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7例亲属肾供体生活质量随访(论文文献综述)
曾宪鹏,夏秋翔,李汉英,刘静,李恒,王振迪[1](2021)在《亲属肾移植供受者预后及风险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器官移植和显微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亲属肾移植表现出优于尸体供肾移植的术后疗效,其有效扩大了供肾数量,为更多尿毒症患者提供了救治机会。有研究表明,亲属肾移植供肾1年生存率可达99%以上,3年生存率也在95%以上[1-2]。相较公民逝世后供肾移植,亲属肾移植手术时间可控,供者均为健康个体,术后感染、排斥反应、移植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发生率低,治疗费用和住院时间均明显减少。尽管亲属肾移植具有上述优点,然而在供者安全性原则和严格伦理要求的背景下,仍应谨慎开展。
任翔[2](2020)在《夫妻间活体供肾肾移植临床疗效分析》文中提出目的:总结分析夫妻间肾移植术后的临床效果,探讨其在当今社会的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2009年10月至2018年12月实施的夫妻间肾移植(组1)的临床资料,并与同期完成的父母与子女(组2)以及直系兄弟姐妹间(组3)肾移植进行比较,分析三组活体肾移植受者的移植效果。结果:1、夫妻间肾移植3年及5年移植肾存活率为94.1%及83.7%,与其他类型亲属肾移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60)。2、在术后3年内各时间点血肌酐比较上,夫妻间肾移植与其他类型亲属肾移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术后3年及5年血肌酐的比较上,夫妻间肾移植与直系兄妹间肾移植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比父母子女间肾移植的血肌酐值更低(P=0.014、0.038)。3、夫妻间肾移植术后1年排斥反应发生率为25%,显着高于其他类型亲属肾移植(P=0.029)。4、供者年龄、受者性别、供受者体型匹配及术后1年内AR的发生与活体肾移植术后1年血肌酐具有独立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048、-26.03、-15.95及10.23;P值分别为:0.003、<0.001、0.021及0.013)。结论:1、夫妻间肾移植相比于其他类型活体肾移植具有同样可靠的临床效果,可以成为供肾来源的有效途径,值得大力推广。2、相比其他类型亲属肾移植,夫妻间肾移植应更加警惕排斥反应的发生。3、为了降低活体肾移植术后肌酐水平,除了需要控制供肾GFR、冷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外,还应重视供者年龄,供受者体质指数以及术后急性排斥反应。
徐世豪[3](2019)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脏移植与活体亲属肾脏移植术后临床比较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近年来,我国慢性肾脏病(CKD)的患病率不断上升,目前已经成为危害公众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如果CKD患者未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疾病可逐步进展最终可发展为终末期肾病(ESRD),此时患者需要接受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或肾移植等肾脏替代治疗。肾移植是终末期肾病的首选治疗方法,与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相比,肾移植显着延长了终末期肾病患者的生存时间并提高了生活质量。在我国,肾移植早期供肾来源主要以司法途径的尸体供肾为主,而活体肾移植所占的比例非常小。随着我国器官移植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健全,以及肾移植工作的逐步规范,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彻底禁止使用死刑犯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供体已经成为我国尸体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然而,由于DCD供体的原发病多较为复杂,相较于活体亲属肾移植来说存在着许多难以预测的因素,因此需要器官移植医师团队对DCD供体进行全面有效的评估。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脏移植与活体亲属肾脏移植的术后临床疗效并加以分析。研究方法我们回顾性收集了自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器官移植科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的158例患者的相关病例资料。其中亲属肾移植组患者60例,DCD肾移植组患者98例。我们对比收集的资料包括:患者性别、年龄、体重、身高、体重指数(BMI)、术前血肌酐(Cr)、术前尿素氮(BUN)、术前血尿酸(UA)、手术时间、术后不同时期的肌酐水平、术后拔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术后并发症情况、术后受者1年生存情况以及移植肾1年存活情况等。采用SPS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Kolmogorov-Smirnov方法检验连续性计量资料是否服从正态分布,如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如计量资料不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根据数据特点采用卡方检验或者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两组间生存情况及移植肾1年的存活情况,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间生存情况的差异。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亲属肾移植组与DCD肾移植组患者一般资料相比较,两组在性别构成、术前化验指标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亲属肾移植组患者平均年龄较DCD肾移植组患者更小(P<0.001)。DCD肾移植组的平均手术时间明显少于亲属肾移植组(P<0.001)。亲属肾移植组患者术后1周内的平均肌酐水平明显低于DCD肾移植组(P<0.05),而在术后2周及以后,包括术后1月、术后2月、术后6月及术后1年,虽然亲属肾移植组的平均肌酐水平略低于DCD肾移植组,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亲属肾移植组患者的术后住院时间显着少于DCD肾移植组(P=0.002),而两组患者的术后拔管时间、1年生存率和移植肾1年存活率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在术后并发症方面,亲属肾移植组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发生率显着低于DCD肾移植组(P=0.003),而两组间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无显着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亲属肾移植组患者术后短期内肾功能恢复速度明显快于DCD肾移植组,亲属肾移植组患者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发生率显着低于DCD肾移植组,而在其他方面,DCD肾移植与亲属肾移植的术后情况无明显差异,是终末期肾病患者的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
王琳[4](2017)在《基于三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分析及生存质量评估》文中指出第一部分基于三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分析背景和目的早在1954年,美国医师Merrill进行了世界上首例活体亲属肾脏移植手术,器官移植手术迅速开展并在内科治疗学的带动下不断走向成熟。其中,肾移植手术因其理想的疗效和预后得到医学专家的青睐和广大患者的认可。在过去的30多年里,国内器官移植供体主要为亲属活体和尸体器官两大来源,以死囚器官捐献为主的尸体器官曾经是我国器官移植手术最主要的供体。2015年1月,我国政府全面禁止使用尸体器官,公民自愿器官捐献继而取代死囚尸体器官捐献;同时,亲属活体器官供体也成为器官供应的有效来源,极大地缓解了器官移植供体紧张的局面。在此之前的2011年5月,卫生部在多家定点医院启动了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的试点工作,极大地缓解了目前器官移植的供需矛盾。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控制型和非控制型两种,其肾移植短期和长期效果接近与其它类型的移植手术。但每年一定数量的肾移植术后患者因种种原因出现排斥反应、继发感染等多种并发症,致使术后人/肾存活率降低,进一步影响病人肾脏功能和身心健康。研究提示:群体反应抗体(PRA)>50%、排斥反应、非创伤性供者、重复移植手术等,诸多因素均可提高心死亡肾移植受者出现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和移植肾功能衰竭的机率。目前,慢性移植物功能减退的机制仍未完全明了,但异体免疫反应是公认的最主要的原因,分为免疫性和非免疫性两类。前者系供体抗原依赖的相关因素,如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错配、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较高的PRA水平或非特异性炎症反应;后者系脑死亡时间、缺血/再灌注损伤、供肾质量以及供者存在长期糖尿病、高血压病史等。我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尚处于起步阶段,开展时间较短、数量较少,同时缺乏大规模全面的针对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及术后不良事件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本研究收集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自2009年以来开展的包括上述三种不同供肾来源肾移植手术308例的临床资料,调查患者术后出现移植肾排斥反应、移植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的情况,并整理病人对应的临床资料包括血液生化、影像学、肾脏穿刺活检之病理表现等辅助检查资料,进行详细地临床疗效分析,同时比较三组患者术后肾功能恢复情况及不良事件发生率,分析不同时间节点影响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探讨不同供体来源的肾移植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原因,并对影响并发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为肾移植术后健康指导、病情监测及治疗改进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308例上述三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患者的一般资料及术后临床监测指标,包括:肾移植术后不同时间节点病人肾功能恢复情况、肾移植术后并发感染、死亡的比率;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统计量值均以?x±s表示(人/肾存活率除外),采取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检验、非条件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Cox多因素回归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了解三组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人/肾存活率,评价患者影像学检查与不同时间肾功能恢复之间的相关关系,探析影响患者和移植肾存活率的危险因素。结果1.研究人群基线资料2009.6.1——2014.12.31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共开展共开展肾移植手术308例,供肾来源如下:尸体供肾、亲属供肾例和心死亡供者(CIII类),平均年龄(37.93±19.47)岁,其中男性211人(68.51%),女性97人(31.49%),男女比例为1:0.46,失访20例,失访率6.49%,有效资料288例,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各组分别为182例、71例和35例,亲属供受关系分别为亲子(67.61%)、同胞(21.13%)和夫妻关系(11.26%),心死亡供者20例,年龄30.13±5.24岁,病因分别为颅脑外伤(55%)、脑卒中(40%)、和急性食物中毒(5%),心死亡供体来源肾手术比例逐年增加,由最初的8.45%升至53.66%。2.肾移植术后1个月内治疗效果在182例尸肾移植患者(A组)中,在术后1个月内180例(98.90%)患者存活,2例(1.10%)患者死亡,存活患者中29例(15.93%)未能完全恢复正常,7例(3.85%)需行血液透析治疗,术后28天151例肾功能完全恢复正常(82.97%);在71例尸肾移植患者(B组)中,在术后1个月内患者无死亡,2例曾发生移植肾延迟恢复,后全部脱离血液透析治疗,64例(90.14%)肾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在35例心死亡肾移植患者(C组)中,在术后1个月内34例(97.14%)患者存活,1例(2.86%)患者死亡,存活患者中29例(82.86%)完全恢复正常,2例(5.71%)需行血液透析治疗。三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对1个月内术后并发症两组进行比较:分别将A、B两组和B、C两组进行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亲属活体供肾移植术后1个月,患者肾功能恢复优于其它两组患者。3.肾移植术后1年内治疗效果在A组中,在术后1年内175例(96.15%)患者存活,7例患者死亡(3.85%),134例(73.63%)患者肾功能正常,41例(22.53%)患者出现移植肾功能不全,其中8例(4.40%)行血液透析治疗;在B组中,在术后1年内患者4例死亡,57例(80.28%)肾功能完全恢复正常,11例(15.49%)患者肾功能不全,其中2例(2.82%)行血液透析治疗;在C组中,在术后1年内34例(97.14%)患者存活,1例(2.86%)患者死亡,25例(71.43%)完全恢复正常,未出现血液透析病例,三组进行比较,无统计学差异(χ2=0.697P=0.404),分别将A、B两组和B、C两组进行组间比较时,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就远期并发症发病率而言,亲属活体供肾移植术后患者与其它两组接近。4.三组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患者各检测指标相关性比较三组患者术后1个月及1年CNI谷值及彩超血流指数、肾活检CADI评分,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线性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肾动脉的RI、PI与术后6个月、1年的e GFR呈负相关(P<0.05);环孢素谷浓度与Cs A-NT及其CADI无相关关系(P>0.05),提示Co A-NT的发生发展与环孢素谷浓度无相关性。5.三组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患者术后并发症分析A、B、C三组肾移植患者术后1月内常见并发症依次为:肺部感染(23.50%)、代谢综合征(21.91%)、急性排斥反应(16.73%),三组肾移植患者术后1年内常见并发症依次为:肺部感染(35.83%)、急性排斥反应(28.35%)、慢性性排斥反应(13.39%),三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既往存在糖尿病、急性排斥反应是患者继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对照组比,既往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发生继发感染的风险增加了1.842倍;既往存在急性排斥反应病史的患者,感染的风险增加2.367倍;而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为肺部感染的保护因素,即与没有使用上述患者相比,发生肺部感染的风险减少了43.5%(OR=0.435)。6.三组肾移植患者术后死亡相关分析将三组肾移植术后患者1个月内及术后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的人/肾存活率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慢性排斥和感染是移植肾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而肾移植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难以控制的感染和心脑血管疾病;进行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降低患者移植肾存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别是既往存在移植史、糖尿病、急性排斥反应、高血压、细菌感染和DGF(P<0.05);降低患者存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别是既往存在DGF、糖尿病、高血压、急性排斥反应和真菌感染(P<0.05)。结论心死亡供肾移植与传统尸体供肾移植和亲属活体供肾移植在人/肾存活、术后并发症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急性排斥反应、高血压、糖尿病、DGF、真菌感染是影响患者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第二部分基于三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生存质量评估背景和目的生存质量(quality of life,QOL),又称生活质量或生命质量,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发展到70年代末逐渐备受医学界关注。它是机体健康、社会关系、独立水平、个人信仰、心理状态等概念的反映,具有多维性、主观性和文化特异性。医学领域将生命质量的理论和医学实际相结合,研究疾病对生命质量造成的生理、心理及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在其中,广为应用的有WHO生活质量评定量表(WHOQOL-100)及简表(WHOQOL-BRIEF)、简明健康测量量表(MOS SF-36)、诺丁汉健康量表(NHP)和中华生存质量量表。其中,SF-36应用最为广泛,它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研制的简明健康调查问卷,从生理功能(physiological function,PF)、生理职能(role-physiea,RP)等8个维度全面概括了被调查者的生命质量。有研究认为免疫抑制药物的长期应用,昂贵的经济负担,对慢性排斥反应的担忧,对移植肾失功能的恐惧,长期反复的随诊复查,多种药物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以及家庭角色、社会适应的再调整等从躯体健康与功能、社会经济地位、心理、精神及家庭等各方面影响患者的生活满意度。HRQOL体系的建立和研究,作为评估疗效的指标之一,提示病人对结果的主观评价,体现了现代医学对人的价值更为全面的尊重和理解。肾移植患者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在手术前大多经历了长期的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常并发高血压、贫血、电解质代谢紊乱等病症,长期经历多种并发症的困扰和折磨。移植手术挽救了众多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患者肾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及肾存活率较高,人/肾1年存活率分别为95.6%/93.0%,5年存活率为87.5%/82%,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但随着术后时长的推移,肾移植患者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性的心理变化。在移植早期阶段患者感到欣慰、满足、乐观、重获新生的快乐感。而在肾移植手术初期恢复后,其对手术期望值过高,心理压力较重,易发生心理冲突和应激反应,同时面临终生服药、定期复查及病情复发等让诸多问题,又会变得沮丧、失望、烦躁、悲观等一系列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症状。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以及治疗和随访状态的适应,患者焦虑、抑郁症状逐渐减轻,后精神心理趋于稳定,与肾移植状态达成心理相容、整合过程[8]。据调查,焦虑和抑郁是肾移植患者术后较为常见的心理反应,焦虑发生率在17%-28%之间,抑郁的发生率在22%-41.4%之间。二者可造成患者心境烦躁,或坐立不宁、紧张担心、焦虑不安,或情绪消沉、自卑抑郁、闷闷不乐,甚至悲观厌世,严重者可有自残、自杀的企图或行为,部分转为慢性长期迁延不愈。这不仅影响正常的生存生活状态,也影响着患者的功能愈后。器官移植专业的医师对疾病治疗方法的选择和治疗效果的评价转向能反映病人生命质量及心理状态,协助肾移植状态患者摆脱焦虑、抑郁症状状态,保持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生活状态,从而顺利回归社会。我国传统器官移植来源为尸体、亲属捐献,尸体来源器官移植已于2015年在全国全面废止,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是扩大器官来源的有效途径,而如今肾移植术后患者为尸体、亲属捐献,尸体来源器官移植三种状态并存,学术界缺乏尸体供肾、亲属捐献、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三种不同器官来源肾移植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和心理状况比较分析,作为临床医师,不仅要关注这三类肾移植患者排斥反应的控制、并发症的处理、移植肾功能的维持,更应重视他们的生存质量和心理健康,如肾移植患者家庭关系、生产生活、包括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状态的变化。目前肾移植领域的研究集中在存活率、移植失败、急慢性排斥等的治疗方面,而针对肾移植术后患者生存质量与精神心理评估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应用SF-36简明健康测量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调查尸体供肾、亲属捐献及心死亡捐献供肾三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及精神心理状况,探寻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生理、心理、社会因素及公共卫生等相关因素,以便为肾移植患者实施切实有效的社会、人文及心理干预,为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对2015年1月-2015年12月在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复诊的肾移植患者,以非随机便利抽样的方法对其进行调查,对照组选择中国人健康人群常模及透析人群常模。在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取得患者知情同意情况下,实施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问卷由4部分组成:(1)一般资料问卷(自制):收集包括患者年龄、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年治疗费用、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及民政救助等;(2)肾移植专科情况问卷(自制):收集肾移植术后患者供肾来源、术前等待时长、术后时长、复诊情况、所经历的感染和排斥次数、免疫抑制方案、目前存在并发症、肾功能状态及移植相关住院次数等情况;(3)简明健康测量量表即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用于调查某种特定慢性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该量表含有36个条目,从8个维度测定被调查者的生存质量。在8个维度评分分基础上,可分别计算生理健康总分和心理健康总分;(4)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依照评分分无、轻度、中度、重度4个等级;结果1.研究人群基线资料2015.1.1——2015.12.31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肾移植门诊向前来复查的肾移植术后患者发放一般资料问卷、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肾移植专科情况问卷、焦虑自评表、抑郁自评表等调查问卷,共入选247份,年龄21-62岁,年龄(37.71±17.47)岁,其中男性156人(63.16%),女性91人(36.84%),男女比例为1:0.58。入选的患者中,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及心死亡捐献供肾来源的分别为92例(37.25%)、61例(24.70%)和94例(38.06%)。在三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中,除术后时间、免疫抑制方案存在统计学差异外(P<0.01),其它分类指标分布无统计学差异(P>0.05)。2.研究工具的信度分析重测人群中SF-36的躯体健康总评和精神健康总评的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0.81和0.77,而SAS及SDS的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0.79和0.76,均在0.75以上,提示各测量工具重测信度良好;用克隆巴赫(Ch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调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SF-36的躯体健康总评和精神健康总评两个维度的Ch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79和0.82,焦虑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76和0.73,提示各测量工具的内部各条目的一致性较好。3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评估分析3.1生存质量评定量表测评结果247例肾移植患者SF-36量表PF、RP、BP、GH、VT、SF、RE和MH等8个维度的评分分别为:81.9±14.2、54.7±15.9、82.7±9.5、50.5±10.4、53.7±11.3、59.8±12.2、68.2±13.5和67.9±10.7,其总评分为526.5±32.8,将其与健康人群常模、透析人群常模进行统计分析,三组总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将其与健康人群常模相比,肾移植患者总评分(526.5±32.8)低于健康人群常模(630.7±32.6),t=1.45,P<0.05,高于透析患者(322.1±39.9),t=3.91,P<0.05;同时,将肾移植患者SF-36生存质量量表八个维度评分分别与健康人群常模、透析患者进行组间两两比较,肾移植患者各维度评分低于健康人群常模(P<0.05或P<0.01),肾移植患者各维度评分高于透析患者(P<0.05或P<0.01)。将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三组患者SF-36量表评分分别为513.8±19.6、538.2±24.1和520.4±21.7,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将三组SF-36生命质量调查八个维度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组成生存质量的各个维度评分亦无统计学差异(P>0.05)3.2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分析经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性分析,所经历的排斥次数、是否规律复诊及肾功能状态三类因素对肾移植生理健康总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82、0.66和-0.54(P<0.05),肾功能状态、存在的并发症和年均治疗费用三类因素对肾移植心理健康总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62、-0.57和-0.54(P<0.05)。4.肾移植术后患者焦虑、抑郁评估分析4.1肾移植术后患者焦虑、抑郁评分结果肾移植患者SAS和SDS两个量表的评分分别为:43.35±10.01和45.55±9.72,肾移植患者SAS和SDS评分高于健康人群常模(P<0.05);焦虑总检出率18.62%(46/247),焦虑总检出率16.19%(40/247)。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各组患者焦虑检出率分别为20.65%、17.39%和18.09%,抑郁检出率分别为14.13%、11.48%和13.83%,三组焦虑及抑郁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行焦虑及抑郁患者严重程度的比较,其病情分布状况无统计学差异(P>0.05)。4.2肾移植术后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影响因素分析经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性分析,所经历的排斥次数、存在的并发症及肾功能状态三类因素对肾移植患者焦虑评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73、0.61和0.59(P<0.05);存在的并发症、肾功能状态和所经历的排斥次数三类因素对肾移植患者抑郁评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73、0.70和0.56(P<0.05)。5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与焦虑、抑郁状态的关系SAS得分与生存质量维度中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得分呈负相关(P<0.01),其r值分别为-0.32、-0.41、-0.37和-0.44,提示抑郁情绪与生存质量中的心理健康关系密切;SDS得分与生存质量维度中活力(VT)、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得分呈负相关(P<0.01),其r值分别为-0.39、-0.41、-0.27和-0.46,提示抑郁情绪与生存质量中的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相关关系。焦虑具有较大的负向预测作用,解释了9.3%的生存质量变异,抑郁对生存质量也有显着着的负向预测作用,解释了7.7%的生存质量变异。结论将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三组患者进行生存质量分析比较,三组患者无明显差异;所经历的排斥次数、是否规律复诊及肾功能状态三类因素对肾移植生理健康总分影响较大。
王彪[5](2017)在《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中期生活质量调查分析》文中提出目的:调查研究亲属活体肾移植供肾术后供体的生活质量状况,为进一步对患者进行临床干预与健康指导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抽样方法为便利抽样。选择自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在我院接受肾移植手术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活体肾移植供体30例,对照组选择中国人常模。在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取得患者知情同意情况下,以电话联系、来院复诊等方式进行调查及资料收集。调查、收集资料时间为2013年6月至2016年12月,调查内容包括血肌酐、尿蛋白及血压测定及问卷调查,问卷由2部分组成:(1)自制一般情况问卷:收集患者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状况、文化程度、与受体关系、能否医疗保险报销、是否后悔捐肾、术后切口愈合情况等信息。(2)一般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采用国际最权威的生活质量测量工具,用于测量患者生活质量。有效应答率为100%。对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软件包处理,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等。结果:1.术后随访3年期间各时间段供体肌酐较术前相比增高,差异有显着统计学意义(P<0.01),但术后随访3年期间,各时间段肌酐值仅略高于正常值上限,没有患者出现肾功能不全,且术后3年较术后7天肌酐相比有所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27<0.05)。供体术后中期尿蛋白阴性,供体术后中期血压较术前无明显变化(P>0.05)。2.术后半年供体SF-36得分与普通人群比较,心理健康评分大于普通人群(P<0.05)。机体疼痛评分低于普通人群(P<0.05)。其他6项评分供体与普通人群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3年供体SF-36得分与普通人群比较,心理健康评分大于普通人群(P<0.05)。机体疼痛评分与普通人群相比没有差异(P>0.05)。其余6项评分供体与普通人群比较仍然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3.术后3年供体SF-36得分按性别、年龄进行分组分析,男性与女性比较,除躯体功能外,其余各项得分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年龄在50岁以下的供体与年龄在50岁以上(包括50岁)的供体相比,50岁以下的供体各项得分均高于50岁以上的供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捐献一侧肾脏后,虽然血肌酐较术前上升,但中期肌酐值仅略高于正常值,未见持续上升,肾功能稳定。尿蛋白阴性、血压较术前无明显变化。2.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后中期生活质量总分与普通人群无差异。3.在SF-36心理健康的生活质量类别中,供体的得分高于普通人群。
金宗兰,廖贵益,杨巧兰,陈萍萍,徐雨辰,申振[6](2016)在《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后生活质量及心理状况随访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探讨亲属活体肾移植供肾切取术对供体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随访调查我科2013年1月-2015年6月行亲属活体肾移植供肾切取术74例供者,随访时间为636个月。使用SF-36健康调查简表调查供体术后生活质量;同时使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SAS、SDS)调查供体术后心理状况。结果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后6个月比术后3个月生活质量得分高,各维度比较P<0.05;部分供体术后3个月存在焦虑心理状态,供体术后3个月SAS、SDS评分比术后6个月评分高(P<0.05),术后3个月SF-36各维度与焦虑、抑郁得分呈负相关(P<0.05),术后6个月焦虑得分与生理机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维度呈负相关(P<0.05),抑郁得分与生理机能、情感职能呈负相关(P<0.05)。结论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后生活质量与其焦虑抑郁心理状况呈负相关,促进供体术后快速康复,给予有效的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是提高其生活质量的关键。
申振,金宗兰[7](2016)在《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的心理状况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说明亲属活体肾移植发展迅速,关于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的心理学研究也是近年来学者的关注重点。亲属肾移植供体在围手术期易发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性别失衡、年龄、经济条件、婚姻、家庭状况和供体对医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可能会干预到亲属肾移植供体的心理状况。针对不同亲属肾移植供体的不同状况,制定个性化的心理干预措施,是现阶段肾移植心理治疗工作的重点。
申振[8](2016)在《治疗性沟通系统对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前心理干预的效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 了解亲属肾移植供体人口学资料、婚姻及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及个人状况,了解其影响亲属肾移植供体术前抑郁及焦虑的因素,探讨治疗性沟通系统干预对亲属肾移植供体抑郁及焦虑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安徽省立医院两所医院行肾移植手术的亲属活体肾移植的供体为研究对象,剔除不愿配合调查及不完整问卷者,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完成资料收集。以填写评定量表选出焦虑或抑郁的供体作为干预对象,通过术前一段时间的常规护理+治疗性沟通进行干预,术前1-2天再次填写评定量表(即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治疗性沟通系统对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前焦虑或抑郁的干预效果。具体干预措施如下: (1)常规护理(2)治疗性沟通系统:根据干预对象的具体情况及干预效果确定干预次数,一般3-4次,每次30min~1h。干预步骤如下:第一次:关系性沟通:以关系沟通为主,即与供体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了解供体的一般资料及社会文化背景。自我介绍是其责任护师,简单了解其工作、学习、生活、家庭收入、与受体关系等情况。第二次:评估性沟通:以内容沟通为主,通过深入访谈对供体的一般情况,重要脏器功能及社会支持度、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进行进一步评估性沟通。第三次:治疗性沟通:以内容沟通为主,通过了解供体有焦虑、抑郁、恐惧、紧张、担心、期待等心理问题。针对每项心理问题进行具体心理干预(主要是前两个心理问题)。沟通时责任护士以和蔼可亲的态度,温和的语调,通俗易懂的语言针对供体担心的问题给予耐心细致的心理疏导。分别在干预前供体术前填写一般信息量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干预后供体术前1-2天再次填写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结果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对象为110名,剔除不愿配合调查及不完整问卷者18名,共有92例患者完成调查。在干预前抑郁及焦虑组与干预前无抑郁及焦虑组的对比中:两组间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9,P>0.05),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5,P>0.05),家庭所在地差异无统计学差异(χ2=0.40,P>0.05),与受体的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32,P<0.05),主要照顾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8.23,P<0.05),婚姻状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43,P>0.05),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8,P>0.05),家庭人均月收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00,P<0.05),文化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7.59,P>0.05),术前对肾移植的了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65,P<0.05),工作状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55,P>0.05)。治疗性系统干预前焦虑供体平均得分58.38±4.19分,干预后为43.15+3.61分,两组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58.29,P<0.0001)。治疗性系统干预前抑郁供体平均得分58.91+5.53分,干预后为45.00±4.16分,两组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37.37,P<0.0001)。结论1.亲属照顾者的多少、家庭人均收入情况、担心供受者术后的康复及术前对肾移植的了解程度等对亲属肾移植供体术前抑郁及焦虑的发生有影响;2.治疗性沟通系统干预可以显着改善亲属肾移植供体的抑郁及焦虑状态。
沈玉敬[9](2016)在《活体肾移植供体安全性随访》文中指出目的:探讨新疆地区活体肾移植供肾切除术后对供体安全性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4年8月至2015年1月143例活体肾移植供者的临床资料,提取供肾术前,术后3d、7d、1个月、3个月、6个月、术后1年、术后3年时供者的血肌酐、肾小球滤过率(GFR)、尿酸、血压等数据,了解供肾切除对供体肾功能的影响;并与供者进行沟通了解其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结果:活体供者术前,术后3d、7d、1个月、3个月时血肌酐分别为(64.2±15.7)、(101.8±24.6)、(89.3±15.5)、(90.3±21.4)、(85.7±17.8)umol/L;肾小球滤过率(GFR)分别为(112.3±21.6)、(76.8±19.4)、(72.1±16.2)、(69.5±17.7)、(74.6±12.4)ml/min;术后与术前相比上述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供体在供肾术后3天、1周时供体的血压有轻度下降较术前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收缩压下降明显,术后3天、1周时收缩压分别为:119.8±13.2mmHg,115.3±11.8mmHg;舒张压分别为73.2±10.3mm Hg,71.9±9.2mmHg较术前有轻度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均在正常范围内。术后1月时血压水平与术前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随访期间所有供体家庭生活和日常工作均未受到影响。结论:活体肾移植供肾切除术早期影响供体肾小球滤过率,临床需关注肾功能长期影响。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后生活质量较好。
邸学松[10](2015)在《夫妻间活体供肾移植疗效观察》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夫妻间活体供肾移植临床疗效观察]方法:2005年1月-2012年1月我中心共完成亲属活体肾移植177例,其中夫妻供肾17例(9.6%)为Ⅰ组,选取非夫妻活体供肾者(血缘供肾)25例(14.1%)为Ⅱ组。本组受者纳入表准:(1)与供体有相关遗传关系,供体为父母或兄弟姐妹;(2)接受血液透析时间与Ⅰ组受者相近;(3)相同时间段首次接受肾移植;(4)术中及术后免疫抑制剂应用方案与Ⅰ组受者相同;(5)接受肾移植时年龄为25~50岁。两组手术均由同一组手术医师完成。供肾开放手术获取。术后采用环孢素A或他克莫司为主的三联免疫抑制方案。分析两组术前血透析时间,HLA错配率程度,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状况、各种并发症发生率,观察两组临床疗效。数据通过19版SPSS进行处理,所有数据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应用差异性检验(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两组受体术前血液透析时间Ⅰ组33±21.7,Ⅱ组37.3±26.8(p>0.05),无统计学差异。术前HLA平均错配率Ⅰ组1.17±2.2,Ⅱ组0.6±1.1(p<0.05)存在统计学差异。所有供体顺利渡过手术期,按期出院,恢复正常工作与生活。两组受体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状况、并发症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1年夫妻供肾组人/肾存活率100%,血缘供肾组人/肾存活率9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3年夫妻供肾组人/肾存活率94%,血缘供肾组人/肾存活率92%(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夫妻供肾移植效果与血缘供肾移植相当,可以缓解目前供肾来源紧缺局面。
二、17例亲属肾供体生活质量随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7例亲属肾供体生活质量随访(论文提纲范文)
(1)亲属肾移植供受者预后及风险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 亲属供肾获取后供者预后及风险 |
1.1 死亡风险: |
1.2终末期肾病发生: |
1.3 生活质量: |
2 亲属肾移植受者手术预后及风险 |
2.1移植时机: |
2.2 捐献来源: |
2.3 感染: |
3 不相容亲属肾移植手术预后及风险 |
3.1 ABO血型不相容亲属肾移植预后及风险: |
3.2 HLA不相容亲属肾移植预后及风险: |
4 结论 |
(2)夫妻间活体供肾肾移植临床疗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注释表 |
第1章 绪论 |
第2章 综述 |
2.1 活体肾移植的优点 |
2.2 活体肾移植的供体选择 |
2.3 夫妻间肾移植 |
2.4 夫妻间肾移植临床效果 |
2.5 夫妻间肾移植伦理研究 |
2.6 夫妻间肾移植中的其他类型 |
2.6.1 老年夫妻间肾移植 |
2.6.2 ABO血型不合的夫妻间肾移植 |
第3章 资料与方法 |
3.1 研究对象 |
3.2 研究指标 |
3.3 免疫抑制剂方案 |
3.4 统计学方法 |
第4章 结果 |
4.1 供者一般资料比较 |
4.2 受者一般资料比较 |
4.3 供受者匹配情况比较 |
4.4 受者存活率与移植肾存活率比较 |
4.5 受者术后血肌酐比较 |
4.6 受者术后急性排斥发生率比较 |
4.7 受者术后血肌酐影响因素分析 |
第5章 讨论 |
第6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脏移植与活体亲属肾脏移植术后临床比较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符号说明 |
前言 |
资料与方法 |
结果 |
讨论 |
结论 |
附图表 |
参考文献 |
综述 肾移植术后并发症及处理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基于三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分析及生存质量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主要英文缩写词索引 |
引言 |
第一部分 基于三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分析 |
1.前言 |
2.对象与方法 |
3. 结果 |
4. 讨论 |
5. 小结 |
6.参考文献 |
第二部分 基于三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生存质量评估 |
1 前言 |
2 资料与方法 |
3. 结果 |
4. 讨论 |
5. 小结 |
6.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工作成果 |
致谢 |
(5)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中期生活质量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专业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结果 |
讨论 |
结论 |
本研究不足之处 |
论文参考文献 |
综述 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后随访进展 |
综述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致谢 |
(6)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后生活质量及心理状况随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 资料与方法 |
1.1 一般资料 |
1.2 方法 |
1.2.1 随访方法 |
1.2.2 研究工具 |
1.3 统计学方法 |
2 结果 |
2.1 术后3个月、6个月SF-36各维度平均分及配对t检验分析 |
2.2 供体术后3个月、6个月心理状况比较 |
2.3 术后3个月、6个月供体生活质量与心理状况相关性分析 |
3 讨论 |
3.1 供体术后生活质量及心理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
3.2 供体术后生活状况 |
3.3 社会支持可以提高供体生活质量 |
(8)治疗性沟通系统对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前心理干预的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英文缩略词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引言 |
2 对象与方法 |
3 结果 |
4 讨论 |
5 结论 |
6 局限性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综述 |
参考文献 |
(9)活体肾移植供体安全性随访(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研究对象 |
2.研究内容 |
2.1 供体术前一般资料 |
2.2 供体的入选标准 |
2.3 供体的术前评估 |
2.4 供肾的手术情况 |
2.5 供体的临床资料收集 |
2.6 供体的术后随访 |
2.7 问卷表的制定 |
3.诊断标准 |
3.1 慢性肾脏病的诊断标准 |
3.2 高血压诊断标准 |
3.3 高尿酸血症诊断标准 |
3.4 代谢综合征 |
3.5 肥胖 |
4.质量控制 |
5.统计学处理 |
结果 |
讨论 |
小结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导师评阅表 |
(10)夫妻间活体供肾移植疗效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专业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资料与方法 |
1. 供受者一般资料 |
2. 方法 |
结果 |
讨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亲属活体肾移植研究进展 |
综述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致谢 |
四、17例亲属肾供体生活质量随访(论文参考文献)
- [1]亲属肾移植供受者预后及风险分析[J]. 曾宪鹏,夏秋翔,李汉英,刘静,李恒,王振迪.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21(06)
- [2]夫妻间活体供肾肾移植临床疗效分析[D]. 任翔. 吉林大学, 2020(08)
- [3]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脏移植与活体亲属肾脏移植术后临床比较与分析[D]. 徐世豪. 山东大学, 2019(09)
- [4]基于三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分析及生存质量评估[D]. 王琳. 郑州大学, 2017(05)
- [5]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中期生活质量调查分析[D]. 王彪. 昆明医科大学, 2017(02)
- [6]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后生活质量及心理状况随访研究[J]. 金宗兰,廖贵益,杨巧兰,陈萍萍,徐雨辰,申振. 护士进修杂志, 2016(19)
- [7]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的心理状况研究进展[J]. 申振,金宗兰.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6(10)
- [8]治疗性沟通系统对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术前心理干预的效果研究[D]. 申振. 安徽医科大学, 2016(02)
- [9]活体肾移植供体安全性随访[D]. 沈玉敬. 新疆医科大学, 2016(04)
- [10]夫妻间活体供肾移植疗效观察[D]. 邸学松. 昆明医科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