整合水平,获得成本节约和协同效应,达成中俄农业产能合作价值链升级、效益提升。
陈心慧[10]（2019）在《基于动态CGE模型的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普通大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汽车特别是乘用车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随之带来的能源消费加速、环境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常态化等问题也日趋严峻。为此,我国政府积极制定相关标准、法规和财税政策,加快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利用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油汽车,从而推进节能减排,促进环境污染治理。2013年起,我国陆续出台了相关电动乘用车的推广政策,其中主要包括给予电动乘用车消费者的购车补贴和免征电动乘用车购置税,而对于补贴政策,政府又按照一定的比例逐年实施退坡管理,旨在逐步摆脱新能源汽车行业对政策的依赖,提高产品的技术与服务,从而使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为此,本文立足于这一政策背景,基于2012年的社会核算矩阵（SAM表）构建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电动乘用车免购置税、电动乘用车的政府补贴政策及补贴退坡政策对能源、环境、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考察电动乘用车免购置税、电动乘用车的政府补贴政策及补贴退坡政策的实施是否能达到政策的直接目标,即是否能够实现电动乘用车的推广要求及节能减排的预期效果;其二,政策的实施极其可能牵动其他经济体的“神经”,因此该项研究也有利于考察政策组合是否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此外,通过模型模拟多时期的经济变动能够比较不同政策组合的经济效应,从而更准确地评估最优政策组合,为政府出台相关电动乘用车激励政策提供借鉴及参考。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查阅和梳理大量关于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及相关政策措施的文献,明确以电动乘用车的财税政策为研究对象;其次,回顾总结国内外学者在编制SAM表和构建用于研究财税政策的CGE模型等方面的经验与成果,构建基于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的动态CGE模型。该模型的建立基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假设及一般均衡理论,并将模型的数据基础——SAM表划分成45个账户（18个生产活动账户、18个商品账户、2个要素账户、4个主体机构账户、2个电动乘用车财税账户和1个投资储蓄账户）,再将各个账户设计为生产模块、主机机构模块、贸易模块、均衡闭合模块、政策模块等,利用联立数学方程式描述各模块中的经济行为,并通过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外生变量的增长来实现模型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变;再者,根据所建立的2012年微观SAM表以及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标定该模型中的各类参数,应用GAMS软件对CGE模型进行求解,并检验其准确性、可靠性和稳定性;最后,对基准情景S0（无补贴、有购置税的政策）、S1（无补贴、无购置税的政策）、S2（有补贴但补贴不退坡、有购置税的政策）、S3（有补贴但补贴不退坡、无购置税的政策）、S4（有补贴且补贴退坡、有购置税的政策）和S5（有补贴且补贴退坡、无购置税的政策）这六种政策情景进行仿真模拟,分析政策组合的实施所引起的居民消费和福利、相关产业的总需求和总产出、能源生产及消费结构、道路运输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及交通部门的排放比例、进出口、实际GDP的变化,比较各种模拟结果进而对不同政策组合进行评估,最终选取最优政策组合并提出政策建议。通过实证模拟,得到以下结论:（1）五种政策组合（不包括基准情况,基准情景为参照）皆有利于促进居民购置电动乘用车的经济行为发生,有利于提升居民福利,改善能源消费与生产结构,降低道路运输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比例,降低我国对石油、精炼石油的进口依赖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经济损失,阻碍三次产业的结构性优化调整;（2）在五种政策组合中,免购置税政策的政策效应相比于补贴政策产生的效应更为强烈,实行有补贴（不退坡）、无购置的政策组合（S3）在提高居民福利、减排等方面表现最为出色,但同时也最大幅度地抑制了GDP等宏观经济的发展,而实施有补贴（补贴退坡）、有购置税的政策组合（S4）所产生的各种政策效果则最弱;（3）综合分析模拟结果,各种政策组合基本达到电动乘用车的推广和节能减排的政策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部分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对而言,本文认为有补贴（补贴退坡）、有购置税的政策组合最为理想,原因在于该政策组合在实现减排、改善居民福利、调整优化能源消费与生产结构、降低石油进口依赖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地控制宏观经济下滑、最小范围地扩大贸易顺差、最低限度地造成三大产业结构退化,同时,该政策组合能够凸显其退坡政策带来的居民、企业收入损失率的不断削弱效应,并发挥退坡政策抑制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作用,在寻求局部利益的同时也能够总揽全局,尽可能做到综合平衡。综上所述,得到以下三点政策启示:（1）政策组合和施行过程必须从全局考虑,不能孤立地考虑单个经济指标的影响,切忌顾此失彼;（2）确保退坡比例与当前电动乘用车的平均成本下降比例基本一致,这有利于电动乘用车企业的优胜劣汰;（3）推动电动乘用车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清洁的发电模式,提高关联产业的发展质量。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两点:（1）从单一政策和组合政策这五个政策情景下多角度地分析电动乘用车激励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并进行对比研究,以确定最优政策组合:（2）综合考虑电动乘用车的财税政策及政策退坡所带来的影响及波及效应,而不单单只考虑“是否实施补贴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使研究更深入。
二、2002年我国新关税降幅21.56%（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我国新关税降幅21.56%（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制造年度实力榜——2020—2021年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国制造：逆势而上谋突破 |
| 出口值创新高的同时，出口竞争力再上新台阶 |
| 遇良机，劳动密集型行业因势利导 |
| 修内功，装备制造业行稳致远 |
| 五大指标实力解析 |
| 纺织服装、服饰业—变中求机 |
| 竞争力指标涨跌互现行业自身发展承压 |
| 贸易保护层出不穷传统市场比重下降 |
| 区域合作破冰前行新兴市场焕发生机 |
| 综合成本水涨船高传统优势渐行渐远 |
| 行业加速转型升级业态创新彰显活力 |
|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战略调整 |
| 钢铁需求外弱内强，出口、进口此消彼长 |
| 分项指标全面下挫，竞争力排位下滑 |
| 传统贸易国出口普遍下降，新兴经济体份额快速提升 |
| 贸易摩擦形势日趋严峻，出口市场空间持续收缩 |
| 原料、燃料价格大幅上涨，盈利水平明显下降 |
| 顶层设计推动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
|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随“芯”而动 |
| 竞争力指标上升 |
| 行业出口位居榜首 |
| 传统强者风起云涌 |
| 新兴市场方兴未艾 |
| 汽车制造业—蹄疾步稳 |
| 竞争力指标稳中有进 |
| 全球汽车产业遭受疫情严重冲击 |
| 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 |
| 核心技术仍有待提升 |
| 盈利压力依然严峻 |
| 农业—稳中求进 |
| 农业贸易大而不强，外贸竞争力整体偏弱 |
| 国内粮食连年丰产，供应安全有保障 |
| 积极扩大进口渠道，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 |
| “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对外合作，高水平开放成效显着 |
| 特色产品优势明显，出口力度加大 |
| 水果进出口贸易活跃，但竞争力有待提升 |
| 部分种子受制于人，种质资源保护面临新挑战 |
| 国际粮价高位运行，进口供应不确定性增加 |
（2）“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禽肉贸易研究 ——基于贸易便利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禽肉 |
| 2.1.2 禽肉贸易国 |
| 2.1.3 贸易便利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际贸易理论 |
| 2.2.2 贸易便利化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禽肉贸易的研究 |
| 2.3.2 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研究 |
| 2.3.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我国禽肉贸易现状分析 |
| 3.1 我国禽肉贸易的现状 |
| 3.1.1 禽肉贸易的总体规模 |
| 3.1.2 禽肉贸易的产品结构 |
| 3.1.3 禽肉贸易的市场结构 |
| 3.2 我国禽肉贸易存在的问题 |
| 3.2.1 产品出口竞争力不足 |
| 3.2.2 非关税贸易壁垒复杂 |
| 3.2.3 贸易便利化环境欠佳 |
| 3.3 我国禽肉贸易的前景 |
| 3.3.1 全球格局下的禽肉贸易前景 |
| 3.3.2 产业内的禽肉贸易前景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贸易便利化对禽肉贸易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一带一路”倡议下贸易便利化的现状 |
| 4.1.1 政策制度框架初具规模 |
| 4.1.2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
| 4.1.3 海关合作不断加深 |
| 4.1.4 金融与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
| 4.2 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 |
| 4.2.1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贸易便利化综合水平的测算 |
| 4.2.3 各国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 |
| 4.3 贸易便利化对禽肉贸易的影响机制 |
| 4.3.1 制度环境 |
| 4.3.2 基础设施 |
| 4.3.3 海关环境 |
| 4.3.4 电子商务 |
| 4.4 贸易便利化与禽肉贸易的相关性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贸易便利化对我国禽肉贸易的影响分析 |
| 5.1 我国禽肉出口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模型设定与方法选择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我国禽肉进口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1 农产品贸易开放 |
| 2.1.2 农业碳排放 |
| 2.1.3 农业碳排放绩效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低碳农业理论 |
| 2.2.2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 2.2.3 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与假说 |
| 2.2.4 外部性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与影响因素 |
| 2.3.2 国际贸易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
| 2.3.3 文献述评 |
| 2.4 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理 |
| 2.4.1 贸易开放的劳动力效应 |
| 2.4.2 贸易开放的基础设施效应 |
| 2.4.3 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与时空异质性分析 |
| 3.1 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 |
| 3.1.1 农业碳排放的测算 |
| 3.1.2 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 |
| 3.2 中国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 3.2.1 中国四大板块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 3.2.2 中国八大经济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 3.3 中国省(市、区)农业碳排放绩效时空异质性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总体时序分析 |
| 4.1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2 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与问题分析 |
| 4.2.1 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进程及现状分析 |
| 4.2.2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4.2.3 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发展历程 |
| 4.3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 |
| 4.3.1 单位根检验 |
| 4.3.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3.3 协整分析 |
| 4.3.4 脉冲响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1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
| 5.2 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 5.2.1 四大板块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 5.2.2 八大经济区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 5.3 门槛效应检验 |
| 5.3.1 门槛模型构建 |
| 5.3.2 门槛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3.3 四大板块门槛效应的结果比较 |
| 5.3.4 八大经济区门槛效应的结果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 6.1 农产品宏观经济贸易模型建模 |
| 6.1.1 动态全球贸易能源-环境分析模型 |
| 6.1.2 全球贸易的区域影响降维方法 |
| 6.1.3 农产品出口贸易碳排放测算方法 |
| 6.1.4 GTAP-E数据库集成 |
| 6.1.5 政策情景设置 |
| 6.2 国别尺度模型结果及分析 |
| 6.2.1 各国及地区实际GDP的变动 |
| 6.2.2 各国及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变动 |
| 6.2.3 中国进出口去向变动 |
| 6.2.4 各国及地区碳排放及农业碳排放的变动 |
| 6.2.5 中美两国分行业产出变动对比 |
| 6.3 中国省(市、区)级尺度模型结果及分析 |
| 6.3.1 中国各省(市、区)经济总产出变化 |
| 6.3.2 中国各省(市、区)出口贸易总额变动 |
| 6.3.3 中国各省(市、区)农产品出口贸易及其碳排放变动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碳排放绩效评价体系 |
| 7.2.2 制定绿色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 |
| 7.2.3 适度规制促进农业绿色转型 |
| 7.2.4 差异化投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
| 7.2.5 引进农业低碳生产的成功经验与先进技术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5）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相关背景 |
| 1.1.2 研究现实意义 |
| 1.1.3 研究理论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升级理论 |
| 1.2.2 汽车产业相关研究 |
| 1.2.3 能源环境理论与政策 |
| 1.2.4 CGE模型相关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主题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性工作 |
| 第2章 CGE模型理论基础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一般均衡理论 |
| 2.1.2 投入产出分析理论 |
| 2.2 模型构建基本原理 |
| 2.2.1 经济主体行为模型 |
| 2.2.2 模型的闭合 |
| 2.2.3 模型的检验 |
| 2.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 |
| 2.3.1 社会核算矩阵概念 |
| 2.3.2 社会核算矩阵作用 |
| 2.3.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基础 |
| 第3章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
| 3.1 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
| 3.2 汽车产业转型与升级 |
| 3.3 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 |
| 第4章 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 |
| 4.1 模型设计 |
| 4.1.1 模型假设 |
| 4.1.2 模型框架 |
| 4.2 部门划分 |
| 4.3 CGE模型设计 |
| 4.3.1 生产模块 |
| 4.3.2 收入分配与储蓄模块 |
| 4.3.3 消费需求模块 |
| 4.3.4 对外贸易模块 |
| 4.3.5 模型均衡与闭合 |
| 4.3.6 能耗碳排放模块 |
| 4.3.7 社会福利模块 |
| 第5章 模型数据基础:SAM表 |
| 5.1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 |
| 5.1.1 社会核算矩阵(SAM)基本结构 |
| 5.1.2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原理 |
| 5.1.3 宏观SAM编制 |
| 5.1.4 汽车产业能耗碳排放专项SAM编制 |
| 5.2 参数标定 |
| 5.3 模型求解 |
| 5.4 模型检验 |
| 5.4.1 一致性检验 |
| 5.4.2 平衡性检验 |
| 5.4.3 敏感性检验 |
| 5.5 小结 |
| 第6章 汽车产业政策能源环境效应 |
| 6.1 碳税政策效应 |
| 6.1.1 政策情景 |
| 6.1.2 模拟测度 |
| 6.2 新能源汽车使用电费补贴政策效应 |
| 6.2.1 政策情景 |
| 6.2.2 模拟测度 |
| 6.3 新能源汽车发展效应 |
| 6.3.1 政策情景 |
| 6.3.2 模拟测度 |
| 第7章 研究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汽车产业政策优化分析 |
| 7.3 启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分析及期货对冲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路径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技术路径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 2.1 波动理论 |
| 2.1.1 经济波动理论 |
| 2.1.2 价格波动理论 |
| 2.1.3 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周期基本分析法 |
| 2.1.4 经济变量波动周期分析的滤波法 |
| 2.2 期货市场相关理论 |
| 2.2.1 动力煤价格指数 |
| 2.2.2 期货价格理论 |
| 2.2.3 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关系 |
| 2.2.4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理论 |
| 2.3 协整理论 |
| 2.4 状态空间模型基本理论 |
| 2.4.1 状态空间模型概念及构成 |
| 2.4.2 状态空间模型的类型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分析 |
| 3.1 我国煤炭及燃煤发电现状分析 |
| 3.1.1 煤炭供给状况分析 |
| 3.1.2 燃煤发电行业现状分析 |
| 3.2 影响燃煤火力发电量因素分析 |
| 3.2.1 影响火力发电量的一般因素分析 |
| 3.2.2 火力发电量影响双因素分析 |
| 3.2.3 煤炭价格、火力发电量、煤炭库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
| 3.3 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定义及风险因素分析 |
| 3.3.1 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定义 |
| 3.3.2 煤炭价格波动对火电项目经营风险因素分析 |
| 3.3.3 新能源替代波动因素及风险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策略研究 |
| 4.1 煤炭现货市场 |
| 4.1.1 煤炭国际现货市场 |
| 4.1.2 煤炭国内现货市场的特点 |
| 4.2 煤炭期货市场 |
| 4.2.1 国际煤炭期货市场 |
| 4.2.2 国内煤炭期货市场 |
| 4.3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利益分析及操作步骤 |
| 4.3.1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参与者利益分析 |
| 4.3.2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操作策略 |
| 4.4 基差及煤炭期货风险对冲 |
| 4.4.1 基差概念 |
| 4.4.2 期货风险对冲 |
| 4.5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风险管理 |
| 4.5.1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存在的风险因素分析 |
| 4.5.2 煤炭期货套保操作的风险管理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双因素风险的期货对冲模型构建 |
| 5.1 模型构建总体设计 |
| 5.2 燃煤火电项目双因素关联性模型研究 |
| 5.2.1 煤炭价格对火力发电量影响的理论模型 |
| 5.2.2 煤炭价格对煤炭库存量影响的理论模型 |
| 5.2.3 价格波动、新能源发电量波动对火力发电量影响的理论模型 |
| 5.2.4 煤炭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联动关系理论模型 |
| 5.3 煤炭最优库存与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策略模型 |
| 5.3.1 煤炭实际库存与虚拟库存模型的思想基础 |
| 5.3.2 煤炭实际与虚拟库存模型的建立 |
| 5.3.3 煤炭实际库存与虚拟库存模型的应用 |
| 5.3.4 煤炭期货对冲模型 |
| 5.4 模型特点介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燃煤发电双因素风险及期货对冲模型实证与应用 |
| 6.1 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及期货对冲模型实证分析 |
| 6.1.1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6.1.2 煤炭价格对火力发电量影响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3 煤炭价格对库存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4 价格波动、新能源发电不稳定对火力发电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5 煤炭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联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
| 6.2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策略案例应用分析 |
| 6.2.1 燃煤火电项目案例简介 |
| 6.2.2 煤炭现货库存和与期货虚拟库存安排 |
| 6.2.3 煤炭现货期货对冲交易 |
| 6.2.4 煤炭现货期货对冲交易收益分析 |
| 6.2.5 煤炭期货等量对冲策略算例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成果和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攻读博士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主要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新能源汽车的界定 |
| 二、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的界定 |
| 第二节 产业扶持政策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扶持政策有效论:市场失灵 |
| 二、产业扶持政策无效论:政府失灵 |
| 第三节 产业扶持政策效应分析 |
| 一、供给侧产业扶持政策效应 |
| 二、需求侧产业扶持政策效应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情况 |
| 第一节 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的发展历程 |
| 一、战略规划期:2001-2008年 |
| 二、导入期:2009-2015年 |
| 三、调整期:2016年至今(后补贴时代) |
| 第二节 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的主要特点 |
| 一、补贴加速退坡,双积分制构建长效驱动机制 |
| 二、从生产端补购置转向补运营与基础设施 |
| 第三节 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效果 |
| 一、新能源汽车推广情况 |
| 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
| 三、研发技术水平提升显着 |
| 第四节 中国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的问题与反思 |
| 一、产业扶持政策存在的问题 |
| 二、产业扶持政策的效果反思 |
| 第四章 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的供给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指标说明 |
| 二、模型设定 |
| 三、实证结果 |
| 第三节 主要结论 |
| 第五章 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的需求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一、新能源汽车需求市场的作用 |
| 二、扶持政策对需求市场的作用机制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指标说明 |
| 二、模型设定 |
| 三、实证结果 |
| 第三节 主要结论 |
| 第六章 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美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及相关经验 |
| 一、通过法律确立新能源汽车战略地位 |
| 二、根据电池容量实行税收减免机制 |
| 三、积分制度推动企业转型 |
| 四、政府采购与社会宣传配合刺激市场需求 |
| 第二节 欧盟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及相关经验 |
| 一、支持核心技术研发 |
| 二、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
| 三、通过政府购买、税收优惠刺激新能源汽车市场 |
| 四、欧盟最严碳排放政策 |
| 第三节 日本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及相关经验 |
| 一、税收减免及汽车购置补贴 |
| 二、发挥政府示范作用及互联网媒介推广作用 |
| 三、技术扶持政策 |
| 四、重视电池等资源回收利用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关于产业扶持政策供给效应的研究结论 |
| 二、关于产业扶持政策需求效应的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优化财政补贴配置总量和结构 |
| 二、鼓励支持核心技术研发 |
| 三、提高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
| 四、提高财政补贴准入门槛 |
| 五、加强推广应用安全监管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8）要素约束下出口持续期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出口持续期的研究进展 |
| 2.2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进展 |
| 第3章 出口持续期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理分析 |
| 3.1 出口持续时间的机理分析:对出口贸易关系片段化的理论解释 |
| 3.2 出口技术复杂度演进的机理分析:国际需求下的五部门生产模型 |
| 3.3 出口持续时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与其他大国制造业出口持续时间的估计 |
| 4.1 估计方法 |
| 4.2 数据来源及处理说明 |
| 4.3 估计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的测算与国际对比 |
| 5.1 测度方法 |
| 5.2 数据来源与处理说明 |
| 5.3 测度结果分析 |
| 5.4 国际比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要素约束条件下出口持续时间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6.1 出口持续时间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协整检验 |
| 6.2 制度要素对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6.3 要素约束条件下出口持续时间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 1.4.1.1 国际贸易理论和内生动力溯源 |
| 1.4.1.2 国际合作与贸易受到成本约束:调整成本和贸易成本 |
| 1.4.1.3 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和动因 |
| 1.4.1.4 关于中俄农业合作互补性的研究 |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1 中俄农业合作互补性研究 |
| 1.4.2.2 中俄农业贸易和产业内水平研究 |
| 1.4.2.3 调整成本和贸易成本的相关研究 |
| 1.4.2.4 关于产业转移的相关研究 |
| 1.4.2.5 对俄农业投资与合作的风险防范研究 |
| 1.4.2.6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农业对外发展战略 |
| 1.4.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技术路线 |
| 2 中俄农业贸易现状及增长潜力 |
| 2.1 俄罗斯农业发展概况 |
| 2.1.1 俄罗斯的农业资源条件 |
| 2.1.2 俄罗斯的农业生产情况 |
| 2.1.3 俄罗斯的农业政策转变 |
| 2.2 农业在中俄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
| 2.3 中俄农业贸易特征分析 |
| 2.3.1 中俄农业贸易竞争力分析 |
| 2.3.2 中俄农业贸易互补性分析 |
| 2.4 中俄农业贸易增长潜力评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测度分析 |
| 3.1 引言和文献回顾 |
| 3.2 模型介绍和数据来源 |
| 3.2.1 模型方法介绍 |
| 3.2.2 数据来源和说明 |
| 3.3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3.3.1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及对比分析 |
| 3.3.2 中俄两国主要的农业转入来源国和转出承接国 |
| 3.4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状况和评析 |
| 3.4.1 中国对俄农业投资状况分析 |
| 3.4.2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评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俄农业生产要素调整成本测度分析 |
| 4.1 引言和文献回顾 |
| 4.2 方法介绍和数据来源 |
| 4.2.1 方法介绍 |
| 4.2.1.1 A、B、S指数 |
| 4.2.1.2 贸易调整空间模型 |
| 4.2.2 数据来源和说明 |
| 4.3 实证测算结果和分析 |
| 4.3.1 A、B、S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
| 4.3.2 俄罗斯入世前后调整成本结果对比分析 |
| 4.4 中俄农业调整成本变化解释和评析 |
| 4.4.1 来自双边农业贸易自由化的解释 |
| 4.4.2 中俄农业调整成本影响评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俄农业贸易成本测度分析 |
| 5.1 引言和文献回顾 |
| 5.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贸易状况分析 |
| 5.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贸易具有较高集中度 |
| 5.2.2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贸易主要集中在经济距离较近国家 |
| 5.3 方法模型介绍及数据说明 |
| 5.3.1 方法模型介绍 |
| 5.3.1.1 贸易成本测度模型 |
| 5.3.1.2 贸易增长分解模型 |
| 5.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13国的农业贸易成本对比分析 |
| 5.4.2 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13国农业贸易增长因素分解对比分析 |
| 5.5 中俄农业贸易成本总结评析 |
| 5.5.1 结果分析 |
| 5.5.2 贸易成本视角的评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俄农业产能合作外部环境状态分析 |
| 6.1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俄农业产能合作优势分析 |
| 6.1.1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 |
| 6.1.2 “一带一路”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有效对接 |
| 6.1.3 国际大环境对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的促进作用 |
| 6.1.4 中俄农业合作开发早、互补性强、已取得一定成果 |
| 6.1.5 中俄双边相关支持政策相继出台助力农业合作 |
| 6.1.6 中俄双边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取得良好进展 |
| 6.2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俄农业产能合作困境分析 |
| 6.2.1 俄罗斯从地缘经济战略上对中国还有防备 |
| 6.2.2 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使得中俄双边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 |
| 6.2.3 俄罗斯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且农业产业政策保护性强 |
| 6.2.4 中国企业对俄农业投资缺少集体行动和合理规划部署 |
| 6.2.5 中国对俄农业投资面临从进入、运营到退出的多重风险 |
| 6.2.6 中国对俄农业投资融资渠道单一、缺乏资金支持 |
| 6.3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俄农业产能合作潜力行业分析 |
| 6.3.1 农业种养殖业 |
| 6.3.2 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 |
| 6.3.3 农业技术合作 |
| 6.3.4 农产品加工 |
| 6.3.5 农业跨境合作服务业:跨境电商、金融、物流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一带一路”视域下深化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的建议 |
| 7.1 加紧对俄农业合作的定位谋划和双边政策对接 |
| 7.1.1 明确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的定位 |
| 7.1.2 树立正确的对俄农业合作理念 |
| 7.1.3 加强对俄农业合作整体规划和双边政策对接 |
| 7.2 黑龙江省要抓住机遇助推对俄农业产能合作 |
| 7.2.1 培育和支持龙头企业集团,推进对俄全产业链农业合作 |
| 7.2.2 加强哈尔滨新区和黑龙江自贸区建设 |
| 7.3 推进中俄农业产能合作跨境产业链建设 |
| 7.3.1 加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 |
| 7.3.2 完善双边农业生产要素过境和粮食回运通道建设 |
| 7.3.3 加强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 |
| 7.3.4 推动农产品销售与合作项目的品牌化建设 |
| 7.4 加强对俄农业投资服务体系建设 |
| 7.4.1 加强对俄农业投资智库咨询服务建设 |
| 7.4.2 促进企业熟悉对俄农业投资实务和加强人才培养 |
| 7.4.3 多渠道融资深化对俄农业合作资金支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基于动态CGE模型的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2 理论基础 |
| 3 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的社会核算矩阵构建 |
| 3.1 宏观SAM编制 |
| 3.2 微观SAM编制 |
| 4 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的动态CGE模型构建 |
| 4.1 CGE模型的基本结构框架 |
| 4.2 动态CGE模型的构建 |
| 5 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CGE模型的参数设定及检验 |
| 5.1 CGE模型的参数标定 |
| 5.2 CGE模型检验 |
| 6 电动乘用车财税政效应的模拟分析 |
| 6.1 政策依据 |
| 6.2 情景设计 |
| 6.3 模拟结果分析 |
| 7 研究结论和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之处及改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2012 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 |
| 附录 B: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2002年我国新关税降幅21.56%（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制造年度实力榜——2020—2021年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J]. 王国秀,陈家骥,李垚,王琳,凌微子,林佳珣,高圣淦,粟端. 中国海关, 2021(12)
- [2]“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禽肉贸易研究 ——基于贸易便利化视角[D]. 张敬毅.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9)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4]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D]. 周晓雪.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5]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D]. 杨姗姗.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6]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分析及期货对冲模型研究[D]. 刘凌云.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7]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效应[D]. 李妙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要素约束下出口持续期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D]. 李洪. 辽宁大学, 2020(01)
- [9]“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研究[D]. 杨伟.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2)
- [10]基于动态CGE模型的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效应研究[D]. 陈心慧. 浙江财经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