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资政策趋向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庞坤缺[2]（2021）在《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开放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要素,体现了一个国家致力于自身发展和不断走向世界的发展诉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稳定器,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历史雄辩地证明,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在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基础上,紧密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开放”“怎样扩大开放”“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理念、新倡议,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新时代中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遵循,同时,为探寻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围绕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这个主题,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再探讨其理论特征、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逻辑关系,接着深入梳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包括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再对其主要内容以及主要内容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接着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最后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世界影响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论文共分六个章节展开具体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把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述评、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问题,梳理介绍清楚,为整个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二章是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首先对开放、对外开放、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等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再具体分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最后在改革开放的框架内分析了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关系。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理清了一些基本概念,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将本课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第三章重点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主要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现实依据等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释。概而观之,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着深刻必然的依据。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它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为理论基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对外交往理念、对外开放理论,成为其形成的宝贵思想资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等,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现实根基。第四章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本章从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完善对外开放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并从根本理念、战略布局、重要支撑、价值目标、重要保障等方面,剖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之间所具有的严密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章是本文研究的逻辑中心,为后两章的研究做好铺垫、打下基础。第五章针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展开剖析,本章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两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来看,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是其在思想维度的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是其在实践维度的方法论。在新时代境遇下,科学把握、系统剖析其方法论,对于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的理解和实践方略的践行,指导新时代对外开放不断向高水平迈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六章归纳总结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终点,在前几章分析论述的基础上,本章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和世界影响三个方面,集中揭示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具体来看,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开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方面总结了其理论贡献;从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等方面剖析了其实践意义;从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探讨了其世界影响。
程睿[3]（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赵永斌[4]（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曹文[5]（2021）在《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文中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加强外资安全审查,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各国政府、产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欧盟首个联盟层面的外资审查机制立法——《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为案例,试图回答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历来主张资本自由流动和投资开放的欧盟为什么建立统一的外资审查机制?二是欧盟建立的外资审查机制为什么不是美国式的强制性审查机制,而是非强制性的合作机制?既有研究未能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文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三个层面的工作文件、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大量文献,以及对欧盟官员及商会、智库人员的一手访谈资料,立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欧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关联性出发,基于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和一种规范性力量的“独特性”,从利益偏好、制度和规范三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为欧盟外资政策调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本文首先在考察外资国别和产业分布的基础上,分析欧盟外资审查立法中的主要行为体——核心、外围以及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分歧与妥协,尤其是核心国家德、法基于不同偏好的合作;第二,从权力分配与议程设置的角度梳理欧盟外资审查立法的决策制度与过程,分析共同商业政策与资本自由流动原则、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不同欧盟机构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第三,从非物质因素的角度探讨国际投资政策的新变化及其对欧盟规范升级的影响,包括欧盟如何利用所谓“布鲁塞尔效应”,维护其规范性力量的影响力。本文认为,欧盟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以及该机制非强制性的性质与特征,是欧盟成员国利益博弈、欧盟内部权力分配和国际规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欧盟一体化在外资政策领域的具体延续和应对全球化最新演变的适应性调整,其价值观念与规范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与美国主要出于权力竞争的目的限制外资不同,欧盟出台《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不能简单界定为保护主义措施,其目的是要在确保合法性的前提下,在经济上保障欧盟内部资本自由流动和统一市场,在政治上维护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的协调一致,进而强化其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身份认知。本文的主要创新与理论贡献是,通过实证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欧盟的研究贡献直接投资领域的案例,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外资—东道国分析框架,尤其论证了规范等非物质因素在利益界定与制度形成中的重要性,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发展提供注脚。
郭轶舟[6]（2020）在《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产业蓬勃兴起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的新动能,对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互联网产业自身还存在着结构失衡、产业布局不完整、无序竞争现象严重等诸多问题,中美贸易战更突显出我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引发国人担忧。因此如何维护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安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未有文献对互联网产业安全进行探讨。为此本文基于产业安全理论,提出互联网产业安全的概念,尝试建立互联网产业安全理论,考察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产业安全状态,通过实证分析,探明影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以期在理论上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与借鉴。按照发现问题-理论准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逻辑,在具体分析过程中聚焦于“中国互联网产业存在哪些产业安全问题”、“当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处于何种状况”和“主要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是什么”三个具体问题,通过深入分析与论证形成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在产业发展环境方面存在市场结构呈现寡头垄断趋势、市场绩效整体下降趋势、管理主体分散、资源供给不足、均衡产业布局加剧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安全问题;在产业竞争力方面存在缺乏配套区域专业化水平低、区域产业同构化和市场换技术政策失效等安全问题;在产业控制力方面存在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依赖外国资本、关键技术依赖国外转移和利用外资政策偏差等安全问题;在网络安全方面存在免费定价方式影响产品策略趋向恶意、模仿抄袭促生不公平竞争行为等安全问题。（2）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状态目前处于基本安全,并且在2007-2017年间其安全度呈小幅上升态势,主因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所致,但由于受到网络安全环境日趋严重、外资对技术控制导致产业控制力下降、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削弱竞争力三方面的安全威胁,因此我国互联网产业安全总体形势依然严峻。（3）影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因素是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产业特征、产业要素和国内企业竞争力。其中自主创新能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竞争力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产业特征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要素环境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4）提升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措施包括:通过优化管理体制、完善支持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和坚持数字化战略扩大基础建设来改善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通过建立完善互联网产业创新体系、提高互联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来提升互联网产业竞争力;通过建立并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体系和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水平来强化网络安全防范能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第一,建立互联网产业安全分析的理论框架,首次提出互联网安全也是产业安全重要内容的论述,认为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占据网络中心节点并利用互联网技术来主导全球各产业链延伸是引发互联网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对产业安全理论做出了有益尝试和拓展。第二,从互联网产业安全内涵实质、互联网产业特征和互联网产业要素环境的变化三个角度出发,提出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受到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产业特征、产业要素和国内企业竞争力五大因素影响,通过实证发现自主创新能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竞争力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产业特征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有正向影响,要素环境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有正向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这为政府、监管机构及相关从业者提供借鉴与参考。第三,建立以产业发展环境评价、产业竞争力评价、产业控制力评价和网络安全环境评价为主的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实证分析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状态,得出我国互联网产业整体安全程度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的结论,为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胡宏雁[7]（2020）在《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到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投资规则和格局变化使得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获取与利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日益增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价值评估与转移等环节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认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和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问题。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相关理论对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考量,以期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外资为获取知识产权而进行的并购提供有益指导。厘清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基本原理与主要法律问题,是文章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前提。其一,在界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独有特点。其二,通过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完全专属性与激励性阐述,分析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经济特殊性。由知识产权资本的评价可能性、转让可能性分析知识产权资本的适格要件。其三,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和知识产权对并购投资实践影响的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获取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其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将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各阶段相伴而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归结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考量、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及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既有平等主体也有国家层面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并不是仅仅考量知识产权“是什么”,更应该考虑在其司法管辖权内知识产权潜在的权利扩展,即“可以做什么”。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从而减少潜在并购风险,并为确定合适的并购价格奠定基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各方主体不尽责将导致合同、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层面的责任问题,涉及到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违反重大事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中的违约和侵权等方面责任,分清各方责任保证知识产权调查的尽职、审慎地进行。知识产权资产具有可评估性,评估是了解目标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科学的估值能为并购出价提供决策依据。知识产权的特质决定了其评估方法选择的独特性,其价值受到不同于其他资产的法律因素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满足企业的战略发展、交易定价、税收设计、融资及法律诉讼等诸多领域现实需求,探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结合知识产权资产具体情况,探究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评估方法的选择。最后,结合并购具体情形,探究影响不同知识产权类型价值评估的法律因素考量。同时,注意考察跨国并购中的价值评估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参考性。评估对象限于此次并购中目标方的知识产权,评估针对本次跨国并购而进行,评估具有参考而不是决定作用,不能将知识产权评估值等同于成交价。反垄断审查与规制已成为重大跨国并购能否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交叉具有历史与现实性,识别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垄断行为,基于相对利益平衡原则分析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利益问题,探究如何对专利、着作权、商标滥用进行反垄断规制和救济是关键因素。此外,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还事关企业存亡和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以获取专利为目标的并购可能引发的科技安全问题,基于着作权的并购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与商标品牌密切相关的并购可能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分析与应对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转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平衡并购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并购投资目的与东道国利用外资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加强国家安全审查,以期在相对利益平衡中促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良性发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不仅事关企业知识产权获取,更是事关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与法律活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完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并购投资方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方式选择,其中获取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大行投资保护之道,使得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运行艰难。同时,“引进来”过程中,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利用并购中形成的市场优势破坏有序的市场竞争,利用并购获取中国企业稀缺的知识产权资源并引发国内知识产权层面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构建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的防火墙。中国要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在完善规则中提高“引进来”水平,积极参与新一轮投资规则重构,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张晨瑶[8]（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刘志永[9]（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谢俊明[10]（2020）在《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系统性金融风险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每次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都给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相对于过去,近年来各国政府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更高。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是金融监管部门的首要使命,也是国家层面高度关注的重大事项。货币是金融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元件。货币价值波动与金融系统稳定性密切相关,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历史经验表明,许多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都出现过货币价值持续大幅波动现象,无论是在商品货币时期,还是在信用货币时期都是如此。可见,货币价值波动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前兆。因此,探讨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分析二者承前启后的逻辑关系,能及早预测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及时制定相应的防范和化解对策,对金融监管当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梳理了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期研究成果,以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理论为出发点,明确了文中货币价值波动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和内涵。围绕货币价值波动理论,分析了货币价值构成及其动态演化路径;基于不同货币形态,解释了货币价值波动的原因,并从宏观和微观视角阐述了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同时总结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典理论,基于马克思经典理论诠释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视角分析了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认为货币价值波动会增加银行系统、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也会通过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心理预期变化,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其次,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特性,运用历史分析法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考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普遍性,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货币价值波动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条件概率和Logit模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概率检验,认为货币价值波动会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这样,从理论-历史-实证角度构建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框架,论证了货币价值波动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前奏,为进一步探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和差异性奠定了基础。从影响机制来看,围绕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财富集中探讨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就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来说,货币价值波动会使金融资产脱离其内在价值,影响金融资产与货币交换的比例,从而造成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可以通过影响投资需求变化,使经济发生周期性变化;通过改变投资者预期,其正反馈作用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也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影响信用规模的变化。也就是说,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会直接对金融系统产生内生扰动,也会起到了传导外生冲击的作用。就财富集中来说,货币价值波动会影响社会财富支配权,从参与财富分配的主体、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货币流通的过程三个方面影响财富分配,加速财富集中。当财富集中累积到一定程度,会通过影响社会总需求,信用扩张以及刺激投机性投资等渠道,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经济衰退。这些都给金融系统带来负面冲击,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了我国1996-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货币价值波动、资产价格波动、财富集中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四个随机变量进行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从影响的差异性来看,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对称的现实条件下,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性,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考察了引起这种空间差异的原因,发现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不同。分别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路径差异,主要体现在起点不同、传导路径不同以及面临货币价值波动的风险不同。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梳理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原则的基础上,借鉴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从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货币价值、抑制资产价格波动和财富集中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资政策趋向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资政策趋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开放的内涵 |
| 2.1.2 对外开放的内涵 |
| 2.1.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 |
| 2.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 |
| 2.2.1 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
| 2.2.2 强烈的风险意识 |
| 2.2.3 博大的国际胸怀 |
| 2.2.4 科学的思维方式 |
| 2.2.5 形象的语言风格 |
| 2.3 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关系 |
| 2.3.1 以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为对内改革提供丰富经验 |
| 2.3.2 以改革促开放,对内改革为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基础 |
| 2.3.3 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 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 |
| 3.1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1.1 国际背景 |
| 3.1.1.1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 |
| 3.1.1.2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 |
| 3.1.1.3 国际规则体系面临深刻变革 |
| 3.1.2 国内背景 |
| 3.1.2.1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
| 3.1.2.2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
| 3.1.2.3 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 |
| 3.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1.2 列宁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2 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1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2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3 江泽民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3.4 胡锦涛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交往和开放的思想资源 |
| 3.2.3.1 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
| 3.2.3.2 郑和下西洋,“锐意通四夷”的睦邻友好交往思想 |
| 3.2.3.3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知夷情”“解夷事”“睁眼看世界”等开放思想 |
| 3.2.3.4 康有为、梁启超的开放思想 |
| 3.2.3.5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思想 |
| 3.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 |
| 3.3.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 |
| 3.3.2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 |
| 3.3.3 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 |
| 3.3.4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 |
| 4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1 根本理念: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 |
| 4.1.1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
| 4.1.1.1 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
| 4.1.1.2 扩大开放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
| 4.1.2 开放发展新理念的丰富内涵 |
| 4.1.2.1 主动开放 |
| 4.1.2.2 全面开放 |
| 4.1.2.3 共赢开放 |
| 4.1.2.4 双向开放 |
| 4.1.2.5 公平开放 |
| 4.1.3 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
| 4.1.3.1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4.1.3.2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
| 4.1.4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
| 4.1.4.1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特点 |
| 4.1.4.2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更均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 |
| 4.2 战略布局:完善对外开放布局 |
| 4.2.1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
| 4.2.1.1 打造东部沿海开放新高地 |
| 4.2.1.2 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 |
| 4.2.1.3 陆海统筹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
| 4.2.2 完善对外开放贸易布局,推动我国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
| 4.2.2.1 不断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
| 4.2.2.2 推动多边、区域、双边贸易协同发展 |
| 4.2.2.3 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
| 4.2.2.4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
| 4.2.3 完善对外开放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 |
| 4.2.3.1 稳步实施“引进来” |
| 4.2.3.2 积极推进“走出去” |
| 4.3 战略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
| 4.3.1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历程 |
| 4.3.1.1 “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 |
| 4.3.1.2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
| 4.3.2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目标 |
| 4.3.2.1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 |
| 4.3.2.2 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 |
| 4.3.2.3 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 |
| 4.3.2.4 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 |
| 4.3.2.5 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
| 4.3.3 “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 |
| 4.3.3.1 政策沟通不断深化 |
| 4.3.3.2 设施联通不断加强 |
| 4.3.3.3 贸易畅通不断提升 |
| 4.3.3.4 资金融通不断扩大 |
| 4.3.3.5 民心相通不断促进 |
| 4.3.4 “一带一路”建设对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影响 |
| 4.3.4.1 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平台 |
| 4.3.4.2 为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辟广阔空间 |
| 4.4 重要支撑: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 4.4.1 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中国定位与角色 |
| 4.4.1.1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
| 4.4.1.2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
| 4.4.2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 4.4.2.1 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
| 4.4.2.2 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4.4.3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 |
| 4.4.3.1 在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展示中国担当 |
| 4.4.3.2 在经济金融领域提供中国方案 |
| 4.4.3.3 在网络治理新兴发展领域承担中国责任 |
| 4.4.3.4 在构建国际海洋新秩序中贡献中国力量 |
| 4.5 价值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4.5.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
| 4.5.1.1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
| 4.5.1.2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
| 4.5.1.3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
| 4.5.1.4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
| 4.5.1.5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
| 4.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途径 |
| 4.5.2.1 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
| 4.5.2.2 安全上坚持共治共处,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
| 4.5.2.3 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
| 4.5.2.4 文化上坚持互鉴共存,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 |
| 4.5.2.5 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
| 4.6 重要保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 4.6.1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
| 4.6.1.1 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坚实基础 |
| 4.6.1.2 公平正义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
| 4.6.1.3 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 |
| 4.6.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实践 |
| 4.6.2.1 秉持合作共赢原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4.6.2.2 树立“亲诚惠容”理念,构建新型周边关系 |
| 4.6.2.3 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 |
| 5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 |
| 5.1 思想维度 |
| 5.1.1 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 |
| 5.1.2 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 |
| 5.1.3 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 |
| 5.2 实践维度 |
| 5.2.1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
| 5.2.2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 |
| 5.2.3 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 |
| 5.2.4 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 |
| 6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 6.1 理论创新 |
| 6.1.1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对外开放理论 |
| 6.1.2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 |
| 6.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
| 6.2 实践意义 |
| 6.2.1 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增添新动力 |
| 6.2.2 为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拓展新空间 |
| 6.2.3 为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提供新平台 |
| 6.3 世界影响 |
| 6.3.1 为世界经济增添新动能,展示了中国力量 |
| 6.3.2 为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提供了中国方案 |
| 6.3.3 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其局限性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罗马条约》与欧洲共同市场 |
| 第二节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欧盟的形成 |
| 第三节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一体化的新发展 |
| 第四节 作为“独特”行为体的欧盟 |
| 第二章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跨国公司与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变革 |
| 二、欧盟成员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
| 三、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外溢效应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核心内容 |
| 一、外资审查的定义与主要对象 |
| 二、欧盟的权利与成员国的权力 |
| 三、管制外资的非强制性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中的争议焦点 |
| 一、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分歧 |
| 二、欧盟外资权限的争议 |
| 三、欧盟外资监管的规范 |
| 第三章 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偏好及其分歧 |
| 第一节 外资在欧盟的分布及其特征 |
| 一、欧盟吸收外资及其主要来源国 |
| 二、欧盟吸收外资的国别及产业分布情况 |
| 三、中国对欧盟投资的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核心成员国外资审查机制的比较 |
| 一、外资审查机制及其最新调整 |
| 二、最新调整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
| 三、德法的利益偏好与合作 |
| 第三节 外围与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与政策偏好 |
| 一、中东欧和南欧成员国的利益偏好 |
| 二、北欧与低地国家的利益偏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权力分配及制定过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政策制定的法律制度 |
| 一、主权财富基金与欧盟的资本自由流动 |
| 二、共同商业政策还是资本自由流动原则? |
| 三、普通立法程序还是特别立法程序?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决策机构 |
| 一、欧盟立法机构与外资政策制定 |
| 二、欧盟委员会与外资权限 |
| 三、欧洲议会与立法权扩张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权力再分配 |
| 一、成员国与审查自主权 |
| 二、欧盟与议程设置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资审查的新规范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政策新规范与欧盟规范的升级 |
| 一、国际投资政策的新规范 |
| 二、欧盟外资审查规范的升级 |
| 第二节 欧盟调整投资激励机制的方向 |
| 一、欧盟的外资理念与政策反思 |
| 二、吸引外资与引导流向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机制的灵活性 |
| 一、监管适度与投资便利化 |
| 二、监管合作与透明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互联网产业已是发展现代经济体系重要生力军 |
| 1.1.2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凸显 |
| 1.1.3 产业安全理论研究滞后于互联网产业发展实践 |
| 1.2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保护论 |
| 2.1.2 产业控制论 |
| 2.1.3 产业国际竞争论 |
| 2.1.4 产业安全理论 |
| 2.2 产业安全的分类与评价体系 |
| 2.2.1 产业安全的分类 |
| 2.2.2 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
| 2.3 互联网产业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网络经济和网络产业 |
| 2.3.2 互联网产业 |
| 2.3.3 互联网安全和互联网产业安全 |
| 2.4 文献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3 互联网产业安全理论 |
| 3.1 互联网产业相关概念 |
| 3.1.1 互联网产业概念界定 |
| 3.1.2 互联网产业经济特征 |
| 3.2 对产业安全的再思考 |
| 3.2.1 产业安全观的形成及演变 |
| 3.2.2 互联网安全观的形成 |
| 3.3 互联网产业安全界定 |
| 3.3.1 互联网产业安全概念提出 |
| 3.3.2 互联网产业安全特点 |
| 3.3.3 互联网产业安全类型 |
| 3.4 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范式 |
| 3.4.1 互联网产业安全形成的系统论分析 |
| 3.4.2 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范式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现状分析 |
| 4.1 产业发展环境现状 |
| 4.1.1 垄断性市场结构影响可持续发展 |
| 4.1.2 市场绩效总体呈下降趋势 |
| 4.1.3 管理主体分散 |
| 4.1.4 资源供给不足 |
| 4.1.5 非均衡布局加剧区域经济不平衡 |
| 4.2 产业竞争力现状 |
| 4.2.1 缺乏配套区域专业化水平低 |
| 4.2.2 区域产业同构化 |
| 4.2.3 市场换技术政策失效 |
| 4.3 产业控制力现状 |
| 4.3.1 企业融资依赖外国资本 |
| 4.3.2 关键技术依赖国外转移 |
| 4.3.3 利用外资政策偏差 |
| 4.4 网络安全现状 |
| 4.4.1 免费定价方式影响产品策略趋向恶意 |
| 4.4.2 模仿抄袭促生不公平竞争行为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研究 |
| 5.1 产业安全影响因素一般性分析 |
| 5.1.1 基于外部和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
| 5.1.2 基于产业经济学框架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
| 5.2.1 对既有研究的再思考 |
| 5.2.2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
| 5.2.3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 |
| 5.3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关联性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2 模型设定与数据 |
| 5.3.3 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 |
| 6.1 评价方法及步骤 |
| 6.1.1 评价方法 |
| 6.1.2 评价步骤 |
| 6.2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 6.2.1 指标设计思路 |
| 6.2.2 指标体系建立 |
| 6.3 数据、权重及结果分析 |
| 6.3.1 数据说明 |
| 6.3.2 指标权重设置及计算方法 |
| 6.3.3 计算结果 |
| 6.3.4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互联网产业安全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
| 7.1 维护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国外经验 |
| 7.1.1 以技术竞争优势促进产业安全的美国经验 |
| 7.1.2 强化网络安全促进产业安全的英国经验 |
| 7.1.3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产业安全的德国经验 |
| 7.1.4 增强产业控制力促进产业安全的日本经验 |
| 7.2 对我国维护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启示 |
| 7.2.1 建立保护互联网产业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
| 7.2.2 完善互联网监管机制强化网络安全 |
| 7.2.3 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 |
| 7.3 本章小结 |
| 8 提升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对策建议 |
| 8.1 改善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 |
| 8.1.1 优化管理体制 |
| 8.1.2 完善支持互联网业发展的资本市场 |
| 8.1.3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
| 8.1.4 坚持数字化战略扩大基础建设 |
| 8.2 提升互联网产业竞争力 |
| 8.2.1 建立并完善互联网产业创新体系 |
| 8.2.2 提高互联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 8.2.3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
| 8.3 强化网络安全防范能力 |
| 8.3.1 建立并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体系 |
| 8.3.2 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水平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创新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要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特点总结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理论基础 |
| 一、作为“投资”的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性 |
| 二、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依据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保护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 |
| 一、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 |
| 二、基于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实证考量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主要环节的法律问题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 |
|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三、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
| 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独特性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内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特征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解决的法律问题 |
| 一、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 |
| 二、识别目标方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 |
| 三、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 |
| 四、识别目标方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 |
| 五、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法律责任认定分析 |
| 一、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 |
| 二、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 |
| 三、管理层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 |
| 四、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第一节 并购中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界定 |
| 一、知识产权价值来源分析 |
| 二、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评估特点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需求 |
| 一、价值评估的战略需求 |
| 二、价值评估的交易需求 |
| 三、价值评估的税收需求 |
| 四、价值评估的融资需求 |
| 五、价值评估的诉讼需求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及选择 |
| 一、市场评估方法 |
| 二、成本评估方法 |
| 三、收益评估方法 |
| 四、并购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依据 |
| 一、专利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二、商标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三、着作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四、商业秘密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垄断行为辨析 |
| 一、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滥用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一般垄断行为分析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 |
|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关系之辩 |
| 二、禁止权利滥用理论 |
| 三、相对利益平衡理论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实践分析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内实践评析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际实践评析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层面的国家安全界定 |
| 一、基于专利权的科技安全 |
| 二、基于着作权的文化安全 |
| 三、基于商标权的产业安全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实践的思考 |
| 一、美国为代表的并购中新兴技术国家安全审查 |
| 二、加拿大为代表的并购中国家文化产业安全审查 |
| 三、中国为代表的并购中品牌依存度产业安全审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 3.3 沈阳经济区 |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 3.4 哈长城市群 |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10）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货币价值波动研究综述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的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的方法 |
| 二、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理论分析 |
| 一、货币价值波动的概念及其度量 |
| 二、货币价值的构成及其演化路径 |
| 三、货币价值波动的成因 |
| 四、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分析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典理论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 |
| 一、金融脆弱性视角下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二、经济周期视角下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第三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研究 |
| 第一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历史事件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历史事件的时间分布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历史事件的空间分布 |
| 三、历史事件的启示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奏:货币价值大幅波动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货币价值波动情况 |
| 二、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检验 |
| 一、条件概率检验 |
| 二、基于logit模型的概率检验 |
| 第四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 |
| 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
| 第二节 货币价值波动、财富集中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财富集中 |
| 二、财富集中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机制的实证分析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数据选取 |
| 三、平稳性检验 |
|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五、SVAR模型估计 |
| 六、SVAR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
| 第五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差异性研究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差异分析 |
| 一、不同类型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分布情况 |
| 二、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分布 |
| 三、产生空间差异的现实基础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美国次债危机 |
| 二、货币价值波动与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 |
| 二、货币价值波动与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 |
| 三、货币价值波动与马来西亚金融危机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差异 |
| 一、发达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 |
| 二、发展中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 |
| 三、路径差异比较分析 |
| 第六章 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一、系统性原则 |
| 二、强制性与鼓励性相结合原则 |
| 三、监管效率优先原则 |
| 四、改革与创新原则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 |
| 一、国际组织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建议 |
| 二、美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变革 |
| 三、欧盟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变革 |
| 四、国际经验与启示 |
| 第三节 进一步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
| 一、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寻找最优国际本位币 |
| 二、建立健全稳定货币价值的调节机制 |
| 三、健全两类国家均衡协调发展机制 |
| 四、加强监管,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形成 |
| 五、完善收入分配体系,缩小贫富差距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的结论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导师评语 |
| 答辩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资政策趋向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D]. 庞坤缺.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5]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D]. 曹文. 北京大学, 2021(09)
- [6]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郭轶舟.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7]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胡宏雁. 吉林大学, 2020(03)
- [8]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9]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10]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D]. 谢俊明. 深圳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