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社会学与社会经济史研究

一、新经济社会学与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陈陈^[1]（2020）在《论全汉昇史学》文中认为全汉昇是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他的史学研究取径始终仰瞻时代潮流,以切合时宜的历史观念为指南。从早期的社会历史观到多元化的史观再到世界体系的全球史观的调新,他的每一次史学观念的新陈代谢,都能够源源不断地引进和吸纳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于自己的经济史研究当中,最终实现了其贯古通今、融中会西的史学特质。全氏史学特质的生成一方面源自于他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得益于陶希圣、傅斯年、严耕望、梁方仲等诸多良师益友的引导和启发。他在北大求学时期如坐春风,饱读史学典籍的同时又广泛吸取陶希圣、傅斯年、钱穆等名师及多种流派的学养,为他积累了深厚的史学底蕴。在史学实践方面,全氏多次投稿《食货半月刊》,在研究中国行会制度史方面亦取得初步成果。任职史语所后,全氏在史料的搜集、考证方面颇为用功,他兼取陶、傅之长,在唐宋都市与运河研究以及货币与物价史领域大放光彩。执教台湾时期,全氏受亚赛尔与芮夫的影响,力图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研究中,他从资本、运输、选址、制度、生产等各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汉冶萍公司经营失败的原因并揭示了中国工业发展迟缓的根源。执教香港时期,全氏致力于研究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贸易对中国货币与物价的影响,最终完成了中国货币经济制度的体系化研究。史料扩充的多样性提供了全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优质材料,批判的眼光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带给全氏无数的灵感和技巧,注重中外经济史比较研究以及政治军事制度背后的经济因素,都使得他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游刃有余。全氏一生以至高的热忱倾注学术与教学,不仅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培养出众多人才,更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港台的鲜活面相,其治史育人之精神值得后辈学者感怀追缅。

李晓宇^[2]（2019）在《黄宗智乡村经济史研究述论》文中研究说明黄宗智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其对中国的研究视角是多元化的,主要包括对中国政治史、乡村经济史及法律史三个方面。但以其乡村经济史的研究享誉世界。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黄宗智在乡村经济史研究中对史料的深入挖掘、对历史学理论的使用的同时吸收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黄宗智通过对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学理论的扬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体主义理论与形式主义理论中对小农的讨论的辨证的结合,勾勒出中国乡村社会小农的面貌,也逐步完善了其“过密化”理论。但黄宗智并未局限于此,而是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将中国的国家与乡村社会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因此,黄宗智的乡村经济史研究成为国内外学界对中国乡村研究的不可绕过的经典。

梁庆寅,郑振满,陈春声,张小军,刘志伟,张侃,黄向春,张应强,郑莉,李宗翰^[3]（2016）在《学术共同体》文中认为在量化考核、学术GDP挂帅、全球"点对点"搜猎人才风行中国学界之际,富含创造力、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的诞生,似乎更加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培育学术共同体,事实上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学术常态发展的头等事情。被誉为"华南学派"的一群历史人类学家数十年如一日,承上启下,深耕田野,切磋互动,已然自成今日难得一见的有机学术共同体。开放时代杂志社联合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邀请"华南学派"部分学者及其他相关学者于2016年3月5日至6日在"华南学派"重要田野点之一的金门岛,举办题为"学术共同体"的第三次开放时代工作坊。与会者根据现场发言内容,撰写了这组笔谈。

唐兴军^[4]（2016）在《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文中提出嵌入性治理是强调国家、行业协会与企业（市场）在坚守固有边界的同时又相互嵌入,这种嵌入既有源自国家的自主嵌入,也有因行业协会要求与依赖下的被动嵌入,二者在形式上相对分立,职能上交互嵌入的行业治理新模式。论文认为,嵌入性治理较之于传统管理模式,具有诸多优势,解决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首先,通过政治嵌入行业协会之中,发挥行业协会在产业发展与转型、市场自律与调控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了国家直接干预行业企业的弊病,消除了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越位与错位等不和谐的市场治理方式,构建起现代柔性的市场调控手段；其次,国家通过组织、制度与利益嵌入,与行业协会建立起共生关系,消除了社会经济精英主动挑战执政党与国家权威的动力；再次,由于国家嵌入行业协会,并逐步内化到行业协会的组织肌体之中,增强了其汲取市场社会资源的能力,增加了国家社会互动的机会,夯实了执政党与政府的社会基础；最后,嵌入性治理能够更好的整合行业信息,减少信息在权力系统中传递的时间与失误,降低行政成本,有效缓冲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摩擦。国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一是制度嵌入,即国家依靠公共权力的强制手段与法律制度规训,实现对行业协会监督管理、引导规制的目标,制度嵌入的最优状态是行业协会治理的法治化；二是组织嵌入,即执政党和政府将组织植入并内化到行业协会之中,通过人员安排,组织架构、价值引领来实现对行业协会的引导与控制；三是利益嵌入,国家通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政府购买服务等经济利益诱导,促使行业协会朝着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方向发展。三种嵌入机制之间互相联结,相互增进,继而为嵌入性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制度嵌入一方面为行业协会的存续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增进了行业协会内部的规范化治理,促使行业协会积极有序地参与行业发展规制与自律；组织嵌入有利于行业协会的组织架构与国家—市场体系有机衔接,通过执政党与政府的组织植入,确保行业协会行动方向与国家治理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增强行业协会的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嵌入有利于夯实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利益嵌入则是行业协会拓展公共空间,获取自身发展的经济资源的重要渠道。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利益嵌入行业协会之中,有助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政策的实施与贯彻。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个案研究发现,国家嵌入对行业协会的合法性地位、组织结构、社会资源的汲取产生了积极的形塑作用,国家通过制度、组织与利益等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行业协会依据自身及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进行策略性行动。通过互动交汇,行业协会原有的自主性逻辑以反嵌入和妥协的形式纳入到国家治理中。基于资源依赖与合法性追求的动机,行业协会对行业企业和国家产生双向依赖的形态,嵌入性治理体现了权力行使过程的一种转化,即国家在社会之上行使权力转化为通过社会行使权力。但是,国家作为嵌入主体,行业协会作为嵌入客体,双方在深入和持久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国家往往通过调适嵌入方式以试图加深对行业协会的嵌入层次和程度；而行业协会为获得合法性地位和行政性资源,不但乐于接受国家的嵌入,而且借助政府等公共权力资源对政府职能进行反嵌入,进而形成一种相互型塑、联动嵌入、协同治理的网络格局,但是双方没有边界的互嵌将导致嵌入过度,最终导致行业协会的组织趋同僵化、治理绩效低下,因此适度嵌入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国家适度嵌入行业协会的实现有赖于嵌入机制的优化与改善：在制度嵌入方面,建立适度的规制与宽松的制度环境,减少对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微观干预,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制度供给要以制度需求为基础,防止制度供给过剩和制度网络过密。在组织嵌入方面,规范执政党与政府等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厘清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与部门设置要以行业发展和会员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的指令或政府职能的转移为中心,避免行业协会内化为“二政府”；淡化行业协会党组织的政治职能,强化其利益整合与服务职能。在利益嵌入方面,以项目制推进行业协会治理,构建开放的利益吸纳与整合机制,同时注重提升行业协会的自主治理与行业服务能力,行业协会在参与行业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中应以服务会员企业和整个行业为中心,而不是以契合政府利益,取悦于权力部门为目标。研究还表明：嵌入性治理绩效取决于国家嵌入程度,适度的政治嵌入有助于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体系,过度嵌入则导致行业协会的内卷化与自主性缺失。从本原来讲,行业协会应从属于市场和社会,而不是从属于国家（或政府）。要防止国家过度的自主性扩展,需要国家行为制度化和国家权力制约化,前者依托于法治建设,后者依托于民主建设。国家的组织嵌入、利益嵌入都需要以制度嵌入为基础,改变国家以自身需求为中心吸纳整合行业利益的单向度传统管理体制,不断拓展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构建制度化、法治化的参与机制,将组织嵌入、观念利益嵌入逐步转向制度嵌入。这就要求国家在嵌入行业协会的过程中,坚持适度原则,通过调适制度嵌入、组织嵌入和利益嵌入的方式与程度,增进治理绩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刘永华,张侃,饶伟新,黄向春,应星,程美宝,刘昶,刘一皋,刘志伟,孟庆延,齐小林,郑振满,杨奎松,梁勇,郑莉,胡玉春,丁仁祥,王才友,满永,王奇生,黄道炫,张宏卿,黄文治,麻国庆,郭凡^[5]（2015）在《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4年起,本刊设立开放时代论坛,每年11月第一个周末定期举办,至今已逾十二届。开放时代论坛旨在邀集多领域学者,推进对前沿公共议题的跨学科讨论。自2015年起,本刊再设不定期的开放时代工作坊,旨在邀集某学科或某些相近学科的学者,对学科内与时势相接的重要学术问题作专门探讨。第一次开放时代工作坊于2015年1月13日至14日在中山大学举办,主题为"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我们希望从长时段、日常生活、地方社会的角度展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延续性,以区别于惯行的党史研究。以下内容根据第一次开放时代工作坊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人审订。评论及讨论部分的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因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未能一并刊出。

朱琳^[6]（2013）在《回顾与思考:清代粮价问题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清代粮价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粮价数据整理和粮价奏报制度,粮价长期趋势、短期波动,区域性粮价研究,粮价变动的社会影响,以及利用粮价数据研究市场整合。伴随着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统计学方法相结合,清代粮价研究逐渐呈现出多视角、多方法以及学科交融的研究趋势。本文分五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的论着进行了归纳综述。

冯雪^[7]（2013）在《1949-2011年中国经济通史研究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11年,中国经济通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新理论、方法的指导下,整理、运用各种史料,出版了一批批着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经济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分两个阶段（1949—1999；2000—2011）论述了中国经济通史研究的发展。主要论述了中国经济通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分析了各个阶段中国经济通史着作的特色、价值及其在中国经济通史研究中的地位。最后对中国经济通史研究这62年的发展做一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有益于中国经济通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了中国经济史的定义和研究概况,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中国经济通史”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进行界定。第二部分概述了1949—1999年中国经济通史研究情况,对主要的中国经济通史着作进行分析,展现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通史研究的发展。第三部分对2000—2011年中国经济通史研究概况进行分析,并分析了这一时期主要中国经济通史着作。通过前后对比,呈现出中国经济通史研究的发展轨迹。第四部分对1949—2011年来中国经济通史研究的发展进行反思,分析中国经济通史的研究特点以及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针对这些不足提出相应的意见,并展望了中国经济通史研究的发展前景。

宋娟^[8]（2013）在《唐代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干预研究》文中指出经济是政治统治的基础,任何国家和任何政府都或多或少地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干预的基本途径和具体方式不同而已。本文以唐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干预行为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及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探寻国家干预商品经济的思想根源和政策渊源,分述唐政府在官营和私营两个维度中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消费领域中的干预政策和措施,并对唐前期和中后期干预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的理论对唐代商品经济的干预政策进行整体阐释,揭示商品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式与实质等问题。第一章探究古代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思想根源和政策渊源。《管子·轻重》诸篇所阐述的“轻重论”是古代国家干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轻重论”主张国家通过利用商品货币流通规律,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及部分商品生产领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轻重论”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发展,汉武帝推行的铸币官营、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等政策为轻重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经济政策,是封建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渊源。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政府干预商业或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下实行的。抑商的思想和政策则产生于战国时期,西汉武帝时期加强工商业管制的各项措施将“抑商”推向高峰,形成了后世抑商政策的传统模式。第二章论述唐政府对官营工商业的经营与管理。唐代官营手工业大部分是为满足统治阶级的内部供给,政府进行的商品性生产只是极少部分,官府手工业与市场联系较少。但唐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及商品经济力量的增强,官府手工业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中“和雇”现象和原材料供应中“和买”现象的增多。在官营商业方面,唐政府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商品经济活动,在唐安史之乱以后,官营商业带有强烈的财政获利性和强制性。唐代官府从事的商业贸易主要有国家垄断专营的直销贸易,常平制的囤积贸易,官本放贷的货币贸易以及具有强制性的和籴与宫市四种形式。第三章论述唐政府对民间商品经济活动的管理与控制。唐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民间商品经济活跃,政府对民间商品经济的干预范围涉及较广。从商品生产到商品流通,从货币到商人,政府的干预政策无不渗透其中。对商品生产的干预分布于农业生产领域和私营手工业生产领域,但政府的相关干预措施主要还是以对民间私营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和控制为主。对商品流通的干预主要包括对商品流通进程的控制和对商品交易市场的管理。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商人是商品实现价值转换的运作者,政府有关货币和商人的政策亦构成政府干预民间商品经济的重要内容。第四章探讨唐政府对商品消费领域的政策导向与干预。市场化消费趋势增强是唐代消费经济变化的重要特点,因而唐政府对消费领域的干预政策势必影响到日益增长的商品性消费。在生活性消费方面,唐政府制定了与等级制度对应的消费规范,涉及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等日常消费内容。在生产性消费方面,以维护小农生产为目标,唐政府对土地的自由流转、奴婢和牲畜的自由买卖以及民间牲屠行为进行了严格限制和管理。在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方面,唐政府的干预随着社会消费风气的变化而调整,政策倡导由“崇俭”向“抑奢”转变。第五章主要运用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制度变迁理论对唐政府的商品经济干预政策及其变化进行阐释。通过史料呈现与理论分析得出,唐前期政府对商业和商人的压制政策是在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背景下实行的,是制度在演化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的反映。唐中期以后,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发生变化,商品经济制度发生变迁。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为主,变迁的实质是私有产权的导入及产权结构的明晰化。在商品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以意识形态为主的非正式制度也发生改变,与正式制度变迁方向一致,促进了制度变迁的进行。

吕振宇^[9]（2012）在《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对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和社会史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从15世纪起,东西方文明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由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的过渡。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建立起了更为先进的经济生产模式,迅速完成了社会结构上的转变。关于西方世界为何能超越东方,率先完成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转型等问题,一直为中外学界所关注。中国大陆学者对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的研究,全面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更侧重于从经济和社会史的角度出发,考察这一时期西欧历史的发展。本文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学者对社会转型时期西欧经济和社会史的研究情况,重点论述了2001年至2011年之间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本文写作目的、意义以及相关领域研究动态,并对文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史”、“社会转型时期”等概念予以界定和说明。第二部分概述经济和社会史研究在东西方学界的学术背景,重点阐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者对西欧社会转型研究,尤其是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情况,以明了西欧社会转型研究与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主要从着作研究和论文研究两方面展开,考察2001年至2011年期间出版的着作,概括内容,分析其史学价值；对重点期刊中相关论文进行搜集、整理、列表、制图、分析等一系列步骤,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经济和社会史研究概况。第四部分从史料来源、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等三个方面,综合考察2001年至2011年间大陆学者对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中的新变化,并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五部分为余论,展望经济和社会史研究在世界史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发展趋向。

代洪亮^[10]（2011）在《复兴与发展：学术史视野中的中国社会史研究（1980-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社会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中国史学变迁密切关联在一起的。20世纪初,中国史学近代化历程开启,“新史学”在梁启超那一代学人努力下逐步发展,虽然当时“新史学”被“新汉学”挤到边缘,但“新史学”开创的社会科学化路径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诞生。中国社会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中,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威,一举在如日中天的史料派影响下的中国史坛占据一席之地。中国史学界逐渐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两大派别,史料派的研究强调史料的搜集与考证,让史料自身说话；史观派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史观派的研究与中国早期社会史研究有一定的关联。在两派对立与争议中,中国社会史实践者自己的研究风格,奠定了未来崛起的基础。1949年之后,政权鼎革,与新政权关系密切的唯物史观派从边缘逐步走向中心,而史料派则被迫从中心转向边缘。1955年前后唯物史观派取得完全的主导地位,这本来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展,但由于唯物史观派与政治的密切关联,政治吞噬了学术,历史研究沦落为政治的附庸,历史研究严重扭曲。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来源的社会科学传统中断,中国社会史研究只能在夹缝中延续,主要体现在农民战争研究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农民战争史研究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并同时说明新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农民战争史研究成为“五朵金花”中最为灿烂的花朵。农民战争史研究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尤其是关注底层社会、发掘底层社会史料方面,不仅与后来社会史的取向相一致,并且为未来的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社会经济史虽然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战中,但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促使学界深挖明清社会经济史料,分析明清工农业发展情况,研究中强烈的政治倾向,并不能遮蔽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开拓的贡献,可以说延续了“新史学”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传统,也使中国社会史研究传统得以保存和延续。20世纪80年代,国内政治回归常态,学术领域也重新整合。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社会活力开始显现；思想文化领域也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人道主义论争、改革开放论争等事件之后日趋活跃；“文化热”兴起,西方文化典籍在中国大量出版,学者视野逐步扩大,文化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这一时期,国内思想理论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定向,自由主义思想复兴,文化保守主义登台,科学主义思想发扬、后现代主义悄悄进入中国等,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学术的促进不可估量；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输入,尤其是年鉴学派研究范式的广泛介绍,使国内学者研究视野扩大,原有的革命范式逐渐为现代化范式所取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下,史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史学危机”要求中国史学变革,寻找新的历史研究路径提上日程；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科学重建,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进程重新启动；80年代中期,与唯物史观有着密切关联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中国社会史研究强调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变迁,在广大史学研究者面前展示了广阔的研究领域；社会史研究契合了国际史学界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强调跨学科研究,开始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研究取向。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理论建构。首先是要回答社会史是什么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表述,形成了“通史说”、“专史说”、“范式说”、“新社会史说”等诸家观点。中国社会史研究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他学科的众多理论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多有实践,如祭祀圈理论、婚姻圈理论、文化的权力网络理论、市场体系理论、国家与社会理论、家庭论、宗族论、地方性知识论、地域社会论、士绅论、社会性别理论、公民社会论、中层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等都影响着中国社会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社会史研究反映出“历史学本位与社会科学开放性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核心是社会结构研究,阶层、宗族、家庭等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者重要探讨对象。20世纪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社会史研究。“后现代主义”代表了对现代主义的某种反抗和分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史学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现代主义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所谓的“区域史转向”。这种转向与美日汉学界的理论方法变革相关,其中美国的中国中心观崛起、市场区位论的影响,日本“地域社会论”的支持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与中国社会史学的内在发展相一致。中国社会史向来以整体性为追求,这种追求的具体实践逐渐聚焦于区域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虽然区域界定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其理论与方法在区域社会史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与发展,同时也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前进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区域史、乡村社会研究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区域研究也逐渐显露其缺陷,区域研究的实践是否与中国社会史的整体性背道而驰?各区域研究的不相协调与重复性选题是否造成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更有学者批评其“村落研究取向”造成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化”。面对挑战与批评,区域社会史研究走向跨区域合作研究、区域比较研究与“重提政治史研究”,以期达成局部整体的统一,从而超越现有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存在问题,复归总体史的追求。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历史人类学转向”,“人类学转向”适应了区域化与国际化的要求,获得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中外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视野与东西方历史学界对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鉴；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重视结构分析,注意长时段与社会变迁的结合,强调文化分析,关注底层社会研究,探索微观社会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其中,中国社会学界一直倍加重要的宗族研究,就从现代化视角逐步转向了注重历史建构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影响逐步扩大,成为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趋势之一。然而,中国历史人类学是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的成果之一,同样面临着社会科学化带来的诸多挑战。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困境、田野作业的限度、历史学本位的丧失、边缘与中心的矛盾、小地方与大社会的关系紧张以及结构决定论对于人的遮蔽等问题,严重动摇着历史人类学的根基,尤其在西方史学界社会文化史转向的背景下,中国历史人类学需要新的突破。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文化史取向出现,社会文化史是西方后现代思潮冲击下,以社会史、计量史学为代表的科学史学遭遇重大困境,对于历史人类学范式修正的需要,以及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文化史传统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社会文化史在西方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理论与方法,与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出现了从结构分析到文化阐释转变,人的研究回归并注重历史人物的心态分析,从客观主义史学到文化相对主义的变化,从史料是历史研究的证据到史料是文本的一种的转变。社会文化史视角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女性研究兴起与发展、身体研究与医疗社会史的展开、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史研究、社会记忆史研究的探索、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回归等,昭示着一种新的研究趋势的形成。在中国社会文化史刚刚起步阶段,西方的社会文化史却已是昨日黄花,社会文化史面临建构主义的批评、文化概念的宽泛、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等制约。西方开始出现“超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文化史却是刚刚起步,在回避西方社会文化史存在问题的同时,引领中国社会史研究走向新的繁荣。21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积累与沉淀,中国社会史史料学也开始进行建构。社会史学由于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不同于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其史料学建构也有所不同。社会史史料学的范围包括编年体、纪传体通史史料、政书类史料、类书丛书史料、地方史志资料、文集史料、谱牒史料、传记资料、笔记资料、碑刻资料、各种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契约文书等等。史料门类大致相同,而侧重点不同,社会史研究史料,更加注重“民间文献”,地方史志、谱牒、契约文书、田野调查资料等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社会史研究经过近30年的发展,在学术传承、理论与方法、研究特色、学术平台等方面日趋成熟,社会史学派初现。华南学派、华北学派、新社会史派代表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趋势,各学派内部以及各学派之间,同样也经历着分化与整合的过程。正如历史学界正在进行大的调整一样,中国社会史学界也正在不断调整前进的方向。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史学的边界逐渐内收,历史人类学学术地位的确立,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与发展,超越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化问题意识的生成等。中国社会史学已经形成了较为开放的学科体系,走上了稳定的发展之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取向这一事实不会改变。

二、新经济社会学与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经济社会学与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论全汉昇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2）黄宗智乡村经济史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3）学术共同体（论文提纲范文）

（4）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6）回顾与思考:清代粮价问题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7）1949-2011年中国经济通史研究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8）唐代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对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和社会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0）复兴与发展：学术史视野中的中国社会史研究（1980-2010）（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经济社会学与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全汉昇史学[D]. 陈陈.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2]黄宗智乡村经济史研究述论[D]. 李晓宇.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3]学术共同体[J]. 梁庆寅,郑振满,陈春声,张小军,刘志伟,张侃,黄向春,张应强,郑莉,李宗翰. 开放时代, 2016(04)
• [4]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D]. 唐兴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5]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J]. 刘永华,张侃,饶伟新,黄向春,应星,程美宝,刘昶,刘一皋,刘志伟,孟庆延,齐小林,郑振满,杨奎松,梁勇,郑莉,胡玉春,丁仁祥,王才友,满永,王奇生,黄道炫,张宏卿,黄文治,麻国庆,郭凡. 开放时代, 2015(02)
• [6]回顾与思考:清代粮价问题研究综述[J]. 朱琳. 农业考古, 2013(04)
• [7]1949-2011年中国经济通史研究的发展[D]. 冯雪. 扬州大学, 2013(04)
• [8]唐代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干预研究[D]. 宋娟. 南京师范大学, 2013(12)
• [9]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对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和社会史研究述评[D]. 吕振宇. 扬州大学, 2012(07)
• [10]复兴与发展：学术史视野中的中国社会史研究（1980-2010）[D]. 代洪亮. 山东大学, 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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