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职英语教学中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一、论职业学校英语教学中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论文文献综述）

邢丽珊^[1]（2020）在《职业启蒙教育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渗透研究》文中提出职业启蒙教育是职业生涯教育的开端,也是职业教育的基础,与高中和大学阶段带有明显职业定向性质的生涯指导教育相比,职业启蒙教育具有非定向性,更侧重于职业生涯教育初期的职业认知、职业理想、职业价值观这三个方面,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终身职业发展。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职业启蒙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基础教育中开展职业启蒙教育不仅可以促进普职融通,而且能够为众多中小学生的职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本研究以明确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是否能够进行职业启蒙教育的渗透以及如何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职业启蒙教育为出发点,综合运用文献法、访谈法、观察法进行研究。首先通过论述初中英语教材包含丰富的职业启蒙教育素材,《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有明确的内容要求以及归纳出渗透式教学的内容这三方面明确了职业启蒙教育的可行性。其次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对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职业启蒙教育的要素点进行分析,主要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这四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最后,采用访谈法和观察法对职业启蒙教育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渗透现状进行调查并提出可行性建议。通过调查发现了以下问题:钻研止于教材表面,缺乏职业素材的挖掘;不够关注学生诉求,忽略职业兴趣的分析;阅读讲授照本宣科,职业素材提取不足;写作与口语交际索然无味,职业感受路径缺失;课后拓展方式的缺乏。因此,在初中英语教学中进行职业启蒙教育的改进建议有:就课前设计而言,一是要挖掘教材,设计职业渗透教学环节。二是要以生为本,全面了解学生职业潜质;就课程渗透而言,一是强化英语语言的理解运用,实施自我认知教育。二是英语课堂联系学生实际,渗透职业认知教育。三是写作与口语交际注重教学渗透;就课后拓展而言,一是拓宽阅读,延伸职业启蒙素材。二是开展多样活动,促进职业意识内化。

孔凯^[2]（2020）在《多维激励方法融入中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应用 ——以《新能源汽车结构与检修》课程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之下,坚持将人才建设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根本,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理实一体化教学符合中职教育本质需求,且一直处于我国顶层设计之列。然而,目前中职理实一体化教学并没有达到预期实施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职学生在理实一体化学习中对理论的学习积极性不高。针对这一现状,本研究提出将多维激励方法融入中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旨在提高中职学生在理实一体化学习过程中的理论学习兴趣、学习自信心和学习成就感,进而有效促进中职学生“理实双向”建构。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调查法和德尔菲法展开分析和研究。其一,在国内外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多方位分析国内外理实一体化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其二,对多所中职学校进行调研,发现中职理实一体化教学实施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其三,严格按照教学模式构建思路和步骤,以“理实双向”建构为最终教学目标,多方位分析教学模式中“理论依据、教学目标、操作程序、实现条件”四大要素,进而对多维激励方法融入中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进行初步探索。设置了“三个阶段”:（1）基于竞争激励的“理实感知”阶段;（2）基于信心激励的“理实交融”阶段;（3）基于成就激励的“理实扩展”阶段、“六个环节”:（1）“自主感知”预习环节;（2）“理实互动”引导环节;（3）“理实互释”初探环节;（4）“理实互证”再探环节;（5）“理实互融”评价环节;（6）“理实扩展”适应环节。教学全程融入了竞争激励、信心激励、成就激励等多维激励方法,包括自媒体运营、教学视频自制、“子步骤”教学、“云班课”教学、“Bingo卡”教学等。其四,通过德尔菲法向职业教育学、教育心理学领域等多位专家进行意见征询,进而明确多维激励方法融入中职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可操作性。其五,依据最终确定的多维激励方法融入中职理实一体化教学基本思路,展示将多维激励方法融入《新能源汽车结构与检修》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中的应用。最后,对本研究的探索进行总结,提出不足和未来的展望。

张小梨^[3]（2020）在《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 ——基于深圳考察》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追求与梦想,也是今天我们汲汲以求的奋斗目标和时代主题。职业教育现代化作为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与作用十分重大。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走了一条不寻常的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道路,中国教育现代化裹挟在社会整体现代化浪潮中瞄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书写出浓墨重彩的篇章。职业教育因在教育整体系统中与经济社会直接而又紧密的关系,其现代化历程更具丰富、多彩与艰难,职业教育现代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时代课题。研究职业教育现代化,有多种视角,多种核心议题,但是基于中国幅员广阔、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无疑是透视现代化发展的的重要观察点。可以说,没有区域的率先职业教育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全国的职业教育现代化。我国区域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深圳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已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辉煌成就的缩影和体现,对深圳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无疑最具典型性和可借鉴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深圳的教育现代化任重道远,一个原本典型的农村教育在深圳实现现代化伟大历程中走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作为教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变迁?本文在分析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城市特点,包括发展的动力、发展的速度、模式等发展道路、特色的基础上,以区域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为分析的理论基础框架,综合运用历史的、调查的、比较的等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首先,“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职业教育的作用和定位十分特殊。将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历程置于中国社会背景下分析,本研究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和区域化发展,研究分析职业教育在政策规范治理下的应然状态,分析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发展阶段水平和我国职业现代化区域化建设路径,从而为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证研究提供支撑和依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重点对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总结概括出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回答了职业教育现代化与深圳经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从与区域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到适度超前发展、科学发展、自主发展、跨越发展再到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其次,经过40多年的探索,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模式,本研究将之概括为:工学结合的“宝安模式”;职普衔接的“中职电大直通车”模式;协同治理的“职教集团”模式;产学研用的“校企合作”模式。第三,论文从人的现代化、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以及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描绘了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尤其重要的是揭示出这些目标实现的路径,如通过深圳城市精神的形成促进人的现代化;通过制度的创新建设现代职业教育制度;通过产教深入融合全面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能力;通过学习借鉴促进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现代化、职业教育的信息化和国际化等。最后,论文在结语部分总结概括出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特征、经验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吴传刚^[4]（2019）在《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古以来各国都有对于教师标准的关注,但对于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则是在教师专业化研究背景下展开的。到20世纪80年代教师专业标准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我国对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起步较晚,是在21世纪初开始的,但发展较快,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特别是2012年我国正式颁布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提出幼儿园及中小学合格教师专业素质基本要求,正式开启了教师专业标准改革之路。这里选取了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的梳理与比较,分析探求教师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要素——标准,并寻找教师“标准”发展的历史逻辑及现实规律,探求专业化背景下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理论基础及完善策略。研究中采取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搜集了我国自1896年开始至2019年的我国关于中小学教师标准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比较借鉴了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的教师标准发展中的基本经验。调查了我国中小学教师工作情况。从中发现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存在诸如工具理性过强人文关怀不足、对时代新要求反映不足、对在职教师要求不足、对新技术应用要求不足等问题。并依据人本理论、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发展等理论结合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实际,提出了从丰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内容、完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职前职后层次结构、保障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作用发挥、提高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水平四个方面的策略来完善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黄晓玲^[5]（2019）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文中认为课程开发是技术技能积累和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在职业教育担负技能强国历史使命、校企合作亟须根本性突破、职业教育课程范式转型的背景下,针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企业缺位和浅层参与的问题,探讨企业的角色及其职责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围绕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运用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经验总结、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企业责任的合理性、责任的现状、责任的内涵、责任的内容和责任的履行等进行研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及其课程开发是由二者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企业技术性和制度性的两重属性以及职业教育职业性和技术性的本质,内在地规定着企业技术技能与职业教育产品的同一性、企业技术技能生成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契合性,以及企业技术技能生产载体与职业教育课程的同质性,集中体现在面向工作世界的技术经验及其获得过程上。当前企业虽无法律规定的参与职业教育的强制性义务,但其对职业教育产品的需求决定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利益主体,具体表现在企业作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主体、职业教育混合供给主体以及校企跨界合作育人主体。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协作的建构过程,企业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重要的合作主体,其对职业教育专用技术技能的诉求从根本上决定参与开发的课程集中在专用技术技能课程。理论上企业具有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合理性,但事实上企业普遍参与不足,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课程开发也处于起步状态,应然与实然的差距显现明确企业责任的迫切性。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是基于其合作主体角色主观认识和客观能力的,在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开发过程或课程产品形成中的回应和实际付出,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正义的统一性,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道德和利益的内在依从。责任的生成源于政府的权利赋予、企业的经济动力和能力基础,以及职业院校的迫切需求和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作用对象的特定性、责任边界的明晰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又决定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有限性。根据责任内容划分的基本原则和功能导向的划分依据,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主要有导向责任、供给责任和协作责任,三种责任自成一体并形成责任内容的基本框架。导向责任集中体现为培养质量确认及反馈,通过需求导向、标准导向和评价导向实现;供给责任体现为技术技能积累和提供,通过提供智能形态、实体形态和工艺形态技术技能实现;协作责任体现为专业课程的设计与实施,通过专业理论课程中的辅助性协作、专业实践课程中的主导性协作和理实融合课程中的对等性协作实现。目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履行处于起步阶段,校企合作程度较浅且覆盖面较窄,同时企业内在动力不足、认识及行动存在较大落差。这除了经济区位、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影响外,也受制于企业行业分类、技术类型、所有制形式、所处发展阶段和实际规模等自身因素影响。为推动校企合作课程开发有效、有序发展,从企业履责意愿角度,需进一步激发企业内在动力、协同多种外部力量、增强企业自身基础能力;就责任实现机制而言,需进一步构建基于法定性契约的校企合作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连接作用,推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走向课程治理,建立有效的企业履责评价与激励制度;对履责环境的优化,需推动劳动力市场环境的良性发展,引领文化环境的认同与接纳。

单作民^[6]（2014）在《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制度变革研究 ——以J职业学院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政府的主导与大力推动下,作为引领职业教育发展和在构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承担重要使命的高等职业学院,与其它层次的职业教育机构一样,其人才培养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以“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为基本方向。作为其重要载体的校企合作活动已经成为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线。在这种业已推进的改革过程中,高职学院学生管理制度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也已成为影响校企合作进程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主要以新制度主义相关组织理论为理解、分析框架,以高职教育的个体组织--J职业学院（以下简称为“J学院”）为例,以该学院在开展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学生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以个案研究为基本方法,综合运用调查访谈、文献研究、实地观察、演绎归纳和量化分析等具体方法,对J学院近三十年来学生管理活动的历史进行了考察,重点从组织和个体层面对该高职学院近年来开展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学生管理活动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从制度变革的角度对J学院学生管理的变革举措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研究表明,J学院学生管理活动的开展深受国家政策影响,尤其是深受校企合作制度影响,同时也受到不断介入的其它内部和外部管理情境因素变化的制约。随着J学院校企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该院传统学生管理模式的不适应问题日益凸显,在组织内部层面主要表现为学生管理职能的模糊性、某类校企合作方式（如“订单式教育”）的特定性以及学生管理形态的分散性。而在个体层面则主要表现为学院管理者和师生因不同的价值信念或不同的利益诉求所导致的,对校企合作中学生管理问题的不同理解。类似这些问题在合作企业一方也同时存在着。学院为了协调不同专业和年级的学生参与校企合作活动,妥善处理学院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政策冲突和矛盾,一方面采取强化学生管理“重心”的移动、加快顶岗实习管理与学生管理的融合、协调校企合作参与方的多重利益关系以及学生管理流程再造等调适举措,使得校企合作中学生管理的规范化得到加强,学生管理者对校企合作的认知和态度有所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学生个体的社会化发展；另一方面在J学院变革举措之间又体现了一定的冲突性。J学院在后期又加强了院一级的统筹管理力度和频度,也因此造成了为适应某些校企合作项目而不断地“肢解”着该院相关学生管理制度和政策规定的统一,使合作项目在大多数情景下无章可循,从而延续着“一事一议”的管理模式,制约了下级实习教学单位拓展其校企合作空间的主动性；从整体上看,这种制度变革不仅带有一种冲突性、不确定性色彩,并且也是渐进的。论文根据当代美国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学者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nd Scott）所归纳的论点,分别以社会系统制度化的三种竞争性机制（回报递增、承诺递增和客观化）来理解J学院学生管理制度的变迁；以制度三大基础要素（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的组织合法性观点来解析J学院学生管理制度的运行现状；以组织场域的构成、冲突和协同来解释J学院学生管理制度的变革；本研究在深入分析推进高职校企合作与学生管理制度变革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对进一步深化高职学生管理制度的变革提出了政策建议。论文在把组织理论运用于中国高职学院内部管理个案研究（组织个体研究）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尝试；论证了当今中国高职校企合作的开展与学生管理制度变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密切相关：实地研究表明,个案所体现的高职学生管理制度的建立、运行和变革并不是独立的过程,而是个案对象在变迁中所呈现的不同侧面。

赵剑宏^[7]（2013）在《蒙汉双语教育背景下蒙古族学生英语学习研究 ——以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小学为个案》文中提出本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蒙古语授课学生为调查对象,运用社会语言学个案研究方法,考察蒙汉双语教育背景下的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分析基础教育阶段蒙古族学生的英语学习成效、学习特征和影响因素,探讨蒙古族学校英语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现行蒙汉双语教育政策指导下,蒙古族中小学全面开设了英语课程,蒙古族学生主要通过课堂学习英语。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内蒙古双语教育背景下的外语课程政策沿革,并在蒙古族聚居程度较高的锡林郭勒盟开展个案调查,从主体与客体评价、外部与内部对比等层面,综合研究不同性别、学段和学业程度蒙古语授课学生的英语学习成效、特征和需求,分析影响蒙古语授课学生英语学习的教育政策、语言环境、英语师资、英语学习条件等因素,探讨蒙汉双语教育背景下蒙古族学生的英语学习成效与多语掌握程度的关系。从教育政策的动态发展角度分析,内蒙古双语教育的语言能力目标要求不断提高,外语成为蒙古族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外语课程的地位逐步确立,课程目标和评价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从英语学习的现实环境因素分析,蒙古族中小学英语师资较为薄弱,英语学习的客观条件不理想,蒙古族学生需在汉语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环境中学习英语。从学习成效看,英语起始学段下延后,蒙古语授课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仍然偏低,多数中学生存在英语学习困难,英语成绩两极分化明显。从语言能力看,作为不平衡双语者,绝大多数蒙古语授课学生需借助蒙古语和汉语学英语。不同性别、年龄的学生在语言使用情况、学习态度和方法、学习需求等方面存在显着差异。与男生相比,女生的汉语水平相对较高,更多借助汉语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英语学习成效也更高。与高中生相比,初中生上学前习得汉语的人数比例增加,英语学习态度和方法的自我评价相对更高。在优先发展民族教育的政策支持下,内蒙古民族中小学英语教学快速发展。从内蒙古双语教育的发展趋势看,英语学习环境不断改善,学生的汉语水平不断提升,英语学习成效也将随之提高。然而,实现“母语作为基本要求,汉语作为必备素质,外语作为发展能力”的双语教育目标,需要协调发展多语能力,解决现存教学体系中存在的制约因素。为促进蒙古族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民族教育质量,本研究在探讨英语起始学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蒙汉双语教育体系中英语课程的定位,分析英语课程标准的适切性,并从外语课程发展规划、师资建设、学习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

罗银科^[8]（2012）在《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基于农业教育的分析》文中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是当下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关注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的回溯，但是目前学界尚缺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即试图对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农业学校教育（以下简称“农业教育”）进行梳理、评析。论文从职业教育的意义、目的和范围三个维度，对近代职业教育的内涵进行梳理与辨析，发现近代职业教育的内涵存在“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笔者认为应从“实然”层面理解职业教育的近代内涵。进而推演出近代农村职业教育的内涵。农村职业教育针对农村，因而以农业教育为主，而职业学校教育是职业教育最主要的形式。因此，本研究的内容就是职业教育四类型中的农业教育，三形式中的职业学校教育，即论题：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基于农业教育的分析。论文将研究范围内农业教育的发展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抗战及内战时期四个阶段，并回溯清末农业教育的发展，以便前后衔接。每个阶段主要从农业学校的设置与修订、农业学校课程与教材、农业学校师资、农业学校经费、农业学校与学生五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就以上各方面做前后的对比，标明特异之点，给予简要评价，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希望这样的尝试对后继研究者有所帮助。第一章，笔者提出“癸卯学制”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学制系统，但是并不适用于农业教育。初等农业学堂与中等农业学堂之间不存在断层现象。开设课程适当融入了一些具有本土性的课程，一律没有读经课程。清末采取了延聘外国农学教习、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农业再回国办学和设立农业教员养成所三种方式培养农业师资，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农业学堂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款、官员富绅出资和适当收取学生学费三种途径，其中官员富绅出资兴办较为普遍。初、中等农业学堂数和学生数有了较快增长，但是作为实业教育的一部分，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少。第二章，笔者认为“学堂”到“学校”称谓的改变，可以看作是新政府为了与前朝“划清界限”的一种姿态，但实际并无改变。而从“初、中等”改称“甲、乙种”则有实质性的变化，即意在打破农业教育系统，割断各级农业教育的联系，但在事实层面很难办到。从“壬子癸丑学制”始，高等农业教育从职业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农业教育限于中等以下。该时期缺乏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本土性农业教材。师资仍然沿袭清末的培养模式，以农业教员养成所为主。农业学校教员人数，多于同期工、商业学校教员数。农业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府、农会、私人和学费。该时期实业教育经费在各中等教育中所占比重最低，但以生均教育经费计算，则一直处于较高位置。农业学校经费数高于同期工、商业学校经费数。第三章，笔者认为本期农业学校设置“自由度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之前学制存在问题的修正，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庸”之道的体现。本期首次拟定了农业学校课程标准，同样体现“自由度大”的特点。出版了一些农业教育教材，但是并未改变农业教育教材难觅的局面。“自由度大”的特点在师资培养上也得到体现。但是这种看似自由度大的规定，事实上是承认了之前学制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方式，不做任何改变。该时期职业教育岁出经费数占整个中等教育岁出经费数的比重在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1922年新学制后，普通教育职业化吸纳了本该直接投入到职业学校的经费。第四章，本期农业学校设置与“壬子癸丑学制”如出一辙，这是对于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的一种“规避”。农业学校设置以立法的形式呈现，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但不能高估，它不过是民国法律架构的一小环。首次有了部颁农业教育各科课程表，对于提高农业教育水平不无帮助，但是仍无课标。主观上的不作为是主要原因。终于有了部订农业学校教材，并且在职业教育各科中数量最多，但是仍有不少学科无部颁教材。农业教育师资问题正随着整个职业教育师资问题逐渐解决，但是效果还未显现，抗战即爆发。农业教育经费来源在制度层面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为了挽救因“壬戌学制”职业教育普通化造成的中等教育严重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扩张职业学校的措施，但是中学“独大”的状况并未改变。第五章，本期农业教育在制度上为适应战争需要，做了微调。依然沿用1933年的类课标。组建了专为编辑农业教材的“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且融入了奖励机制。这种机制对农业教材的编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农业师资问题受到重视，并在实际层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远没有达到解决的程度。农业教育经费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战时公费制度刺激了职业学校的发展，但是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之间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原因一方面在于承诺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无法落实，另一方面在于普通教育也有相应的激励措施。第六章是对前五章共性问题的探讨。先从农村经济的角度探讨了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主要从农民、农业和农村三个维度展开。笔者认为农民与农业的需要，使得农业教育成为必要，农村的状况为农业教育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分析应建立在排除“农业破产论”这一“歧路”的基础上。职业教育“重农”与“重工”论争是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又一歧路。笔者对这一论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希望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第七章，笔者试图以实证的方式，通过对《教育与职业》（1917—1949）杂志全208期共3139篇文章进行数据统计，从计量的层面分析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特点。主要关注“农业教育”和“农村教育”两个维度，从文章的数量、年代分布、介绍国家和介绍中国省份四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用数字表明：民国时期农业教育“质”“量”兼备；民国时期农业教育“与时俱进”；民国时期农业教育“内外兼顾”。前面单纯的研究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发展是无法得出这些结论的，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了这样实证研究的意义所在。

刘峰^[9]（2011）在《中职生就业情况调查及思考》文中提出当前,中职生就业专业对口率不高、工资待遇吸引力不足、就业稳定性差,这已经影响到了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中职生就业现状调查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或现象,值得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建立"以反馈促改进求发展"的良性机制,是中等职业学校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也是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客观需要。

中国职教学会职教期刊编辑专业委员会^[10]（2009）在《第七次全国优秀职教文章评选结果》文中研究表明

二、论职业学校英语教学中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职业学校英语教学中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论文提纲范文）

（1）职业启蒙教育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渗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多维激励方法融入中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应用 ——以《新能源汽车结构与检修》课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 ——基于深圳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制度变革研究 ——以J职业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蒙汉双语教育背景下蒙古族学生英语学习研究 ——以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小学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基于农业教育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中职生就业情况调查及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职业学校英语教学中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论文参考文献）

• [1]职业启蒙教育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渗透研究[D]. 邢丽珊.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2020(06)
• [2]多维激励方法融入中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应用 ——以《新能源汽车结构与检修》课程为例[D]. 孔凯.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3]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 ——基于深圳考察[D]. 张小梨. 天津大学, 2020(01)
• [4]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D]. 吴传刚.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2)
• [5]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D]. 黄晓玲. 天津大学, 2019(06)
• [6]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制度变革研究 ——以J职业学院为例[D]. 单作民.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7]蒙汉双语教育背景下蒙古族学生英语学习研究 ——以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小学为个案[D]. 赵剑宏.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8]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基于农业教育的分析[D]. 罗银科.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9]中职生就业情况调查及思考[J]. 刘峰. 当代职业教育, 2011(12)
• [10]第七次全国优秀职教文章评选结果[J]. 中国职教学会职教期刊编辑专业委员会. 职业教育研究, 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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