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纪检监察的思考

一、对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纪检监察工作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段小娟^[1]（2021）在《武胜县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

马静^[2]（2021）在《基于监管视域下的四川省A市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梅士伟^[3]（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张丽丽^[4]（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把强化政治纪律作为纪律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以此带动其他各项纪律严起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时代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必须重点强化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把讲政治守规矩贯穿于管党治党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本文以“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为研究对象,以政治纪律建设的运行环节为主要线索,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三个层面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纪律建设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并根据当前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加强的基本路径。本研究由引言、正文和结语组成,具体内容包括:引言部分主要围绕“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逻辑理路,阐述了开展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研究的问题缘起,系统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现状,探讨了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重难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与不足,为开展本研究奠定重要基础。第一章是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相关基础性问题概述。从概念界定入手,对党的政治纪律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深入分析政治纪律与其他各项纪律之间的关系,把握政治纪律的基本内涵,论述了其对于维护和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政治生活规范有序、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贯彻落实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内在包含着政治纪律法规体系制定与完善、政治纪律教育、政治纪律执行和政治纪律监督等四大运行环节。其中,制定完善政治纪律法规体系是起始环节,确保“有纪可依”;政治纪律教育是基础环节,确保“知纪懂纪”;政治纪律执行是关键环节,确保“执纪必严”;政治纪律监督是重要保障,确保“违纪必究”,四大环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第二章是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理论是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理论渊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纪律建设理论是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直接理论基础。第三章是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历史演进。以党的发展历程和党开展政治纪律建设的实践为依据,系统梳理党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历史演进过程,将其划分为起步与探索、发展与曲折、重新恢复与科学推进三个发展阶段。深刻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党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把握发展过程中深刻变化与相对稳定的交织与共进,总结其发展演进的特点与规律。第四章是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现状分析。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准确把握政治纪律建设的现实状况,明确其目前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得了哪些成就,直面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深刻探析其原因。从成就来讲,党的政治纪律法规数量增多、体系性增强;政治纪律教育效果初显;政治纪律在管党治党中作用彰显;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助推政治纪律监督落实。从问题来看,尚未形成科学、完备的政治纪律体系;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意识仍然比较薄弱;政治纪律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问题依然存在;政治纪律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政治纪律建设动力不足、实施不力,政治纪律建设系统性、协调性不够,党内外生态环境的冲击是导致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第五章是新时代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基本路径。采用建构主义的逻辑思路,从原则遵循、实践要求、具体举措等方面构建政治纪律建设的基本路径。具体来说,坚持政治性、凸显人民立场、突出问题导向是政治纪律建设的原则遵循;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整体推进与重点建设、“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的有机统一是政治纪律建设的实践要求;以党章、党内法规体系为基础加强政治纪律体系建设,以教育理念、方法、内容及机制创新落实政治纪律教育效果,以执纪工作机制、监督问责体制机制强化政治纪律实施,从政商关系、党性修养等方面优化政治纪律建设生态环境,是政治纪律建设的具体举措。结语部分主要对新时代党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提出本研究关于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结论与存在的不足,并指出本研究今后需要进一步探究和深化的方面。

刘森,张书维,侯玉洁^[5]（2020）在《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文中研究说明根据国家对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最新要求,解读当前"三教"改革对于职教教育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以3D打印技术专业为切入点,深层次分析3D打印技术专业在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对"三教"改革的一些具体方案可行性和实际效果进行了探讨。

宋业臻^[6]（2020）在《腐败犯罪思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主要体现在我国腐败现象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形成腐败现象成因的复杂性上。采用腐败的主观测量方法、客观测量方法并引入传染病学的传播动力学模型,计算、估计十八大之后,我国腐败与反腐败发展趋势的“三高悖论”现象,对腐败现象的查处力度高、查处绩效高以及个别地区和行业系统性腐败发生风险高。在“牛顿——实证主义”范式指导下的“方法论中心主义”心理学研究,由于缺失“本体论问题”,个体层面解释腐败现象时,难以形成与政治社会环境层面的呼应,故在解释系统性腐败成因方面面临宏观政治社会层面解释与微观个人层面解释的“两层隔离”困局。为了破解“三高悖论”之谜,突破“两层隔离”困境,本研究在吸纳心理学前沿理论的基础上,重塑了犯罪思维概念,采用“整体关联主义”范式指导下的质性量化混合研究方法的“探索式”、“解释式”与“嵌入式”设计,分别得出了以“权力”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权力型”、以“风险”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风险型”、以“利益是否合理”为核心概念进行推理与决策的“利益合理性”型腐败犯罪思维三类型模型。从政治社会背景与个体差异性两层结合的角度分析,“功能性分权”背景下的“结构赋权”与“关系赋权”生成了“权力的心理效应”,进而塑造了“权力型”腐败犯罪思维,“心理补偿”机制与“时代性焦虑”构成了“权力型”腐败犯罪思维的生成动力。“政治资源经营化”的多重运作机制与“重监督、轻制约”权力安排、“运动式廉政治理”塑造了“环境风险信息线索”加工机制,进而塑造了“风险型”腐败犯罪思维,“公平交易”、“上级庇护”的风险信息线索加工机制,与“相对随机”结构、体制结构组织化的腐败网络形态与政治资源经营化交易机制互相对应。社会转型造成的多元价值混合、“道德价值一元论”、“常识理性”推理机制与社会关系网络的耦合系统塑造了“利益合理性型”腐败犯罪思维,“合理”的腐败犯罪思维与腐败网络共同组成了利益交换的信任机制。在揭示出腐败犯罪思维的三类型理论及其多层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其特征、成因与前沿科技成果,提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技术支撑建议。在“不敢腐”层次上,应当加强“执法威慑”与“技术威慑”,改变腐败分子的腐败决策衡量标准;在“不能腐”层次上,应当借助信息公开平台与协同办公系统断绝腐败分子的腐败机会;在“不想腐”层次上,应当从源头上通过先进技术辅助杜绝“带病提拔”,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党员干部心理健康、心理平衡的辅助配套措施。

刘东红^[7]（2019）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国家监察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监察委员会的组建,紧随其后的2018年修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实施,我国原有的监察权力出现了结构性的变革。原本分散在党和国家不同部门职权中的纪检监督、行政监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等监察性权力被重构、整合为由监察委员会统一行使的监察权,从而实现对全部公权力、公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针对这一现象,学界围绕监察权的属性和内容、配置和运行、制约和监督等各个重要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涵盖法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关于监察权相关问题的讨论和厘清,应当放置到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及由其统一行使的监察权,是监察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产物,而监察体制改革则是国家权力机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在的一项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要目标,这必然要求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优化。监察权的构建及其对原本分散的监察性权力的整合,本身也直接体现出国家权力结构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调整完善。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诞生的中国国家监察权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正义和质疑,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创新与既有理论的紧张关系。既有的三权分立理论是无法承载制度变革所带来的认识革新,提出认识国家监察权的属性应当基于我国历史、现实国情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得出国家监察权是一项独立的、复合的和专门的国家权力,也就是说它不是简单的行政权或司法权。因此,只有在国家权力结构的理论大框架中,才能够准确地在制度伦理学上对监察权的属性、定位、功能等问题进行正本清源,从动态和静态两个维度对监察权进行论证,针对监察权运行中的风险把控、人权保障和法法衔接等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完善监察体制改革的宏观路径和微观路径进行合理展望。故此,本文首先在第一章对监察权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通过分析监察权的概念可知,无论何种形态的监察权都绝非一般的监督权,而是专属于国家的一项公权力。国家权力结构是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以及配置,它以实现国家职能为目标。国家权力结构包含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国家权力结构是国家权力分化演进的结果,涉及到对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不同属性的国家权力之配置和相互关系的构建,而关于监察权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横向国家权力结构的范畴中。国家的权力结构是一个整体运作系统,故而需要系统的各个部门分工协作、彼此配合、各司其职,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权力运行体系,从而防止因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和扩张性所产生的权力异化,满足国家权力来源的需要。因此,监察权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必要构成要素。同时,监察权的属性、定位和配置,在根本上受到国家权力结构的决定。不同的国家权力结构产生不同的权力行为及其结果,不同时空的权力监督制度经过不同的发展演变后,既体现出不同的国家权力结构对于权力监督制度属性、地位、权能的要求,同时也体现出权力监督制度对于不同的国家权力结构需求的回应。通过对中外国家权力结构和监察权变迁的历史分析可知,当代西方的监察权制度主要基于“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结构,而新中国的监察权制度的变迁始终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的框架下进行不断的体制性调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及其在新时代的改革与优化,应作为考察中国当前监察权的基本出发点。第二章基于国家权力结构优化与监察体制改革这一背景对监察权属性、功能、定位等本体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在于实现权力的效益化和有序化。当代中国监察权体制改革与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导向紧密相连,因此,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在形式特征、功能取向和长远要求上,必然需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需求,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制。因此,就其属性而言,监察权应当作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的“第四权”1,通过对这一权力的集中统一行使,实现权力运行廉能善治,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保障机制。从权力功能的角度来看,监察权具有监督、调查、处置三项权能,以权力监督为根本功能定位。其功能发挥主要体现为,通过腐败惩治遏制权力寻租,通过监督检查保障权力合法行使,通过预防腐败实现德行治理。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权力结构,作为行使独立“第四权”的监察权,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关系主要体现为“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与行政权的关系则是“不受干涉、相互配合”,与司法权的关系则表现为“分工、配合和相互制约”。第三章对监察权的运行机制进行探讨。受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和监察权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监察权既担负着治理腐败、规制权力的政策性目标,同时也关涉实现正义、保障人权的多重价值,因此监察权应对统合多元目标下的不同价值,进行具体的制度构建,实现监察权的内部运行与外部衔接的有序性、规范性。就监察权运行的价值取向而言,应当实现监察权依法监督与配合制约、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监察效能与人权保障的多元价值的平衡,而实现多元平衡的前提则是监察权本身的合理配置。就监察权运行的实践路径而言,权力结构失衡、被调查人权益受侵犯、冤假错案频发以及选择性监察是监察权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应对这些风险,需要贯彻程序正当原则、比例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风险化解的法治建构。就监察权运行中的外部衔接问题而言,主要涉及到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耦合,应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下,完善监察权与司法权之间在管辖制度、证据制度和案件移送制度的衔接制度,理顺“监察全覆盖”与“审判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第四章研究如何对监察权进行相应规制。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的一部分,监察权并非凌驾在其他权力之上,其本身也必然应受到制约和监督。加强对监察权的监督既是促进监察机关发挥监察效能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环节,更是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的必然选择。加强对监察权的规制,应当以法律为依据,在确保监察权有效行使的前提下实现权责一致。对监察权的监督,应在内部控权和外部监督两个维度上,构建一个体系完善、主体多元、层次分明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应将内部的制度设计作为规制监察权的重心,只有构筑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监察权不被滥用。在内部控权中,进一步明确监察机关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的分工与制约,建立案件风险管理、办案责任制等相应的风险化解机制,同时强化监察机关纵向的制约与监督是主要途径。在外部控权中,应当注重发挥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作用,同时完善司法机关在程序和实体上对监察机关的制约监督作用,强化社会力量的监督。第五章则从国家监察体制优化路径展开讨论。国家权力结构优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并且,关于监察权的研究也是一个极具实践性的问题,当下的监察体制改革仍然在不断地探索和深化的过程中。从完善监察权的方法论上看,应当处理好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在不违反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区分重大改革与中小改革,有序开展相应的监察体制改革的地方性探索实践。在完善监察权的宏观路径方面,应当立足于本土的制度环境,完善监察法治环境的构建,重点解决监察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改、废、释问题,推动监察法治从“基本形成到走向完善”、“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转换与变革。从微观路径来看,构建促进监察权公正高效运行的监察组织结构、完善纪检派驻与巡视制度、完善“合署办公”模式、注重军队和武警部队监察制度的建设和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成为了未来完善监察体制的主要发展方向。

张静宜^[8]（2019）在《加强新时期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部分,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是国有企业健康平稳发展的保证,也是国有企业“大监督体系”的重要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有着长足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执纪水平不断提升。然而,十八以来反腐败数据表明,国有企业仍然是腐败发生的高发领域;中央巡视国有企业时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党建弱化、“四风”、选人用人、利益输送等多方面的问题,可见国有企业党建和纪检监察工作必须大力加强。新时期纪检监察工作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如何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调查、处置”的职能,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和反腐败斗争,让国家长治久安,是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改革面临着国家纪检监察工作形势的改变、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要求,涵盖的问题更加复杂等情况。因此,加强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系统性、全局性研究意义重大。本文聚焦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分析了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主要职责和任务,阐述了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大意义,指明纪检监察工作是国有企业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具有约束和监督作用。选择改革开放40年,总结给出了国有企业纪监察工作现状,认为在长期实践中国有企业摸索了一套区别于行政和党纪的一套机制与体制,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有比较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多方面问题。通过现状和新时代背景分析,梳理了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出发,系统性地开展了加强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研究。首先从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意识淡薄、制度机制不健全两个方面,指出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并从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定位、管理体制、纪检监察队伍及企业内部机构协调等四个角度,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就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改革方向及重点、深化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措施提出了自己的对策性建议。改革的发力点包括:完善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建立廉政风险防控体系,以及加强国有企业廉政文化建设。本研究成果可为新时期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白立士^[9]（2019）在《我国高校权力制约及其法律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高校权力滥用的症结在于权力配置、运行的制度体系不足以满足现实的需要,该制度结构过分依赖权力监督,影响了高校权力的公正、效率,以致偏离其内在目的。本文通过对高校权力本质属性的理论考察,根据权力运行与制约理论,以法治化的思路提出运用权力与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来实现高校权力的规范化与合目的性。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权利。高校权力应当旨在保障学术共同体权利的良性发展。本文从高校权力的本质出发,试图为我国高校的权力制约机制绘制一个理想图景。高校权力应服务于高校自主、学术自由,以教授治学、学生自主、行政辅助为目标。各方主体的权利都应当保障,具体来说:应当维护学术权威,确保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教授独立运用学术权力;学生应该处于高校中心位置,变单纯的被管理者为权利得到充分尊重的被服务对象;高校行政权力是服务学术生产、创新的辅助力量,并与学术权力形成有效制约。要实现高校权力的内在目的,需要将之纳入法治轨道,严格尊重各方权利,鼓励师生积极维护自身权利,合理配置高校内、外部权力,从而实现高校权力的有效制约。完善相关规则要立足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入研究。通过考察现实权力结构和典型腐败案例可知,我国高校权力的法制规范有其历史演化路径,带有国家权力建构的明显特征。当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党委、行政由上级任命导致了防止权力滥用的监督逻辑。虽然受市场、社会和司法影响,高校与政府的外部关系是根本性的,并影响其内部权力关系。党委、校长的职权理应是决策、执行的关系,但二者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党委、校长的权力处于绝对优势,普通师生员工的权力、本身也亟需规范的学术权力相对弱小。虽然与政府机构、权力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但高校学者共同体的本质使其权力滥用有着自身的特点:追求真理和科层官僚机构的伦理交织;研究高深学问、市场运作并存;侵犯财产利益和学生人身利益同在。多种因素并存、交织的特点增强了规制高校权力的难度和复杂性。在我国社会剧变、价值迷失、规则淡薄和“潜规则”滥觞的大背景下,权力结构及运行困境有着复杂的制度根源,比如高校自主权缺位,对外依附政府,对内权力呈现一元化;权力结构错乱、类型混杂,加之规则碎片化,权责不明,缺乏协调性、操作性。在分别对高校权力的应然与实然进行分析之后,自然需要考虑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现实距离。一般的规范分析更具有普遍性、借鉴性,需要从我国政治、文化实际出发,才能建构真正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机制本身具有现实性、创新性与契合性,体现各权力主体的博弈过程,是高校中真正鲜活的规则。在高校内部,要合理配置权力,保障学术自由,规范学术评价,建立人文批判的教育机制和公开理性的权力运行机制;在外部,加强制度建设促使高校与政府以及高校内部各权力关系法制化,维护高校自主权,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建立权威、高效的冲突解决机制。

楚帅^[10]（2018）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其纳入到党的建设体系之中。纪律建设的重中之重在于维护纪律的严肃性,使党的纪律能够真正成为悬在全体党员和党组织头上的达摩斯利之剑。在此大背景下,纪律检查体制有了重大改革,纪律检查制度得到显着完善。围绕着如何提升纪律检查制度的运行绩效,使纪律检查制度的建设能够符合全面从严治党和纪律建设的现实需要,学者们在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方面都进行了许多研究。本文在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的基础上,对建国以来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仔细的梳理与分析,总结出建国以来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建国以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建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基本思想为理论基石,吸收、借鉴中国行政监察思想的合理成份和国外政党纪律监察理论的有益成果,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党情的纪律检查制度。建国初期,党先后成立了专门负责维护党的纪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并以条文的方式明确了二者的职权和任务,规定了二者的产生方式和领导体制,完成了执政条件下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举步与构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建设首先是呈现出曲折发展的态势,虽然完成了对纪律检查双重领导体制的初步探索,加强了纪检信访制度建设,并确立了纪检派驻制度,但由于纪律检查工作中受“左”倾思想严重影响,党政双轨监察制度最后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是使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受到严重冲击,甚至丧失了在党内的合法地位,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改革开放后,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建设迈入正轨,工作方式从“运动式”的整顿党纪逐渐转移到依靠制度建设维护党纪,纪律检查制度建设得以重建和强化,具体表现在加强党的纪律检查系统组织建设;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提升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制度化水平;明确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职责定位。党的十八之后,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作为管党治党重要支撑的纪律检查制度,实现了新的突破和完善。首先是领导体制、纪检组织、纪检监督方式的深入改革和整体优化,使纪律检查体制的运行更加平稳协调,同时设立监察委员会,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其次通过补足纪律检查程序的党内法规来扎牢党内法规的“笼子”,竖立监督执纪的“尺子”和打造违纪问责的“板子”;最后是强化纪律检查机关的功能发挥,通过厘清纪委的职责定位,使之聚焦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中心任务,履行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任务中的使命担当,同时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不断加强职权约束,严防党内监督“灯下黑”。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持之以恒强化党内监督提供了历史经验。在此后的纪律检查制度建设中要继续强化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与时俱进完善党内法规,巩固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基础,进一步发挥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问责的专责作用,加强纪检干部建设,同时着力于制度落实,使有效的执行成为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生命。

二、对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纪检监察工作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纪检监察工作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3）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6）腐败犯罪思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国家监察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加强新时期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高校权力制约及其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纪检监察工作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武胜县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段小娟. 西南大学, 2021
• [2]基于监管视域下的四川省A市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马静. 四川大学, 2021
• [3]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研究[D]. 张丽丽.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J]. 刘森,张书维,侯玉洁. 数码世界, 2020(04)
• [6]腐败犯罪思维研究[D]. 宋业臻.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7]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国家监察权研究[D]. 刘东红.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8]加强新时期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研究[D]. 张静宜.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2019(02)
• [9]我国高校权力制约及其法律机制研究[D]. 白立士.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10]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历史考察[D]. 楚帅.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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