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帝王陵更替》的艺术特色

一、试谈《汉将王陵变》的艺术特色（论文文献综述）

潘晓爽^[1]（2020）在《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敦煌变文是唐五代宋初在敦煌地区流行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河西宝卷是自明清以来流传在河西走廊民间的一种说唱俗文学。二者由于文体结构的相近以及同属河西文化等特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之间渊源颇深,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敦煌变文和河西宝卷在文体结构上都呈现出明显的“程式化”特点。同时在行文叙述中也都具有散韵结合的特点。两者在文体结构上相似度很高。从题材内容来看,敦煌变文以佛教题材为主。河西宝卷中,也有不少与佛教有关的题材,但是从内容上看并不与佛教直接相关,而是民间宗教借以宣扬自身教义而使用的。因而这些被学者称为佛教宝卷的文本,实则应是民间宗教宝卷。河西宝卷中最主要的是世俗类题材,题材的范围较敦煌变文而言,要广泛得多。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中都有“因果报应”、“地狱苦厄”等思想,但敦煌变文以佛教为支撑,河西宝卷宣扬的却是民间宗教思想以及世俗的伦理道德。另外如“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等民间宗教思想也是敦煌变文所没有的。河西宝卷中更有大量弘扬世俗家庭伦理的卷子。敦煌变文的演出者和作者主要是僧侣,演出场地也以佛门寺院为主。河西宗教类宝卷的作者及演出者主要应是民间宗教的神职人员及信徒,演出场地也多在民间宗教的道场或信徒的家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民间艺人是河西世俗类宝卷最主要的作者及演出者,社区、家庭应是此类宣卷活动最主要的场所。敦煌变文主要是为了佛教信仰服务的,而河西宗教类宝卷则是为各种民间宗教服务,这是两者在宗教作用上最大的不同。劝善与娱乐作用是两者都具备的,只是敦煌变文更多借助宗教——基本都是佛教——的形式,河西宝卷的形式则更丰富多彩,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根据以上各方面的比较得出结论,敦煌变文和河西宝卷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继承关系。

刘彦^[2]（2019）在《非宗教题材敦煌讲唱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的发现,为探寻中国古代讲唱文学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在我国俗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非宗教题材敦煌讲唱文学在敦煌讲唱文学中篇目虽少,但体制鲜明,渊源流长,而学界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却未有发现。本文以现存的25篇非宗教题材敦煌讲唱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分为变文、词文、话本和故事赋四类。因学界对7篇变文的体制渊源的研究已经相当精辟,本文重点剖析了词文、话本、故事赋的体制特征和渊源。词文主要以七言韵文唱述我国传统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时闻民俗,其体制渊源承袭于我国汉魏乐府诗和民间七言叙事歌谣;话本以白话口语散说我国传统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体制上源出于我国传统“说话”伎艺;故事赋以四六言为主,散说我国传统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间杂少量韵唱,讲唱故事问答嘲戏,塑造人物俳谐滑稽,体制上源出于我国传统俳谐杂赋。非宗教题材敦煌讲唱文学中,除变文受佛教俗讲体制影响较大外,词文、话本和故事赋体制的来源主要是我国传统讲唱文学,题材上更是如此。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词文、话本、故事赋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变文的影响。非宗教题材敦煌讲唱文学主要源出于我国传统讲唱文学,承前启后,在体制和题材上开启了宋元明清以来讲唱文学,丰富了戏曲、小说等文学形式和内容。非宗教题材敦煌变文、词文、话本、故事赋在宋元明清以来融合枝分发展,形成了话本、诸宫调、陶真、涯词、平书、词话、弹词、鼓词等众多讲唱体制。而其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时闻军政和寓言故事四种题材,也成为后世讲唱文学小说（话本之一类）和讲史类题材雏形。在整体篇目内容与具体故事情节上,为后世讲唱文学、戏曲和小说（章回小说）等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素材。宋元明清以来丰富的讲唱文学体系是对非宗教题材敦煌讲唱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二者是嫡系苗裔的关系。

刘悦^[3]（2019）在《唐前史传人物在敦煌变文中的书写》文中研究说明由《左传》《史记》等开创的史传传统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基础和源头。其中所书写的历史人物在后来被不断叙述和演绎,在不同文本中表现出不同的形象。人物形象演变历程一直在学界广受关注。值得重视的是,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史传人物也在唐代敦煌变文中的部分讲史类作品中得到了描摹和呈现,展现出较为独特的面貌,这些讲史类作品以史传为基础,对后来的平话小说、历史演义产生影响。本文以敦煌变文中出现的八位历史人物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平行研究、文本细读、社会历史研究等方法,尝试对二者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从文化、艺术、心理等角度进一步探寻原因。研究变文与史传文学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史传对叙事文学的重大影响,也为雅俗文化的相互交流提供思路。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绪论、正文以及余论。绪论首先对文献材料和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整理、明确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通过研究现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可行性和价值,确立研究思路和方法。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唐前史传人物在变文中的形象演变”从选取的八位历史人物入手,对其故事流变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勾勒故事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对比总结其在变文故事书写中的不同内容。从不同方面对人物形象演变进行梳理,为后文展开具体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变文书写中的特质”主要讨论了史传人物进入变文书写后所具有的特质。首先是语言结构上。灵活随意的口语、情感表达的私人性和书写模式的程式化使之区别史传,体现出民间性。其次在情节故事上,宗教形象和宗教活动现象表现出变文的宗教特质。最后,鲜明的个性和夸张的人物描写满足人们的娱乐性要求。第三章,“变文人物书写对史传传统的承继”主要论述变文书写中的史传人物与史传叙事中人物的一致性。首先变文在对史传人物重新塑造的过程中体现出儒家思想对“义”“勇”“智”“孝”的褒扬以及儒家维护服务大一统的意识。其次,受到史传“实录”干预,变文故事尊重历史背景和人物基本命运,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进行创作想象。其三,变文继承了史传的描写手法、叙述方法和第三人称非聚焦型的叙述方式,艺术手法的熟练运用使变文的篇章布局紧驰有度,人物事件的叙述描写更具艺术性。第四章,“史传人物在变文书写中形象异同探源”在前面章节的基础上,对形象异同分别探析,认为其主要受到文化、艺术、心理三个层面的影响。其相同性归纳为三点:一是佛教与儒家的相互渗透的社会背景导致佛经叙述和史传叙事的相互融合;二是作为兼具历史与文学双重特征的文体,传记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想象使它与变文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三是作家受到的文化教育决定了史传人物在变文书写中的表现。其差异性根源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从创作过程和目标看,史传的目的是记载史事为后世的统治提供经验,而变文作为宗教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产物,带有迎合受众者的趣味的目的;从创作审美上,史传叙事追求典雅性和完整性,以阐明“义理”为创作旨归。变文则以俗为美,以情感的抒发为主要动力;从创作心理上,自我意识的不同觉醒和对欲望的不同认识导致二者对“人性”的不同体现。余论部分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变文在史传与小说发展关系中所起到的联结作用,以及在雅俗文化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变文具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为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提供新的思路。

王海霞^[4]（2016）在《敦煌变文与元杂剧同题材作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变文是唐代出现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是中国戏剧产生的一个重要艺术渊源,而元杂剧又标志着中国戏剧的定型,探究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现今存有底稿、剧本的敦煌变文与元杂剧中相同题材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经过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后,探究元杂剧于敦煌变文在题材内容、思想文化、艺术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由此探究敦煌变文在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本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敦煌变文和元杂剧的发展过程及其含义,对两者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然后对两者现存文本进行统计比较,确定最终的研究范围。第二部分从历代史料典籍中探寻伍子胥、王昭君、秋胡故事的产生发展变化,通过对敦煌变文与元代杂剧文本内容的比较,探寻同题材作品的元杂剧对于敦煌变文在内容情节上的继承与发展。第三部分则进一步分析伍子胥、王昭君、秋胡故事在敦煌变文与元杂剧中思想文化方面的共性与个性,从时代背景和文化精神的转变两个方面探讨元杂剧对于敦煌变文思想文化继承发展背后的原因。第四部分从人物塑造理念与表现方法的发展、情节的设置与表现方法的发展以及语言特色和诗化的叙事艺术等四个方面分析元杂剧对于敦煌变文在艺术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本文通过对于敦煌变文与元杂剧同题材作品的研究,探究了二者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阐明了敦煌变文与元杂剧独一无二的戏曲艺术价值。希望可以通过本文粗浅的论述,抛砖引玉,启发大家更多关于敦煌变文与元杂剧之间关系的思考,为当代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杨薇^[5]（2015）在《王陵故事演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王陵故事的演变入手,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探寻故事演变的源与流,并进一步阐明其中的演变规律与意义所在。第一、二章,王陵事迹的源起和演变初期。两汉时期,儒学的确立与英雄崇拜的兴盛推动王陵事迹相关作品的产生与传播。这一时期,记载王陵事迹的相关作品有史传和画像石,王陵事迹开始走上了故事化的道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玄学流行,英雄崇拜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王陵故事的发展走向低迷。第三章,王陵事迹故事化的完成。唐五代朝,变文的兴盛为王陵事迹带来新的生机。《汉将王陵变》标志着王陵事迹故事化的完成。在当时女性观念的影响下,王陵母亲的形象在故事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王陵故事主要形态基本得到确立。第四章,王陵故事的广泛传播。宋代以后,王陵故事在话本、戏曲、历史演义中都有表现。与时代相适应,王陵故事呈现出新的内涵。

韩洪波^[6]（2013）在《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这一课题,旨在以以变文为出发点,以文体学理论为支撑,分析变文文体的影响,探讨自变文至元明词话等说书文体演变过程,并且探讨这一演变过程的内在文化因素。说书在我国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歌谣以及神话、传说,但至唐代始蔚为大观,而且持续盛行于宋、元、明、清,与正统文学分庭抗礼。百余年前敦煌石室中变文写卷的发现,弥补了宋前说书文献不足征的遗憾,为研究古代说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作为敦煌学的重要一支,变文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变文的名称、来源、体制、分类、整理、汇辑、校勘及单篇变文的研究等,研究角度尚有待于更新。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变文为出发点,以文体学理论为主要支撑,探讨从唐代变文、词文到宋元词话,再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演变的线索及其内在规律,这对于俗文学研究甚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分析研究现状,提出创新之处等。第二章,主要分析唐代变文与话本的文体特点。1、唐代出现的变文在中国古代文体史上是一大创新,具体表现为体制之新、语言之新和风格之新,为后世讲唱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典型的范本。2、变文是敦煌石室古卷子中,影响于后世文学最巨者,宋元话本受其影响,明清弹词、鼓词、宝卷等讲唱文学又是其嫡系子孙,长篇通俗小说也借其辉光。它的形成既与汉译佛经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先唐固有的多种文学样式密不可分,是中外文化融合的结晶,表现出文体众备的独特个性。3、因为变文所依托的“俗讲”、“转变”之俗,故变文思想内容通俗易懂,其中蕴含的忠孝观念及对天堂、地狱的描写,均体现出世俗化的特点；变文语言因为使用了大量的口语俗语词及熟语成语,也体现出强烈的通俗性。4、就内容上讲,变文叙事空间主要包括地域内容和景物内容。场面是变文叙事空间化的主要表现,其中神魔斗法场面、游历地狱场面和军事战斗场面最为突出。变文叙事中的空间转换依靠指示性语句得以实现,这些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并列性为主。变文叙事空间化的特征对后世白话小说有深远影响。5、唐代话本在韵散相间的体制、宏伟的篇幅和俗讲仪式方面汲取了变文和民间说书的营养,并且深远地影响了宋代话本的形成,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体制的定型和创作手法的改进等方面,在文体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意义。第三章,主要讨论宋元说话及词话文体。1、宋元讲史平话征诗入史,是诗骚传统在说话艺人那里引起的回声,是说话艺人意欲炫耀其博学多闻的表现,并借以提高通俗小说在文学殿堂的地位,又是用来评判是非、以示劝惩的手段。2、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娱心功能借助故作惊人之笔、使砌、韵文的插入等手段得以呈现；劝惩功能则表现在提倡忠孝信义,宣扬善恶有报以及佛道二教的出家修行思想,甚至超越了封建伦理的范围,对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进行了大胆批判,充分肯定了男女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反映了宋元时期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动向。3、“新话”与“新语”相近,实为旧话新说、汇集旧闻轶事的小说家言。其体制可远溯至汉代陆贾《新语》,而主要是借鉴《世说新语》之体,为说书艺人提供底本,以随意拼接,临场演绎新的故事。4、《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诗话”为名,与《本事诗》及《六一诗话》等“诗话”着作的体制有关,它借鉴说部的文体特征,汲取变文的体制因素,又有所突破和创新,以空间转换来叙事,具有独特的文体风貌。5、元代词话没有文本流传,却大量保存在元杂剧之中。词话在元代非常流行,它在继承唐代词文和宋代陶真的基础上,创新了句式,扩展了功能,对于元杂剧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第四章,主要讨论明代词话文体。1、通过对陶真一词的训诂以及有关文献记载的解读,分析陶真的产生及演变特点,认为作为讲唱艺术的陶真的形成与道教不无关涉。陶真一词最早于宋代出现。元明清时期的陶真,在继承宋代陶真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和创新,并且与词话、弹词、鼓词、戏曲及小说等门类有一定的交叉关系。2、盲词是对民间流行的多种讲唱文学的泛称,因多为盲人演唱故称盲词,但其唱本可以供人观览,以备消遣,甚至有文人借盲词以自娱或嘲谑,已经超出了盲人演唱的拘限。盲词句式以七言为主,又杂以其它句式,以浅显易懂为旨归,被视为鄙俚浅薄之书,受到歧视和禁止,但这也正是盲词受到民众甚至文人青睐的原因。3、杨慎《历代史略词话》文体的形成,是唐代变文、宋代说话以及元杂剧等多重文体历史积淀的结果,其开头和结尾的格局是对变文押座文与解座文的遥远回应；其“讲历代年载废兴”、“总依故事”的编撰思路是对宋代说话“历代兴亡了然在目”、“阔论高谈依故典”高超技艺的积极借鉴；其说话套语的运用更是对宋代说话的继承发展,而“攒十字”的韵文形式则直接取法于元杂剧的唱词体制。《历代史略词话》在说唱文学文体发展史上具有因旧与开新的双重意义。4、明代“弹词”一语的意义变动不居,亦非“弹唱词话”、“搊弹说词”、“弹唱说词”三者之省文。但其形成却又受词话沾溉良多。其名与实的错位,与讲唱文学的特性和文体演变及事物发展规律有关。第五章,以《大唐秦王词话》为个案,讨论其文体特点。1、《大唐秦王词话》具有史化和诗化的双重倾向,前者表现为对传记文学“实录”精神的继承,后者表现为大量诗词韵语的使用,体现了阔大、豪放、刚健的风格。这方面提高了词话作为讲唱文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体现了词话向章回小说过渡的迹象。2、词话叙事时间的控制策略是其说书艺术的性质决定的,虽然词话可以诉诸文本让读者观看,但其说唱的特质却是不容置疑的。这是说书艺人实践经验的升华,以致于形成一种传统,牢固地在与诗文等正统文学之外的说书领域留下深深的印记,即使已经形成了案头文本,也仍然虚构出一种说书场的氛围,将读者虚构成现场的听众。3、《大唐秦王词话》重视空间叙事的展开,相对忽视时间的具体化,在空间转换过程中,突出了作为大唐国都的长安城的绝对政治地位,而且在叙事过程中采取“总叙——分叙”的叙事策略,这与礼书叙事以“惟王建国”为绝对中心引领全书间架、层层分级、从总到分的叙事程序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叙事结构体现了作者尤其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文人修订者在对《大唐秦王词话》斟酌损益过程中的别具匠心。4、《大唐秦王词话》作为明代词话的代表作品,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说唱文学特点,即口头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显着的案头化风格,其文体具有二重性。这一特征形成的因缘,既是由于词话虽然形成具体的文本,但其源头来自于口头说唱,保存了说书人现场表演的常用套语,又源于文人细致的修订,体现了目治而非耳听的意图,以供阅读玩味。换言之,这既是文体发展演变的必然规律,又是因为不同文体互相借鉴,以致于“兼类”和“游移”的客观事实。第六章,分析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文体。1、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是在继承唐代词文、变文及宋代说话、陶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明代词话的典范形态,与明代的《历代史略词话》及《大唐秦王词话》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作为说唱艺术的“词话”,意为借唱词或吟词讲述故事。2、以《剪灯新话》为代表的文人小说书写具有“以自怡悦”与“托事兴辞”的高雅格调,与说唱词话的“奉劝多人仔细听”与通俗顺口的俚俗风格迥然相异,二者在叙事结构方面亦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在于文人小说受到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重“美刺”,尚复古,欲“立言”以不朽,而说唱词话则志在娱人,适于世俗,借演事以动人。3、词话的先驱是唐代的词文,与其相关的还有变文、曲子等；延至元代,词话成为与杂剧并列而又被杂剧汲取养料的技艺及文体;明清两代,词话所指被泛化,不但指说唱底本,而且指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以及弹词。第七章,讨论影响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的文化因素。1、变文、弹词、鼓词等说书门类,流行于历朝历代,深受民众喜欢,但在古代文体序列中却处于寂寥冷落的尴尬境地,既很少见于公私目录,又屡遭禁毁,还受到文人学士的鄙视。这不仅是因为说书与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念大相径庭,而且与说书人社会地位卑下有关,更因为说书与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方枘圆凿。2、从先秦到明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的风云多变,构成了说书人产生、发展、演变的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说书人的身份背景、社会因素等与讲唱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影响了古代文学的整体走向。以说书人为切入点,考察与其相关的错综多变的生态环境,是研究讲唱文学的一种新思路。3、从唐宋至元明,自变文到词话,从发愿祈福到娱心娱情,接受群体屡加变迁,渐次扩展。在这一过程中,文人的作用愈加突显。文人怀着与普通接受者不同的接受目的,不但对词话的文体进行精致化的改进,而且促进了词话文体的变异与发展。4、说唱词话从谐于里耳到入于文心,经历了一个渐进而曲折的过程,亦表现了说唱词话从口说耳听的技艺向章回小说演进的环节,通过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与《大唐秦王词话》等词话的多方位比较,可以窥见其中若干演化规律。5、分析与词话关系密切的平（评）话,意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中外存世典籍,进一步探讨“平话"和“评话”的联系和区别及其历史性发展的动态过程,分析其从元代的盛行一时到明清时泛指延展的演变轨迹。

杨晓慧^[7]（2012）在《唐代俗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帝国是诗的国度,唐代诗歌光芒四射,光照千古,因而自古及今,世人对唐诗的研究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唐文的研究虽不如唐诗那样热闹纷繁,但也不绝如缕,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与唐诗研究的门庭若市,唐文研究的日益升温相比,唐代俗文学活动的研究则有些岑寂冷落。事实上,唐代国家统一,经济发达,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唐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因而唐代文化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态势。唐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日益俗化的趋势。至中晚唐时期,各种俗文学活动热闹纷繁、异彩纷呈。可是,由于俗文学历来不受重视,因而文献记载较少,加之有些俗文学形式乃口传心授,本不易流传,所以俗文学的研究既受到观念的影响,也受到资料匮乏的羁绊。而唐代雅文学与俗文学是唐代文学母体的双翼,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唐代文学,俗文学之研究自然不可忽视。近年来,随着敦煌文献的发掘,唐代俗文学的研究日益丰富深入,但多为具体篇目地探究,宏观整体地把握较少。即便是有些宏观地研究,也多集中在基本内容地介绍,相对来说,还缺乏较为深入地整体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唐代俗文学活动生成的原因及条件,唐代俗文学生成与都市民俗风情的关系,唐代俗文学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特征,唐代俗文学活动与雅文学的互动,唐代俗文学活动对后世俗文学活动的影响等方面做新的探索性研究。俗文学作品的分类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现存的许多分类中常有标准不一的现象。针对唐代俗文学的实际情况,参照赵景深先生的观点,笔者将唐代俗文学活动按照表现形式,分为口承俗文学活动和笔传俗文学活动。口承俗文学活动包括：俗讲、变文、话本、戏曲、民谣、颜语等等。笔传俗文学活动分为：俗诗、词文、俗赋、曲子词、唐传奇、竹枝词等。当然,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唐代口承俗文学的成就是最为耀眼的,其参与者非常广泛。笔传俗文学留下了更多士人的手迹。笔者在此对唐代各体俗文学活动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与总结。唐代俗文学生成的原因及条件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常说的政治经济等原因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如仪式宗教,多元开放,城市繁荣以及人们对功利目的地追求等等,都促进了唐代俗文学的发生发展。历史传承是唐代俗文学的历史渊源；俚俗都市是唐代俗文学的市民热情；寺庙酒肆是唐代俗文学的活动中心。在整个人类文学创作与审美活动中,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高雅文学活动的参与者相对较少,而通俗文学活动的参与者相对较多,这是人类雅俗文学活动的普遍倾向。除此之外,唐代文学还呈现出明显的雅俗共赏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唐代的雅俗文学在当时都很受欢迎；同时,很多文人士子既能创作雅文学,又能创作俗文学,可谓雅俗兼擅。唐代俗文学与诗歌、散文等正统雅文学的发展处于相融互补的关系之中,文人雅士往往从当时流行的口授心传的俗文学作品中获取再创作的素材,而俗文学则借助于文人再创造使自身得到提高,同时在书面化的过程中获得更为广泛的流传。因而形成唐代文学发展中这种雅俗互动、雅俗互补的现象,对后世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俗文学活动作为文学活动的一部分,它包括俗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接受与消费活动。唐代俗文学活动的生产消费特征包括实用性的俗文学活动,夸示性的俗文学活动,人格化的俗文学活动。俗文学的实用性即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使俗文学活动更注重其审美娱乐功能。20世纪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布伦提出了“夸示性消费”的理论,借用这种理论来分析唐代俗文学活动中的一些现象也未尝不可。关键在于,唐代的一些俗文学活动背后也存在着惊人的夸饰性消费成分。唐代俗文学的各种文体,既是在继承前代各种文体尤其是俗文体基础上的大发展,又对唐代及其后文人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与渗透。唐代俗文学创作题材和内容相当广泛,艺术成就同样引人瞩目。唐代俗文学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也从多方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因而具有文学史与社会历史的双重价值。唐代俗文学对后世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戏曲说唱结合、以演唱为主的艺术形式,应当深受敦煌变文的影响。而从后世戏曲的创作题材看,许多作品深受唐代说唱文学,甚至唐传奇的影响。同时,历史题材变文的基本要素乃至历史素材,对宋元话本及承变宋元话本之历史演义小说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现代以来,随着敦煌遗书的大发现,唐代俗文学得到空前的重视与研究。一方面,整理研究唐代敦煌俗文学的成果层出不穷,一方面,唐代俗文学继续发挥着其久远的影响力。

刘蕊^[8]（2010）在《试论敦煌变文的文学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之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为数不少的唐人手抄“变文”,这些珍贵的资料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瞩目。就《敦煌变文集》辑录的变文作品来看,它主要来源于佛经故事,题材与内容都是讲神魔之争和世俗社会的诸多方面,基本特征是神变、斗法,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人神混合的艺术世界。敦煌变文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段空缺,作为唐代民间文学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它可以演述完整的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从它本身来说,代表着中国说唱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成为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源流,特别是对后世的叙事文学影响深远,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对变文的文学性进行系统的考察,拟从以下几个层面对此问题加以论述：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变文题材内容的通俗化。第二部分就思想倾向方面的拓展,特别是世俗化问题进行分析。第三部分研究变文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第四部分分析变文的叙事艺术。

郝翠玉^[9]（2010）在《以《汉将王陵变》为中心分析史学叙事与文学叙事的不同——结合《史记》和《汉书》中相关内容》文中认为历史叙事以真实素材出发,在"言之有据"的基础上,力求"言之成理"而文学叙事从虚构素材出发,也以"言之成理"为标准,也能达到"言之成理"的效果。具体到《汉将王陵变》这篇变文,在叙事方法、想象性、细节与心理刻画上都可以见出文学叙事与史学叙事的不同。

韩洪波^[10]（2010）在《唐代变文对明清神魔小说的影响》文中提出变文是唐代俗讲所用的底本或记录本,是在继承中国古代赋体、叙事歌谣基础上,吸收佛教文学的因素而产生的新文体,对其后的许多文学样式如诸宫调、弹词、鼓词、宝卷、戏曲、小说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明清小说的重要样式之一,神魔小说也深受变文的影响。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加以分析。第一章,分析变文题材内容对神魔小说的影响。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宗教故事题材,如修行、神魔斗法和游地狱等故事题材对神魔小说的影响;二是世俗故事题材,如历史故事、斗阵场面和遇仙故事等对神魔小说的影响。第二章,探索变文的思想倾向对神魔小说的影响。这主要包括出世修行、业报轮回、劝善惩恶、三教合一和涉世讽世思想等。第三章,一方面是剖析变文中人物,如佛教、道教、妖魔鬼怪和世俗等人物类型对神魔小说的影响。再一方面是分析变文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对神魔小说的影响,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模式;二、“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手法;三、人物形象的类型化;四、人物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第四章,阐述变文叙述模式对神魔小说的影响。变文的“天——地——天”宏观叙事模式、联缀式结构、时空转换模式等对神魔小说有深远影响。第五章,考察变文的艺术方法对神魔小说的影响,主要包括文体结构、情节结构、虚构想象和语言运用等。第六章,探讨变文的创作思想对神魔小说的影响,主要包括劝化众生、自娱娱人和功利性等。

二、试谈《汉将王陵变》的艺术特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谈《汉将王陵变》的艺术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1）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非宗教题材敦煌讲唱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唐前史传人物在敦煌变文中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4）敦煌变文与元杂剧同题材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王陵故事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唐代俗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试论敦煌变文的文学性（论文提纲范文）

（9）以《汉将王陵变》为中心分析史学叙事与文学叙事的不同——结合《史记》和《汉书》中相关内容（论文提纲范文）

（10）唐代变文对明清神魔小说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谈《汉将王陵变》的艺术特色（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比较研究[D]. 潘晓爽.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2]非宗教题材敦煌讲唱文学研究[D]. 刘彦. 延安大学, 2019(09)
• [3]唐前史传人物在敦煌变文中的书写[D]. 刘悦.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4]敦煌变文与元杂剧同题材作品研究[D]. 王海霞. 湖北师范大学, 2016(10)
• [5]王陵故事演变研究[D]. 杨薇. 扬州大学, 2015(08)
• [6]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研究[D]. 韩洪波. 扬州大学, 2013(04)
• [7]唐代俗文学研究[D]. 杨晓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0)
• [8]试论敦煌变文的文学性[D]. 刘蕊. 东北师范大学, 2010(03)
• [9]以《汉将王陵变》为中心分析史学叙事与文学叙事的不同——结合《史记》和《汉书》中相关内容[J]. 郝翠玉.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10)
• [10]唐代变文对明清神魔小说的影响[D]. 韩洪波. 河南大学,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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