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城镇土地比价体系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敬定乾[1]（2021）在《基于GTWR模型的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影响研究 ——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例》文中认为土地是人类发展和开展社会经济活动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工业产业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的快速增长和产业扩散的不断加快,对工业用地资源的需求大大增加。而我国工业用地资源的配置长期处于政府调控下,加之地区政府间的“低价引资”政策,使得市场没有完全发挥出调节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由此引发的资源错配及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日益严峻。因此,深入研究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影响问题,对完善工业用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工业产业合理布局与扩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战略,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区开展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影响研究,对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工业产业的协调布局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对象,从时空两个角度探索工业地价和产业扩散的演变规律;借助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刻画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时空影响,并细分不同行业量化工业地价对不同行业产业扩散的影响差异;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产业扩散结果与规划布局产业间的空间匹配性,并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识别划分出“高匹配-高地价区”、“高匹配-低地价区”与“低匹配-低地价区”三种匹配类型分区,针对不同匹配类型分区,提出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与产业扩散发展的优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工业地价时空演变方面:2009年至2018年,研究区工业地价历经了快速上涨、中期波动和后期平稳三个阶段,总体呈上升态势,平均工业地价由2009年的145.05元/㎡增至2018年的210.45元/㎡,但地价较低的区县数量众多,且地区间较高的地价极差表明区域内工业地价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空间演变方面,工业地价在区域内集聚分布,且重庆地区聚集效应更加明显,川渝两地地价省际差异显着,工业地价呈现由成都-重庆“核心”集聚区逐渐向外部扩散的“近环状”空间分布格局,在“核心”区域呈高地价集聚且地价上涨明显,在其他区域呈低地价集聚且上涨乏力。（2）产业扩散时空演变方面:2009年至2018年,研究区内产业扩散历经了快速上涨、中期下降和后期平稳三个阶段,总体呈下降趋势,在不同工业经济发展时期,其产业扩散的活跃程度存在差异。空间演变方面,亦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产业扩散在成都-重庆“核心”区域有较强的集聚态势。近年来随着区域工业经济发展,产业扩散重心在东南-西北方向上不断交替和迁移,并且产业扩散有向西南部、东北部分散的趋势,整体分布“中心-外围”的规律显着。（3）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影响方面:研究表明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空间影响力度较强,是影响产业扩散的重要因素之一。整体来看,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影响为负,且产业扩散对工业地价敏感度的空间异质性显着。细化到不同行业的产业扩散上:低科技制造业对工业地价的敏感度最高,工业地价变动直接作用到低科技制造业的产业布局和扩散,地价的比较优势导致低科技制造业在低地价区域产生较强的空间集聚;中低科技制造业和中高科技制造业对工业地价的敏感度较高,工业地价变动对产业扩散的影响作用有所降低,但仍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以市场潜力、交通条件为代表,反映区域消费潜力和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因素对产业扩散的影响力度增大;而对于高科技制造业,工业地价变动对产业扩散的影响为正,产业扩散呈现向技术和资本优势较为明显的地区集聚的特征。（4）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与产业扩散发展优化建议方面:成渝双城经济圈整体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产业布局和扩散的总体规划;完善工业地价市场化体系,促进产业在区域间的有序扩散;建设毗邻地区产业扩散一体化发展的试验区,打造产业扩散通道基础,形成产业扩散新格局。“高匹配-高地价区”应支持工业用地及其价格的市场化竞争,发挥工业地价与产业扩散良性循环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整合产业园区资源,强化高科技制造业集聚发展,同时兼顾区域间工业经济的公平发展。“高匹配-低地价区”应保持工业地价区域差异,强化地价在用地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利用价格杠杆促进产业扩散在区域间的良性互补,引导低科技制造业向外腾退和扩散;严控工业用地低价出让,防止低科技制造业扎堆无序扩散,为工业地价的健康发展留足上涨区间。“低匹配-低地价区”应发挥地价政策控制作用,更新工业用地最低标准;鼓励资源优势地区资源加工产业就地集群化发展,提升资源加工制造业的产业附加值;突出农林产品特色资源优势,打造“地理标志”性产品。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白豆[3]（2020）在《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文中认为本文主要是以山西地方文献为史料基础,尝试从普通民众的受灾经历、灾害认知、灾害应对与灾害记忆等维度对清代山西灾害社会予以深度解剖,进而系统地揭示灾害对山西社会各层面的诸多影响,展现一种整合的、全方位的清代山西灾害史。在回顾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分析了将地方文献应用于山西灾害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分别从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灾害书写、历史语境和发掘利用等角度展开具体论述。与官方文献的灾情记录主要侧重于灾情和赈济相比,地方文献所呈现的内容则涉及民间社会应对、粮价物价、地权流转、灾民心态、民间信仰和灾害记忆等多个方面,成为深入了解基层民众灾害经历的重要文本。其次,主要展现不同文本中的清代山西地方灾害情况,通过对其进行适当的定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清代山西灾害的总体特征和区域特征。在此前提下,将碑刻记录中个体的灾害重新放置于整体的灾害中做定性分析,尝试以此探究民间灾害记忆的特点,以及因此映射出的灾害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深层内涵。首先,选择灾害记录较多的碑刻资料为研究对象,分府、州等分别对其中的灾害情况进行分区讨论。其次,以碑刻记录的灾害发生地为基点,上溯至各地方志,对其中的相关灾害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可以看出,山西内部的区域灾害特性明显,其中影响各地的主要灾害并非完全一致,也并不都以旱灾为首。最后,结合官方文献《清实录》等对碑刻灾害记录的特点进行探讨,发现民间灾害记忆具有较明显的分层。第三,主要讨论清代山西灾害的地方应对。从其开展的相应救灾模式来看,则实际包含了官方赈济和地方自救两个层面。具体而言,地方社会的应灾手段可细致划分为神灵崇拜、村社救灾、宗族赈济、乡绅赈济、商人赈济和官民互动等多种形式,其中官民互动则是地方灾害应对中的重要特色。即便是缺乏国家赈济,地方社会同样拥有独立的一套防灾自救体系。它区别于国家荒政体系,但在特定条件下又与官员赈济和国家赈济相结合,以此共同应对地方灾害。第四,以清代山西重大灾害“丁戊奇荒”为研究个案,分别从灾民认知、灾害应对、灾民生活、地权流转和灾害记忆等角度对其进行重新解读。首先,根据碑刻资料的相关记录,分灾前、灾中、灾后三个阶段来“还原”基层民众认识和应对灾害的全过程。其次,以“丁戊奇荒”期间的土地交易文书来分析基层社会的地权流动以及由此展现出的灾民日常性生活,进而揭示了传统灾害史研究中“逃荒”和“救荒”话语体系之外的其它生活面向。最后,对“丁戊奇荒”的民间记忆开展长时段研究,深入分析民间灾害记忆生成和流传的基本特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后,以清代静升村的民间灾赈为例,具体从受灾情况、灾赈背景、宗族赈济和村社赈济等方面展开分析,并重点考察基层社会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表明,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其中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其间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地方民众的传统禳灾习俗和长时期形成的防灾减灾经验共同构成了清代山西地方社会独特的“民间”救灾传统,并逐渐生成相应的灾害记忆与独特的灾害文化。其中碑刻是民间灾害记忆传承的主要载体,而相关灾害记忆的生成则与地方社会的自我救灾能动性有很大关联。由此表现出的明显分层,则既是民间社会开展自救活动的有力印证,也是对清代官方赈济实效的侧面肯定。
常乐冉[4]（2020）在《区域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方法研究》文中认为水资源既是自然界的基础性资源,也是人类社会的战略性的资源。随着社会发展,地球环境的日益恶化在各个方面对水资源造成了压力。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系统的影响,缓解水资源压力,科学合理的进行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对区域水资源脆弱性进行评价十分必要。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水资源评价方法的基础上,主要开展了以下研究:1、脆弱性关键影响因子体系构建。认为不同区域的水资源条件不同,选择的脆弱性影响因子也有所不同,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筛选不同研究区的水资源脆弱性关键影响因子,分属于水量、下垫面、人类活动以及水质四个指标大类,结合DPSIR模型建立关键影响因子体系;2、关键影响因子权重确定。认为影响因子的权重不能单一通过数据计算或主观判断确定,通过熵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主客观相结合的影响因子权重计算;3、脆弱性等级划分。建立脆弱性等级划分方法Ⅰ和方法Ⅱ,根据影响因子相关技术评价要求和研究区所属片区的基本情况,对脆弱性评价进行合理分级;4、脆弱性评价模型建立。对比完善的集对分析模型、多级模糊模式识别模型和改进的模糊聚类迭代模型,推荐改进的模糊聚类迭代模型用于区域水资源脆弱性评价;5、脆弱性关键影响因子敏感性分析。通过相对测定法、蜘蛛图法和正交试验法,对脆弱性影响因子进行单因子和多因子敏感性分析,建立了一种区域水资源脆弱性敏感因子的判断方法,可以对评价模型进行验证。6、实例研究。对济南市2000-2016年17年的水资源脆弱性进行实例研究,首先确定了 19个变化环境下的水资源脆弱性影响因子,筛选出10个关键影响因子构建关键影响因子体系,并确定权重。将济南市水资源脆弱性划分为5个等级,1-5级分别对应水资源状况的劣、差、中、良和优。通过改进的模糊聚类迭代模型,进行济南市水资源脆弱性评价。可以看出济南市水资源状况2000—2006年由中等转优又变差,2006—2013年波动保持在中和差,2014—2015年明显下降为劣,2016年又好转。单因子脆弱性的前三名分别为灌溉水有效利用率、人均水资源量和人均GDP;多因子脆弱性的排序为人类活动指标、水量指标、水质指标和下垫面指标。通过敏感因子验证了所选评价模型的合理性,并提出了适合济南市水资源管理体系的发展模式。（结语里面）7、总结和展望。
靳云龙[5]（2020）在《基于GIS与Geo-CA的吉林省大中型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研究》文中指出城镇开发边界（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UDB）又称“城市增长边界”“城市开发边界”,作为一种常用的监管工具,在国内外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和研究。城镇开发边界是控制城市外部增长和城市无序蔓延的重要决策工具,中国的城镇开发边界可以用城镇的建设用地边界定义。《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版中对城镇开发边界的法律地位作了明确要求。自然资源部于2020年1月印发的新版“双评价”指南中,对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作了技术指引。2020年3月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中,首次增设国土空间规划专章,明确要求编制“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关键组成内容,也是划定“三条红线”时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国土空间规划框架的确立,将全面推进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工作。目前东北地区城市城镇开发边界的相关研究已经逐步开展。国家已经发布有关城镇开发边界的相关标准和技术指南,但每个地域的城市存在差异化,无法一概而论。所以需要针对地域的不同,探索和修正相应的指标体系。合理利用东北地区资源本底,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城镇开发边界,是十分必要的。研究以吉林省自然资源本底为载体,结合GIS分析、“双评价”技术、Geo-CA模型等模拟分析方法,以地理元胞自动机在东北大中型城市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研究创新为目的,实现对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模拟和预测。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和和影响程度,选取了8个吉林省大中型城市,即长春、吉林、四平、通化、白城、辽源、松原、白山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视角上,以时间为主线,客观评价不同时期城市发展规模及驱动力因素,针对城市特点进行相关分析;以空间为辅线,从形态入手,利用Geo-CA、GIS与“双评价”结合对8个城市进行用地模拟预测,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综合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为东北地区大中型城市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研究、城市动力学模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吉林省大中型城市的市域国土空间用地的模拟与预测,从而完成有关东北地区城市空间模拟的一次科学系统的城镇形态梳理与边界划定。原有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方法多以定性分析为主,本研究基于定性结合定量分析的创新方法,针对地域资源本底制定相应差异化策略。同时通过对吉林省大中型城市的发展动力机制与驱动力因素研究,提出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面的城市边界划定模式构想及管理模式,为东北地区大中型城市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提供理论及方法。
华清君[6]（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陈武[7]（2020）在《基于GIS的城镇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研究 ——以玉溪市红塔区为例》文中指出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由中心向周边不断蔓延,居住用地开发经营成为城镇吸纳人口和发展经济的首要内容。但是在高速的城镇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外延新增用地粗放扩张,内部存量用地潜力未能释放的居住用地低效利用问题。伴随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质量增长为主的发展观念促使社会开始重视土地的潜力挖掘,从“增量开发”转向“存量运营”的实践在多个沿海城市率先进行。在这个背景下,为实现对城镇低效居住用地的有效利用,本文在结合区域实际的基础上,宏观到微观角度对区域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最终对红塔区居住用地的再开发策略进行研究。本文在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政府相关文件明确了城镇低效居住用地的概念和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的内涵。进而借鉴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手册构建红塔区整体集约利用评价体系,采用德尔菲法和规划目标值法分别确定指标权重和理想值,最后得到红塔区整体集约度结果为66.07,说明红塔区整体上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处于偏低水平,存在较大的土地潜力提升空间。依据宏观层面土地集约利用定量评价结果,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居住区土地利用水平,在红塔区中心城区范围内针对109个居住区的土地利用水平进行研究。利用GIS计算各个居住区容积率、建筑密度、地价实现水平等六个指标值,并在六个指标的基础上构建针对居住区土地利用水平分析的评价体系。无论单个指标分析还是综合评价的结果都表明红塔区城区在土地利用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居住用地利用水平呈现为从城区核心到外围逐渐降低的趋势。接着,将综合评价结果划分三个等级,利用GIS提取出中、低利用水平和与规划不符的居住区,计算其规模潜力和单位土地经济潜力,结果显示基于规划允许的规模潜力为990公顷,单位土地经济潜力为545.29元/m2,表明红塔区居住用地再开发的潜力巨大,且具有良好的再开发经济效益。在潜力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实景情况,得到可进行再开发的居住用地类型分别为空闲地、老旧小区、旧城镇和城中村。结合玉溪市老城更新规划和借鉴已有实践案例,分析出各类型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的时序、方法和模式,形成红塔区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策略。最后,本文希望通过以玉溪市红塔区为例的研究为其他区域的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提供参考,同时进一步丰富我国西部地区低效用地再开发的理论和案例研究。
匡奕敩[8]（2020）在《我国南方丘陵山地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文中提出根据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指导思想以及国际社会、国家与地方各层面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围绕人类社会发展及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导致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下降,引发自然灾害的实情,本研究有助于从理论上为生态系统提升提供科技支撑,在实践中促进湘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基于目前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差异和不足,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各领域生态系统服务及在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社会经济耦合影响因素下的协同发展关系;进一步厘清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各指标因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明晰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特征,分析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之间协同发展特征,目的要在于为区域生态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建言献策,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经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南方丘陵山地区域具体情况,以典型喀斯特地貌地形特征且森林覆盖率较高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结合遥感、统计年鉴、考察调研、政府网站、媒体相关数据,集成多源、多尺度、多类型指标数据,筛选出与协同发展模式有关的相关分析、线性回归、主成分分析等数理统计分析方法,以及人工神经网络、定性的PEST情景分析法对论文进行深度研究。以湘西州1980-2018年四个时间段土地利用变化Landsat-TM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源,利用GIS分析方法,对各年度土地利用变化率、空间核密度及转移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1980-2018年湘西州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城建用地面积不断增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生态功能逐年下降;空间变化分析得到城建用地不断由州中心向周边扩大,各市县水田正朝着生态区域空心化格局演变,有林地正朝着边缘化的格局演变的发展趋势。社会经济方面,湘西州总人口不断增加,乡村人口不断减少,第三产业逐渐替代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以GDP和人口等社会经济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集为基础数据源空间变化分析得到湘西州各县区乡村人口正朝向城镇转移,农村空心化凸显,城乡生产总值差距明显。气象环境方面,湘西州年降水量与湿度极值之间变化比较分散,而年均气温和光照较为集中;以平均气温、年降水量等气象环境空间插值数据集为基础数据源,进行空间分析发现极值年份间年降水量高低界限移动明显,年均气温高低界限移动不明显,时空变化具有反复或交替变化特征,相应农作物与气象灾害随年度变化呈现一定的周期波动变化发展规律。利用R语言作图及SPSS统计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指标因素进行相关关系、回归关系和主成分分析,结果发现:（1）,1980-2018年耕地与城建面积表现为竞争关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耕地、林地、草地,总人口与城镇人口,GDP与三产业,年降水量与平均湿度,年均气温与光照时长表现为一定的协同发展关系;（2）,研究期间耕地在总土地利用中的占比与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表现为同步下降的协同发展关系,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呈现负面效应;（3）,2009-2018年年均气温与粮食产量呈负相关,2008-2012年降水量与直接经济损失、水灾面积、粮食减产在不同时期显着相关,呈现协同发展关系。综合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20余项指标因素,从中选择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较大的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年降水量、年均温度、受灾面积等宏观非线性数据指标,构建基于灾害-环境-社会经济耦合下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人工神经网络预测分析,作协同发展研究。结果显示,生态系统服务正在下降,同时人均生产总值呈缓慢增长趋势,反映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难以呈现协同发展的趋势;泛化权重分析得到国民生产总值与粮食产量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较大,宜优先决策农业生产为主的GDP,协调耦合度,以期获得GDP与生态系统服务及人均生产总值三者更好的协同发展作用。基于农田生态系统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工神经网络预测分析得出湘西州及各县市农业发展可比价增速呈现波动性减缓的趋势;宜优先决策有效灌溉面积以促进农田生态系统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快速协调发展。结合湘西州州政社情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同时与非完整数据的三废排放、灾害、旅游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一起,补以PEST为主的情景分析定性方法,整合成PEST-SWOT模型;针对前述理论分析的各种问题,在权衡决策上归并同化或整合同步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相关指标共同发展,结果得到,在社会发展机遇期引科技下乡能化解农村农田空心化问题以促进农田生态与农业经济协同发展,在人与土地关系中转变经济基础弱势为优势来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协同发展,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政策机遇与地方旅游业挑战下结合湘西森林优势与乡村人口空心化弱势结合下弥补促进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人口就业协同发展,通过科技创新手段化解技术挑战难题进而促进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与农业经济恢复及协同发展,以及在环保宏观政策综合指导下拟促进湘西乡村社会经济振兴与武陵山片区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发展。今后将以决策支持的方式展开研究,并在南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社会经济协同发展上更好应用,以深入探索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与农村社区发展协同提升模式,努力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高殊净[9]（2019）在《铁岭市农村典型畜禽散养密集区污染评价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畜禽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进而造成畜禽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其已成为了当今关注的热点问题。铁岭市亮子河流域是辽宁省典型的畜禽散养密集区,多年以来由于畜禽养殖污染物直排入河流导致亮子河流域水质下降,流域COD、氨氮污染严重,并已对辽河水质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急需对其畜禽污染状况开展评价研究。本文对亮子河流域涉及的8个镇、125个村庄的畜禽养殖情况进行了调研,对污染特征进行了分析,从畜禽粪便负荷量、畜禽承载力预警值、畜禽养殖最大承载量三方面开展了散养密集区畜禽养殖承载力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从畜禽养殖污染的“源强、途径、受体”三方面构建了污染风险评价体系,开展了典型散养密集区畜禽养殖污染风险评价。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通过对亮子河流域畜禽散养密集区畜禽养殖情况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该区域畜禽养殖以养殖猪、鸡为主。但不同镇的养殖模式差异显着,其中泉头镇以鹅养殖为主,亮中桥以牛、猪、羊养殖为主。同时不同镇的畜禽养殖数量差异较大,折算后的畜禽养殖猪当量结果显示,亮中桥畜禽养殖猪当量最大,为15.11万头,而泉头镇畜禽养殖猪当量最少,仅为2.916万头,仅为亮中桥镇的五分之一。（2）研究区域畜禽承载力评价应用养分平衡法结合ArcGIS软件对铁岭市亮子河流域畜禽承载力进行评价,通过计算畜禽粪便负荷量、畜禽粪便最大负荷量的比得到研究区域畜禽承载力预警值,从预警值结果可以看出研究区域总体的畜禽粪便承载力预警值污染级别为二级、对环境存在一定的污染,各镇的预警值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通江口镇、亮中桥镇、老城镇预警值污染级别为二级;大兴镇预警值污染级别最高,为三级,需对其畜牧业发展进行控制协调;其余各镇畜牧业尚存一定的发展空间。同时计算得到了畜禽养殖最大承载量,通过各镇畜禽养殖最大承载量结果可以得到,研究区域农地畜禽最大承载量83.69万头,其中大兴镇、亮中桥镇、老城镇、通江口镇、昌图镇的畜禽养殖量均超过各镇的畜禽最大承载量,畜禽污染风险较高。（3）畜禽养殖污染风险评价参考多因子加权综合评分法,从源强、途径、受体这三方面筛选13项相关指标建立指标体系,结合ArcGIS软件对风险评价指标进行畜禽污染风险评价指数的计算,对畜禽养殖污染风险进行分析,通过风险评价等级划分,研究区域整体畜禽养殖污染风险偏高。其中,畜禽污染风险最高的是四级区域,面积为1.308万公顷,占典型区总面积的24%,主要分布在大兴镇、通江口镇、老城镇;畜禽污染风险区域的三级区域面积为1.756万公顷,占典型区总面积的32%,主要分布在亮中桥镇、昌图镇;畜禽污染风险区域的二级区域面积为1.765万公顷,占典型区总面积的33%,主要分布在庆云堡镇、八宝镇;畜禽污染风险区域的一级区域面积为0.602万公顷,占典型区总面积的11%,主要分布在泉头镇。因此,应加强对研究区域畜禽养殖的监测和管理,提高畜禽粪便的治理。
王轩[10]（2019）在《天津市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与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发展模式提出新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对落实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城市建设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是通过对城市土地资源进行建设用地总量与建设用地强度控制,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最合理化配置、土地资源的最生态化配置。本文以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城市土地管理利用提出的要求为背景,以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相关理论研究为基础,通过梳理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及策略演变过程、天津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实践工作经验,探讨基于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和强度控制的天津市城市建设用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管理模式,并分析了该模式对城市开发建设以及产业升级的耦合性关系,最终提出了天津市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和策略建议,以期为进一步盘活城市存量土地资源、加强城市土地资源管理、积极稳妥推进天津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二、区域城镇土地比价体系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区域城镇土地比价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GTWR模型的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影响研究 ——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工业地价相关研究 |
| 1.2.3 产业扩散相关研究 |
| 1.2.4 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影响研究 |
| 1.2.5 研究评述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地租地价理论 |
| 1.3.2 产业扩散理论 |
| 1.4 本章小结 |
| 2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2.1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2.1.1 研究目标 |
| 2.1.2 研究内容 |
| 2.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技术路线 |
| 2.3 本章小结 |
|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3.1 研究区域界定 |
| 3.1.1 地理位置 |
| 3.1.2 自然环境概况 |
| 3.1.3 社会经济概况 |
| 3.1.4 工业产业概况 |
| 3.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数据预处理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成渝双城经济圈工业地价时空演变分析 |
| 4.1 工业地价的时间演变分析 |
| 4.2 工业地价水平的空间分布 |
| 4.3 工业地价变动指数空间演变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扩散时空演变分析 |
| 5.1 产业扩散的时间演变分析 |
| 5.2 产业扩散的空间分布 |
| 5.3 产业扩散规模指数空间演变分析 |
| 5.4 产业扩散规模指数空间格局分析 |
| 5.4.1 重心转移足迹分析 |
| 5.4.2 标准差椭圆分析 |
| 5.5 产业扩散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5.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5.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影响分析 |
| 6.1 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整体影响作用 |
| 6.2 工业地价对低科技制造业产业扩散的影响分析 |
| 6.3 工业地价对中低科技制造业产业扩散的影响分析 |
| 6.4 工业地价对中高科技制造业产业扩散的影响分析 |
| 6.5 工业地价对高科技制造业产业扩散的影响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7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与产业扩散发展优化建议 |
| 7.1 产业扩散结果与规划产业布局的对比分析 |
| 7.2 基于匹配度的区域类型划定 |
| 7.3 优化发展建议 |
| 7.3.1 成渝双城经济圈总体优化建议 |
| 7.3.2 高匹配-高地价区优化建议 |
| 7.3.3 高匹配-低地价区优化建议 |
| 7.3.4 低匹配-低地价区优化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讨论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可能的创新点 |
| 8.3 问题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代山西灾害史研究中的地方文献使用问题 |
| 第一节 地方文献对灾害史研究的价值 |
| 第二节 虚实之间:地方文献的灾害书写与历史语境 |
| 第三节 地方文献在灾害史研究中的发掘与利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不同文本中的清代山西地方灾害 |
| 第一节 清代山西行政区划 |
| 第二节 碑刻所见清代山西地方灾害 |
| 第三节 相关县志中的地方灾害 |
| 第四节 地方灾害在不同文本中的反映 |
| 第三章 清代山西灾害的地方应对 |
| 第一节 地方禳弭救灾 |
| 第二节 村社赈济 |
| 第三节 灾害中的官民互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丁戊奇荒”中的社会生活与灾荒记忆 |
| 第一节 基层民众对“丁戊奇荒”的认知与反应 |
| 第二节 光绪初年的灾荒、地权与民生 |
| 第三节 “丁戊奇荒”灾害记忆的长时段考察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
| 第一节 清代静升村的区域背景与受灾情况 |
| 第二节 清代王氏家族的灾赈实践 |
| 第三节 清中后期村社赈济的具体实践 |
| 第四节 小结——兼论个案研究的普适性问题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4）区域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水资源脆弱性研究现状 |
| 1.2.2 水资源脆弱性影响因子体系研究现状 |
| 1.2.3 敏感性分析研究现状 |
| 1.2.4 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构建区域水资源脆弱性关键影响因子体系 |
| 2.1 区域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步骤 |
| 2.2 初步构建影响因子集 |
| 2.2.1 影响因子的含义 |
| 2.2.2 影响因子相关数据换算 |
| 2.3 关键影响因子识别与体系构建 |
| 2.3.1 关键影响因子识别 |
| 2.3.2 关键影响因子体系构建 |
| 2.4 关键影响因子权重确定 |
| 2.4.1 客观赋权法 |
| 2.4.2 主观赋权法 |
| 2.4.3 本文赋权方法 |
| 第三章 区域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模型研究 |
| 3.1 水资源脆弱性等级划分 |
| 3.1.1 评价等级划分方法 |
| 3.1.2 评价等级门限值计算 |
| 3.2 集对分析模型 |
| 3.2.1 集对分析模型简介 |
| 3.2.2 完善的模糊集对评价模型 |
| 3.3 模糊模式识别模型 |
| 3.3.1 多级模糊模式识别模型 |
| 3.3.2 改进的模糊聚类迭代模型 |
| 3.4 脆弱性评价模型比较 |
| 第四章 区域水资源脆弱性关键影响因子敏感性研究 |
| 4.1 引言 |
| 4.2 单因子敏感性分析 |
| 4.2.1 分析原则 |
| 4.2.2 敏感度计算 |
| 4.3 多因子敏感性分析 |
| 4.3.1 正交试验法 |
| 4.3.2 正交试验表选择 |
| 4.3.3 敏感度计算 |
| 4.4 因子敏感性应用 |
| 4.4.1 单因子敏感性应用 |
| 4.4.2 多因子敏感性应用 |
| 第五章 实例研究 |
| 5.1 研究区概况 |
| 5.1.1 自然概况 |
| 5.1.2 社会经济概况 |
| 5.2 济南市水资源脆弱性关键影响因子体系建立 |
| 5.2.1 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
| 5.2.2 关键影响因子识别 |
| 5.2.3 关键影响因子体系建立 |
| 5.2.4 关键影响因子权重确定 |
| 5.3 济南市水资源脆弱性评价 |
| 5.3.1 关键影响因子等级划分 |
| 5.3.2 水资源脆弱性评价结果 |
| 5.3.3 水资源脆弱性结果分析 |
| 5.4 济南市水资源脆弱性关键影响因子敏感度计算 |
| 5.4.1 单因子敏感度计算 |
| 5.4.2 多因子敏感度计算 |
| 5.4.3 影响因子敏感性结果分析 |
| 5.5 济南市水资源脆弱性敏感因子及敏感指标应用 |
| 5.5.1 脆弱性评价模型比较 |
| 5.5.2 最优正交表实验组确定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及录用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基于GIS与Geo-CA的吉林省大中型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范围及对象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主要创新点 |
| 1.5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2章 城镇开发边界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解释 |
| 2.1.1 大中型城市 |
| 2.1.2 城镇开发边界(UDB) |
| 2.1.3 地理信息系统(GIS) |
| 2.1.4 地理元胞自动机(Geo-CA) |
| 2.2 城镇开发边界相关理论研究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及进展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及进展 |
| 2.2.3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方法及相关综述 |
| 2.3 元胞自动机的基本理论及其扩展 |
| 2.3.1 元胞自动机的概念 |
| 2.3.2 元胞自动机的组成 |
| 2.3.3 CA模型的在城市增长规模预测中的可行性 |
| 2.4 国土空间“双评价” |
| 2.4.1 “双评价”相关研究综述 |
| 2.4.2 我国“双评价”技术指南的发展更迭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大中型城市UDB综合划定方法构建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现状特征分析 |
| 3.1.2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 3.1.3 产业结构状况 |
| 3.1.4 生态环境现状 |
| 3.2 城镇发展影响驱动力分析 |
| 3.2.1 经济因素 |
| 3.2.2 人口因素 |
| 3.2.3 自然环境 |
| 3.2.4 生态承载能力 |
| 3.2.5 其他因素 |
| 3.3 城镇边界增长机制及问题 |
| 3.3.1 吉林省大中型城市增长过程 |
| 3.3.2 增长存在的问题 |
| 3.4 城镇增长模型构建 |
| 3.4.1 Geo-CA模型介绍 |
| 3.4.2 Geo-CA模型的建立 |
| 3.4.3 控制驱动力因子 |
| 3.4.4 模型参数的确定 |
| 3.5 “双评价”体系构建 |
| 3.5.1 “三区三线”关系总述 |
| 3.5.2 “双评价”工作方法 |
| 3.5.3 “双评价”结果对“城镇开发边界”的指向 |
| 3.5.4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
| 3.5.5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吉林省大中型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
| 4.1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4.1.1 数据收集 |
| 4.1.2 数据预处理 |
| 4.2 权重因子制作 |
| 4.2.1 评价因子选取 |
| 4.2.2 道路权重因子 |
| 4.2.3 人口分布权重因子 |
| 4.2.4 高程影响因子 |
| 4.2.5 其他驱动力因素 |
| 4.3 基于“双评价”的刚性UDB划定路径 |
| 4.3.1 “双评价”资源本底指向 |
| 4.3.2 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 |
| 4.3.3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 |
| 4.3.4 承载规模约束的城镇建设适宜性评价 |
| 4.3.5 刚性UDB划定 |
| 4.4 基于Geo-CA的城镇弹性开发边界扩展模拟 |
| 4.4.1 Geo-CA模型数据处理 |
| 4.4.2 边界规模测算 |
| 4.4.3 弹性UDB模拟结果 |
| 4.4.4 UDB综合划定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策略 |
| 5.1 明确法律地位 |
| 5.2 理论结合实际 |
| 5.3 层级管控,差异区分 |
| 5.4 远近期结合,动态调整 |
| 5.5 政策支撑,完善管理体系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7）基于GIS的城镇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研究 ——以玉溪市红塔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实际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三、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路线 |
| 第五节 分析方法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城镇居住用地 |
| 二、城镇低效居住用地 |
| 三、城镇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区位理论 |
| 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理论 |
|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
| 四、公众参与理论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红塔区概况 |
| 一、地理位置 |
| 二、自然概况 |
| 三、社会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中心城区概况 |
| 一、区域地理概况 |
| 二、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概况 |
| 三、城市发展情况 |
| 第三节 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评价思路 |
| 二、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三、确定指标权重 |
| 四、确定理想值 |
| 五、评价指标标准化 |
| 六、结果计算 |
| 第四节 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潜力测算 |
| 一、再开发规模潜力测算方法 |
| 二、再开发经济潜力测算方法 |
| 第五节 数据来源 |
| 一、整体评价数据来源 |
| 二、居住区低效分析数据来源 |
| 第四章 红塔区区域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
| 第一节 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评价指标体系 |
| 二、评价指标解释 |
| 第二节 权重和理想值确定 |
| 一、权重值确定 |
| 二、理想值确定 |
| 第三节 红塔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结果及分析 |
| 一、集约利用评价结果 |
| 二、集约利用评价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红塔区城镇居住用地利用水平和再开发潜力分析 |
| 第一节 居住用地现状 |
| 一、居住用地分布 |
| 二、居住用地权属情况 |
| 第二节 居住用地分布现状与规划对比情况 |
| 第三节 居住用地利用水平分析 |
| 一、居住功能区划定 |
| 二、居住用地利用强度分析 |
| 三、居住用地利用效益分析 |
| 第四节 居住用地利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居住用地利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
| 二、权重值确定 |
| 第五节 居住用地指标综合评价分析 |
| 一、土地利用水平判定 |
| 二、计算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基于规划允许的居住用地再开发潜力分析 |
| 一、再开发居住用地界定 |
| 二、再开发规模潜力测算结果 |
| 三、再开发经济潜力测算结果 |
| 四、再开发潜力测算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红塔区城镇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策略分析 |
| 第一节 可再开发居住用地类型界定 |
| 一、老旧小区 |
| 二、城中村 |
| 三、旧城镇居民点 |
| 四、空闲地 |
| 第二节 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方向分析 |
| 一、再开发空间规划 |
| 二、再开发方向分析 |
| 第三节 城镇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实践经验与启示 |
| 一、再开发项目 |
| 二、对城镇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的启示 |
| 第四节 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方式分析 |
| 一、空闲地挖潜 |
| 二、部分整改 |
| 三、整体拆除重建 |
| 第五节 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模式 |
| 一、再开发组织模式 |
| 二、再开发应用模式 |
| 第六节 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时序分析 |
| 第七节 居住用地开发过程中空闲地问题的对策分析 |
| 一、空闲地问题产生原因 |
| 二、空闲地问题对策 |
| 第八节 推进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策略实践的建议 |
| 一、再开发实施应重视土地权利人权益 |
| 二、采用“渐进式”和“针对性”的综合整治 |
| 三、做好基础工作,合理制定规划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A 指标综合分析表 |
| 附表B 居住区潜力分析表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我国南方丘陵山地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论文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动态 |
| 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动态 |
| 三、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协同发展研究进展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 |
| 第一节 湘西概况 |
| 一、地理位置、行政区划与民族分布 |
| 二、湘西地区地形地貌与自然灾害特点 |
| 三、湘西地区生态系统类型分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 |
| 第二节 研究区域的实地考察与调研 |
| 一、湘西实地考察 |
| 二、参与式调研与集中会议研讨 |
| 第三章 研究方案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 |
| 一、遥感监测数据 |
| 二、资料收集与数据整理 |
| 第二节 技术支持 |
| 一、应用软件工具材料 |
| 二、机器学习技术模型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核算方法、计算公式和评价模式 |
| 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影响关系分析模型与评估方法 |
| 三、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预测与情景分析方法 |
| 第四章 基于3S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时空变化分析 |
| 第一节 土地利用变化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分析 |
| 一、1980-2018年湘西土地利用变化及转移矩阵分析 |
| 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析及价值估算 |
| 第二节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时空演变分析 |
| 一、湘西州社会人口因素变化分析 |
| 二、湘西州经济生产总值因素变化 |
| 三、湘西州社会经济人均产总值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区域气象环境影响下作物生产时空演变分析 |
| 一、1980-2018湘西气象环境因素变化情况分析 |
| 二、湘西州气象环境影响下的农作物变化分析 |
| 第五章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内部因素影响关系 |
| 一、土地利用变化下生态系统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 |
| 二、社会经济内部各因素间影响关系分析 |
| 三、气象环境内部各因素影响关系分析 |
| 第二节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土地生态系统对社会人口因素的影响分析 |
| 二、土地生态对经济产值的时空效应分析 |
| 第三节 区域复杂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气象生态环境对农作物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时空效应分析 |
| 二、气象生态环境对农作物灾害影响因素的时空效应分析 |
| 第六章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预测与情景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人工神经网络预测与特征分析 |
| 一、基于灾害-环境-社会经济耦合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人工神经网络预测与特征分析 |
| 二、基于农田生态系统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人工神经网络预测与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权衡决策的情景分析及协同发展上的建议 |
| 一、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权衡决策中的情景分析 |
| 二、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在PEST-SWOT模型上的协同发展分析 |
| 第七章 讨论、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讨论 |
| 第二节 结论 |
| 第三节 主要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三、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铁岭市农村典型畜禽散养密集区污染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畜禽污染现状 |
| 1.2 畜禽养殖污染的主要原因 |
| 1.2.1 养殖投入品的不当使用 |
| 1.2.2 畜禽排泄物物未能有效利用 |
| 1.2.3 环保意识不强 |
| 1.2.4 畜禽养殖污染法规不完善且执行力度不够 |
| 1.3 畜禽养殖污染对环境的影响 |
| 1.3.1 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 |
| 1.3.2 对土壤环境和农作物的影响 |
| 1.3.3 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
| 1.3.4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
| 1.3.5 对人体健康及畜牧业发展的影响 |
| 1.4 畜禽污染环境评价研究 |
| 1.4.1 畜禽环境承载力的研究 |
| 1.4.2 畜禽污染风险评价研究 |
| 1.5 研究方案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技术路线 |
| 1.5.4 特色与创新 |
| 第2章 铁岭市典型区畜禽养殖特征分析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2 社会经济概况 |
| 2.1.3 生态环境问题 |
| 2.2 研究区域畜禽养殖特征分析 |
| 2.2.1 畜禽养殖情况调查 |
| 2.2.2 畜禽养殖特征分析 |
| 第3章 铁岭市典型区畜禽养殖承载力计算 |
| 3.1 畜禽承载力模型 |
| 3.1.1 土地畜禽粪便负荷量 |
| 3.1.2 农地畜禽粪便承载力的风险评价 |
| 3.1.3 畜禽养殖环境容量 |
| 3.2 结果与讨论 |
| 3.2.1 土地畜禽粪便负荷量 |
| 3.2.2 农地畜禽粪便承载力的风险评价 |
| 3.2.3 农地畜禽最大承载量 |
| 3.3 小结 |
| 第4章 铁岭市典型区畜禽养殖污染风险评价 |
| 4.1 风险评价模型的建立 |
| 4.1.1 风险评价模型概述 |
| 4.1.2 研究区域畜禽污染风险评价指标选择 |
| 4.1.3 研究区域畜禽污染风险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4.1.4 研究区域畜禽污染风险评价指数计算 |
| 4.2 评价指标的获得与分析 |
| 4.2.1 畜禽养殖产生污染负荷量指标的获得与分析 |
| 4.2.2 迁移运输过程指标的获得与分析 |
| 4.2.3 畜禽养殖粪便施用的适宜性指标的获得与分析 |
| 4.3 各评价指标的风险等级确定 |
| 4.3.1 畜禽养殖产生污染负荷量指标的风险等级确定 |
| 4.3.2 迁移运输过程指标的风险等级确定 |
| 4.3.3 畜禽养殖粪便施用的适宜性指标的风险等级确定 |
| 4.4 铁岭市农村典型畜禽散养区风险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5 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天津市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与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新时代对于城市发展理念提出新的要求 |
| 1.1.2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土地管理模式提出新的要求 |
| 1.1.3 生态文明思想对于土地利用提出新的要求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盘活存量土地是未来国土空间管理工作的重点 |
| 1.2.2 促进土地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
| 1.2.3 探索行之有效的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措施 |
| 1.3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创新点 |
| 1.7 论文基本框架 |
| 第2章 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和策略理论基础 |
| 2.1 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相关概念及特点 |
| 2.1.1 城市土地利用 |
| 2.1.2 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
| 2.1.3 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特点 |
| 2.2 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相关理论 |
| 2.3 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及策略演变 |
| 2.3.1 萌芽探索阶段 |
| 2.3.2 不断完善阶段 |
| 2.3.3 成熟发展阶段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内外城市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政策及策略借鉴 |
| 3.1 国外城市和地区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及策略 |
| 3.1.1 美国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及策略 |
| 3.1.2 新加坡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及策略 |
| 3.2 国内城市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及策略 |
| 3.2.1 浙江省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及策略 |
| 3.2.2 江苏省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及策略 |
| 3.2.3 上海市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及策略 |
| 3.2.4 深圳市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及策略 |
| 3.3 国内外典型城市和地区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及策略分析 |
| 3.3.1 政策分析 |
| 3.3.2 策略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天津市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基本情况 |
| 4.1 天津市土地利用现状 |
| 4.2 天津市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 |
| 4.2.1 全市单位GDP建设用地规模情况 |
| 4.2.2 全市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用地消耗情况 |
| 4.2.3 全市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消耗新增建设用地情况 |
| 4.2.4 全市单位GDP增长消耗新增建设用地情况 |
| 4.3 天津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及策略分析 |
| 4.3.1 政策层面 |
| 4.3.2 策略层面 |
| 4.4 天津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突出问题及发展障碍 |
| 4.4.1 突出问题 |
| 4.4.2 发展障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天津市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及策略建议 |
| 5.1 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目标和理念 |
| 5.1.1 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目标 |
| 5.1.2 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理念 |
| 5.2 双控背景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分析 |
| 5.2.1 建设用地双控利用特点 |
| 5.2.2 建设用地双控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
| 5.2.3 产业转型升级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 |
| 5.3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背景下天津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探索 |
| 5.4 天津市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建议 |
| 5.4.1 规划引领政策 |
| 5.4.2 用地管理政策 |
| 5.4.3 土地供应政策 |
| 5.5 天津市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策略建议 |
| 5.5.1 科学的规划控制与引导 |
| 5.5.2 促进建设用地减量发展 |
| 5.5.3 强化产业导向下土地供应 |
| 5.5.4 多渠道盘活低效存量用地 |
| 5.5.5 处理好改造开发中各方利益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区域城镇土地比价体系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GTWR模型的工业地价对产业扩散的影响研究 ——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例[D]. 敬定乾.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D]. 白豆. 山西大学, 2020(08)
- [4]区域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方法研究[D]. 常乐冉. 山东大学, 2020(10)
- [5]基于GIS与Geo-CA的吉林省大中型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研究[D]. 靳云龙. 吉林建筑大学, 2020(07)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7]基于GIS的城镇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研究 ——以玉溪市红塔区为例[D]. 陈武.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8]我国南方丘陵山地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D]. 匡奕敩.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9]铁岭市农村典型畜禽散养密集区污染评价研究[D]. 高殊净. 沈阳大学, 2019(08)
- [10]天津市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与策略研究[D]. 王轩. 天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