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则徐与何秋涛思想的异同

一、林则徐与何秋涛经世思想异同论（论文文献综述）

汤浩^[1]（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席娟^[2]（2018）在《抗战时期史学通俗化研究》文中指出史学通俗化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之一,其在中国历史上虽时起时落,或盛或衰,但却从未消失过。史学通俗化迎合了被正统史学排斥在外的普通大众的需要,宋元通俗讲史的兴盛和明清通俗历史读物的广泛流传使史学在大众中广泛传播,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民间化。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倡导“新史学”,呼吁“去君史”、“写民史”、史学通俗化,促使历史知识以一种新的形式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使救亡图存成为紧迫的呼声,白话取代文言提供了更方便简洁的文字载体,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将人们的目光转向民众,这些为史学通俗化扫清了障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文化侵略来势汹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被歪曲篡改,人心浮动,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心再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与此同时,史学界的纯学术路径与历史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现实的状况亟需史学界的转变。在时代的召唤下,广大爱国史家以义不容辞的姿态,高举史学为抗战服务的旗帜,不仅将注意力转向与抗战相关的中国通史、近百年史、边疆史等领域,而且身体力行地通过历史通俗读物、历史教科书、历史剧、讲史等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大众进行历史知识普及,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和面向大众的特点,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御侮图存和自强自立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充分发挥了史学的时代价值和社会作用,而且使史学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

郑丹丹^[3]（2018）在《林则徐法律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林则徐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民族英雄,“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此外,我们发现他还有丰富的法律思想。在清末统治摇摇欲坠之时,在传统与先进交融之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法律思想。本文主要论述了林则徐法律思想的产生背景、法律思想内容及其评价和影响,具体包括其行政法律思想、军事法律思想、经济法律思想。林则徐将传统法律思想和引进的西方法律思想相整合,所形成的法律思想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善,在当时可谓是首开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之风,但是在赞扬其历史功绩时,也要客观、中肯的评价其法律思想。

詹建林^[4]（2018）在《夏曾佑史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夏曾佑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其学术经历和成就,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个案。夏曾佑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民族和社会等方面有较为全面和细致的研究。他将晚清今文经学思想糅入进化论中,并以此新史观指导其中国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崭新的历史见解。夏曾佑撰写史书的目的在于救国保种,通过探讨近代中国的“受病之源”来寻求“治病之方”,并以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为手段,激发国人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他撰写的《中国古代史》一书,在历史见解以及史书的史料来源、内容选择、编纂形式和方法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成为近代有名的新式通史,历久而不衰,并启蒙了诸多清末民初有志于从事学问的学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夏氏史学亦存在理论框架不健全、取材粗放、考订未精、主观性强和重要史实未曾囊括等局限。

杨冬冬^[5]（2016）在《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研究与整理》文中研究表明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学通汉宋,其治《诗》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对今文三家《诗》佚文遗说的搜讨与研究上,历经两代最终成《三家诗遗说考》。陈氏父子的今文三家《诗》研究,对嘉道之际的清代辑佚学、《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学术历程始终贯穿清初诸大儒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治学取向。并把这一思想作为辑佚与研究汉代今文三家《诗》的指导思想。其治三家《诗》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古今兼采的治《诗》取向；以师法、家法作为构筑《三家诗遗说考》的理论基础;辨形声、核诂训,考证详密的客观求证精神。《三家诗遗说考》所保存的历史、神话、文学等资料,不仅对现存《诗经》文献校勘、训诂有着重要意义,也对整理和研究早期中国国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陈氏父子对三家《诗》的辑佚和研究,使得早已亡佚的三家《诗》重见天日,虽不能完全恢复三家《诗》的旧貌,但却可以为延续三家《诗》的研究做出贡献,在完善和发展《诗经》学史的过程中更是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成为清代辑佚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清代复兴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一环,更成为“清代学术复古为解放”运动达到高潮的产物,并推动这一运动进一步展开。由于《三家诗遗说考》还没有标点本,因此对《三家诗遗说考》进行点校,能为学术界提供标点本《三家诗遗说考》的同时,也可以促进三家《诗》的进一步研究。

刘星^[6]（2016）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文中认为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作为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终其一生都对东传之西方科学保持着开放、吸纳的态度,并矢志不移地将东传科学兼容、整合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从他一生的学术进路来看,康有为早年泛观博览,钟情西学,兼采汉宋、调停今古,略有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与廖平“羊城之会”之后遂确立今文经学之立场,并成为其一生思想之基调。深受恩师粤中大儒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经学思想自产生之初便有着极强的“通经致用”特征：侧重经世、重视《周礼》、民功；转向今文经学之后,更加突出了“经世致用”的倾向,关注的焦点从“民功”、“物用”层面提高到经学理论、政治制度层面。他以学术为本,后逐步落实到政治之上,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以期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康有为从早年崇尚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到今文经学立场的转向,从“托古改制”到维新变法,从“三世”进化到“大同”理想,从“物质”与“道德”的并重到以“儒学为宗”并将其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其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推进、转移和深化。概言之,康有为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于：“通经致用”的入世精神；尊儒、尊孔的坚定立场；整合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向,都离不开西方自然科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窠臼。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本论文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视角,着重考察东传科学对于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重建与嬗变过程中科学与儒学相容性问题,以及东传科学影响下儒学对于当代社会以科学为先导的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儒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康有为基于东传科学对今文经学的建构,当以《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和《物质救国论》为主,以及对于《中庸注》、《论语注》、《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诸经典的注解贯穿其间,至《大同书》达到其理论思想的臻美境界。具体内容亦延续至变法的具体措施、大同理想的设想以及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等方面。而这些天才的构想是对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中国寻求出路极有价值的思考。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开启了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于这个时期急剧变化的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文化运动一源开三流,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就新儒家而言,它的启示在于：现代新儒家和晚年的康有为一样,在道德价值和科学理性之间力求平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蔚为大观；而康有为儒教问题研究也成为中国儒学研究的热点。新儒家以心性之学为基本取向,向内凸显出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人们的心灵和生命,向外则主张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外王,以此来实现儒家的现代化,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康有为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新康有为主义”在大陆兴起,一批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突出儒学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容,继续康有为孔教运动的思路,面向社会,建设宗教团体和社会建制以发挥效用,接续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孔教思想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都导源于康有为倡导的以儒学为“普世价值”的努力。因此,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本论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重在阐述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概况。主要论述康有为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清末民初东传科学的范围、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第二章旨在揭示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科学根基等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东传科学过程中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西方“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透过几何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升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及深受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维新变法思想,而对这些东传科学知识的发挥皆来源于“春秋公羊学”的思想之精髓。第三章、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试就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问题展开论述：康有为对待科学与儒学的态度经历了“援西入儒”（1880-1895）、“以西化儒”（1895-1902）、“儒西并尊”（1902-1913）、“以儒化西”（1913-1927）四个思想阶段。并分别就这四个阶段的思想历程并结合他对东传科学的理解展开详细阐述。第五章是对前四个章节的总结与升华。试论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价值与时代命运。这一章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康有为的主观愿望在于利用东传科学改造今文经学体系成为儒者的改革家,成为维新变法的操盘手。第二,康有为的实践践履表明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整合的尝试,以会通中西。第三,从东传科学的影响性质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东传科学贯穿康有为一生之始终及其一生“尊儒”的特质。第四,从科学规范、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理论局限性。第五,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第六,本论文研究的结论。通过康有为对于科学与儒学的会通与融合洞开了儒学的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本论文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站在科学的视角探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揭示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第二、针对科学与儒学相容、相斥、抑或其它的争论的问题①,揭示科学与儒学具有广泛地相容性,具有热情拥抱,亲密接触的一面,科学与儒学具有相互亲和的基因。第三、对康有为一生的四个时期：“援西入儒”、“以西化儒”、“儒西并尊”、“以儒化西”进行重新划定时间节点。并针对不同时期思想的特点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进行梳理、归纳并得出结论：1880年之后,康有为“尊儒”、积极吸纳东传科学知识贯穿康有为生命的始终。第四、站在科学“求真”、“求是”的视角探讨康有为“六经注我”、以“微言大义”随意阐发儒学是对科学基本精神的背离。康有为为达到一己之目的、一任主观的解经方式是造成今文经学式微最致命的动因。康有为解经方式为未来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不管是研究儒学还是研究科学,都必须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躬行实践、与时俱进。第五、揭示康有为“尊儒”以及对儒学成为“普世价值”预设的重要性。儒家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困境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流失,对重拾国民信心,构造国民信仰具有积极意义。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向的拐点,是试图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体系。通过此一问题的研究对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们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亦有重要启示。探寻康有为今文经学关系问题,对于新儒家缘起、孔教运动的成败以及儒学是否可以成为新世纪“普世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刘勇^[7]（2015）在《《海国图志》研究》文中指出16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处于相对隔绝的区域中,不同文明之问的联系相对较少,而从1500年左右西欧航海家开辟海上新航路,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类逐渐走向不可分割的整体,学术界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全球化。全球化的实质是“互动”,即不同人类社会、文化之间的相遇、联结、交流、交往、相互影响。全球化趋势的起点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全球化的动力是欧美现代文化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互相碰撞与融合。西欧是现代化的开创者与传播者,西欧的机器大工业与民主政治,伴随着世界全球化,以强大的力量席卷亚洲、美洲及非洲,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主动回应也好被动回应也好,都逐渐跟进走向现代化。当西欧资本主义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面前时,《海国图志》最先发出向西方学习的响应,揭开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帷幕。本文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视角切入,从《海国图志》的文本出发,主要研究在中国面临西方严峻挑战时,《海国图志》如何作出积极回应——对世界趋势的清醒认识、对世界知识的详细介绍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本文共分为五章,文章最后有结语,具体如下：第一章：《海国图志》概述。本章包括魏源的生平与思想和《海国图志》概述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魏源的生平与思想,介绍魏源的一生主要行迹、着述活动和主要思想。魏源的一生可以分为青少年时代、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魏源的主要思想有变易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师夷长技”思想。魏源超出时人的地方在于他能在公羊变易观和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因应时代课题而提出“师夷长技”思想。第二部分《海国图志》概述,从写作背景、全书的资料、内容与版本和中西文化观三个方面对《海国图志》作一概览。《海国图志》的写作背景包括历史背景和作者魏源的个人准备。《海国图志》诞生与鸦片战争密切关联,创作于鸦片战争之中,完成于《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三个月后。《海国图志》在资料上广征博引；在内容上包括六个部分,体现了志、论、图、表相结合的特点；在版本上主要包括中国的版本与日本的各种选本。在中西文化观上,《海国图志》不但把世界各国的情况介绍给中国,还把西方地圆日心说引入中国,破除了传统的中国地理中心论,同时坚持中国文化中心论,超前的提出中外一家论。第二章：《海国图志·筹海篇》。本章认为《筹海篇》既是系统的御侮总纲,又是伟大的思想启蒙之作,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筹海篇》中得以系统阐述。《筹海篇》的“议守”、“议战”、“议款”三个方面是既相对独立又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一个完整体系。“守”是御夷的中心,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保卫海疆安全是首要任务,“战”与“和”都建立在“守”的基础之上。在防守得力的条件下,根据敌我情况,抓住有利机会,进行适当反攻。而在防守得力、进攻得胜之下,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对内改革,禁绝鸦片,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互市通商。《筹海篇》不是单纯的抵抗列强侵略,而是提出了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下,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筹海篇》对中国起着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睁眼看世界,中国开始真正认识西方,一幅崭新的世界图景展现在中国面前；师夷长技,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学习的步伐一步紧随一步；重视海防,中国开始改变重陆轻海的轨迹,逐步进入海洋时代；发展民用工业,中国开始改变重农轻商的观念,逐渐重视发展工商业与对外贸易；重塑民族精神,中国开始自我觉察,民族文化逐渐注入现代血液。第三章：《海国图志》主体内容。本章主要讨论《海国图志》的主体内容。《海国图志》主体66卷的地志,是对世界各地的介绍,其中以介绍欧洲为中心,对欧洲的介绍以英国为中心。了解英国、学习英国、抵御英国侵略,是贯穿《海国图志》全书的主线。18、19世纪的时候,英国等的殖民势力已经深入到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和缅甸,中国对三国的影响力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三国的影响力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明清时期西方殖民国家的两次排华事件表明,西方殖民势力深入到原本为中国属国的南洋地区,并且运用政府的力量和军事的手段将南洋地区变成自己统辖的殖民地。明朝后期至清鸦片战争前夕,东南亚秩序发生重大转折,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转向以英国为核心的殖民体系。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海国图志》提出“以夷攻夷”,应该给与某种肯定。当时的世界各地已经或者即将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而英国又是欧洲列强中最富强的国家和中国的主要对手,所以《海国图志》以“志”英国为中心,以了解、学习和制约英国为贯穿全书的主线。鸦片战争前后的西欧取得了全面进步,《海国图志》明确提出向西欧学习的只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对西欧的介绍不仅是军事,而是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取得了长足进步,《海国图志》让中国了解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英国,对英国经济、政治制度或明确或隐约表达了向往。俄国当时已是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在英国强大武力的威胁之下,《海国图志》以历史上的中俄关系为出发点,提出联俄抗英的主张。《海国图志》中的美国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不但因其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成功经验可资中国借鉴,同时因其民主共和制度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第四章：《海国图志》的影响。本章主要论述《海国图志》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海国图志》诞生后,因“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开创之功和“师夷长技”的支配之力,其影响深远而广泛,既纵贯中国近现代,又横及世界东西方。《海国图志》诞生的最初二十年,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应有重视,真正影响中国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海国图志》对中国的影响从清末一直持续到民国,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师夷长技”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逐渐突显其超越时空的不朽价值。而且,《海国图志》的影响横及世界东西方。《海国图志》从传入日本起就得到普遍的重视,具有新思想萌芽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受到《海国图志》的影响,在日本的近代舞台上演绎了一场倒幕维新的活剧。《海国图志》在中日的命运截然不同,“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值得深思。《海国图志》传入朝鲜,促成了朝鲜开化思潮。《海国图志》也引起了西方的高度关注。第五章：《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本章从思想、内容及影响三方面比较《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思想方面：《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都创作于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为抵制西方侵略而创作的意图是一致的,《海国图志》比较张显,《瀛寰志略》比较含蓄,二书一显一隐,显隐之间共同发出了鸦片战后中国人扞卫国家主权的时代强音；《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的思想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一些差异。内容方面：二书的结构体例上,《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各具特色；二书的知识特点上,《海国图志》以博胜,《瀛寰志略》以简胜；二书的考证优劣上,《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高下难分。影响方面：虽然《海国图志》比《瀛寰志略》的影响大一些,但是《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在详略上互相补充,人们是把《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一起放在认识和学习西方的天平上考量。结语：结语部分主要围绕“师夷长技以制夷”讨论《海国图志》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意义。“师夷长技以制夷”既突破了传统夷夏之辩的藩篱,拓宽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又坚持中华文化中心论,维护了中国人的文化尊严；既找到了应对西方挑战的有效途径,又使中国人重新找回心理的慰藉和平衡。“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解决当时中国人的文化焦虑的同时,迈开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实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向之始。而且,“师夷长技”引导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全过程,即引导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全过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既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向之始,又引导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全过程,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向起到关键作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于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深远意义。

彭琴^[8]（2015）在《《张舜微壮议轩日记》引清人文集考述》文中提出作为中国现代着名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1911-1992）学兼四部,着述宏富,于清人学术研究甚多,影响甚大。《张舜徽壮议轩日记》（1942.9-1947.1）主要记载其平日读书、治学、教学以及学术交游之事,其中阅读引论的清人文集多达65种,是考察张舜徽青年时期治学情况尤其是其研究清人学术思想的宝贵材料。当前学界对于张舜徽先生的主要学术着作都有初步的评介和研究,但对于《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的研究甚少。本文通过对张舜徽先生从1942年9月至1947年1月之间阅读引论的65种清人文集进行穷尽式的爬梳整理,将其中三百余条引文与今日所见同名文集比勘校对,对其引论的内容、作用等进行详细的分析,全面展现了张舜徽先生青年时期阅读清人文集之勤之精,追求博通、严谨平正、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及其于苦境中坚持不懈读书治学的惊人毅力,为日后研究清人学术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和深厚的学人修养。另外,通过《张舜徽壮议轩日记》与张舜徽先生后来出版的《清人文集别录》、《清儒学记》、《清代扬州学记》三部研究清人学术的专着进行对读,可知张舜徽先生最终形成的清人学术思想及相关专着直接来源于青年时期勤读清人文集所形成的观点。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治学当以经世致用为归旨,尤其推崇曾国藩等兼备武略以宏儒效的湖湘学者；二是治学当博采众说,择其善者而从之,主张博通之学,服膺阮元,推崇翁方纲、姚鼐、章学诚乾嘉三大通儒,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清代朴学殿军孙诒让之学；三是为学当为本原之学,当摒弃汉宋门户之见,消融程朱陆王之争；四是学者当作有用之文,当不屑以纯粹文人自居。

赵凯杰^[9]（2014）在《西学东渐、译书与政治思想 ——以严复《法意》为例》文中指出严复是清末以来西学东渐潮流中极具盛名的人物,近代中国直接引介西方思想学术的翻译家,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严复的研究历时百载,成果卓着,但目前关于严复政治思想的多数研究,并没有结合西学东渐这股历史潮流来诠释严复译书在其中的历史定位,而且关于严复早年政见与其后所译书目中所表达的政治思想的关系研究更是乏善可陈。本文试图勾勒鸦片战争以来至严复时的一段比较完整的西学东渐轮廓,以此寻求严复译书在清末西学东渐中的历史定位,并分析严复于1895年发表的以政治宣言形式出现的五篇政论中的政治思想,以及这些主要的政治思想与此后严复译着中政治思想的关系。本文将《法意》作为在西学东渐中理解严复译书,并诠释严复译着中政治思想的一个案例。本文还将在思想史中关注严复翻译《法意》的原因。鸦片战争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大致从“器物”学习渐次深入到“制度”学习和“思想文化”学习。其中,译书是西学东渐、向西方学习的最主要方式。在严复决心译书之前,译书经历了从“艺学为先”到“政学为先”的转变,而且又直接转译日文代替了传统的洋译中述。甲午战败在促使大批中国人“取径于东洋”、从日本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的同时,也刺激了严复决心致力于译书着述。但是严复直接学习西方的方式独树一帜而且仍走在时代潮头。严复将救亡的眼光直接投向西方国家,直译西文书籍；而且开始从思想文化层面来探索中国之所以衰败、欧日之所以强盛的原因。在中国人从“制度”学习迈入到“思想文化”学习的新一轮奋斗中,严复走在了时代的潮头,成为较早观察西方文化、介绍西方思想学术的中国人。严复对其翻译的诸多西学着作都有介绍翻译的原因,但是唯独对《法意》的翻译原因解释甚少。严复历经六载译成《法意》,一方面延续了1895年五篇政论文中“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政治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论法的精神》本身是一部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不同于当时严复极为排斥的东学。《法意》作为严复有名的译着,是清末以来西学东渐从“制度”学习深化到“思想文化”学习的一环,严复译书及其政治思想的独特之处也由此可见。案语反映了严复在翻译《法意》期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严复在案语中集中关注了以法律制度为典型特征的中西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方式的差异。严复认为解释这种差异的根本因素是自由与不自由之别。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对自由的认知导致中国专制、人治、礼法合一,而要改变这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政治制度、挽救国家衰败,则需要从民智、民力、民德等三方面着手培育新式国民。回顾1895年的五篇政论文,可以发现当时严复对自由、民智、民力、民德的强调一直延续到1903-1909年《法意》翻译期间。因此,《法意》案语中表露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尤其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严复1895年写就的数篇政论文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

赵宏^[10]（2013）在《清代佛学思想与龚自珍诗文创作研究》文中指出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集合体。宗教文化既有外在的现象层面，也有内在的精神层面；历史上的宗教文化总是某个社会整体文化背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多种文化因素的集合体。宗教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的创造主体虽然是信奉这一宗教的群体，但作为特定社会、特定时代中的宗教文化，是社会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中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清代的宗教文化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更是宗教文化的再生产，这种文化的再生产，不仅是在代际之间进行简单的复制，而是有所创造的再生产。清嘉庆以后，社会政治日趋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诗人龚自珍就生活在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地的社会大转变时期。此时，胸怀天下的有识之士以“援儒入佛”、“佛儒兼治”的思维方式，化出世情结为入世思想，形成了以“经术求治术”的社会批判思想和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的先驱，龚自珍接触到了佛教思想并受其影响颇深。龚自珍出身于传统的士大夫家庭，自幼就受佛教的熏习，随父入京，侍亲居京师法源寺南，尝逃塾就寺门读书。深厚的家学渊源和聪颖的学识天资，使龚自珍在青年时期就具备了渊博的知识和扎实的汉学功底，对古代文物、金石文字、西北边疆地理、经学、佛学、道教皆有广泛的涉猎和研究，诗词和古文创作更是名满东南。然而不幸的是，龚自珍生不逢时，虽饱读诗书、胸怀天下，却始终仕途坎坷、终生不遇，郁郁寡欢而终。在漫长的徘徊、挣扎与探索之中，龚自珍“以佛附儒”、“援儒入佛”，最终寻找到了心灵舒缓和解脱的佛教哲学思想。随着佛教思想对龚自珍的侵染，其人生轨迹和诗文创作作品皆附着了浓厚的佛学思想特色，带有佛教色彩和禅意。本论文的研究既是对龚自珍诗文作品重新界定的一种开拓与尝试，也是对其佛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纽带的爬梳和阐释，通过系统、完整的研究，全面地阐述了“清代佛学思想与龚自珍诗文创作”的内在联系，厘清了佛学思想对龚自珍其人及其诗文创作的贡献和影响，探讨了龚自珍的佛学理论渊源、影响及其诗文作品审美价值和功利意义，并通过对“清代佛学思想与龚自珍诗文创作关系”研究，进一步展现了清代儒、释思想调和文化背景下居士佛学的独特风貌。本文的研究内容涉及龚自珍方内方、方外交游、佛教典籍、佛学思想与龚自珍诗文创作之关联研究、龚自珍的“援佛入儒”思想的渊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注重佛学理论的深度探索与诗文作品的相互衔接和映衬，着重研究龚自珍崇尚的“天台宗”佛学思想及龚定庵的佛学思维、佛学思想内涵、佛学精神对其诗文创作的启发、渗透与影响，进而形成了对“清代佛学思想与龚自珍诗文创作关系”的完整认知。

二、林则徐与何秋涛经世思想异同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林则徐与何秋涛经世思想异同论（论文提纲范文）

（1）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时期史学通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林则徐法律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夏曾佑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研究与整理（论文提纲范文）

（6）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7）《海国图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张舜微壮议轩日记》引清人文集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9）西学东渐、译书与政治思想 ——以严复《法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佛学思想与龚自珍诗文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林则徐与何秋涛经世思想异同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2]抗战时期史学通俗化研究[D]. 席娟.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3]林则徐法律思想研究[D]. 郑丹丹. 黑龙江大学, 2018(09)
• [4]夏曾佑史学研究[D]. 詹建林.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5]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研究与整理[D]. 杨冬冬.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6]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D]. 刘星. 山东大学, 2016(10)
• [7]《海国图志》研究[D]. 刘勇. 扬州大学, 2015(05)
• [8]《张舜微壮议轩日记》引清人文集考述[D]. 彭琴.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3)
• [9]西学东渐、译书与政治思想 ——以严复《法意》为例[D]. 赵凯杰. 复旦大学, 2014(04)
• [10]清代佛学思想与龚自珍诗文创作研究[D]. 赵宏. 吉林大学, 2013(04)

标签：海国图志论文;  康有为论文;  龚自珍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林则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