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论文文献综述）
徐曼[1]（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曹楠楠[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不懈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脱贫道路,创造了为全球减贫70%的“当惊世界殊”的瞩目成绩,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的“半边天”作用的重视与发挥。伴随农村农业生产和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农业女性化”结构性变化,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成为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力量。无论基于妇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视野,还是当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现实需要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作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诉求,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是当前脱贫攻坚全面决战阶段和2020年以后攻克相对贫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本文综合运用学科交叉、系统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着重从贫困现状、理论资源、历史进程、品牌项目、经验启示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回应当前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困境,以求促进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尽快摆脱贫困并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在未来的反贫困事业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巾帼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研究依据、意义和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宏观介绍研究思路方法、基本内容、创新之处等,以阐释论文选题价值、把握论题研究动态、展现论文研究基本概况,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在对贫困、农村贫困家庭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地理环境、制度设计、历史文化、社会参与等维度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原因进行深度剖析,系统阐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在贫困程度、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可行能力等方面的致贫表象及相应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影响,宏观展现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况,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相关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四个维度,对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妇女解放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和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妇女观和中国传统贫富观等相关理论思想进行阐述,为整个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对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意义为出发点,历史梳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实践过程,将其划分为通过体制改革、开发式扶贫、“两轮驱动”扶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四个阶段,展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脉络,从宏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基础。第五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围绕健康、科教、金融、就业创业、社会五大扶贫领域分别对母亲健康快车、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降消”项目等健康扶贫脱贫项目,春蕾计划、“双学双比”活动、巾帼科技致富工程等科教扶贫脱贫项目,母亲小额循环、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母亲创业循环金等金融扶贫脱贫项目,巾帼家政服务、手工编织、妈妈制造等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幸福工程、母亲水窖、母亲邮包等社会扶贫脱贫项目的发展状况、运行模式进行阐释分析,总结项目扶贫经验,从微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素材。第六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结合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实践,立足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客体身份,从明确目标导向上要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推动脱贫致富、提升可行能力,重视主体能动作用上要激发主体意识、摆脱观念束缚、弘扬优良品质,增强综合脱贫素质上要提升科技文化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保障平等发展权利,强化全方位扶贫格局上要坚持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导向优势、加强社会联动参与四个维度揭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为新时代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事业提供经验遵循。
殷晟程[3]（2020）在《当代中国生态正义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上世纪60年代,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科技水平迅猛发展,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同时也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生态危机的四处蔓延,急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埋头反思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开始探索人与自然究竟如何才能和谐共生。我们要厘清生态正义问题的理论梳理及演变。生态正义是一个比较新的、内涵丰富的概念。它要求人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坚持科学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公正的社会分配方式,具有系统性、多样性、相对性和可变性等特征。我们将人与物之间的生态正义称为种际生态正义,将人与人之间的生态正义称为人际生态正义,同时,人际生态正义又进一步细分为时间、空间、权利三个维度。生态正义最早源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有色人种和其他弱势群体进行的环境正义运动,后来随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经生态伦理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等多视角研究,其理论内涵不时得以丰富和发展,获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探究当代中国生态正义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原因时,我们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崇尚经济至上,崇拜GDP相对严重。由于缺少生态意识、受物质文化影响严重、缺乏顶层设计以及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导致了诸多生态非正义现象的产生,比如机会不均等、生态利益与生态责任分配不公、生态责任补偿不到位。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四个维度,仔细分析了我国实现生态正义的前提条件: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生态政治提供保障,大力宣传健康的消费文化,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进行合规律地生产和合情理地消费;超越物质主义文化的影响,启发社会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加强顶层设计,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体作用;完善生态立法机制体制,使生态补偿法律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以利于生态正义的真正实现。生态正义的实现意义深远,既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又具有丰富的实践意义。它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强化和完善、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有助于美丽中国建设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吕慧娜[4]（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指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杨角[5]（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杨若愚[6]（2020）在《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因素及治理模式构建》文中认为环境污染已成为世界性治理难题,其中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是两种最为突出的环境问题,也是环境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早在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就已经把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然而,环境治理涉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各省份、各区域在不同的政策阶段面临的污染问题、取得的成效均存在异质性。因此,对中国各区域的环境污染物进行多年份的横向研究和纵向对比,分析其时空效应、治理困境和影响机理就显得十分必要且有意义。本文基于“现状—原因—对策”的分析逻辑,运用省域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时空演变趋势和空间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影响因素以及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最后提出治理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在“现状”层面: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方法研究了环境污染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发现四种污染物指标都存在时间分布层面的波动性和空间分布层面的异质性以及集聚性。大气污染呈现出“块状集聚”的特征,水污染呈现出“条带状集聚”的特征。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高于水污染,过渡型指标的空间相关性高于约束性指标。中国的环境污染具有显着的空间集聚效应,因此需要注意加强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合作治理。（2）在“原因”层面: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和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规模、经济水平、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城市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对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产生影响。多种政策工具的效果也不尽相同,目前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主要依靠“运动式”的政治命令手段实现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力量还比较薄弱,环境政策工具要根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发展进行渐变式创新。（3）在“对策”层面:通过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和异质性回归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政策阶段和不同的区域,政策工具发挥的效果存在显着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目前属于“公众参与驱动型”的环境治理模式,中部地区是“市场激励驱动型”的环境治理模式,西部地区尚处于“命令控制驱动型”的环境治理模式。在未来的环境规制过程中,应该构建“合作治理”的新模式,推动政策工具的优化创新和重组整合,实现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区域生态的协调发展。本文的创新点和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方面,综合分析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时空演化规律和治理难题。将自然科学中的污染指标赋予管理学意义,细分为“约束性”和“过渡性”指标,区别于以往的宏观性政策研究和单纯的环境科学研究。在研究框架构建的过程中,将治理理论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相结合。把环境合作治理细化为“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跨主体”、“政策工具整合”五个维度。基于“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多重视角分析环境污染的治理困境和多种政策工具的效果,丰富了合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政策价值。（2）在研究体系和研究工具层面,以往关于环境治理的文献中,研究方法多为案例分析、文本分析、质性访谈等定性研究,而少数定量研究主要是针对公民个体的问卷调查,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模型和框架体系。本文遵循“实然层面—治理困境—原因机理—应然层面”的分析逻辑,把理论研究与定量分析、实证研究相结合,挖掘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机理。在变量的操作定义层面,本文对七种社会经济因素和七种环境政策工具进行定量测量,弥补了现有文献测量指标的缺陷。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动态测度了自变量显着性的变化。综合考虑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进行子样本回归分析,探究了不同区域和不同政策阶段治理路径的差异性。为“定量”评价中国环境污染现状和“定性”完善治理路径构建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3）在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方面,把本文的理论框架映射到环境治理实践中可知,环境污染的时空效应要求处理好府际关系、区域关系、部门关系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促进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区域环境治理能力的协调发展。在不同政策阶段和不同区域,不同污染类型的政策工具效果是存在差异的,公众参与的程度不断加强而政府管控的刚性逐渐减弱,环境政策的实施注意考量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打好政策组合拳,实现多维度的合作治理。
许浙川[7]（2020）在《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高质量成为教育发展重要取向的当下,推进学前教育普及依然是当前中国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都确定了普及学前教育的重要目标。纵观以往学前教育普及研究多是从某一侧面进行切入或研究某一主体在其中的作用,缺乏对学前教育普及问题的整体性关照。本研究所提出的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便是以一种生态性的视角来整体分析学前教育普及的道路选择问题。在微观研究盛行的时代,适当的中宏观研究实属必要。本研究围绕着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应答而展开,寻求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提升之道,以达到推进学前教育普及的目的。论文整体分为导言、正文（六章）和结语三大部分。导言部分详细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并围绕着承载力、教育资源承载力、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三个概念对以往研究做出梳理与述评。第一章是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理论初探。本章在对承载力历史发展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学前教育现实,提出了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概念,并对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承压结构、现实样态、总体特征等进行了深度解构与阐述,为后续论文的展开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该章还对支撑承载力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阐释。第二章是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历史循迹。本章以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承压结构为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即快速恢复期（1979-1992）、持续徘徊期（1993-2009）、优化提升期（2010至今）。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历史追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背景与经验启迪。第三章是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困境遭遇。本章以历史背景和园长的访谈资料作为基础,以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现实样态作为问题分析的框架,具体呈现了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在情境弹性力方面存在区域供能低下和赋权不足的困境;在资源基础力方面存在资源区域失衡和结构失衡的困境;在管理形塑力方面存在管理缺位、信息时滞和激励阙如的困境。第四章是以静态关照的方式回应承载力的困境遭遇。静态关照的核心便是深入挖掘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静态形态,以更加系统化、全面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即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指标建设。指标建设过程采用了三种方法,即用文本分析法从39份政策文件中提取承载力的相关要素;用德尔菲法对所提取的要素及其指标话语表达进行专家判断并生成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量化处理生成承载力指数以展示一种承载力的计算方法。通过对省级数据测量,我们发现我国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逐步从阶梯状分布转变为“中部塌陷”的状态,东部保持领先优势、西部强势崛起、中部发展滞后。第五章是以动态把握的方式回应承载力的困境遭遇。动态把握的核心便是系统把握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动态形态,即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机制。同时,文章详细解析了平衡机制内部的驱动系统、承压系统和响应系统之间的作用关系,明确高效运行的平衡机制应该具有螺旋上升的线路地图、激励相容的主体关系、信息通畅的系统网络和制度明晰的系统结构。第六章是基于静态关照与动态把握,以及国际经验参考的背景下生成本土的具体行动策略。本章首先扩展了研究的国际视野,选择了两个具有不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提升路径的西方大国（即美国和英国）作为国际经验参考。其次基于前述分析,从理念之维、制度之维、工具之维提出具体的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提升的本土策略。在理念层面,需要确立可持续发展与循证实践的理念;在制度层面,需要改革学前教育供给与管理制度;在工具层面,需要组建承载力数据系统和专业评价机构。结语是对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未来展望。此部分通过对前述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总结,阐述了承载力所应具有的三重向度,即内含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内置生态型思维的把握方式、内生承载力测量的评价工具,为未来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提供合理取向。
黄海林[8]（2020）在《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受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中国如何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应对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等,已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课题。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等理论视角,系统梳理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阶段与实践经验,并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强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回答了以下四个基本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指导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必要性及优越性;二是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实践状况;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四是如何借鉴学习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以及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文化需求,以公益性事业为基础,强调市场调节方式配置社会文化资源,从事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及提供文化服务的经济性活动的行业总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理论思想,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价值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理论思想阐明了文化实践与文化创造的动力来源及其终极目标,即文化来自社会劳动生产,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其终极理想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观、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观、江泽民的先进文化发展观、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观、习近平文化自信观等指导思想,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认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的特殊价值出发,让人们意识到了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并举,牢固地掌握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划分为萌芽准备（1978～1991）、形成兴起（1992～2005）、调整深化（2006～2017）三个阶段,同时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7）的发展历程也非常重要。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源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经历了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逐步进入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时代。从历程演变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逐渐形成了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功能延伸的发展逻辑。从治理模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政治主导、政府直接办文化、政府直接办文化与间接办文化相结合、到政府监管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文化治理模式,逐渐形成了政府监督管理、市场资源配置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从文化发展形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公益事业型发展、经营产业型发展到事业型与产业型并举发展的格局。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从被动输入到主动创造也非常重要,整个历程演进有着内在逻辑。当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旧问题与新挑战并存。如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文化服务供需矛盾加剧、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规模结构偏低、文化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文化政策法规滞后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突出的实践特征,包括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文化经济的增长,文化事业投入与文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新形势、新业态下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逐渐深化。从区域发展看,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及各省份之间公益性文化事业综合发展的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都呈现出持续缩小的趋势,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也具有相似的趋势规律,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将走向良性发展与稳健增长。同时,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格局日渐呈现出“东走强、西保持、中渐弱”的趋势。随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中国过去的文化产业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既要重视文化产业的直接价值效益,也要重视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的持续投入,保证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能够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推进中国文化自信道路的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对增强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文化性、经济性、意识形态性和创新扩散性等基本属性。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应当以公益性文化事业为基础,以服务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心,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的有效供给与分配正义。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体两翼,两者既需要基础建设,也需要创新发展,相辅相成。同时,集群创新文化产业竞争力与价值效益文化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循环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辩证看待中国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明确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意识形态性这一本质要求,综合运用政府工具、市场手段与社会力量来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产业。在新常态新形势下,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坚持围绕服务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中心点,在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创造符合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特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从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法兰克福学派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揭示了文化产业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并坚决否定和批判文化工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但缺少对文化自我调节、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依赖关系、大众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系统批判。而英美文化学派并不认为文化消费者仅仅是一个同质化群体,而是主动的、积极的、能动的,同时文化不再以“艺术作品”为核心,而是兼具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文化产业的外延也扩展到了文化休闲、旅游遗产、网络娱乐、文化信息传输等新兴领域。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理论的重大转向,对中国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而从美英日韩等主要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来看,其发展路径有重视文化产业强国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联动‖、健全文化产业发展的多元融资渠道、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规制、优化调整文化事业体制结构与管理激励机制等,这对中国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此,政府部门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并参考国外有益经验启示,来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包括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并增进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文化服务均等化。文章提出了一种实现辩证认识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中观解释框架与改革路径,这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难题、实现文化法治强国梦想、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创新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过,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的文本分析不够系统深入,在实证研究指标体系设计、研究数据及方法上也有改进之处,对国外经验数据的比较分析存在缺位等等,这有待于未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与探索。
李杰[9]（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李连生[10]（2020）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是指沿江附近的11个省市组成的经济圈。长江经济带不仅在经济上有着重要作用,在生态上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在国家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要实现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在经济带内推行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包含11个省市,要推动经济带内的绿色发展的整体进程就要协调好各个省市的绿色发展,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本文通过大量文献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绿色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方法和大数据研究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进行研究,提出对策。首先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了阐释和梳理。其次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动因,是由长江经济带的现实状况、战略定位以及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所决定的。随后对长江经济带构建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的原因和困境进行了分析,原因主要有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的必要因素以及长江经济带污染事件的反思,而统筹管理的大格局尚未形成、绿色发展制度保障机制不健全和参与绿色发展协调各方作用未充分发挥是目前经济带构建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的困境。最后提出了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的对策:一是应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统筹管理的大格局,包括绿色发展统筹管理机制和上中下游的协调联动机制;二是健全制度保障机制,完善法律法规的制度机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机制,三是要充分发挥参与绿色发展协调各方的作用,明确政府的监督引导作用,切实发挥企业在绿色发展中的协调作用以及民众积极推进绿色生活。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研究,希望能够为推动整个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提供一点借鉴,实现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生态文明的先行示范带。
二、西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论文提纲范文）
（1）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北极地区开发的研究 |
| 1.2.2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总体研究 |
| 1.2.3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具体领域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概念 |
| 2.1.1 北极地区范围及开发概念 |
| 2.1.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围 |
| 2.1.3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畴 |
| 2.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动因 |
| 3.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沿革 |
| 3.1.1 探索发现-奠定基础阶段(1917-1990) |
| 3.1.2 机制重组-机制转型阶段(1991-1999) |
| 3.1.3 政策酝酿-实际启动阶段(2000-2011) |
| 3.1.4 政策强化-全面开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现实动因 |
| 3.2.1 北极开发的经济利益动因 |
| 3.2.2 北极开发的社会环境动因 |
| 3.2.3 北极开发的政治安全动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与政策 |
| 4.1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 |
| 4.1.1 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增长 |
| 4.1.2 推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发展 |
| 4.1.3 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
| 4.1.4 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
| 4.2 俄罗斯北极开发政策 |
| 4.2.1 北极开发的招商引资政策 |
| 4.2.2 北极开发的财政税收政策 |
| 4.2.3 北极开发的社会保障政策 |
| 4.2.4 北极开发的环境保护政策 |
| 4.2.5 北极开发的地区安全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点领域及推进措施 |
| 5.1 挖掘地理禀赋:完善北方海航道运营管理体系 |
| 5.1.1 构建联邦、区域、公司三级管理架构 |
| 5.1.2 遵循无害通行和过境通行的法律制度 |
| 5.1.3 建设“北方海航道”通行的运营模式 |
| 5.2 利用资源禀赋:加强油气资源开发 |
| 5.2.1 北极陆上及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
| 5.2.2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模式 |
| 5.2.3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方向 |
| 5.3 培育新增长极:建设“北方发展支撑区” |
| 5.3.1 “支撑区”构想的政策出台 |
| 5.3.2 基于经济地理方法探究的“支撑区”内项目选择标准 |
| 5.3.3 “支撑区”的规划:打造北极开发增长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
| 6.1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通行的效果评估 |
| 6.1.1 “北方海航道”的物流运输成效显着 |
| 6.1.2 “北方海航道”开发面临的困境 |
| 6.2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开采的效果评估 |
| 6.2.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占比逐年提升 |
| 6.2.2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 6.3 俄罗斯北极“支撑区”建设的效果评估 |
| 6.3.1 北极“支撑区”建设实施效果尚未明显体现 |
| 6.3.2 北极“支撑区”建设面临的局限性 |
| 6.4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制约因素 |
| 6.4.1 投资环境较差影响北极项目运行潜力 |
| 6.4.2 劳动力潜力弱难以支撑北极开发力度 |
| 6.4.3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大“资源诅咒”风险 |
| 6.4.4 生态环境脆弱增加可持续发展难度 |
| 6.4.5 西方国家制裁严重延缓北极开发进程 |
| 6.4.6 对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降低合作意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 |
| 7.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趋势 |
| 7.1.1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7.1.2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
| 7.2 中俄北极开发的重点合作领域 |
| 7.2.1 依法并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 |
| 7.2.2 建设并开发北极航道通航的合作 |
| 7.2.3 开拓并实现北极旅游休闲的合作 |
| 7.2.4 保护北极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合作 |
| 7.2.5 积极探索并认识北极科考的合作 |
| 7.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
| 7.3.1 中俄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分歧 |
| 7.3.2 航道通行问题制约合作项目的收益 |
| 7.3.3 积极寻求北极合作的国家间竞争带来的压力 |
| 7.4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模式探索 |
| 7.4.1 本国资金投入与多方资本参与相结合 |
| 7.4.2 北极项目开发与生态理念相结合 |
| 7.4.3 选择可行建设项目与模块化架构相结合 |
| 7.4.4 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相结合 |
| 7.4.5 中俄北极“公域”合作与参与俄罗斯国内建设相结合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农村贫困家庭 |
| 2.1.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 |
| 2.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原因 |
| 2.2.1 地理环境的约束 |
| 2.2.2 制度设计的性别盲视 |
| 2.2.3 历史文化的影响 |
| 2.2.4 社会参与力量的不足 |
| 2.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表现 |
| 2.3.1 贫困程度深重 |
| 2.3.2 健康状况较差 |
| 2.3.3 受教育水平不高 |
| 2.3.4 可行能力缺失 |
| 2.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影响 |
| 2.4.1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经济影响 |
| 2.4.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政治影响 |
| 2.4.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文化影响 |
| 2.4.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社会影响 |
| 2.4.5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生态影响 |
|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1.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
| 3.1.2 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2.1 妇女解放思想 |
| 3.2.2 共同富裕理论 |
| 3.2.3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 |
| 3.3 国外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3.1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 |
| 3.3.2 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 |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4.1 中国传统妇女观 |
| 3.4.2 中国传统贫富观 |
|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 |
| 4.1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重大意义 |
| 4.1.1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
| 4.1.2 彰显我国政治优势的集中标识 |
| 4.1.3 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现实途径 |
| 4.1.4 巩固我国社会安定的必要保障 |
| 4.1.5 打造我国美丽生态的重要环节 |
| 4.2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 |
| 4.2.1 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2 通过开发式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3 通过“双轮驱动”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4 通过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 |
| 5.1 健康扶贫脱贫项目 |
| 5.1.1 母亲健康快车 |
| 5.1.2 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
| 5.1.3 “降消”项目 |
| 5.2 科教扶贫脱贫项目 |
| 5.2.1 春蕾计划 |
| 5.2.2 “双学双比”活动 |
| 5.2.3 巾帼科技致富工程 |
| 5.3 金融扶贫脱贫项目 |
| 5.3.1 母亲小额循环 |
| 5.3.2 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 |
| 5.3.3 母亲创业循环金 |
| 5.4 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 |
| 5.4.1 巾帼家政服务 |
| 5.4.2 手工编织 |
| 5.4.3 妈妈制造 |
| 5.5 社会扶贫脱贫项目 |
| 5.5.1 幸福工程 |
| 5.5.2 母亲水窖 |
| 5.5.3 母亲邮包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 |
| 6.1 明确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目标导向 |
| 6.1.1 实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全面自由发展 |
| 6.1.2 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实现脱贫致富 |
| 6.1.3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可行能力 |
| 6.2 重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能动作用 |
| 6.2.1 激发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意识 |
| 6.2.2 摆脱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观念束缚 |
| 6.2.3 弘扬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优良品质 |
| 6.3 增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综合脱贫素质 |
| 6.3.1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科技文化水平 |
| 6.3.2 促进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就业创业发展 |
| 6.3.3 保障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平等发展权利 |
| 6.4 强化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全方位扶贫格局 |
| 6.4.1 坚持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政府主导作用 |
| 6.4.2 发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市场导向优势 |
| 6.4.3 加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社会联动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当代中国生态正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一)相关文献梳理 |
| (二)目前学术界研究的几个具体问题 |
| (三)目前学术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内容与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正义概述 |
| 一、生态正义内涵 |
| (一)生态正义的概念 |
| (二)生态正义的特征 |
| (三)生态正义的类型 |
| 二、生态正义的发展演变 |
| (一)生态正义的缘起 |
| (二)生态正义的流变 |
| (三)生态正义与生态文明的辩证关系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生态正义问题及归因 |
| 一、当代中国生态正义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
| (一)机会不均等 |
| (二)生态资源、生态利益与生态责任分配不公 |
| (三)生态资源占有、生态利益获取与生态责任担当补偿不到位 |
| 二、当代中国生态正义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
| (一)缺少科学的生态意识 |
| (二)受物质主义文化影响 |
| (三)缺乏顶层设计 |
| (四)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实现生态正义的条件与对策 |
| 一、实现生态正义的前提条件 |
| (一)生态经济:实现生态正义的经济基础 |
| (二)生态政治:实现生态正义的政治保证 |
| (三)生态文化:实现生态正义的文化条件 |
| (四)生态科技:实现生态正义的技术手段 |
| 二、实现生态正义的有效对策 |
|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 |
| (二)超越物质主义 |
| (三)优化顶层设计 |
| (四)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实现生态正义的意义和愿景 |
| 一、实现生态正义的理论意义 |
| (一)丰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
| (二)深化可持续发展理论 |
| (三)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 二、实现生态正义的实践意义 |
| (一)解决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困 |
| (二)助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
|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三、实现生态正义的未来愿景 |
| (一)成就幸福人生 |
| (二)造就文明社会 |
| (三)建成美丽中国 |
| (四)共建清洁世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4）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 |
| 2.2 国内文献 |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城镇化 |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 3.1.3 新型城镇化 |
| 3.1.4 绿色发展 |
| 3.1.5 绿色城镇化 |
| 3.1.6 耦合 |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 3.2.5 系统理论 |
| 3.2.6 PSR框架模型 |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 4.3.7 其他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 6.2.2 权重的确定 |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1.1 德国埃朗根 |
| 7.1.2 瑞典马尔默 |
| 7.1.3 美国伯克利 |
| 7.1.4 日本北九州 |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2.1 北京 |
| 7.2.2 上海 |
| 7.2.3 贵阳 |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因素及治理模式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主要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污染 |
| 2.1.2 空间相关性 |
| 2.1.3 环境监管与政策工具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理论 |
| 2.2.2 政府规制理论 |
| 2.2.3 空间相关性理论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2.4 治理理论 |
| 2.2.5 理论启示 |
| 2.3 文献综述与研究缺口 |
| 2.3.1 环境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空间相关性 |
| 2.3.2 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3 环境政策工具和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2.5 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逻辑剖析和分析框架构建 |
| 2.5.1 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逻辑剖析 |
| 2.5.2 “合作治理”分析框架在本研究中的构建与应用 |
| 第3章 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空间相关性与治理困境 |
| 3.1 污染物选择 |
| 3.1.1 大气污染物的选择 |
| 3.1.2 水污染物的选择 |
| 3.2 “现状分析”层面的研究方法 |
| 3.2.1 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 |
| 3.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
| 3.3 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分析 |
| 3.3.1 大气污染的时空特征分析 |
| 3.3.2 水污染的时空特征分析 |
| 3.4 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3.4.1 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3.4.2 水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3.5 环境污染的治理现状与治理困境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和政策工具的治理效果 |
| 4.1 STIRPAT模型的扩展与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4.1.1 实证研究模型的扩展与构建 |
| 4.1.2 变量的选择与加入 |
| 4.1.3 样本选择、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
| 4.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2.1 经典模型三要素的研究假设 |
| 4.2.2 七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假设 |
| 4.2.3 七种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假设 |
| 4.2.4 研究假设汇总 |
| 4.3 数据分析结果 |
| 4.3.1 大气污染约束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 |
| 4.3.2 大气污染过渡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 |
| 4.4 假设验证 |
| 4.4.1 约束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 4.4.2 过渡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水污染的影响因素和政策工具的治理效果 |
| 5.1 STIRPAT模型的扩展与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5.1.1 实证研究模型的扩展与构建 |
| 5.1.2 变量的选择与加入 |
| 5.1.3 样本选取和变量测量 |
| 5.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1 经典模型三要素的研究假设 |
| 5.2.2 七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假设 |
| 5.2.3 七种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假设 |
| 5.2.4 研究假设汇总 |
| 5.3 数据分析结果 |
| 5.3.1 水污染约束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 |
| 5.3.2 水污染过渡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 |
| 5.4 假设验证 |
| 5.4.1 约束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 5.4.2 过渡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对策建议 |
| 6.1 整体性视角下的对策建议 |
| 6.1.1 不同污染类型的环境治理体系构建 |
| 6.1.2 不同指标类型的环境治理之道 |
| 6.2 分地区和分时段的对策建议 |
| 6.2.1 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对策 |
| 6.2.2 不同政策阶段的环境治理路径 |
| 6.3 政策工具整合视角下的对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环境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和治理困境 |
| 7.1.2 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与政策工具选择 |
| 7.1.3 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应用与完善 |
| 7.2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7.2.1 空间尺度的细化研究 |
| 7.2.2 时间尺度的对比分析与预测研究 |
| 7.2.3 污染物种类层面的综合研究 |
| 7.2.4 影响因素和政策工具层面的扩展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普及学前教育是当下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要议程 |
| (二)普及学前教育需要学前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 |
| (三)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研究缺少生态性的思维方式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理论本体问题—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为何? |
| (二)客观现实问题—历史与现实中的状况如何? |
| (三)实践应答问题—提升路径与具体策略是何?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四、文献综述 |
| (一)承载力相关研究述评 |
| (二)教育资源承载力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相关研究述评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访谈法 |
| (三)德尔菲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摸索: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理论初探 |
| 一、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概念解读 |
| (一)承载力的内涵流变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概念释义 |
| (三)资源承载力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承压结构 |
| (一)施压方—承载对象 |
| (二)承载方—支撑结构 |
| (三)承压结果—承载水平 |
| 三、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现实样态 |
| (一)现实总样态—指向有质量的学位供给 |
| (二)情境弹性力—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支撑条件 |
| (三)资源基础力—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基础条件 |
| (四)管理形塑力—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 |
| 四、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特征 |
| (一)目标的双向寻优性 |
| (二)结构的系统性 |
| (三)边界的有限性与开放性 |
| (四)关系的递阶性与相互性 |
| 五、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机制设计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章 历史循迹: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历史演进 |
| 一、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快速恢复期(1978—1992) |
| (一)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入开启了承载主体多元化进程 |
| (二)承载媒介的空间附着导致了承载力边界的闭合性 |
| (三)承载标准的初步规定刻画了承载力的总体轮廓 |
| (四)学前教育的福利定位造成承载水平的普遍低质量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持续徘徊期(1993—2009) |
| (一)政府将责任推向市场造成了承载主体的结构失衡 |
| (二)承载媒介的空间流动推动了承载力边界走向开放 |
| (三)承载标准的逐步颁布刻画了承载力的内部结构 |
| (四)学前教育的市场定位造成承载水平非公平低质量 |
| 三、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优化提升期(2010—至今) |
| (一)政府强化责任的承担促进了承载主体趋向于稳态 |
| (二)承载媒介质与量的提升标志着承载力的巨大进步 |
| (三)承载标准精确化规定提升了承载力的质量要求 |
| (四)学前教育的普惠定位促进承载水平的有质量均衡 |
| 四、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演进的思考 |
| (一)多主体协同是主体结构趋向稳态的重要保证 |
| (二)资源流动的互补功能有利于区域分异的消解 |
| (三)标准精确化保证质量的同时不利于资源汇聚 |
| (四)合理的学前教育定位有利于承载水平的提升 |
| 第三章 现实审视: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困境遭遇 |
| 一、情境弹性力层面的困境 |
| (一)供能低下:区域可用资源的限制 |
| (二)赋权不足:区域自主能力的低下 |
| 二、资源基础力层面的困境 |
| (一)区域失衡: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 |
| (二)结构失衡:教师队伍补充的滞后 |
| 三、管理形塑力层面的困境 |
| (一)管理缺位:专业力量建设的不足 |
| (二)信息时滞:政策响应对象的偏差 |
| (三)激励阙如:市场资源汇聚的乏力 |
| 第四章 静态关照: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指标建设 |
| 一、指标建设对于困境突破何以必要 |
| (一)探寻区域学前教育资源短板,推动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
| (二)明确区域生境有效支撑能力,合理规划政府参与层级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指标建设的思路 |
| (一)教育资源承载力指标构建的相关研究经验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指标设计原则与依据 |
| (三)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评价的核心要素提取 |
| 三、主成分分析法在测量中的应用—以省级面板数据为例 |
| (一)2011—2017年省级承载力的测评过程 |
| (二)2011—2017年省级承载力的简要分析 |
| 第五章 动态把握: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机制 |
| 一、平衡机制对于困境突破何以必要 |
| (一)展现承载力的运作路径,促进平衡路径的谋划 |
| (二)解析承载力的动态困境,提升管理形塑的能力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平衡机制的分析 |
| (一)承载力非平衡状态的动因—驱动系统 |
| (二)非平衡压力在结构中传导—承压系统 |
| (三)非平衡向平衡状态的复归—响应系统 |
| 三、平衡机制高效运行的总体特征 |
| (一)运行的线路地图:螺旋上升 |
| (二)运行的主体关系:激励相容 |
| (三)运行的系统联结:信息通畅 |
| (四)运行的结构支持:制度保障 |
| 第六章 行动生成: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提升举措 |
| 一、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提升的美英经验参考 |
| (一)以强化公共部门介入为特征提升承载力的美国经验 |
| (二)以推动私人市场发展为特征提升承载力的英国经验 |
| 二、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提升的本土策略构建 |
| (一)理念之维:可持续发展与循证实践理念的确立 |
| (二)制度之维:学前教育供给侧与管理制度的改革 |
| (三)工具之维:承载力数据系统与专业机构的组建 |
| 结语—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的三重向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
| 0.2.1 文化 |
| 0.2.2 文化产业 |
| 0.2.3 文化产业发展 |
| 0.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1 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
| 0.3.2 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理论和发展历程研究 |
| 0.3.3 文化产业竞争融合发展研究 |
| 0.3.4 文化产业创新效率与政策规制研究 |
| 0.3.5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
| 0.3.6 国内外研究状况总结 |
| 0.4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0.4.1 研究内容 |
| 0.4.2 研究框架 |
| 0.5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0.5.1 研究方法 |
| 0.5.2 创新之处 |
| 第1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
| 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立论之基:现实人的劳动实践 |
| 1.1.2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核心内容 |
| 1.2 列宁、斯大林的文化建设思想 |
| 1.2.1 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
| 1.2.2 斯大林的文化建设思想 |
| 1.3 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关于文化发展的重要论述 |
| 1.3.1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观 |
| 1.3.2 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观 |
| 1.3.3 江泽民的先进文化建设观 |
| 1.3.4 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观 |
| 1.3.5 习近平文化自信观 |
| 1.4 他山之石: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与经验 |
| 1.4.1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产业批判理论 |
| 1.4.2 英国的文化学派理论 |
| 1.4.3 美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理论 |
| 第2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 |
| 2.1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期(1949~1977) |
| 2.1.1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文化发展格局 |
| 2.1.2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 |
| 2.1.3 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前 |
| 2.2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萌芽准备期(1978~1991) |
| 2.2.1 1978 年改革开放至1983年:文化事业逐步恢复 |
| 2.2.2 1984 年至1991年:文化产业开放发展 |
| 2.3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形成兴起期(1992~2005) |
| 2.3.1 1992 年至1999年:文化产业逐步形成 |
| 2.3.2 2000 年至2005年:文化产业繁荣兴起 |
| 2.4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调整深化期(2006~2017) |
| 2.4.1 2006 年至2012年:调整管理体制,探索新兴文化 |
| 2.4.2 2013 年至2017年:文化产业的全面深化与创新改革 |
| 第3章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1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特点 |
| 3.1.1 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文化经济的增长 |
| 3.1.2 文化服务事业投入与文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
| 3.1.3 新形势、新业态下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
| 3.1.4 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逐渐深化 |
| 3.1.5 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文化认同危机 |
| 3.2 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
| 3.2.1 公益性文化事业财政投入 |
| 3.2.2 公益性文化事业基建投资 |
| 3.2.3 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设施 |
| 3.2.4 公益性文化事业队伍建设 |
| 3.2.5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水平 |
| 3.3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评价 |
| 3.3.1 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构建 |
| 3.3.2 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果 |
| 3.3.3 省际文化产业竞争力比较 |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 |
| 4.1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
| 4.1.1 文化性是中国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的根本 |
| 4.1.2 经济性是中国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
| 4.1.3 意识形态性是中国文化产业稳定发展的保障 |
| 4.1.4 创新扩散性是中国文化产业高效、优质发展的抓手 |
| 4.2 以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 |
| 4.2.1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辨证关系 |
| 4.2.2 主流意识形态与新闻出版业 |
| 4.2.3 主流意识形态与广播电视业 |
| 4.2.4 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传播业 |
| 4.3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与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辩证统一 |
| 4.3.1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
| 4.3.2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水平对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 4.3.3 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与价值效益竞争力的辩证关系 |
| 4.4 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
| 4.4.1 社会效益作为文化产业生产内容的核心价值 |
| 4.4.2 文化消费需求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
| 4.4.3 基于社会效益促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效率供给 |
| 第5章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展望 |
| 5.1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顶层设计 |
| 5.1.1 塑造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意识形态文化 |
| 5.1.2 务实党内建设文化领导权的认同基础 |
| 5.1.3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作用 |
| 5.1.4 正确处理“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文化发展关系 |
| 5.2 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 |
| 5.2.1 健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建设法制 |
| 5.2.2 加快推进文化机构改革与文化治理职能转变 |
| 5.2.3 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行“分类指导” |
| 5.2.4 推动市场配置、政府扶持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建设 |
| 5.3 增进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文化服务均等化 |
| 5.3.1 优化财政保障均衡制度 |
| 5.3.2 强化落后地区文化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 |
| 5.3.3 健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投资竞争机制 |
| 5.3.4 完善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创新发展机制 |
| 5.4 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机制 |
| 5.4.1 实行“产学研”一体化的高层次文化专门人才合作培养模式 |
| 5.4.2 加快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创新人才的职业生涯规划与保护激励机制 |
| 5.4.3 完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法律规范与监管长效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阶段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10）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二、相关概念和绿色发展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1.长江经济带 |
| 2.绿色发展 |
| 3.协调机制 |
| (二)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
| 1.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 |
| 2.十八大以前的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绿色发展思想 |
| 3.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 |
| 三、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动因 |
| (一)长江经济带的现实状况 |
| 1.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作用 |
| 2.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失衡 |
| (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 |
| 1.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 |
| 2.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
| (三)新时代新的发展要求 |
| 1.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
| 2.国际主要流域发展经验借鉴 |
| 四、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的原因及困境 |
| (一)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的原因 |
| 1.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的必要因素 |
| 2.长江经济带污染事件的反思 |
| (二)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的困境 |
| 1.统筹管理的大格局尚未真正形成 |
| 2.绿色发展制度保障机制不健全 |
| 3.参与绿色发展协调各方作用未充分发挥 |
| 五、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的途径 |
| (一)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统筹管理的大格局 |
| 1.建立健全经济带内绿色发展统筹管理机制 |
| 2.建立健全上中下游的协调联动机制 |
| (二)建立健全制度保障机制 |
| 1.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机制 |
| 2.完善政绩考核制度机制 |
| (三)充分发挥参与绿色发展协调各方作用 |
| 1.明确政府引导监督作用 |
| 2.切实发挥企业绿色发展协调作用 |
| 3.民众积极推进绿色生活 |
| 六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四、西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论文参考文献）
- [1]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D]. 曹楠楠. 吉林大学, 2020(03)
- [3]当代中国生态正义问题研究[D]. 殷晟程. 齐鲁工业大学, 2020(02)
- [4]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6]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因素及治理模式构建[D]. 杨若愚. 天津大学, 2020(01)
- [7]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D]. 许浙川.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D]. 黄海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9]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10]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机制研究[D]. 李连生. 长江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