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东北地区大豆食品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王宏蕾[1]（2021）在《黑龙江省大豆加工业生产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孟二壮[2]（2021）在《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商业会议所由地区内工商业者自发组成,是以表达工商业者要求、维护成员共同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民间经济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制度。日本国内的商业会议所设立于明治维新之后,1928年后改称商工会议所。在日本政府指导和资助下,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奉天率先设立日本商业会所,之后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维护日本工商业者利益的经济组织,同时是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对于协助日本政府在东北经济扩张,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商权,维护统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论文以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出版的《月报》《事务报告》等资料以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相关档案,着重分析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管理与经营,商业会议所的主要活动及情报调查等内容,尤其在近代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时期,对日本商业会议所在九一八事变等事件中的态度、战争表现等方面进行考察,尝试厘清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性质。日俄战争后,在东北地区开埠通商、日本势力在东北扩张渗透以及东北地区形成日本人社会等背景下,日本开始在东北设立商业会议所。从商业会议所的设立时间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日俄战争后,奉天、安东日本商业会议所率先设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规模扩大、数量增加,日本在东北增设大连、营口、长春、哈尔滨、铁岭日本商业会议所;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深入扩张,吉林、齐齐哈尔、鞍山、锦州、海拉尔、图们、牡丹江日本商工会议所相继设立。历次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都是商业会议所发展的重要时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深入到东北各个地区,总数量达到15个。从设立区域来看,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步调一致,并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与中国关内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情况相比,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间早,且较为集中。各商业会议所间也建立起紧密的网络关系,并组成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商业会议所也成为日本管理和经营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最为重要的经济组织。通过对商业会议所的管理及经营进行考察能够看出,第一,从依据法令上看,由于日本在东北的行政机关分立,导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的法令依据并不统一,商业会议所最初在运行上时常面临会员人数不足、经费短缺的困境。一战后,日本政府对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进行改革,并为商业会议所提供补助金,解决了商业会议所经费不足的问题,并扩大了会员的规模,强化了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领导。第二,从事务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来看,商业会议所有着完备的管理机制,作为连接日本政府与工商业者的重要机构,商业会议所有实力配合日本在东北推行各项政策。在人事构成上商业会议所的领导阶层被大企业商人、政商议员把持,作为商业会议所顾问人员的特别议员皆为日本政府人员,大量中小工商业者会员并不占领导地位。第三,商业会议所名义上为民间经济组织,但商业会议所受日本政府的资助,其决策和行动受日本政府的监督和指导、总领事馆为商业会议所事实上的领导机关,商业会议所真正代表地区工商业者利益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商业会议所的“民间性”并不纯粹。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日本工商业者的名义回应日本政府有关工商业问题的咨询,并向日本政府开展陈情请愿活动,努力维护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的利益及保持商业活动的安定化,不断扩大日本经济在东北的强势地位。二是,作为日本工商业者的代表机构,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以维护工商业者利益为宗旨,在协调和仲裁商工纠纷,救济日本工商业者等方面展开的活动。三是,当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步伐遭遇阻碍以及日本工商业者经营面临困境时,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不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通过向日本首相、外务大臣、日本领事、关东军长官等政要积极开展请愿运动,敦促日本政府以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手段解决东北地区日本商人的经济问题。四是,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军事参与,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积极参与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伪满洲国建立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立即着手日“满”经济振兴,维护战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权益,竭力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服务。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同时是日本在东北的情报调查机关,其调查活动构成了日本情报网络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从日俄战争后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三十余年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日本制定对华经济侵略政策的重要情报提供者和直接参与者。商业会议所对华积极展开情报调查,编纂了数量庞大的经济情报资料。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不但无偿或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日本工商业者使用,能够为日本工商业者及企业提供贸易信息,对贸易和生产进行调整,使日本工商业者和企业在贸易扩张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而且还作为经济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回日本国内,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扩张、侵华政策提供了情报支持。总的来说,商业会议所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业者的经济组织,在维护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共同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稳定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作为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是在日本政府的指导和资助下设立,带有强烈依存日本政府的特征,同时有着较强的排外性和侵略性。其实际活动始终在日本对华政策下进行,呈现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政策当中,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国主义合流,成为参与和配合关东军行动的重要民间势力。最终,在日本所谓“日满经济紧密化”的号召下,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被改组为伪满洲国管理下统制工商业的行政机构。
崔琪[3]（2021）在《食物频率问卷信效度评价及东北地区居民膳食营养状况评估》文中指出目的:1、通过Meta分析,探究食物频率问卷（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FFQ）信度和效度系数的适当范围,探讨FFQ信效度的影响因素,为进行一步完善FFQ信效度的研究设计提供建议。2、评估东北区域自然人群队列所采用FFQ的信度和效度,确保能够获得准确且有效的膳食营养资料。3、基于东北区域自然人群队列,利用单一食物组和营养素指标及膳食质量指数,评价东北地区居民的膳食营养状况和膳食质量。4、提取东北地区居民的主要膳食模式,进一步探讨膳食模式与慢性病及其中间因素（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关联,为慢性病膳食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从Pub Med和Web of Science两个数据库中提取用于分析FFQ信度和效度的相关系数。利用Meta分析,计算FFQ信度系数和效度系数的合并效应值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基于研究设计、FFQ内在结构特征和研究人群特征进行亚组分析,分析影响FFQ信效度的影响因素。东北区域自然人群队列的FFQ信效度研究共招募了150名参与者。对于FFQ信度研究,要求参与者填写两次问卷的时间相隔为三个月。对于FFQ信度研究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和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CC）对营养素和食物组摄入量进行分析;将食物和营养素摄入量三分位分组后,采用加权Kappa系数进行一致性检验。对于FFQ效度研究,参考方法采用四日膳食记录（Weighed diet record,WDR）,采用的统计学方法为Spearman相关系数、三分位分组法和BlandAltman法检验。此外,采用“三元结构”法计算效度系数（Validity coefficient,VC）。利用东北区域自然人群队列FFQ收集膳食信息,分析东北区域居民的食物和营养素摄入情况。将其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16）》、《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的推荐摄入量（Recommended nutrient intakes,RNI）进行对比,评价其膳食营养状况。利用中国膳食平衡指数（Diet balance index,DBI）、中国健康膳食指数（China healthy diet index,CHDI）、中国健康饮食指数（Chinese healthy eating index,CHEI）和中国饮食质量指数（Diet quality index,DQI）等膳食质量指数对东北区域居民的膳食质量进行整体评价。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提取东北区域居民的膳食模式,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主要膳食模式与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关系。结果:1、FFQ信度的Meta分析研究共纳入123项研究,包括20542名研究对象。FFQ之间未经调整的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的ICC值范围分别为0.499-0.803和0.499-0.723;经能量调整后,ICC值范围分别是0.420-0.803和0.507-0.712。未经调整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的Spearman相关系数范围分别是0.548-0.851和0.441-0.793;经能量调整后Spearman相关系数范围分别是0.573-0.828和0.510-0.744。2、FFQ效度的Meta分析研究共纳入130项研究,包括21494名研究对象。通过Meta分析后发现,24小时膳食回顾法和FFQ的营养素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效应值范围是0.220-0.770,膳食记录法和FFQ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效应值为0.173-0.735。3、东北区域自然人群队列FFQ的信度研究共纳入131名参与者。两次FFQ能量和营养素之间Spearman相关系数范围是0.51-0.74（中位数为0.63）,ICC值的范围是0.17-0.67（中位数为0.61）;食物摄入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范围是0.44-0.85（中位数为0.66）,ICC值的范围是0.26-0.86（中位数为0.60）。将FFQ1和FFQ2得到的食物组和营养素摄入量进行三分位分组后一致性检验,发现少于10%的参与者被分到不同组。加权Kappa系数范围是0.30-0.60。4、东北区域自然人群队列FFQ效度研究共纳入125名参与者。FFQ和WDR的能量和营养素摄入量之间Spearman相关系数范围是0.15-0.55（中位数为0.46）,食物组为0.26-0.70（中位数为0.48）。将WDR和FFQ食物组和营养素摄入量三分位分组后,研究对象被分到不同组所占比例小于15%,加权Kappa系数大于0.20。FFQ的效度系数范围是0.14-0.70。除硫胺素外,FFQ的效度系数均大于0.30。5、东北地区居民各种食物组的日均摄入量如下。谷薯类为（682.32±221.10）g,全谷物和杂豆为（30.44±25.59）g,薯类为（50.77±42.70）g,蔬菜类为（208.28±119.16）g,水果类为（213.64±177.6）g,蛋类为（35.13±25.55）g,水产品类为（19.36±21.52）g,畜禽类为（60.12±45.82）g,大豆及坚果类为（75.12±72.94）g,奶及奶制品为（93.12±106.09）g。达到RNI居民所占比例分别为8.18%、19.38%、28.91%、16.39%、24.19%、7.99%、8.48%、33.44%、11.59%和5.29%。6、东北地区居民的维生素日均摄入量如下。总维生素A为（455.04±378.98）μg RE,硫胺素为（0.66±0.38）mg,核黄素为（0.95±0.39）mg,维生素B6为（0.95±0.39）mg,维生素B12为（0.17±0.25）mg,烟酸为（217.29±111.85）mg,维生素C为（113.25±67.99）mg,维生素E为（5.07±2.63）mg。这些维生素摄入量分别为RNI的61.79%、51.73%、74.57%、32.55%、7.19%、119.10%、113.25%、36.21%和54.32%。7、东北地区居民矿物质日均摄入量如下。钙为（492.89±241.24）mg,磷为（991.67±345.31）mg,钾为（1918.96±814.67）mg,钠为（1175.72±610.52）mg,镁为（296.84±114.17）mg,铁为（296.84±114.17）mg,锌为（20.51±7.88）mg,硒为（35.09±16.94）mg,铜为（2.11±1.42）mg,锰为（4.79±1.54）mg,碘为（85.71±87.38）μg。这些矿物质摄入量分别为RNI的53.28%、137.95%、95.95%、82.05%、90.11%、264.79%、108.78%、58.48%、264.01%、106.41%和142.85%。8、利用DBI对东北地区自然人群队列居民进行膳食质量评价,正端分（High bound score,HBS）为（23.38±2.98）,负端分（Low bound score,LBS）为（14.40±5.42）,膳食质量距（Diet quality distance,DQD）为（37.78±5.91）。东北地区居民中度膳食摄入过量、低度膳食摄入不足、中度膳食失衡的居民比例分别为86.99%、55.81%和29.74%。CHEI评分平均值为（68.31±9.14）。CHDI评分平均值为（70.25±11.93）,CHDI分值达到60的居民所占比例为80.54%。CDQI总分范围为（-58.22,34.28）,总分小于0的居民所占比例为94.13%。9、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了四种膳食模式:健康膳食模式、动物食物膳食模式、酱-腌制品膳食模式、饮料-甜点膳食模式。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后,健康膳食模式的第4分位数评分与第1分位评分相比,高血压（OR:0.83,95%CI:0.72-0.95）和高血糖患病风险降低（OR:0.39,95%CI:0.32-0.49）。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动物食物膳食模式评分的第4分位评分与第1分位评分相比,肥胖（OR:1.04,95%CI:0.91-1.18）、中心型肥胖（OR:1.24,95%CI:1.13-1.36）、高血压（OR:1.06,95%CI:0.95-1.18）和血脂异常（OR:1.05,95%CI:0.95-1.15）的风险增加;高血糖（OR:0.38,95%CI 0.32-0.46）的风险降低。调整了潜在混杂因素后,酱-腌制品膳食模式评分的第4分位评分与第1分位评分相比,肥胖（OR:0.58,95%CI:0.49-0.69）、中心型肥胖（OR:0.58,95%CI:0.51-0.66）、高血糖（OR:0.65,95%CI:0.52-0.80）和血脂异常（OR:0.89,95%CI:0.78-1.02）的风险降低;高血压（OR:1.29,95%CI:1.16-1.44）的风险增加。通过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饮料-甜点饮食模式评分的第4分位评分与第1分位评分相比,肥胖（OR:1.34,95%CI:1.18-1.52）、中心型肥胖（OR:1.59,95%CI:1.45-1.74）、高血压（OR:1.10,95%CI:1.00-1.22）、高血糖（OR1.36,95%CI:1.14-1.62）和血脂异常（OR:1.46,95%CI:1.33-1.60）的风险增加。结论:1、通过对FFQ信度和效度的相关系数进行Meta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营养素的信度系数大于0.5。以24小时回顾法和膳食记录法作为参考方法进行效度评价时,FFQ的相关效度系数范围分别是0.4-0.7和0.3-0.6。该研究给FFQ信效度评价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系数范围,为FFQ信效度研究提供依据。2、东北区域自然人群队列FFQ的信度系数高于0.50,FFQ和WDR之间相关系数大多在0.30到0.70之间。结果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FFQ对东北地区居民膳食摄入状况及与疾病的关系分析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膳食营养测量工具。3、总体而言,东北地区居民总体膳食质量处于中度失衡状态,食物组和营养素存在摄入不足和摄入过量共存的问题。此外,该地区居民存在精制米面摄入过量,但水果蔬菜、水产类、奶制品及豆制品、钙摄入量不足的问题。4、健康膳食模式与高血压、糖尿病呈负相关;饮料和甜点膳食模式与肥胖、腹部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呈正相关。
孙晓东[4]（2020）在《东北地区传统发酵豆酱中真菌区系及功能菌株的代谢组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豆酱是中国传统的发酵食品,传承至今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我国各地都有制作豆酱的风俗,尤其在东北,豆酱几乎成为每家每户必备的佐餐美食。“整体制曲法”是东北地区豆酱的主要制作方法。从农历新年到第二年的5月,豆酱暴露于空气中任由空气中的微生物自然发酵,并形成了豆酱表面丰富的微生物类群。豆酱中有很多种类的真菌,它们产生各种水解酶分解大豆的营养变为易被人体吸收利用的小分子物质。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东北地区发酵豆酱中存在哪些真菌类群,有哪些优势菌株参与到了豆酱的发酵过程,目前还没有详尽的报道。鉴于豆酱在东北地区饮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从2013年至2017年间,采集东三省范围内26个城市72个地区近300余户的农民家庭,采集自制豆酱样品388份。采用传统的分离培养和现代高通量测序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地分析东北地区自然发酵豆酱中的真菌类群,筛选优质发酵功能菌株。本论文围绕以上目的展开,得到如下研究内容及结果:（1）采用传统的分离培养共获得25属真菌,采用高通量测序共检测出76属真菌。本研究采用稀释分离和直接分离两种方法,选用孟加拉红培养基作为主要分离培养基,经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鉴定,从东北三省的自制豆酱样品中分离获得25属82种真菌。其中接合菌3属14种,子囊菌4属7种,无性型真菌18属61种;青霉Penicillium的分离频率为39.2%,是存在于发酵豆酱中数量最多的真菌类群。采用高通量测序共检测到76属真菌,其中子囊菌57属,为豆酱中数量最多的真菌类群。Ophiocordyceps（14.78%）、Debaryomyces（17.37%）、Dipodascus（3.22%）、Wickerhamomyces（1.89%）、Penicillium（2.26%）、Epicoccum（1.39%）、Fusarium（1.15%）和一些没有确定到属的类群Capnodiales（2.01%）、Trichocomaceae（37.4%）、Tremellomycetes（2.72%）、Nectriaceae（1.14%）、Mucoraceae（1.6%）、Saccharomycetes（1.05%）、Sacccharomycetales（8.78%）的片段数量共占真菌总序列的96.76%,分布于各地的样品中。发菌科真菌Trichocomaceae、德巴利酵母Debaryomyces和青Penicillium在各地样品中都有分布,但数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以家庭为单位自制的发酵豆酱来讲,制作工艺、制作环境的差异以及生产过程中人为干扰等因素都会引起豆酱中真菌类群的变化。正因为有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使得每一份豆酱样品都有自己独特的真菌组成。（2）经蛋白酶活性初筛获得116株产蛋白酶菌株,去掉酶活较低的种类,有33株表现出相对较高的蛋白酶活性。其中米曲霉Aspergillus oryzae HGPA20和光孢青霉Penicillium glabrum GQ1-3 的酶活最高,分别为 121.96±1.27 和 127.193±1.595μg/mL·min。研究通过可溶性淀粉平板初筛和麦麸固体培养基复筛,共得到29株产淀粉酶的菌株。通过三丁酸甘油酯平板初筛和大豆固体培养基复筛,共得到21株产脂肪酶的菌株。在获得的这些产酶菌株中,青霉和曲霉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是豆酱发酵过程中重要的功能菌株。此外,毛霉、镰孢、帚霉、芽枝也能产生蛋白酶和淀粉酶,有两株毛霉也检测到了脂肪酶活性。（3）将米曲霉HGPA20和光孢青霉GQ1-3接种豆酱进行单菌发酵,40天时GQ1-3和HGPA20的发酵豆酱中氨基酸态氮含量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0.59±0.023 g/100 mL和0.56±0.008 g/100 mL。研究通过国标的方法检测发酵豆酱的水分、pH、总酸、氨基酸态氮、还原糖、脂肪等指标,发现豆酱中的氨基酸态氮、还原糖和总酸含量都随着发酵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增加,各检测组分达到最大值的时间不同,主要集中在40-60天。粗脂肪的含量在发酵的前70天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4）本研究通过GC-TOFMS分析,从两株菌的发酵豆酱中检测出350种代谢物。通过单变量、多变量和KEGG分析得到72种差异代谢产物,筛选出7条与发酵密切相关的差异代谢途径,其中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谢与差异代谢物和发酵过程的相关性最高。氨基酸生物合成和TCA循环是两株菌发酵过程中重要的生命活动。参与这个过程的代谢物,如α-酮戊二酸、异亮氨酸、鸟氨酸、谷氨酰胺、瓜氨酸等,在菌株GQ1-3发酵豆酱中的相对含量高于HGPA20,而延胡索酸、L-苹果酸、琥珀酸、L-高丝氨酸、天冬氨酸、天冬酰胺等在菌株HGPA20发酵豆酱中相对含量较高。研究结果揭示了两种菌的发酵体系中呈鲜物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论文明确了东北地区自制豆酱中的真菌多样性,丰富了发酵食品中功能真菌的种类,并为提高发酵豆酱的品质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菌种资源。
李思豫[5]（2020）在《近代关内移民与东北饮食文化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以来,大量关内移民源源不断涌进东北地区,在与原住民进行接触、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促使迁入地饮食文化发生了显着变化,并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东北地域饮食文化。一定地域在历史时期形成的饮食文化不仅会具有突出地方性知识的原壤性,还有受移民群体影响而具有来自不同地域的外源性。近代之前,东北原住民受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移民政策及民族饮食影响,形成了以民族性为主要特征的饮食文化,并为近代东北饮食文化变迁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随着大量关内移民不断涌入,东北地区民众在饮食对象、饮食方式、饮食礼俗乃至饮食观念上均发生过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关内移民将自身所携带的饮食文化带到东北地区,能够从多方面充实和丰富东北地区的原生态饮食文化,受到当地世居民族的喜爱与认可,还在同原住民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渐渐学会应对特殊地理环境的饮食技艺,并能够根据迁入地风土人情对自身的饮食文化进行适当调适,进而使其成为东北地域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关内外民众经过多次接触、交流与合作,不断传承本土饮食文化、调适关内饮食文化以及产生新型饮食文化,实现东北饮食文化从以“民族性”为主向以“地域性”为主转变,并在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东北地域饮食文化。同时,在关内移民影响下,东北地域饮食文化具有包含适应性、能动性、层次性乃至包容性在内的多元一体特征,能够让饮食传统从多样到趋同,饮食分布从民族到地域,饮食特色从东北到全国,并出现以差异互通为主要优势的时代走向。总之,人口迁徙实际上也是文化在空间上的流动,而文化的空间位移常常也会因地而异。关内移民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带到东北地区,同当地原住民进行频繁互动,使其迁出地饮食文化受到世居民族的喜爱与认可,可以根据迁入地风土人情进行能动地调适,能够充分结合两地的饮食特色来共同孕育和探索新型饮食文化,并最终形成一种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东北饮食文化,进而在中华饮食文化体系中能够熠熠生辉。
邓艳[6]（2020）在《三井物产在东北的经济活动研究（1926-1941）》文中指出日本明治政府自成立后,即移植西方的资本主义,开始走向近代化,并致力于大陆扩张。但彼时,日本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国家的商权掌握在外商手中,无力对外扩张。于是,日本商社便开始作为恢复日本的商权、开拓海外市场的先驱而存在。其中,成立于1876年,受明治政府直接保护与扶植、以官方的三池煤炭发家的三井物产成为了中坚力量。次年,三井物产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海外支店,开始扩展对华贸易范围,建立从关内到关外的流通网络。1888年以日本大豆供给地发生大旱为契机,三井物产的流通网络由关内伸展至东北。为了适应时代,三井家内部进行了改革,使得三井物产脱掉了近代政商的外衣。随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爆发,三井物产飞速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商社,并活跃于中国官绅阶层。1926年至1941年,国内国际局势突变,三井物产为适应时代变化,在东北进行了阶段性的经营活动。1926年至1937年前,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三井物产为确保对华贸易,联合在华日商结成产业组织。九一八事变后,日商在华贸易陷入萎缩、停滞状态。三井物产开始了走私贸易以确保经济利益,影响了其在东北地区的贸易性质。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战时体制下,三井物产的贸易结构特点从自主性、垄断性、排他性,变成了某种意义上丧失商权的特命军需性。从“政商商社”到战时的“特命商人”,三井物产展现了其追求经济利益的财阀商社性质。在不同时期,三井物产在东北的贸易、流通网络,与中国关内都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战事的发展,三井物产从一体制向二元制转变,这不仅标志着日本战时经济的崩溃,也体现了其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一体两面的关系。
陈欢[7]（2019）在《深化东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文中提出新一轮东北振兴是全面、全方位的振兴,不仅是工业振兴,也包括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东北作为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拥有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在振兴东北工业的同时,通过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东北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而且能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补充新动能。目前,东北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诸多障碍,主要集中于农业供给侧,表现为农业产业结构失衡、供需错位、生态失衡、制度失衡等方面。这表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东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通过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补充新动能的有效途径。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从微观、中观、宏观、国际等不同层面阐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提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进而用大量数据和事实,分析东北地区农业供给侧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素,借鉴美国、荷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提出深化东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东北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若干建议。
石慧[8]（2018）在《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文中认为大豆是最早起源于中国的栽培作物之一,自古以来,大豆不但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主要粮食来源和优质植物蛋白来源,还在农作物种植、植物油脂补充、牲畜饲养等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历史上大豆在中国经历了从野生生长到人工栽培、从成为人们的主食到转向副食、从主要向世界出口到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历史变迁,大豆也在此发展过程中先后通过不同的路径被广泛地引种传播到世界各地,到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多重利用价值的重要作物品种。相比大豆在中国可以追溯千年的悠久发展历史,大豆被引入美国则是在近几个世纪左右发生的。18世纪中期大豆传入美国后并没有很快地发展起来,而是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缓慢发展后,主要作为一种牧草作物开始被广泛地推广并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新大豆品种的引入、大豆加工技术进步和大豆新用途的不断被开发等,美国大豆开始进入快速产业化发展阶段,并于20世纪50年代超过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此后,美国大豆开始全面产业化发展,在不断满足美国国内大豆加工需求的同时,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进行大豆及其制品的对外出口贸易。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美洲国家巴西和阿根廷大豆产业相继发展,对美国大豆的世界市场占有率造成了影响,但美国仍然保持着世界最大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地位。美国大豆最大的输送地是历史上的大豆起源地和主产国中国,随着20世纪末期中国大豆进口市场的放开,大量美洲大豆开始进入并逐渐占领了中国的大豆市场,中美两国大豆生产和出口的相对优势地位完全发生了逆转。鉴于历史时期大豆在美国取得的让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把中国原产作物大豆在美国的发展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历史文献法、定量分析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并在大量一手英文文献和统计数据资料的支撑下,将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分期。通过绘制多个相关的图和表,对大豆在美国本土化的发展和动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中美大豆发展比较中为中国大豆产业未来发展提出建议,研究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背景。中国有着丰富的野生大豆资源,经过人类不断地采集和驯化,大豆最早在中国有了栽培品种。此后几千年的栽培和利用过程中,大豆通过与不同国家间的农业交流互动,曾先后在不同时期被引种种植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大豆在美国的传入是在地理大发现与海外贸易兴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早期主要通过四条海上路径分别从不同国家传入美国。第二部分分别从大豆生产、栽培技术、加工利用、组织制度四个方面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具体发展情况展开追溯。首先,对大豆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期。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和官方统计数据的整理,将大豆生产在美国的发展进程大致划分为:早期引种和缓慢发展时期、快速发展时期、波动发展时期以及稳步发展时期。在四个发展时期中,因为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政策、技术水平、社会背景等因素不同,大豆生产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上看,大豆生产在美国经历了从一种新奇作物发展成为国家重要经济作物的变迁。其次,从大豆生产技术的进步展现其本土化进程。在大豆育种和品种发展上,美国的大豆品种在美国经历了由少到多的过程,早期世界范围内的引种活动为美国大豆传统育种和新品种的开发提供了大量的亲本原料,20世纪末以后则开始转向转基因大豆品种的开发和种植;在大豆栽培和收获技术发展上,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和贮藏等都有不同的变化;在大豆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发展上,也形成了针对美国大豆病虫害类型的主要防治手段。再次,从大豆加工利用的变化展现其本土化进程。大豆在美国的利用方式,从主要作为牧草作物发展为主要作为豆粒收获进行加工利用。作为牧草作物期间可当作青绿饲料、青贮饲料、干草饲料、放牧或肥田等多种方式利用。而作为大豆加工则主要制成豆油、豆粕和大豆食品等。最后,大豆在美国的本土化发展还表现在包括政府机构和高校、相关企业公司和行业协会等方面的组织机构发展上。第三部分是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动因进分析和探讨。通过对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发展过程的梳理,指出历史时期内美国大豆产业的兴旺发展并不是只由单一因素导致的,应该说大豆在美国的发展是以自然为前提、以政策为引领、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和以合作为依托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而作用的结果。第四部分通过梳理中国和美国大豆生产地位的转换,以及对相对优势地位转变的动因分析,结合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努力从多个方面对中国大豆产业乃至现代农业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通过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进程的历史探究,试图从多方面分析和总结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和快速产业化发展的动因,为农作物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带来启发,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大豆发展之路提供借鉴。
马英辉[9]（2018）在《中国大豆目标价格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文中提出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如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经历了价格支持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虽然保障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了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但对产业相关主体的利益造成了深远影响。为改变我国粮食价格倒挂的局面,自2014年开始针对大豆和棉花实施目标价格补贴试点,该政策重点覆盖了相关品种的主产区。在目标价格实施期间,市场的价格导向作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农户的市场参与度显着增加。但不可否认,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显着影响着目标价格补贴的政策效果。因而,对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效果的认知不能仅停留于理论分析,更需要结合现实情况用一个清晰的逻辑将政策效果进行层层梳理,并利用农户和市场层面的数据加以测度、佐证,不仅有利于提高对目标价格实施效果的认识,而且对推进国家粮食政策的市场化改革、保障粮食安全、协调农业产业健康发展、提高农民家庭收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今正值目标价格三年试点结束,大豆和玉米将实施统一的补贴政策,需要在过去的实施经验中总结不足并明确未来的改革方向。本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如下:从农户层面看,大豆目标价格如何影响农户的种植行为,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对该政策的认知有何不同?对农户的产量和收入是否有显着提升?考虑其他政策的影响时,政策效果又是如何?从市场层面看,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大豆价格形成机制产生怎样的影响,国内大豆市场与国际大豆市场、大豆产业链产供销环节、大豆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外,政策的效率如何,试点区与非试点区主体福利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此基础上要素市场价格是否会因为供求关系变化受到影响,真正的增收效果有多大?综上问题,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如下:研究内容一: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考察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增产增收目标的实现程度,着重分析政策的增产效应。从理论层面讨论政策如何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进而改变了大豆的产量,并尝试分析对农户收入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对耕作可持续性造成的影响,同时与大豆临时收储政策的影响进行对比,从微观层面分析两种政策对农户种植决策影响的差异。并放松大豆种植户种植行为同质化的假定,进一步探讨农户差异对大豆目标价格的政策认知的影响。同时,利用微观入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增产效应。最后,考虑在相关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影响下,目标价格补贴的增产效应的变化。研究内容二:目标价格补贴对大豆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考察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下市场定价目标的实现程度。本章从大豆需求的差异性角度出发,对比不同来源、不同加工用途的大豆在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实施前后的需求量变化情况,并验证如下观点:第一,对大豆价格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前后国际大豆价格如何影响我国大豆价格?分析国产大豆价格与进口大豆价格的传导关系变化;第二,考察目标价格实施以来国内大豆价格变动对豆油、豆粕的价格传导机制;第三,分析在我国大豆市场的新格局下,我国的大豆期货市场是否发挥了大豆现货价格的“稳定器”功能。研究内容三: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经济福利分析本研究通过构建均衡移动模型来模拟目标价格变化对我国大豆市场均衡产生的效果,由于参数需要,测算了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大豆供给反应弹性。最后通过模拟的方式分析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对政府财政支出和经济福利变化的影响。回答开放程度较高的市场下,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福利分配效率问题。研究内容四: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在内容三的规范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要素市场放入大豆均衡移动模型中,分析目标价格对我国大豆生产要素市场的“托市效应”,衡量政策对要素需求和要求价格的影响程度,进而利用要素需求量和要素价格的反应,以及不同类型种植户要素禀赋数量和结构,推算目标价格提高对拥有不同要素禀赋农户收入的影响,从而模拟政策的“收入效应”。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目标价格对农户增产的作用有限,对大豆种植面积的乘数效应弱,目标价格更多以支持价格的形式影响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对农户种植面积的刺激呈现倒U型;第二,玉米临储政策因比价优势,抑制了大豆目标价格的增产效应;第三,目标价格补贴完善了价格形成机制,改变了过去进口价格接受者的地位,国产大豆在食用领域发挥出非转基因大豆独有的优势,国产大豆在油用市场也出现了差异化的需求特征;第四,在开放市场环境下,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经济效率不高,35.46%的政府支出成为无谓损失;第五,目标价格补贴对要素市场产生影响,补贴最终会提高土地租金等要素价格,导致约30%的政策漏出。从目标价格补贴的政策目标实现程度到福利分析,本文研究尝试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价格支持政策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量化手段,具体来看,可能的创新如下:第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对大豆目标价格进行量化分析;第二,分析大豆产业时考虑大豆用途的差异性,将油用大豆需求和食用大豆需求加以区分;第三,分析生产环节时考虑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差异性,对两个地区生产者福利分类探讨;第四,利用大豆局部均衡模型对目标价格的政策效果进行模拟,并引入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的Armington替代弹性,扩展Allen和Hicks的“两投入、一产出”模型以描述要素投入情况。
王哲[10]（2017）在《东北传统豆酱制作工艺及酱文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农业文明古国,是世界农业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历朝历代都将农业视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与支柱。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积淀了先进的耕种制度、丰富的物产资源以及众多的生产、加工技术。传统发酵技术是源自中国的一种将初级农产品转化为食品、饮品的加工技术,在蒸熟的谷物中以“曲”为媒介发育形成。传统发酵技术被认为是中国膳食体系的支柱,广泛应用于大豆、小麦、稻米加工中,并形成了庞大的发酵食品家族。其中,豆酱及各类酱制品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制酱、食酱均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因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酱文化。由于区域地理环境特点及社会背景差异,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风格与内容的酱文化。本研究以此为契机,选定东北地区为地域范围,以豆酱为研究目标,广泛调查收集相关资料、文献、文物、技术流程,全面梳理其相互关系及技术发展和传播路线,系统地论述其起源、传统制作工艺及在制酱和食酱过程中各因素间的相互联系与各环节的相互作用,以及其最终形成的特色酱文化。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一方面发掘传统制作工艺承载的深层内涵;另一方面揭示其对人们日常生活文化的影响。并通过归纳总结,为当前传统工艺发展建言献策,以期提供全面、客观的可借鉴意见和启发性思路。主体内容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东北地区的历史概况。自古以来,东北就形成了完整的地理单元,并且相对封闭独立。从地理区位的环境条件、历史变迁入手,展现东北地区的社会历史风貌。通过农业生产概况分析其作物种植结构分布,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大豆的最主要产区,为东北豆酱的制作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通过对东北地区的饮食生活介绍,彰显豆酱作为调味品在人们日常饮食结构中的地位。第二部分包括两章,对东北豆酱的起源及其传统制作工艺展开论述。首先,从我国豆酱起源入手,对秦汉前的“醯”和“醢”与西汉后的“酱”进行比较研究,得出“酱”是西汉后酱制品的统称。文献记载中,东北地区最早的大豆发酵调味品出现不晚于唐代,而官方史料记载以大豆制成的酱出现不晚于宋金时期,说明东北豆酱是我国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制作技术角度来看,东北豆酱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制作原料大豆的种植,二是发酵工技术中关键环节“曲”的发明。同时,还需要一个契机使豆酱得以发明。其次,对东北地区传统制酱工艺进行研究。制酱工艺从其产生到成熟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其详细记载首次出现在《齐民要术》中,亦成为日后工艺流传的范本,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随后制酱工艺在唐代得到改进,主要体现在“曲”的制作上,改进后整个制酱流程更为简洁,制酱周期也大为缩短。制酱工艺在元代进行创新,主要体现在酱曲的制作采用了全新的“原料全部制曲法”。至明清时期基本稳定成型。东北地区至今仍沿用传统制作工艺,在制酱时间的选择上沿用了《齐民要术》中的规定;在制酱思想上延续唐代“农闲制曲,农忙制酱”的理念;在酱曲制作上采用原料全部制曲技术,形态上沿用元代的“团曲”法。通过文献法与田野调查法相结合,对制酱工艺进行展示,力求全面、具体、真实、生动地呈现制酱全部过程。在此基础上,从制酱时间选择、制曲工艺及制酱原料的选择三个方面对东北地区传统制酱工艺的独特性进行论述分析。第三部分是东北豆酱对人们饮食生活和民俗生活产生的影响。在饮食生活中的酱文化,是从豆酱的主要食用方法、对发酵蔬菜制品的影响以及对生活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饮食生活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并从地域环境、物产资源两个方面对东北地区丰富的酱文化成因进行了探讨。对东北地区民风民俗中所形成的酱文化,从岁时民俗、语言民俗、服饰民俗、宗教民俗四个方面分析。提示豆酱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从生产制作到食用以及其中相关的各要素,对东北地区文化生活都产生了诸多影响,并体现在生活日常的一处处小细节。第四部分是酱文化传播交流。东北地区制酱、食酱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丰富的酱文化,其影响范围并不仅仅局限在东北地区,还传播至朝鲜半岛及日本等东北亚地区国家。东北地区同朝鲜半岛接壤,朝鲜半岛同日本隔海相望,历史上在农业、文化及贸易等方面有着频繁的往来,基于此,本论文对可能推动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各国之间酱文化交流传播的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可能早在唐代东北的酱类发酵调味品就已经作为“文化使者”,传播至东北亚各国,并对其可能的传播路线进行分析。同时,对以上地区、国家中豆酱传统制作工艺、食用方法和在制作中的一些禁忌活动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佐证了东北地区同东北亚国家间的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不断的交流融合,而东北地区作为我国与东北亚地区的中转站,为文化的交流传播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第五部分是对传统制酱工艺在现代的保护与发展进行探讨。东北豆酱是采用传统的发酵技术制作而成,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属于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更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珍贵价值。本论文以时间为轴线,在纵向上选取“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阶段来全面分析其所具有的价值。但在目前工业化、城市化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影响下,东北地区传统豆酱制作工艺却面临逐步“消失”的危险。因此,本论文从五个方面提出建议: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到平衡点、注重经济利益、重视文化功能、提升大众认同感及多途径记录工艺,为包括东北豆酱传统制作工艺在内的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保障。传统工艺是前人留给我们的遗产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多形成于农耕社会,是对过去历史生活岁月的再现,更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体现。传统食品加工中发酵技术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豆酱、酱油等咸味发酵类调味品,是亚洲特色食品的典型代表,更在人类饮食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二、中国东北地区大豆食品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东北地区大豆食品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及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背景 |
| 一、近代东北开埠通商与外国资本的进入 |
| 二、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渗透 |
| 三、东北地区日本人社会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与发展 |
| 一、日俄战争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1907 年-1914 年) |
| 二、一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发展(1915 年-1931 年) |
| 三、伪满政权下东北地区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扩张(1931 年-1937 年) |
| 四、商业会议所的解散与商工公会的出现(1938 年-1945 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管理与经营 |
| 第一节 商业会议所的法令依据问题 |
| 一、商业会议所设立的法令依据 |
| 二、商业会议所社团法人化改革 |
| 三、统一商业会议所法的制定 |
| 第二节 商业会议所的管理机制 |
| 一、商业会议所的事务及组织 |
| 二、商业会议所的人员构成 |
| 三、商业会议所的经费来源及用度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 |
| 第一节 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 |
| 一、保障日本商品在东北市场的贸易优势 |
| 二、与东北市场上的外国资本进行竞争 |
| 三、配合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金融扩张 |
| 四、商业会议所陈情请愿活动的分析——以1907-1937 年的奉天日本商所为例 |
| 第二节 商业会议所内部的工商业救济活动 |
| 一、低利息贷款融资请愿运动 |
| 二、撤销满铁消费组合运动 |
| 第三节 经济冲突的政治化活动 |
| 一、商业会议所与“奉天票”问题 |
| 二、“非法征税”和抵制日货运动 |
| 第四节 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事行动 |
| 一、商业会议所对日本侵华的协助与配合 |
| 二、商业会议所对九一八事变的助力 |
| 三、协助日本政府建立伪满洲国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情报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官民一体”的情报网络系统 |
| 一、日本经济情报网络系统 |
| 二、日本国内外商业会议所间的情报流通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的展开 |
| 一、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调查经费 |
| 二、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收集方式 |
| 三、商业会议所的委托调查 |
| 四、商业会议所调查内容及刊行物 |
| 第三节 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的价值及影响 |
| 一、对日本情报网络的系统的补充 |
| 二、为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提供情报支持 |
| 三、商业会议所的情报调查与日本对华侵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特性 |
| 第一节 工商业企业与市场之间:商业会议所的经济特性 |
| 一、商业会议所与政府经济政策的推行 |
| 二、商业会议所与维护日本商利 |
| 三、日本商业会议所对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的管理 |
| 第二节 政府与工商业者之间:“半官半民”的商业会议所 |
| 一、强烈依存政府的特征 |
| 二、日本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指导和监督 |
| 第三节 商业会议所的排外性与侵略性 |
| 一、商业会议所的排外性 |
| 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商业会议所 |
| 三、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的商业会议所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食物频率问卷信效度评价及东北地区居民膳食营养状况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第一部分:营养流行病学研究中食物频率问卷效度研究的Meta分析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二部分:营养流行病学研究中食物频率问卷信度研究的Meta分析 |
| 1 前言 |
| 2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三部分:东北区域自然人群队列食物频率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评价 |
| 1 前言 |
|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四部分:东北地区居民膳食质量评价 |
| 1 前言 |
|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五部分:东北区域居民膳食模式与健康相关指标的关联性分析 |
| 1 前言 |
|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流行病学研究中的膳食评价方法的概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东北地区传统发酵豆酱中真菌区系及功能菌株的代谢组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豆酱的起源及发展 |
| 1.1.1 酱的起源 |
| 1.1.2 制酱工艺的发展及传承 |
| 1.1.3 豆酱的地域特点及风味 |
| 1.1.4 豆酱的研究进展 |
| 1.2 豆酱的营养及价值 |
| 1.3 真菌发酵 |
| 1.3.1 丝状真菌与酵母 |
| 1.3.2 豆类发酵制品 |
| 1.4 代谢组学技术 |
| 1.4.1 核磁共振波谱法 |
| 1.4.2 质谱分析法 |
| 1.4.3 食品代谢组学 |
| 1.5 本文主要研究思路 |
| 1.5.1 选题依据 |
| 1.5.2 研究目的及内容 |
| 2 传统发酵豆酱中真菌多样性的研究 |
| 2.1 引言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2.1 样品的采集 |
| 2.2.2 试剂与仪器 |
| 2.2.3 豆酱中真菌的分离 |
| 2.2.4 真菌的标准培养 |
| 2.2.5 形态学鉴定 |
| 2.2.6 分子生物学鉴定 |
| 2.2.7 高通量微生物多样性测序 |
| 2.3 结果与讨论 |
| 2.3.1 从传统发酵豆酱中分离到的真菌类群 |
| 2.3.2 高通量微生物多样性测序获得的微生物类群 |
| 2.3.3 讨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传统发酵豆酱中发酵功能菌株的筛选 |
| 3.1 引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2.1 菌株来源 |
| 3.2.2 试剂 |
| 3.2.3 仪器 |
| 3.2.4 方法 |
| 3.3 结果与讨论 |
| 3.3.1 产蛋白酶菌株的筛选结果 |
| 3.3.2 产α-淀粉酶菌株的筛选结果 |
| 3.3.3 产脂肪酶菌株的筛选结果 |
| 3.3.4 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4 单菌发酵豆酱的理化指标分析 |
| 4.1 引言 |
| 4.2 材料与方法 |
| 4.2.1 菌株来源 |
| 4.2.2 试剂 |
| 4.2.3 仪器 |
| 4.2.4 方法 |
| 4.3 结果与讨论 |
| 4.3.1 含水量的测定结果 |
| 4.3.2 总酸和pH的测定结果 |
| 4.3.3 氨基酸态氮的测定结果 |
| 4.3.4 还原糖的测定结果 |
| 4.3.5 粗脂肪的测定结果 |
| 4.3.6 黄曲霉毒素的测定结果 |
| 4.3.7 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5 菌株HGPA20和GQ1-3单菌发酵豆酱的代谢组学研究 |
| 5.1 引言 |
| 5.2 材料与方法 |
| 5.2.1 样品来源 |
| 5.2.2 试剂 |
| 5.2.3 仪器 |
| 5.2.4 方法 |
| 5.3 结果与讨论 |
| 5.3.1 菌株GQ1-3和HGPA20发酵体系中的代谢产物 |
| 5.3.2 PCA与OPLS-DA |
| 5.3.3 差异代谢物的筛选 |
| 5.3.4 差异代谢物的代谢通路分析 |
| 5.3.5 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近代关内移民与东北饮食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 |
| 一、近代东北饮食文化变迁的环境 |
| (一)物产丰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
| (二)兼收并蓄:差序分布的生产方式 |
| (三)首崇满洲:长期封禁的移民政策 |
| (四)满天星斗:特色鲜明的民族饮食 |
| 二、移民背景下东北饮食文化的嬗变 |
| (一)鼎中之变:包罗万象的饮食对象 |
| (二)餐桌之盛:丰富多彩的饮食方式 |
| (三)四方之雅:交融共存的饮食礼俗 |
| (四)味蕾之香:渐趋成熟的饮食观念 |
| 三、移民视角下东北地域饮食文化的形成 |
| (一)去粗取精:本土饮食文化的传承 |
| (二)因地制宜:关内饮食文化的调适 |
| (三)融会贯通:新型饮食文化的产生 |
| 四、移民影响下东北地域饮食文化的特征及时代走向 |
| (一)多元一体:东北地域饮食文化的特征 |
| (二)差异互通:东北地域饮食文化的时代走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三井物产在东北的经济活动研究（1926-194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三井物产的成立与早期在中国的活动 |
| 一、三井物产的设立与初步发展 |
| 二、三井物产初涉中国 |
| 三、早期在东北的经营活动 |
| 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前三井物产在东北的经营(1926-1930) |
| 一、经营政策的调整 |
| 二、在东北境内的贸易活动 |
| 三、向关内的渗透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爆发前三井物产在东北的经营(1931-1936) |
| 一、事变爆发后经营政策的调整 |
| 二、东北境内的贸易与投资 |
| 三、走私贸易 |
| 第四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三井物产在东北的经营(1937-1941) |
| 一、战争的阴影与经营政策的调整 |
| 二、在东北的投资与民用贸易 |
| 三、军需贸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深化东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0.2.1 国外文献综述 |
| 0.2.2 国内研究综述 |
| 0.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0.3 文章结构、方法、创新与不足 |
| 0.3.1 文章结构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主要创新和不足 |
| 1 东北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1.1 研究视阈 |
| 1.1.1 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
| 1.1.2 农业高质量发展 |
| 1.1.3 农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
| 1.1.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1.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
| 1.2.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微观视角 |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观视角 |
| 1.2.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视角 |
| 1.2.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视角 |
| 1.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
| 1.3.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实现农产品高质量 |
| 1.3.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实现农村产业高效益 |
| 1.3.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高效率 |
| 1.3.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实现农业经营者高素质 |
| 1.3.5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
| 2 东北地区农业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
| 2.1 东北农业供给侧微观层面的结构性矛盾 |
| 2.1.1 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待进一步提高 |
| 2.1.2 经营效益低、生产成本高 |
| 2.1.3 农户文化程度低 |
| 2.1.4 农户分散经营为主,新型农村合作社不够成熟 |
| 2.2 东北农业供给侧中观层面的结构性矛盾 |
| 2.2.1 农业技术创新、推广缺乏有效组织形式 |
| 2.2.2 农业产业组织有待完善 |
| 2.2.3 农业产业结构同质化明显 |
| 2.3 东北农业供给侧宏观层面的结构性矛盾 |
| 2.3.1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 |
| 2.3.2 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污染严重 |
| 2.3.3 金融供给有所改善,但补短板方面聚焦不足 |
| 2.4 东北农业供给侧国际竞争层面的结构性矛盾 |
| 3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 |
| 3.1 美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经验 |
| 3.1.1 美国高质量农业发展概况 |
| 3.1.2 美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经验 |
| 3.2 荷兰农业高质量发展经验 |
| 3.2.1 荷兰高质量农业发展概况 |
| 3.2.2 荷兰农业高质量发展经验 |
| 3.3 国外农业高质量发展经验总结 |
| 4 深化东北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 |
| 4.1 深化东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微观着手 |
| 4.1.1 注重高质量、高标准、多样化农产品的生产 |
| 4.1.2 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 |
| 4.1.3 着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适度规模经济 |
| 4.2 深化东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的中观路径 |
| 4.2.1 提高农业产业组织的自主创新能力 |
| 4.2.2 建立“农户—农村合作社—龙头企业”三位一体化的组织架构 |
| 4.2.3 加强产业融合,升级产业结构 |
| 4.3 深化东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思路 |
| 4.3.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 4.3.2 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
| 4.3.3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
| 4.3.4 完善土地制度改革,降低土地成本 |
| 4.4 深化东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际视野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五、创新及可能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大豆的起源与传播 |
| 一、大豆起源于中国 |
| 二、大豆在世界传播 |
| 第二节 大豆传入美国的背景与路径 |
| 一、大豆传入前的历史背景 |
| 二、大豆传入美国的路径 |
| 第二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早期引种和缓慢发展时期(1898年以前) |
| 一、1898年以前的引种 |
| 二、1898年以前的试种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时期(1898年-1969年) |
| 一、生产的迅速发展 |
| 二、主产区的形成 |
| 第三节 波动发展时期(1970年-1995年) |
| 一、生产的起伏波动 |
| 二、主产区的发展 |
| 第四节 稳步发展时期(1996年至今) |
| 一、生产的稳步提高 |
| 二、主产区的现状 |
| 第三章 大豆在美国生产技术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育种与品种资源发展 |
| 一、1898年以前的大豆品种 |
| 二、品种采集与传统育种发展 |
| 三、生物技术与转基因大豆 |
| 第二节 大豆栽培与收获技术的发展 |
| 一、整地 |
| 二、播种 |
| 三、田间管理 |
| 四、收获和贮藏 |
| 第三节 大豆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发展 |
| 一、大豆病害及其防治 |
| 二、大豆虫害及其防治 |
| 第四章 大豆在美国加工利用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利用方式的改变 |
| 一、从大豆制品到牧草作物 |
| 二、从牧草作物到粒用大豆 |
| 第二节 大豆作为牧草作物的利用 |
| 一、青绿饲料 |
| 二、青贮饲料 |
| 三、干草饲料 |
| 四、放牧和肥田 |
| 五、豆粒喂养 |
| 第三节 粒用大豆的加工和利用 |
| 一、大豆加工业的发展 |
| 二、豆油的利用 |
| 三、豆粕的利用 |
| 四、大豆食品 |
| 第五章 大豆在美国组织机构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相关政府机构与高校 |
| 一、美国农业部及相关工作 |
| 二、农业高校及试验推广站 |
| 第二节 大豆相关企业公司 |
| 一、产品加工公司 |
| 二、工业制造公司 |
| 三、作物种子公司 |
| 四、产品贸易公司 |
| 第三节 大豆相关协会组织 |
| 一、美国大豆协会 |
| 二、联合大豆基金会 |
| 三、美国大豆出口协会 |
| 第六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大豆与美国自然条件的相互适应 |
| 一、大豆的植物生理特征 |
| 二、大豆适宜美国农业环境 |
| 第二节 大豆相关法案的推动 |
| 一、大豆补贴政策 |
| 二、大豆品种保护政策 |
| 第三节 大豆产业经济利益的驱动 |
| 一、美国国内市场的大豆产业 |
| 二、大豆及其产品的出口贸易 |
| 第四节 大豆相关技术体系的完善 |
| 一、大豆育种技术的发展 |
| 二、大豆种植的机械化 |
| 三、大豆加工技术的进步 |
| 四、大豆运输系统的健全 |
| 第五节 大豆相关组织制度的建设 |
| 一、大豆相关组织体系的构成 |
| 二、大豆相关组织体系的协作 |
| 第七章 美国大豆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中美大豆相对优势地位的转换 |
| 一、中国大豆的历史优势 |
| 二、中美大豆的现代转变 |
| 第二节 相对地位转变的原因分析 |
| 一、生产效率因素 |
| 二、产销体系因素 |
| 三、政策导向因素 |
| 四、消费结构因素 |
| 第三节 中国大豆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一、政策上给予关注和支持 |
| 二、进行大豆生产技术创新 |
| 三、不断完善大豆产业链发展 |
| 四、推进大豆组织与制度优化 |
| 五、发展特色非转基因大豆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9）中国大豆目标价格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
| 导论 1.1 |
| 研究背景与意义 1.2 |
| 研究目标与概念界定 1.3 |
|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 |
| 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 1.5 |
| 使用数据的简要介绍 1.6 |
| 技术路线 第二章 |
| 目标价格与相关支持政策效应研究综述 2.1 |
| 国外目标价格类政策的研究述评 2.2 |
| 国内农业生产支持政策的相关研究述评 2.3 |
| 国内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相关研究评述 2.4 |
| 文献评述 第三章 |
| 大豆产业发展与生产支持政策演变 3.1 |
| 我国及世界大豆生产情况分析 3.2 |
| 国内外大豆消费变化情况分析 3.3 |
| 我国大豆贸易情况分析 3.4 |
| 国内外大豆供求平衡与市场价格 3.5 |
| 我国大豆生产成本与竞争力分析 3.6 |
| 我国大豆生产相关支持政策的演变 3.7 |
| 我国大豆目标价格补贴的政策梳理 3.8 |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
|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4.1 |
| 目标价格对农户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4.2 |
| 不同类型农户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4.3 |
| 目标价格补贴增产效应的实证分析 4.4 |
| 相关价格支持政策对目标价格增产效应的抑制作用分析 4.5 |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
| 目标价格补贴时期大豆价格形成机制的分析 5.1 |
| 本章研究的问题 5.2 |
| 目标价格实施前后国产大豆价格与进口大豆价格传导 5.3 |
| 目标价格实施前后油用大豆产业链价格传导的差异 5.4 |
| 目标价格实施前后国内大豆期现货价格关系 5.5 |
| 目标价格期间价格形成机制变化的新解释 5.6 |
| 本章小结 第六章 |
|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福利分析 6.1 |
| 本章研究的问题 6.2 |
| 理论分析 6.3 |
| 模型构建 6.4 |
| 参数设置 6.5 |
| 模拟分析 6.6 |
| 本章小结 第七章 |
|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 7.1 |
| 本章研究的问题 7.2 |
| 模型构建 7.3 |
| 参数设置 7.4 |
| 模拟分析 7.5 |
| 种植者要素收入的进一步讨论 7.6 |
| 本章小结 第八章 |
| 结论与政策建议 8.1 |
| 全文的研究结论 8.2 |
| 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附录1 |
| 村干部调查问卷 附录2 |
| 农户调查问卷 附录3 |
| 相关表格 附录4 |
| 三要素替代关系推导 致谢 作者简介 |
（10）东北传统豆酱制作工艺及酱文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三、主要内容体系 |
| 四、资料来源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北地区历史地理与农业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环境条件 |
| 一、自然环境 |
| 二、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农业生产概况 |
| 一、原始农业的产生及发展 |
| 二、传统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
| 三、农业生产的近代化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饮食概况 |
| 一、食物原料由“简”及“繁” |
| 二、饮食结构逐渐丰富,日趋合理 |
| 第二章 东北地区豆酱起源 |
| 第一节 豆酱的历史渊源 |
| 一、秦汉以前的酱 |
| 二、西汉以后的豆酱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豆酱的起源 |
| 一、豆酱发明所必备的条件 |
| 二、唐代的“栅城之豉” |
| 三、宋金时期“以豆为酱” |
| 第三章 东北地区豆酱的传统制作工艺 |
| 第一节 豆酱制作工艺的演变 |
| 一、北魏首次出现制酱工艺记载 |
| 二、唐代制酱技术获得突破 |
| 三、元代制酱技术发生革新 |
| 四、明清时期制酱技术趋于成熟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传统豆酱的制作 |
| 一、制大酱法 |
| 二、制盘酱法 |
| 三、其他种类豆酱的制作 |
| 四、传统酱油的制作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传统制酱工艺特征 |
| 一、传统工艺中历代制酱技术的体现 |
| 二、传统工艺独特性的表现 |
| 第四章 东北地区饮食生活中的酱文化 |
| 第一节 豆酱的食用方法 |
| 一、蘸食蔬菜 |
| 二、烹饪中调和五味 |
| 第二节 酱对蔬菜发酵制品的影响 |
| 一、各类酱渍菜的制作 |
| 二、东北地区酱菜的特点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饮食中的酱文化 |
| 一、满族的酱文化 |
| 二、锡伯族的酱文化 |
| 三、朝鲜族的酱文化 |
| 第四节 东北地区酱文化成因分析 |
| 一、受地域因素影响 |
| 二、丰富的大豆资源 |
| 第五章 民风民俗中的酱文化 |
| 第一节 岁时民俗中的酱文化 |
| 第二节 语言民俗中的酱文化 |
| 一、民间故事中的酱文化 |
| 二、谚语中的酱文化 |
| 三、制酱中的禁忌活动 |
| 四、地名民俗中的酱文化 |
| 第三节 服饰民俗中的酱文化 |
| 一、酱文化对服饰中配饰的影响 |
| 二、颜色中的酱文化 |
| 第四节 民俗宗教中的酱文化 |
| 一、满族萨满教的神话 |
| 二、民间祭祀活动 |
| 第六章 东北地区酱文化同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交流 |
| 第一节 酱文化交流的背景 |
| 一、悠久的大豆栽培历史 |
| 二、相似的饮食消费习惯 |
| 三、同处于发酵饮食文化圈 |
| 第二节 东北亚酱文化的传播路线 |
| 一、唐代以“栅城”为中心传至朝鲜半岛地区 |
| 二、从我国东北地区传至日本的“黄酱”之路 |
| 第三节 东北亚地区酱文化异同比较 |
| 一、食用酱的种类 |
| 二、传统制酱工艺的异同 |
| 三、主要食用方法的异同 |
| 第四节 日韩酱文化现代发展对我国酱文化发展的启示 |
| 一、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酱文化 |
| 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
| 三、在现代拓宽其应用的广度 |
| 第七章 传统制酱工艺的发展和传承 |
| 第一节 东北传统制酱工艺的价值探讨 |
| 一、“过去时”价值 |
| 二、“现在时”价值 |
| 三、“将来时”价值 |
| 第二节 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受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 |
| 二、在现代面临“消失”的危险 |
| 第三节 东北传统制酱工艺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
| 二、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与经济利益相结合 |
| 三、深入研究,注重对其文化功能的保存 |
| 四、改变“匠人”思想,提升大众的认同与参与 |
| 五、通过多种途径,客观、完整地记录工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四、中国东北地区大豆食品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黑龙江省大豆加工业生产结构优化研究[D]. 王宏蕾. 东北农业大学, 2021
- [2]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D]. 孟二壮.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食物频率问卷信效度评价及东北地区居民膳食营养状况评估[D]. 崔琪.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4]东北地区传统发酵豆酱中真菌区系及功能菌株的代谢组学研究[D]. 孙晓东.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1)
- [5]近代关内移民与东北饮食文化变迁研究[D]. 李思豫. 吉林师范大学, 2020(07)
- [6]三井物产在东北的经济活动研究（1926-1941）[D]. 邓艳.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7]深化东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D]. 陈欢. 辽宁大学, 2019(01)
- [8]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D]. 石慧.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9]中国大豆目标价格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D]. 马英辉.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10]东北传统豆酱制作工艺及酱文化发展研究[D]. 王哲.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