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林果[1]（2021）在《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运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王嘉铭[2]（2020）在《中国辩护律师权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就是辩护权扩张的历史”,无论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辩护权利,还是辩护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而享有的延伸性辩护权利,都是追求基于与刑事指控方公权力的对抗而获得兼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审判结果。对辩护律师权利的关注和研究离不开对辩护律师制度的追本溯源,从国际世界的横向维度看,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模式下对辩护权的赋予和保障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下的辩护制度,也自“辩护官”制度的确立并历经21世纪伊始的司法制度改革之后而确立了相对体系完备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制度。而就我国辩护律师权利的纵向发展历史来看,自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确立之后,辩护权便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随着经历了1996年和2012年再至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对法治理念的增强和对司法改革目标的追求,辩护权尤其是律师辩护权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追求律师辩护权在控辩平等下的实质对抗也呼声愈高。对我国辩护律师权利的研究,从立足现实的角度来看,需要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下予以剖析。尤其是,我国构建了监察制度之后,被调查人所面临的在监察程序中辩护权缺失的问题,由此相应的辩护律师权利也无从行使的问题,只能在案件移交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时才能获知案情,这给辩护律师权利带来了现实的困境。再者,认罪认罚制度确立之后,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充当的角色是否同于英美法系辩诉交易中的辩方律师,承担着从被告人实体利益的角度出发与控诉方据理力争的诉讼职能,也是学界所热议的问题。在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实践运行中,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提供着包括会见、阅卷、以及与公诉机关沟通等在内的法律服务,但并不具备辩护人身份,其如何与审判阶段介入诉讼程序的辩护律师进行有效的权属衔接,以及确保不因贯穿诉审程序的参加主体不同而对被告人实体利益造成不利影响,也是应当研究的现实问题。为了从更现实的角度上考察辩护律师权利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完善,本文收集并分析了实践中的运行数据,就侦查阶段而言,通过统计问卷回收的情况,发现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仍然凸显,在个别案件中出现了新的拒绝会见的事由,同时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仍然呈现辩护律师如履薄冰的状态,同时也面临着被调查取证人不配合的现实问题,从权利的行使和被行使对象的双重障碍制约着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真正的权尽其用。为此,构建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和侦查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就显的尤为必要,这对于侦查效率和保障人权的同时兼顾与平衡不失为一种可行之策。就审查起诉阶段而言,辩护律师阅卷权无法得到充分行使,以及调查取证权仍然是多数辩护律师“不敢”涉足的权域,发表意见权虚置化并流于形式等等,也是通过实证调研而反映出的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我国现实刑事诉讼国情下的证据开示制度,使审前阶段辩方律师能够具体与控方进行平等对抗的实质性基础。同时,对调查取证权的重构上,应当消除刑法306条在辩护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着手从调查取证的对象、通过调查取证获取证据的途径以及对调查取证权的救济等若干方面对审查起诉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予以重构。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审判阶段,通过调研问卷回收所反映出的问题,仍然是一直被学界称之为“新三难”的“排除非法证据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难”以及“辩护意见被采纳难”,新三难的难题集中于审判阶段,这也意味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仍然困难重重,辩方与控方达到平等条件下的双方对抗也仍然存在根本性障碍。因此,在审判阶段着力于完善在充分保证直接言词原则、实质性举证质证等程序下实现庭审实质化,同时发挥并深化程序性辩护的刑事辩护方法,确保有效辩护的真正实现,才是辩护律师权利的题中之义。
白宇[3]（2019）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对抗”虽然是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前提和推进的动力,但却不应成为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尖锐的控辩对抗往往使诉讼利益向着诉讼资源强势的一方倾斜,争议虽然在形式上得以解决,但却以潜隐的方式继续存在,形成新的社会隐患。由此,刑事诉讼在手段及形式上是对抗的,但在社会本质上则应当是调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便在此逻辑前提及客观需求下应运而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以刑事一体化为立论高度,以对人的关注为价值起点,以刑事法律制度内外协调为主要进路,以实现权力制衡为内在动力,以促进控辩合意为外在表现,以优化诉讼程序为重要载体,以增加权利供给、平衡控辩力量为运行保障。既包含了对刑事法领域实然制度的合理整合,又包含了对应然制度的理性扩展,形成了以控辩合作为特征的刑事法律制度系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使得刑事司法不再呈现出惩罚犯罪的单一面孔,而逐渐展现出体察犯罪社会根源、创造利益兼得空间、节制国家追诉权力和刑罚权力的多重面向。弥补传统刑事诉讼模式在处理认罪案件时实现正义与效率方面的不足,以柔性、灵活及轻缓的方式实现犯罪治理及社会关系恢复,促进社会和谐与有序。全文正文共分四章,以“从本体到运行”逐渐递进的逻辑顺序,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然架构予以阐述。第一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概述。本章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国家为实现对犯罪的治理,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综合运用实体、程序及政策手段,鼓励、引导、感召被追诉人与国家合作,自愿认罪认罚,并在实体及程序方面保障被追诉人获得从宽处理的刑事法律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在实体、程序及证据三重维度上分别展现出不同的内涵。第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认罪认罚自愿性、以利益交换为本质的控辩合意、以权利自治为内容的被追诉人程序选择权、扩张与制约相均衡的追诉主体裁量权以及围绕诚信而展开的法律救济。第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相关概念比较。认罪认罚从宽是坦白从宽刑事政策法治化的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均承认正义的相对性与控辩合意中的利益交换,但二者因形成动因、哲学基础、有罪供述的法律效力及关照被害人利益等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出异向发展趋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协商性司法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但前者并未停留在理论抽象层面,且不以效率为首要价值追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传统刑事司法模式在司法理念、权力内容、处分权自由程度等方面存在区别,但前者并非是对后者的摆脱与取代,前者的实施仍以具有强制性的司法制度为保障。第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民主、宽容与和谐的内在价值,同时具有恢复、治理与效率的外在价值。第五,我们应当警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政策方面的固有风险,如虚假认罪及同罪异罚的风险,口供依赖及架空裁判的风险,投机主义及突破法律底线的风险等。第二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合理性。本章有六部分内容:第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承继与扬弃。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贵和”思想在社会纠纷解决方面的价值导向及制度安排,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造及运行提供了有益借鉴。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警惕古代法律文化中泛道德化、人治以及程序缺位等因素的消极影响。第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宪法及法律原则的遵循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非是突破宪法或刑事法律原则的标新立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无罪推定以及证据裁判等原则,均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置了正当性界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为我国刑事法律原则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刑事政策的溯源与发展。刑事政策在西方的原本概念以及在我国制度语境下的特殊发展,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可回避的现实基础。认罪从宽制度吸收并延伸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治化与系统化,同时体现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由本体向观念的转变。第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社会治理的回应与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以我国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实践为现实基础,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及完善程度在一定范围内表征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第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司法实践的总结与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关于程序简化、量刑规范以及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等一系列改革实践,在内容及形式上均具有延续性。“严打”作为遏制犯罪的方针呈现出全面且持续的状态,其与宽缓刑事政策交相呼应,从犯罪治理的深层理念方面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实践价值。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隐性的“控辩交易”规则反映出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对这些隐性规则的正视与规制,在客观上构成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基础。第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域外制度的选择与借鉴。相较于美国辩诉交易的水土不服,大陆法系协商性司法模式的制度实践更能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未将“协商”二字表露于外,但在制度构造中却为控辩合意创造了空间及可能。第三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正当性。本章由七个部分组成:第一,方法论基础:系统认识论及系统方法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刑事一体化理念指导下的刑事法律制度,以系统的形式而存在。对其构造及运行的研究,以及该制度之于整个刑事法律制度价值及功能的探讨,均需要运用系统的方法予以分析和揭示。第二,伦理学基础:人本思想与宽恕理论。法治精神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体现为,以权利化的制度设计使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的过程中感受到人性关怀。认罪认罚表征被追诉人对已然之罪的悔恨、对未然之罪的预防以及对被害人及社会利益的恢复,刑事法律对于这类被追诉人应当给予更大的宽恕理由及空间。第三,政治学基础: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家以相对平等的姿态与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主体间的关系,通过主体间的协商与合作推进刑事诉讼进程。第四,犯罪学基础:犯罪原因的复杂与刑罚功能的局限以及犯罪治理理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协商、和解、非刑罚化、非犯罪化等制度安排,弥补单纯依赖刑罚控制犯罪的局限与不足。通过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在犯罪控制方面展现出“程序治理”的先进理念。第五,刑法学基础:人身危险性理论与合并主义刑罚观。认罪认罚在一定程度上表征被追诉人人身危险性降低。人身危险性理论为认罪认罚与从宽处理之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正当性依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责任刑的基础上,通过对行为人施加与其责任相适应的刑罚而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契合了合并主义刑罚观“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的理念。第六,刑事诉讼法学基础:刑事诉讼目的理论与程序分流理论。基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均衡的刑事诉讼程序所发现的案件事实,具有理性和可接受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刑法机能的最优选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时还传递了 一种新的追诉理念:刑事追诉程序可以以“停止下来”的方式或更加简化的程序来实现对被追诉人的从宽处理,体现程序分流理论。第七,刑事政策学基础:刑事政策的合法性与新社会防卫思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政策法治化的体现,制度在设定时便为政策引导留有了合理的余地。其制度目标不仅在于对犯罪人科以罪责相称的刑罚,更力图探索一条合理应对犯罪、积极保障人权、有效防卫社会相互协调的犯罪治理之路,体现了新社会防卫思想。第四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机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闭合的刑事法律制度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实体制度基础、程序制度框架、证据制度规制及保障制度衔接等方面的逐步递进与相互协调的运行体系。本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从横向的犯罪分类到纵向的犯罪分层。对轻重程度不同的犯罪的处理机制,无论是在实体方面还是在程序方面,均不能同日而语。以相对精确的犯罪分层体系为起点,以认罪认罚为枢纽,实现刑事诉讼程序、刑事证明标准以及刑罚上的区别对待,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体构造的基本框架及制度运行的基本逻辑。应当以社会危害性为依据,以法定刑为标准,将刑法中的犯罪分为微罪、轻罪和重罪三个层次。第二,从“管道式”的程序流转到多元化的程序分流。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始终具备合理的将案件从刑事诉讼系统当中“滤出”的机能。侦查机关的微罪处分制度和公诉机关的酌定不起诉制度使认罪认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得到高效解决,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审判阶段则主要通过繁简分流,对于必须进入审判的刑事案件在审判程序上区别对待。第三,从模糊化证明要求到证明要求的层级化。对于所有刑事案件,据以作出裁判的证据都应是“确实、充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的要求都是同一的。应当以是否认罪认罚为程序分流的枢纽,形成针对轻微犯罪速裁程序、轻微犯罪简易程序、重罪普通程序简化审、一般普通程序及死刑程序,由低至高五个不同层级的证明要求。第四,从平面化的刑罚结构到层次化的刑罚体系。刑罚是对认罪认罚被追诉人是否从宽以及如何从宽这一实体性结果的外在表现。刑罚应更多地关心如何通过刑罚的方式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针对不同的主体、不同轻重的犯罪使用不同程度的“刑罚力”,来实现罪与刑的动态平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良性运行,需要刑罚功能的整体提升,逐步实现刑罚量的轻缓与刑罚种类的丰富,并着眼于刑罚制度与犯罪纵向层级以及多元刑事诉讼程序间的协调。如“严主宽辅”的重罪刑罚制度,“宽主严辅”的轻罪刑罚制度,以半监禁刑、非监禁刑为主的微罪刑罚制度。第五,运行保障。以权利供给来实现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权力与权利关系变化的必然要求。通过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为被追诉人与被害人和解创造更加全面的机会与可能,关照被害人权利恢复,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相互保障。通过全面确立证据开示制度及构建系统性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赋予被追诉人充分的防御性权利,迫使追诉方恪守界限,以平等的姿态同被追诉人对话,保障控辩合意的自愿与真实,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创造良好的现实基础及制度环境。
王茜[4]（2019）在《沉默权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沉默权制度,是用于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刑事司法制度,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言论自由的尊重,为其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程序上的保证,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反映了一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文明程度。沉默权制度起源于英国,集大成于美国,相继在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发展和完善。世界上大部分法治发达国家都高度认可沉默权,并将沉默权制度归入本国司法体系之中,但我国迄今为止尚未确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沉默权制度的规定,存在立法体系上的固有矛盾和缺陷。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但是,与沉默权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陈述自由的精神内核相矛盾的“如实供述义务”的条文至今也未曾废除。当前我国存在的这一刑事诉讼立法冲突,必然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如何处理好“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与“如实供述义务”的关系,是我国沉默权制度在引入与构建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公民权利保护意识渐趋增强,党和政府也开始高度关注人权的保障问题。另外,随着近些年来一系列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的曝光与平反,专家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权利保护的迫切与必要,纷纷倡议确立沉默权制度以遏制这一现象。沉默权制度不仅能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还有平衡刑事诉讼结构和维护程序正义的作用。在司法改革陆续推进与深化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早日实现与国际法体系接轨,确立沉默权制度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推进司法文明进程的必然选择。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首先,从沉默权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概念与特征来明确沉默权制度的价值。经过对整理两大法系国家沉默权制度的比较分析,总结可借鉴的宝贵经验。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该制度在我国构建之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从理念、具体措施和保障制度三方面针对构建我国的沉默权制度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期有效实现其人权保障上的制度价值。
李永军[5]（2019）在《英国无罪推定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罪推定作为西方重要的法律理论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司法制度的发展进程。英国曾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范围遍及各大洲,英国作为普通法系的代表国家,其司法制度深刻影响了包括其殖民地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英国无罪推定的历史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可以从根本上洞察英吉利民族对待权力与权利的态度,这将使研究成果更具普遍代表性与参考价值。通过对众多文献资料研究分析可知,英国无罪推定来源于古罗马法律,出现的最直接历史动力就是要解决人权保障的问题,无罪推定在英国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则在于英国对正当法律程序、证据制度及人权保障共识的全面且彻底的落实。以自由涵养政治,以法治守护自由构成了英吉利民族对世界最具有标志性的贡献,本文以英国无罪推定的历史发展变迁为主线,探讨其得以成功发展的既有本土理论基础,探求其在近千年的英国法律制度史中的变与不变,并考察其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与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公约》之间的互动。同时本着以史为鉴的态度探讨英国无罪推定对中国发展无罪推定的启示,并对中国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无罪推定进行详细论证,也就未来如何落实予以提倡。文章整体包括六个部分,分为绪论、四个章节与结语。绪论部分主要论及选题原因、研究综述、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研究方法及论文创新等多方面的问题,选择英国无罪推定作为研究对象,意在凸显无罪推定不仅是一项刑事司法理论,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理论,无罪推定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避免了司法擅断的发生,这在英国法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国内学者对英国无罪推定历史进行系统溯源研究的成果很少,做此研究有助于填补空白。第一章主要就英国无罪推定存在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认为无罪推定发端于古罗马法学理论,此后在欧洲大陆得到进一步发展,再后来到了北美地区无罪推定的发展达到兴盛期。无罪推定进入英国本土以后,在英国法理论的浸染下成为英国法的一部分,英国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保障、证据规则对无罪推定在英国的适应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具体而言,1215年《自由大宪章》第39章基于正当法律程序诠释了无罪推定内涵的精华,人身保护令制度作为一项贯穿诉讼全程的制度,其可审查审前羁押适法是否正确,也可审查法律程序是否正当,还可保障被告人不自证其罪特权的行使,是对无罪推定内涵的具体落实。英国法中有关证据的规定明确了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的认定,这些为刑事推定提供了正当性前提依据,也是个案实践无罪推定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二章主要对英国无罪推定的历史发展进行发掘与清整,该章分为三节,分别在欧洲中世纪以来、近代以来、现代以来的时间背景下就英国无罪推定的历史发展寻求彼时法律文献的印证,尤其是在中世纪人身保护令状制度,《自由大宪章》、《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1998年《人权法案》、2003年《刑事审判法》之中均有直接规定或间接体现。最终认为无罪推定在英国不同历史阶段均有发生,表现在一系列的英国法律文件中,并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得到实践。第三章主要是在欧洲法律一体化背景下讨论欧洲法对英国无罪推定发展的影响,西欧国家通过《欧洲人权公约》而设置的欧洲人权法院始终践行着公约中有关人权保障的内容,尤其是对公约第6条有关无罪推定内容的践行,产生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判例法。通过对欧洲人权法院几个典型判例的研究,发现其基于人权保障而对正当法律程序的严格遵循。同时认为,英国普通法下的无罪推定与《欧洲人权公约》中的无罪推定在适法上各有不同,英国国内法庭是不会认可执行条约和其他国际公约中的条款,除非这些条款已经明确地进入国内法律,或者已经反映到英国普通法之中。第四章主要论及英国无罪推定与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问题,认为英国无罪推定对中国的启示颇多。认为英国无罪推定的核心意涵表现为王在法下、正当法律程序、人权优先三个方面。同时认为自古以来的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存在诸多无罪推定的思想,但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史中并没有无罪推定这项制度,司法实践中以有罪推定为主流。新中国成立以后无罪推定在曲折中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就无罪推定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来看,中国无罪推定的核心意涵表现为疑利被告、疑罪从轻两个方面,但这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因此,要实现无罪推定在中国的成功发展,需要摒弃国家追诉主义下的有罪推定思维,需要坚持并彻底落实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未来还应该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进行修改,使其表述接近无罪推定的一般表达。结语部分就本文对英国无罪推定历史发展研究作了总结反思,认为英国无罪推定在英国的蓬勃发展并非偶然,英国优越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环境使其得以茁壮成长。无罪推定在英国的良好发展与贯彻离不开英国固有的权力制约体制,如英国奉行议会至上的巴力门主权,集中体现了英国人对权力制约的共识及对自由的珍视。同时认为基于无罪推定的历史进步性,其在中国也必定会得到全面落实。
张昕宇[6]（2019）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防范非自愿认罪研究》文中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构建我国多层次刑事诉讼体系、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加强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是该制度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的重要前提,而认罪自愿性问题更是被追诉人自愿认罪的基础与核心问题,防范非自愿认罪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违反认罪自愿性的行为进行分类,并将其作为本文的逻辑线索,从防范被动非自愿的认罪行为与主动非自愿的认罪行为两个角度,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或配套措施的不足及相应的解决方案。文章可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对应四个章节。第一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防范非自愿认罪概述。第一节首先做整体概述,包括制度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第二节从自愿性维度、明知性维度与正当性维度三个方面分析认罪保障维度,分别明确各维度的定义、范围,论证自愿性维度核心地位,同时阐明非自愿认罪的危害性。第三节将非自愿认罪行为分为被动非自愿的认罪行为与主动非自愿的认罪行为,并作为随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线索。第二章,防范非自愿认罪的域外考察。第一节介绍域外认罪制度,包括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混合式诉讼模式下的认罪制度。第二节对上述域外认罪制度中非自愿认罪防范措施进行分析,具体包括被动非自愿认罪防范措施的分析、主动非自愿认罪防范措施的分析。第三章,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防范非自愿认罪的不足。第一节讨论被动非自愿认罪行为防范措施不成熟,包括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缺陷、明示沉默权制度尚未建立、羁押程序有待改进三个部分。第二节讨论主动非自愿认罪行为防范措施不完善,包括律师辩护权被限制、阅卷权缺失影响认罪质量、认罪撤回权建构不充分三个部分。第四章,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防范非自愿认罪行为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第一节讨论发展被动非自愿认罪行为防范措施,包括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建立明示沉默权制度、改进羁押程序三个部分。第二节讨论完善主动非自愿认罪行为防范措施,包括探索赋予值班律师辩护人地位并建立有效辩护理念、探索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充分建构认罪撤回权三个部分。
许丹琳[7]（2018）在《信息经济学视野下的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冷静期制度是一项通过扩大消费者权利以保护消费者的制度,采倾斜保护的方式调整在特殊领域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使之趋于均衡。它也是现行消费者保护立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相关制度共同组成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这一制度的构建,是基于在社会分工出现伊始便随之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并且伴随分工的不断细化,信息不对称更加广泛的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信息不对称本身是一个中性现象,之所以产生消极影响,是由于信息通常与利益休戚相关,因而在制度规制不足的情况下,信息优势方在行动选择过程中更容易倾向于为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劣势方受到损害。众所周知,信息不对称也存在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新型消费方式与消费品不断推陈出新的背景之下,多元化的消费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便捷,不断创新的消费品也更好的满足了消费者攀升的消费需求。但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随之产生的则是程度更为严重、消极影响更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消费者保护立法应当实现在对信息不对称进行有效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加以规制。以信息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能够为信息不对称的研究提供分析方法。将信息经济学的既有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运用于冷静期制度的研究中,能够对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产生与程度的差异性进行准确分析,同时也能够为冷静期制度的改进提供新的思路,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尽可能的实现效用最大化。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冷静期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过度适用不仅无法实现其应有效果,更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因而在现阶段,其适用范围应当予以严格界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与产生原因是界定制度适用范围的重要来源,结合我国市场现状与域外立法经验,将冷静期制度分为要约规制型与标的规制型两类,更有利于未来制度的优化与体系化建设。在对制度进行系统分析之前,厘清其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必不可少。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可见,概念的明晰是制度建立的基础。而与冷静期制度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即是信息,冷静期制度虽然并不直接调整信息,但信息却是其制度建立的关键要素。在任何决策之中,信息都必然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信息总是与不确定性相关联,当一个决策主体面临着选择时即表明他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与之相伴的还有不同程度的风险。在决策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也就意味着存在通过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则影响了通过信息来降低风险的可能性,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更会使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信息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针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主体间的均衡实现有着较为全面的分析与阐释。也正是利用这些分析方法与理论工具,我们能够对市场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更深入的分析,并为论证冷静期制度的理论基础提供新的视角。在冷静期制度建立的正当性分析上,信息经济学视角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解释路径。仅从制度本身来看,目前冷静期制度已经被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消费者立法所采纳,在不同的立法中对其的规定不尽相同,通过对制度间设计的差异进行梳理,能够为冷静期制度的研究提供更完整的视域。在我国,冷静期制度正式构建的时间较晚,早期仅在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等法规中有类似规定,直至2014年新《消法》才将其规范纳入。虽然现阶段这一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但对其正当性的论证却仍显薄弱。采信息经济学分析方法,将消费者问题置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之下,通过制度功能作用的论证、制度的比较分析,能够给予冷静期制度的构建以更有力的证成。在信息可核实性理论的验证之下,可知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通常与信息的可核实性相关,而冷静期制度正包含着能够提升信息不可核实情形下对消费者实现有效保护的功能,既能够对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一定的事前规制效果,也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低成本且便捷的信息不对称事后策略。在实践中,一方面,冷静期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适用应当具有明确的范围,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各有差异、程度不同。是故,一项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对信息不对称的精准克服作用,必须要以制度的实施效果为考量。将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的具体情形相连接,逐步划定制度适用之界限,再以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同原因、不同程度为依据将之类型化,可作为冷静期制度改进与完善的起点。以不同类型的信息不对称为基础,可将冷静期制度分为要约规制型与标的规制型。在此应当再次予以明确的是,冷静期制度的适用是具有局限性的,过度适用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导致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受损。因此,在制度的适用界定过程中,类型化有着重要作用。此外,类型化对于制度的具体行使规则与法律后果的设置也都意义重大。首先,就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立法来看,在各国立法中都主要包含以特殊交易方式订立的合同,即上门推销与远程交易。在新型消费方式大受欢迎的今天,传统的线下交易虽然仍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但无可否认的是采用网购、邮购等方式进行的消费也已经占据了消费者的部分生活。以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两类特殊交易方式的特殊性予以论证,并对各国立法回应予以分析,阐明制度对信息不对称的规制作用,能够为我国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其次,在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研究中,由于我国冷静期制度目前的适用范围较窄,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尚未建立,因而先就标的规制型消费者保护的理论基础进行论述与阐释。在此基础上,对各国立法中此类冷静期制度的规定予以分析总结,最终勾勒出制度轮廓。具体来说,即是通过与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进行对比分析,探讨由于二者间存在的差异所衍生出的制度设计异同。此后对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适用对象进行类型总结,可知在各国立法中主要包括金融商品和分时度假产品。再通过对制度立法的国内外评述,对域外立法从立法模式到立法内容进行逐一分析,并对我国制度的缺失予以反思,以推进我国该类型下的制度构建与发展。通过一系列的综合分析与论证,我国冷静期制度的不足之处已显而易见。能够明确其未来的改进方向,以促进提升制度实施的有效性,是针对这一制度进行研究所期望实现的目的。申言之,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来探讨我国制度的完善或许是可行的,即以信息经济学分析为出发点,以成本—效益理论为基础对不同模式选择下可能付出的成本与可能取得的收益进行分析,可知采纳半统一式立法模式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立法需求。此后,以制度的严格适用为前提,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差异性进行类型化,并以此为依据分别明晰要约规制型与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完善方向。通过两类冷静期制度的对比分析,可以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则设置,改进要约规制型存在的制度缺陷,填补标的规制型的立法空白。在具体适用范围的确定上,应当对两种类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影响等因素进行充分考量,结合我国立法需求将制度适用限制在四种特殊类型的对象之内,避免过度滥用造成市场运行效率降低。具体到行使规则与法律后果的规定上,则应当以均衡理论为基础,充分考量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既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同时防止经营者对策行为的出现。最后,再辅以配套制度的规则完善,更能够有效提升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综合能力。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全面且有效的保护框架,更维护了市场的稳定性。
罗洁[8]（2018）在《我国沉默权制度完善研究》文中提出沉默权是指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在面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时有权自主选择回答与否,且不因其选择沉默不语而对之作出不利法律后果的保障性权利。沉默权有“明示的沉默权”与“默示的沉默权”、“显性的沉默权”与“隐性的沉默权”等几个主要的分类。沉默权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有着天然的联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其重要保障。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包含有沉默权制度的部分内容,但两者是互相独立、但内容互相有交叉的关系。我国沉默权制度的确立之争存在“尚未确立”、“已经建立”与“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沉默权原则的合理内核”三种观点。我国不仅已经在刑事立法精神上确立了沉默权制度的合理内核,而且在立法体例上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具有可选择性,是法律规定的犯罪分子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监察法的规定并不与沉默权制度相矛盾和冲突,其所规定的职务犯罪被调查人如实供述义务可以视为沉默权制度的例外情形。我国司法实务界仍然借“如实陈述”义务之规定规避沉默权,但又在提倡“零口供”案件及“零口供规则”,且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适用沉默权制度办案的情况。进一步完善我国沉默权制度,是有效遏制刑讯逼供、落实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全面贯彻落实无罪推定原则,切实保障人权与程序正当的必要。国内外研究成果提供有益借鉴和经验,现有系列关联制度铺垫沉默权制度完善之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完善沉默权制度具有可行性。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层面完善无罪推定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认罪认罚制度,是完善沉默权制度配套制度的需要。立法完善默示的沉默权规定,未来立法规定明示的沉默权,并完善沉默权适用情形的例外规定,是沉默权制度的立法完善方案。通过司法解释理顺法律规定上的复杂关系,试行书面的“沉默权告知义务书”,提高办案水平,改掉“口供为王”的破案陋习,是有助于沉默权制度推行和完善的司法策略。
刘建竹[9]（2018）在《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沉默权制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侦查人员询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通过在刑事诉讼中对沉默权的有效适用来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追诉机关来相抗衡的力量,缩小二者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差距,来达到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频繁发生,充分的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再者,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沉默权制度的确立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还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与公平。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我国对刑事诉讼中沉默权制度的研究较晚,我国虽未明确的规定出刑事诉讼中沉默权制度,但在2012年新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有学者将这一规定视为"默示的沉默权制度",其实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沉默权制度是以默认的形式存在的。在法治社会发展的今天,国家对依法治国方针高度重视与之落实,为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赵菲菲[10]（2018）在《有利被告人原则研究》文中指出有利被告人原则起源于古罗马法中的“in dubio pro reo”,即“存疑,为被告人的利益”。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利被告人原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不再仅仅体现为疑罪从无原则,它还体现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等蕴含有利于被告人权益的原则。有利被告人原则要求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要在限制国家强权的同时赋予被告人更多的特权,使被告人能有足够的能力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相抗衡,促使公正、合理裁判的作出。在当今时代,人权保障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公正与否的标志。有利被告人原则的确立能够有效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实现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目标。疑罪从无原则、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具有的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价值,是宪政理论、程序正义理论及无罪推定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我国,有利被告人原则没有得到彻底贯彻落实,使得现实生活中冤假错案频繁发生,刑事被告人的人权受到极大的践踏。有鉴于此,我国应当遵循三个理论基础,以完善宪法和刑事诉讼程序,并在此基础上,真正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上诉不加刑原则,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完整确立有利被告人原则。
二、对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辩护律师权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基本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律师辩护权理论研究 |
| 第一章 律师辩护权要义研究 |
| 第一节 辩护权与辩护制度 |
| 一、辩护制度的价值及缘起分析 |
| 二、辩护权的类型与来源 |
| 第二节 律师的诉讼权利与律师辩护权 |
| 一、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内涵及来源 |
| 二、律师辩护权的成分分析 |
| 三、被追诉人辩护权与律师辩护权 |
| 第二章 辩护律师制度 |
| 第一节 辩护律师制度的必要性及实践意义 |
| 一、辩护律师存在的必要性 |
| 二、辩护律师存在的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
| 一、关于辩护律师诉讼主体地位的争论 |
| 二、刑事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应当界定为“诉讼主体” |
| 第三节 辩护律师与被指控方、控诉方及审判方的关系 |
| 一、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的关系 |
| 二、辩护律师与公诉人的关系 |
| 三、辩护律师与法官的关系 |
| 第三章 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沿革 |
| 第一节 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理论提出 |
| 第二节 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实践发展 |
| 一、监察调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辩护权 |
| 三、“审判中心主义”模式下的律师辩护权 |
| 下篇:律师辩护权的实践探析 |
| 第四章 侦查阶段的辩护权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现行立法规定及发展 |
| 一、会见通信权 |
| 二、调查取证权 |
| 三、提出意见权 |
| 四、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 |
| 第二节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制度和实践问题 |
| 一、“会见难”形式多元且个案形势堪忧 |
| 二、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立法缺失且意识淡薄 |
| 三、调查取证活动存在多维度障碍 |
| 四、阅卷权缺失破坏了程序对等 |
| 第五章 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完善与重构 |
| 第一节 律师帮助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域外考察 |
| 二、侦查阶段保障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我国启示 |
| 第二节 会见与通信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侦查阶段会见与通信权的域外考察 |
| 二、关于侦查阶段会见通信权的我国启示——从一则真实案例说起 |
| 第三节 阅卷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侦查阶段阅卷权的域外考察 |
| 二、侦查阶段阅卷权的我国启示——构建侦查阶段的阅卷权 |
| 第四节 调查取证权 |
| 一、调查取证权的域外考察 |
| 二、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我国启示 |
| 第五节 律师在场权 |
| 一、律师在场权的域外考察 |
| 二、律师在场权的我国启示 |
| 第六章 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权的现行立法规定及发展 |
| 一、会见通信权 |
| 二、阅卷权 |
| 三、调查取证权(包括向办案机关申请查证权) |
| 四、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 |
| 五、提出意见权 |
| 第二节 我国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制度和实践问题 |
| 一、会见权无法充分行使且存在现实阻碍 |
| 二、阅卷权受制于办案机关且范围受限 |
| 三、发表意见权虚置化并流于形式 |
| 第七章 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完善和重构 |
| 第一节 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的域外考察 |
| 二、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的我国启示——构建我国刑事诉讼国情下的审前“证据开示” |
| 第二节 调查取证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审查起诉阶段调查取证权的域外之鉴 |
| 二、审查起诉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我国启示 |
| 第八章 审判阶段的辩护权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审判阶段律师辩护权的现行立法规定及发展 |
| 一、阅卷权 |
| 二、调查取证权(包括向办案机关调取证据权) |
| 三、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权 |
| 四、经被告人同意的上诉权 |
| 第二节 我国审判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制度和实践问题 |
| 一、审判程序尤其是庭审程序虚置化 |
| 二、律师拒绝辩护权的行使状况不容乐观 |
| 三、辩护律师缺失独立上诉权 |
| 四、刑法306条和刑诉法44条排除了辩护律师执业豁免 |
| 第九章 审判阶段的辩护权完善和重构 |
| 第一节 庭审实质化下律师法庭辩护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审判阶段庭审中心的域外考察 |
| 二、“庭审中心”下辩护权的我国启示——“无效辩护”还是“辩护无效” |
| 第二节 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关于法律援助的域外考察 |
| 二、关于法律援助的我国启示——加快推动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中国模式 |
| 第十章 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相关配套性制度探析 |
| 第一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深化 |
|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域外考察 |
|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我国启示 |
| 第二节 程序性辩护的完善 |
| 一、程序性辩护的域外考察 |
| 二、程序性辩护的我国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对我国刑事律师辩护权研究的问卷调查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概述 |
| 1.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三重维度:实体、程序、证据 |
| 1.1.1 认罪:事实认可与价值认同相协调 |
| 1.1.2 认罚:核心要素与修复性要素并重 |
| 1.1.3 从宽:有效激励与必要限度兼顾 |
| 1.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成要素 |
| 1.2.1 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认罪认罚自愿性 |
| 1.2.2 以利益交换为本质的控辩合意 |
| 1.2.3 以权利自治为内容的被追诉人程序选择权 |
| 1.2.4 扩张与制约相均衡的追诉主体裁量权 |
| 1.2.5 围绕诚信而展开的法律救济 |
| 1.3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相关概念比较 |
| 1.3.1 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从宽:坦白从宽的法治化体现 |
| 1.3.2 认罪认罚从宽与辩诉交易:有限吸收与异向发展 |
| 1.3.3 认罪认罚从宽与协商性司法:协商性司法的本土化表达 |
| 1.3.4 认罪认罚从宽与传统刑事司法模式:对传统的修补与依赖 |
| 1.4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 |
| 1.4.1 独立的内在价值:民主、宽容与和谐 |
| 1.4.2 外在的功能价值:恢复、治理与效率 |
| 1.5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风险 |
| 1.5.1 实体方面的风险:虚假认罪及同罪异罚 |
| 1.5.2 程序方面的风险:口供依赖及架空裁判 |
| 1.5.3 刑事政策方面的风险:投机主义及突破法律 |
| 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合理性 |
| 2.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与扬弃 |
| 2.1.1 “无讼”思想与“息诉”之术 |
| 2.1.2 “和合而同”的契约观 |
| 2.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宪法及法律原则的遵循与完善 |
| 2.2.1 宪法原则: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2.2.2 刑法原则: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 |
| 2.2.3 刑事诉讼法原则: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无罪推定 |
| 2.2.4 证据法原则:证据裁判 |
| 2.3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刑事政策的溯源与发展 |
| 2.3.1 观念影响:刑事政策的本原概念及在我国的特殊发展 |
| 2.3.2 直接来源: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演化 |
| 2.3.3 价值引导:刑事政策法治化 |
| 2.4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社会治理的回应与推动 |
| 2.4.1 宏观视域: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 |
| 2.4.2 中观层面:刑事法治与回应型法 |
| 2.4.3 微观驱动:控辩交互与诉讼经济 |
| 2.5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司法实践的总结与规范 |
| 2.5.1 司法改革的合理延续 |
| 2.5.2 “严打”与宽缓的相得益彰 |
| 2.5.3 对隐性规则的正视与规制 |
| 2.6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域外制度的选择与借鉴 |
| 3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正当性 |
| 3.1 方法论基础:系统认识论及系统方法论 |
| 3.2 伦理学基础 |
| 3.2.1 人本思想 |
| 3.2.2 宽恕理论 |
| 3.3 政治学基础: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3.4 犯罪学基础 |
| 3.4.1 犯罪原因的复杂与刑罚功能的局限 |
| 3.4.2 犯罪治理理论 |
| 3.5 刑法学基础 |
| 3.5.1 人身危险性理论 |
| 3.5.2 合并主义刑罚观 |
| 3.6 刑事诉讼法学基础 |
| 3.6.1 刑事诉讼目的理论 |
| 3.6.2 程序分流理论 |
| 3.7 刑事政策学基础 |
| 3.7.1 刑事政策的合法性 |
| 3.7.2 新社会防卫思想 |
| 4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机理 |
| 4.1 从横向的犯罪分类到纵向的犯罪分层 |
| 4.1.1 犯罪分层之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
| 4.1.2 犯罪分层的具体路径 |
| 4.2 从“管道式”的程序流转到多元化的程序分流 |
| 4.2.1 侦查阶段的微罪处分 |
| 4.2.2 审查起诉阶段的酌定不起诉 |
| 4.2.3 审判阶段的繁简分流 |
| 4.3 从模糊化证明要求到证明要求的层级化 |
| 4.3.1 证明标准争论之误区 |
| 4.3.2 层级化证明要求的正当性理由 |
| 4.3.3 层级化证明要求的实现进路 |
| 4.4 从平面化的刑罚构造到层次化的刑罚体系 |
| 4.4.1 平面化刑罚构造的制约 |
| 4.4.2 层次化刑罚体系的构建 |
| 4.5 以增加权利供给为主要内容的运行保障 |
| 4.5.1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应性调整 |
| 4.5.2 证据开示制度的全面确立 |
| 4.5.3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系统性协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沉默权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论文结构 |
| 五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沉默权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沉默权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 一 沉默权制度的起源 |
| 二 沉默权制度的发展 |
| 第二节 沉默权制度的概念及特征 |
| 一 沉默权制度的概念 |
| 二 沉默权制度的特征 |
| 第三节 沉默权制度的价值 |
| 一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 |
| 二 维护司法正义 |
| 三 提高司法效率 |
| 第二章 域外主要国家沉默权制度考察 |
| 第一节 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沉默权制度 |
| 一 英国的沉默权制度 |
| 二 美国的沉默权制度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沉默权制度 |
| 一 德国的沉默权制度 |
| 二 法国的沉默权制度 |
| 三 日本的沉默权制度 |
| 第三节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沉默权制度之比较 |
| 第四节 域外沉默权制度实践经验的借鉴 |
| 一 以法律形式确认沉默权制度,保持立法的一致性 |
| 二 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强化其保障人权的制度价值 |
| 三 遵循比例原则规定沉默权制度,防止走上绝对化道路 |
| 第三章 构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构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
| 一 人权保障制度完善的必然要求 |
| 二 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实现控辩平等的必要手段 |
| 三 推行无罪推定原则的有效保障 |
| 四 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有之义 |
| 五 转变“重实体,轻程序”传统办案模式的迫切需求 |
| 六 承担国际法义务的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构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可行性 |
| 一 我国现有相关法律完善提供了法律支持 |
| 二 我国渐趋成熟的沉默权制度研究夯实了理论根基 |
| 三 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奠定了思想基础 |
| 四 刑事侦查技术的提高提供了技术支持 |
| 五 沉默权与增加案件侦破难度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
| 第四章 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构建 |
| 第一节 我国构建沉默权制度应当遵循的理念 |
| 一 确保自由和秩序相协调的理念 |
| 二 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相协调的理念 |
| 三 保证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理念 |
| 第二节 我国构建沉默权制度的具体措施 |
| 一 沉默权的告知规则 |
| 二 沉默权的适用范围 |
| 三 沉默权的救济制度 |
| 第三节 我国构建沉默权制度的相关保障制度设置 |
| 一 建立鼓励主动供述制度 |
| 二 确立讯问方法的限制性规则 |
| 三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 |
| 四 保护律师的辩护职能与在场参与权 |
| 五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及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5）英国无罪推定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无罪推定的源起及其在英国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无罪推定的起源 |
| 一、古罗马的无罪推定 |
| 二、欧洲大陆的无罪推定 |
| 三、北美地区的无罪推定 |
| 第二节 英国无罪推定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一、正当法律程序：英国无罪推定的实践基础 |
| 二、权利保障：英国无罪推定的实践目标 |
| 三、独特的证据规则：英国无罪推定的内核 |
| 第二章 英国无罪推定的历史流变 |
| 第一节 中世纪以来的英国无罪推定 |
| 一、教会法庭及其纠问式程序 |
| 二、中世纪人身保护令状制度对无罪推定的表达 |
| 三、《自由大宪章》中“无罪推定”的特殊表达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英国无罪推定 |
| 一、大变革的前夜 |
| 二、《权利请愿书》中的无罪推定 |
| 三、《人身保护法》中的无罪推定 |
| 第三节 现代以来的英国无罪推定 |
| 一、20世纪英国无罪推定的入法进程 |
| 二、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的无罪推定 |
| 三、1998年《人权法案》对无罪推定确认 |
| 四、2003年《刑事审判法》中的无罪推定 |
| 五、其他英国主要法律文件中所见无罪推定 |
| 第三章 欧洲法律一体化对英国无罪推定的影响 |
| 第一节 《欧洲人权公约》中的无罪推定 |
| 一、《欧洲人权公约》:欧洲法律一体化的典范 |
| 二、《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对无罪推定的表达 |
| 三、《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对英国《人权法案》附表1第6条的影响 |
| 第二节 欧洲人权法院涉英国判例对无罪推定的运用 |
| 一、三个典型判例案情简介 |
| 二、欧洲人权法院在三个典型判例中对无罪推定的表达 |
| 第三节 欧洲法与英国法对无罪推定的不同认知 |
| 第四章 英国无罪推定对中国无罪推定法制构建的启迪 |
| 第一节 英国无罪推定的核心意涵厘定 |
| 一、王在法下 |
| 二、正当法律程序 |
| 三、人权优先 |
| 第二节 英国无罪推定视域下中国无罪推定发展状况 |
| 一、无罪推定在中国发展状况概述 |
| 二、从英国无罪推定看中国无罪推定的主要理论涵盖 |
| 第三节 英国无罪推定对中国无罪推定的发展启示与借鉴 |
| 一、整体的理论启示借鉴 |
| 二、具体立法文本表述启示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防范非自愿认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防范非自愿认罪概述 |
| 第一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概述 |
| 一、认罪、认罚、从宽相关问题辨析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防范非自愿认罪的必要性 |
| 一、认罪保障维度及自愿性的核心地位 |
| 二、非自愿认罪的危害性 |
| 第三节 非自愿认罪行为分类 |
| 一、被动非自愿认罪行为 |
| 二、主动非自愿认罪行为 |
| 第二章 防范非自愿认罪的域外考察 |
| 第一节 域外认罪制度 |
| 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认罪制度 |
| 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的认罪制度 |
| 三、混合式诉讼模式下的认罪制度 |
| 第二节 域外非自愿认罪行为防范措施 |
| 一、被动非自愿认罪行为防范措施 |
| 二、主动非自愿认罪行为防范措施 |
| 第三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防范非自愿认罪的不足 |
| 第一节 被动非自愿认罪行为防范措施不成熟 |
| 一、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缺陷 |
| 二、明示沉默权制度尚未建立 |
| 三、羁押程序有待改进 |
| 第二节 主动非自愿认罪行为防范措施不完善 |
| 一、律师辩护权被限制 |
| 二、阅卷权缺失影响认罪质量 |
| 三、认罪撤回权建构不充分 |
| 第四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防范非自愿认罪的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发展被动非自愿认罪行为防范措施 |
| 一、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 |
| 二、建立明示沉默权制度 |
| 三、改进羁押程序 |
| 第二节 完善主动非自愿认罪行为防范措施 |
| 一、推进赋予值班律师辩护人地位、建立有效辩护理念 |
| 二、探索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 |
| 三、充分建构认罪撤回权 |
| 参考文献 |
| 结语 |
| 致谢 |
（7）信息经济学视野下的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消费方式变迁的历史脉络 |
| 三、文献综述与冷静期制度的一般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结构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信息、决策与信息经济学 |
| 第一节 信息与决策 |
| 一、信息概述 |
| 二、信息、选择与决策 |
| 三、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 |
| 第二节 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涵与研究范式 |
| 一、信息与信息经济学 |
|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
| 三、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成果 |
| 第二章 冷静期制度的信息经济学解释 |
| 第一节 冷静期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
| 一、概述 |
| 二、委托—代理框架下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之弥补 |
| 三、消费者预期决策思维缺失问题之补救 |
| 第二节 冷静期制度的功能分析 |
| 一、概述 |
| 二、信息可核实性与冷静期制度 |
| 三、消费者占优策略与冷静期制度 |
| 第三节 冷静期制度的类型化分析 |
| 一、冷静期制度的适用边界 |
| 二、冷静期制度类型化的基本依据:信息不对称的二元样态 |
| 三、冷静期制度类型化的基本框架 |
| 第三章 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研究 |
| 第一节 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基本类型 |
| 一、特殊地点交易:上门推销 |
| 二、远程交易 |
| 第二节 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价值定位 |
| 一、概述 |
| 二、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事后策略 |
| 三、经营者与消费者利益格局的再调整 |
| 第三节 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国内外立法评述 |
| 一、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域外立法比较与评述 |
| 二、成型与隐忧:我国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评析 |
| 第四章 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研究 |
| 第一节 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理论基础:基于与要约规制型的对比 |
| 一、标的规制型与要约规制型消费合同中信息不对称的差异 |
| 二、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与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异同 |
| 第二节 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基本类型 |
| 一、金融商品 |
| 二、分时度假 |
| 三、两类特殊标的冷静期制度的立法回应 |
| 第三节 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国内外立法评述 |
| 一、域外立法模式评述 |
| 二、域外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立法经验 |
| 三、我国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缺失与反思 |
| 第五章 信息经济学视野下我国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改进 |
| 第一节 冷静期制度完善的整体策略 |
| 一、冷静期制度立法理念的确定 |
| 二、冷静期制度立法模式的选择 |
| 三、冷静期制度与现行规则的协调 |
| 四、冷静期制度整体规则框架的构建 |
| 第二节 我国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改进 |
| 一、适用范围的选择:信息不对称的精准克服 |
| 二、行使规则的细化:消费者占优策略的塑造 |
| 第三节 我国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构建 |
| 一、金融商品冷静期制度的构建 |
| 二、分时度假冷静期制度的构建 |
| 第四节 冷静期制度配套法律规则的完善 |
| 一、信息传递有效性之保障:提升信息主体提供与获取信息的动力 |
| 二、消费者主观能动性之提升:消费者教育制度 |
| 三、经营者自律性之激励:信誉制度的建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我国沉默权制度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沉默权制度概述 |
| 2.1 沉默权制度的域外历史沿革 |
| 2.1.1 沉默权制度在英国的源起与发展 |
| 2.1.2 沉默权制度在美国的发展 |
| 2.1.3 沉默权制度在其他国家的发展 |
| 2.2 沉默权的内涵与分类 |
| 2.2.1 沉默权的内涵 |
| 2.2.2 沉默权的分类 |
| 2.3 沉默权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系 |
| 2.3.1 沉默权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 |
| 2.3.2 沉默权制度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
| 2.3.3 沉默权制度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
| 第3章 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两难处境 |
| 3.1 我国沉默权制度的确立之争及本文观点 |
| 3.1.1 观点一：我国尚未确立沉默权制度 |
| 3.1.2 观点二：我国已经建立了沉默权制度 |
| 3.1.3 观点三：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沉默权原则的合理内核 |
| 3.1.4 本文观点 |
| 3.2 我国目前有关沉默权及其相关制度的规定 |
| 3.2.1 我国目前有关沉默权制度的规定 |
| 3.2.2“应当如实供述”是沉默权制度的配套规定 |
| 3.2.3《监察法》规定的职务犯罪调查作为沉默权制度适用的例外情形 |
| 3.3 我国司法实务界对待沉默权的态度 |
| 3.3.1 侦查机关常借“如实供述义务”之规定规避沉默权 |
| 3.3.2 司法机关提倡“零口供”案件及其规则 |
| 第4章 我国沉默权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 4.1 进一步完善我国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
| 4.1.1 完善沉默权制度是有效遏制刑讯逼供、落实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必要 |
| 4.1.2 完善沉默权制度是全面贯彻落实无罪推定原则的必要 |
| 4.1.3 完善沉默权制度是切实保障人权与程序正当的必要 |
| 4.2 完善我国沉默权制度的可行性 |
| 4.2.1 国内外研究成果提供有益经验与借鉴 |
| 4.2.2 现有系列关联制度铺垫沉默权制度完善之路 |
| 4.2.3 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高 |
| 第5章 我国沉默权制度的完善策略 |
| 5.1 确立与完善沉默权制度的相关配套制度 |
| 5.1.1 完善无罪推定原则 |
| 5.1.2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
| 5.1.3 完善认罪认罚制度 |
| 5.2 未来的立法完善方案 |
| 5.2.1 立法完善默示的沉默权规定 |
| 5.2.2 未来立法规定明示的沉默权 |
| 5.2.3 完善沉默权的例外情形规定 |
| 5.3 沉默权制度推行和完善的的司法策略 |
| 5.3.1 通过司法解释理顺法律规定上的复杂关系 |
| 5.3.2 试行书面的“沉默权告知义务书” |
| 5.3.3 提高办案水平、改掉“口供为王”的破案陋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沉默权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沉默权制度概述 |
| 二、国内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沉默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三、我国建立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沉默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
| 四、对我国建立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沉默权制度的建议和设想 |
（10）有利被告人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有利被告人原则概述 |
| (一)有利被告人原则的起源 |
| (二)有利被告人原则的涵义 |
| (三)有利被告人原则的体现 |
| 1.疑罪从无原则 |
|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
| 3.上诉不加刑原则 |
| 4.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
| (四)有利被告人原则的理论基础 |
| 1.宪政理论 |
| 2.程序正义理论 |
| 3.无罪推定理论 |
| 二、有利被告人原则的域外考察 |
| (一)大陆法系国家对有利被告人原则的实践 |
| 1.疑罪从无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 |
|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 |
| 3.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 |
| 4.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 |
| (二)英美法系国家对有利被告人原则的实践 |
| 1.疑罪从无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 |
|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 |
| 3.上诉不加刑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 |
| 4.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 |
| (三)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有利被告人原则的规定 |
| 1.疑罪从无原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 |
|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 |
| 3.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 |
| 4.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 |
| (四)国际人权法中有关有利被告人原则的规定 |
| 1.疑罪从无原则在国际人权法中的规定 |
|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国际人权法中的规定 |
| 3.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国际人权法中的规定 |
| 4.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国际人权法中的规定 |
| 三、基于有利被告人原则对中国刑事诉讼现状的分析 |
| (一)有利被告人原则在中国落实情况考察 |
| 1.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情况考察 |
|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落实情况考察 |
| 3.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落实情况考察 |
| 4.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落实情况考察 |
| (二)疑罪从无原则在呼和浩特市的落实情况考察 |
| 1.案件概况 |
| 2.从案例看法院、检察院落实疑罪从无方面的问题 |
| (三)从三起案件看有利被告人原则缺失的后果 |
| 1.具体案情 |
| 2.从案例看我国司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
| (四)中国有利被告人原则难以贯彻的原因思考 |
| 1.疑罪从无原则难以贯彻的原因 |
|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难以贯彻的原因 |
| 3.上诉不加刑原则难以贯彻的原因 |
| 4.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难以确立的原因 |
| 四、中国刑事诉讼完整确立有利被告人原则的构想 |
| (一)完整确立有利被告人原则应当遵循的理论基础 |
| 1.宪政理论 |
| 2.程序正义理论 |
| 3.无罪推定理论 |
| (二)完整确立有利被告人原则应当落实的具体措施 |
| 1.真正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 |
| 2.真正贯彻落实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
| 3.真正贯彻落实上诉不加刑原则 |
| 4.真正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对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运用研究[D]. 林果. 昆明理工大学, 2021
- [2]中国辩护律师权利研究[D]. 王嘉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D]. 白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9(05)
- [4]沉默权制度研究[D]. 王茜. 郑州大学, 2019(08)
- [5]英国无罪推定历史考察[D]. 李永军.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6]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防范非自愿认罪研究[D]. 张昕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7]信息经济学视野下的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研究[D]. 许丹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8]我国沉默权制度完善研究[D]. 罗洁. 湖南大学, 2018(06)
- [9]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沉默权制度[J]. 刘建竹. 法制与社会, 2018(27)
- [10]有利被告人原则研究[D]. 赵菲菲. 内蒙古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