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挥货币政策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姜旭[1]（2021）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文中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领域的最新实践,也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剧了经济与金融领域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而这对宏观经济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想要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从而实现诸多宏观调控目标,尚面临着政策传导机制梗阻、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足、利率政策实施空间有限、金融体系发展有待完善、信贷错配与“脱实向虚”现象普遍、资产价格与全社会杠杆率高企、结构性通胀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存等一系列困难。这些困难既包括货币政策体系的自身问题,也包括复杂经济环境所带来的现实困难,同时又涉及经济转轨与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新挑战。三者彼此关联、相互促进,但究其根本,上述问题均是在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等维度上所显现出的各类结构性矛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陆续设计和实施了一系列以定向降准、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定向借贷便利（TMLF）、定向再贷款等为代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其广泛运用与日益凸显的结构性矛盾息息相关。各种政策工具均意在缓解上述结构性问题中的一项或多项,有着较为明确的指向性和针对性,旨在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金融环境,并对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形成有力支撑。“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创新结构性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因此,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分析,不仅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对于这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尚处于探索过程中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相关文献中的概念界定却较为模糊,也鲜有研究从理论角度进行系统性阐释。而货币政策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结构性调控功能,理论界对这一核心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实际上,中国近年来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实践,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总量货币政策,也有别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再加上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历来重视经济结构调整,结构性货币政策这一称呼的概念和内涵,随着背景和时期的变迁,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有鉴于此,本文按照“现实背景与面临问题→理论内涵与研究评述→政策现状与特征描述→作用机制与模型构建→政策效应与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的研究脉络,并紧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展开分析。各部分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所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在简要回顾结构性货币政策发展历程与中国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对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介绍,之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进行阐述,并概括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潜在创新。第二,围绕总量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两组概念进行辨析与区分,然后通过比较和归纳狭义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广义结构性货币政策、西方非常规货币政策与中国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联系与区别,进一步阐释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内涵。研究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不仅是弥补总量货币政策局限性的重要举措,也是经济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不仅顺应了国际上对于货币政策创新发展的探索趋势,也是现代货币政策与金融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结构性货币政策应始终坚持以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在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促进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引导完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未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应以结构服务总量、纵向带动横向、促进金融改革、坚持市场导向、完善政策体系为发展原则。第三,通过建立一个多部门异质性NK-DSGE模型,对定向借贷便利、定向再贷款、定向降准等三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规则进行建模,并利用数值模拟与脉冲响应考察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以及不同情况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规则与总量货币政策规则的协调配合问题,结果表明:（1）三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均能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产生积极影响,但对于产出结构、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产出的刺激作用,则相对较小。（2）三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数量型调控规则效果具有相似性,而价格型调控规则的效果则存在一定差异。（3）定向再贷款和定向降准主要以数量型调控为主,而定向借贷便利则兼具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的特点,同时在政策损失、扭曲程度以及流动性风险方面存在比较优势。（4）三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总量货币政策间存在一定政策干扰,在政策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与总量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第四,使用SV-TVP-FAVAR模型,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从而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分析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阶段性特征和政策效应,研究认为:（1）中国近年来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受自身发展和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结构性变迁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并主要沿着“拓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补充流动性不足——完善央行流动性调控机制、畅通政策传导渠道——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发展,在政策目标、政策特点、政策效果等方面,均与传统的总量货币政策有着较大不同。（2）结构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长期,这与传统货币政策以短期调控为主的特点也存在明显区别。（3）在传导渠道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更多地是通过利率及信贷渠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影响,相比总量货币政策更具市场化特点,且具有价格型调控的特征,其通过增强利率引导、优化信贷结构,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金融环境。（4）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效应出现下滑,货币政策整体有效性下降、结构性改革的难度上升,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开始趋于稳定,这表明央行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日渐成熟。第五,基于2014年—2019年109家商业银行的年度面板数据,通过一致估计固定效应面板随机边界分析方法,对商业银行成本效率进行测算,并使用Z值作为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度量。在此基础上,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以MLF为代表的借贷便利工具对商业银行效率与风险的作用。主要结论为:（1）借贷便利工具的数量指标和价格指标均能显着提升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这表明借贷便利工具不仅能够通过提供额外流动性使商业银行受益,其作为价格基准和政策信号的作用也同样显着,通过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相关政策能够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情况、降低资金使用成本。（2）借贷便利工具的政策效果会由于商业银行自身特点而表现出异质性,城市商业银行与借贷便利工具的功能定位和交易要求最为匹配,因此其成本效率受借贷便利工具影响的显着性最高。（3）借贷便利工具虽然能够改善商业银行流动性成本和流动性易得性,但并不能藉此进一步促进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增加信贷投放,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无法通过借贷便利工具解决。这说明现阶段MLF的效果更多地体现在流动性风险管理、基础货币投放、价格基准等方面,但在定向性、直达性等结构性调整作用上尚有所欠缺。（4）借贷便利工具可以通过流动性补充功能和促进监管功能两个渠道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且对于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渠道和政策效果也表现出异质性特点。第六,使用混频VAR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通过混频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主要结论为:（1）定向信贷支持能够明显改善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民间融资成本,具有较强的普惠效应。从影响渠道来看,定向信贷支持具有与财政政策类似的效果,主要通过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基本面的复苏与改善,进而间接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下降,而并非是通过增加信贷供给来降低民间借贷利率。（2）借贷便利类工具能够促进信贷资源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进而改善其经营状况,但现阶段其对于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民间融资成本的支撑作用较为有限,单纯依靠借贷便利类工具无法满足广大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3）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水平的关联度较高,且对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十分敏感。无论是借贷便利类工具还是定向信贷支持,其影响程度都远低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这体现了货币政策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方面的局限性。与此同时,由于脱实向虚问题的存在,总量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控不仅没有改善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推高了民间借贷成本,这说明货币增发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并对中小微企业形成了挤出。结构性货币政策是总量货币政策的必要补充,也是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多种理论与实证方法,对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考察其政策效果,在总结和归纳结构性货币政策特点的基础上,验证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指出了现阶段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局限和不足。本文认为,虽然现阶段结构性货币政策还存在种种不足,但在总量稳定的基础上,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进行结构调控和优化,对引导金融服务实体、增强金融普惠效应、促进政策框架转型、完善市场化调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金融环境,对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形成有力支撑。
姜倩倩[2]（2019）在《产业政策、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和强国之基。制造业不仅创造生产物资财富和新的知识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进步和发展提供设备和装备,更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动力。技术创新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根本动力。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公司治理水平差异性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从宏微观两个方面来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文章首先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和梳理,结果发现现有的文献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以及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宏观产业政策到微观创新主体-企业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这其中还存在着中介因素,例如产品、市场、技术结构与复杂度,公司治理水平差异等,在政府相同类型的政策向微观主体的传导的过程中产生作用,从而导致政策效果的差异性。同样,公司治理本身是多个维度作用的综合体,公司治理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对某一维度的研究无法对公司治理与创新的关系进行总体上的把握,现有的研究缺乏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因而无法确定影响创新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进而也会影响到产业政策对微观主体的作用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分析产业政策、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首先根据制造业高风险、高投入、外部性、周期性和整体协调性的特点,从研发的“溢出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两方面阐明了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挤出效应理论以及潮涌机制效应,阐述了产业政策抑制技术创新的理论机理。然后,以“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产权理论、企业家理论为基础,阐述了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证明了技术复杂度与公司治理水平存在显着正向的交互作用;最后,论述了公司治理水平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机理。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首先对中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和产业政策变迁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产业政策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不同作用,对中国制造业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整体的把握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无论是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是盈利能力、区域协调和核心技术竞争力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实践的比较研究,归纳了这些国际经验对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适用性。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首先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期间制造业产业政策变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继而分别构造泊松回归模型,从政府补贴和金融支持两个方面来检验在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机制,并进一步的将政府补贴细分为政府科研补贴和税收优惠两部分。实证结果显示,产业政策激励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十分显着,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作用效果并不显着,对于规模以上的大企业作用显着,对中小型企业作用并不显着。产业政策对专利申请的激励作用是稳健的,但是产业政策对专利授权的激励作用是不稳健的,激励性产业政策更多的鼓励了企业的专利申请行为。政府补贴和金融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不同控股类别的企业中促进作用均十分明显。税收优惠能够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相对于国有控股的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中税收优惠的作用更明显。接下来为了全面并且准确的描述公司治理水平,本文首先根据已有文献的做法,构造了代表公司治理水平的公司治理指数,实证结果证实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对技术创新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使用制造业中间产品的使用程度构造了技术复杂度指标,并证明了技术复杂度较高相较于技术复杂度较低的行业,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更能够促进技术创新的提升。在控制了控股人性质、企业规模和市场化水平下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显着正向关系依然成立。然后,将公司治理相关变量代入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模型,来考察公司治理水平的差异对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发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相对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而言,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好,这一作用机制在国有控股企业最为明显。政府补贴与公司治理的正向交互作用显着且稳健,这种正向交互作用在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更加显着。公司治理与科研补贴之间具有正向的交互关系,但是与税收优惠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不显着。在区分了控股类别后,金融支持与公司治理呈显着正相关。公司治理水平和产业政策之间能够形成良好的正向交互机制。最后,本文从政府宏观产业政策和微观公司治理两个方面对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和发展的建议。在政策层面,为了鼓励和支持制造业创新,中国政府应当转变政府职能,完善产业政策;建立创新体系,完善创新环境;积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规范区域布局;培养创新人才,提供金融支持;培植大型企业,促进以点带面;调整产业政策的作用领域和重点。同时,政府在选择政策手段的过程中,除了使用整体的统一政策管理之外,还需要考虑到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技术复杂度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效应的差别,为公司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产业政策应当注重维护市场的法治水平,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手段;注意向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政策倾斜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治理水平提升,促进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中国制造业企业要实现自主创新不仅仅要注重研发活动本身,还必须注重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具体的做法包括: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积极发挥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作用;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改善股权结构;完善董事会结构。
梁洪[3]（2019）在《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十九大报告指出,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小微企业、中低收入人群等长尾群体的金融可得性,有利于减小收入差距、降低贫困人口比例,有利于推动小微企业发展、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优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网络借贷被认为是金融服务与信息技术结合的最新产物,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新的金融范式,有助于满足小微企业和私人部门等长尾群体的信贷需求,是普惠金融的重要供给主体。网络借贷出现的原因不仅在于信息化进程的提升,更在于网络借贷能够准确切合长尾群体的融资需求。网络借贷作为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引入中国以来,平台数量、成交金额、贷款余额等均得到了迅速扩张,但网络借贷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平台自融、携款跑路、暴力催收等,不仅阻碍了网络借贷的发展前景,也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往对网络借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从借款人特征、订单特征、羊群效应和社会网络关系等方面开展研究。较少有学者从货币政策角度研究网络借贷,尤其是缺乏分析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宏观利率的调控机制和波动溢出机制,也缺乏分析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市场中微观个体借款人的融资成功率、融资成本和还款违约率的调控效果,还缺乏分析金融信息化差异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融资的调控效果。因此,本文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利率的引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利率的波动溢出机制,同时分析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市场中微观个体借款人融资成功率、融资成本和还款违约率的影响。最后从网络借贷组织结构出发,分析金融发展和信息化差异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网贷微观个体融资的调控作用。本文相关内容和结论如下:（1）在分析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利率的引导机制中,本文将货币政策、网络借贷和线下民间借贷纳入同一框架下。首先,本文构建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SV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两类民间借贷利率调控的时变性和非对称性,以及两类民间借贷间的动态演化机制;其次,本文还构建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模型）分析两类民间借贷市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价格型货币政策能够有效调控两类民间借贷,且对两类民间借贷利率的调控存在非对称性,即与线下民间借贷利率相比,更市场化、更不受市场分割影响的网络借贷利率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反应更为敏感;其次,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调控效果较差且不稳定;第三,网络借贷市场与线下民间借贷市场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一个市场的冲击能够迅速导致另一个市场利率的反向变化,两类民间借贷市场间存在竞争性;最后,两类民间借贷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网络借贷对线下民间借贷具有利率引导作用和价格发现功能。（2）在分析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利率的波动溢出效应中,本文从波动率视角出发,首先,通过单元GARCH分析了网络借贷和线下民间借贷的GARCH效应和风险收益;其次,将货币政策、网络借贷和线下民间借贷纳入同一框架下,运用多元BEKK-GARCH模型探讨三者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和时变性。研究发现:首先,两类民间借贷利率波动率均会受自身前期波动率的影响,同时相比线下民间借贷,网络借贷市场能更快化解前期累积风险;其次,两类民间借贷市场均是非成熟的金融市场即民间借贷收益难以获得风险补偿;第三,2018年以来,货币政策对两类民间借贷均具有较好的调控和引导效果。同时,在大多数时间段内两类民间借贷对货币政策也存在波动溢出效应;最后,网络借贷发展初期,两类民间借贷间具有双向波动溢出效应,随着网络借贷监管条例的出台和信息中介的定位,两类民间借贷的联动性有所减弱。（3）在分析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微观个体融资的影响中,基于理论视角本文首先分析了,网络借贷通过监管套利路径和资产价格渠道能够有效弥补紧缩性货币政策引起的正规金融信贷不足,网络借贷是正规金融的有效替代;其次,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机会成本渠道影响网络借贷市场的融资成本,货币政策收紧将增加网络借贷市场的融资成本;最后,货币政策基于风险承担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影响网络借贷市场的违约风险,货币政策收紧放大了网络借贷市场风险。实证研究发现:首先,货币政策紧缩时,网络借贷市场中借款人的融资成功率增加,网络借贷市场是正规金融市场的有效替代;其次,货币政策收紧将显着增加网络借贷市场中借款人的融资成本;第三,货币政策收紧会加大网络借贷市场中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增加借款人的还款违约率;最后,借款人的时空差异也会显着改变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市场的调控效果。（4）在分析金融信息化差异下货币政策对网贷融资的影响中,首先,本文基于金融发展理论、网络经济学双重视角,研究金融发展、信息化进程对网络借贷融资成功率、融资成本的作用机制;其次,从金融发展、信息化对货币政策影响的视角,分析金融信息化差异下货币政策对网贷融资调控作用的差异性;进一步结合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形成的空间特征和网络借贷发展的时间维度,分析金融信息化对货币政策调控作用影响的空间层面和时间维度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首先,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拓展了资金需求者的融资渠道,使得资金需求者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进而降低网络借贷市场融资成功率和融资成本。其次,信息化的强化深刻变革了金融组织结构,降低了金融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增加网络借贷的融资成功率和融资成本;第三,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加传统金融市场对网络借贷市场的替代效应,强化市场间资金流动性,提升借款人议价能力,进而削弱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市场融资成功率和融资成本的影响;第四,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加大借款人信息透明度,进而强化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市场中融资成本的影响幅度;最后,金融发展和信息化影响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融资成功率、融资成本的调控作用存在时空差异性。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以往学者对网络借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本文从宏观视角出发,分析货币政策的改变将如何影响网络借贷市场宏观利率和微观个体融资。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清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利率的传导路径和波动溢出效应,有助于深入分析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市场中微观个体融资成功率、融资成本和还款违约风险的影响,有助于明确金融信息化差异将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融资的调控效果。（2）以往较少有学者将货币政策、网络借贷与线下民间借贷纳入同一框架下研究。本文将货币政策、网络借贷和线下民间借贷纳入到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并且运用了TVP-VAR-SV模型,分析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冲击的时变性和非对称性,同时比较了两种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调控效果的差异性。本文通过对网络借贷与线下民间借贷间脉冲响应的分析,不仅发现网络借贷与线下民间借贷间具有紧密的联动性,更发现网络借贷对线下民间借贷有较强的竞争性。同时,构建网络借贷和线下民间借贷的VECM模型发现,网络借贷和线下民间借贷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时更为市场化、更不受市场分割影响的网络借贷利率对线下民间借贷利率具有引导作用。（3）以往研究仅探讨了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的波动溢出效应,由于网络借贷和线下民间借贷具有较多互动和竞争,本部分进一步将货币政策、网络借贷和线下民间借贷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下分析三者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本文通过单变量GARCH效应,深入分析了线下民间借贷的GARCH效应和风险收益。同时,本文还根据货币政策、网络借贷和线下民间借贷的发展背景,将整个时间段分为三个区间。通过对三者间波动溢出效应的时变性分析,进一步强化了三者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联系的时变性,并有助于防范市场间的风险传染。（4）以往较少有学者从货币政策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网络借贷市场中微观个体的融资,本文的研究将提供一个有益补充。本文将货币政策宏观数据和网贷市场微观数据结合,从宏观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市场微观个体融资的影响。同时,本文基于违约风险的视角发现,货币政策的改变显着影响了网络借贷市场还款违约率,为货币政策调整的风险测算将网络借贷纳入统一的框架下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还发现,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市场的调控会受到借款人时空差异的影响。（5）以往较少有学者从金融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角度,分析金融信息化差异将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融资的调控作用。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实证研究,深入检验了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作用的影响机制。同时,基于网络经济学视角,本文选取多项信息化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信息化指标,进而探究信息化对货币政策调控作用的影响。进一步,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网络借贷发展的时间维度,本文从空间特征、时间维度两方面进一步分析了金融信息化影响货币政策调控作用的时空差异性。
龙小燕[4]（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韩玉姝[5]（2019）在《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启动经济的最快引擎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投资对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主导作用。然而,伴随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以过度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为主要表现的投资效率持续走低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诱因。以高投资换取高增长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注重投资规模向提高投资质量与效益转变,改善投资效率,培育和强化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有效增强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找准投资效率低下的成因。近年来,产能过剩行业曾一度出现盈利能力不断恶化与高杠杆率并存、不良贷款率及其增幅居高不下的现象,企业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行为紧密相关的直接动因是相对低廉的外部融资成本,理论界普遍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的不合理。过度或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会扭曲资金价格,造成资本配置缺乏效率,使得金融市场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进而大大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发生的概率。因此,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成为研究和改善投资效率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三位经济学家遵循金融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充分认识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合理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现金融深化的过渡性的政策选择理论——金融约束论。该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适度控制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业竞争等约束性的金融政策为商业银行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从而激励商业银行吸收储蓄并扩大贷款规模,增加民间资本,最终实现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政府对私人部门租金的“创造”而非“攫取”是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的最本质区别,前者对帮助生产部门积累资本,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任何非市场化的政策干预都是“双刃剑”,金融约束也不例外。由于存贷款利率低于实际均衡利率水平且利差相对稳定,商业银行为追逐利润进而有动力扩大贷款规模,同时也有利于企业长期获得低成本贷款进行过度投资,投资率偏高却又缺乏足够的消费需求作为支撑将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稳定的存贷利差抑制了商业银行信贷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商业银行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薄弱,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资产抵押等技术含量较低、投入成本更少的消极信贷技术,信贷资源更多地向信息成本较低的传统行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倾斜,而高新技术行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难、投资相对不足的困境。基于以上背景和作用机制,本文认为,金融约束政策下政府通过“租金激励”机制扭曲资源配置是加剧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并最终造成投资效率损失的一项长期性、根本性制度因素。本文以中国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结合新古典投资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在深入理解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合理性的基础上,明确界定和论证了当前中国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抑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分析金融约束政策造成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的作用机制,并从投资的产出效率（总量效率）、行业资本的配置效率（结构效率）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三个衡量投资效率的研究视角切入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结合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1）明确中国现阶段金融约束的政策特征,以中国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金融约束理论;（2）提出并验证金融约束对投资效率的消极影响,丰富了投资理论的内涵,也为我国当前两类棘手的结构性难题——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找到了金融制度层面的成因;（3）从投资效率的视角判断金融约束政策的有效性,为理解金融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提供了中微观理论依据和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探讨金融约束的退出路径和以利率市场化为总抓手合理引导金融资源通过支持高质量投资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打开了空间。本文写作共分为八个部分,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概括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介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梳理全文的逻辑框架,同时指出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和贡献。第二部分为相关领域的文献综述。一方面,从金融发展理论的经典文献入手,结合发展中国家金融政策选择的相关研究,对金融抑制、金融约束和金融自由化等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另一方面,整理关于投资效率的各类研究视角,总结、归纳投资效率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国投资效率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在借鉴和综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第三部分为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合理性分析。从理论背景、经济租金的本质、信贷市场均衡以及政策的福利效应等方面入手依次展开分析,厘清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多角度论证了金融约束是中国现阶段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此外,在政策的局限性分析中重点讨论金融约束政策可能对私人部门投资带来的负面效果,为后文金融约束政策降低投资效率的论证奠定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及政策效率初步判定。以1998-2016年为样本区间,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并进行带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即依次表现为“斯蒂格利茨效应”和“麦金农效应”。针对这一现象,重点结合金融约束政策的局限性和经济增长理论中投资效率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给出现阶段金融约束政策主要通过降低生产部门投资效率抑制经济增长的初步判定。第五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总量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借助简化的理论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梳理出金融约束政策下利率管制和储蓄动员相互促进、叠加,最终造成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的理论逻辑。实证研究方面,以产能利用率作为过度投资程度的代理变量,选取工业部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金融约束政策、外部融资依赖度以及二者的交互项与产能利用率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能够显着加剧产能过剩,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金融约束政策加剧产能过剩的效果越强。第六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结构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和信贷技术选择两方面分析了金融约束政策下贷款利率控制和“租金激励”造成商业银行信贷歧视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部分,选择工业部门行业数据构建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全样本的回归结果验证了金融约束政策对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消极作用,而分时间段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约束政策在早期对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有改善作用,消极影响则重点体现在2008年以后,这可能与不同行业和企业在各经济发展阶段的优势对比情况有关。第七部分是基于微观企业投资效率视角对金融约束政策作用机制的补充论证。以企业层面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研究对象,归纳金融约束政策下租金激励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三类作用机制:融资约束机制、代理机制和资本成本机制,并借助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约束政策能够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且对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存在差异化影响,间接反映了金融约束对投资的总量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作用效果,从微观视角形成了对第五和第六两部分研究结论的加强和补充。第八部分在回顾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给出基于投资效率视角的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并有针对性地从未来金融约束政策动态调整路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以及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管理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最后,结合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启示提出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探讨的问题。
种艳秋[6]（2019）在《我国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影子银行泛指与传统商业银行功能类似却游离于监管体系外的金融机构,例如信托公司、投资公司等。我国影子银行在近几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影响因素主要有:2008年为应对经济危机抛出的4万亿政府投资活跃了市场经济;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手续繁杂,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时不得不转向影子银行;近几年互联网金融、民间借贷等的发展兴盛,在活跃网络及地下交易的同时也拓宽了民间融资渠道。影子银行推动了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市场经济表现形式日趋多样灵活。而除了积极影响外,影子银行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柳林高利贷事件等频发,无一不揭示出影子银行发展并非完美无缺,而其中金融监管缺失是主要原因。货币政策是开展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市场利率等实现经济的“升温”和“降温”,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而传导机制可以被视为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通道”,主要通过利率、汇率、信贷等手段进行传导。没有这一“通道”的畅通,就不会有货币政策的高效施行。而我国尚未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并不发达,因此以信贷数量为主要衡量指标的信贷传导机制在传输货币政策过程中举足轻重。近几年影子银行的发展冲击了传统正规的金融结构,货币政策量化度不足,信贷传导机制变得更加不可控,势必会影响货币政策施行效果,进而危及国民经济稳定。1998年央行取消信贷规模限额管理,实现市场化,使得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更加灵活。因此研究信贷传导机制,使其更加可控,对调整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重要价值。影子银行规模是货币政策调整重要的参考变量,同时也对传导机制的通畅与否产生重要影响,对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更为突出。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影子银行规模变化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论文首先借鉴国内外学者在影子银行及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相关方面的研究文献,指出现有研究成果及不足。其次,结合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相关指标数据全面了解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情况。接下来针对影子银行影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论题开展理论及实证研究。先是理论分析,指出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机制,又结合CC-LM模型、金融加速器理论等,多角度分析影子银行对信贷传导的影响,其次从银行贷款及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将影子银行对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进行细化分析。实证方面,选取广为接受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指标加总之和测算最近几年的影子银行规模数据,并选取具体金融指标即影子银行规模（SB）、金融机构贷款规模（LOAN）、广义货币供应量（M2）、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构建VAR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近几年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变化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其中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存在均衡关系;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影子银行规模和金融机构贷款规模联系密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影子银行规模对其余经济变量的冲击更加不可观测。在理论及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只有影子银行合理运行、规模可控,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才能有条不紊。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论文采用文献综述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现状对策分析等多种方法完成,实现从微观理论角度分析影子银行通过银行贷款及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对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又罗列月度数据分析其冲击强度,使整个论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为针对性规范影子银行业务运行及推动我国现行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实现改革,提高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率提供理论及现实参考意义。
王晗[7]（2019）在《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日本经济是否陷入以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为特征“失去的20年”的争论从未停歇过。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主流经济学界看来,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巨大压力,为逆转经济发展的颓局,必须采取一整套新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安倍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安倍经济学是日本近20年来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改革政策与措施,其对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及其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安倍经济学尤其是其中日本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在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瞩目。对正处于经济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中国而言,认真分析、总结安倍经济学及其相关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所在。总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通过文献综述探讨了既有研究成果对货币政策作用机理、货币政策有效性判别、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等问题的分析与争论,并归纳了学术界对安倍经济学的总体评价。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安倍经济学是什么,对安倍经济学所谓的三支“箭”,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加以分析。“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第三部分,按照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将扩大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和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的购买数量,调节短期利率、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调节,压低国债长期利率和稳定企业、金融机构的外汇资金筹措环境等政策划分成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将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划分成规则性货币政策。将安倍经济学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按操作目标的不同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借助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对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加以研究,并利用VAR模型分析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效果。分析了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并未解决日本低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两大难题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提出了日本货币当局的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这是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首次调整,是一次有实践意义的探索。日本货币当局的多次“追加缓和”,已宣告失败。对于本次的调整,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框架、目标、特征和运行方式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本文分析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日本货币当局实施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背景,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前景。日本货币当局开始实施以长短期国债利率控制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日本货币当局长期实施的以增加基础货币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弊病,未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新政”注重发挥与“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合力作用。说明日本货币当局在回归正常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第五部分,通过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分析,可以清楚的发现,日本政府采取的是扩张财政支出和财政重建并行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利用时间序列的平滑转移模型分析日本机动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可以清楚的发现,政府财政扩张和税收的增长均会抑制内需的增长。而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的增长呈现正向关系,而日本是由于政府支出扭曲了资源配置,促使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呈现负向关系。“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本文结合第二章的内容,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的作用。将日本的税收体制改革总结为“安倍税收学”,重点分析了日本消费税的上涨、个人所得税征收额的降低和日本法人税的下降为核心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影响。最后,分析了“机动的财政政策”与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关系,前期,机动的财政政策主要作为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找到出口,后期,长短期国债利率发生变化,导致民间的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但是,使养老基金减少的风险变小。第六部分,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了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日本对外贸易额呈现“正U型曲线”的原因以及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负利率政策配合使用对日本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等问题。本文建立VAR模型,分两个阶段,获得了在以增加基础货币数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开始实施到停止实施的期间内,日本基础货币量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和在以长短期国债利率调节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实施的期间内,日本10年期国债基准收益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基于中日“贸易互补指数”以及中国通过对日本的直接投资（FDI）获得该国的研发资本存量溢出额的分析,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强有力的推动中国技术进步,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相比,对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显得较弱。
万源星[8]（2019）在《高新认定政策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是否需要干预企业微观行为?至今仍是政府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争论的焦点。2016年,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展开辩论,林毅夫强调“有为政府”的现实价值,而张维迎认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干预企业技术创新为例,创新的不确定性、正外部性等因素使创新主体研发投入较低,难以通过市场自动调整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政府干预便成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事实上,作为民营经济主体,大多中国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大批创业者即将退休,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决定着家族传承、企业延续的成功与否。然而,中国家族企业存在严重的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意愿不强等问题,因此更迫切政府进行干预。高新认定政策是政府干预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中国政企创新联盟和科技资源分配的一项独特机制,而研究尚未深入且结论不一。理论上,高新认定政策通过定量标准筛选出真正具有技术创新潜力或能力的企业,并给予一系列政策优惠。这不仅能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效率,还能给予企业丰富的创新资源、积极的市场信号,激励家族企业技术创新。而也有学者指出,扶持对象甄选、效果评估等不存在高效易行的统一标准,导致政府错误配置经济资源。在实践中,高新认定政策也引起诸多争议,如“一刀切”认定门槛的合理性及“伪高新”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等问题。可见,高新认定政策效应仍有待检验。基于此,本文以家族企业创新问题、高新认定政策问题及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不成熟为切入点,以政府干预理论为基础,运用归纳演绎、数理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构建一个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从财税支持、家族控制、研发操纵三个视角,运用随机前沿、多元回归、双重差分等计量方法,系统研究了高新认定政策效应,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及后果?（2）通过高新认定后,家族企业获得的财税支持能否进一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绩效?（3）家族控制如何影响高新认定政策效应?（4）研发操纵的类别、动机、规律及后果?研究的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1.结合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国际经验提出政策启示。以实现高新认定政策目标为出发点,通过梳理发达国家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经验,结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得到启示:（1）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中央、财力雄厚省市及产业领先企业应率先加强投入并设立基金;（2）重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通过税收、补助、融资等政策手段激励企业技术创新;（3）重视高校高新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应用,督促高校将高新技术成果应用列入考核机制,并促进产学研合作;（4）重视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积极培养后备人才科学兴趣和技能,并通过人才引进计划、技术移民政策等吸引外籍人才。2.构建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从高新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正外部性和重要性论证了高新认定政策实施的经济学原理;其次,根据边际收益-成本曲线和需求-供给曲线,从研发投资、产品数量角度论证了高新认定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并结合Jones（1995）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将其表述为数理模型;最后,通过博弈模型分析高新认定中政府与家族企业的关系,发现合理的高新认定门槛不仅有助于减少家族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还能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效率。3.探究高新认定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以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分析和检验了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结果发现:（1）通过高新认定后,家族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更优的市场信号,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2）由于较低的违规成本、宽松的审批流程或复杂的审计工作,导致高新认定复审阶段的政策效果减弱,长期政策效果并不乐观;（3）在机构持股比例越少、行业竞争越激烈、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外部环境下,政府越有可能实现高新认定政策目标。4.探究财税支持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从激励方式、激励对象、项目决策、实施速度四方面论证了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类财税支持的作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财税支持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后,家族企业可获得财税支持,既能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成本及风险,又能传递积极的市场信号,进而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2）相对于税收优惠,政府补助促进作用更显着;（3）财税支持的促进作用在董事长无政治关联、融资约束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及高新开发区外的家族企业中更显着。5.探究家族控制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为基础,立足“家文化”传统的中国背景,提出一个分析家族企业衡量技术创新不同阶段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家族控制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后,家族企业制定风险偏好策略,并通过管理权、所有权积极影响企业技术创新;（2）家族参与管理具有社会资本、内部监管及成果应用等优势,家族所有权具有传承意愿、损失厌恶等特点,有利于家族企业长期价值的实现;（3）家族控制的促进作用在两权分离度低、公司规模大及多元化水平低的企业中更显着。6.探究研发操纵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根据研发操纵行为的动机和规律,结合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现状,构建了一个界定“达标型”和“避税型”研发操纵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不同研发操纵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研发操纵将不属于研发活动的费用计入研发支出科目,或是通过购置未投入运营的设备虚增研发支出,降低企业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高管可利用研发操纵所带来的监管真空和信息优势实现个人利益,造成企业决策短视,导致高新认定政策目标难以实现;（2）“达标型”研发操纵为了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所给予的政策优惠,集中在高新认定初审阶段,并且在职业经理人参与管理、销售收入高、高新开发区外的企业更显着;（3）“避税型”研发操纵为了降低税收负担,集中在高新认定复审阶段,并且在职业经理人参与管理、销售收入低、高新开发区内的企业更显着。本文的主要贡献与创新点包括:1.提供了一个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框架以政府干预理论为基础,运用新结构经济学、数理分析、博弈分析模型等方法,解释了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学原理及作用,并对设置合理高新认定门槛、解决研发操纵问题、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效率等问题进行详述。2.提供了一个解释政策扭曲效应的新视角。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企业针对政府干预采取的投机性行为,最终影响政策效果。本文从研发费用这一具体会计科目的操纵行为视角,分析家族企业微观行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发现高新认定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家族企业有意通过研发操纵满足其“达标”或“避税”需求,导致政策目标难以实现。3.为少量有关高新认定政策的研究提供微观证据。传统政府干预研究多从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视角展开分析,少量研究分析了高新认定政策效应且结论不一。此外,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有效期为三年,企业到期前应参与复审。而以往研究仅仅将通过初审视为条件,忽视不同阶段的政策效果差异。基于此,本文将高新认定分初审和复审两阶段,发现不同阶段的政策效果存在差异,且受财税支持、家族控制、研发操纵等因素影响。实证结果不仅为以往文献不一的结论提供解释,还为高新认定办法提供政策建议。
蒋炳蔚[9]（2018）在《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核心正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度化的不断推进,必然会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体到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过程中仍旧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和产能过剩等诸多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正是此类问题的缘由。放缓增速、调整结构、转换动力是寻求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此时,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应发挥其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和行业间流动,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我国已着手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特别是运用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进行宏观调控。财政支出方面,灵活运用财政补贴和政府投资等手段,并逐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加强科技、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支出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例如,我国政府采购资金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和两万亿元,其在扶持本国产业自主创新、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和落实政府意图等方面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税收方面,我国利用税收优惠等税制改革不断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如“营改增”通过影响产业间分工协作,提升产业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带动产业结构转型;通过中间投入品的税收可抵减来影响要素成本进而积极作用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然而,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也曾出现过问题,如我国光伏产业在大量鼓励性财政政策支持下,不利于光伏产业长期发展的诸如骗补、拖工期等不良现象不断出现,我国于2018年又重新调整财政对于光伏产业的支持力度。所以,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我国的财政政策仍需不断完善。鉴于此,本文将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为背景,以产业结构转型为着力点,解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的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建议。重点关注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前者要求我们理顺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后者要求我们寻求科学的产业结构转型测度指标,测度我国财政政策实际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程度,这也是本文的难点之一。本文利用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门限回归方法分别估计我国财政支出和税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调整效果。实证得到:其一,该阶段内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出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作用显着,其反向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正向作用高度化;不同的支出项目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作用方向及程度存在差异。其二,宏观税负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随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呈先正向后反向作用效果,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呈先反向后正向作用效果。税收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也均具有非线性效应。其三,控制变量中投资、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指标均对产业结构转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均可作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着力点。具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可划分为以下五方面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1）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理论分析。首先,厘清产业结构的概念和特点,产业结构转型内涵、规律、依据和判断标准。其次,阐明财政政策可以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依据。进而在清楚界定本文财政政策的研究范围的基础上,阐明本文所关注的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之后再分析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其他影响因素。（2）我国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路径及现状分析。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定性描述我国产业结构和财政政策各自的变迁过程,在客观事实中发掘两者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之后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均打下基础。（3）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实际作用效果的实证检验。这部分从本文重点关注的财政支出与税收两方面对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进行测度。在确定测度产业结构转型程度的科学指标值后,通过内生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分别检验我国财政支出和税收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4）典型国家和地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借鉴。这部分主要通过梳理产业结构转型中政府干预取得—定成效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曾经或者正在使用的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相关制度安排,对其经验进行总结与提炼。得到“精准定位政策对象”、“注重政策间协调配合”和“依托财税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这三条经验。（5）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的建议部分。这部分既包括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应遵循的客观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适用性与时效性原则,也包括分别从财政支出和税收两方面出发所提出的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财政政策的路径与措施,具体措施中又都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进行。最后,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财税法制化进程、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包含货币政策协调四方面给出完善配套措施的建议。
白恩来[10]（2018）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从《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发布至今已经过去了8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各自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其中有成绩也有不足之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端产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成为了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点。探索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可以更好地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和支持因素,通过政策优化更大限度释放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从而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因此,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经济学相关理论,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支持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现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政策的介入,总结了现有政策支持机制作用的发挥;进而运用实证分析法找到了影响政策支持机制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结合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针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政策优化的建议。首先,本文在市场失灵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演化理论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产业政策的功能,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的特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做了理论分析,同时分析了产业政策工具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最终构建了产业政策工具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需要、产业政策功能相适应的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该机制的构建成为了本文研究和论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其次,在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支持机制的框架下,初步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及机制作用的体现做了描述性的分析。本文从总体的角度盘点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综合性政策和七大产业政策的演变并总结了政策在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细分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由于一些制约因素的存在,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作用的发挥而受到了限制,寻找制约政策支持机制作用发挥的阻碍因素成了下一步分析的关键,为本文遵循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运行原理寻找答案开辟了突破口。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对现行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宏观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现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在宏观层面是有效的,但是总体宏观政策效果非常微弱,这与第三章的结论是一致的,说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已经建立,且作用已初步发挥,但存在着巨大的政策完善空间。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选择了生物医药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上市公司作为考察对象,微观分析再一次印证了第三章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产业的分析结论,并找到了阻碍机制作用发挥的根本原因——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产业异质性缺乏足够的关注,研究结果为产业政策的优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最后,总结了发达经济体设计需求层面、供给层面、环境层面政策的经验,为进一步优化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找到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的阻碍因素、发挥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的作用提供可借鉴的资料样本。在前文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中找到了阻碍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优化思路和具体优化产业政策的建议,以期通过政策的调整,消除制约政策支持机制的阻碍因素,使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策支持机制得到充分的发挥和释放,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构建了产业政策工具与产业政策功能和产业发展政策需求相适应的政策支持机制分析框架,揭示了产业政策工具与产业政策功能和产业发展政策需求相适应的政策演化机制。（2）提出了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运行的原理,以及通过政策的反馈修正,找到制约机制作用发挥的阻碍因素的分析方法,进一步的完善了政策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机制的理论结构。（3）建立了与政策支持机制相适应的产业政策效应评价方法（4）在借鉴发达经济体发展新兴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建立了产业经济理论、市场客观规律、政策协同的三维政策优化思路,为开展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和思路。
二、发挥货币政策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挥货币政策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审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潜在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潜在创新 |
| 第2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内涵与研究评述 |
| 2.1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辨析与内涵阐释 |
| 2.1.1 总量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综述 |
| 2.1.2 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综述 |
| 2.1.3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概念与内涵 |
| 2.2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践 |
| 2.2.1 西方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结构性特点 |
| 2.2.2 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工具梳理与发展概述 |
| 2.3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与实施原则 |
| 2.3.1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 |
| 2.3.2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原则 |
| 2.3.3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意义价值 |
| 2.4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研究现状与最新进展 |
| 第3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模型框架与作用机制 |
| 3.1 DSGE模型描述 |
| 3.2 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3.3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定向调控效果 |
| 3.3.1 定向借贷便利工具的调控效果分析 |
| 3.3.2 定向再贷款工具的调控效果分析 |
| 3.3.3 定向降准工具的调控效果分析 |
| 3.4 结构性调控与总量调控的协调与配合 |
| 3.4.1 结构性货币政策规则下总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
| 3.4.2 结构性货币政策规则的风险应对能力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时变特征与效果评估 |
| 4.1 研究方法与指标构建 |
| 4.1.1 模型设置 |
| 4.1.2 指标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2 模型选择与估计结果 |
| 4.2.1 模型选择 |
| 4.2.2 估计结果 |
| 4.2.3 稳健性检验 |
| 4.3 实证检验与政策分析 |
| 4.3.1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时变阶段特征 |
| 4.3.2 典型时点下结构货币政策的政策特点 |
| 4.3.3 结构货币政策与总量货币指标的动态关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 |
| 5.1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
| 5.1.1 商业银行效率的测算 |
| 5.1.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1.3 多元回归与实证结果 |
| 5.1.4 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
| 5.2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 |
| 5.2.1 商业银行风险的测算 |
| 5.2.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2.3 多元回归与实证结果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实施效果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综述与现状分析 |
| 6.1.2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渠道分析 |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处理 |
| 6.2.1 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3 实证结果与政策分析 |
| 6.3.1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有效性 |
| 6.3.2 混频Granger因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
| 6.4.1 MFVAR脉冲响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4.2 混频Granger因果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与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产业政策、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思路和结构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安排 |
| 五、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
| 一、技术创新的定义、类型及影响因素 |
| 二、产业政策的概念及分类 |
| 三、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基础及定义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一、关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现状 |
| 二、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的研究现状 |
| 三、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研究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发展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特点 |
| 一、高风险性 |
| 二、高投入性 |
| 三、正外部性 |
| 四、周期性 |
| 五、整体协作性 |
| 第二节 产业政策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 |
| 一、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 |
| 二、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机制 |
| 第三节 公司治理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 |
| 一、“委托-代理”理论下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
| 二、现代产权理论视角下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
| 三、“企业家”视角下的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
| 四、技术复杂度的调节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公司治理影响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机理 |
| 一、公司治理对产业政策纠正创新“市场失灵”的调节作用 |
| 二、公司治理对产业政策创新“信号传递效应”的调节作用 |
| 三、公司治理减少了产业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
| 四、公司治理降低了产业政策的“挤出”效应 |
| 五、公司治理可以降低产业政策“潮涌机制”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产业政策变迁与制造业现状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产业政策变迁 |
| 一、制造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阶段 |
| 二、高新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阶段 |
| 三、自主创新的探索阶段 |
| 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 |
| 二、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现状 |
| 三、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借鉴 |
| 一、美国的“再工业化” |
| 二、德国制造4.0 |
| 三、日本制造业的转型 |
| 四、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借鉴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目标 |
| 一、“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方针 |
| 二、“中国制造2025”的总体思路 |
| 三、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样本及数据来源 |
| 一、样本筛选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变量的测量 |
| 一、被解释变量 |
| 二、解释变量 |
| 第三节 模型设计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模型 |
| 三、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模型 |
| 四、公司治理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模型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作用的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产业政策激励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作用的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公司治理对产业政策与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
| 一、公司治理差异性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 |
| 二、稳健性检验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治理水平差异性下加强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
| 一、充分考虑公司治理的差异性 |
| 二、维护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 |
| 三、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的支持 |
| 四、重视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治理 |
| 五、促进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
| 第二节 完善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作用机制 |
| 一、转变政府职能,完善产业政策 |
| 二、建立创新体系,完善创新环境 |
| 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规范区域布局 |
| 四、培养创新人才,提供金融支持 |
| 五、培植大型企业,促进以点带面 |
| 六、调整产业政策的作用领域和重点 |
| 第三节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
| 一、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 |
| 二、积极发挥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作用 |
| 三、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 |
| 四、改善股权结构 |
| 五、完善董事会结构 |
| 结束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信息中介理论 |
| 2.1.2 网络外部性理论 |
| 2.1.3 利率传导理论 |
| 2.1.4 市场竞争理论 |
| 2.2 网络借贷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借款人特征对融资的影响 |
| 2.2.2 订单特征对融资的影响 |
| 2.2.3 网络借贷的其他相关研究 |
| 2.3 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市场利率的影响研究 |
| 2.3.1 货币政策对正规金融的影响 |
| 2.3.2 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影响 |
| 2.3.3 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间的互动研究 |
| 2.4 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的波动溢出研究 |
| 2.4.1 货币政策对正规金融的波动溢出效应 |
| 2.4.2 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波动溢出效应 |
| 2.5 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微观个体的影响研究 |
| 2.5.1 货币政策对正规金融微观融资的影响 |
| 2.5.2 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微观融资的影响 |
| 2.6 金融信息化影响货币政策对网贷融资调控机制研究 |
| 2.6.1 金融信息化对网络借贷的影响研究 |
| 2.6.2 金融信息化对货币政策作用机制的影响研究 |
| 2.7 研究现状小结 |
| 3.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利率的引导机制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3.1.1 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和线下民间借贷的影响路径 |
| 3.1.2 网络借贷与线下民间借贷的共性和异质性 |
| 3.1.3 网络借贷与线下民间借贷的联动性和竞争性 |
| 3.2 数据分析与实证模型 |
| 3.2.1 实证模型 |
| 3.2.2 实证数据 |
| 3.2.3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3.2.4 模型参数检验 |
| 3.2.5 时变(Time-Varying)随机波动分析 |
| 3.3 实证分析 |
| 3.3.1 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两类民间借贷的冲击 |
| 3.3.2 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两类民间借贷的冲击 |
| 3.3.3 两类民间借贷的利率联动机制及动态演化 |
| 3.3.4 两类民间借贷的长期均衡关系 |
| 3.4 本章小结 |
| 4.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利率的波动溢出效应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1.1 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波动溢出机制 |
| 4.1.2 两类民间借贷的异质性及其对货币政策感知的差异性 |
| 4.1.3 网络借贷与线下民间借贷的波动溢出机制 |
| 4.2 数据分析与实证模型 |
| 4.2.1 数据选取和描述性分析 |
| 4.2.2 单元GARCH模型 |
| 4.2.3 多元BEKK-GARCH模型 |
| 4.3 单变量波动性实证分析 |
| 4.3.1 GARCH效应分析 |
| 4.3.2 风险收益分析 |
| 4.4 多变量波动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4.4.1 全时段货币政策与民间借贷间的波动溢出效应 |
| 4.4.2 货币政策与民间借贷波动溢出效应的时变性 |
| 4.5 本章小结 |
| 5.货币政策对网贷微观个体融资的影响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1.1 货币政策对网贷融资成功率的作用机制 |
| 5.1.2 货币政策对网贷融资成本的作用机制 |
| 5.1.3 货币政策对网贷违约风险的作用机制 |
| 5.2 数据分析与实证模型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研究样本 |
| 5.2.3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融资成功率的影响 |
| 5.3.2 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融资成本的影响 |
| 5.3.3 货币政策对融资成功率和融资成本影响的时空差异性 |
| 5.4 进一步研究: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还款违约率的影响 |
| 5.4.1 货币政策对网贷还款违约率的影响 |
| 5.4.2 货币政策对还款违约率影响的空间差异 |
| 5.5 本章小结 |
| 6.金融信息化差异下货币政策对网贷融资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
| 6.1.1 金融信息化对网贷融资的影响 |
| 6.1.2 金融信息化影响货币政策对网贷融资的调控作用 |
| 6.2 数据分析与实证模型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研究样本 |
| 6.2.3 信息化进程测度 |
| 6.2.4 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金融信息化对网络借贷融资的影响 |
| 6.3.2 金融信息化差异下货币政策对网贷融资的影响 |
| 6.3.3 金融信息化影响货币政策对网贷融资调控作用的时空差异 |
| 6.4 本章小结 |
| 7.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1 金融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1.2 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3 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约束政策的研究 |
| 2.2 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投资效率的含义及研究视角 |
| 2.2.2 中国的投资效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
| 2.2.3 宏观经济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3 金融约束理论、政策内涵与中国实践 |
| 3.1 金融约束论的理论内涵 |
| 3.1.1 金融约束理论的背景 |
| 3.1.2 经济租金的概念、分类与性质 |
| 3.1.3 金融约束核心内容概述 |
| 3.2 金融约束政策下信贷市场均衡及福利分析 |
| 3.2.1 金融约束下的租金创造:一个简化的分析框架 |
| 3.2.2 金融部门租金创造的经济效应 |
| 3.2.3 企业部门租金创造的经济效应 |
| 3.2.4 福利效应与政策合理性分析 |
| 3.2.5 金融约束政策局限性与政府治理 |
| 3.2.6 金融约束政策动态调整的必要性 |
| 3.3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的实施情况 |
| 3.3.1 中国金融政策的学术争鸣 |
| 3.3.2 中国金融约束的政策实践 |
| 3.3.3 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金融约束 |
| 3.3.4 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金融约束、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及政策效率初步判定 |
| 4.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 |
| 4.1.1 指数构建的改进思路 |
| 4.1.2 主成分变量及其含义 |
| 4.1.3 指数构建原理及步骤 |
| 4.1.4 主成分分析结果 |
| 4.1.5 指数的有效性分析 |
| 4.2 金融约束、经济增长与宏观投资效率 |
| 4.2.1 金融约束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
| 4.2.2 “斯蒂格利茨效应”与“麦金农效应” |
| 4.2.3 基于宏观投资效率的金融约束政策评价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与投资的总量效率 |
| 5.1 金融约束下过度投资成因分析:基于经济结构失衡的视角 |
| 5.1.1 基于新古典理论的投资需求及其决定因素 |
| 5.1.2 金融约束下的资本过度积累与总需求结构失衡 |
| 5.1.3 金融约束下的储蓄动员:对低利率与高储蓄并存的解释 |
| 5.2 实证检验:金融约束、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 |
| 5.2.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5.2.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2.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与投资的结构效率 |
| 6.1 金融约束政策、信贷歧视与资本错配 |
| 6.1.1 工业部门资本配置现状及信贷歧视相关研究 |
| 6.1.2 金融约束政策下信贷歧视的成因分析 |
| 6.1.3 信贷歧视、资本错配与投资效率损失 |
| 6.2 实证检验:金融约束政策与行业资本配置效率 |
| 6.2.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6.2.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6.2.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金融约束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微观视角的补充论证 |
| 7.1 微观视角下租金激励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再解释 |
| 7.1.1 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述评 |
| 7.1.2 融资约束、代理问题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7.1.3 租金激励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制 |
| 7.2 实证检验:以工业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例 |
| 7.2.1 实证研究假设 |
| 7.2.2 研究思路、模型及变量说明 |
| 7.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4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7.2.5 稳健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结论 |
| 8.1.1 中国当前金融发展阶段主要政策特征的界定 |
| 8.1.2 基于投资效率的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 |
| 8.1.3 经济租金本质与金融约束政策局限性的再探讨 |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 8.2.1 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约束退出路径 |
| 8.2.2 关于未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发展重点的思考 |
| 8.2.3 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管理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配合 |
| 8.3 研究展望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科研成果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我国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影子银行内涵研究 |
| 二、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内涵研究 |
| 三、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框架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一、论文创新之处 |
| 二、论文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影子银行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影子银行产生及发展的原因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措施的变动 |
| 二、不完善的金融监管行为 |
| 三、地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扩张 |
| 第二节 影子银行主要业务发展现状 |
| 一、委托贷款 |
| 二、信托贷款 |
| 三、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
| 四、互联网金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影子银行影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机制 |
| 第二节 影子银行影响信贷传导机制的相关理论 |
| 一、金融加速器模型 |
| 二、CC-LM模型 |
| 三、托宾Q模型 |
| 四、财富效应理论 |
| 第三节 影子银行影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主要途径 |
| 一、银行贷款渠道 |
| 二、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影子银行影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介绍及变量选取 |
| 一、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介绍 |
| 二、变量的选取和说明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VAR模型稳定性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分析 |
| 五、方差分解分析 |
| 六、格兰杰因果(Granger)关系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总结 |
| 一、实证分析结果 |
| 二、实证分析结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规范影子银行业务运行 |
| 二、加大影子银行金融监管 |
| 三、完善我国货币政策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7）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与本文相关的货币政策文献梳理 |
| 1.2.2 关于安倍经济学及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价 |
| 1.3 结构安排及分析方法 |
| 1.3.1 结构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2章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
| 2.1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 |
| 2.2 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 2.3 机动的财政政策 |
| 2.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 |
| 2.3.2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收入——安倍税收学的主要内容 |
| 2.4 经济成长战略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基于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视角 |
| 3.1 日本银行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
| 3.1.1 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 |
| 3.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分类 |
| 3.2 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研究——基于WALSH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分析 |
| 3.2.1 模型设计 |
| 3.2.2 模型假设 |
| 3.2.3 变量选择 |
| 3.2.4 模型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内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研究 |
| 3.4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分析 |
| 3.4.1 2014 年和2018 年日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及其原因 |
| 3.4.2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低迷 |
| 3.4.3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原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 |
| 4.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背景 |
| 4.1.1 货币数量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 |
| 4.1.2 日元贬值的目标难以实现 |
| 4.1.3 “负利率政策”的导入导致银行经营困难 |
| 4.1.4 日本银行的“单兵作战”陷入困境 |
| 4.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 |
| 4.2.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 |
| 4.2.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特征 |
| 4.3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 |
| 4.3.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 |
| 4.3.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
| 4.3.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前景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安倍经济学机动的财政政策及其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 5.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及有效性分析 |
| 5.1.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 |
| 5.1.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
| 5.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分类 |
| 5.3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评价 |
| 5.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政府支出的评价 |
| 5.3.2 安倍税收学的评价 |
| 5.4 机动的财政政策与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
| 6.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1.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理论分析 |
| 6.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
| 6.1.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 |
| 6.2.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FDI)渠道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8）高新认定政策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主要贡献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政府干预理论 |
| 二、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府干预的动机及后果 |
| 二、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三、政府干预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
| 第三节 现有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二节 英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三节 瑞士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四节 日本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五节 其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六节 国际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启示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高新认定政策的制度背景 |
| 第二节 高新认定政策的框架体系 |
| 第三节 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机理分析 |
| 一、高新认定政策实施的经济学分析 |
| 二、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高新认定中政府与家族企业的博弈分析 |
| 一、博弈模型假设 |
| 二、博弈模型构建 |
| 三、博弈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税支持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家族控制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发操纵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启示和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及判断标准 |
| 一、产业结构的内涵和分类 |
| 二、产业结构转型的概念及判断标准 |
| 三、衡量产业结构转型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财政政策干预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依据 |
| 一、市场失灵理论 |
| 二、财政职能理论 |
| 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机制 |
| 一、财政政策的概念及分类 |
| 二、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
| 三、税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相关因素分析 |
| 一、供给侧因素 |
| 二、需求侧因素 |
| 三、外部环境因素 |
| 第二章 我国产业结构与财政政策的演变路径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产业结构与财政政策的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年) |
| 二、市场经济建立与市场化改革加速期(1992-2003年) |
| 三、科学发展时期(2004-2008年) |
|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期(2009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演变路径 |
| 一、1978-1997年:投资和税改为主,注重发展基础产业 |
| 二、1998-2003年:民生支出和税收优惠为主,着力科技和环保产业 |
| 三、2004-2008年:增支调税区别对待,加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
| 四、2009年至今:支出结构与税制不断优化,全面转型产业结构 |
| 第三节 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成效与问题 |
| 一、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取得的成效 |
| 二、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我国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一、联立方程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支出总量与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我国税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一、面板门限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三、税收总量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四、产业税负和具体税类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典型国家和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典型国家及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一、美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二、日本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三、韩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四、台湾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第二节 典型国家及地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启示 |
| 一、精准定位政策作用对象 |
| 二、注重政策工具间协调配合 |
| 三、依托财税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客观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适用性与时效性原则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政策完善路径与措施 |
| 一、调控财政支出总规模 |
|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
| 第三节 税收政策完善路径与措施 |
| 一、适度关注宏观税负 |
| 二、优化税制结构与税制设计 |
| 第四节 配套措施 |
| 一、转变政府职能 |
|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
| 三、推进财税法制化进程 |
| 四、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包含货币政策的协调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10）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的理论研究 |
| 1.2.2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 |
| 1.2.3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效应的研究 |
| 1.2.4 简要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
| 2.1 关于政府角色与产业政策的探讨 |
| 2.1.1 有机的政府和机械的政府 |
| 2.1.2 经济发展中政府角色的变迁 |
| 2.2 产业政策工具及功能 |
| 2.2.1 产业政策工具 |
| 2.2.2 弥补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 |
| 2.2.3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产业优势生成 |
| 2.2.4 推动创新体系的形成提升产业发展能力 |
| 2.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 |
| 2.3.1 创新引领需要政策支持 |
| 2.3.2 战略安排需要政策引导 |
| 2.3.3 风险化解需要政策护航 |
| 2.4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设计 |
| 2.4.1 政策支持机制特殊性界定 |
| 2.4.2 动力组成 |
| 2.4.3 力量传导 |
| 2.4.4 运行原理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演变和产业发展现状 |
| 3.1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演变 |
| 3.1.1 综合性产业政策演变 |
| 3.1.2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演变 |
| 3.2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效果 |
| 3.2.1 政策的激励催化作用初步显现 |
| 3.2.2 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开始初见成效 |
| 3.2.3 政策的信息传导作用明显 |
| 3.3 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产业发展状态分析 |
| 3.3.1 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产业的统计分类 |
| 3.3.2 产业发展状态描述的方法 |
| 3.3.3 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细分产业发展差异分析 |
| 3.4 政策工具与政策功能和政策需求不协调问题分析 |
| 3.4.1 政策功能定位不准 |
| 3.4.2 政策工具针对性不强 |
| 3.4.3 政策需求内容缺失 |
| 3.4.4 政策支持执行失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支持机制的实证检验 |
| 4.1 产业政策支持机制的实证模型和方法 |
| 4.1.1 现有政策支持机制的检验——政策效应评价 |
| 4.1.2 产业政策效应评价的标准及内容 |
| 4.1.3 产业政策效应的评价方法 |
| 4.2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宏观实证分析 |
| 4.2.1 实证样本的选择 |
| 4.2.2 变量的选择 |
| 4.2.3 实证结果 |
| 4.2.4 结论 |
| 4.3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微观实证研究——以财税政策为例 |
| 4.3.1 理论阐述 |
| 4.3.2 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 |
| 4.3.3 数据采集与处理 |
| 4.3.4 实证结果 |
| 4.3.5 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兴产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发达经济体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
| 5.1.1 着眼未来,规划先行 |
| 5.1.2 多措并举,定位精准 |
| 5.1.3 精心打造产业发展环境 |
| 5.2 发达经济体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经验总结 |
| 5.2.1 培育产品需求市场助产业成长 |
| 5.2.2 要素多方位供给助产业发展 |
| 5.2.3 引导集群化的形成建产业生态 |
| 5.3 对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启示 |
| 5.3.1 打造产品的全价值链 |
| 5.3.2 提供充分的市场发展环境 |
| 5.3.3 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作用发挥的政策优化建议 |
| 6.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体系的优化思路 |
| 6.1.1 产业结构政策要着眼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
| 6.1.2 产业技术政策要着眼于协同创新网络形成 |
| 6.1.3 产业组织政策要着眼于培育产业生态 |
| 6.1.4 产业布局政策要着眼于发挥比较优势和协作共赢 |
| 6.2 需求面政策优化建议 |
| 6.2.1 加强专利保护措施完善专利政策 |
| 6.2.2 建立实现客户需求价值的政策支持体系 |
| 6.3 供给面政策优化建议 |
| 6.3.1 建立健全科学技术交流扩散系统 |
| 6.3.2 建立协助企业拓宽资本融通渠道 |
| 6.3.3 建立开放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
| 6.4 环境面政策优化建议 |
| 6.4.1 建立产业发展信息收集和反馈机制 |
| 6.4.2 建立科学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总方略 |
| 6.4.3 加快科学民主专业化智库建设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研究展望 |
| 7.1 全文总结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 附录A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政策汇总 |
| 附录B 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基本情况表 |
| 附录C 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基本情况表 |
四、发挥货币政策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D]. 姜旭. 吉林大学, 2021
- [2]产业政策、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D]. 姜倩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3]货币政策对网络借贷的影响研究[D]. 梁洪.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5]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D]. 韩玉姝.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6]我国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D]. 种艳秋.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1)
- [7]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D]. 王晗. 吉林大学, 2019(04)
- [8]高新认定政策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D]. 万源星. 浙江工商大学, 2019(07)
- [9]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D]. 蒋炳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研究[D]. 白恩来.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