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优势”新论（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指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王家颖[2]（2021）在《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中伦理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长期目标纲要提出,要创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强数字技术的重大创新和应用,加快数字产业化进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形成了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聚集。这表明数据信息已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近年来,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帮助企业实施精准营销、提高产业效率,帮助政府进行科学决策和精细化管理等,同时,信息技术和大数据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挑战。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的不当使用不仅容易侵犯公众的合法权益,影响了社会和谐与稳定,而且不利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相关产业的发展。本文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入手,分析了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阐释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具体包括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相关概念与特点,以及马克思的科技伦理思想、习近平科技创新论述为研究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阐述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中伦理问题及其成因。结合相关的具体事例分析应用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的过程中,在个人隐私、个人的数字身份、数据信息归属主体、数据鸿沟和个人及国家的安全等方面产生的伦理问题,并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伦理的思想,将伦理问题归因于公众隐私意识的缺乏、信息技术与大数据使用者道德意识薄弱、信息技术和大数据自身的局限性,以及社会监管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第四部分,阐述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中伦理问题的解决对策。基于第二部分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与第三部分所论述的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及其成因,从提高公民的信息技术与大数据伦理意识、坚持信息技术与大数据伦理准则、提升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的安全技术、强化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相关社会机制和加强数据信息立法,完善信息技术与大数据伦理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孙莉[3]（2021）在《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知识基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于21世纪初迈入大众化进程,高等教育学也迅速在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推动下获得了学科建制的身份。然而自高等教育学学科成立以来,其身份便颇受质疑,矛头直指学科内在知识逻辑合理性的欠缺。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形势和现状,对其知识基础的构成及变化进行研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科学知识整合性发展等多重背景的要求。但分析本学科知识体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却发现,已有成果要么停留在思辨及经验的角度进行逻辑推演式的论证,要么数据量小、样本采集类型较少,真正以数据为支撑对整个学科知识基础构成进行的实证探究尚处空白。所以本研究试图以整个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知识基础作为研究对象,采集较大的样本数据对高等教育知识基础究竟“是什么”、“怎么样”、“怎么做”进行透视与反思。由于知识生产或创新后往往被正式发表为学术成果,并外化为两种知识载体的形式——文献或专利,所以已有文献计量学定义及研究成果中,将高被引的文献或专利视为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本研究以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知网）和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将2000—2019年作为时间区间,利用Cite Space软件计量并通过人工校正获取并分析高被引论文及专着,研究拟按照“前期基础——现实数据——统计分析——现实审思”的思路推进开展。研究发现,在本学科知识基础的构成方面,按照被引频次统计出的代表性文献共包含163篇高被引论文和60本高被引专着,其中高被引专着中囊括学科经典教材3本、高等教育学高被引学术专着37本、跨学科经典专着9本。从知识基础的内容来说,高被引论文研究主题主要包括高等工程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质量、大学治理等;学科内高被引学术专着主要涵盖大学理念、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等6个主题。最后,在知识基础的时间演进方面,被引文献聚类显示不同阶段学科知识基础的构成主题有所差异,体现出典型的“政策驱动”特征,但人才培养、大学治理始终是学科知识基础的重要研究内容;而对不同时期高被引学术专着的被引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我国对经典专着的关注较为稳定,每个时间阶段被引量排名前20位的专着构成变化不大,高等教育价值论、实践论等始终是学人关注的焦点主题,国外专着的影响力虽略有下降但仍占据绝对优势,跨学科专着影响力整体呈现减弱趋势等。基于本研究设计的现实意义和初衷,结合分析过程与统计结果,发现高等教育学学术研究规范初步建立,但尚待提高;专门化知识体系基本成型,但独立性欠佳;经验型知识构成丰富,但理论探寻匮乏;学科的交叉学科属性明显显现,但知识整合能力不强;国际化特征表现强烈,但中国特色未能彰显。对比当前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实况,对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增强学科自信,正视学科合法性质疑;基于现代学科标准,探索“再学科化”发展之路;面向高等教育实践,提炼基于实践的“理论之花”;强化本土意识,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
王越[4]（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盛洁临[5]（2021）在《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研究》文中指出
于洋[6]（2020）在《加藤弘之“族父统治”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天皇权力受到幕府将军压制,虽然在名义上是日本的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具备统治能力。幕府统治进入中后期以后,内外矛盾逐渐显现,最终走向崩溃。而这一过程中,天皇的作用被再次重视。如何以天皇为中心构建新的独立、统一的国家,成为明治维新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加藤弘之即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逐渐提出“族父统治”论。加藤弘之的早期作品基于天赋人权理论,以宣扬立宪政体为主,主张在国家统治中纳入国民意见,实现政治的“公明正大”,由此达成上下情意相通、人心一致的“人和”状态。在宣扬立宪政体的同时,为扫清政体改革的障碍,加藤弘之还提出国体“新论”,批判以往单纯重君的国体,提升“民”在国体中的地位。但即使如此,加藤弘之仍对“贤君”“圣主”给予高度评价,“人和”的重要表现乃是君臣相亲如父子、万民相亲如兄弟,“族父统治”论的萌芽在此时便已显现。加藤弘之早期作品中积极的民权观点,虽然受到当时民权论者的追捧,但是受到旧国体论者、政府一方的指责。由于个人原因与时局影响,加藤弘之最终转变了其学术方向。以《人权新说》的出版为标志,加藤弘之摒弃了天赋人权说倒向进化主义。此后,他逐渐提出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日本国体论——“族父统治”论,并通过教育实践、道德观构造、宗教抨击、统治权主体论战为实践天皇统治提供保障,在精神层面、制度层面拱卫天皇的统治地位。虽然“族父统治”论中的天皇在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均被作为唯一统治者塑造,但是这种天皇形象的塑造并非以“复古”为目的。在论述中,加藤弘之始终强调自己与旧国体论的差异,强调自己的理论基于“自然”之理,具备科学性。加藤弘之理想中的天皇并非“私有天下”的封建君主,而是与日本国家、日本民族融为一体的只具备“公人”资格的“族父”。在天皇身上投射的是加藤弘之自幕末开始的对政治“公明正大”的向往。在加藤弘之的思想中,既有日本本土思想的因素,也有西方思想的因素。正是在二者的碰撞与融合之下,加藤弘之最终构建起了自己独具个性的“族父统治”论。
惠春寿[7]（2020）在《后果论正义观与人道主义的失败结盟——评《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葛四友教授在《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以下简称《分配正义新论》）中提出了一种后果论的正义原则,这种原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充分尊重有限利他心这一人性所固有的动机约束,而且基于人道主义情感为基本需要原则提供了辩护。本文认为,《分配正义新论》只是解释了正义原则需要尊重有限利他心的动机约束,没有解释正义原则必须诉诸人道主义的情感进行建构。不仅如此,由于人道主义情感和后果论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分配正义新论》需要通过为人道主义情感提供后果论式的证成来化解这些冲突,但通过考察并反驳《分配正义新论》中可能存在的四种证成路径,本文揭示了它无法成功地把人道主义情感和后果论整合为一套融贯的正义理论。
应远马[8]（2020）在《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法国近现代史及其历史编纂学当中,始则担任第二共和国总统,继而又作为第二帝国皇帝执掌政坛20多年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亦即人们更耳熟能详的拿破仑三世,由于第二帝国“以政变始,以色当终”的特殊历史等众多因素,不时成为人们抨击乃至嘲讽的对象。但毋庸讳言,正是在此人统治法国时期,尤其是近18年之久的第二帝国阶段,法国不仅获得了大革命以来鲜见的政局长久相对稳定,还出现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扩张局面,迎来名副其实的“繁荣时代”。凡此种种,当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直以充当“圣西门主义力行者”为己任密不可分。作为拿破仑一世侄子,他对“伟大伯父”的思想既有推崇、继承的一面,更有因应时势,及时扬弃,大胆创新的一面。他在对其伯父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述的《拿破仑的观念》中的不少主张,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进而言之,如果说拿破仑一世是“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那么,其侄儿则可谓“马背上的圣西门”。后者的思想导师乃是圣西门之类的人物,而并非像其伯父那样尊奉孟德斯鸠、卢梭为思想导师。由此,在圣西门等人影响之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早年即在关注波拿巴家族荣耀、法兰西国家兴衰同时,不仅极为关注“双元革命”发生后势必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还着力寻求它们的解决之策,《食糖问题剖析》、《消灭贫困》等他在上台之前出版的着述即为明证。因其独特身世素有家国情怀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喜欢写作,勤于思考,还引人瞩目地更有所行动。他在上台后,力求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其间,不仅肯定大革命主要原则,赞同“人民主权”,还敢于、善于像伯父那样以人民主权化身自居,借助“公民投票”等手段去完成统治法国的大任。同时,既没有一味沉迷于政治纷争,更没有拘泥于政体形式,而是在同样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得力助手辅助下,致力于让法国尽快具有现代国家的面貌。就此而言,不管是他作为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重要讲话,还是在称帝后写给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件,无不表明其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视程度,以及具有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意识,在同期欧洲国家领导人当中位居前列。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在建构圣西门倡导的“实业社会”方面不仅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和切实可行的举措,而且实际成效更可圈可点的“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非但幅度大、速度快,其影响更是既深又远,不容低估。有鉴于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史维度出发,首先通过细致考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显赫家世和早年经历,特别是逐一细致研读其上台前撰写的各类着述,探究其在圣西门影响下的治国理念及其思想渊源;继而力图揭示他如何深知现代社会扩展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平衡点来谋求“帝制下的繁荣”。在这一基础上,然后再从以下几大方面入手分别梳理、评判其相关举措和成效:推进工业革命在法国的完成;让第二帝国时期成为法国“农业文明的巅峰”阶段;以让法国真正进入“铁路时代”为抓手,实现法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革;在让法国国内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如何顶住压力让法国在贸易自由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将巴黎打造成“19世纪的首都”来引领法国的城市化进程等等。希冀通过上述努力,提出若干具有一定新意的观点,从而能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长期被“污名化”的拿破仑三世的历史作用,丰富和深化对在19世纪法国史中承上启下,其研究至今尚相对薄弱的第二帝国史相关问题,以及在当今法国政治谱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波拿巴主义的认识。
卜一欣[9]（2020）在《论出售式重整在我国的适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企业破产法》引入重整制度,体现了破产法的立法宗旨从保护债权人利益为目标的清算主义,到拯救企业生存重视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的再建主义的转变。当前,在我国重整司法实践中,破产重整制度因为其成本高、效率低,所以其适用不广泛。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出现了破产重整的新模式:出售式重整,即不保留原债务人企业主体资格,但是保留其事业的重整模式。商事法律制度并不是封闭与自我证成的,新的制度模式的出现都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演变的过程都是以社会经济福利最优化为基础的。随着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福利不断的变化,经济福利在博弈和权衡中得到最优化的动态发展,所以涉及到实际中具体商事法律规则也是动态发展的。出售式重整在不突破原有的重整制度下,其适用可以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确定的秩序价值和商事活动中追求的效益价值取得平衡。适用出售式重整,不仅可以化解企业的债务,而且可以挽救企业的营运价值,其将成为对破产重整程序通过平衡利益主体利益发挥制度功能的一次新探索。因为其不仅可以保证债务人企业的营业价值,而且具有高效的程序优势。因此,是解决当前重整模式弊端的最优选择。本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就出售式重整制度的概念进行界定。先从其定义和表现形式出发,先分析营业转让的概念和优势,然后对比其与破产清算制度、公司合并分立不同之处,从而界定其基本的概念。接着对出售式重整制度价值优势进行了分析,强调其适用的必要性。第二章,就出售式重整在我国的适用现状进行介绍,首先对其在我国法律体系适用的合法性分析,其次通过钜创公司重整案件,分析其适用的优势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最后总结其在我国适用中可能出现的困境和法律障碍,例如审查标准不明确带来逃废债、存在税务困境、政府的角色定位等问题。第三章,介绍出售式重整在美国的立法和启示。通过363条的规定和克莱斯勒案件的总结,得出其适用中的优点和缺点。优势在于包括高效率的重整计划外的出售、法院审查批准的条件、政府的功能等,缺点是容易违反绝对优先权规则。最后与中国立法和实践对比总结其优势,为下文出售式重整的在我国适用条件、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第四章,通过总结上文的立法与实践案例。设计出售式重整在我国适用的具体规则。对其适用条件包括适用对象、无法制定重整计划的情况;对适用的审查标准,设置双重标准:对必要性审查和实质性审查,例如对出售计划和披露声明等;同时对政府如何市场化参与重整提出建议。
王松磊[10]（2019）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文中提出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由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段话放在摘要的第一段,是因为这段话是贯穿于本研究的灵魂。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不能离开历史,隔离传统。理解传统社会,才能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相比阶级分析法、传统-现代理论范式、国家-社会二分法、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唯物史观能提供更科学的视角,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依据唯物史观,本研究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文明社会早期阶段,地理环境作为“初始条件”,其特性通过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气候的变化,导致人类结束了“原始的丰裕生活”,不得不驯化可食用的物种,进而发明了农业。作为劳动对象,黄土的土壤环境、冬干夏湿的气候特点以及粟和黍的植物特性,产生了旱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限制,农业生产工具没有根本的革新,生产工具的驱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第二部分论述了生产关系的相关核心概念和不同社会类型的生产关系特点。分配是以权威为媒介的生产关系,这是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交换是遵循价值规律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分配与交换并重。基于交换和分工的集体是生产上相互依赖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基于分配关系的集体是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生产上自给自足的个体的强制性共同体。两种类型的集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中国的集体属于后一种类型。第三部分阐明了交换关系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约束条件。受到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交换关系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由于存在优良的河流和海洋,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具有天然优势。而在传统的农业中国,道路、河流、运河等交通运输条件则依赖中央政府的能力。社会分工与交换,在西方是基于经济需求,在传统农业中国则基于政治需求。无论是起源还是后来的发展,商人和工商业均受制于政治统治。第四部分对集体社会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农耕社会生产方式对外扩张和防御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对内统一作为保障。农耕生产方式的内敛性则产生了对内排斥军事暴力和离心倾向。由于公有制、资源稀缺性、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和服从权威的共性,使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能够结合在一起,其最佳方式就是兵农合一的集体制度。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与家族、宗族、官僚制等其他类型的集体单位,共构成了包含许多集体单位的等级性集体社会。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对家国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交换关系为经济基础,西方的家国异构本质上是私的家庭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同于公共权力的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传统农业中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关系为基础,家国同构是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威的结合。随着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应当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家国关系。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总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第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为中心环节,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提高交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第三,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底色具有多层性。
二、“资源优势”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资源优势”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中伦理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动态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信息技术 |
| 2.1.2 大数据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的科技伦理思想 |
| 2.2.2 习近平科技创新论述 |
| 第三章 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中伦理问题及其成因 |
| 3.1 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中伦理问题 |
| 3.1.1 开放共享与保护个人隐私的矛盾 |
| 3.1.2 个人数字身份被严重盗用 |
| 3.1.3 数据信息归属主体不清 |
| 3.1.4 数据鸿沟影响社会公平 |
| 3.1.5 个人及国家的安全遭受威胁 |
| 3.2 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中伦理问题的成因 |
| 3.2.1 公众隐私意识的缺乏 |
| 3.2.2 信息技术与大数据使用者伦理意识薄弱 |
| 3.2.3 信息技术与大数据本身的局限性 |
| 3.2.4 社会监管制度的不健全 |
| 3.2.5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
| 第四章 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中伦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
| 4.1 提高公民的信息技术与大数据伦理意识 |
| 4.1.1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发展理念 |
| 4.1.2 坚持以中华传统和谐伦理思想为指导的发展方向 |
| 4.1.3 开展信息技术与大数据伦理道德教育 |
| 4.1.4 增强社会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
| 4.2 坚持信息技术与大数据伦理原则 |
| 4.2.1 以人为本原则 |
| 4.2.2 无害共济原则 |
| 4.2.3 公平正义原则 |
| 4.2.4 尊重与保护原则 |
| 4.2.5 权责统一原则 |
| 4.3 提升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的安全技术 |
| 4.3.1 提高专业人员网络安全技术水平 |
| 4.3.2 提升社会公众网络安全技术能力 |
| 4.3.3 政府加强信息技术与大数据防护安全技术投入 |
| 4.4 强化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相关社会机制 |
| 4.4.1 加强信息技术与大数据行业自律机制建设 |
| 4.4.2 建立信息技术与大数据行业的奖惩机制 |
| 4.4.3 建立政府与公众的长效合作监督机制 |
| 4.5 加强数据信息立法,完善信息技术与大数据伦理 |
| 4.5.1 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双赢 |
| 4.5.2 实行差异原则,突出规制重点 |
| 4.5.3 体现域外效力,加强国际协作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知识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
| 1.1.2 高等教育学反思学科建设的需要 |
| 1.1.3 科学知识整合性发展的需要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国内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外关于知识基础的研究进展 |
| 1.2.3 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的研究进展 |
| 1.2.4 国内外研究进展对本研究的启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研究设计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高等教育学 |
| 2.1.2 知识基础 |
| 2.2 研究计划 |
| 2.2.1 整体思路 |
| 2.2.2 具体研究内容 |
| 2.2.3 研究线路图 |
| 2.2.4 研究方法 |
| 2.2.5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2.2.6 研究创新之处 |
| 2.3 研究工具及数据获取 |
| 2.3.1 研究工具 |
| 2.3.2 数据获取 |
| 第3章 我国高等教育学知识基础透视 |
| 3.1 基础数据及处理 |
| 3.1.1 中国引文数据库基础数据及处理 |
| 3.1.2 CSSCI数据库基础数据及处理 |
| 3.2 高等教育学知识基础的呈现 |
| 3.2.1 高被引论文 |
| 3.2.2 高被引专着 |
| 3.3 高等教育学知识基础的内容分析 |
| 3.3.1 高被引论文的研究主题 |
| 3.3.2 高被引专着的内容分析 |
| 第4 章 我国高等教育学知识基础的演进 |
| 4.1 共被引论文的阶段性分析 |
| 4.1.1 共被引论文聚类主题的演进 |
| 4.1.2 共被引论文聚类主题的演进特征 |
| 4.2 高被引学术专着的阶段性分析 |
| 4.2.1 不同时期高被引学术专着的构成变化 |
| 4.2.2 不同时期高被引学术专着的变化特征 |
| 第5章 基于知识基础研究的学科建设路径探索 |
| 5.1 我国高等教育学知识基础的现状审视 |
| 5.1.1 学术研究规范初步建立,但尚待提高 |
| 5.1.2 专门化知识体系基本成型,但独立性欠佳 |
| 5.1.3 经验型知识构成丰富,但理论探寻匮乏 |
| 5.1.4 交叉学科属性明显显现,但知识整合能力不强 |
| 5.1.5 国际化特征表现强烈,但中国特色未能彰显 |
| 5.2 基于知识基础研究的学科建设策略 |
| 5.2.1 增强学科自信,正视学科合法性质疑 |
| 5.2.2 基于现代学科标准,探索“再学科化”发展之路 |
| 5.2.3 面向高等教育实践,提炼基于实践的“理论之花” |
| 5.2.4 强化本土意识,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 三、今人着作 |
| 四、学术论文 |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加藤弘之“族父统治”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加藤弘之生平简介 |
| 二、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内容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族父统治”论的萌芽 |
| 1.1 幕末国家的失序与调整需求 |
| 1.1.1 德川幕府的建立与对天皇权力的压制 |
| 1.1.2 幕末国家的失序与重塑天皇权威的需求 |
| 1.2 加藤弘之的国体“新论” |
| 1.2.1 “人和”社会的达成 |
| 1.2.2 加藤弘之早期政体论中对“民”关注的深化 |
| 1.2.3 《国体新论》对“国体”的重新定义 |
| 1.3 小结 |
| 第2章 “族父统治”论的形成 |
| 2.1 加藤弘之的“转向” |
| 2.1.1 《国体新论》的争论与《人权新说》的出版 |
| 2.1.2 加藤弘之的渐进改革理念 |
| 2.1.3 日本时局的推动 |
| 2.2 君民关系的重新解释 |
| 2.2.1 相互竞争的君民 |
| 2.2.2 国家有机体中的君民 |
| 2.3 “族父统治”的国体论 |
| 2.3.1 由政体到国体 |
| 2.3.2 “族父统治”的特殊性 |
| 2.4 小结 |
| 第3章 “族父统治”论的实践保障 |
| 3.1 加藤弘之的教育实践 |
| 3.1.1 明治初年的教育概况 |
| 3.1.2 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的创设 |
| 3.1.3 加藤弘之的道德教育方法 |
| 3.2 加藤弘之忠君爱国的最高德义 |
| 3.2.1 加藤弘之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
| 3.2.2 爱国心与忠君心的统一 |
| 3.3 加藤弘之对“世界教”的抨击 |
| 3.3.1 明治政府的宗教政策 |
| 3.3.2 宗教引发迷信 |
| 3.3.3 “世界教”危害“族父统治” |
| 3.4 加藤弘之的天皇统治权主体说 |
| 3.4.1 加藤弘之关于国家统治权观点的演变 |
| 3.4.2 《国家的统治权》对天皇机关说的批判 |
| 3.5 小结 |
| 第4章 “族父统治”论的内核 |
| 4.1 “族父统治”论中的天皇特征 |
| 4.1.1 作为统治中枢的天皇 |
| 4.1.2 作为“公人”的天皇 |
| 4.2 加藤弘之的“土”与“洋” |
| 4.2.1 加藤弘之对本土思想的应用 |
| 4.2.2 加藤弘之对西方思想的应用 |
| 4.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加藤弘之主要着作、任职及荣誉简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7）后果论正义观与人道主义的失败结盟——评《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后果论正义观：随意而无用的主张？ |
| 三、人道主义：动机还是情感 |
| 四、人道主义的后果论证成 |
（8）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史料概况和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5 本文创新和不足 |
| 2.“马背上的圣西门”的家世与思想渊源 |
| 2.1 “马背上的圣西门”的显赫家世 |
| 2.2 早年的经历及其影响 |
| 2.3 “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治国思想探源 |
| 3.“圣西门主义力行者”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 |
| 3.1 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 |
| 3.2 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平衡点 |
| 4.完成被社会动荡延宕的法国工业革命 |
| 4.1 被社会动荡延宕的工业革命得以在法国完成 |
| 4.2 以信贷作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推进器” |
| 5.近代法国农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到来 |
| 5.1 广受农民拥戴的“农民皇帝” |
| 5.2 复苏农业、振兴乡村:愿望和举措 |
| 5.3 拿破仑三世和法国“三农”现代转型的起步 |
| 6.交通运输:经济飞跃另一“推进器”的大发展 |
| 6.1 以进入“铁路时代”作为让经济走出低谷的突破口 |
| 6.2 传统交通手段在“铁路时代”的新发展 |
| 7.“商业政府”扩大内外贸易的举措与成效 |
| 7.1 以生产性消费促进商业的发展和转型 |
| 7.2 借力“关税政变”使法国走上自由贸易之路 |
| 8.以打造“世界之都”引领法国城市化进程 |
| 8.1 改造乃至“重建”巴黎的必要性 |
| 8.2 打造“世界之都”: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计划” |
| 9.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生平大事记 |
| 附录2. 1852年10月9日路易-拿破仑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 |
| 附录3. 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致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9）论出售式重整在我国的适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出售式重整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出售式重整概述 |
| 一、出售式重整的内涵 |
| 二、出售式重整的性质 |
| 第二节 出售式重整的适用的必要性 |
| 一、出售式重整的程序优势 |
| 二、解决重整企业余债问题 |
| 三、解决信用修复难题 |
| 第二章 出售重整在我国的适用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出售式重整在我国的适用现状 |
| 一、出售式重整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上的渊源 |
| 二、出售式重整在我国的实践 |
| 第二节 出售式存重整在我国适用的现实困境 |
| 一、逃废债务合法性困境 |
| 二、引进适格投资人的困境 |
| 三、政府干预界限模糊的困境 |
| 第三章 美国出售式重整的立法与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出售式重整的法律规定与运用 |
| 一、363条的具体内涵和适用标准 |
| 二、克莱斯勒公司对出售式重整的运用 |
| 第二节 美国出售式重整制度评价 |
| 一、高效率的计划外重整 |
| 二、设定出售式重整的审查标准 |
| 三、政府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
| 第三节 中美出售式重整的对比及启示 |
| 一、中美出售式重整适用中的相同点 |
| 二、中美出售式重整适用中的差异性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出售式重整制度的建议 |
| 第一节 出售式重整的实施前提条件 |
| 一、确定出售式重整的适用对象 |
| 二、确定投资候选人资格 |
| 第二节 明确适用出售式重整的程序规则 |
| 一、明确申请时间 |
| 二、明确申请主体 |
| 三、明确法院审查标准 |
| 第三节 明确政府在出售式重整中的作用 |
| 一、在税务减免中的作用 |
| 二、吸引投资候选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一)提出问题 |
| (二)思维历程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阶级分析法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二)传统——现代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述评 |
| (三)国家——社会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农业中国的集体产权研究评述 |
| 三、思路方法 |
| (一)研究旨趣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1章 黄土地上的社会生产力 |
| 1.1 地理环境与生产力的关系 |
| 1.1.1 地理环境特性决定生产力发展状况 |
| 1.1.2 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初期起决定性作用 |
| 1.1.3 地理环境特性的“蝴蝶效应” |
| 1.2 地理环境特性与农业革命 |
| 1.2.1 原始社会的“丰裕生活”走向资源稀缺 |
| 1.2.2 物种特性产生不同社会组织制度 |
| 1.3 黄土环境与黄土文明新论 |
| 1.3.1 黄土文明而非黄河文明 |
| 1.3.2 黄土分布于华夏文明核心区 |
| 1.3.3 黄土成因决定中国农业社会的起源 |
| 1.4 黄土土壤与定居式旱作农业 |
| 1.4.1 黄土土壤特性产生旱作农业 |
| 1.4.2 旱作农业产生轮耕制 |
| 1.4.3 旱作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中国特色的上层建筑 |
| 1.5 农业生产工具与驱动动力 |
| 1.5.1 农业生产工具的自然和人为局限 |
| 1.5.2 青铜很少用做农业生产工具 |
| 1.5.3 驱动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 |
| 小结 |
| 第2章 以分配为中心环节的生产关系 |
| 2.1 相关核心概念新解 |
| 2.1.1 作为前提性存在的生产 |
| 2.1.2 以权威为媒介的等级性分配 |
| 2.1.3 遵循价值规律的交换 |
| 2.1.4 以分配关系为基础的集体权威 |
| 2.2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新解 |
| 2.2.1 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2 分配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3 交换和分配并重是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 |
| 2.3 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 |
| 2.3.1 西方交换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2 传统中国分配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3 对若干重要问题的反思 |
| 小结 |
| 第3章 受限制的交换关系 |
| 3.1 交换关系的生产力限制 |
| 3.1.1 西方社会交换关系存在天然优势 |
| 3.1.2 传统中国交换关系存在天然局限 |
| 3.1.3 运输成本对交换关系影响深远 |
| 3.2 政治统治主导下的社会分工与交换 |
| 3.2.1 政治需求产生分配的社会分工 |
| 3.2.2 政治需求导致青铜业与农业分离 |
| 3.2.3 制陶业与农业关系复杂 |
| 3.2.4 纺织业与农业结合产生自然经济 |
| 3.3 官商关系新论 |
| 3.3.1 “商人”自起源就出身低贱 |
| 3.3.2 战国以后抑商成为基本国策 |
| 3.3.3 商人无取得政权之可能 |
| 3.3.4 官营工商业排挤私营工商业 |
| 小结 |
| 第4章 农耕生产方式和军事制度合成的集体社会 |
| 4.1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性 |
| 4.1.1 战争起源于社会生产方式 |
| 4.1.2 农耕生产方式扩张与防御 |
| 4.1.3 农耕生产方式要求政治统一 |
| 4.2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内收敛性 |
| 4.2.1 农耕生产方式对内排斥军事暴力 |
| 4.2.2 农耕生产方式天然地存在内部离心力 |
| 4.3 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的契合 |
| 4.3.1 契合于资源稀缺性 |
| 4.3.2 契合于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 |
| 4.3.3 契合于集体权威 |
| 4.4 集体社会的形成 |
| 4.4.1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前提 |
| 4.4.2 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 |
| 4.4.3 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 |
| 小结 |
| 第5章 伦理和权威的家国同构 |
| 5.1 西方社会的家国异构论 |
| 5.1.1 亚里士多德:家务管理异于城邦政治 |
| 5.1.2 梅因:地域国家取代血缘政治 |
| 5.1.3 摩尔根:血缘人身关系的古代社会与地域财产的政治国家 |
| 5.1.4 恩格斯:血缘亲属与阶级国家 |
| 5.2 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论 |
| 5.2.1 西方思想家:伦理道德与家父权力的家国同构 |
| 5.2.2 日本学者:秩序的家国同构 |
| 5.2.3 中国学者:宗法的家国同构 |
| 5.2.4 梁漱溟:伦理的家国同构 |
| 5.3 对家国异构论与同构论的再思考 |
| 5.3.1 西方社会家国异构的质疑 |
| 5.3.2 传统中国家国同构论的缺陷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 |
| (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关系为中心 |
| (三)传统农业中国具有多重社会底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资源优势”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中伦理问题及对策研究[D]. 王家颖. 延边大学, 2021(02)
- [3]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知识基础研究[D]. 孙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4]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5]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研究[D]. 盛洁临. 安徽大学, 2021
- [6]加藤弘之“族父统治”论研究[D]. 于洋. 吉林大学, 2020(03)
- [7]后果论正义观与人道主义的失败结盟——评《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J]. 惠春寿. 哲学评论, 2020(02)
- [8]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D]. 应远马. 浙江大学, 2020(01)
- [9]论出售式重整在我国的适用[D]. 卜一欣.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D]. 王松磊. 山西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