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医药卫生2000年第16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杜丽[1]（2020）在《基于“毒-效-证”相关性的乌头用药规律研究》文中指出目的:厘清川乌头与草乌头分化应用的时间节点及毒、效特点,搜集历代乌头方剂,构建方药数据库,对炮制、用量、用法、剂型、配伍药物、主治病证等进行数据挖掘,探讨乌头增效减毒的用药规律,以期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归纳法梳理中医历代文献方药资料,探讨乌头的毒效特征及影响毒效的相关因素,考辨川、草乌分化应用的由来;运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频数统计、聚类分析等方法,探讨乌头的增效减毒方法及其与主治病证相关的用药配伍规律。结果:1.川乌头与草乌头分化应用的时间节点至少在唐朝后期,已早于宋代本草记述而先于临床应用。2.川、草乌的毒效特点为疏利迅速、开通关腠,大辛大热、祛风逐寒,毒紧性烈、善起沉疴,引经报使、直达病所;影响乌头毒、效的相关因素,包括剂型、炮制、用法、用量、病证、配伍、体质等。3.通过合理配伍可增效减毒,常用方法有:配伍辛味之品以祛邪,诸辛并用,祛风湿邪,辛温同用,祛瘀止痛;配伍辛香之品以行气活血;配伍苦咸寒之品以疗痈疡;配伍息风止痉药以疏风;配伍温里之品以温脏祛寒;配伍有毒药物以毒攻毒。配伍甘味之品以缓毒;配伍益气补脾之品以扶正克毒;配伍酸敛药物以制辛烈;配伍滋阴之品以防伤阴;配伍寒凉药以制热毒。4.川乌最常配伍温里、祛风寒湿、补虚、息风止痉、祛痰、活血化瘀等药物,如肉桂、防风、当归、天麻、天南星、川芎等,主要治疗痹证、中风、痛症、疮疡病类、头痛等疾病,常见证候有寒痛证、虚寒证、风寒湿证、痰瘀互结证、寒凝气滞证等。草乌最常配伍祛风湿、祛痰、活血化瘀、息风止痉、补虚、温里等药物,如羌活、半夏、乳香、天麻、甘草、干姜等,主要治疗疮疡病类、痹证、痛症、骨伤科等疾病,常见证候有寒痛证、风寒湿证、热毒证、风寒冷毒证等。结论:1.乌头毒效一体,其祛风逐寒、温经止痛之效与辛烈温燥之毒,皆源于其味之辛、性之热。2.川乌、草乌二者的主要功效为祛风除湿,温经逐寒,通痹止痛,其主要中毒机制为倾损中和、泄人真元、燥热耗阴、损伤胎元,草乌的药力更强、毒性更大,川乌毒性稍缓、兼有温补之功。3.古代乌头多以炮制品入药。川乌、草乌多配伍辛、温,归肝经、脾经的药物。4.性味既是乌头毒、效之源,亦是影响毒效发挥的关键。合理调整乌头剂量,可控毒减毒,结合给药途径、剂型、主治病证、年龄、体质等因素,酌情施药,是保证乌头临床安全用药的有效方法。
孙磊[2]（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提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宫颖[3]（2017）在《骨筋膜室综合征患者VSD术后中药与高压氧联合治疗与常规治疗对比》文中研究指明骨筋膜室综合征是肢体创伤后发生在四肢特定的筋膜间隙内的进行性改变,其主要特点为血循环障碍进行性加重,随之出现神经肌肉的严重缺血的症状,甚至组织坏死,最多见于前臂掌侧和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的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尤为重要,因为神经肌肉组织缺血缺氧达到一定时间后随即会出现不可逆的坏死及损害。不仅严重影响了肢体功能,甚至可以导致截肢,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一旦确诊需立即切开减压。1994年,VSD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被引入后,在外科领域中,这一技术被广泛应用。VSD负压引流术的优势:骨筋膜室综合征减张术后的切口可以有效处理,避免传统减压术后频繁换药,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但是单纯VSD负压引流术仍然存在改善患肢缺血情况相对缓慢、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大、病程长、住院天数多、患者经济负担重等问题。目的:本研究主要对骨筋膜室综合征患者VSD术后通过中药与高压氧联合治疗的方法与常规治疗进行对比,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的疗效,指导临床工作。方法:通过对符合标准的研究对象分组,分为A常规组、B常规+中药治疗组、C常规+高压氧治疗组、D常规+中药+高压氧联合治疗组。A常规组:给予骨筋膜室综合征患者VSD术后消肿、预防静脉血栓、定期换药以预防切口感染等常规治疗;B常规+中药组:给予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行口服中药（身痛逐瘀汤）辅助治疗;C常规+高压氧组:给予常规治疗基础上行高压氧（HBO）辅助治疗;D常规+中药+高压氧联合治疗组:给予常规治疗基础上行中药内服与高压氧HBO联合治疗。运用spss19.0分组对比,对常规组、常规+中药组、常规+高压氧组、常规+中药+高压氧联合治疗组的各项数据进行分析,对各组患者的改善循环情况、血栓发生率、切口感染率、Ⅱ期伤口植皮率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A常规组患者的改善循环效果总有效率80%,发生血栓率3.2%,肉芽组织良好无感染52%,可行Ⅱ期伤口植皮术48%;B常规+中药组患者的改善循环效果总有效率88%,发生血栓的几率1.6%,肉芽组织良好无感染64%,可行Ⅱ期伤口植皮术36%;C常规+高压氧组患者的改善循环效果总有效率88%,发生血栓率2.4%,肉芽组织良好无感染72%,可行Ⅱ期伤口植皮术28%;D常规+中药+高压氧联合治疗组患者的改善循环效果总有效率92%,发生血栓率0.8%,肉芽组织良好无感染80%,可行Ⅱ期伤口植术20%。D常规+中药+高压氧联合治疗组各方面均明显优于A对照组、B常规+中药组、C常规+高压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结论:1.使用中药辅助骨筋膜室综合征患者VSD术后治疗可以改善血液循环、降低静脉血栓发生率、促进组织修复减少切口感染。2.使用高压氧辅助骨筋膜室综合征患者VSD术后治疗有利于改善血液循环、促进切口愈合、降低切口感染率。3.骨筋膜室综合征VSD术后患者使用中药与高压氧联合治疗具有消除患肢肿胀、改善血液循环;降低静脉血栓的发生率;促进创面修复、减少切口感染的优点。
许洁[4]（2016）在《延安新秧歌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安新秧歌剧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发展进程中,具有深远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的一种文化现象。延安新秧歌剧的发生也是当年延安文学艺术工作者为贯彻落实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进行的一项艺术实践,是延安根据地艺术职业教育的一次全新的尝试。秧歌、秧歌舞、秧歌戏是流行于我国北方广阔地区的传统民族民间歌舞戏曲形式,植根于这片文化土壤的延安秧歌剧,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活跃于陕甘宁边区的劳动生活与战斗生活中,一直传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音乐戏剧界同仁在研究歌舞剧、歌剧发展途径的讨论中,经常会涉及到延安新秧歌剧所属体裁品种类型、延安新秧歌剧的文化属性以及延安新秧歌剧与歌剧的关系等三个既交叉又相叠的问题,并展开过激烈的争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从传统秧歌、秧歌舞和秧歌戏说到延安新秧歌剧在内容、形式、表演手段、服务对象等多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探究延安秧歌剧崛起的历史、社会原因,从而给延安歌剧以其在音乐史中应有的地位。延安新秧歌剧本质上不是西方“歌剧”概念中的民族歌剧,也不是借鉴西方歌剧意义上的“民族歌舞剧”,而是延安时期在民间歌舞型传统秧歌戏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新戏剧品种”。新秧歌剧运动不是某种观点认定的一场农民的文化运动,而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惟其如此,延安新秧歌剧艺术并不是单纯的农民艺术,而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特质的民族的、大众的、革命的艺术。延安新秧歌剧传播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的文化建设铺设了路石,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延安新秧歌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文化发展的成果,它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戏剧史上闪光的篇章。它使我们认识到革命文艺对民族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所起到的巨大鼓舞和促进作用。体会到,在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引下,艺术作品的宣传鼓动作用和审美教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作为一种精神武器,它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和热力,激励着人们去创造新的业绩,夺取新的成果。
高健[5]（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认为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赵秉志[6]（2010）在《当代中国重大刑事法治事件评析》文中研究表明刑事法治事件在我国刑事法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死刑核准权上收、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传销活动纳入刑法典、"7·5"事件、酒驾肇事治理、足坛反"假赌黑"和重庆"打黑除恶"等有重大意义的刑事法治事件及其法理与社会问题予以观察、评析,有助于深化刑法要求,推进刑事法治建设。
赵秉志[7]（2010）在《当代中国重大刑事法治事件评析》文中研究表明刑事法治事件在我国刑事法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死刑核准权上收、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传销活动纳入刑法典、"7·5"事件、酒驾肇事治理、足坛反"假赌黑"和重庆"打黑除恶"等有重大意义的刑事法治事件及其法理与社会问题予以观察、评析,有助于深化刑法要求,推进刑事法治建设。
潘荣华[8]（2010）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着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张祎琛[9]（2010）在《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文中认为中文摘要：从20世纪20年代起,善书引起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从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等不同的角度对善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深具影响的论着。然时至今日,关于清代善书的出版史尚无系统的论着。本文在梳理七百多种善书的基础上,尝试运用文献学和文化传播学的方法,对清代善书刊刻与流通做出初步的考察。首先,在前人研究成果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清代善书进行系统的清理,根据编撰形式及内容将其分为十一类,并对不同类型善书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清代刊刻的善书有多样化发展的特点。其次,对中国传统四大刻书系统以及清代善堂善会刻印善书的情况分别进行了考察,提出坊刻系统对于清代善书刊刻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同时,从区域空间分布的角度出发,对北京、苏州、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书坊善书刊刻,分别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再次,从清代交通网络的拓展,以及邮驿系统发达的背景下,指出在善书编纂、刻印及销售善书的过程中,编着者和书商非常注重多种方式劝人多读、多刻、多施善书。各种类型的善书也不再局限于一地,而通过善书流通处、善堂善会、寺庙、科场等多种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广泛流通。笔者尝试对多种不同的“善书流通法”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最后,本文在对清代善书的阅读实况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指出除传统士人外,清代还构成了儿童和女性两个特殊的阅读群体。儿童早年阅读善书的经历往往影响到后日善书的创作,而女性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善书的创作与刊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清代善书的传播。善书中所宣扬的积善累德、因果报应思想,以及对善堂善会规章、制度的总结,推动了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以及传统慈善事业的建设。清代善书的传播,在社会教化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俞莲实[10]（2008）在《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 ——以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文中指出本文从思想、妇女与家庭、社会与医疗、国家四个方面探讨民国时期生育节制运动。民国时期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虽然已发表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成果,不过由于资料的限制,这些研究尚有诸多需要再行商榷之处。本文在挖掘、整理大量报刊杂志、书籍、广告、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生育节制运动的思想基础、妇女和家庭对节育的态度、节育的医疗化、避孕药物的广告和销售,以及国民政府的生育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评估。在研究方法上,笔者主要采用思想史、社会性别史、政治史的不同视角,分析了妇女、家庭、社会、国家对生育节制的不同反应、态度、立场,以及国家和个人之间“生育权力”关系的重建。尤其笔者借鉴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典范,反映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在生儿育女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及生育的医疗化、制度化对妇女身体和生育行为所造成的性别压力。本文力图揭示民国时期生育节制运动的思想基础、社会发展情形,及其对国家生育政策的影响,从而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母性自决和家庭幸福为主要诉求的生育节制运动,经过三四十年代节育的医疗化、制度化的过程逐渐转变为改善人口素质、提高民族优生的医疗、政治手段。这必然导致近代医疗和国家权力对家庭生育空间的干涉和控制,妇女和家庭的生育行为完全服从于社会和国家的公共目的,国家和个人之间发生新的生命权力（bio—power）关系。结果,生育从“个人私事”转变为“国家公事”,妇女和家庭的“生育权”归属于国家。
二、现代医药卫生2000年第16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医药卫生2000年第16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毒-效-证”相关性的乌头用药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乌头相关文献研究 |
| 一、乌头名称衍变及川乌、草乌分化考辨 |
| 二、乌头产地及基原考证 |
| (一) 产地考证 |
| (二) 基原考证 |
| 三、乌头之毒 |
| (一) 毒性源流 |
| (二) 中毒机制 |
| (三) 中毒表现 |
| (四) 中毒解救 |
| (五) 使用禁忌 |
| (六) 配伍禁忌 |
| (七) 炮制减毒 |
| (八) 配伍减毒 |
| 四、乌头性效 |
| (一) 性味归经 |
| (二) 功效主治 |
| (三) 性效特点 |
| 五、影响乌头毒、效的相关因素 |
| (一) 药材品质 |
| (二) 用量 |
| (三) 用法 |
| (四) 剂型 |
| (五) 配伍 |
| (六) 煎煮时间 |
| (七) 病证 |
| 第二部分 乌头减毒增效用药规律研究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一) 数据库选择标准 |
| (二) 乌头方信息数据库构建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数据挖掘技术 |
| (二)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三) 统计学方法 |
| 四、研究结果 |
| (一) 历代含乌头方剂基本情况分析 |
| (二) 给药途径分析 |
| (三) 炮制分析 |
| (四) 剂型分析 |
| (五) 其它毒效相关因素分析 |
| (六) 量效关系研究 |
| (七) 乌头方配伍规律分析 |
| 第三部分 讨论 |
| 一、乌头毒效的辩证关系 |
| (一) 毒效一体 |
| (二) 毒效两面性 |
| 二、影响乌头毒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
| (一) 炮制 |
| (二) 剂型 |
| (三) 单复方及是否含酒 |
| (四) 用量 |
| (五) 给药途径 |
| (六) 配伍方法 |
| 三、乌头主治病证用药规律分析 |
| (一) 痹证 |
| (二) 痛症 |
| (三) 寒痛证 |
| (四) 风寒湿证 |
| (五) 中风病 |
| (六) 疮疡病类 |
| (七) 虚寒证 |
| (八) 热毒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查新报告 |
| 发表论文 |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骨筋膜室综合征患者VSD术后中药与高压氧联合治疗与常规治疗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一般资料 |
| 2.2 纳入标准 |
| 2.3 排除标准 |
| 2.4 治疗方法 |
| 2.5 观察方法 |
| 2.6 统计学处理 |
| 3 结果 |
| 4.讨论 |
| 5.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延安新秧歌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关于延安新秧歌剧的研究文献梳理 |
| 第二节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难点和突破点 |
| 第一章 延安新秧歌剧概述 |
| 第一节 延安新秧歌剧概念的提出和讨论 |
| 第二节 从旧秧歌戏到新秧歌剧 |
| 第三节 延安新秧歌剧活动的时间与分期 |
| 第四节 延安新秧歌剧的体裁属性 |
| 第二章 延安新秧歌剧在内容上焕然一新 |
| 第一节 延安新秧歌剧的题材选择 |
| 第二节 延安新秧歌剧的人物定位 |
| 第三节 延安新秧歌剧的主题风貌 |
| 第三章 延安新秧歌剧在形式上推陈出新 |
| 第一节 形态呈现上的出新 |
| 第二节 唱腔曲调上的出新 |
| 第三节 语汇和表演上的出新 |
| 第四章 延安新秧歌剧在演出上的有益实践 |
| 第一节 服务对象的扩展 |
| 第二节 延安新秧歌剧的表演宣传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的展开 |
| 第五章 延安革命知识分子与新秧歌剧 |
| 第一节 知识分子与鲁艺 |
| 第二节 “走出去”的鲁艺与“走进来”的秧歌 |
| 第三节 对知识分子在秧歌剧运动中作用的评估 |
| 第六章 新秧歌剧与新歌剧的关系 |
| 第一节 秧歌、秧歌戏、新秧歌剧和新歌剧 |
| 第二节 关于新歌剧《白毛女》 |
| 第三节 对从新秧歌剧到新歌剧的形式衍展的认识 |
| 结语 |
| 第一节 弥足珍贵的“延安精神” |
| 第二节 战斗岁月中“雪中送炭” |
| 第三节 贯彻执行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光辉成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延安新秧歌剧产生与发展简略年表 |
| 后记 |
| 作者简介 |
（5）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背景概况 |
| 第一节 新疆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新疆历代行政区划变迁 |
| 一、汉唐至元明新疆行政体制 |
| 二、清代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三、民国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概况 |
| 一、新疆方志数量 |
| 二、新疆方志类型 |
| 三、新疆方志名称 |
| 四、新疆方志体例 |
| 第二章 西域古方志 |
| 第一节 汉晋西域佚志 |
| 一、《出关志》 |
| 二、班勇《西域风土记》 |
| 三、道安《西域志》 |
| 第二节 隋唐西域图经与地志 |
| 一、隋唐西域佚志 |
| 二、敦煌文献中的西域图经和地志 |
| 三、隋唐西域方志的编纂体例 |
| 四、隋唐西域方志的价值 |
| 第三节 宋元明西域方志 |
| 一、宋元西域方志 |
| 二、明代西域方志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新疆方志的编撰与发展 |
| 第一节 开端与创新：乾隆年间西域方志编纂的繁荣 |
| 一、《西域图志》的编纂 |
| 二、南疆区域志的编纂 |
| 三、事宜类方志的繁荣 |
| 第二节 发展与融合：方志与西北史地学的交融 |
| 一、和宁及其所编方志 |
| 二、徐松及其所编方志 |
| 三、《大清一统志》与“新疆统部”的编纂 |
| 四、清代新疆方志与西北史地学之关系 |
| 第三节 普及与完善：清末乡土志与《新疆图志》 |
| 一、建省后的首部通志《新疆四道志》 |
| 二、新疆乡土志的编纂与流传 |
| 三、《新疆图志》及其各分志的编纂 |
| 四、新疆乡土志与《新疆图志》文献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特点 |
| 第一节 清代新疆方志纂修者之特点 |
| 一、满族人士的广泛参与 |
| 二、遣员和流寓文人的参与 |
| 三、纂修者身份分析 |
| 第二节 清代新疆方志编纂特点 |
| 一、体例严谨,体裁多样 |
| 二、事宜类方志独具风采 |
| 三、区域性方志多而州县志少 |
| 四、官修少而私纂多 |
| 第三节 清代新疆方志内容特点 |
| 一、多收御制诗文 |
| 二、门类独特 |
| 三、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并重 |
| 第四节 清代新疆方志版本流传特点 |
| 一、多以稿抄本传世 |
| 二、总志与分志、单行本并行 |
| 三、版本系统复杂 |
| 四、同书异名混乱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新疆方志 |
| 第一节 民国新疆方志的变革 |
| 一、传统方志的艰难维系 |
| 二、新方志的兴起 |
| 三、民国新疆兵要地志 |
| 第二节 民国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一、设局修志未成 |
| 二、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日本所编新疆方志 |
| 一、日本对新疆方志的收集 |
| 二、日本所编新疆方志概述 |
| 三、日本所编新疆方志特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方志舆图 |
| 第一节 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一、中国古代方志舆图概况 |
| 二、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三、主要方志舆图介绍 |
| 第二节 新疆方志舆图的内容和类型、特点 |
| 一、新疆方志舆图内容、类型 |
| 二、编纂体例特点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舆图价值 |
| 一、史料价值 |
| 二、艺术价值 |
| 三、方志学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新疆方志提要 |
| 一、西域古方志 |
| 二、清代方志 |
| 三、新疆乡土志 |
| 四、民国方志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当代中国重大刑事法治事件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目次 |
| 前言 |
| 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
| (一)事件回顾 |
| (二)法理评析 |
| 二、商业贿赂专项治理行动 |
| (一)事件回顾 |
| (二)法理评析 |
| 三、传销活动被明确纳入刑法典 |
| (一)事件回顾 |
| (二)法理评析 |
| 四、“7·5”事件的法治启示 |
| (一)事件回顾 |
| (二)法理评析 |
| 五、酒驾肇事事件 |
| (一)事件回顾 |
| (二)法理评析 |
| 六、中国足坛反“假赌黑”风暴 |
| (一)事件回顾 |
| (二)法理评析 |
| 七、重庆掀起“打黑除恶”风暴 |
| (一)事件回顾 |
| (二)法理评析 |
（8）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近代报刊、西医报刊、西医传播和报刊传播西医的研究 |
| (二) 相关近代医学史研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四、本文努力的方向和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
| 第一章 传教士开创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之先河(1807-1911年) |
| 一、动机与路径:西医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选择 |
| (一) 藉医传教: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艰难博弈 |
| (二) 传播路径:从医疗空间到舆论空间的多维渗透 |
| 二、传教士:报刊传播西医之发端 |
| (一) 报刊:一种面向中国人的新型传播媒介 |
| (二) 西医传播:从综合报刊到专业报刊的嬗变 |
| 三、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国人自办启蒙报刊传播西医之早期动员(1886-1911年) |
| 一、尹端模:第一份自办医刊的创办者 |
| 二、青年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以《医学卫生杂志》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为中心 |
| (一) 从革命报人到着述医: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 |
| (二) "着述医"陈垣的医学着述及其历史影响 |
| 三、赴日留学:德日西医体系的传入 |
| (一) 留学日本:国人留学习医的"终南捷径" |
| (二) 日本: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外努力 |
| (三) 上海: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内探索 |
| 四、自办西医启蒙报刊的示范意义 |
| 第三章 以城市为中心西医传播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912-1949年) |
| 一、民国时期西医报刊历史传承的特点 |
| (一) 时空分布 |
| (二) 阶段性顿挫和持续性发展 |
| (三) 地域性分异和网络化扩散 |
| 二、上海:西医传播全国中心的确立及其动因 |
| (一) 经济繁荣的拉动 |
| (二) 西学东渐的推动 |
| (三) 西医群体的努力 |
| (四) 租界卫生的示范 |
| (五) 政府决策的导引 |
| 三、抗战时期传播中心的西移及其影响 |
| (一) 抗战时期传播中心西移的原因 |
| (二) 传播中心西移的重要意义 |
| (三) 传播中心西移后西医传播内容的拓展 |
| 第四章 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的勃兴(1931-1949年) |
| 一、土地革命时期卫生报刊的萌芽及其防疫宣传 |
| (一) 卫生专业报刊的萌芽 |
| (二) 综合性报刊的防疫动员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发展及其卫生宣教 |
| (一) 新四军二、三师的《医务生活》与《先锋医务》 |
| (二) 山东军区的《军医杂志》、《山东医务杂志》和《胶东医刊》 |
| (三) 陕甘宁边区的《国防卫生》及其它综合性报刊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拓展 |
| (一) 《山东卫生》 |
| (二) 《健康报》(复刊) |
| (三) 《野战卫生》与《中南卫生》 |
| 四、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的历史经验 |
| (一) 党政部门高度重视,各级领导身体力行 |
| (二) 强化组织保障,确保政策跟进 |
| (三) 因陋就简,充分利用党报专刊 |
| (四) 目标明确,突出重点 |
| (五) 科学实用,务求实效 |
| 第五章 多主体传播格局下中国近代医学的走向(1912-1949) |
| 一、多元主体传播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
| (一) 医校报刊蓬勃发展 |
| (二) 社团报刊脱颖而出 |
| (三) 专科报刊异军突起 |
| (四) 卫生副刊异彩纷呈 |
| 二、教育传播的国家化与西医群体的成长——以校办报刊为中心 |
| (一) 教育体制的转换及其对西医教育的影响 |
| (二) 医校报刊的繁荣 |
| (三) 医校报刊成为西医群体成长的舞台 |
| 三、现代医学体制的移植与再造——以专业社团的学术期刊为中心 |
| (一) 中华医学会与西医体制的构建 |
| (二) 中华护士会与中国护理学的发展 |
| (三) 中国生理学会与中国生理学的奠基 |
| (四) 中华民国药学会与中国药学的肇兴 |
| 四、传统卫生模式的颠覆与超越——以民间社团的普通报刊为中心 |
| (一) 政府施为与社会参与:现代公共卫生之滥觞 |
| (二) 让公众理解传染病:以中国防痨协会和中华麻风救济会为例 |
| (三) 妇女与儿童的发现:以节育运动和慈幼运动为例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 |
（9）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善书概说 |
| 二. 清代善书的研究史 |
| 三. 研究设计 |
| 第一章:清代善书的多样化发展 |
| 第一节. "三圣经"及其注本 |
| 一. 《太上感应篇》的注本 |
| 二. 《文昌帝君阴骘文》与《丹桂籍》 |
| 三.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注本 |
| 四. 圣神结集 |
| 第二节. 功过格 |
| 一. 功过格的源流 |
| 二. 清代功过格的发展 |
| 三. 功过格之实践 |
| 第三节. 图说劝善书 |
| 一. 三圣经的绘图本 |
| 二. 蒙养读物的图注本 |
| 三. 绘图本赈灾类善书 |
| 四. 图绘因果报应故事 |
| 第四节. 宣讲类善书 |
| 一. 以宣讲圣谕为主要内容的乡约体制 |
| 二. 清代刻印的宣讲类善书 |
| 三. 圣谕宣讲类善书的特点 |
| 四. 圣谕宣讲类善书的流通 |
| 第五节. 鸾书类善书 |
| 一. 鸾书与鸾堂、鸾坛 |
| 二. 鸾书类善书的基本内容 |
| 三. 鸾书类善书的特点 |
| 第六节. 规谏类善书 |
| 一. 规谏类善书简介 |
| 二. 规谏类善书的特点 |
| 三. 《愿体集》的编刊 |
| 第七节. 其他类善书 |
| 一. 以因果报应故事为内容的故事类善书 |
| 二. 劝善歌 |
| 三. 有关善堂善会建置(规条)类善书 |
| 四. 书帖类善书 |
| 五. 综合类善书 |
| 第二章:清代善书的刊刻 |
| 第一节. 清代坊刻本善书的兴盛 |
| 一. 北京书坊与善书刊刻 |
| 二. 上海的书局与善书刊刻 |
| 三. 苏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 四. 广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 五. 杭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 六. 南京书坊与善书刊刻 |
| 七. 以周鼎臣《敬信录》为例看书坊在善书传播中作用 |
| 第二节. 官刻、私刻、院刻及善书刻印 |
| 一.官刻本善书 |
| 二. 私刻与善书刻印 |
| 三. 院刻与善书刻印 |
| 四. 善堂善会与善书刻印 |
| 第三章:清代善书的流通与影响 |
| 第一节. 善书编纂过程中对流通的重视 |
| 一. 劝读善书 |
| 二. 劝刻(施)善书 |
| 三. 刻施善书的灵验记 |
| 第二节. 清代善书编刊中的促销因素 |
| 一. 封面 |
| 二. 牌记 |
| 三. 序跋 |
| 四. 凡例 |
| 五. 书目 |
| 第三节. 清代善书的流通渠道 |
| 一. 清代善书的跨区域传播 |
| 二. 善书流通法 |
| 三. 善书的流通途径 |
| 第四节. 不同群体的善书阅读者 |
| 一. 士人的阅读体验 |
| 二. 童蒙与善书阅读 |
| 三. 清代女性、女教与善书 |
| 第五节. 清代的善书、善人与善事:善书对清代慈善事业的推进 |
| 一. 赈灾类善书的编撰与刊刻 |
| 二. 善堂、善会规条类善书的编撰与刊刻 |
| 三. 善书中所宣扬的劝善积德观念、报应思想 |
| 结语 |
| 附录一. 明清善书知见录 |
| 凡例 |
| A. 三圣经及其注本 |
| B. 功过格 |
| C. 图说劝善书 |
| D. 宣讲类善书 |
| E. 鸾书类善书 |
| F. 规谏类善书 |
| G. 因果报应故事类善书 |
| H. 劝善歌 |
| I. 有关善堂善会建置(规条)类善书 |
| J. 书帖类善书 |
| K. 综合类善书 |
| 附录二. 善书信息统计表 |
| 附录三. 清代善书刊刻信息统计表 |
| 引用文献 |
| 后记 |
（10）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 ——以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史回顾 |
| 第三节 若干定义、研究范围的界定 |
| 第四节 主要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传统中国的生育控制文化 |
| 第一节 传统生育观念 |
| 第二节 传统生育控制行为及其方法 |
| 第三节 传统人口控制思想 |
| 第四节 晚清"马尔萨斯主义"的传播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生育节制"思想的形成 |
| 第一节 桑格夫人的两次访华及中国社会的反响 |
| 一、桑格夫人的生育节制论 |
| 二、桑格夫人的两次访华 |
| 三、有关节育书籍以及"生育节制专刊"的出版 |
| 第二节 关于"生育节制"的四大论战 |
| 一、母性自决与生育节制 |
| 二、新性道德与生育节制 |
| 三、人口问题与生育节制 |
| 四、优生学与生育节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妇女、家庭与生育节制 |
| 第一节 母性神话与妇女的现实 |
| 一、塑造母性:成为母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吗 |
| 二、妇女节育的三大理由 |
| 三、知识妇女对节育的态度及节育知识水平 |
| 第二节 城市小家庭的生育节制 |
| 一、城市家庭的小型化 |
| 二、城市小家庭对节育的态度 |
| 三、城市小家庭节育之理由 |
| 第三节 城市妇女、家庭的节育方法 |
| 一、避孕、绝育 |
| 二、堕胎 |
| 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医疗与避孕药物 |
| 第一节 知识分子与节育运动:二十年代节育运动的实践 |
| 一、北京产儿制限研究会 |
| 二、中华节育研究社 |
| 三、生产限制诊查所 |
| 四、二十年代节育运动的评估 |
| 第二节 医疗、公共卫生与生育节制:三四十年代节育诊所的推广 |
| 一、上海节育研究社与其节育指导所 |
| 二、北平妇婴保健会与其节育指导所 |
| 三、各地医院的节育指导科:以南京鼓楼医院、北京博爱医院为中心 |
| 四、中国优生节育协进会 |
| 第三节 避孕药物的广告与销售 |
| 一、中医避孕药物 |
| 二、西医避孕药物 |
| 三、避孕药物广告的评估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的生育政策 |
| 第一节 国民党人对生育节制的态度 |
| 第二节 "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案"的拟定 |
| 第三节 国家之生育管理:妇婴保健事业的开展 |
| 第四节 婚前健康检查的施行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民国时期生育节制运动年表》 |
| 附录二:《人口副刊》目录 |
| 附录三:《节育者通信》选录 |
| 附录四:《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现代医药卫生2000年第16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毒-效-证”相关性的乌头用药规律研究[D]. 杜丽.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01)
-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3]骨筋膜室综合征患者VSD术后中药与高压氧联合治疗与常规治疗对比[D]. 宫颖. 大连医科大学, 2017(08)
- [4]延安新秧歌剧研究[D]. 许洁.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4)
- [5]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6]当代中国重大刑事法治事件评析[J]. 赵秉志. 刑法论丛, 2010(03)
- [7]当代中国重大刑事法治事件评析[J]. 赵秉志. 刑法论丛, 2010(03)
- [8]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潘荣华. 安徽大学, 2010(10)
- [9]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D]. 张祎琛. 复旦大学, 2010(11)
- [10]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 ——以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D]. 俞莲实. 复旦大学, 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