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的现代色彩

一、犹太教思想的现世色彩（论文文献综述）

黄伟^[1]（2021）在《论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黑格尔而言,真正的思辨哲学体系一定包含有宗教哲学这一必不可少的哲学部门,因为对于绝对精神在宗教表象形态下展现自身、实现自身的整个历史而言,哲学有使命且有能力去理解这一历史进程,并将表象形式下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提纯”,使之浮现在理性的纯粹意识中,进而认识到宗教表象中的哲学概念,认识到宗教表象与哲学概念是相适应的、相协调一致的,最终揭示出宗教中的理性以及宗教与哲学的同一,这便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及其《宗教哲学讲演录》的真实目的。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犹太教被概括为“崇高的宗教”,属于“精神个体性宗教”的第一环节,与希腊宗教（美的宗教）和罗马宗教（合目的性宗教）同处一个大阶段,仅低于作为绝对宗教的基督教,比其它东方各大“自然宗教”的逻辑地位都要高。在黑格尔看来,东方宗教精神（如中国、印度、波斯、埃及等）主要以实体性为原则,西方宗教精神（如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世界）主要以主体性为原则,而犹太教精神则充分体现了这种从东方到西方、从实体到主体的过渡性特征,它成为东西方宗教的“交汇处”和“分水岭”。所以,犹太教在人类宗教史和文明史上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对于如此重要的纯粹一神教,黑格尔自然要从其思辨哲学的立场来对之进行理性考察,以揭示犹太教中的理性概念和精神内涵,阐述其在宗教精神之历史进展中的合理地位,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犹太教观念。黑格尔认为,犹太教是“自由主体性”的最初形态——即纯粹的主体性或无限的主体性,此纯粹的无限主体又因自身的抽象性而自我规定为具有实体否定性特征的绝对威力或无限力量,于是,作为独一者的上帝概念也就是自为存在的无限主体和具有抽象实体否定性的绝对力量。“自为存在的无限主体”体现了犹太教精神中的主体性原则,而“具有抽象实体否定性的绝对力量”则体现出犹太教精神中的实体性原则。由上述规定可知,犹太教兼具“实体性”和“主体性”这两大规定,虽尚未达到“实体与主体的绝对同一”之概念高度,但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特别显明了精神概念之为“实体与主体的同一”这一特征,在作为纯粹独一者的上帝概念之基础上融合了精神概念的实体性与主体性,可以算作是“实体与主体的绝对同一”在某种抽象形态中的特定存在。由此可知,黑格尔自觉运用了其思辨哲学中的实体性和主体性等纯粹概念来考察犹太教,从而实现了对犹太教的一种理性阐释,并在相当程度上挖掘了犹太教精神中的合理内涵,使犹太教与思辨理性相协调相一致。当然,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产生形成的。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德国犹太人已发起了“哈斯卡拉”的启蒙运动,犹太教自身也随之进入了改教时期,此为历史环境;而路德、赫尔德、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等德国新教思想家对犹太教的消极认识,则构成其文化背景。此即本文第一章的内容:“黑格尔犹太教观念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还以其思辨哲学的精神概念和宗教概念为根本前提和绝对基础。精神的观念性促使黑格尔认识到犹太教上帝概念的主体性、超越性、无限性和崇高性;精神作为“自我意识着的绝对本质”之概念规定,由于对自由特征的强调,便导致黑格尔对犹太教精神不自由、抽象性的某些批评,亦即犹太教是“抽象的精神宗教”,其上帝还未被理解为自由的精神,而是让人恐惧的抽象上帝;而宗教概念及其历史进展则最终决定了犹太教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所处的逻辑环节和历史地位,亦即“崇高的宗教”。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宗教概念和宗教哲学的历史进展,这三部分便构成了本文第二章:“黑格尔犹太教观念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根据”。虽然黑格尔宗教哲学对犹太教的精神内涵与合理地位都有很高的评价,但其青年时期的认识却相当片面,几乎全是否定性的批判而缺少同情式的理解,还夹杂着很多带有欧洲反犹色彩的激进言辞,没能认识到犹太教精神的重要性和卓越性。事实上,黑格尔对犹太教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从早期到晚期、从批判到同情的复杂演变过程,并最终在1827年宗教哲学讲座中达到了同情态度的最高峰,从而克服了欧洲反犹情绪的负面影响。此部分属于第三章“从批判到同情:黑格尔犹太教观念的演变及其对欧洲反犹偏见的克服”。此外,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还在比较宗教学的哲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特别是有关“一神教”、“一神论”和独一者（或独一神理念）等方面的相关争论。例如: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阿玛纳宗教是一神教吗?其阿吞神崇拜与犹太一神教有何重大差异?印度教的“梵”是否也具有一神论性质?“梵”的独一性与犹太上帝“雅赫维”的独一性有何“本质区别”?同为“纯粹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二者的上帝观念是否也存在着重要差别,特别是在“崇高概念”和“独一者概念”上,此差别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此外,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观与犹太教伊斯兰教的独一上帝观有明显的重大区别,那基督教仍属于一神教吗?我们认为,根据黑格尔宗教哲学及其对犹太教的相关阐释,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较好的回答。此为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内容:“从比较宗教学的视野来看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黑格尔对犹太教的认识与批判是基于其思辨理性而对犹太教所做出的一种理性阐释,此思辨理性融合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近代的理性精神,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最高成就。因此,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理应在犹太教的理性化进程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是其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单就犹太教的理性化而言,黑格尔对此所做出的贡献并不比斐洛、迈蒙尼德、赫尔曼·科恩、马丁·布伯和利奥·拜克等犹太哲学家逊色。

王丽^[2]（2021）在《文学治疗视域下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伯纳德·马拉默德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美国乃至国际文坛上的战后作家之一,他因擅长刻画在战争戕害下精神和肉体上千疮百孔、屡遭异化折磨的犹太移民而自成一家。马拉默德小说再现了边缘化失语状态的犹太移民所面临的生存及文化身份困境,他的创作对挣扎在异族本土文化夹缝中的犹太人民心灵起到了巨大的慰藉和疗救作用,因而备受世界各国读者欢迎。本文在文学治疗视域下观照马拉默德小说,其作品是疗治自我、疗救他人（犹太移民甚至全人类）的一剂良药。本文在马拉默德小说中文学治疗的缘起部分指出,犹太文化分散式存活于异族本土文化夹缝中,因而犹太宗教观的忘却、犹太传统的淡化、反犹主义以及种族主义为马拉默德在其作品中进行文学治疗提供了可能。本篇论文运用文学治疗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神话原型治疗理论,对马拉默德小说进行研究,阐述马拉默德小说中犹太移民不断寻求精神救赎和文化身份救赎的路径。神话原型治疗部分:马拉默德在《基辅怨》《魔桶》等作品中塑造雅科夫、利奥等“替罪羊”原型,旨在表明犹太个体只有忍受痛苦以勇于为他人赎罪的牺牲精神,才能实现对犹太民族的疗救;同时在《银冠》《上帝的恩赐》等作品中提出只有打破集体无意识中的反犹思想,将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犹太文化的独立,为所有犹太人甚至全人类指明了一条救赎的光明之路。精神分析治疗部分:在治疗自我上,马拉默德在《店员》《新生活》等小说书写个体人生创伤记忆中展现出来强烈的疗救自我的生命体验,排解了创作主体内心的苦楚,实现了对自我的治疗;在治疗他人上,马拉默德在《店员》《天生的运动员》《天使莱文》《黑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房客》等作品中将犹太移民潜意识中对犹太道德的推崇、家庭的回归以及犹太身份的建构上升到意识层面,即潜意识的“意识化治疗”,将犹太移民被压抑的欲望进行宣泄,实现了对犹太民族甚至全世界读者的群体治疗。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以一种纯文学的方式抚慰受创者的心灵,指引犹太移民甚至全人类实现苦难的治愈并走出存在的艰难困境,回归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化解内心的苦楚,最终找寻到生存的价值,同时在“人人都是犹太人”的号召下,寻求全人类团结的理想,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的文学治疗书写意义非凡,提升了其小说的文学价值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阳火亮^[3]（2021）在《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个人的现代性处境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为何要服从国家,以及如何服从国家;国家为何需要保护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以及如何保护?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家处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国家本身具有超越性。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既包括神学国家的因素,也包括自然国家的因素,其重点是国家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概而言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为什么要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又为什么要服从国家权力?个人自由有没有可能在公共政治和私人生活之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和存在的空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这个保护与服从的问题,直接涉及到现代国家的概念与理论,涉及到人的现代性处境的本质。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保护与服从。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就是个人的集合体,霍布斯试图平衡主权和个人,而不是偏向其中一方。要实现这一平衡,国家就必须要有政治决断以及实现这一政治决断的力量。个人的敌人不是国家,国家权威的敌人也不是个人自由,个人和国家共同的敌人是战争状态。对于个人而言,唯一能够相信的可以提供保护的,只能是出于个人自身的力量。国家就是共同体本身,就是个人通过彼此之间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全体人民,服从国家也就是服从个人自己。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涉及到他人的利益,正是因为群体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个人才需要国家来进行保护。因此,国家的保护和个人的服从都是基于国家的存在是以保护个人生命和自由为目的。人的困境在于,有没有可能既想要得到国家的保护又保留充分的个人自由?传统而言,国家权力多一点,个人自由似乎就少一点:人总为这个自由的空间担忧或者是挣扎。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需要的是确定性,以摆脱对未知的暴死的恐惧;人需要的是现世的安全,而不仅仅是来世的救赎。然而,人能够获得对自身生命和自由的保护,以对抗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世界,在于他对自身困境的认知。对人真正的体验和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地去理解人性。任何以自己的意识去替代他人体验,都必然导致强迫。人或许一生就处于这种自我感知与他人感知难以完全协调一致的困境中,世界的多彩源于此,世界的战乱也源于此。国家要想得到个人的服从,必须从人所处的困境出发,真正理解个人对其生命和自由的感知。个人要想得到国家更好地保护,也必须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学会和他人相处。人渴望私人自由,又渴望公共参与并在集体中得到认同,这必然需要人找到其中的平衡。

刘英佳^[4]（2020）在《论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关系的演变与发》文中研究指明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三大宗教注意,基督教的产生与犹太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犹太教在人类历史上也占据着非常高的地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神教,基督教与犹太教在教义、宗教行为以及宗教文化上都有异曲同工之效,基督教最终与犹太教的分离在历史上也是必然,基督教有着自己独有的宗教形式,与犹太教在教义、宗教行为以及宗教文化上做了创新,形成了明显的创新。基督教的影响力最初是在欧洲社会,后续发展到世界范围,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以及历史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犹太教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宗教之一,对于犹太民族的精神团结、民族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犹太教形成了神论、契约观、选民观、救赎观四个基本教义,基督教在这四个教义的基础上产生,创建了以耶稣为信仰中心的宗教文化,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基督教的教义构建了“三位一体”的观念,提出上帝创造万物,原罪意识以及救赎观念,因信称义。在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中,基督教继承并发扬了犹太教的思想,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以说,基督教与犹太教在发展的过程中,二者相辅相成,基督教对于犹太教中腐朽的宗教法律进行了废止,优化了宗教仪式,打破了民族狭隘性,使得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传扬的过程中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也让基督教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成为影响世界文化深远的一大宗教。

周峰丽^[5]（2020）在《弗洛姆基于人本主义立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埃里希?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延承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人道主义思想,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中现代人的全面“异化”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的理论深思与批判,在西方哲学界产生轰动一时的影响。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且全球化趋势下,对弗洛姆的相关思想的研究不仅能在理论上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更加认清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有利于我们展开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本文第二章追溯了弗洛姆最初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渊源,分析了其思想生成的个人因素和社会背景。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守人本主义的立场,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建立弗洛伊德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文第三章对弗洛姆秉持人本主义立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的研判进行了细微考察和理论分析,结合对弗洛姆多种文本的解读研究,从弗洛姆人本主义立场的出发点即人是什么,围绕人类的需要以及人应该如何生活,对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探究人类真正的幸福应该如何实现。本文第四章通过对弗洛姆《健全的社会》重要着作的重点研究,整理了其对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方面异化的表现及其提出的对应举措,包含经济领域最初的劳动异化、生产异化与消费异化,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领域的民主制度异化、文化领域的人的心理异化的表现、危害和实质的分析论述;弗洛姆的对策性思考虽然近乎无所不包具体细微,但是纵观各领域的措施,都包含着理性主义色彩,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第五章对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做了评价,他对西方社会的批判理论提供了新视角与新观点,但他仍然是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之内进行微观心理革命,根本不能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实质上属于乌托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林浩超^[6]（2019）在《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宗教批判必然要指向人的解放这一任务并通过人的解放来完成,因为宗教是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奴役状态的表现,并且通过建立虚妄的超越性来为现实的不幸辩护;人的解放必然要立足于对现实关系及其否定性发展做出深入说明的唯物史观,因为人是现实的存在物,他的解放只有在现实关系中并且通过改变现实关系才能实现。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唯物史观统一于人的解放这一主题:唯物史观是宗教批判的基本方法,宗教批判是与人的自我解放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建基于对启蒙哲学的批判继承,后者确立了宗教批判的主要问题和基本方法:卢梭克服了原罪论的神学倾向,在社会生活和现代文明中探求人间苦难和渴求宗教的原因,以社会批判为重心把人的解放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无神论者继承了经验主义与天赋观念论的斗争成果,用人的情感——因欺诈和无知产生的恐惧来说明宗教的根源,使宗教问题从理论问题转变为一个与人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与17世纪受神学支配的形而上学作斗争,推动人们走向法国唯物主义,它把人与自然物质统一起来进行考察,彻底否定一切超验世界的可能性。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全面展开黑格尔宗教哲学中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催生了把主体性推向极端以取代神性的自我意识哲学,深刻地塑造了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理论主题——人的解放。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思辨哲学的范式,因此遭到费尔巴哈的批判,后者立足于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唯物主义,指出了思辨哲学与宗教神学的一致性:试图通过设定超验实体摆脱经验生活。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启示下,揭穿自我意识哲学的神学前提:以思想领域的理论批判和精神解放取代对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重视和实际斗争。人的解放这一思想主题,推动马克思把宗教批判与国家批判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完成于他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争论中。鲍威尔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认为人的自由只有通过废除宗教的统治并建立无神论的真正国家才能完成,从而把国家本身视为现实的自由。与之相对,马克思则指出,国家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其原因在于:国家与宗教一样,都是通过建立一个与现实苦难相分离的独立领域回避真正的问题,这种独立性正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国家与宗教从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转变为与剥削关系分离开来并为其提供保障的外在要素。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争论,马克思把宗教批判深入到市民社会批判中,用经济生活的时代特征说明金钱崇拜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现实基础,并且指出:犹太教的狭隘性根源于金钱在前现代社会中的从属地位;金钱在现代社会的支配作用则使得基督教能够突破各种界限并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宗教。与此同时,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以宗教信仰的特征说明市民社会的缺陷:人的创造物——神圣形象、商品、金钱具有与人分离开来的独立性质,并且反过来支配人的意志和行动。市民社会处于金钱的统治下,现代确立的信仰自由原则与人的自由无关,不过是经济生活中自由竞争机制在精神生活上的反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明了宗教在现代社会长盛不衰的原因:作为社会分工的历史产物,货币扭曲和颠倒了生产生活的社会性质,阻碍人们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理解自己的生命活动,从而为宗教提供可能性的土壤;雇佣劳动制度、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以及资本的无限扩张造成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生产过程受资本的支配,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危机和失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苦难并迫使他们向宗教寻求慰藉,从而为宗教创造现实需求。因此,宗教消亡只有通过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有可能,这场运动消除必要劳动和自由发展的冲突,意味着人能够在社会生活而非彼岸世界中实现自我解放。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不断发展:工人政党与宗教保守派势力的政治斗争要求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阐述清楚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运动之间表面相似背后的根本差异:阶级差异、所代表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对革命行动的不同态度;资本主义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灾难、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这使得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宗教的世俗倾向和意识形态功能时,不断在宗教信仰那里寻求理想性、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体系造成民族国家的冲突,并且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要求我们汲取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原则和方法,摆脱局限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讨论宗教问题的理论框架,戳穿文明冲突论的骗局,立足于第三世界,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回应和反思宗教冲突及其背后的问题。

王芮^[7]（2018）在《莫文克的弥赛亚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莫文克是20世纪着名的圣经研究学者,他的弥赛亚思想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思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着作《He that cometh》被称为那个时代旧约学界最伟大的书之一。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他的弥赛亚思想,对于更加深刻地理解西方弥赛亚思想发展的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研读相关的文献资料,以莫文克最有影响力之一的着作《He that cometh》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注释、比较分析等方法,深入探析其弥赛亚思想,力图对弥赛亚观念给以较为明确的阐述。本论文通过弥赛亚的术语解释以及莫文克关于弥赛亚预言独特的论证,开始了弥赛亚思想的研究。莫文克认为弥赛亚出现在流放后时期且具有末世属性和政治色彩。笔者认为要系统的理解莫文克的弥赛亚思想就得回答三个问题:弥赛亚人物形象的内容来源是什么?弥赛亚或者救世主现实起源是什么?“耶和华受膏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成为弥赛亚?为了回答莫文克的这三个问题,笔者将莫文克关于弥赛亚的思想分为三章进行叙述,其目的是为了理清弥赛亚的末世属性和政治属性。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弥赛亚人物形象的内容来源于以色列的理想国王,而以色列的理想国王来源于古代近东的国王观念以及由以色列本土的耶和华崇拜衍生出来的“耶和华受膏者”。弥赛亚盼望起源于以色列人民的未来希望,未来希望由早期的复兴希望通过与二元论的结合,发展成为后来的末世论。也就是说,从早期未来希望中的国王到后期末世论盼望中的弥赛亚,构成了旧约弥赛亚思想发展的线索和完整历程。本论文力图深入分析莫文克的弥赛亚思想,以求在弥赛亚思想的研究领域做出自己的微薄贡献。

王冰^[8]（2017）在《尼尔·西蒙喜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尼尔·西蒙（Neil Simon,1927-）是二战后美国百老汇最着名的喜剧家,曾获得普利策奖、托尼奖等多个美国国内外重要戏剧奖项,对当代英美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蒙的作品个性鲜明,内容丰富,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巨大。西蒙一生曲折的经历、多重边缘化的身份、对人类未来命运的茫然认知,造就（构成、形成）了他的“现代性”立场;同时,创作中隐讳的犹太书写,对犹太因素形而上的、普遍意义上的升华,凸显了他的“犹太性”立场。西蒙关注被称作“沉默的大多数”的美国城市中产阶级,在作品中以丰富的喜剧手法描绘了一个“荒原化”的世界,以及混迹其中的“失败者”、“弃儿”等边缘人物,利用丰富的意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笑中带泪、悲中含喜的现代美国都市图画,展示了他悲喜融合的喜剧艺术风格和幽默与悲伤交融的喜剧精神。国内外研究资料显示,评论界主要从主题研究、性别研究、族裔研究、百老汇研究等视角来研究西蒙的喜剧。因其大部分喜剧具有自传性质,研究者倾向于结合西蒙的生平来考察和挖掘其作品中的城市主题、幽默艺术、女性意识、同性恋话语、美国梦、犹太教观念、中年危机、“反主流”思潮运动等。上述研究值得肯定,尤其是其对西蒙喜剧艺术形式上的“现代性”、“犹太性”和“悲喜二重性”的关注,但总的来说,这一方面的研究缺少系统性,忽视了“现代性”、“犹太性”、“悲喜二重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在深度和广度上体现出足够的文学价值,因此也没有全面地挖掘和阐释西蒙喜剧艺术的多维性及其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论文采用理论阐释、文本细读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共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西蒙喜剧中的“现代性”和“犹太性”,论证了两者的本质属性、表征方式及其交互关系;本论文从作者的喜剧文本入手,以相关的“现代性”、“犹太性”以及现代戏剧理论为基础,借助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精神分析及心理分析批评、喜剧及悲剧批评、现代叙事批评、电影改编及文学批评当中的一些基本理念,通过系统地阐述西蒙喜剧在形式、结构及审美等层面蕴含的“悲喜二重性”,深入分析这种悲喜双重性的具体表征、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隐含的作者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创作立场;在此基础上,本论文审视西蒙喜剧的喜剧性本质,领略他所追求的符合生活本质的喜剧精神。因此,本论文对以往西蒙喜剧研究未能系统研究的内容进行了突破性的挖掘、梳理和总结,从整体视角探讨了西蒙喜剧中的“现代性”、“犹太性”及“悲喜二重性”。这也是国内外关于西蒙喜剧研究的新视点。本论文由三章组成,分别从上述三个方面对西蒙的喜剧艺术特征展开论证。首先,本论文第一章探讨了西蒙喜剧中的“现代性”,阐释了西蒙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体验、社会意识及社会责任。通过梳理西蒙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本论文概括出他的创作思想中的“严肃性”、“现代性”及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展示西蒙从事的电视广播和电影的编剧经历,本论文探讨现代主义多媒体艺术对西蒙的影响;通过深刻分析其喜剧技巧中的现代主义因子、人物塑造艺术中的“现代性”以及喜剧结构中的“荒原性”,本论文解读他的喜剧中的“现代性”成因及具体表征。在分析上述内容的基础上,本论文展现出西蒙对城市化和工业化文明邪恶的一面的揭露、对美国社会的严厉批判、对深陷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无话语权、无身份感、严重边缘化、沦落为社会“弃儿”的现代人类的同情和关怀,展示了西蒙试图通过在不和谐的社会现实中书写和谐的社会秩序的渴求。其次,本论文第二章从梳理和探究百老汇犹太剧作家作品中的“犹太性”入手,探讨了犹太剧作家对西蒙创作思想中的“犹太性”的影响,观照了他对犹太宗教与文化、犹太身份、大屠杀等问题的剖析和反思,揭示出他在“犹太性”方面表现出的隐讳、矛盾的态度;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通过分析西蒙喜剧中的犹太式幽默、犹太式人物以及犹太式结构,揭示其创作思想中包含的浓烈的民族情愫,及其借此表达的对犹太同胞在异域环境下不幸遭遇的同情;同时,以犹太民族的灾难隐喻整个人类的面临的生存困境。最后,本论文第三章按照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研究思路探究了西蒙喜剧中的外喜内悲式的框架、悲喜融合的二重性、“笑”看世界的喜剧性本质,概括总结了西蒙的喜剧风格和喜剧理念。西蒙通过着重描写人类悲惨的遭遇,来反映其严肃的创作思想,同时,依赖于多样化的喜剧手段,抑制了悲剧化因素的延续,转移了审美主体的痛苦,呈现出悲喜交错融合的基调,使得作者以喜剧性的立场观照悲苦、荒诞的现实生活,由此获得了更符合生活本质的悲伤与幽默融合的喜剧精神,实现了他对非理想化人生的重新书写,表达了他对世界和谐的诉求。综上所述,本论文认为,除了娱乐性的一面,西蒙的喜剧与他所处的政治、文化、阶层、族裔、意识形态等因素密切相关,各因素之间也是彼此并联,这表明他对美国社会严峻现实的深刻体验和思考。作为一名犹太喜剧家,其喜剧中的“现代性”通过与传统,特别是犹太传统的平行或重叠,甚至挑战或反叛而体现出来,他以近乎白描的书写方式和语言成像的艺术手法,透过轻松搞笑的表象,对喜剧中的“现代性”成因进行了解码,他透彻旁察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引发的种种弊端,深刻揭示了人类在时间与环境重压下的恐惧与无奈,表达了他们无所适从、难以改变的命运之声;同时,他以犹太式的喜剧结构和喜剧手法,阐释了“犹太性”的基本内涵,描绘了犹太人在现代环境下遭遇的挫折和不幸及其悲喜融合的处世态度,以此隐喻犹太民族数千年来的流散经历和受难史,并在书写过程中加以提炼与塑造,使其具备了形而上的普遍性,成为人类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犹太性”成为西蒙从特殊视角表达的“现代性”。西蒙喜剧中的“现代性”与“犹太性”形成相互渗透、融合的关系。因此,他没有囿于喜剧的传统模式,而是将犹太人悲喜融合的民族性格和心理与美国社会外喜内悲式的社会态势、现代喜剧悲喜融合的基本属性相结合,利用“现代性”和“犹太性”之间的并联关系引发的张力,建构起他独特的悲喜融合的喜剧艺术,即在看到事物现象所含笑点的同时,能够相当清醒、睿智地观察到笑点背后严肃的理性内涵与悲剧底蕴,从而以喜剧化的笔触,反映了悲剧性的主题。正是西蒙这种悲喜意识的持续在场,使他以冷静、睿智的眼光观照了人类悲剧式的生存境遇,超越了外在的滑稽幽默的喜剧特征,而获得深刻的喜剧性本质。本论文对西蒙喜剧中的“现代性”、“犹太性”、“悲喜二重性”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综合研究,深刻挖掘了作者所揭示的主题意义。因此,这对国内外更为系统、综合的西蒙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我国的西蒙研究刚刚起步,本论文以整体视角对“现代性”、“犹太性”、“悲喜二重性”进行探讨,不仅为西蒙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阈,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国内对西蒙的相关研究。

梁惟^[9]（2017）在《共产主义“宗教论”：重估与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共产主义“宗教论”就是通过夸大共产主义与宗教之间的相近之处,从而把共产主义判定为一种新宗教的一种论说。它是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思潮,包括罗素、汤因比在内的众多学者汇入其中。然而,在信仰共产主义的我国,学术界对这股思潮的反应却显得有些异常。异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共产主义“宗教论”的研究相当冷淡,相关研究者及研究成果皆可谓寥寥。二是学者们都对共产主义“宗教论”给予了否定,并认定所有共产主义“宗教论”皆怀有妖魔化共产主义之险恶企图。上述异常的出现是学者们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及文化不自信的体现。其实,并非所有类型的共产主义“宗教论”都怀有妖魔化共产主义的企图,我们不应对这股西方重要思潮视而不见,更不应死抱先入为主的认识偏见对其简单粗暴地一概否定了事,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重估与批判。此举对我们增强“四个自信”无疑大有裨益。认为20世纪3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发现之后西方学界生造出一个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从而催生出共产主义“宗教论”,这是我国学术界对共产主义“宗教论”的一大误解。实际上,共产主义“宗教论”早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勒庞、罗素、凯恩斯等人远在《手稿》被发现之前就已抛出了他们的共产主义“宗教论”。这说明共产主义“宗教论”的产生与《手稿》的发现并无关联。事实上,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因共产主义成为一种势力而兴起,也因共产主义势力的变化而流变。共产主义“宗教论”等于妖魔化共产主义,这是我国学术界对共产主义“宗教论”的又一误解。一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之间,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一些弊端,于是西方学者们站在不同角度和不同立场上对共产主义进行评价,共产主义“宗教论”的类型因而随之多元化。如果按政治立场来分,共产主义“宗教论”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反共型,它的代表学者是罗素。作为一名“死不悔改的无神论者”和“马克思思想的死对头”,他把共产主义比作宗教显然是出于贬损与妖魔化共产主义之目的。第二种类型是拥共型,它的代表学者是汤因比。他一生热爱宗教,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第四种犹太教”,但他对这一“新宗教”却赞赏有加,认为它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精神的统一乃至世界政府的形成。第三种类型是纯学术型,它的代表学者是一生“为上帝而陶醉”的神学家蒂利希。他一方面对马克思的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作出较为客观的推介,另一方面又对斯大林“专制主义”进行大力批判,认为要把斯大林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对待。把蒂利希的共产主义“宗教论”界定为纯学术型是合理的,无论如何,如果说他是为了妖魔化共产主义而把它比作宗教——他一生的至爱,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因此,共产主义“宗教论”不等于妖魔化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宗教论”的成因主要有:宗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学术界尚缺乏对宗教的权威界定,致使泛宗教论产生;共产主义与宗教之间存在一些相似的表象,相似表象的背后是两者在历史上曾有过的渊源;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现象。与成因相对应,共产主义“宗教论”具有泛宗教性、形而上学性、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立场与目的多样性等特征。共产主义“宗教论”是泛宗教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宗教论”者看到的只是共产主义与宗教之间相似的表象,以及斯大林模式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宗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没有看到斯大林模式与真正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体现了它的形而上学性;共产主义“宗教论”的支持者都不是宗教学学者,它并没有得到宗教学界的认可,这体现出它的非专业性。共产主义与宗教具有本质的区别,它绝非一种宗教。宗教的本质在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敬拜,超自然力量是无法被证伪的;而共产主义是一门科学,它敬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是能被实践所证明的科学。宗教让人们把希望寄托于超自然力量,把幸福寄托于来世和天国;而共产主义则立足于当代人们的实践,强调创造现世的幸福生活;共产主义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宗教只是为信仰而信仰。“共有”、“集体”、“无剥削”、“人人劳动”等共产主义观念人类自古已有之,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类从来就具有过上共产主义集体生活的愿望,《理想国》及早期基督教只是对这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又相继在早期基督教的基础上对它们继承与发展。无论基督教还是共产主义,都是对人类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因而共产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存在着一些相似的表象绝非偶然,也绝非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的证据。共产主义“宗教论”者们对两者进行再多的对比论证都纯粹是枉费功夫,“共产主义是宗教”这一结论是不可能得到宗教学界认可的。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曾具有教条主义、偶像崇拜等类似宗教的外观,但这些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是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是人类走向进步与解放的指南,它绝非宗教。虽然并非所有的共产主义“宗教论”都怀有妖魔化共产主义的企图,但无论何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宗教论”,无论居于何种目的,把共产主义这一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推导出来的科学理论比作建立在主观臆想基础之上的宗教,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总之,我们要想取得对共产主义“宗教论”的科学认识,就应坚持现象与本质相统一、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统一、事实与价值相统一这四大原则。

陈旭^[10]（2016）在《马梅特作品中的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梅特钟情的男性群体蕴含着他在共同体层面上对人类社会命运的思考,因而即使这些男性群体中的男性因持有某些性别偏见而有损彼此联系,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依然体现了马梅特在自己熟悉的世界中对人类共同生存的伦理思考。从表面上看,马梅特戏剧展现出一个充斥着冷漠与背叛的毫无温情的世界,这与他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执笔呼吁意义和价值在场的共同体相去甚远。评论者们从现实主义角度认为马梅特旨在批判残酷自私的社会戕害人性,通过价值和意义的缺席来申诉它们的重要性,这或许可以从马梅特破碎的世界里探求得些许希望,但其评论仍不足以阐释作家的创作与愿景之间的断裂。及至创作后期,随着其犹太意识复苏以及政治思想转向保守,他的作品更被认为丧失了批判力度。然而,如果避免将马梅特一贯描绘的男性世界完全锚定在性别之上,并且深入探究他社会批判意识下对意义和价值的建构,那么马梅特的创作和愿景之间,以及他早、中期剧作和晚期作品之间则并不存在遽然断裂。在马梅特丰富的创作成果里,本论文以他的戏剧作品为主,从共同体的角度,分析其早期重要作品《鸭子变奏曲》、《湖船》、《戏剧生涯》,成名代表作《美国野牛》和《格林·罗斯庄园》,以及后期作品《犹太人的消失》、《凶杀》、《浮士德》,并结合他包括电影剧本、戏剧论述和社会时评在内的文集,展示其作品以男性人物群体为主要角色的创作特点之下,在性别、社会和宗教三个方面对人们在个人独立和归属之间探求彼此联系所作出的思考。第一章在性别的层面上探讨马梅特对男性共同体的建构和反思。在其早期剧作中,马梅特通过塑造渴望彼此联系的男性群体,重构男性纽带,展示了男性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可能走向。本章在反思伊芙·塞吉维克和莱昂内尔·泰格的男性纽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波伏瓦的性别研究主张,揭示马梅特意义上的男性纽带的构建,既反映了形而上人类追求普遍联系的意愿,也受到某些性别偏见的侵蚀,但最终在以戏剧表演为隐喻的、对人的总体存在状态的反思中,倾向于逐渐开放。《鸭子变奏曲》中两位步入老年的男性人物在对个体生命有限性（mortality）反思中,颂扬类属传承,并逐渐理解个人通过自由意志选择缓解死亡焦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召唤友谊以缓解由此可能生成的极端化个人主义。与《鸭子》中大写的人相比,《湖船》中的男性群体则体现了塞吉维克所揭示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空间里,社会广泛存在的男性性别身份偏见压制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意义的男性纽带的形成;另一方面,湖船上的男性通过集体讲述故事而得以在其艺术想象力中展现出重新联系彼此的希望。《戏剧生涯》中两位男性戏剧演员相互交织的舞台人生历程,将《湖船》中开启的口头艺术的力量追溯到戏剧的根源中。一老一少两位男性演员通过台上剧目表演和台下的剧院生活,在表演以及对表演的认识中,建构男性纽带。表演的在场性引发的易逝性哲思,让他们理解对方并接受新旧传承中各自的责任。表演中形成的男性纽带既具有基于习俗的共识,也具有改变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它超越性别,使男性共同体有可能走向去性别化的发展方向。第二章在社会层面上,探讨马梅特对市场共同体的思考。《美国野牛》和《格林·罗斯庄园》作为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经典批判的成名剧作,两剧中的男性群体已然显露出围绕市场的、对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机制的建构性的思考。本章通过总结韦伯和哈耶克意义上的市场共同体的概念,并结合鲍曼对市场社会下共同体的道德反思,展示两剧中的男性群体在颂扬个人自由精神、反思私人性以及走向公共的表演精神中,权衡市场赋予的自由与共同体意味着的安全。《美国野牛》尽管批判美国梦堕落为对物质的朝奉,但仍然珍视其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视其为美国民族精神的精髓。更为深刻的是,《美国野牛》进一步反思个人自由的实质,质询因沉迷于追逐私人体验的自由感觉而将私人性情感眼光投入社会的做法。在后工业社会中,为了走出自我沉迷的、内向性的私人体验的自由,《格林·罗斯庄园》中具有表演精神的推销员群体,为可能迷失的人们带来启发,他们积极地利用市场共同体赋予的自由,从而让这种个人自由呈现出崇尚社会交往的公共意识,在公共维度上夯实市场共同体的个人主体性。第三章结合作家创作后期中犹太意识复苏的背景,在宗教层面上,探讨马梅特对犹太共同体的思考。在《犹太人的消失》、《凶杀》和《浮士德》中,他的共同体思想在其对族裔身份的反思中展现出宗教意蕴。马梅特将民族和宗教意义上本来相辅相成的犹太共同体问题化,凸显离散地犹太人在认同时的困境,并通过守持犹太教的偶像禁忌指出形成犹太共同体的方式。《犹太人的消失》展示了犹太人与美国社会高度整合的情形下,保持犹太身份的不易。两位男性朋友拥有极为不同的对待犹太身份的态度,却相互影响和启发对方,从而在极端正统的犹太教思想和彻底世俗的同化结果之间标定了犹太共同体的两极,它汲取纳粹屠犹后犹太人的集体生存意识,并且召唤现代社会人际联系以抗衡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惨剧发生的僵化的、相互隔离的现代社会精细分工的机制和实用导向的理性。在总体上权衡犹太共同体的两极界限之后,马梅特在《凶杀》和《浮士德》中具体地展现了犹太共同体的指向。仅仅依赖屠犹浩劫以及以色列建国的民族意识所激发的共同体在《凶杀》中受到质疑,该剧质疑同化的犹太人从民族主义团体中寻找家园的做法,否定集体崇拜,从而将犹太共同体的精神维度置于思考中心,即遵循犹太教要义、反对崇拜任何偶像。奉行偶像禁忌的犹太共同体不仅反对集体偶像,也否定以理性和知识的名义把个人自我捧上神坛,《浮士德》扎根浮士德文学传统,通过展现一个狂妄地企图在抽象数理逻辑知识中钻探一切奥秘的现代浮士德的失败,来反对以自我为偶像的个人崇拜。他本人的狂傲与其儿子谦卑的爱形成强烈对比。正是借用后者的诗歌,魔鬼赢得了神性自成的浮士德,而浮士德揭示世界本源的大书和他儿子的诗歌,在参照犹太教宗教成文律法和口传律法相互指涉形成意义的阐释传统中,也为所有现代人在看待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方面带来启发。马梅特作品中的男性世界在表面上剔除了理想的共同体温情,却在其中心保留了理想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共同体。共同体所指向的美好至福的状态永不可实现,但那是指引着人行动的方向。马梅特建构性的共同体以戏剧表演为隐喻,在社会中指向公共交往,拒绝对集体和对自我的偶像崇拜,与其说他意在刻画共同体的各种外部指征,不如说他旨在揭示形成共同体的内生机制和动力源泉。马梅特笔下共同体的建构性特征将个人主体地位前置,同时强调个人责任感,诉求人类经验积淀形成的传统中的人情常理。对个人的看重让马梅特最终认同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从而认同美国。如果说他共同体思想的力量在于它处于永不可实现的理想之中,那么在他将其具象化为美国并为此恪守现实的不完美性时,那个本在期望中无限到来的共同体的理想就显然被放逐了。

二、犹太教思想的现世色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犹太教思想的现世色彩（论文提纲范文）

（1）论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2）文学治疗视域下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论文提纲范文）

（4）论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关系的演变与发（论文提纲范文）

（5）弗洛姆基于人本主义立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7）莫文克的弥赛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尼尔·西蒙喜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共产主义“宗教论”：重估与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10）马梅特作品中的共同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犹太教思想的现世色彩（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D]. 黄伟. 吉林大学, 2021
• [2]文学治疗视域下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研究[D]. 王丽.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1(08)
• [3]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D]. 阳火亮. 北京大学, 2021(02)
• [4]论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关系的演变与发[D]. 刘英佳. 延边大学, 2020(06)
• [5]弗洛姆基于人本主义立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D]. 周峰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6]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林浩超. 武汉大学, 2019(03)
• [7]莫文克的弥赛亚思想研究[D]. 王芮.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1)
• [8]尼尔·西蒙喜剧研究[D]. 王冰.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01)
• [9]共产主义“宗教论”：重估与批判[D]. 梁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马梅特作品中的共同体思想研究[D]. 陈旭. 南京大学,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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