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卢建昊[1]（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提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邵冰[2]（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田野[3]（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提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丁敏潇[4]（2020）在《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展开,经贸摩擦也相伴而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2018年3月,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宣布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制裁措施。随后,双方先后进行了四轮加征关税的较量,波及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商品,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战还伴随着激烈的科技竞争和制度竞争,美国通过“实体清单”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限制中国企业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针对中国设置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障碍,意图重构国际贸易体系排斥中国。回顾上个世纪日美经贸摩擦的发展,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摩擦全面升级为经贸冲突,双方在科技、专利、情报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博弈,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随着经贸冲突的加剧,经贸摩擦不再是单纯由贸易失衡引起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相对优势的实力竞争。需要注意的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并非完全相同。虽然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汽车、半导体、超级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个别领域的贸易摩擦仍然是由日本对美出口激增导致的,日美两国也始终坚持在经济框架内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经贸争端。然而,中美贸易战期间加征关税的商品几乎覆盖中国对美出口的所有商品,摩擦激烈的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领域并不存在贸易失衡,“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也并未涉及个别领域。不同于日美经贸摩擦的以威胁促协商,中美经贸摩擦明显表现出以打击促遏制。这是因为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对于中国的安全顾虑远甚于日本,所以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主张同中国展开全面竞争。换而言之,激烈的经贸冲突不仅包含经济利益的竞争,还可能包含安全利益的冲突,中美贸易战更加激烈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安全顾虑。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贸易合作与摩擦是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相互依存降低了国家间使用军事力量相互打击的可能性,也赋予了国家使用软实力影响对手的能力,经贸政策也能够发挥威胁、遏制或战略的作用维护国家安全。全面、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战,不仅需要分析经贸摩擦的经济因素,更要考虑经贸摩擦的非经济因素。文章从经济、战略和安全三个视角出发,梳理日美经贸摩擦不同时期的特征,归纳中美经贸摩擦不同阶段的表现,对比分析日美经贸摩擦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异同,从而说明日美经贸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本质区别在于美国不同的战略和安全考虑。文章指出,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和当前的中美贸易战都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经济贸易问题被美国当作遏制对手的工具。换而言之,经济贸易摩擦实则是美国应对日本经济复兴和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是大国竞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表现形式。同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相比,没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也不似日美以安全同盟关系作为战略互信的基础,中美贸易战势必会更加激烈。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于中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发展,更在于中国凭借自身经济技术实力谋求地区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更替,所以经贸冲突还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制度话语权冲突。由于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导致其他外交手段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作用有限,所以美国坚持运用经济外交工具对中国施加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冲突的烈度。随着中美竞争的继续,未来中美经贸摩擦仍有加剧的可能,中国应该从战略和安全的高度做好应对准备。
张孝孝[5]（2020）在《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提升、出口能力的增强,日美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日美贸易战争”。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处于由商品摩擦向结构摩擦转换的阶段,既是高技术商品摩擦的典型代表,也开启了市场开放要求。研究日本半导体贸易摩擦,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日美贸易摩擦的认识,也对中国应对贸易摩擦有借鉴意义。本文在阐述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背景和过程之后,基于双层博弈模型分析了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研究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影响,并对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进行评价,最后得出结论和启示。日本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和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优势降低是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发生的背景,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划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MOSS谈判之前可视为前史,至1986年签订第一个日美半导体贸易协议为第一阶段,1986年至1991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第一个半导体协议的执行期和第二个半导体协议的签订期。通过双层博弈模型分析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在国内层面上利用G-H模型分析出美国利益集团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实施,且与美国相比,日本政府对其利益集团的关注度要低;在国际层面上,通过非对称的演化博弈模型中的市场阻入博弈模型研究发现,短期内日美的策略选择并没有达到均衡,但双方在不断的学习和改进的过程中,日美双方的策略选择逐渐向演化稳定策略靠拢。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导致日本半导体企业竞争力降低,市场份额减少,社会福利降低,上下游产业受损;通过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一方面美国半导体企业竞争力提高,市场份额增加,半导体的上游产业获益,另一方面半导体的下游产业短期利益受损,社会福利最终得到提高;从中长期来看半导体产业发生了国际转移。从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来看,美国的策略先民间提起后政府跟进且日本基本处于弱势地位,最终日美确立了唯一的一个20%的数值规定,表面上双方在争夺市场,实质是争夺半导体技术制高点。如今中美的贸易关系与当年的日美贸易关系相似,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谨防重蹈日本的覆辙。
刘家良[6]（2020）在《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研究》文中提出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中美贸易摩擦处于僵持阶段的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油价、股市三重影响下,世界经济衰退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保护主义、单边措施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半导体产业一直是中国的关键产业,也在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受到较大的冲击。日本半导体产业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一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因此也成为了美国强力干扰的对象。中日两国的半导体产业都曾经和正在经历美国的干扰甚至打压,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以尽快实现半导体的强劲发展。半导体产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有政府的影响,日美两国的半导体贸易摩擦更是政府直接参与,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本文的核心理论,幼稚产业理论解释了后发国家保护半导体产业的必要性,囚徒困境解释了为什么政府的保护不能持续。本文从微观着眼,兼顾日美两国的宏观情况,重点围绕半导体贸易摩擦进行全面的分析。日本在石油危机之后依旧保持稳定发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了电子产业,而电子产业的核心就在于半导体。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日本取代美国成为半导体出口大国,这引来美国的反击。美国依托自身的综合实力优势,以国内制裁推动国际谈判,逼迫日本采取措施开放市场;日本试图像往常一样推诿拖拉,但由于半导体产业的特殊性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对半导体产业的争夺,最终导致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一度衰落。日美半导体产业所发生的摩擦,对两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虽然短期内获得了巨额的收益,但是这种收益是依托于泡沫经济之上,为半导体产业的萎缩埋下伏笔;美国不再坚持自由贸易的立场,转向国家干预,并且获得了在半导体产业内的长足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保护主义色彩加深,但是全球半导体技术取得了进步,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从日美摩擦中发展了本地的半导体产业。虽然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还处于追赶阶段,但是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给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启示。从宏观上讲,要深化改革开放,提升本国的经济活力,协调“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微观上讲,半导体产业要立足研发、加大投资,尽快掌握核心技术,实现技术突破。在国际事务中,企业应主动开拓出口市场,实现市场多元化;政府在谈判中坚持底线,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论文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对论文内容进行铺垫;第二章是理论和定义,阐述半导体产业的特点,界定“贸易摩擦”和“半导体贸易摩擦”,涉及的经济学理论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和囚徒困境理论;第三章首先介绍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产生的四个原因,然后对两国的半导体产业及其贸易摩擦的历史过程进行叙述。以两次半导体协议的签署时间为节点,将贸易摩擦分为三个阶段;第四章总结美国在贸易摩擦中所采取的措施,概括来说,就是美国凭借其国际地位采取政治手段,对日本的半导体产业进行打压;第五章归纳日本的应对策略。总体而言,就是防守策略,通过让步缓解矛盾,通过迂回手段化逆境为顺境;第六章从日本、美国、世界三个角度分析此次摩擦所产生的影响。整体来看,既有客观上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有主观上造成的消极影响;第七章,将视角拉回到中国,从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中提炼出对中国的启示,概括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以及中美半导体摩擦过程,总结日本应对策略中在经济、政治上的经验与教训,根据这些经验与教训为中国提出建议。
吴迪[7]（2016）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石油行业的适用性研究 ——基于古诺双寡头模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自入世以来,不断促进国际贸易体制改革,逐步降低各类型商品关税,有选择性地取消出口补贴,削减大量的非关税壁垒,持续并全面地开放国内市场,以期尽快能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适应。然而,世界贸易组织倡导的贸易自由化并不等同于绝对的自由贸易,事实表明,各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为国内经济发展所服务的,始终以提高本国整体国民福利水平为根本目的。即使是一向提倡自由贸易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会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为战略性产业提供保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石油产业向来都是我国极具战略性的产业,目前,我国石油产业面临着来自国际石油巨头的强烈冲击。一方面,我国石油企业生产规模相对比国际主要的大型石油企业还存在一定差距,导致规模经济效应不能充分发挥,生产成本仍处于较高水平。2013年我国原油生产成本为222.29美元/吨,相比之下我国进口原油每吨只需要198美元,并且投入研发的资金不足,导致不能迅速提高技术水平,成本劣势还会在国际竞争中持续下去。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对石油需求量随着经济发展而大幅攀升,然而我国石油产量却停滞不前,每年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石油满足经济发展所需,我国石油企业占我国石油市场的份额从2004年的58.13%下降到2013年的42.76%,大量垄断利润由于外国厂商不断抢占我国石油市场而流失,2015年我国最大的石油企业中石油在中国大陆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9.59%,由于石油行业的行业关联度高,因此多个行业也必定会受到不利影响,最后会严重损害了我国整体福利。因此,必须尽快对我国石油行业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促进我国整体福利水平。因此,为保证我国石油产业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对该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有必要的。基于此,探讨和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石油产业的适用性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相关理论依据做出梳理和总结,从理论层面解释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重要思想、政策主张、行业适用条件等;然后对战后主要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现实背景、政策选择、实施效果等做出历史回顾和分析;其次基于我国石油行业的发展现实,提出石油行业适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原因和理由;接着从福利提升角度出发,用古诺双寡头模型对我国石油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展开实证分析,发现现行关税、补贴还有待向战略性贸易政策方向做出调整。最后就未来我国石油行业应该如何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和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汤兵[8]（2014）在《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变,高技术产业在促进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该产业在对福建省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显得越发的重要,所以对高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保护政策对于我国或是福建省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对前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发展以及其局限性进行研究,前人认为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传统贸易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产业内贸易和相似国家间的大量贸易等现象,同时也没有将一些与政府政策相关的重要问题,例如企业水平的规模收益递增、干中学、研究开发等问题包含进来。新贸易理论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来研究这一问题,并为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进行政策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形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第二部分对高技术产业进行现状分析,发现高技术产业普遍存在研发投入不足和外贸结构不尽合理的现状,通过分析得出我国的高技术产业竞争优势微弱,有实施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必要。第三部分对高技术产业市场结构、进入壁垒、规模经济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出高技术产业中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以及医疗器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都是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从理论上符合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证明其可行性。然后再通过实证研究福建省高技术产业进出口状况对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的影响,建立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发现进出口对于整个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证明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性。第四部分通过建立一个综合评价体系,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应用效果进行分析,该体系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即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高技术产业的贸易情况、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这四个指标来判定政策的有效性。最后,针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效果,提出相对应的政策意见,本文提出了我国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措施,主要分为关税和补贴两个大的方面,然后针对福建省地方政府也对高技术产业也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鼓励保护措施。研究表明：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必要的,且从理论上也证明了高技术产业中的某些产业符合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要求,实证上也显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对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最后根据我国具体的情况提出相应的贸易保护政策。
王艳秀[9]（2011）在《美国贸易保护的动因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贸易自由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面对经济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仍可以轻松地掀起如此大的波澜,这提醒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在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贸易保护历史发展进程中,对美国贸易保护的动因和效应进行系统地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美国贸易保护兴起的本质与内在驱动力,为中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可行性建议,确保中国对外贸易的平稳发展。以往贸易保护的主要理论因关注点不同提出了不同的论点和论据,在已有的文献和分析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进一步拓展对美国贸易保护动因和效应的研究。从贸易保护主要理论的演进入手,研究不同历史背景下贸易保护的出发点和效果等问题,对贸易保护的理论主要论点进行梳理,从时代背景、动因及效应等方面进行归纳与总结,以此作为美国贸易保护动因与效应研究的逻辑线索和依据。在考察美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世界贸易体制等背景的基础上,按照历史的逻辑,分析美国贸易保护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演进特点,主要立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演进变化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实力和地位变化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自美国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主要贸易政策和主要的贸易措施,为贸易保护动因及效应的实证分析的展开奠定基础。然后,以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作为出发点,从意识形态影响的角度,研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对美国贸易政策取向的影响。在从理论视角证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从意识形态角度影响人们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之后,在实践中考察美国贸易保护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对个人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维护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是贸易保护倾向的主要内在驱动力。在此基础上,选择贸易政策制定的供求机制为分析框架,再对美国贸易保护政策中利益集团的影响机制和效果进行分析。按照贸易政策制定的供求机制,研究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制定的政治动机、过程、机制和结果。研究发现,美国的主要利益集团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对贸易保护的强度和对象选择等起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践研究证实,维护国家利益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驱动力和主要动因,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贸易政策的实施与最终目标往往不与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从宏观经济视角,以贸易保护理论中的“保护贸易”核心论点为依据,以经济波动为线索,研究美国贸易保护的发展特点和波动原因及绩效。首先根据经济波动的相关主要理论和利用主要相关指标,构建美国经济波动的长期趋势模型,之后研究贸易量变化与经济波动间的协同变动关系,以及贸易保护的波动特点。研究认为,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提高,贸易保护措施呈现隐蔽性发展,贸易保护手段和方式愈加灵活。通过理论分析和以反倾销的实证分析——泊松回归模型的定量和定性研究证实,GDP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贸易收支平衡情况与贸易保护的波动存在内在的关联性,它们是贸易保护波动的主要动因,且这些指标达到一定水平时贸易保护兴起或加深的风险会增加,但美国贸易保护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对改善国家整体就业水平和贸易收支状况无明显正效果,可是,其示范作用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从贸易保护理论中“产业保护”的相关论点出发,以产业竞争力研究线索,考察贸易保护的特点变化与产业竞争力变化的相关关系及贸易保护的效应。根据产业竞争力理论,分析贸易壁垒对产业竞争力影响的作用机制,选择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贸易竞争指数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美国贸易保护壁垒的产业分布特点。在产业贸易保护的实证分析中,从产业的影响力和地位以及产业中贸易保护存续的时间考虑,选取了农业和钢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贸易竞争指数等指标验证了贸易保护强度的变化与产业竞争力强弱变化之间的存在内在的关联性。最后,从产业“干中学”效应和贸易保护的福利效应评析贸易保护的效果,研究结论认为,贸易保护成本和贸易保护效果存在不对称性,产业的贸易保护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且有损国民福利。从贸易保护理论中“保护环境”的论点出发,以环境保护的角度,考察美国绿色壁垒的主要措施与效果。从国际环境保护的趋势、贸易壁垒与环境保护措施的耦合关系等角度,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的结果显示:绿色壁垒的产生本质上就是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在此基础上,对美国绿色壁垒的主要措施分析后,分别从环保效果和保护主义效果研究绿色壁垒的效应。第一,以环境成本内在化为主线,研究绿色壁垒的保护效果,结果显示:美国的绿色壁垒的实质是在维护本国的利益,碳关税的提出也不例外,美国的污染的减少是以其他国家的福利损失或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再次验证贸易保护的内在根源之一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的结论。第二,归纳绿色壁垒的保护主义效应,研究结果得出,美国主要借环境保护的名义,变相实行贸易保护的目的,妨碍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通过上述经济波动、产业竞争力和环境保护效果等多视角研究美国贸易保护的动因与效应,验证出贸易保护理论的结果与实际效应之间是存在偏差的。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国际贸易中产生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其本质。依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和涉及的主要经济指标,对美国贸易保护措施针对中国产业的分布特点进行分析。最后,根据中国所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整体情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可行性的政策性建议。
姜伟[10]（2010）在《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演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主流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政策会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因此政府将实现效率和福利最大化作为贸易政策制定的目标。不管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还是最佳关税理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亦或是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其根本目标都是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其特征是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最大化、均衡、稳定偏好等数学工具、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以及通过制度外生、“经济人”、完全信息等一系列严格假定把复杂的人类经济活动抽象和概括为现有资源约束下的求极值问题,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完美的形式和严谨的结构为贸易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和理论工具的基础,成为能够在黑板上自由演绎的“黑板经济学”。众多主流经济学家在新古典框架内积极探索,收获颇丰,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贸易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但是,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从效率的角度对贸易政策进行考察是片面的。一个国家或政府制定贸易政策虽然主要表现为追求经济福利最大化,但它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贸易政策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它又是如何形成的,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等还取决于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贸易政策具有利益再分配的性质,在制定和调整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人们之间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必然会改变博弈各方利益分配的格局,从而表现出贸易政策本身的政治性质。贸易政策的制定是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的统一,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贸易政策是科学、客观解释国际贸易现实的有效方法。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轨迹经历了从自由贸易政策到战略性贸易政策再回归到自由贸易政策的政策调整。对于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演变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更多的从纯经济的角度,或者是贸易摩擦的角度来研究美日之间所存在的问题,有关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很少。关于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轨迹有几个关键的问题被忽略了：在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制定过程中政府到底起了哪些作用?是独立存在的还是被利益集团最终“俘获”,成为利益集团目标实现的“传声筒”?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如何为利益集团进入谈判程序提供通道,又是如何设计了相应的规则对保护主义加以限制?国际力量是如何以及怎样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重要作用的?因此关注并解释制定贸易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才是正确理解和客观评价几十年来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适时调整演化的关键。本文从贸易政策决策的政治经济过程出发,在评价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并运用这一研究范式重新解读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轨迹。这一范式既是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贯穿本论文始终的最主要的研究线索,它把美国国内的制度设计、制度结构、制度变迁、政府作用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博弈结合起来,阐述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什么,以及政策冲突如何解决。这有利于更深入地探讨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的深层次的原因,为研究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在上述理论思想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案例方法等来分析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的不同时期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轨迹。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改革、国会与总统之间、利益集团之间冲突与博弈力量的变化、政府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及贸易政策经济政治绩效等问题的厘清,全面、深入、客观地理解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以期对所研究的问题给出接近事实的合理解释。本文由六章内容组成。其中：第1章是绪论,包括问题提出、贸易政策的内涵以及相关内容、研究进展和文献综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以及基本内容和结构安排。第2章是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问题。本章在评价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贸易政策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采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贸易政策的必要性,而且对与贸易政策关系密切的三大理论进行了归纳和评价：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在评价美国贸易政策的三种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国家——社会范式的研究视角。最后论述了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和制度设计。第3章论述战后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起点是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首先,分析1934年体制是美国自由贸易传统的制度基础；其次,分析美国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原因与约束条件；第三,分析美国政府对日本自由贸易政策的路径选择与政策设计；最后指出美国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美国和日本所产生的影响。第4章论述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导致对日本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首先,分析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转变的原因；其次,分析美国贸易政策变革的内容、国内根源、集中表现以及冷战以后变革的强化；第三,在此基础上,提出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政策设计与经济绩效；第四,论述了日本针对美国的行动所作出的反应和对策；最后,以半导体摩擦为例,来印证第4章所提出的理论和结论。第5章论述美国改变全球战略,在“多轨”贸易体制框架下实行对日贸易政策。本章首先指出了新时期美日经贸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特征,给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调整提出了新挑战；其次,提出这段时期美国实行了内部政治制度改革,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内各方利益分配的格局；第三,分析了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由“结果导向”回归到“规则导向”的原因；第四,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美国政府对日本贸易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与设计；最后,对新时期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进行评价,预测了美日未来走势的政策选择,并得出美日同盟关系将进入新时期的结论。第6章是主要结论和启示。在以前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及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演变的主要结论,最后概括了对中国的启示。
二、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根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和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经贸问题安全研究的理论问题 |
| 一、经济安全的理论探讨 |
| 二、经贸问题的安全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日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经济景气与日美贸易逆差 |
| 二、产业升级与日美贸易摩擦 |
| 三、日元升值与日美投资摩擦 |
| 四、管理贸易与美国敲打日本 |
| 五、体制摩擦与对日修正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后中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改革开放与中美贸易逆差 |
| 二、中美经贸摩擦的历史回顾 |
| 三、特朗普任内的中美贸易战 |
| 四、两次经贸摩擦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贸摩擦与美国国家战略 |
| 一、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日美经贸摩擦 |
| 二、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中美经贸摩擦 |
| 三、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与中美贸易战 |
| 四、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两次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
| 一、福利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二、权力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三、手段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日美贸易摩擦研究 |
| 2.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研究 |
| 3.双层博弈模型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1.本文的创新之处 |
| 2.本文的不足之处 |
| 一、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背景与过程 |
| (一)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背景 |
| 1.日本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 |
| 2.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优势降低 |
| (二)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过程 |
| 1.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前史(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1985年) |
| 2.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第一阶段(1985年至1986年) |
| 3.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第二阶段(1986年至1991年) |
| 4.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结束(1996年) |
| 二、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双层博弈分析 |
| (一)国内层面的博弈分析 |
| 1.模型介绍 |
| 2.模型均衡状态 |
| 3.美国国内博弈与政府决策选择 |
| 4.日本国内博弈与政府决策选择 |
| (二)国际层面的博弈分析 |
| 1.模型构建 |
| 2.模型的稳定策略 |
| 3.谈判过程中日美两国的策略选择 |
| 三、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影响 |
| (一)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对美国的影响 |
| 1.对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影响 |
| 2.对美国半导体市场的影响 |
| 3.对美国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影响 |
| 4.对美国社会福利的影响 |
| (二)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对日本的影响 |
| 1.对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影响 |
| 2.对日本半导体市场的影响 |
| 3.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
| 4.对日本社会福利的影响 |
| (三)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
| 四、对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评价 |
| (一)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特点 |
| 1.美国的策略先民间提起后政府跟进 |
| 2.美国处于主动和进攻地位 |
| 3.日本处于被动和防御地位 |
| 4.确立了唯一一个数值规定 |
| 5.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市场的争夺与保护 |
| (二)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实质 |
| 五、结论和启示 |
| (一)结论 |
| (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 |
| 1.2.2 国外相关文献 |
| 第2章 贸易摩擦及相关理论 |
| 2.1 贸易摩擦的相关概念 |
| 2.1.1 贸易摩擦的概念 |
| 2.1.2 半导体贸易摩擦的概念及其特点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幼稚产业保护论 |
| 2.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2.2.3 囚徒困境理论 |
| 第3章 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起因与演变过程 |
| 3.1 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起因 |
| 3.1.1 产业发展模式不相同 |
| 3.1.2 市场开放度不一致 |
| 3.1.3 进出口数量不平衡 |
| 3.1.4 美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维护 |
| 3.2 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演变过程 |
| 3.2.1 签署《日美半导体协议》之前的日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情况 |
| 3.2.2 两次日美半导体协议之间的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 |
| 3.2.3 《新日美半导体协议》签署后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发展 |
| 第4章 美国在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中所采取的措施 |
| 4.1 制造国际压力逼迫日本在经济领域的让步 |
| 4.1.1 通过外交谈判签署协议 |
| 4.1.2 依据美国法律开展各项调查 |
| 4.1.3 通过政治手段干预日本企业的发展 |
| 4.2 国内通过相关议案赋予政府部门干预权限 |
| 4.2.1 对原有法律体系扩充 |
| 4.2.2 国会讨论或通过关于日美贸易问题的相关议案 |
| 第5章 日本在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中的应对策略 |
| 5.1 提高日本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 |
| 5.1.1 调整关税体系 |
| 5.1.2 对现有市场结构进行改革 |
| 5.1.3 签订个别市场分类协议 |
| 5.2 通过价格管制间接实现“全面”的自主限制出口 |
| 5.3 通过扩大对外投资“迂回”缓解贸易摩擦 |
| 5.3.1 通过对美国的投资缓解贸易摩擦 |
| 5.3.2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避贸易摩擦 |
| 第6章 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产生的影响 |
| 6.1 对日本的影响 |
| 6.1.1 短期影响 |
| 6.1.2 长期影响 |
| 6.2 对美国的影响 |
| 6.2.1 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明显改善 |
| 6.2.2 美国企业不得不大力研发新技术以保证技术优势 |
| 6.2.3 美国开始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4 美国获得了日本直接投资的一部分 |
| 6.3 对世界的影响 |
| 6.3.1 短期内进一步加重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
| 6.3.2 促进了全球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进步 |
| 6.3.3 半导体产业从日本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
| 第7章 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中美贸易摩擦在半导体产业上的表现 |
| 7.1.1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情况 |
| 7.1.2 中美半导体贸易摩擦 |
| 7.2 日本应对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上的经验与教训 |
| 7.2.1 日本在应对摩擦时的经验 |
| 7.2.2 日本在应对摩擦时的教训 |
| 7.3 吸取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
| 7.3.1 调整出口结构,促进产品差异化与市场多元化 |
| 7.3.2 加强自主研发力度以掌握核心技术 |
| 7.3.3 面对贸易摩擦要积极应对 |
| 7.3.4 有效利用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石油行业的适用性研究 ——基于古诺双寡头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战略贸易性政策的理论依据 |
| 1.2.2 战略性贸易政策适用条件 |
| 1.2.3 古诺双寡头模型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中的运用 |
| 1.2.4 总体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2 主要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历史回顾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主张 |
| 2.1.1 利用关税抽取国外厂商垄断利润 |
| 2.1.2 利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 |
| 2.1.3 保护进口竞争产业促进出口 |
| 2.1.4 扶持外部经济产业 |
| 2.2 美国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
| 2.3 日本半导体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
| 2.4 欧盟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
| 2.5 我国光伏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
| 2.6 总结 3 我国石油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现实意义 |
| 3.1 石油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地位显着 |
| 3.1.1 国民经济贡献卓越 |
| 3.1.2 就业岗位提供丰富 |
| 3.1.3 税收贡献突出 |
| 3.1.4 产业关联带动明显 |
| 3.2 我国石油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适用基础 |
| 3.2.1 市场度集中高 |
| 3.2.2 行业进入壁垒极高 |
| 3.2.3 规模经济效应显着 |
| 3.2.4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4 我国石油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 |
| 4.1 我国石油贸易状况分析 |
| 4.1.1 我国石油进出口状况 |
| 4.1.2 我国石油进口来源状况 |
| 4.1.3 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 |
| 4.2 基本模型构造 |
| 4.3 基本模型测算 |
| 4.4 测算结果分析 5 政策建议 |
| 5.1 合理提高关税水平，提高关税有效保护率 |
| 5.2 适当增加补贴投入，合理调整补贴用途 |
| 5.3 积极应对贸易报复，降低不利影响 |
| 5.4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
（8）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3 本文的研究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
| 1.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实质 |
| 1.4.3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扩展 |
| 1.4.4 对不同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扩展 |
| 1.4.5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应用研究 |
| 1.5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思想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政策手段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局限性 |
| 2.3.1 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选择方面的局限性 |
| 2.3.2 战略性产业选择方面的局限性 |
| 第三章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高技术产业的界定 |
| 3.2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2.1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
| 3.2.2 我国高技术产业国际贸易现状 |
| 3.2.3 我国高技术产业存在的问题 |
| 3.3 福建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3.1 福建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2 福建省高技术产业的国际贸易现状 |
| 3.3.3 福建省高技术产业存在的问题 |
| 3.4 结论 |
| 第四章 战略性贸易性政策在高技术产业的适用性 |
| 4.1 战略性贸易性政策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适用性判断 |
| 4.2 战略性贸易性政策在福建省高技术产业的适用性判断 |
| 4.3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福建省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
| 第五章 福建省高技术产业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应用效果评价的指标体系 |
| 5.1 福建省高技术产业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应用效果评价体系的意义 |
| 5.2 评价指标体系方法与步骤 |
| 5.3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5.3.1 评价指标的选取 |
| 5.3.2. 高技术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应用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内容 |
| 5.4 构建福建省高技术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应用效果评价模型 |
| 5.4.1 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
| 5.4.2 用层次分析法计算相关权重 |
| 5.4.3 指标值的计算与对比 |
| 5.5 福建省高技术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应用效果评价模型的评价说明 |
| 第六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高技术产业应用政策建议 |
| 6.1 我国高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策略 |
| 6.1.1 我国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定位 |
| 6.1.2 我国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对策 |
| 6.2 福建省高技术产业政策 |
| 6.2.1 高技术产业投融资政策措施 |
| 6.2.2 高技术产业财税政策措施 |
| 6.2.3 高技术产业人才政策措施 |
| 6.2.4 高技术产业产学研合作政策措施 |
| 6.2.5 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政策措施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9）美国贸易保护的动因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立意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贸易保护的主要理论 |
| 2.1 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理论 |
| 2.1.1 早期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理论 |
| 2.1.2 晚期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理论 |
| 2.2 幼稚工业保护理论 |
| 2.2.1 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说 |
| 2.2.2 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论 |
| 2.3 超保护贸易理论 |
| 2.3.1 凯恩斯对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 |
| 2.3.2 超保护贸易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4 战略性贸易理论 |
| 2.4.1 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论点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措施选择 |
| 2.5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
| 2.5.1 公平贸易论 |
| 2.5.2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 |
| 2.5.3 环境优先的新贸易保护论 |
| 第3章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演进的背景与主要阶段 |
| 3.1 美国经济的崛起与高度的贸易保护政策阶段 |
| 3.1.1 世界经济中心向美国转移 |
| 3.1.2 美国以高关税为主的贸易保护主义阶段 |
| 3.2 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与以多边自由贸易为主的贸易政策阶段 |
| 3.2.1 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 |
| 3.2.2 美国以多边自由贸易为主的贸易政策阶段 |
| 3.3 世界经济多极化与美国多轨制的贸易政策阶段 |
| 3.3.1 世界经济多极化 |
| 3.3.2 美国多轨制贸易政策的发展 |
| 第4章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 |
| 4.1 民族主义的含义及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
| 4.1.1 民族主义的含义 |
| 4.1.2 民族主义对贸易政策偏好的影响 |
| 4.1.3 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数据分析 |
| 4.2 国家主义的内涵及贸易保护理论中的体现 |
| 4.2.1 国家主义的内涵 |
| 4.2.2 贸易保护理论中的国家主义体现 |
| 4.3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取向 |
| 4.3.1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影响贸易保护倾向 |
| 4.3.2 国家主义思想对政策决策者的影响 |
| 4.3.3 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中的体现 |
| 第5章 利益集团与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 |
| 5.1 政治自利的动机与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 |
| 5.1.1 支持保护主义的动机 |
| 5.1.2 贸易政策制定的模型 |
| 5.1.3 利益集团的博弈与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 |
| 5.2 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 |
| 5.2.1 美国主要的利益集团 |
| 5.2.2 美国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途径 |
| 5.2.3 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制定中利益集团作用与体现 |
| 第6章 经济波动下美国贸易保护的特点、动因、效果与影响 |
| 6.1 经济波动的相关概念和主要理论 |
| 6.1.1 经济波动的概念、主要阶段及指标 |
| 6.1.2 经济波动的主要理论 |
| 6.2 美国经济波动的模型分析及贸易的协同变化 |
| 6.2.1 美国经济波动的长期趋势模型 |
| 6.2.2 美国经济波动的特点 |
| 6.2.3 对外贸易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协同关系 |
| 6.3 经济波动下，美国贸易保护的特点 |
| 6.3.1 经济实力增强，贸易保护隐蔽化 |
| 6.3.2 经济衰退，贸易保护波动明显 |
| 6.4 经济波动下美国贸易保护波动的主要动因 |
| 6.4.1 失业率影响贸易保护的波动 |
| 6.4.2 通货膨胀影响贸易保护的支持度 |
| 6.4.3 对外贸易状况恶化诱发贸易保护 |
| 6.5 基于反倾销动因的实证分析 |
| 6.5.1 泊松回归模型及变量选择 |
| 6.5.2 数据的筛选与处理 |
| 6.5.3 泊松回归结果 |
| 6.6 美国贸易保护的效果与影响 |
| 6.6.1 贸易保护对贸易状况的影响 |
| 6.6.2 贸易保护对就业的影响 |
| 6.6.3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效应的传递与影响 |
| 第7章 美国贸易壁垒的产业分布特点、实证及保护绩效 |
| 7.1 贸易壁垒影响产业竞争力的作用机理 |
| 7.1.1 产业竞争力的相关理论 |
| 7.1.2 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 7.1.3 贸易壁垒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制与效应 |
| 7.2 美国贸易壁垒产业分布的特点 |
| 7.2.1 产业贸易竞争力影响贸易壁垒分布 |
| 7.2.2 贸易保护的波动与进口渗透率相关 |
| 7.2.3 商品贸易量影响贸易壁垒分布——系统聚类分析 |
| 7.3 农业的贸易保护特点与效果 |
| 7.3.1 美国农业贸易保护的发展变化 |
| 7.3.2 美国农业的贸易竞争力变化与贸易保护波动 |
| 7.3.3 美国农业贸易保护的效果 |
| 7.4 钢铁工业的贸易保护特点与效果 |
| 7.4.1 钢铁工业的贸易竞争力和进口渗透率 |
| 7.4.2 美国对钢铁工业实施的主要贸易保护措施 |
| 7.4.3 钢铁工业的贸易保护效果 |
| 7.5 美国对产业实施贸易保护的效应 |
| 7.5.1 产业贸易保护的“干中学”效应 |
| 7.5.2 产业贸易保护的福利效应 |
| 第8章 美国基于环境问题的贸易保护措施与效应 |
| 8.1 环境要素对贸易的影响 |
| 8.1.1 环境与贸易的关系 |
| 8.1.2 环境禀赋影响价格比较优势 |
| 8.1.3 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的耦合关系 |
| 8.2 绿色壁垒的产生与影响 |
| 8.2.1 绿色壁垒的产生与特征 |
| 8.2.2 环境贸易政策的发展与影响 |
| 8.3 美国实施绿色壁垒的主要原因 |
| 8.3.1 维护本国环境利益 |
| 8.3.2 实施贸易保护 |
| 8.3.3 制衡发展中国家 |
| 8.4 美国绿色壁垒的主要措施与效应 |
| 8.4.1 美国绿色壁垒的主要措施 |
| 8.4.2 绿色壁垒对污染产业和污染产品的影响 |
| 8.4.3 绿色壁垒的保护主义效应 |
| 第9章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
| 9.1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主要贸易保护措施和影响 |
| 9.1.1 贸易保护主要针对的行业及主要措施 |
| 9.1.2 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的影响 |
| 9.2 中国遭遇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因 |
| 9.2.1 中美贸易收支差额的影响 |
| 9.2.2 商品或服务在美国的进口渗透率较高 |
| 9.2.3 国家利益至上的利益原则影响对华贸易政策 |
| 9.3 中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策略 |
| 9.3.1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 |
| 9.3.2 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建立预警指标体系 |
| 9.3.3 加强区域合作，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
| 9.3.4 完善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加强自主品牌 |
| 第10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演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重要意义 |
| 1.1.2 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不同阶段的确定 |
| 1.1.3 贸易政策内涵以及相关问题 |
| 1.2 研究进展和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回顾 |
| 1.2.2 有关美日经贸关系的文献 |
| 1.2.3 对现有研究的总结和评价 |
| 1.3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1.4 本文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安排 |
| 第2章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问题 |
| 2.1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贸易政策的局限性 |
| 2.1.1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解读"自由贸易"理论 |
| 2.1.2 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修正 |
| 2.1.3 现时代的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争 |
| 2.1.4 其他学派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 |
| 2.2 采用政治经济学研究贸易政策的必要性 |
| 2.3 现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贸易政策的解释 |
| 2.3.1 公共选择理论及对贸易政策的解释 |
| 2.3.2 新政治经济学及对贸易政策的解释 |
| 2.3.3 制度变迁理论及对贸易政策的解释 |
| 2.4 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国家——社会分析范式 |
| 2.4.1 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是几种理论的综合 |
| 2.4.2 本解释框架运用的理论工具 |
| 2.5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与制度设计 |
| 2.5.1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 2.5.2 美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制度设计 |
| 第3章 战后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起点:自由贸易政策(战后初期至20 世纪70年代初) |
| 3.1 1934年体制:美国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3.1.1 1934年体制的内容 |
| 3.1.2 1934年体制建立的约束条件和时机选择 |
| 3.1.3 对1934年体制的评价 |
| 3.2 美国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原因及约束条件 |
| 3.3 美国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路径选择和政策设计 |
| 3.4 美国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产生的影响 |
| 3.4.1 对美国的影响 |
| 3.4.2 对日本的影响 |
| 第4章 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转变:战略性贸易政策(20世70年代初至20 世纪90年代中期) |
| 4.1 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转变的原因 |
| 4.2 美国贸易政策的变革 |
| 4.2.1 美国贸易政策变革的主要内容 |
| 4.2.2 里根经济学和贸易政策变革的国内根源 |
| 4.2.3 美国贸易政策变革的集中表现:强硬派与自由派的博弈 |
| 4.2.4 冷战后美国贸易政策变革的强化 |
| 4.3 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政策设计与政治经济绩效 |
| 4.3.1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4.3.2 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政策设计 |
| 4.3.3 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绩效 |
| 4.4 日本的反应和对策 |
| 4.5 以半导体摩擦为例 |
| 4.5.1 美日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历史背景 |
| 4.5.2 美国国内各参与者对半导体纠纷的反应 |
| 4.5.3 日本对美国外压的反应 |
| 4.5.4 1986年美日半导体贸易协定的影响 |
| 第5章 美国全球战略的新思维:"多轨"贸易体制框架下对日本贸易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
| 5.1 新时期美日经贸关系的现状及特征 |
| 5.1.1 美日经贸关系的现状分析 |
| 5.1.2 美日经贸关系变化的新特征 |
| 5.2 美国政治制度改革: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建立 |
| 5.2.1 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使命与权限 |
| 5.2.2 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构成与创建动机 |
| 5.2.3 国家经济委员会所面临的外部约束 |
| 5.3 新时期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由"结果导向"转向"规则导向"的原因 |
| 5.3.1 美国政府对日本贸易政策转变所面临的有利条件 |
| 5.3.2 美国政府对日本贸易政策转变所面临的不利条件 |
| 5.4 美国"多轨"贸易框架下对日本贸易政策设计 |
| 5.4.1 美国"多轨"全球贸易战略 |
| 5.4.2 新时期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设计 |
| 5.5 新时期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实施的评价及未来走势 |
| 5.5.1 "多轨"贸易框架下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实施的评价 |
| 5.5.2 美日双边关系未来走势的政策选择 |
| 第6章 主要结论和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4]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D]. 丁敏潇. 南京大学, 2020(07)
- [5]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研究[D]. 张孝孝.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研究[D]. 刘家良. 吉林大学, 2020(08)
- [7]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石油行业的适用性研究 ——基于古诺双寡头模型[D]. 吴迪. 贵州财经大学, 2016(04)
- [8]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D]. 汤兵. 福州大学, 2014(12)
- [9]美国贸易保护的动因与效应研究[D]. 王艳秀. 吉林大学, 2011(08)
- [10]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演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姜伟. 辽宁大学,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