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省财政工作会议在汉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姜鑫[1](2020)在《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治理完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才素质变成了国家经济的软实力。大部分归国留学人员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又掌握了国际先进知识技术,是人才队伍的主力军。武汉市近五年都是海归就业的热门城市,也是最吸引海归创业城市的城市之一,做好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协同治理整合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利益相关的统战部、欧美同学会、工商联等统战主体各种分散的统战功能,如何整合归国留学人员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资源,从而发挥不同协同主体各自的功能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互补。本文对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群体展开了问卷调查,发现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群体硕士以上学历超过了80%,同时,在高等院校任职与自办企业的在汉归国留学人员居多,分别占25%和21.67%,有超过41.67%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工作。根据问卷调查统计在汉归国留学人员普遍认为统战系统的统战部、欧美同学会、工商联这三个机构最能够帮助到归国留学人员。本论文选择的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治理的主体有:省委统战部、省欧美同学会及其团体会员、省工商联及其所属商会。省委统战部是国家党政机关,而省欧美同学会和省工商联是省委统战部管理的人民团体。从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治理的现状来看,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统战主体关系现状包括:(1)主体地位身份不同,基层组织身份不同;(2)统战主体分工不同,主体职能交叉重合;(3)统战团体自主不够,存在垂直资源依赖。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统战客体关系现状包括:(1)统战对象边界交叉,对象特征身份重叠;(2)统战对象条条分割,跨界交流机会不多;(3)统战对象领域不同,存在共生资源依赖。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包括:一是会员信息采集不全,人才资源聚合有限;二是理事会成员不均衡,缺少体制外的人士;三是统战对象各有所长,没有形成资源互补。存在问题的原因如下:一是缺少人才主动意愿,人才信息采集困难;二是纵向组织缺少协同,过于依赖行政权威;三是互补资源流动阻滞,横向组织缺少协同。最后,本文以省委统战部为主导主体,以省工商联为辅助主体,以省欧美同学会为基础主体。根据SFIC协同治理模型重建协同治理的组织架构和制度规则,并提出了一系列举措:一是协同治理形成举措;二是协同治理实现举措;三是协同治理评价监督举措。从而发挥统战部的协调功能,统战团体的自治功能,统战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统战对象的参与功能,开创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多元统战主体协同合作的大统战局面。
刘才[2](2020)在《战后湖北省的粮食问题与政府的应对(194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湖北省在抗日战争时期受损严重,然而战后的湖北并没有多少时间用于休养生息和恢复生产,接踵而至的国共内战使该省再度陷入困境。湖北省粮食产量向来不丰,再加上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因素以及战争、田赋征实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了该省粮食供需的失衡,进而引发粮食危机。文章将用三章内容对战后湖北省的粮食危机及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分析:第一章主要介绍战后湖北粮食危机的概况。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存在的粮食危机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且战争不但破坏了该省的农业生产,同时也消耗了该省粮食存储量。除自然灾害的影响外,战争、田赋征实、日俘等人为因素对湖北省粮食危机的形成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人为因素是造成该省粮食危机的主要因素。战后湖北省粮食危机主要表现为粮食短缺及粮价上涨,进而引发其他方面的危机,对该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聚焦应对粮食危机的开源政策。一方面,湖北省政府不仅借鉴了国民政府在战时施行的增产计划,而且仿效了广东省粮食生产工作竞赛的举措,努力提高本省粮食产量。另一方面,湖北省政府从省内、省际及地方与中央三个维度来设法扩大粮食来源,首先打击囤积居奇,管理本省粮食市场;其次引进外省米粮,充裕本省粮源;最后请求配售美粮,为争取多方粮源而努力。第三章主要论述应对粮食危机的节流政策。宴会节约及粮食节约的硬性规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除带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节约粮食外,也在社会中引领了节约风尚。诸多政令禁止本省粮食外流,以保障本省粮食供应本省消费。尽快遣送日俘归国及申请日俘改道他处等举措,减轻了本省供应俘粮的负担。研究战后湖北省的粮食危机,系统梳理政府应对粮食危机的各项政策,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国民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施政特点,揭示国民党统治所存在的问题,并且为探索国民党退出湖北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任晓伟[3](2020)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开展了规模庞大、形式丰富多样的抗战宣传工作,抗战宣传成为党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宣传工作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近代以来山东饱受外敌侵略,人民心中存有深厚的反帝爱国情绪,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加深了人民群众的憎恶情绪,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发展及推行的各项政策为山东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些都为党在山东开展抗战宣传工作奠定了基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宣传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为了最大程度的进行抗战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以宣传抗战为中心工作,通过散发抗战宣传品、发行抗战报纸、抗战期刊、出版革命书籍等新闻宣传,戏剧、歌咏、文学、曲艺等文艺宣传,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等教育宣传方式,进行政治宣传、经济宣传、文化宣传、军事宣传,注重运用典型宣传,丰富多彩的宣传方式及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宣传风格等宣传策略,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宣传减租减息和动员参加大生产运动,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促进了山东党组织的壮大与发展,推动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唤醒了民众参与抗战、服务抗战的民族意识,回击了日伪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为争取抗战胜利准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宣传工作为当今党的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坚持党对宣传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宣传工作要服务于现实需要,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宣传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又为我们当下的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重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些经验和启示为新时代党的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孙家丰[4](2020)在《“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邮递系统源远流长,当周之时,即有官邮,号为“邮置”,步传、马传递送简书。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起见,对于邮驿通信都十分重视。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服务于民间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它寄递邮件、包裹、汇兑,以商业行庄为主要服务对象,收费也相对低廉,对于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邮递,都无法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商品流通的快速发展,无法满足社会内外的发展需求。因对外条约的承诺,由海关兼办的邮政,成为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滥觞。海关创设的邮政在全国渐次推广,但是由于邮政包裹运输的特性——邮政局中所寄送的物件往往是小量的贵重品或奢侈品等,所以在普通税关中每易漏税,严重损害了地方厘金局卡的利益,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赫德领导的海关,为了避免因与地方势力冲突导致海关对邮政的掌控而减弱,主动制定了包裹税条例,来对海关和地方厘金局卡的权益进行划分。民国肇建之后,各省的邮包业务越加发达,邮包税也成为各省关注的焦点。以甘肃邮包税创设为契机,邮包税开始逐渐在全国不少省份内推广。但是由于此时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各省的邮包税设计各行其是。北洋后期,一些省份开始和海关进行谈判,将海关代征的邮包厘金权力收回,设局自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厘金变相”的邮包税本应成为裁厘的对象,但是由于财政的需求,竟然摇身一变划出厘金范畴,成为一种“良好之新税”,并收归财政部,在全国推广开来。直到1930年,由于交通部、各商业团体、各邮务公会的极力提议,再加上国民政府创建统税作为弥补厘金裁撤后的损失以及关税自主后税率的提升,关税收入的极大增加,自1931年1月1日起,厘金制度才被明令裁撤,邮包税也因重新划入厘金范畴,终被加以取缔。邮包税制度变迁的背后,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交织与互动,这种互动经常以博弈和妥协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邮包税推广全国时期,邮包税与产销税、认捐包括二五内地税之间的冲突,还是邮包税被明令裁撤后,西南、西北各省对于中央政令的消极抵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中央与地方利益上的纠葛和权限的划分,也有因共同目标——“剿匪”而作出的妥协退让。
周小华[5](2019)在《武汉市的第三次计划单列》文中研究表明198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了湖北省委、省政府转报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请示》,并于1984年9月23日批转了经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的武汉市委、市政府关于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报告。至此,武汉市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这项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武汉市实行计划单列,这也是武汉历史上的第三次计划单列。
张格[6](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郭常顺[7](2018)在《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湖北位于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武汉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政治中心,也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区域,其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尤其是武汉,成为中日两军浴血奋战、重兵对峙的区域,历时7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展开对全国各地沦陷区的分区受降。依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湖北省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与重建。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国统区日渐萎缩。湖北省政府最终退守恩施,鄂西国统区开始形成,肩负起拱卫陪都、屏障西南的重任。在省主席陈诚的坚强领导与努力推动下,以“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和“凭证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新湖北建设运动”在鄂西全面展开,当地的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闻名全国,鄂西国统区逐渐得以巩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在沦陷区站稳脚跟,开辟了鄂豫边区,成为鄂省境内与鄂西后方相比肩的两大抗日力量。在此期间,湖北沦陷区被战火覆盖,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鄂省经济元气大伤,已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百废待兴”成为这一危局的真实写照。1944年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明朗化,国、共、日三方都开始积极布局,日军发动老河口、芷江战役,被国军所击败,中共则派出南下支队经略华中与华南。三方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鄂省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蒋介石出于阻止中共方面接收的目的,积极笼络鄂省境内的伪军头目。在其有力配合下,国军第五与第六战区的部队迅即向湖北沦陷区开进,相继挺进武汉、沙市、宜昌等地,很快便与各地日伪军完成换防。与此同时,湖北省党政军等机构陆续“还治”武汉,隆重举行受降仪式,各县市政府纷纷返回各自辖区,中统、军统也在鄂省积极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湖北的统治地位得以重新确立。随着“还治”过程接近尾声,湖北省政府开办日军官兵与侨民管理处,对在鄂日俘与日侨展开集中收容与教育,妥善安排其日常生活,并在中央政府与武汉行营的配合下,积极组织运力,顺利将在鄂日俘与日侨遣返回国。面对数量庞大的日伪财产与公产,第六战区相继成立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力求消解战后初期“四大金刚”等无序接收的乱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鄂省境内多数日伪财产与公产被省府所掌握,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在此之后,省府对其进行了相关处理,分别予以标卖、发还和充实教育基金,总体过程还算顺利。但是,接收过程中弊案迭出、贪腐横行,财产损失不少,对政府形象与民众观感产生了较大影响。沦陷区经过敌伪7年的蹂躏,各种社会关系亟待调整。大批军民在战时迁往后方,许多日本战犯与汉奸在战后被捕,如何对上述迁返的军民加以妥善安置并给予优抚,对上述战犯与汉奸加以惩治与审判,就成为摆在省府面前的重要课题。省府通过修祠、立碑等方式,对阵亡将士予以褒扬;积极筹措物资,开展优抚活动,给予军烈属物资关怀;办理青年军等退伍军人的复员转业事宜,力求使其各得其所;对过境的外省军民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顺利还乡;积极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意在使其安心工作。囿于财力短缺,上述行动未能持续下去。武汉行营设置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以治其罪,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许多战犯得以逃避审判与惩处。与此同时,战时西迁的学校与企业纷纷返回原址,谋求复校与复业,这一过程较为顺利,但因财力与物力所限,难以正常运作。出于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省府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并发展一系列社团组织。面对战后社会风气的颓势,省府积极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以安定人心,消除不稳定因素。在接收开展的同时,收复区的战后重建也陆续步入实施阶段。省府主要着眼于如下领域:(一)通过推进土地陈报复查工作、田赋与营业税划归地方、禁止摊派并举办捐献、合并机构与裁减冗员、市价征粮与禁征民夫、减购军粮与清发粮款等方式,谋求财粮问题的解决(二)积极推进工厂复工与农村复耕,聚焦重点工程,发展特色农业;着力于水利工程与水陆交通的恢复与发展,谋求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三)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邮政与通信网络,沟通各地的联系,以适应战后重建的客观需要(四)在万耀煌“教而后富”思想的引导下,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举办运动会及童子军运动,为鄂省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五)出台“大武汉”建设等一批市政规划,积极开展市政建设,谋求鄂省城市的复兴。上述这些领域受限于人、财、物力的短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对后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着实令人扼腕。总而言之,经过战后四年的努力,湖北收复区的接收大体顺利完成,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统治得以重新确立,此后的战后重建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其成效很不明显,逐渐无疾而终,未获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观方面,一系列短板束缚其手脚,包括胜利突降,准备不足,手忙脚乱;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时紧而事繁,短期内难以完成重建等原因;客观方面,则在于国共内战的持续扩大,与战后重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换言之,即内战与重建矛盾重重,难以兼顾。就在国民政府举步维艰之际,中共实现了对湖北收复区的成功接管。
陈印静[8](2018)在《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文中研究指明为重审与再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为视角,阐释在国家有序计划与主动介入下,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被国家计划所取代的进程。从而揭示1949年至1966年国家如何推进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此时段国家权力、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市场经济?在研究思路上,本论文以各时期商业所有制的演进作为逻辑主线展开,并选取具有特殊性的小商业作为专题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进行系统论述。中共建政早期,国家引导武汉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新旧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中共建政以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已形成,建政后中共实践了新民主主义商业,并通过改组“大公”与“小公”商业、整顿合作社商业的“商人路线”、对私营商业实行分利政策等举措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武汉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采取了鼓励商业转业、开展物资交流、建立新商事制度等办法恢复与发展商业。其次,“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武汉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了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政府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计划干预,由于限制与排挤私商过头导致商业结构失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商业计划结构的再次调整,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商业提前走向终结,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再次,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推动“一五”时期商业体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转型过程中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手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小商业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最后,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一五计划”后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国家开始致力于稳固社会主义商业。由于国家局势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商业亦随之多次调适。国家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主要从计划性和非计划性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政府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设计与安排计划性商业;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进行管控,打击自发商业行为,限制非计划因素。在阐释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政策的基础上,选取小商小贩分析其特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小商小贩与批发商、零售商相比,具有特殊性所在,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属于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徘徊者”,国家一方面努力把其纳入计划轨道,另一方面又迫于流通需求保持其市场属性。因此,国家对引导小商小贩走社会道路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吸纳方式,小商小贩处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边缘身份体现了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因人制宜政策与取向。通过对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949年至1966年,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与改组、“五反”运动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由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的历史演进。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为扩大计划市场、缩小自由市场,商业管理权力陷入“上收——下放——上收”的反复循环。作为兼具“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国家在引导小商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安排政策倾斜”与“安排过宽限制”之间的徘徊、“吸收进来”与“调整出去”的矛盾,小商贩从而成为纳入国家计划与保持市场性的“徘徊者”。在这一时期,市场与政府双方展开了长时段的博弈拉锯。面对政府在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高压管控,市场并非“坐以待毙”,其“自发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与政策变化中寻求可行的生存策略而难以消灭,国家面对市场的主动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妥协姿态,乃至不惜采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方式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武汉商业社会主义道路与湖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中,呈现具有更多自主性、更注重强化商业管理权力、更加注重对小商业的改造和安排、更注重处理商业转业所引发的利益重组、更加强调内外物资交流等特征;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直辖市城市相比较,武汉具有行政层级的一般性,因此武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自主权相较于以上城市难免受到更多限制,尤其是受到来自于省级党政等多方的影响。
刘文祥[9](2017)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国立武汉大学珞咖山校园,是国民政府时期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案例中的重要代表。作为由美国建筑师主导设计的中国国立大学校园,珞咖山校园的建筑风格和文化意涵,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而其建设过程和当时的师生校园生活,亦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充分利用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美国等地的馆藏未刊原始档案,在教育史、建筑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对这一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和教育史上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案例进行了深入探讨。近代以来,武汉地区的高等教育校园校舍建设曾长期发展滞后,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落后地位,这一状况直到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并开始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方才发生根本改变。1928年国民政府改组重建国立武汉大学,其筹备过程中适逢“宁汉对立”和大学区制改革试行,新大学曾经历了省立与国立间的短暂摇摆,最终由蔡元培确定为国立大学,并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为建设新校园做准备。武大新校舍建设计划最早由筹备委员李四光提出,选址过程经历了多次变更,在李四光、叶雅各、开尔斯及建委会其他委员共同决策下最终确定。在珞珈山新校址范围内,武汉大学依照《土地征收法》开展了持续8年的土地征收,其间发生了多次迁坟、拆迁和土地纠纷,武大校方、地方土着、中央及地方政府等方面在其间发生了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博弈,体现出当时中国教育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间的鸿沟。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十分复杂,在中央和湖北省各担半数的150万元初期财政拨款以外,另有中央和湖北省政府的追加拨款、湖南省政府及汉口市政府的补助款、美国及英国退还庚子赔款、黎氏兄弟私人捐款、平汉铁路局技术合作协定补助款等来源。这些拨款的进程各有不同,其间亦经历了众多曲折与反复。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主要由美国建筑师开尔斯进行,李锦沛、石格司等建筑师也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开尔斯建筑师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旅行经历,这些成为他设计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重要背景。新校舍前后两期工程,分别主要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和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两大营造厂在施工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均总体上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由开尔斯主持设计的珞珈山校园建筑,在风格上契合当时的“固有形式”潮流,在近代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但其中也融合了大量其他元素。开尔斯、李锦沛等人在珞珈山演绎“中国固有形式”的过程中,受到中山陵建筑设计的深刻影响,而在具体设计实践中,也展现出对中国南北不同地域建筑元素的融合,及对“中西合璧”和“古今融合”的尝试。面对形式与功能的矛盾,也在探索中不断尝试进行调和折衷。珞珈校园与武昌东湖密不可分。民初任桐的大东湖风景区构想和30年代周苍柏“海光农圃”的建设,是近代东湖风景区开发先驱。与此同时,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设也是东湖风景区建设最早的拓荒实践,武汉大学的道路建设极大改善了东湖交通状况,而珞珈校园本身也成为了民国时期武昌东湖作为风景旅游地的核心景观和主要游憩地之一。作为大学校园的珞珈湖山,在30年代的武汉三镇发展成为一个“世外仙源”,也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大学生活模式。
汪洋[10](2017)在《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向现代化转型和取得民族独立自强的问题。本文重点考察的是一个县的农村如何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中期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建构起新的秩序。本文从民国时期的京山县农村基层社会入手,分析了中共最初的农村活动直至领导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农村的建立过程。本文首先通过传统的文本研究和访谈的结合,分析了传统的乡村秩序怎样陷入困境的。笔者认为在中共大规模的介入到京山县的乡村基层前,农村的秩序面临着很大冲击。这其中有“天”的因素和人为因素带来的生产上的破坏,乡村基层的秩序也面临着匪患的冲击,同时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出现了内卷化的特征。这种秩序的破坏不仅有着传统王朝的秩序破坏的特征,我们还要看到其中现代化要素的介入反倒使得农村精英向城市转移,匪患的武力加强,内卷化带来的更多干扰性因素,以及外国资本对农业生产的某种冲击。中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抗日战争大规模介入到京山县的农村基层中的,它所领导的带有全盘性抗争和改造的事业对农村的秩序重归稳定提供了极大助力。这种助力也为中共迅速的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提供了帮助。伴随着全面的胜利,中共开始了在京山县农村的更大改造活动。带有革命化理想目标的执政党在地权变迁中,实现了对农村政权和民众心理的重塑,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将自身的意志施加于农村社会之中,从而构建新的秩序。地权变迁中国家利用农业生产体制性的变化,获得了大批的拥护者,建立起稳固的政权组织,同时利用阶级力量的话语在农村开展广泛的动员、教育以及斗争工作,力图对农村社会进行全面性的整合。这种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互动,整体而言,国家处于相对主动的一方,多层次的乡村各阶层相对被动,这也是国家力量能不断较为成功介入到基层实施改造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政策的施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社会各阶层基于已有的情感认知、利益等因素对国家力量形成了跟随、徘徊、抵抗等现象。这种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既有着农民各阶层一致性的一面,也有着各阶层各不相同的一面。通过对身处其中的社会各阶层,以及干部这一特殊群体在地权变迁中的表现考察,我们可以窥见国家力量在传统因素较强的农村如何试图建构起一个新的符合现代化工业化以及革命理想化需要的世界。
二、全省财政工作会议在汉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省财政工作会议在汉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治理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社会组织 |
二、统战系统 |
三、统战工作 |
四、协同治理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资源依赖理论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三、SFIC协同模型 |
第二章 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归国留学人员协同治理主体的现状分析 |
一、协同治理主体的选择原则 |
二、湖北省欧美同学会的现状 |
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主体关系的现状 |
第二节 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治理客体的现状分析 |
一、协同治理客体的问卷调查分析 |
二、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客体关系的现状 |
第三章 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 |
一、会员信息采集不全,人才资源聚合有限 |
二、理事会成员不均衡,缺少体制外的人士 |
三、统战对象各有所长,没有形成资源互补 |
第二节 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缺少人才主动意愿,人才信息采集困难 |
二、纵向组织缺少协同,过于依赖行政权威 |
三、互补资源流动阻滞,横向组织缺少协同 |
第四章 基于SFIC模型提出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 |
第一节 可行性分析 |
一、协同主体存在资源依赖 |
二、协同主体存在参与动机 |
三、协同主体没有冲突历史 |
四、可行性结论 |
第二节 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治理的组织形式 |
一、以省委统战部为主导主体 |
二、以省工商联为辅助主体 |
三、以省欧美同学会为基础主体 |
第三节 协同治理形成举措 |
一、做好顶层的设计 |
二、加强沟通和协调 |
第四节 协同治理实现举措 |
一、发挥省委统战部主导作用 |
二、系统分解和结构优化 |
三、加强协同系统的制度建设 |
第五节 协同治理评价监督举措 |
一、建立目标考核制度 |
二、建立正向激励制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关于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群体的调查问卷 |
(2)战后湖北省的粮食问题与政府的应对(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前史 |
(一) 战前有关粮食问题研究 |
(二) 战时有关粮食问题研究 |
(三) 战后有关粮食问题研究 |
(四) 有关军粮问题研究 |
(五) 湖北省粮食问题研究 |
三、研究方法 |
(一) 文献研究法 |
(二) 个案研究法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战后湖北省的粮食危机 |
一、战时湖北省的粮食情况 |
(一) 战时粮食问题 |
(二) 战时湖北省有关农业之损失 |
二、粮食危机出现的原因 |
(一) 主要因素:战乱与征实 |
(二) 限时因素:供养日俘 |
(三) 次要因素:天灾频发 |
三、粮食危机的表现及影响 |
(一) 粮食短缺 |
(二) 粮价上涨 |
第二章 开源:地方政府的根本性举措 |
一、实行增产计划 |
(一) 择善而从:增产计划大纲 |
(二) 互相借鉴:举办生产工作竞赛 |
(三) 成果验收:测验与考核 |
二、打击囤积居奇 |
三、引进外省米粮 |
四、请求配售美粮 |
(一) 两期美粮:集中配售 |
(二) 徒劳无功:汉口市的努力 |
第三章 节流:地方政府的辅助性措施 |
一、开展节约运动 |
(一) 宴会节约 |
(二) 粮食节约 |
二、禁止粮食出口 |
(一) 诸多禁令出台 |
(二) 禁止在汉采购 |
三、尽快遣返日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意义 |
(一)历史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的背景 |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战宣传工作的历史背景 |
(一)近代以来山东饱受外敌侵略 |
(二)山东人民具有深厚的革命历史文化传统 |
(三)重视宣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历史传统 |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战宣传工作的现实背景 |
(一)中共山东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
(二)全面抗战爆发前山东人民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
(三)日军对山东的大肆侵略,人民群众生活困苦 |
(四)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国民政府工作人员无能 |
第二章 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的发展历程 |
一、中共山东党组织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的抗战宣传(1937年7月—1938年10月) |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发展时期的抗战宣传(1938年10 月—1940年底) |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时期的抗战宣传(1941 年初—1943 年底) |
四、山东抗日根据地后期的抗战宣传(1943 年底—1945 年) |
第三章 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的形式 |
一、新闻宣传 |
(一)简单明了的抗战宣传品 |
(二)通俗易懂的宣传报纸 |
(三)丰富多样的宣传期刊 |
(四)种类丰富的宣传书籍 |
二、文艺宣传 |
(一)形象生动的戏剧宣传 |
(二)鼓动人心的歌咏宣传 |
(三)催人奋进的文学宣传 |
(四)喜闻乐见的曲艺宣传 |
三、教育宣传 |
(一)学校教育 |
(二)社会教育 |
(三)干部教育 |
第四章 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的内容 |
一、政治宣传 |
(一)宣传党的理论,指导抗战开展 |
(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民族团结 |
(三)揭发日伪的欺骗宣传,坚定民众抗战信心 |
二、经济宣传 |
(一)推行党的经济统一政策的宣传 |
(二)开展减租减息的宣传 |
(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宣传 |
三、文化宣传 |
(一)注重革命文化的宣传教育 |
(二)注重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弘扬 |
四、军事宣传 |
(一)宣传抗战局势 |
(二)弘扬抗战英雄 |
(三)动员民众参军 |
第五章 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的评价 |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的策略 |
(一)运用典型宣传,发挥先锋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 |
(二)运用丰富多彩、类型多样的宣传形式 |
(三)运用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宣传风格 |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的成效 |
(一)促进了山东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 |
(二)推动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
(三)唤醒了民众参与抗战、服务抗战的思想意识 |
(四)回击了日伪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 |
第六章 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的历史经验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宣传工作的绝对领导 |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三)宣传工作要服务于现实需要,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 |
(四)宣传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的现实启示 |
(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二)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三)要重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四)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文献资料类 |
(二)着作类 |
(三)学位论文类 |
(四)学术论文类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4)“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回顾 |
(一) 厘金的研究 |
(二) 邮政的研究 |
(三) 研究状况评述 |
三、研究方法、视角及相关界定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视角 |
(三) 相关界定 |
四、重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厘金、邮政与海关:邮包税的诞生与其制度运行背景 |
第一节 邮包税的开征背景 |
一、“无物不征”的厘金 |
二、近代邮政的发展 |
三、防杜偷漏:邮政与税收的关联 |
第二节 邮包税征收的制度化 |
一、邮包税的制度设计 |
二、海关邮包税、子口税与邮包税的关系考辩 |
三、海关对邮包税的复杂态度 |
第二章 渐次推广:北洋政府时期邮包税的演化 |
第一节 北洋政府前期邮包税的推广与比较 |
一、“国税漏卮”、“复业善后”与甘肃邮包税的创制 |
二、各地邮包税的开征及其比较 |
第二节 北洋政府后期邮包税的扩张与分析 |
一、设局自办与海关、客邮的交涉 |
二、邮包税和铁路火车捐:两种运输方式承载的厘金制分析 |
第三章 收归部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邮包税的国税化 |
第一节 出尔反尔:邮包税由裁到收归部办 |
一、不断推进的裁厘活动 |
二、全国财政会议上官方的定调:“非通过税,与厘金不同” |
三、社会各方的反映 |
第二节 财政部的制度安排与地方实效窥探 |
一、邮包税局的组织及其法规章程 |
二、全国邮包税总局对地方分局的管理控制 |
三、实效对比:天津邮包税的成功与东三省邮包税的旋起旋灭 |
第四章 利益纠葛:邮包税实行中的各种困境 |
第一节 税与税之间的冲突 |
一、江苏邮包税与产销税之间的矛盾 |
二、浙江邮包税与丝绸认捐之间的交涉 |
三、邮包税与二五内地税以及统税的瓜葛 |
第二节 来自民间的抗议 |
一、国货与免税 |
二、商业团体的抗争 |
第三节 邮包税演进中的自身流弊 |
第五章 裁撤厘金:邮包税的裁撤及其后续 |
第一节 裁撤厘金背景下各方的呼吁 |
一、交通部的推动 |
二、商业团体的努力 |
三、邮务工会的请求 |
第二节 邮包税裁撤后的后续考察 |
一、西南、西北地方政府的顽强抵抗 |
二、邮资费用是否因邮包税裁废而变化 |
三、邮包税局对包裹的查验功能谁来弥补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武汉市的第三次计划单列(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央对武汉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
二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起因 |
三武汉高层领导的四川、重庆之行 |
四武汉计划单列的谈判 |
五计划单列的运行与回响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一)研究资料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小结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小结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小结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小结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小结 |
结语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7)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路径与方法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前后的湖北概况 |
一、鄂西国统区的形成与巩固 |
二、湖北境内中共力量的增长 |
三、沦陷区的百废待兴 |
四、胜利前夕的湖北军事态势 |
小结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 |
一、国军挺进沦陷区与日伪军换防 |
二、湖北党政军等机构的陆续“还治” |
三、对日俘与日侨的遣返与处置 |
四、对日伪财产与公产的接收与处理 |
小结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上) |
一、对敌后迁回军民的安置与优抚 |
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惩处 |
三、西迁学校及企业的复校与复业 |
四、一系列社团组织的恢复 |
五、卫生与防疫工作的开展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下) |
一、财政与粮政问题的解决 |
二、工农业、水利与交通的恢复与发展 |
三、邮政与通信网络的构建 |
四、教育领域的恢复工作 |
五、新市政规划的出台与实施 |
小结 |
第五章 湖北收复区接收与重建之评估 |
一、接收与重建之成效评估 |
二、成效不显着之肇因所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近代中国商业史研究 |
(二) 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史研究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体制改革的研究热潮 |
三、问题意识与创新空间 |
(一) 关键词释义 |
(二) 问题意识 |
(三) 研究思路 |
四、研究重点与局限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局限 |
五、主要研究资料 |
(一) 档案类资料 |
(二) 报刊类资料 |
(三) 汇编类资料 |
(四) 其他类资料 |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 |
一、中共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 |
(一) 建政前的中共与商业 |
(二) 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特征及对中共建政的影响 |
二、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 |
(一) “大公”、“小公”商业的改组 |
(二) 合作社“商人路线”的整顿 |
(三) 私营商业的分利政策 |
三、武汉商业秩序的新旧过渡 |
(一) 商业转业 |
(二) 物资交流与商业联营 |
(三) 新商事制度的建立 |
小结 |
第二章 “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一、“五反”运动的起因 |
(一) 从增产节约运动到“三反”运动 |
(二) 从“三反”运动到“五反”运动 |
二、武汉“五反”运动始末 |
(一) 由工商界“四反”走向“五反” |
(二) “五反”运动的四个阶段 |
三、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一) “五反”运动的特征 |
(二) “五反”运动对商人的过度打击 |
(三) 商业、市场与商人思想的变化 |
(四) “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变局 |
小结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局势变动 |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二) 武汉商业的新形势与商人的新矛盾 |
二、武汉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一) 动员与起始阶段 |
(二) 经销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四) 经济改组与安排阶段 |
三、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建构与运用 |
(一) 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缘由 |
(二)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管理 |
(三)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运用——以零售商改造为例 |
四、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一)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 |
(二) 商业过渡的困境与曲折——以武汉绸布座商为例 |
(三) 社会主义商业的确立 |
小结 |
第四章 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 |
一、保障计划性: 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 |
(一) 商业机构市区分工改革 |
(二) “大跃进”与“大商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
(三) 国民经济调整与改进零售商业管理体制 |
二、限制“非计划”因素: 自发商业的市场管理 |
(一) 自发商业的生存策略 |
(二) 自发商业的限制与管理——基于1957年的分析 |
(三) 取缔计划商品流入自由市场 |
小结 |
第五章 计划与市场间的“徘徊者”:小商贩的特殊社会主义之路 |
一、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
(一) 小商贩的改造办法 |
(二) 小商贩改造的定税政策 |
二、小商贩的安排及其调整 |
(一) 安排小商贩的政策倾斜 |
(二) 安排偏宽及其限制 |
三、残存小商贩的整顿改造 |
(一) 残存小商贩的分类整改 |
(二)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矛盾 |
(三)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争议及处理 |
四、商业整改与调整退出小商小贩 |
(一) 恢复合作商店与合作小组 |
(二) 退出国合商业小商贩的安排政策 |
五、自发个体商贩的清理整顿 |
(一) 自发个体商贩的井喷 |
(二) 清理整顿自发小商贩的政策界限 |
小结 |
结语 |
一、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
二、市场与政府间的“应然”与“实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史料来源 |
四、本文的基本框架 |
第一章 近世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与晚清民初大学校园发展历程 |
一、近世以来西人眼中的中国建筑 |
二、风格交错的晚清民初中国建筑及大学校园 |
三、“中国固有之形式”与国立大学校园建设 |
四、清末民初武汉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校园建设 |
第二章 国立武汉大学的组建与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 |
一、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到国立武汉大学 |
二、武汉大学新校舍的酝酿和建筑设备委员会的成立 |
三、珞珈山新校舍的选址过程 |
四、珞珈山新校址内的土地征收与纠纷 |
第三章 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及工程营造 |
一、建筑师开尔斯与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 |
二、汉协盛营造厂与新校舍一期工程 |
三、六合建筑公司与新校舍二期工程 |
第四章 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与支出 |
一、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的经费来源 |
二、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的经费筹措 |
三、对民国时期珞珈山校园建设经费收支的分析 |
第五章 珞珈山校园的建筑语汇和文化意涵 |
一、珞珈山校园的总体规划及空间布局 |
二、“南北”与“东西”:珞珈山校园的建筑风格 |
三、现代大学校园与复古建筑形式的折衷碰撞 |
第六章 藏修息游焉:湖山风景与校园生活 |
一、武昌东湖:由荒郊野泽走向近代风景游憩地 |
二、武汉大学与东湖风景区 |
三、民国时期珞珈山的校园生活 |
结语 |
附录一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地契信息统计表 |
附录二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筑一览表 |
附录三 民国时期珞咖山校园规划设计主要建筑工程师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后记 |
(10)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述评 |
三、研究的区域和时间的界定 |
四、本文研究内容、方法与材料来源 |
五、本文研究重难点 |
六、本研究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失序与混沌:生态恶化的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天灾抑或人祸? |
一、水旱连年 |
二、战事:雪上加霜 |
三、灾害应对 |
第二节 匪患肆虐 |
一、流匪如风 |
二、“土”匪横行 |
第三节 失败的政权建设 |
一、失衡的职能 |
二、保甲组织:名实难副 |
三、政治人物难称其职 |
第四节 农民经济状况与行为选择 |
一、收不抵支 |
二、向何处去? |
第二章 革命走进乡村:从边缘到中心 |
第一节 革命初临 |
一、董必武的学生 |
二、革命活动 |
第二节: 抗日战争:革命走向中心 |
一、汉流组织的帮助 |
二、陈大姐与李司令 |
第三节 革命支前:从翻深到翻身 |
一、支前任务 |
二、支前中的问题 |
第三章 地权变动下的国家权力 |
第一节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的实现 |
一、急性土改 |
二、京山县土改概况 |
三、京山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
第二节 地权变迁中的权力体系构建 |
一、京山县乡村权力的网络体系 |
二、基层建党办社 |
第三节 生产环节中的国家权力 |
一、干部领导生产 |
二、生产中的政治选举与表达 |
三、生产中的政治教育 |
四、生产中的家庭 |
第四章 地权变迁下的情感、阶级与利益 |
第一节 亲不亲,阶级分 |
一、情感与观念之惑 |
二、阶级觉悟:同姓敌人与异姓兄弟 |
三、阶级身份的划分 |
第二节 身份与话语:合作化时代的双重工具化运用 |
一、组织起来 |
二、“揩油”:阶级话语的武器 |
三、谁在反对? |
第五章 乡村的领导者:国家的干部 |
第一节 干部配置 |
一、土改前后干部的构成与流动 |
二、党员干部:红与专的要求 |
第二节 干部培训 |
一、整风培训:身份认同 |
二、学习领导合作化 |
三、学习与规训 |
第三节 干部问题 |
一、人际交往:阶级意识不清 |
二、贪污腐化 |
三、作风问题 |
第四节 处于国家与乡村间的干部 |
第六章 阶级斗争:秩序的维护 |
第一节 狂风暴雨 |
一、对敌斗争:“关管杀” |
二、难以过关:自我了结 |
第二节 暗处的敌人 |
一、混入生产组织的阴谋 |
二、乡间案件幕后黑手 |
三、农民的心思 |
第三节 民间信仰的隐伏 |
一、民间信仰组织的基础 |
二、清理会道门组织与两种话语 |
三、剪不断,理还乱 |
结语 |
一、新秩序的来龙去脉 |
二、历史与现实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四、全省财政工作会议在汉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在汉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协同治理完善研究[D]. 姜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2]战后湖北省的粮食问题与政府的应对(1945-1949)[D]. 刘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宣传研究[D]. 任晓伟.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4]“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D]. 孙家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武汉市的第三次计划单列[J]. 周小华. 武汉学研究, 2019(01)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7]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D]. 郭常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8]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D]. 陈印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9]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D]. 刘文祥. 武汉大学, 2017(06)
- [10]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D]. 汪洋.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