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下游重要堤防调查结果陆续报送

一、长江中下游重要堤防勘测成果陆续提交（论文文献综述）

赵雪^[1]（2021）在《20世纪50年代黄河治理中的苏联援助》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为综合治理黄河付出了巨大努力。为了确保黄河治理工程的实施,中国政府争取到苏联的技术援助,并以苏联的治河理念为指导。有关苏联援助中国治理黄河的历史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关注。而这段被尘封的历史本身,既直接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演变,同时还记刻下新中国治理黄河的历史。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治理黄河中的苏联援助研究,是通过社会调研及主要运用史料学的方法,在档案和各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水利、林业、农业等跨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将该时期苏联援助中国治理黄河的历史活动、苏联理念对中国治黄的影响、苏联援助治黄的意义和问题等内容作为考察视角,以对中国黄河治理史、中苏关系史等进行拓展性与深入性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治理黄河中的苏联援助研究,主要围绕20世纪50年代中国治理黄河的启动、治理黄河中苏联援助的内容、苏联援助治理黄河的成果与问题等内容进行了整理与探讨,并从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治理黄河的援助,始终受到中苏关系发展与变化的影响。中苏关系的友好发展是苏联对中国治理黄河提供援助的重要前提,而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苏联给予中国治理黄河的援助半途而废的根本因素。中苏关系的恶化不仅导致了苏联援助中国治理黄河工作的中断,而且直接影响到当时黄河综合治理规划目标的实现。

黄茜^[2]（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江之治》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治理长江的进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做出的不同历史选择,如以治理为主或开发为主或保护为主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当今中国,长江的作用、影响、地位、功能产生了长足的变化,中国当今治理长江,对长江进行开发的能力、条件、水平也昨今不同,洪水不再是长江治理的主要对象,污水因主要矛盾转换而成为治理的主要对象,开发利用长江不再局限于水动能和水资源的汲取,而是拓展到水生态、水环境,这样快速的发展、巨大的变化、深远的作用,是长江以往不曾展露在任何历史时期过的,其罕见在世界大江大河发展史上也鲜少出现。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围绕长江进行的治理作回顾和分析,并从整体上对治理长江的思想脉络作较为系统的阐述,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内长江的功能和地位,对习近平长江大保护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长江治理展开研究,有助于为防洪提供参考,结合长江生态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帮助打开长江开发新局面具有借鉴意义。文章分为绪论和正文两部分。正文第一章围绕长江治理的历史起点和历史经验来写。主要从中国共产党治理长江思想的思想来源、历史起点、近代长江水患治理的历史经验来论述。以理论视角阐明中国共产党治理长江思想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治水的生态思想。以现实视角从长江由古至今的经济地位和重要作用来论述中国共产党治理长江的历史渊源。第二章主要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长江治理。从建国初期的实际出发,消除长江水患。以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江的现实基础和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举措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三章论述综合开发利用长江的探索。主要从三峡工程从构想到实现、水利措施结合生物措施综合治理、沿江开发开放战略的逐步开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及问题等内容论述。第四章阐述中国共产党治理长江思想最新成果长江大保护思想的形成及其内容,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治理成效。长江流域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过度索取的人类活动影响了长江生态环境,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共抓长江大保护是时代的要求,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行并取得最终成功的关键。

李春江^[3]（2020）在《20世纪50-60年代西辽河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辽河是我国七大河流之一,而西辽河又是辽河的两大支流之一,它由南源西拉木伦河和北源老哈河汇流而成,流经开鲁、通辽、科左中旗、双辽等地区。历史上西辽河灾害频发,它的有效治理对西辽河乃至整个辽河流域的防洪、农田灌溉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力量在西辽河治理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国家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引领群众广泛参与到西辽河治理过程当中,使西辽河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本文主要论述20世纪50-60年代西辽河治理在农田水利建设和水文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水利方面包括由治水向利水的过渡、综合性枢纽工程体系的形成、改造沙区,改良土壤等四个方面。水文方面则包括水文机构的设立、水文站网的恢复、发展及防汛体系的确立等。此外,对这一时期的西辽河治理作出评价,为以后的西辽河治理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借鉴。

熊辛格^[4]（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研究说明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吴凌志^[5]（2019）在《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文中提出钱正英是我国着名的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钱正英在抗日战争时期治理淮河洪涝灾害的实践中与水利结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长达三十余年,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水电建设。她参与了淮河、黄河、长江、海河、珠江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规划,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水利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并认真付诸实践。参与了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的论证、设计和建设,特别是在解决葛洲坝工程技术问题和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期水利实践中,钱正英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水利思想,内容涵盖水利决策、水利建设、水利管理等方面,如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大江大河的治理是我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水利建设的主力军是人民群众,水利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决策要做到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等。钱正英的水利思想影响了新中国各个时期的水利建设,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对当前我国水利建设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钱正英水利思想的研究,可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水方略的发展变化,治水事业取得的成就和水利工程科技精英的卓越历史贡献。

武菲^[6]（2019）在《三峡工程决策研究》文中提出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举世瞩目。同时,它也是一项颇具争议的特殊的工程。从1918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的设想,到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三峡工程经历了漫长坎坷的决策过程。本文将以三峡工程的决策为切入点,以时间为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系统梳理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过程,探讨三峡工程上马曲折的历程背后的原因,厘清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焦点所在,揭示中共做出工程决策的历史背景,并最终总结出三峡工程决策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论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利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资料、亲历者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以及文献汇编等资料,呈现三峡工程决策的全过程。同时,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工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的观点,归纳其争论分歧的焦点所在。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民国时期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初步设想与勘测（1918—1948）。主要论述孙中山首次提出的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设想和恽震等人开展的对三峡水力资源的首次勘测、设计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开发三峡进行的一些早期工作。第二章是三峡工程的早期方案制定（1949—1977）。论述在这一时期三峡工程方案制定的过程,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指示和决策,制定三峡工程方案的经过,关于三峡工程的最早争论,以及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建设。第三章是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1978—1988）。这一章主要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峡工程的重新上马和重新开展论证工作的过程,以及这一时期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第四章是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1989—1992）。这一章论述三峡工程在经历一系列争论后重新进入中央决策进程的经过,以及最终交付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过程。第五章是三峡工程的建设实施（1993—2009）。这一章主要论述三峡工程准备阶段进行的工作和工程建设期的决策及机构设置,以及三峡移民政策。最后是结语。总结三峡工程的决策历程留给我们的经验启示,并尝试针对决策中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的优化措施。

王仓仓^[7]（2019）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导淮委员会研究》文中认为晚清以降,自然灾害频仍,加之西方列强的入侵及内乱从生,使得导淮事业停滞不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方面鉴于淮河流域灾情日益严重,一方面也为了发展该地区的经济,特与1929年7月在南京成立了导淮委员会。该会成立以后,即着手对淮河流域进行水利勘测,并制定了《导淮工程计划》,确立了“以全局论,先去害,继兴利”,“以局部论,害先去其重者,利先兴其大者”的导淮原则。自1931年开始,导淮委员会根据以上计划,开展了排洪、灌溉和航运等工程的建设。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该会随中央政府西迁,导淮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导淮委员会由于经费拮据,虽未能完全按照导淮计划实施导淮工程,但是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完成了航运工程包括邵伯船闸等7处、排洪工程包括杨庄活动坝等6处、灌溉工程包括安丰塘灌溉区等4处以及与其他机构合办的水利工程包括整理六塘河等6处。西迁以后,导淮委员会根据中央政府“以军事建设为中心”的要求整理了綦江、乌江和赤水河三条重要水道,以求开发西南交通,便利抗战物资的运输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为了更为方便整理以上水道,导淮委员会先后成立有綦江水道工程局、乌江水道工程局和赤水河水道工程局。至1945年因抗战胜利回迁南京止,相继开展有綦江初步整理工程与渠化工程、乌江水道龚滩至涪陵初步整理工程和赤水河航道第一期治标工程等多项水利工程。这些工程的建设,较好的改善了西南水利交通状况,有利支援了抗战。自1945年9月起,导淮委员会开始进行人员与机构回迁,此项工作至1946年8月基本结束。与此同时,该会亦开始对淮河流域的水利工程进行复建,以恢复其灌溉、航运与排洪功能。而为了顺利开展复建工程,导淮委员会特制定了《淮域善后救济工程实施计划》,并与苏、皖两省府暨救济分署等机构召开了淮域复堤工程会议,以明确各方导淮职责和合作办法。复建工程主要包括淮河流域和运河流域两大部分,分别由淮域复堤工程局和运域复堤工程局负责实施。其后经过一年多左右的工作,淮域复堤工程总规划1122.1公里,修复1079.8公里,基本按计划完成,而其他如疏浚工程也都按照先前规划得以顺利完成。运域复堤工程中的苏北运河工程、运河闸坝工程和鲁南运河堤防工程也取得较大进展。至1947年7月,导淮委员会改组为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余下淮河复堤工程由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继续办理。另外由于当时中国教育尤其是水利教育落后,导致水利相关人才极度缺乏。导淮委员会为了加快导淮进程,提高工程质量,一方面自办有导淮工程训练班与护闸闸警训练班、导淮讲习会和导淮委员会附设高级水利科职业学校等水利教育机构,一方面派遣水利人员赴欧美等国考察相关水利。通过以上教育措施,导淮委员会培养了一批中高级水利人才,较好的推动了导淮工程的开展。此外,导淮委员会成立以后,由于中央政府财政紧张,该会不得不从各方筹集工程建设经费。1927年至1937年间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以及向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1937年至1945年间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经济部和盐务总局等机构拨款。1945年至1947年间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拨发的工粮。另外,导淮委员会还通过整理土地和征收船只过闸费亦获得一部分经费。总体而言,导淮委员会从1929年成立至1947年改组成为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历时18载,辗转于多省,在财政紧张和战乱的状况下,为完善建淮河流域和西南水利防洪体系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使得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等各项事业有了一定发展,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水利专业人才。同时,导淮委员会的治淮工作与同期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的治黄与治江工作共同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整理全国水利的建设版图。大大推动了全国水利网的建设,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不过,导淮委员会在导淮的工作中也出现了给工人发放劣质粮食等恶劣现象,严重影响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和导淮事业的进程。

项露林^[8]（2019）在《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清代长江上游航道在铜铅转运、稳控边疆和民生商贸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然受自然条件影响,其通航能力十分受限,因此乾隆朝以后航道整治工程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这些工程规模或大或小,或由官方主导或由民间力量兴办,成为考察清代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典型场域。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清代长江上游航道整治史,就是一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史。本文即以清代长江上游航道为特定的时空研究范围,通过考察官方与民间力量在航道整治工程中的合作与博弈,多维度地凸显传统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关系内涵。论文以乾隆年间的金沙江航道工程和嘉道年间的川江航道工程为研究案例。其中,金沙江航道工程以雍乾年间“滇铜京运”为特殊历史背景,是具有鲜明政治象征意义的国家工程。帝国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亲自主导,滇省督抚官员负责具体实施,集中体现出国家意志强力推动和社会层面被动适应的过程。然而实际上,该工程虽然长期深入夷寨聚居区,但并未酿成部分朝野人士所担忧的族群冲突,反而因水道运输条件的改善受到沿岸百姓商贾的欢迎。虽然受国家话语权的影响,朝廷对工程效用另有评价,然从实际成效和引起的社会效应来看,该工程依然取得了不俗功绩,凸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嘉道年间由商人李本忠家族推动的川江航道整治工程则是清代民间力量主导大型公共工程的突出案例。李氏家族独立承担了工程出资、工程实施及后期维护诸项事宜,而川江沿岸地方官府积极配合整肃施工环境、监督施工过程以及工程完竣后的验勘和议叙等环节。作为民间商人身份的李本忠家族选择与地方官府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并擅长利用国家权威震慑弹压地方反对势力,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互动关系在捐买阴阳山入官封禁一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具体来说,本文分为七章内容。第一章为论文开篇,讨论了清代长江上游航道整治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金沙江、川江自然水文条件,历史通航及清以前水道整治情况,并重点从清代国家和社会层面探讨了整治金沙江和川江航道的历史逻辑;第二、三章集中探讨了“滇铜京运”话语下金沙江航道工程的决策、筹备和实施过程。雍、乾之际,滇省力陈所面临的以铜运为主的紧迫形势,向朝廷奏请开浚金沙江航道并在乾隆初年获得批准,该工程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象征意味,成为乾隆皇帝亲自监督实施的国家工程,显现出“滇铜京运”为推动金沙江航道工程付诸实施的核心话语和理由;第四章则阐述了嘉、道年间湖北商人李本忠家族主导川江航道整治工程的基本过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作为民间力量参与地方公共工程的突出案例,李氏家族与地方官府的互动方式和过程尤为值得关注,而民间力量主导、地方官府配合成为川江航道整治工程的最大特色;第五章以李本忠捐买阴阳山入官封禁一案作为典型个案,试图藉此探讨清代地方社会中的“官”、“商”、“民”关系。归州官府、李本忠和世居山民三方经过数年的拉锯战,终于成功封禁阴阳山确保了治滩的彻底性,此案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凸显到极致;第六章研究了金沙江和川江航道工程的经费问题。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项工程在经费来源、列支事项和使用上都有较大差别,呈现出官方和民间力量主导工程各自的鲜明特点;第七章从“国家”与“社会”话语角度集中讨论了两项工程的评价问题。对于金沙江工程,朝廷从肯定、质疑到验勘处置,经历了戏剧般的转变,而社会层面则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川江工程,朝廷进行了两次议叙嘉奖,以示国家层面认可,而社会层面则争先向地方官府请示勒石,以彰善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乾、嘉时期清朝政府职能经历了从全面加强到日渐趋弱的嬗变过程。乾隆初年清朝政府积极介入公共领域,政府职能全面加强,而后随着王朝国家形势变化,政府开始从社会公共事务中撤退,所留真空被逐渐成长的民间力量填补;而以李本忠家族为代表的商人群体则凸显出清代民间力量在“公共领域”的崛起。作为地方精英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阶层倾向于与国家权力达成合作,藉此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同时达到提升商人形象和地位的目的。以历史的眼光看,这一变化既表明了商人精英在传统上的突破,也暗喻了该群体的时代局限性。

李盛^[9]（2019）在《1920年代江汉平原垸田与河网重建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选题主要通过对1920年代湖北省1:5万地形图的筛选,整理出属于江汉平原范围的图幅,在ArcGIS软件中对其进行地理配准和空间校正,在对精确度进行检验后,对地图上的河流、湖泊、垸田等线面要素进行了数字化提取,重建了这一时期江汉平原的垸田与河网数据,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尝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得到了以下认识和结论:第一,随着垸田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其形态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文献记载中的由堤塍围绕的不规则圈状结构,除此之外出现了很多没有或者只有部分堤塍的垸田,初步分析认为与土地利用类型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关系密切。第二,垸田被汉江和长江一分为三,两江之间为江汉平原腹心地带,垸田分布最为密集,面积大小不一,汉江以北和长江以南垸田分布较少,垸田面积普遍较小,公安地区由于明清以来对于荆江洪水采取“舍南救北”的政策,为防止洪水带来的破坏,垸田面积普遍较大。第三,通过对汉江以北地区天门、汉川和孝感等地区垸田格局演变的深入考察,认为垸田的建设和发展与地形地貌、河湖环境等自然因素和水利工程的修建、排水政策、开发力度等社会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地区之间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第四,经过明清以来的不断开发,江汉平原的地表水系受人为因素影响明显,呈现出河网结构复杂、支流短小以及湖泊碎片化严重等特点,这一现象导致江汉平原内部自身对抗洪涝灾害能力被严重削弱。第五,通过对河网密度的量化分析,发现有明显的高值区域,认为垸田分布的疏密程度以及单位面积内的碎片化程度与河网密度的高低有着较好的一致性,证实垸田开发与河网变化关系密切。第六,以民国报纸中出现的水利纠纷记录为主,对芦林湖地区发生的持续性械斗过程进行了深入了解,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上下两垸民众在发生矛盾时,采取了通过暴力对抗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期间政府为解决纠纷作出了种种努力与尝试,却始终无法平衡两垸民众利益,最终陷入了不断械斗的恶性循环。

王谷^[10]（2018）在《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郧阳地区群山环绕,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地处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地,郧阳地区的行政区划长期以来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迫于此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决定在此地划定“特区”,设置郧阳府,“郧阳”之名由此而生。其最高行政长官统称为郧阳抚治,专事安抚管理鄂、豫、陕三边地区的流民事宜。因此,郧阳地区以成化十二年（1476）为时间界限,正式进入到了政府专管时期,规范而有序地进行山区开发。有序的生产,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带来了人口的喷薄增长,人口的压力转化成了资源开发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人们不断扩大农业垦殖的范围。这个扩张是循序渐进的,由平地到江、湖、滩涂再到山坡、丘陵。到了清后期人们的开发步伐更大了,深入到老林区域,深入山区的开发是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的引进而新兴的,物种强悍的适应性为人们开发深山老林提供了良种,整个明清时期郧阳地区的资源开发呈现的是粗放、盲目和无度的特点,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带来的后果既有社会的发展,也有环境的变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未必不知道资源开发的严重后果,只是在利弊权衡之下,做出了符合短期利益的选择而已,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此作出评价。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开发过程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必经过程,中央政府的开发策略是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只有真正经历过自然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后,环境思想才会被真正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全面论述郧阳地区社会变迁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任何社会模式的形成都根源于其自然环境基础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内在习惯的形成,生产方式受制于环境的约束。人类活动和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模式。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郧阳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通过明清人口特点对比,本文认为清代人口增长呈现出“几何型”增长趋势,并且就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考证。首先结合郧阳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以不同时间段灾害发生的次数对比、新灾害的出现以及不同灾害之间的联系为依据,证明人口基数的增加的确使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主要表现形式为恶劣气候的增加。其次,考察了郧阳地区人口与生物种类之间的关系,以老虎在郧阳地区的各文献中的记录,分析郧阳地区的生物种类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对人口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间段做物种对比,本文把物种变动开始的时间限定到乾隆十五年（1785）到同治四年（1865）之间,并且郧阳地区物种从数量上看没有减少,主要影响的是大型野生动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禽类和植物。第三章,通过对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研究了解明清郧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农田水利的发展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劳动智慧的具体体现,利用自然的天然条件,加上人工的创造使郧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郧阳地区一直延续了农业耕作传统,他们不擅长手工,不从事商贾,所有的生计全在田地之间,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这是最适合山林地貌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技术随着民族的融合和官员们对农耕技术的推广而发展,农业技术的提高为人们进一步的资源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清后期人口的日益膨胀为资源开发提供了原始的动力,玉米等高产耐旱物种的引进就是这场资源大开发运动的催化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比人口的影响要更直接,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农业对环境进行转嫁,直接影响了郧阳地区整个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复杂而又联系紧密,包括林木、土壤、微生物、动物、空气等等,体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很难修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水土流失与农业开垦之间的关系,甚至向前推导出了人口增长这个根源。第四章,通过对官方以及郧阳地区地方官员环境思想的论述,了解当时环境观念在郧阳地区的生存发展空间。官员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了解外来思想的途径,特别是接触实际地方政务的地方官员,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带来的后果了解最为清楚,他们是最好的环境思想接受者。清政府出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没有办法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解决人口庞大的生存需求,而地方官员出于其自小树立的人伦道德,即使意识到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也没有办法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这个时间的政府和官员所能做的是不涉及根本的环保措施——种树,并且种植的理由以强调其经济价值为主。郧阳地区地方官员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生态主义的意识雏形,即意识到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知道人类目前的遭遇的天灾根源于人类的无度开垦,并做出退耕还林的解决方案。但是到了清后期土地严重不足的时候,官员们对于“退耕还林”方案持保守态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生存无法保证的时候是普遍的生态观念,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转化为生态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二、长江中下游重要堤防勘测成果陆续提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长江中下游重要堤防勘测成果陆续提交（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50年代黄河治理中的苏联援助（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江之治（论文提纲范文）

（3）20世纪50-60年代西辽河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5）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论文提纲范文）

（6）三峡工程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导淮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1920年代江汉平原垸田与河网重建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论文提纲范文）

四、长江中下游重要堤防勘测成果陆续提交（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50年代黄河治理中的苏联援助[D]. 赵雪.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2]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江之治[D]. 黄茜. 三峡大学, 2020(06)
• [3]20世纪50-60年代西辽河治理研究[D]. 李春江. 辽宁大学, 2020(01)
• [4]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D]. 吴凌志.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6]三峡工程决策研究[D]. 武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导淮委员会研究[D]. 王仓仓.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D]. 项露林. 云南大学, 2019(09)
• [9]1920年代江汉平原垸田与河网重建及相关问题研究[D]. 李盛.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10]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D]. 王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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