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印刷世界》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蒋巧媛,李莉,李先琨[1]（2021）在《努力打造一流学术期刊,积极推动植物科学发展——庆祝《广西植物》创刊40周年》文中提出在庆祝《广西植物》创刊40周年之际,回顾了《广西植物》的发展历程,可分为4个阶段:初创内部刊物,萌芽起步;国内外公开发行,期刊影响力提升;抓住机遇,实现期刊跨越式发展;打造期刊品牌特色,以特色栏目带动期刊整体发展。以创刊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知网和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的数据,使用引证分析法,从发文信息量、报道对象、稿源及作者队伍特点、论文资助项目、被国内期刊引用情况、发表文章下载量等方面分析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总结了期刊在以下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优良平台;期刊评价的各项指标提升,期刊影响力扩大;围绕国家战略和重大社会需求,策划研究热点,打造学科特色栏目;扩大作者群和读者群,加强编委会建设等。展望未来,面临巨大挑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设想:第一,围绕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任务,提升期刊的学术引领能力和品牌影响力;第二,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重大主题打造重点专栏、组织专题和专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第三,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适应移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探索全媒体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加快期刊融合发展;第四,适度增加国际编委比例,提供论文英文长摘要,加强双语学术网站建设,提升开放办刊水平和国际传播能力,努力打造国内一流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黄小菊[2]（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提出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郑晓锋[3]（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彭杰[4]（2016）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吐鲁番盆地是古代东西方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域,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绿洲文化由多个民族共同在此地创造出来。在当地现存众多的古代遗址中,名闻遐迩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约40余公里的火焰山主峰山腰、木头沟沟谷西岸的陡崖上。不仅保存了大量色彩绚丽的古代壁画,而且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吐鲁番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在对柏孜克里克石窟崖岸前的土沙堆积进行清理时发现了新的洞窟。经过仔细甄别,在堆积中发现了一批的汉文文书和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印本文书以及其他文物。其大致年代范围,上至西晋,下迄北宋。从目前所知汉文佛教文书的内容看,涉及经、律、论多个领域。本文就以这次出土的汉文佛教典籍为研究对象,结合吐鲁番盆地的历史文化变迁,从多方面开展了研讨。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这批汉文佛教文书,就外观的细节而言,与以往当地发现的抄经并无二致。文书的书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十六国、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多种书体竞相呈现,反映出吐鲁番盆地与外部区域文化交流的频繁,为我们描绘出在丝绸之路这一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佛教文化旺盛而持久传播的历史画卷。（二）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金光明经》及《仁王般若经》等佛教护国类经典尤其为麹氏高昌国王族所青睐。除了麹氏高昌国处于大国之间,其王族无奈只好时常寄望于佛法护佑的外部原因外,实际还有其抄经供养的内在动机,即,不仅可用佛教义理来为其现世王权合法性提供辩护,而且来世还能当转轮王,甚至依据授记还能成佛。（三）包括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数量多、版本多的《金刚经》残卷文书的发现,表明自北魏至隋唐,《金刚经》汉译本曾在今吐鲁番地区流行一时,尤以鸠摩罗什的译本大行其道。此经的流行,固然与其所宣扬的佛教义理相关,但也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特有的汉文化传统,为《金刚经》信仰在唐代西州的进一步流传提供了土壤。（四）吐鲁番所见汉文、回鹘文《弥勒上生经》残卷及其他相关艺术品的存在,勾画出弥勒上生信仰自南北朝至唐代在当地由盛而衰,至高昌回鹘时期再度兴盛的轨迹,但其发展演变与中原地区并不同步,从而具有自身的地域特色。（五）在五至九世纪期间,主要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西方净土思潮曾在高昌和龟兹这些西域重镇流传一时并在不同地域显示出了不同的形态。在唐朝着力在西域建立汉寺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由于奉敕前来建寺的长安寺院出身僧人的重要媒介作用,长安样式的西方净土变艺术极可能直接被移植到了西域汉寺中,从中显示出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六）《妙法莲华经》在吐鲁番盆地的长期流传并在所有汉译佛典中以最多数量而独占鳌头,其实也是此经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缩影。其中的原因,除了于此经提倡的“三乘归一”的义理思想有关外,鸠摩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七）在高昌辑译完成的《贤愚经》被带至河西后不久,在为敦煌莫高窟壁画提供相关新颖内容题材的同时,在北凉时又西进高昌,出现在吐峪沟石窟壁画中。两地这一时期的洞窟,从建筑形制、壁画布局、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绘画技艺以及所反映的佛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反映出中古时期西域和河西在佛教艺术方面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八）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密教典籍,属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系统的非常少见,而主张讽诵、抄写,并伴以陀罗尼咒语来获取功德的典籍数量占优势。这种现象表明,自魏晋直至唐宋的数百年间,在当时的吐鲁番盆地,相比较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宣扬复杂晦涩密教根本理论的典籍,强调现世及来世利益的陀罗尼类密教典籍更受青睐而易于被广大信众所接受,反映出当地汉传佛教的鲜明特征。（九）《维摩诘经》残卷的大量发现,尤其是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表现此经曾在唐代吐鲁番盆地流行一时。高昌回鹘时期,以罗什译本为底本的回鹘文《维摩诘所说经》在当地出土不少,而以此为依据绘制的“维摩诘经变”在伯西哈石窟的密教洞窟第3窟中出现,一方面是此经变画受敦煌佛教艺术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与《维摩诘所说经》所宣扬的以神通教化众生和密教注重神通高度契合不无关系。（十）汉文大藏经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不仅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当地出土的佛经残卷得以确证。藏经的形式既有抄本,也有印本。其中,唐代由中央政府颁赐的依据《大唐内典录·入藏卷》来组织的抄本藏经在当地广为流传直至北宋初年。北宋以后,刻本大藏经的开宝藏、金藏、契丹藏、毗卢藏、崇宁藏及碛砂藏等多个版本均在当地出现,南北中三个大藏经系统汇集,佛教文化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至蒙元时期,高昌回鹘已具备了自行刊印藏经的能力。
孙丹丹[5]（2015）在《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我国进入现代辞书出版时期。自此以来，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发展走过了百年历程，出版了汉语知识辞书11080多部。如果加上汉语语文辞书和外语辞书，已达2万多部。从出版规模看，我们可以算得上辞书大国了。然而，我国还不是辞书强国。近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及文化建设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辞书强国梦”。因此关于汉语辞书编纂出版问题和发展对策的研究越来越迫切。为了探讨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对策，需要回顾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演进过程，总结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并藉此分析我国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汉语知识辞书研究的意义，知识辞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第二章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主要阐述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现状、理论材料以及研究方法。第三章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在引进国内外主要的知识辞书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参照已有辞书理论和知识辞书信息库中的知识辞书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简约分类体系。第四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简介。我们把进入现代出版时期的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起步期（1912-1948），转折期（1949-1977），繁荣期（1978-2000），新世纪（2001-2012）。第五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辞书内部世界、语言世界、辞书外部世界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六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我国知识辞书经历了由起步期草创既成、随着建国后辞书出版政策的变化而转折、逐步走向繁荣的发展历程。每一个时期的进步都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的。汉语知识辞书理念由朦胧到清晰、类型从无到有、品种由少到多、理论由粗浅到成熟、体例由略到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第七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探索。本文主要从学术界、出版社、教育机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蒋巧媛,李锋,李振乾,范盛辉,陈泉,何永艳[6]（2010）在《《广西植物》三十年发展回顾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介绍了《广西植物》的创办情况,并从八个角度,即:刊物取得各种标识码;办刊宗旨和方针、专业分工范围、读者对象;获奖、馆藏、收录及进入各类数据库情况;各项指标统计结果;植物新分类群的发表;国际发行与交换;出版育人;学术影响力等方面,对刊物三十年发展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广西植物》三十年来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质量不断提高,为植物学界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展望未来同时面临着困难、挑战、机遇与希望,期刊编辑部应以继续提高期刊质量,实现期刊数字化、网络化为发展方向,以立精品期刊,创一流刊物为持续发展的目标,努力走出去,学习名刊的办刊经验,使刊物融入世界学术信息大循环中。
高磊[7]（2010）在《清代宋诗选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选本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近年来学界对其关注颇多,研究成果丰硕。然其中有关清代宋诗选本之研究却十分滞后,亟需加强。清代宋诗选本的产生深受当时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地域文化、藏书条件、刻书水平、选家素养、读者需求等因素之影响,与清代的诗歌创作、诗歌流派、诗学理论亦密不可分。清代诗学的一大特色即唐宋诗之争,宋诗选本则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深化清诗学、清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尤其对考察唐宋诗之争的流变意义重大;对于丰富宋诗史、宋诗学的研究也颇有价值。本文以笔者所调研的七十种清代宋诗断代选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与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动因及其主要特征,梳理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之间的关系,并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选本,开展深入的个案研究,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剖析的有机结合。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分析研究现状,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思路及意义。第一章依次叙述了宋诗选本的三个发展阶段:宋代—宋诗选本的发轫期、元明—宋诗选本的中衰期、清代—宋诗选本的鼎盛期,并分析此驼背状发展格局形成之原因。第二章探讨清人编辑宋诗选本的主要特征。首先,选家获取稿源手段的多样性与综合性。其不仅综合运用了购买、家藏、借钞、征稿等传统方式,还可凭借记忆编辑选本,或以他人选本为祖本进行二次选编。手段的多样保障了稿源的充足,可资选家更好地甄取。其次,编刻时间及地域上的不平衡性。时间上,康熙、乾隆两朝是宋诗选本编刊的高潮,所产生的选本数量占总数的63%,这与二帝高度重视文治、清初经济的迅速恢复与繁荣、清初宋诗风的兴起、文网高张下文人的趋利避害等因素都有关系。地域上,江南地区是清代宋诗选本的主要产地,三分之二的选本出于斯,这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有关。江南经济富庶,可为编刻选本提供资金保障;先进的文化教育,既为宋诗选本的编辑孕育了大批优秀的选家,又为其流通开辟了广阔的读者市场;江南又素以藏书精富着称于世,即为选本的编刊提供了充足的底本;刻书业的高度发达,则为宋诗选本的刊刻提供了技术保障,故其地编选繁盛乃势之使然。第三章探讨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动因。概括而言,主要有四种:对唐宋诗之争的回应、溯源诗教以改变颓靡的诗风、指导初学、辑存文献。清代宋诗选本,加强了与诗学思潮、经世致用、诗以存史等方面的联系,遂使其批评价值、文献价值都得到极大提升。第四章从诗学流衍的角度,先后梳理了由宋迄清历代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的相互关系,以管窥宗唐、宗宋势力之消长。比较而言,清代二者的关联更为紧密,清人选宋诗大都基于或宗宋、或宗唐、或唐宋兼采的立场,多少与唐宋诗之争有所牵连。选本一时成为诗争的特殊阵地,是丹非素。而经过清初近百年的诗学发展,人们对主奴唐宋之流弊已有清醒的认识,至乾隆朝则逐渐走上唐宋兼采、不拘一家的道路。第五章为几种代表性选本的专题研究。第一节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钩稽,指出吴之振诗学思想上宗宋而不废唐,能转益多师;探讨吕留良对《宋诗钞》成书之贡献;叙录经眼《宋诗钞》的版本;考证出三余堂藏板的《宋诗钞选》约刊刻于嘉庆以后。第二节探讨《宋诗啜醨集》编者潘问奇的遗民生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此书尊唐黜宋的批评主调。第三节叙录寓目《宋诗别裁集》的版本;考证出张景星为松江府人,并勾勒其家族图谱;归纳此选的批评宗旨:推崇理学、唐宋兼采。结语部分概括文章主要内容,并对今后努力的方向作了说明。附录四种,从文献的角度,对所调研的七十种清代宋诗选本的卷数、刊刻时间、版式、收录情况、编撰优劣、版本流衍、书目着录、选家概况、藏书单位等信息加以叙录,制表列举其成书形式,并迻录寓目选本之序跋及《宋诗类选》的征引书目,这些工作或可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张祎琛[8]（2010）在《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文中研究表明中文摘要：从20世纪20年代起,善书引起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从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等不同的角度对善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深具影响的论着。然时至今日,关于清代善书的出版史尚无系统的论着。本文在梳理七百多种善书的基础上,尝试运用文献学和文化传播学的方法,对清代善书刊刻与流通做出初步的考察。首先,在前人研究成果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清代善书进行系统的清理,根据编撰形式及内容将其分为十一类,并对不同类型善书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清代刊刻的善书有多样化发展的特点。其次,对中国传统四大刻书系统以及清代善堂善会刻印善书的情况分别进行了考察,提出坊刻系统对于清代善书刊刻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同时,从区域空间分布的角度出发,对北京、苏州、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书坊善书刊刻,分别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再次,从清代交通网络的拓展,以及邮驿系统发达的背景下,指出在善书编纂、刻印及销售善书的过程中,编着者和书商非常注重多种方式劝人多读、多刻、多施善书。各种类型的善书也不再局限于一地,而通过善书流通处、善堂善会、寺庙、科场等多种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广泛流通。笔者尝试对多种不同的“善书流通法”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最后,本文在对清代善书的阅读实况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指出除传统士人外,清代还构成了儿童和女性两个特殊的阅读群体。儿童早年阅读善书的经历往往影响到后日善书的创作,而女性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善书的创作与刊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清代善书的传播。善书中所宣扬的积善累德、因果报应思想,以及对善堂善会规章、制度的总结,推动了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以及传统慈善事业的建设。清代善书的传播,在社会教化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梁艳[9]（2010）在《《今天》（1978-1980年）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民间刊物《今天》为研究对象,以《今天》杂志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重要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为主要内容,力图在爬梳考析《今天》所牵涉的复杂人事关系和具体历史细节的基础上,以回到现场、情境再现的方式,重新描画“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文学场景,并由此参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的学术再讨论,为中国当代文学“前、后三十年的断续和转型”问题提供必要的史料支持和思想资源。同时,本文还希望通过对《今天》杂志与“朦胧诗”论争的关系的阐释与探索,勾连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沟通杂志研究与思潮研究,为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做好《今天》杂志的研究,作出更多的路径尝试。第一章,述说《今天》产生的历史背景、缘由,诠释其史前史。“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沙龙的影响、诸种内部书籍所产生的效应、以北京知青为主体的文学群落、“西单墙”的出现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推动了《今天》这份民间刊物的产生。以此为基础,本章进一步论述《今天》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并由此界定《今天》在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所处的文学史位置。第二章,考辨《今天》杂志从创刊到停刊的具体历史情形。面对“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今天》的编辑和作者们经历了漫长的荆棘之路,一步步将《今天》推到了历史前台：而在“文学性”与“政治性”孰轻孰重的重大决断面前,《今天》内部的“组织者”和“艺术家”呈现了不同的抉择。钩沉这些历史陈迹既是为了还原现场,更是为了今后的借镜。第三章,研析《今天》的若干代表性作家与作品。诗人们各自如何进入《今天》杂志的过程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本章在多方考据、互文参证的前提下,厘清了一些细微却也关键的文学事实；这既是对创作者当时的诗歌观念和文学信念的真实重现,更有助于阐明《今天》内部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第四章,探究《今天》与“朦胧诗”论争的关联。一方面,经由“朦胧诗”的命名与论争,《今天》的诗人与诗作扩大了受众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这场论争之后,主流文坛以局部的收编与吸纳的方式更深地压抑了《今天》杂志的存在。本章在夹叙夹议中回顾这段历史,以期在更长的文学史进程中定位《今天》的得失与后果。本文的写作得益于近些年来所披露的大量文学史料,是一种偏重于文献和史实的杂志研究；本文祈望自己所着力的考辨工作有史料学上的去粗存精之效,能为更细致饱满的文学史写作构筑更坚实的基础。同样,本文在史实辨析前提下的阐释和论述,多半属于拾遗补缺、添砖加瓦的工作；不避其微,不贪其深,力图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是为了《今天》乃至新时期文学的研究能够更加全面而深刻。
李晓宪,邱剑荣,李晴慧,郑芳,何培森,姚峰,詹东,李伟[10]（2009）在《新中国体育学术(科技)期刊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学术（科技）期刊的发展阶段及特点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研究认为,新中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初创时期（1949—1965年）;停滞时期（1966—1978年）;恢复与调整时期（1978—1994年）;迅速发展时期（1995年至今）。对近年来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学术环境、办刊理念、学术期刊评价及自身发展规律等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讨论,在对未来发展做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发展路径。
二、2002年《印刷世界》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印刷世界》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努力打造一流学术期刊,积极推动植物科学发展——庆祝《广西植物》创刊4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1《广西植物》40年的发展历程 |
| 1.1 初创内部刊物，萌芽起步 |
| 1.2 国内外公开发行，期刊影响力提升 |
| 1.3 抓住机遇，实现期刊跨越式发展 |
| 1.4 打造期刊品牌特色，以特色栏目带动期刊整体发展 |
| 2《广西植物》40年回顾性分析 |
| 2.1 发文信息量的分析 |
| 2.2 报道对象的分析 |
| 2.3 稿源及作者队伍特点的分析 |
| 2.4 论文资助项目的分析 |
| 2.5 被国内刊物引用情况 |
| 2.5.1高频次引用文章的分析 |
| 2.5.2高频次引用文章作者的分析 |
| 2.6 发表文章下载量的分析 |
| 3《广西植物》40年来取得的成绩 |
| 3.1 期刊园地人才辈出 |
| 3.2 在国内权威评价机构中各项指标逐年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 |
| 3.3 学科特色栏目建设成效显着 |
| 3.4 作者群和读者群的扩大及编委会加强，促进了期刊发展 |
| 4 办刊体会与展望 |
（2）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 |
| 二 《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 |
| 第一章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文人化 |
| 第一节 “证文辞、通好尚”:嘉靖壬午本的文人化 |
| 第二节 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第三节 “羽翼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人化的特点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化 |
| 第一节 版本形制上的历史化 |
| 第二节 “按鉴音释”: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志传本:《三国志演义》的通俗化 |
| 第一节 “志传”诸本形制特征及通俗化表现 |
| 第二节 “志传”诸本正文内容的通俗化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学术化 |
| 第一节 李卓吾评本前的《三国志演义》批评 |
| 第二节 李卓吾评本及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 |
| 第三节 “人各一是非”:《三国志演义》学术化特色及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经典文本的确立 |
| 第一节 “雅俗共赏”:毛评本对《三国志演义》文体风格的修订 |
| 第二节 情节的修订 |
| 第三节 毛评本的评点思想及意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4）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发现、收藏及研究回顾 |
| 一、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发现 |
| 二、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收藏概况 |
| 三、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的外观研究 |
| 第一节 文书纸张及抄写、刻印的样式 |
| 一、文书的纸张 |
| 二、抄写、刻印样式 |
| 第二节 写经书法艺术 |
| 一、十六国时期 |
| 二、高昌国时期 |
| 三、唐代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佛教护国经典与麹氏高昌王国的政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新发现旅顺博物馆所藏两件高昌王麹乾固供养写经 |
| 一、高昌的抄经概况 |
| 二、旅顺博物馆新发现的高昌王麴乾固的供养写经 |
| 第三节 麹氏高昌王族抄经供养动机补论 |
| 一、麹氏王国的政治困局 |
| 二、麹氏高昌王族抄经供养动机补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金刚经》文书及相关信仰在古代吐鲁番的流行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金刚经》概况 |
| 一、《金刚经》的主要版本 |
| 二、《金刚经》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金刚经》在高昌（唐西州）的流传 |
| 第四节 罗什译本流行原因蠡测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弥勒上生经》文书与古代吐鲁番地区“弥勒净土”信仰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弥勒净土思想的产生 |
| 第三节 弥勒上生信仰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 |
| 一、早期的弥勒上生信仰 |
| 二、唐代西州时期的弥勒上生信仰 |
| 三、高昌回鹘王国的弥勒上生信仰概观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观无量寿佛经》文书与西域“西方净土”思想的流传——以高昌和龟兹为中心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西方净土信仰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流传 |
| 一、西方净土信仰的产生 |
| 二、西方净土思想在西域的流传 |
| 第三节 从西方净土变看唐代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妙法莲华经》的盛行与鸠摩罗什的译经技法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妙法莲华经》的内容及其传译 |
| 第三节 由《妙法莲华经》管窥鸠摩罗什的译经技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贤愚经》文书及吐峪沟石窟相关壁画的解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贤愚经》概况 |
| 一、《贤愚经》的产生及其内容 |
| 二、龟兹石窟中的《贤愚经》故事画 |
| 三、《贤愚经》在河西早期流传略述 |
| 第三节 吐峪沟石窟壁画中《贤愚经》故事画的解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八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密教典籍文书述论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密教文书的分类及内容述略 |
| 一、出土密教文书的分类 |
| 二、出土密教文书内容述略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九章 《维摩诘经》文书与伯西哈石窟《维摩诘经变》壁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维摩诘经》主要内容及其传译概况 |
| 一、《维摩诘经》的主要内容 |
| 二、《维摩诘经》的传译概况 |
| 第三节 吐鲁番伯西哈石窟中的“维摩变”壁画再探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十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佛教文书与汉文《大藏经》 |
| 第一节 佛教三藏典籍的汇辑、汉译与汉文写本《大藏经》 |
| 第二节 汉文刻本《大藏经》概况 |
| 第三节 汉文《大藏经》在西域的流传 |
| 一、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提供的线索 |
| 二、佛经目录的发现 |
| 第四节 出土文书中《大藏经》系统残卷的再发现 |
| 一、出土抄经残片概况 |
| 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作为抄本藏经的功用探析 |
| 三、刻本《大藏经》残卷的新发现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论 |
| 一、总结 |
| 二、本文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意义 |
| 1.1.1 小辞书 大民生 |
| 1.1.2 辞书出版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建设 |
| 1.1.3 辞书出版是一个国家话语权的体现 |
| 1.1.4 辞书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
| 1.1.5 辞书出版是国家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2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 1.2.1.1 建立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1.2.1.2 总结经验 找出规律 |
| 1.2.1.3 分析知识辞书出版的影响因素 |
| 1.2.1.4 探讨知识辞书发展对策 |
| 1.2.2 研究思路 |
| 1.2.2.1 理论驱动 |
| 1.2.2.2 摸清家底 |
| 1.2.2.3 找出问题 |
| 1.2.2.4 提出对策 |
| 1.2.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 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1 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2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内容 |
| 2.2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状况 |
| 2.2.1 知识辞书系列化理论的研究 |
| 2.2.2 知识辞书系列化状况的研究 |
| 2.2.2.1 辞书系列化现状的研究 |
| 2.2.2.2 辞书系列化历史的研究 |
| 2.2.3 知识辞书系列化建设的研究 |
| 2.3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理论和材料 |
| 2.3.1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理论原则 |
| 2.3.1.1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
| 2.3.1.2 系统观 |
| 2.3.1.3 辞书类型学理论 |
| 2.3.2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材料 |
| 第3章 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3.1 国外主要的辞书分类学说 |
| 3.2 国内主要的辞书分类学说 |
| 3.3 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3.3.1 普及型与学术型知识辞书 |
| 3.3.2 大型、中型、小型知识辞书 |
| 3.3.3 单科、多科、百科、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3.3.4 单语、双语、多语知识辞书 |
| 第4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简介 |
| 4.1 汉语知识辞书起步期 |
| 4.1.1 单科知识辞书 |
| 4.1.2 多科知识辞书 |
| 4.1.3 百科知识辞书 |
| 4.1.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2 汉语知识辞书的转折期 |
| 4.2.1 单科知识辞书 |
| 4.2.2 多科知识辞书 |
| 4.2.3 百科知识辞书 |
| 4.2.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3 汉语知识辞书的繁荣期 |
| 4.3.1 单科知识辞书 |
| 4.3.2 多科知识辞书 |
| 4.3.3 百科知识辞书 |
| 4.3.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4 汉语知识辞书的新世纪 |
| 4.4.1 单科知识辞书 |
| 4.4.2 多科知识辞书 |
| 4.4.3 百科知识辞书 |
| 4.4.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第5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 |
| 5.1 辞书内部世界 |
| 5.1.1 辞书研究影响知识辞书编纂出版 |
| 5.1.2 知识辞书类型理论影响辞书的策划与编纂出版 |
| 5.1.3 知识辞书编纂理念影响知识辞书编纂出版 |
| 5.2 语言世界 |
| 5.2.1 汉语汉字类型特征影响汉语知识辞书类型和结构 |
| 5.2.2 语文文字发展的影响 |
| 5.2.3 语言文字研究的影响 |
| 5.3 辞书外部世界 |
| 5.3.1 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 |
| 5.3.2 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政策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3 国家辞书出版政策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4 政治因素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5 政治家对辞书出版的影响 |
| 5.3.6 出版社的意志 |
| 5.3.7 读者需求影响 |
| 5.3.8 辞书编纂出版人才影响辞书出版 |
| 5.3.9 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辞书出版发展 |
| 第6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 |
| 6.1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意识增强 |
| 6.1.1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理念不断提高 |
| 6.1.2 汉语知识辞书出版规划意识不断增强 |
| 6.2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渐趋繁荣 |
| 6.2.1 汉语知识辞书出版数量增多 |
| 6.2.2 汉语知识辞书品种类型增多 |
| 6.2.3 汉语知识辞书体例结构由粗略到详细 |
| 6.2.4 汉语知识辞书分众化趋势明显 |
| 第7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探索 |
| 7.1 学术界有所作为 |
| 7.1.1 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问题 |
| 7.1.2 正确处理理论借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
| 7.1.3 加强汉语知识辞书理论创新 |
| 7.1.4 加强辞书评论工作 |
| 7.2 出版社有所作为 |
| 7.2.1 加强资源建设和技术革新 |
| 7.2.2 重视辞书用户调查 |
| 7.3 教育机构有所作为 |
| 7.3.1 加强辞书用户教育 |
| 7.3.2 加快培养辞书学专业人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广西植物》三十年发展回顾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创刊始末 |
| 2 三十年成果 |
| 2.1 从取得的各种标识码反映出刊物的进步 |
| 2.2 从办刊宗旨和方针、专业分工范围、读者对象等看刊物的变化 |
| 2.3 获奖、馆藏、收录及进入各类数据库情况 |
| 2.4 从各项指标统计结果显示出刊物的进步 |
| 2.5 植物新分类群的发表, 为植物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
| 2.6 刊物的海外发行、国际交换显示其效益 |
| 2.7 三十年出版育人桃李满天下 |
| 2.8 从影响因子等指标看刊物的学术影响力 |
| 3 继往开来 |
（7）清代宋诗选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题的介入及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意义概说 |
| 第一章 宋诗选本历史发展述略 |
| 第一节 宋代：宋诗选本的发轫期 |
| 第二节 元明：宋诗选本的中衰期 |
| 第三节 清代：宋诗选本的鼎盛期 |
| 第二章 清代宋诗选本的编选特征 |
| 第一节 稿源的多样性与综合性 |
| 第二节 编刊时间的不平衡性 |
| 第三节 编选地域的不平衡性 |
| 第三章 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动因 |
| 第一节 对唐宋诗之争的回应 |
| 第二节 溯源诗教以改变颓靡的诗风 |
| 第三节 指导初学 |
| 第四节 辑存文献 |
| 第四章 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 |
| 第一节 清代以前 |
| 第二节 清前中期 |
| 第三节 晚清 |
| 第五章 清代宋诗选本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宋诗钞》 |
| 一、吴之振的诗学思想 |
| 二、《宋诗钞》的成书—以吕留良为中心的考察 |
| 三、《宋诗钞》版本经眼录 |
| 四、《宋诗钞选》刊刻年代考 |
| 第二节 《宋诗啜醨集》 |
| 一、贫薄一生的遗民潘问奇 |
| 二、尊唐抑宋的《宋诗啜醨集》 |
| 第三节 《宋诗别裁集》 |
| 一、《宋诗别裁集》版本经眼录 |
| 二、张景星家世籍贯考 |
| 三、《宋诗别裁集》的批评主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清代宋诗选本叙录 |
| 附录二：经眼清代宋诗选本序跋综录 |
| 附录三：清代宋诗选本刊刻者及成书形式明细表 |
| 附录四：《宋诗类选》征引书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善书概说 |
| 二. 清代善书的研究史 |
| 三. 研究设计 |
| 第一章:清代善书的多样化发展 |
| 第一节. "三圣经"及其注本 |
| 一. 《太上感应篇》的注本 |
| 二. 《文昌帝君阴骘文》与《丹桂籍》 |
| 三.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注本 |
| 四. 圣神结集 |
| 第二节. 功过格 |
| 一. 功过格的源流 |
| 二. 清代功过格的发展 |
| 三. 功过格之实践 |
| 第三节. 图说劝善书 |
| 一. 三圣经的绘图本 |
| 二. 蒙养读物的图注本 |
| 三. 绘图本赈灾类善书 |
| 四. 图绘因果报应故事 |
| 第四节. 宣讲类善书 |
| 一. 以宣讲圣谕为主要内容的乡约体制 |
| 二. 清代刻印的宣讲类善书 |
| 三. 圣谕宣讲类善书的特点 |
| 四. 圣谕宣讲类善书的流通 |
| 第五节. 鸾书类善书 |
| 一. 鸾书与鸾堂、鸾坛 |
| 二. 鸾书类善书的基本内容 |
| 三. 鸾书类善书的特点 |
| 第六节. 规谏类善书 |
| 一. 规谏类善书简介 |
| 二. 规谏类善书的特点 |
| 三. 《愿体集》的编刊 |
| 第七节. 其他类善书 |
| 一. 以因果报应故事为内容的故事类善书 |
| 二. 劝善歌 |
| 三. 有关善堂善会建置(规条)类善书 |
| 四. 书帖类善书 |
| 五. 综合类善书 |
| 第二章:清代善书的刊刻 |
| 第一节. 清代坊刻本善书的兴盛 |
| 一. 北京书坊与善书刊刻 |
| 二. 上海的书局与善书刊刻 |
| 三. 苏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 四. 广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 五. 杭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 六. 南京书坊与善书刊刻 |
| 七. 以周鼎臣《敬信录》为例看书坊在善书传播中作用 |
| 第二节. 官刻、私刻、院刻及善书刻印 |
| 一.官刻本善书 |
| 二. 私刻与善书刻印 |
| 三. 院刻与善书刻印 |
| 四. 善堂善会与善书刻印 |
| 第三章:清代善书的流通与影响 |
| 第一节. 善书编纂过程中对流通的重视 |
| 一. 劝读善书 |
| 二. 劝刻(施)善书 |
| 三. 刻施善书的灵验记 |
| 第二节. 清代善书编刊中的促销因素 |
| 一. 封面 |
| 二. 牌记 |
| 三. 序跋 |
| 四. 凡例 |
| 五. 书目 |
| 第三节. 清代善书的流通渠道 |
| 一. 清代善书的跨区域传播 |
| 二. 善书流通法 |
| 三. 善书的流通途径 |
| 第四节. 不同群体的善书阅读者 |
| 一. 士人的阅读体验 |
| 二. 童蒙与善书阅读 |
| 三. 清代女性、女教与善书 |
| 第五节. 清代的善书、善人与善事:善书对清代慈善事业的推进 |
| 一. 赈灾类善书的编撰与刊刻 |
| 二. 善堂、善会规条类善书的编撰与刊刻 |
| 三. 善书中所宣扬的劝善积德观念、报应思想 |
| 结语 |
| 附录一. 明清善书知见录 |
| 凡例 |
| A. 三圣经及其注本 |
| B. 功过格 |
| C. 图说劝善书 |
| D. 宣讲类善书 |
| E. 鸾书类善书 |
| F. 规谏类善书 |
| G. 因果报应故事类善书 |
| H. 劝善歌 |
| I. 有关善堂善会建置(规条)类善书 |
| J. 书帖类善书 |
| K. 综合类善书 |
| 附录二. 善书信息统计表 |
| 附录三. 清代善书刊刻信息统计表 |
| 引用文献 |
| 后记 |
（9）《今天》（1978-1980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异端"的出现 |
| 第二节 集体记忆:还原历史的可能性 |
| 第三节 《今天》之于"新时期文学" |
| 第四节 与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有关的几个问题 |
| 第一章 地火依然在运行:《今天》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内部读物的出版与阅读 |
| 第二节 地下沙龙活动 |
| 第三节 个体与群落:知青地下文学创作 |
| 第四节 发声的新场所 |
| 第二章 《今天》的创刊到停刊 |
| 第一节 《今天》的创刊 |
| 第二节 《今天》编辑与发行 |
| 第三节 围绕《今天》的系列活动:作品讨论会、诗歌朗诵会、星星画展 |
| 第四节 停刊 |
| 第三章 《今天》的创作论 |
| 第一节 《今天》作品概述 |
| 第二节 与《今天》有关的几位诗人 |
| 第三节 面对"伤痕文学" |
| 第四章 "今天派"与"朦胧诗论争" |
| 第一节 《今天》与《诗刊》 |
| 第二节 《今天》与"朦胧诗论争" |
| 第三节 朦胧诗·新诗潮·今天派 |
| 附录一:文革期间地下读书活动所涉及的相关书目(部分) |
| 附录二:《今天》主要成员简要年表(附(一)"白洋淀诗群"主要成员简要年表,附(二) 星星画展主要成员简要年表)截止到1989年 |
| 附录三:《今天》杂志目录 |
| 附录四:根据鄂复明在《沉沦的圣殿》中提供的《今天》编辑部活动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2002年《印刷世界》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努力打造一流学术期刊,积极推动植物科学发展——庆祝《广西植物》创刊40周年[J]. 蒋巧媛,李莉,李先琨. 广西植物, 2021(10)
- [2]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4]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D]. 彭杰. 兰州大学, 2016(11)
- [5]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D]. 孙丹丹. 鲁东大学, 2015(07)
- [6]《广西植物》三十年发展回顾分析[J]. 蒋巧媛,李锋,李振乾,范盛辉,陈泉,何永艳. 广西植物, 2010(06)
- [7]清代宋诗选本研究[D]. 高磊. 苏州大学, 2010(10)
- [8]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D]. 张祎琛. 复旦大学, 2010(11)
- [9]《今天》（1978-1980年）研究[D]. 梁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10]新中国体育学术(科技)期刊发展研究[J]. 李晓宪,邱剑荣,李晴慧,郑芳,何培森,姚峰,詹东,李伟. 体育科学, 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