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民权运动”与日本政治的现代化（论文文献综述）
张雪飞[1]（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董俊[2]（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汤振[3]（2020）在《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认为朴殷植（1859-1925）,韩国近代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爱国启蒙思想家、独立运动家以及政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朴殷植于韩国国内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以揭露批判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宣扬爱国启蒙意识。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韩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继续开展抗日独立运动、挽救民族危亡,1911年,朴殷植流亡中国。流亡中国期间,他先后辗转东北、北京、香港和上海等地区,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与此同时,他还与中国维新派人士及革命派人士围绕韩国独立运动及中韩联合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朴殷植的文学翻译、散文创作及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体现了强烈民族意识、近代意识和抗日意识,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朴殷植文学作为一种反帝反殖民的后殖民书写,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相关影响、借鉴和促进,因此,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本文旨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后殖民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社会学及政治美学批评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考察朴殷植的文坛活动,并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述朴殷植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及其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韩国国内爱国启蒙运动时期,朴殷植通过《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西北学会月报》及《西友》等报刊杂志积极开展独立言论和文本翻译活动,并撰写着作。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进行了积极的报刊舆论和文学着述活动,他先后担任《香江杂志》、《新韩青年》、《四民报》、《道路月刊》及《五九》等中韩报刊杂志的撰述人或主编,并在以上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文章,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言论活动。不仅如此,在中国东北地区时,创作《梦拜金太祖》、《渤海太祖建国志》、《泉盖苏文传》等历史传记小说。在北京、上海等地创作出版了《安重根传》、《李舜臣传》、《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着作,宣扬韩国志士的抗日壮举,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朴殷植积极寻求中国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援助。他审时度势,以中韩联合为导向,跨越党派差异,不仅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展开交流,更与景梅九、汪精卫、黄介民等革命派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联络。朴殷植与中国人士围绕抗日救国的时代课题所进行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韩知识分子共同的身份认同,推动了中韩联合,并为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朴殷植也因此实现了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的文学翻译包括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和对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因作者政治思想的差异,中韩两国的政治形势以及两国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同一时期,在翻译内容上区别甚微的两版《瑞士建国志》在中韩两国被作出了不同的解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朴殷植版本的《瑞士建国志》更为符合本国国情,以瑞士建国的历史给予韩民众以鼓舞和激励,以此宣扬民族意识,增强民众的爱国心。此外,朴殷植还对梁启超散文及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所作散文进行了译述和刊登。通过将译述作品和原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朴殷植文本翻译的特点,包括语言、句式的改变及对原内容的删减和改写等。朴殷植对清末散文译述的背后是当时中韩两国所共同面临的民众爱国心缺失问题和教育问题。通过翻译清末散文作品,吸收借鉴和宣传了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教育思想,促进了韩国爱国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朴殷植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及对清末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体现了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在知识和思想上的交流与共享。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独特的时代认识,包含中国认识、日本认识、中韩关系认识、东亚认识及世界认识等。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聚焦于清政府制度改革、韩国自强以及东亚三国联合等层面。此阶段,对于中国及东亚的认识面较为狭窄,且某些认识存在偏颇。朴殷植的中国流亡体验,包括在华革命实践和人文交流活动等,大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朴殷植的时代认识,促进了其时代认识的发展。朴殷植的中国认识变得更为多角度、辩证和全面客观,如对革命派的肯定和批判以及对袁世凯的双重认知等。对中韩关系及世界形势也有了更为准确、客观的认识。其散文文本呈现着强烈的抗日意识、中韩联合意识和东亚和平意识,体现了其从周边走向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的自觉。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积极建构本国的历史英雄人物叙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此宣扬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和抗敌精神,鼓舞和激励国民学习英雄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同时,期待国民中涌现新的英雄,拯救民众和国家于危难之中,恢复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在进行英雄想象的同时,着力于国民话语和抗日话语的建构,揭露小中华意识或慕华事大思想所导致的国民奴隶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爱国精神丧失以及民族团结意识缺失等问题,批判愚昧、冷漠、旁观、涣散等根深蒂固的旧国民性;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尤其强调精神教育的重要性,着力于改造旧国民性和培养新国民。与此同时,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扬了抗日意识和中韩联合意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弘扬了民族精神,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朴殷植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了自身的文学世界,并完善了自身的文学体系。与此同时,它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和抗日戏剧的丰富和发展。在影响与接受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韩两国的社会形势和国际局势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这展现了中韩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体现了中韩近现代文学密切交流的一面。表明了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朴殷植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颠覆强权的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活动,再加上其个人具有深刻的殖民地体验和跨文化体验。因此,朴殷植文学具有后殖民性与离散性。从文化意义上看,他的文学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鲜明地展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体现了其作为来华韩国流亡文人的文化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朴殷植文学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相当的建设性和前瞻性。研究朴殷植文学有利于透过作品了解日帝殖民统治的时代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社会状况及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今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探讨朴殷植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及其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所做的贡献,有助于深入发掘以“互为主体”、“和谐共存”为核心的20世纪东亚精神和文化自觉,为促进当今中韩关系的发展乃至构建东亚和谐共存体系提供借鉴。
石天炜[4]（2020）在《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女性社会地位分析（1905-1931）》文中提出大正民主时期在学界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划分:狭义上仅指大正天皇在位时期,即从1912年到1926年的短短15年;广义则是指从明治末年日俄战争到昭和初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即从1905年到1931年。本文采用二战后日本历史学界的普遍划分方法,即广义的划分,选取1905—1931年这27年作为研究时段,探讨这一时段内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大正民主时期是日本发展变革的繁荣期,国内不断深化改革,致使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社会文明程度有所提高。在此基础上,西方自由、平等观念也随之盛行,日本女性日益得到重视,此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女性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和地位,纷纷着书立说,组建学术团体,对女性地位提高作以宣传,大正民主时期的女性运动就此拉开帷幕。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越发重视女性在国家富强、社会稳定中的作用,逐渐开展对女性的教育,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此外,随着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结构开始变化,许多新的行业先后产生,在此情况下社会中也产生了职业妇女,女性广泛参与各行各业的工作,社会属性渐渐增强,其自身地位也有所提高。本文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采用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和女性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依据大正民主时期的报刊杂志等文献资料,分析当时女性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从四个部分入手,对大正民主时期女性地位的变化进行全面研究。第一章主要对大正民主时期女性地位变化的历史背景进行追溯。随着明治维新改革的不断深化,日本国内渐渐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现代的家庭观随之确立起来。此时日本各界均注意到女性对于家国稳定的重要作用,纷纷采取行动,宣传现代的女性观,加速女性群体的现代化转型,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响应。例如日本政府树立“良妻贤母”的女性观,并对女性开展现代化教育,使其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福泽谕吉、森有礼等明六社成员,对传统男尊女卑的婚姻观与家庭观进行抨击,并宣扬男女平等。与此同时,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福泽谕吉、植木枝盛等人借此机会宣扬现代女性观,为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女性地位提高奠定了思想基础。虽然1898年的明治民法使得女性地位暂时回落,但是纵观全局,明治时期为大正民主时期女性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主要对大正民主时期女性地位变化的原因进行时代背景分析。大正民主时期女性地位提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诸多大事件在此时发生,客观上促进了女性地位提升。例如日俄战争使得大量男子命丧战场、女子不得不走出家门,充当主要劳动力;再如“米骚动”虽然爆发于偶然,但是却让广大群众见识到女性群体的强大;此外关东大地震虽然给日本群众带来苦难,但是也打破旧有城市建设与社会风俗对女性的束缚;日本社会不断改革,城市化加速,也为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女性地位的提高创造了条件。第三章主要对影响女性地位提高的诸多直接因素进行相应梳理。大正民主时期,女性地位提到深受大正浪漫的影响,对于女性的宣传逐渐增加,社会也开始欣赏女性之美;而平塚雷鸟和与谢野晶子作为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为日本女性解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们不断宣扬新观念、新思想,促进了日本社会女性解放思潮的诞生;此时教育的普及也推动了女性解放,女性在大正民主时期广泛接受教育,使得女性就业技能提高、思想得以进步,进而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第四章对女性地位变化的表现加以分析,女性在大正民主时期地位的提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服饰变化、恋爱观念变化等。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女性职业的变化,诸多职业,例如理发师、作家、医生等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
雷月荣[5]（2020）在《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文中认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思想体系中一颗尚待开采的明珠。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健全独立人格的培育,倡导通过个人改造与社会制度改造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建构。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仍存在一种忽略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和责任精神的价值取向,仍存在一种重视人的改造,忽视制度建设的“单项决定论”倾向。历史上那些被猛烈批判过的国民素质问题,亦或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今在国人身上仍然有迹可寻。可以认为,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改革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提高国人素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造就健全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健全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独立批判态度、自由冒险精神与责任意识。胡适基于健全独立人格,在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建构、国民性改造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释。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经由对“国民”的批判发展到对“人”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以“个人本位”的国民性改造内容。培养个人本位意识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核心内容,据此,胡适对女子问题、贞操文化、传统孝道、封建礼俗、家族个人主义等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理想国民性的建构上,经由“现代国民”到“现代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健全独立人格”的国民性改造目的。“健全独立人格”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基点与目标归宿,它要求现代人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个人“要有自由意志”,其二,个人须“当干系、负责任”。在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经由“单项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制度与人”的双向互动国民性改造途径。双向互动改造包括以教育、文学为主的“人的改造”和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造”两个方面。而民主制度的改造思路重点体现为民主制度之“民主”基础、“人权”核心、“宪政”实质、“法治”表征、“渐进改良”过程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目的等方面。同时,胡适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造路径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改造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批判。“国民性改造问题”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两大关键主题:其一,国民性改造的“立国”与“立人”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的“集体”取向和“个人”取向问题;其二,国民性改造的“单项”和“双向”路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者关乎“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如何造就这样的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勾勒出一条以“权利与责任”为旨要,以“双向互动”为路径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实现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在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近代中国面临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胡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不自觉带入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一方面宣扬“个人价值”,试图“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迫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更多是强调强国护民,“解放个性”被弱化。二者的两难兼顾成为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大悖论。内在方面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自身问题: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由西方引入,而非本土生发;改造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改造方式以批判为主调,建设性较弱；实验主义自身内在限度等。当前,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基于对中国人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整全性阐释,并且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的实践,一种依循于健全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注对象。
宋浠睿[6]（2020）在《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近代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为了改变中国屈辱的命运,推翻了中国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型,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带着如何使中华儿女真正吃饱穿暖的现实思考,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对策,并建立了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对民生问题的考察提升到为国家民族担当的高度,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这一思想涉及土地、经济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善民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问题的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理论素材。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做出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解读,但是只有全面把握民生主义的内涵,深入理解民生主义所凸显的理论局限与内在矛盾,才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更为切实地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价值。本文不仅研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具体内涵,同时深入研究其详细的发展脉络,以求全面、客观地评价民生主义,梳理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把握其时代价值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当前的研究现状,简要做了相关概念的阐释,提出了研究途径与方法和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交代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溯源,通过对中国传统民生思想和西方社会的民生理论及政策实践的回顾与考察系统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任何思想家的理论学说都是经过了大量的理论铺垫与现实实践形成的,思想理论溯源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铺垫与支持。第三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涵,简要分析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根本、核心、基础与实现的途径。第二部分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展历程,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阶段、发展过渡阶段和飞跃完善阶段。第四章通过历史文献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历史流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围绕中国共产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和进行了考察与分析。主要从政策和理论两个方面入手,通过纵向对比两党都是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民生方面的完善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在民生方面的缺失与不足。第五章是新时代视域下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加以评析。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三个方面。旨在对孙中山民生主义进行相对系统、公正的评析。第六章整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也就是当代价值。笔者在此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当代价值整理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在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仍然可以从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提取许多的启示与价值。
刘思宇[7]（2020）在《言文一致与日本的近代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治时期（1868-1912）是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从国策角度来说,是由闭关锁国到学习西方的转化期。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完成本国的近代化,是其步入强国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语言方面的近代化也不可以忽视,语言方面的变革甚至可以说是近代化的基础。日本长期以来的言文分离局面不利于国家发展,日本通过言文一致统一了表述,不只易于学习他国的文化知识,也更易于本国国民之间的交流,而且可以加强国民的归属感,这对其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将对言文一致运动进行整理,从政治、文学和教育的角度,以历史事件为参照,将言文一致与言文一致运动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首先在起源阶段,从政治层面对言文一致运动进行考察。叙述言文一致先觉者的主张,例如前岛密发出的言文统一倡导。之后从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对言文一致运动进行分析。在民间层面结合自由民权运动来进行论述,其中植木枝盛为了宣传政治思想将自己演讲的内容转化为文本进行发表,可以说是文章趋于“口语化”的先例。此外报纸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为了一般民众更易于理解政治思想,难解的文本被翻译成通俗的口语,也出现了文言统一的萌芽。在国家层面为了摆脱日本落后于时代的命运,国家倡导学习西方,此时出现了森有礼等知识分子发起了推崇国语改革的运动,觉醒了言文统一的意识,从而更有效率地学习先进知识,完成国家的近代化。之后在文体探索阶段,从文学层面对言文一致运动进行考察。通过梳理近代小说家对于新文体的摸索历程,对言文统一所依赖的言文一致体的来源进行考证。在文体摸索的过程中,论述小说文体改革经历了二叶亭四迷的「だ」体、山田美妙的「です」体、最后统一于尾崎红叶「である」体的艰辛过程,由此确立了言文一致体的基本形式。并且通过对言文一致体小说《浮云》的分析,发现小说中运用言文一致体所体现的语言简洁的特点,此外文章采用言文一致体也更易于人物心理描写并且方便文章写实。最后通过分析《浮云》中的人物形象,可以发现小说对明治社会西欧化的真实写照和对明治社会官僚批判所体现的近代性。最后在教育改革阶段,从教育层面对言文一致运动进行考察。通过文体摸索阶段确立的言文一致体,使身处于明治初期文体混乱局面的日本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有了抓手。本阶段通过分析教科书的五个版本中口语文和文语文存在的比例,考察国语教材中的口语文逐渐取代文语文的过程,也就是教材用语的言文一致化过程。由于教材用语更容易理解,使国民更易于学习文化知识,民众的角色由封建社会的臣民转换成现代社会中的国民,逐渐拥有了权利意识,最后通过语言的统一,同时提升了民族归属感。
张用清[8]（2020）在《近代日本立宪政治源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立宪政治是一种设立宪法、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的政治模式,实现立宪政治是近代日本历史发展和国家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日本立宪政治源流的考察,有助于了解日本立宪政治从无到有的形成轨迹和内生的逻辑矛盾,拓展对日本近代发展历程的理解。近代日本立宪政治的实现并非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人为构建的产物,其诞生深刻受到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条件的支配。日本政府主导下的宪政调研和政权构建,塑造了其最终的形式和内涵;日本民间追求民权的活动,也在理念和行为上对立宪政治实现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历史学的学科范式为基本,借鉴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将幕末政治变局下日本对西方政治知识的吸收与阐述视为其立宪政治构建过程的起点,以幕末维新时期、明治政权构建时期、自由民权运动时期三个时间段为主轴,尝试从理论的阐述、政府机构的演变、民间活动的推动等方面,考察近代日本立宪政治的源流。本文在立足近代日本立宪理念演变和立宪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吸收前人已有研究成果,抽象出近代日本立宪政治源流中存在的独特特征和逻辑。本文认为,日本追求立宪政治的过程中,天皇成为国家价值体系的顶点,其余主体的地位和权力根据其与天皇的距离远近判断,政治主体呈现单极化特征;政府历次政体改革下,行政权对立法权、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始终起着主导和决定的作用,立法权与立法机构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无论学者还是政治家,在其政治论述和政治行为中普遍贯彻实用主义思维,以国家本位为价值判断标准,对立宪政治理念和体制采取工具化的态度。这些特征和逻辑的形成因于近代日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和面对的外部冲击,其延续塑造了日本立宪政体的形态,对日本立宪政治的发展和崩溃具有重要意义。
张弛[9]（2020）在《日本兴亚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亚洲,日本相继产生“皇国史观”和“海外雄飞论”思想,后以曾根俊虎“兴亚论”为标志形成日本亚细亚主义思想。在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1880年建立了日本第一个拥有官方背景的亚细亚主义团体——兴亚会。兴亚会拥有明确的纲领,系统的组织运营体系,在其存在期间开展了诸多政治、文化活动,研究兴亚会有助于探究当时日本社会精英自发性团体对东亚国际关系是否有实质性影响。本文旨在详细梳理早期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兴亚会的建立过程及主要活动,及至兴亚会变更名称、不复存在的整个过程,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兴亚会的性质作出判断。兴亚会以“联合亚洲各国,振兴亚洲之衰颓,以抵御西方侵略”为宗旨建立,并在神户、大阪、福冈建立分会。兴亚会会员大多为明治政府官员以及军方人员。其会员主要分为领导层和干事层,领导层由明治政府高级官员组成,干事层主要为军方情报人员和知识分子。领导层主张遵从明治政府对外扩张政策,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纵向亚洲秩序;干事层主张实行温和的外交政策,建立各国“平等”的横向亚洲秩序。但干事层并非真心兴亚,当中朝两国与日本的根本利益冲突时,他们则全力为日本刺探情报。兴亚会的主要活动有:举行例会与亲睦会、发行会报、创办中国语学校（日文原名: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派遣通信员和从事政治活动,其实质是通过拉拢各国官员和社会精英人士,培养通晓汉语的间谍,刺探中朝国情报,为明治政府的亚洲扩张策略服务。兴亚会受明治政府和军方操控,助力明治政府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以亚细亚主义“联亚抗欧”理念欺骗亚洲邻国,企图将邻国纳入日本主导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完全为日本的核心利益服务。因其以“兴亚”之名,行“侵亚”之实,故未能促进中日关系发展,更不会实现所谓“兴亚大业”。
李卓凌[10]（2020）在《清末民初（1890-1919）译介热点中的“法国革命”思辨研究》文中指出就实现政治革命的途径而言,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相比,法国革命模式显然在清末戊戌变法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广泛流布之间的一二十年（1890-1919）里,受到了最为重要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基于不同身份、不同立场与不同目的,在清末民初的舆论环境以及译介操作方面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差异与误读。其中,儒家思想中的“革命”一词在向法国Revolution、日文革命（かくめい）转译改造的过程,充分体现在戊戌变法前的王韬、李提摩太,戊戌变法后的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前的孙逸仙、冷血,新文化运动前期的胡适、陈独秀的文本中对“革命”的翻译和重估的话语实践上。不同知识分子所处时代、知识背景、政治立场和行为动机决定了他们关于革命观念的诠释,却又不同程度地与儒家文化发生瓜葛,呈现出或重解、或改良、或对抗的态度。主要围绕清末民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论文集中于溯源与法国革命思想有关的翻译、介绍、理解、接受与影响的过程,通过官员、士大夫、知识分子等人不同类型文本的比较分析,追踪“法国革命”这一指符的文化译介之旅的轨迹,澄清文学使命与政治目的之间的焦点关联,进而探讨文学译介与革命政治之间的互动对近现代文学创作、文学阐释与文艺理论建构的长远影响。这对于深入研究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化的关键词,也有方法论的意义。
二、“自由民权运动”与日本政治的现代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自由民权运动”与日本政治的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0.5 创新点 |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 2.2.1 家庭生产 |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余论 |
| 5.1 余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动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朴殷植的文坛活动 |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的文坛活动 |
| 一、报刊言论、着述出版及翻译活动 |
| 二、功利主义文学观 |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的报刊言论及着述出版活动 |
| 一、报刊言论 |
| 二、着述出版 |
| 第三节 中韩联合视角下的朴殷植与中国人士的交流 |
| 一、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的交流 |
| 二、与革命派人士的交流 |
| 第三章 朴殷植的文学翻译 |
| 第一节 政治小说《瑞士建国志》的翻译 |
| 一、席勒戏剧《威廉·退尔》在东亚三国的文本传播 |
| 二、中韩版本的比较考察 |
| 三、翻译的文化政治: 排满革命与国族想象 |
| 第二节 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 |
| 一、梁启超散文作品译述 |
| 二、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散文作品译述 |
| 第四章 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与时代认识 |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 一、中国认识 |
| 二、韩国自强认识 |
| 三、东亚认识 |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 一、中国认识 |
| 二、中韩联合意识 |
| 三、世界认识 |
| 第五章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创作 |
| 第一节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概观及版本界定 |
| 一、历史传记小说概观 |
| 二、版本界定 |
| 第二节 建国、辅国与抗日英雄 |
| 一、朴殷植的英雄观 |
| 二、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 |
| 第三节 国民话语与抗日话语 |
| 一、国民性批判与培养新国民 |
| 二、抗日意识与中韩联合意识 |
| 第四节 创作特征 |
| 第六章 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互动与交流 |
| 第一节 朴殷植《兴学说》与林乐知《文学兴国策》 |
| 一、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
| 二、《文学兴国策》在韩国的传播 |
| 三、参考与改写:《兴学说》 |
| 第二节 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 |
| 一、朴殷植《安重根传》的创作特征 |
| 二、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作品 |
| 三、影响与接受的背后动因 |
| 第三节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与中国近现代抗日戏剧 |
| 一、《山河泪》对《血史》的接受与改编 |
| 二、对《山河泪》的参考与改作:《亡国恨》 |
| 三、影响与接受的动因、意义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女性社会地位分析（1905-1931）（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大正民主时期前女性社会地位回顾 |
| 1.1 启蒙思想下的“良妻贤母”女性观 |
| 1.2 甲午中日战争对日本女性地位的影响 |
| 1.3 民主运动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
| 1.3.1 森有礼的女性观 |
| 1.3.2 福泽谕吉的女性观 |
| 1.3.3 植木枝盛的女性论 |
| 1.4 1898年明治民法与女性地位的回落 |
| 第2章 大正民主时期女性地位提高的时代背景 |
| 2.1 日俄战争对大正民主时期女性地位的影响 |
| 2.2 “越中女房一揆”——渔妇发起“米骚动” |
| 2.3 大正十二年关东大地震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
| 2.4 社会改革与城市化进程对日本女性的影响 |
| 2.4.1 社会改革使得女性社会属性提高 |
| 2.4.2 经济发展使得新的女性阶层出现 |
| 2.4.3 城市化进程推进女性生活的解放 |
| 第3章 影响大正民主时期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直接因素 |
| 3.1 社会风貌的变化:大正浪漫 |
| 3.2 女性解放运动 |
| 3.2.1 平塚雷鸟对女性解放的促进 |
| 3.2.2 与谢野晶子对女性地位提高的推动 |
| 3.3 大正民主时期的女性教育 |
| 3.3.1 大正民主时期女子教育的模式 |
| 3.3.2 大正民主时期教育模式作用分析 |
| 第4章 大正民主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体现 |
| 4.1 服饰潮流的变迁 |
| 4.2 恋爱婚姻观念的变化 |
| 4.3 女性的广泛就业 |
| 4.3.1 医生护士 |
| 4.3.1.1 女医生 |
| 4.3.1.2 女护士 |
| 4.3.2 女理发师 |
| 4.3.3 女作家 |
| 4.3.4 女店员 |
| 4.3.5 女列车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历史资源:众多历史先贤国民性问题探索成果 |
| (二) 现实关照:社会转型背景下国民素质提升需求 |
| (三) 认知盲点:“熟悉的陌生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胡适思想研究概况 |
| (二) 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 |
| (三)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主要论题 |
| (四)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演进与形成 |
| 一、胡适生平 |
| (一) 绩溪岁月(1891—1904):“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
| (二) 上海求学( 1904—1910):“受到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
| (三) 美国留学(1910——1917):“杜威教授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 |
| (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1926):“新文化运动领袖” |
| (五) 大革命时期(1926—1930):“人权的斗士” |
| (六) 抗战前夕(1931——1937):“战乱阴影下的北大文学院长” |
| (七) 抗战期间(1937——1946):“驻美大使” |
| (八) 内战时期(1946—1948):“北大校长” |
| (九) 落日余晖( 1949—1962):“坚持为自由而战的老斗士” |
| 二、背景:从民族危机到文化自觉 |
| (一) 辛亥革命后的文化反思思潮 |
| (二) 新民派先驱者的思想渗透 |
| (三) 留美求学后认识深化 |
| 三、溯源:从中国传统到西方文化 |
| (一) 隐性的暗合:传统文化的影响 |
| (二) 显性的自觉:西方文化的影响 |
| 四、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 上海求学(1904-1910):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发轫时期 |
| (二) 留美七年(1910-1917):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初步形成时期 |
| (三) 归国以后(1917—1962):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深化时期 |
| 第二章 国民性批判:从“国民批判”到“人的批判” |
| 一、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历程及相关概念分析 |
| (一)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历程 |
| (二) “现代国民”、“现代人”等概念分析 |
| 二、“无国民意识”:留美前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一) “立足救亡而兼顾启蒙”:20世纪前后国民性思想基本格调 |
| (二) “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留美前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三、“无个人意识”:留美及归国后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一) “超越贤妻良母”:对女子问题的批判 |
| (二) 人格应该高于贞操:对贞操文化的批判 |
| (三) “父母无恩”:对传统孝道的批判 |
| (四) “无后主义”:对家族个人主义的批判 |
| (五) 丧礼改革:对封建礼俗的批判 |
| (六) 对“时间观念淡薄、懒惰、知足”等劣根性的批判 |
| 第三章 国民性建构:从“现代国民”到“现代人” |
| 一、“现代国民”:留美前胡适国民性改造理想 |
| (一)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0世纪前后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二) “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留美前胡适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二、“现代人”:留美及归国后胡适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一) “健全独立人格”:“个人有自由意志”与“个人当干系、负责任” |
| (二) 真假个人主义辨析 |
| 三、“健全独立人格”的具体表现 |
| (一)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须有独立批判的态度 |
| (二) “造就有意义的新生活”:须有自由冒险的精神 |
| (三) “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须有与社会协进的观念 |
| 第四章 国民性改造:从“单向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 |
| 一、“单向决定论”:留美前胡适“思想革新”式个人改造 |
| (一) 从新民派到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国民性改造路径 |
| (二) “人的改造”:留美前胡适国民性改造路径 |
| 二、“双向互动论”:留美及归国后“制度与人”双向互动式改造 |
| (一) 人的改造:教育与文学 |
| (二) 制度改造:民主制度 |
| 三、新文化运动后期对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批判 |
| (一) 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批判 |
| (二) 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批判 |
| 四、留美前后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转变之原因 |
| (一) 社会价值的近代转换 |
| (二) 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不同 |
| (三) 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 |
| (四) 留美前后胡适受教育经历不同 |
| 第五章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贡献、局限及教育启示 |
| 一、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贡献 |
| (一) 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 |
| (二) 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 |
| 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限度 |
| (一) 外在: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 |
| (二) 内在:中国自由主义内在问题 |
| 三、公民教育: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 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 |
| (二) 培养合格公民:中国人现代化之集中体现 |
| (三) 公民性: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之主要特征 |
| (四) 公民教育: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之实践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5 相关概念阐释 |
| 1.5.1 民生主义的概念 |
| 1.5.2 民生主义中的经济范畴 |
| 第二章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溯源 |
| 2.1 民生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近代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的持续加剧 |
| 2.1.2 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
| 2.2 民生主义的本体文化根源 |
| 2.2.1 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民本思想 |
| 2.2.2 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民生理念 |
| 2.3 民生主义中的西方参系 |
| 2.3.1 西方经济思潮与政策实践 |
| 2.3.2 西方社会文化与法律制度 |
| 2.4 马克思主义对民生主义的现实启示 |
| 2.4.1 孙中山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思考 |
| 2.4.2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策实践 |
| 第三章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内涵与发展历程 |
| 3.1 民生主义的思想内涵 |
| 3.1.1 “平均地权”是根本 |
| 3.1.2 “节制资本”是核心 |
| 3.1.3 “振兴实业”是途径 |
| 3.1.4 “发展教育”是基础 |
| 3.2 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 |
| 3.2.1 民生主义的萌芽 |
| 3.2.2 “平均地权”的提出 |
| 3.2.3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设想 |
| 3.3 民生主义的发展过渡 |
| 3.3.1 民生主义的宣传 |
| 3.3.2 《实业计划》的完成 |
| 3.3.3 教育思想的完善 |
| 3.4 民生主义的飞跃完善 |
| 3.4.1 “节制资本”的明确 |
| 3.4.2 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 |
| 3.4.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完善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超越与背离 |
| 4.1 中国共产党对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 |
| 4.1.1 民生主题的坚持 |
| 4.1.2 政策措施的借鉴 |
| 4.1.3 理论层面的超越 |
| 4.1.4 政策措施的超越 |
| 4.2 中国国民党对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 |
| 4.2.1 民生主题的继承 |
| 4.2.2 政策措施的发展 |
| 4.2.3 民生哲学的发展 |
| 4.2.4 政策措施的背离 |
| 第五章 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评析 |
| 5.1 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 |
| 5.1.1 对社会主义的认同问题 |
| 5.1.2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 |
| 5.1.3 对马克思及其社会理想的认识问题 |
| 5.2 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 |
| 5.2.1 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
| 5.2.2 倡导社会主义思想 |
| 5.2.3 饱含人文主义精神 |
| 5.3 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 |
| 5.3.1 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的地位 |
| 5.3.2 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 |
| 5.3.3 民生主义的局限性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 |
| 6.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 |
| 6.1.1 把民生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着力点 |
| 6.1.2 坚持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性 |
| 6.1.3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 |
| 6.2 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 |
| 6.2.1 持续发展生产力 |
| 6.2.2 加强基础设施与实业建设 |
| 6.2.3 缩小收入差距 |
| 6.3 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 |
| 6.3.1 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 |
| 6.3.2 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
| 6.3.3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
| 6.4 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 |
| 6.4.1 平衡教育资源 |
| 6.4.2 促进教育公平 |
| 6.4.3 发展素质教育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7）言文一致与日本的近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先行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言文一致与言文一致运动 |
| 第一节 言文一致概述 |
| 第二节 言文一致运动概述 |
| 第二章 言文一致运动的起源阶段 |
| 第一节 民间层面的言文一致运动 |
| 一、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 |
| 二、宣传媒介中的言文一致 |
| 第二节 国家层面的言文一致运动 |
| 一、明治维新下的西洋学习 |
| 二、文体变革运动的必然 |
| 第三章 言文一致运动的文体摸索阶段 |
| 第一节 非言文一致体 |
| 第二节 近代小说新文体的摸索 |
| 第三节 《浮云》中的言文一致实践 |
| 一、《浮云》中言文一致体的优势 |
| 二、《浮云》中的近代性 |
| 第四章 言文一致运动的教育改革阶段 |
| 第一节 义务教育国语教材中的言文一致表现 |
| 第二节 义务教育国语教材中的言文一致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近代日本立宪政治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章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既往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 第一章 幕末维新时期的“公议”探索 |
| 第一节 幕权衰落下的政治危机 |
| 第二节 公议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
| 第三节 公议政体论的勃兴 |
| 第二章 明治初期的政体构建 |
| 第一节 “公议”政权的确立与《政体书》体制 |
| 第二节 公议尝试:从公议所到集议院 |
| 第三节 三院制下的中央集权化 |
| 第三章 自由民权运动的立宪推动 |
| 第一节 民选议院建白及其论争 |
| 第二节 政治结社与国会期成运动 |
| 第三节 私拟宪法风潮 |
| 第四章 立宪实践的推进与立宪方针的确立 |
| 第一节 元老院的设立及其职能 |
| 第二节 元老院的国宪编纂活动 |
| 第三节 立宪方针的确立 |
| 终章 |
| 第一节 “公议”与政治主体单极化 |
| 第二节 基于行政主导的立法构建 |
| 第三节 立宪“外衣”下的实用主义与国家本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日本兴亚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二、选题意义、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形成 |
| 一、“皇国史观”与幕末“海外雄飞论” |
| 二、早期亚细亚主义的思想雏形 |
| 三、自由民权运动与早期亚细亚主义 |
| 四、曾根俊虎及“兴亚论”的提出 |
| 第二章 兴亚会的建立 |
| 一、从振亚社到兴亚会 |
| 二、兴亚会的宗旨及规则 |
| 三、兴亚会的运营机制与组织结构 |
| 四、兴亚会的财政 |
| 五、兴亚会会员构成及其思想分歧 |
| (一)兴亚会会员构成 |
| (二)兴亚会会员内部思想分歧 |
| 六、兴亚会的代表人物 |
| (一)曾根俊虎 |
| (二)金玉均 |
| (三)王韬 |
| 第三章 兴亚会的活动 |
| 一、定期召开例会与亲睦会 |
| (一)例会 |
| (二)亲睦会 |
| 二、发行《兴亚会报告》 |
| (一)《兴亚会报告》的沿革 |
| (二)《兴亚会报告》的数据汇总 |
| 三、设立兴亚会中国语学校 |
| (一)兴亚会中国语学校的建立 |
| (二)兴亚会中国语学校的运营 |
| (三)兴亚会中国语学校的汉语教育 |
| (四)兴亚会中国语学校的关闭 |
| 四、派遣通信员 |
| (一)通信员的构成 |
| (二)通信员的分布 |
| 五、兴亚会在亚洲的政治活动 |
| (一)积极争取中日两国政府首脑 |
| (二)多方笼络清政府驻日使团 |
| (三)兴亚会与壬午兵变 |
| 六、兴亚会名称变更 |
| 第四章 兴亚会的性质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一、兴亚会的政治性质 |
| 二、兴亚会与中日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清末民初（1890-1919）译介热点中的“法国革命”思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清末民初“法国革命”观念的引入与变迁 |
| (一)甲午战争前士大夫阶层对法国革命的理解与接受 |
| (二)维新党的“革命”阐释 |
| (三)中国留日学生的时局体验与对法国革命的译介宣传 |
| 二、清末民初文学译介热点中的法国革命观念 |
| (一)扬英美而抑法国的政治小说革命观 |
| (二)印刷语境中卢梭的“革命贤者”形象 |
| (三)从法国革命后的《悲惨世界》到辛亥革命前的《惨世界》 |
| (四)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法国因素 |
| 三、革命道路的选择与文学旨趣的建构 |
| (一)革命态度与译介策略 |
| (二)清末民初文学译介的“文学政治”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自由民权运动”与日本政治的现代化（论文参考文献）
-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2]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D]. 汤振. 山东大学, 2020(12)
- [4]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女性社会地位分析（1905-1931）[D]. 石天炜. 吉林大学, 2020(08)
- [5]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 雷月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宋浠睿. 吉林大学, 2020(08)
- [7]言文一致与日本的近代化[D]. 刘思宇.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8]近代日本立宪政治源流研究[D]. 张用清. 南开大学, 2020(04)
- [9]日本兴亚会研究[D]. 张弛.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10]清末民初（1890-1919）译介热点中的“法国革命”思辨研究[D]. 李卓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