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学者的科玄之战(论文文献综述)
蒋飞燕[1](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孔晓菲[2](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大激荡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前进一步都要同中国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思想斗争经历了一个“交锋碰撞——批判斗争——引领发展”的矛盾交织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贯穿这一思想斗争的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攻击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应对和回答当前意识形态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思想史视角,着眼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各种社会思潮开展的思想斗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核心主题、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思想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新时代辨识、批判、破除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阐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一章是理论前提性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阶段性主题同社会思潮展开的思想斗争,以及在思想斗争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出理论总结。引言主要说明研究问题的缘起,述评当前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现状,呈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核心论题,厘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展开思想斗争的主线,并确立了不同阶段的论争主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入,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相适应,促使我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做出新的文化抉择。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不断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维度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批驳了科学派和玄学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主张。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中国思想界,以“新生命派”、“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为主要代表,同共产党人组成的“新思潮派”,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大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批驳这些思想派别中,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国民党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攻击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为此,国共两党间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对“伪三民主义”的批判中,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厘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党内已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党外各政治派别围绕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形式各异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间党派“中间路线”建国主张的批判中,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第六章,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而且是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展开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赵欣冉[3](2020)在《民国“科玄论战”视域下的艺术科学化探赜》文中提出民国“科玄论战”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场颇具象征意味的运动。它上承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观念之争,下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科玄论战”是中国思想界关于“西学东渐”深刻的反思。在这场论战之中,玄学派与科学派皆提出艺术方面的问题。二十世纪以降,国内遭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洗礼。由于内部尊孔佑儒与鄙孔斥儒的角斗和传统文化思想孰是孰非的争论,加之唯科学观的显现,从而导致民国“科玄论战”的生发。在此之下,艺术与该论战悄然发生着耦合,究其原因不外乎儒学思想与艺术精神存在着内部联系。伴随着“科玄论战”的发生,科学侵染下的艺术所形成的艺术科学化建构水到渠成,该建构主要分为四个维度:首先,科学观念引领艺术取向;其次,科学方法融入艺术创造,内涵包括:科学方法融入艺术创造的实践以及科学方法分析艺术现象的认同;再次,科学认知影响艺术研究;最后,科学场域催生艺术学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在这里最显着地是艺术与心理学的联系,它表现为论战学者用心理学的方法解析艺术的问题。艺术科学化的价值形态表现为三点:求真、启蒙与救世的多元形态,它深刻地影响艺术的发展。民国“科玄论战”艺术科学化的评价与当代启示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评价之处,论战各方家多流于借艺术或艺术形式,提高本派权力与知识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矫枉过正的科学思维冲昏世人的头脑,它导致分析艺术的僵化;对于当代启示而言,其一,中国艺术学史的发掘与建构是当代艺术学不可回避的话题;其二,当代艺术学的研究需要引入学科复杂性的认知。因此民国“科玄论战”视域下的艺术科学化是艺术发展的重要一环。
刘素娟[4](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谢慧娟[5](2020)在《《东方杂志》对现代派戏剧的译介与传播(1920-1929)》文中研究指明《东方杂志》作为中国近代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期刊,存有大量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相关文本,但既往研究多从经济史、传播史、法律史、教育史、思想史等领域着手,文学方面相对薄弱,忽略了《东方杂志》中现代派戏剧的重要价值。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对《东方杂志》1920年至1929年的理论文章、翻译剧本和原创剧作的详细解析,为《东方杂志》文学中的戏剧板块研究做出一些补充。首先,本文概览并梳理了《东方杂志》1920年代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戏剧思潮进行理论介绍的文章。分析杂志对各流派特质、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介绍与解读,并立足于《东方杂志》自身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探讨杂志在译介过程中对不同现代主义流派的取舍与主观倾向,肯定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延续了杜亚泉对物质文明的反思,并将这种反思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融为一体。其次,分析《东方杂志》中翻译剧本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征,探寻杂志近十年的翻译活动中对女性婚姻体验、信仰体系与个人存在等命题的讨论与答案,以及对现代主义各派艺术技巧的不懈输入。肯定《东方杂志》对个人精神生活的关切与现代主义戏剧思潮着力表现人之主观情感间的合拍之处。最后,从《东方杂志》一贯的译介理念出发,研究《东方杂志》中原创剧作所受现代主义戏剧思潮的影响,以及从洪深的改译活动看特定时代下中国观众对现代派戏剧的审美心理与接受。从学术角度出发,寻求在同时期本土创作的主流为写实主义问题剧的环境背景下,《东方杂志》对现代派戏剧相关文本的译介活动有何积极意义。
董波[6](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王伟[7](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张卫,李宏伟[8](2019)在《“科玄论战”的三重意蕴及当代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玄论战"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表面上是关于科学是否适用于人生观问题的学理争论,背后却是事关中国文化在面临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何去何从的重大现实问题。它一方面承担着"启蒙"的责任,另一方面还肩负着"救亡"的使命,同时由于是发生在一战这一暴露西方文明弊端的历史事件之后,因此还具有某种"后现代"的意味。时至今日,我国依然面临着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梦的艰巨任务,"科玄论战"中的诸多议题对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刘丽倪[9](2019)在《“科玄论战”的历史回顾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爆发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亦称“人生观论战”,其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科玄论战”的爆发不仅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而且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与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交锋,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民主与科学渐入人心,但全盘西化的思潮也甚嚣尘上,引起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抗议。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确实给西方社会带来巨大的发展,因此科学被人们视为无所不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又使西方社会开始反思科学文明的得失。梁启超战后游历欧洲,向国内介绍了西方社会和思潮的现状,侧面为国内传统文化追随者提供有力支持,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博弈下,“科玄论战”蓄势待发。“科玄论战”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并刊登于《清华周刊》,引起科学家丁文江的强烈不满,并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给予批判,科玄论战由此发端。在张君劢和丁文江揭开论战的序幕之后,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等先后加入各自阵营,相互唇枪舌战,使科玄论战进入高潮。1923年底,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至此论战接近尾声。论战期间,各参战方纷纷撰文表明立场,形成三大主要派别,分别是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通过对科玄论战各方观点进行梳理,探讨论战发生的原因,分析论战各方的得失,总结出论战的历史影响和当代价值。“科玄论战”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现代人生哲学的繁荣,还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回顾这场论战,能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首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重视汲取玄学派重视人文的立场的有益启示。其次,要贯通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避免厚此薄彼。再次,要正确对待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避免科学主义和墨守成规。最后,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藩篱,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
赵扬[10](2019)在《“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派观点述评》文中提出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后来长时期的振科学求富强的氛围中,褒扬科学派贬谪玄学派成为常态,但近年来,伴随着对工业生产和科技应用的负面作用的越来越多的反思,人文思想的作用日趋受到重视,因此再提科玄论战,其中玄学派观点的价值需要重新评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由对国内国际乱局的反思,以张君劢、梁启超等学者为代表的“玄学派”探讨以玄学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途径,他们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三:其一,在人生观上提倡自由意志、德性修养,扞卫传统价值;其二,批评科学万能论,力主区分科、玄之别;其三,凸显传统文化内在超越的特质,并结合西方思想,以中西融通的方式谋求儒学的应时转化,欲于现代性过程中建构一种德知并重的新文化。虽然科玄论战只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并以科学派略占上风而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玄学派的观点就毫无可取之处。玄学派思想本质上是中国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反思、纠偏,它是在西方启发、刺激下,既吸纳西方人文思想,更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营养,由此对解决国内问题的方式展开的理论探索。它还是会通中西人文思想的一次有益尝试,为此后的现代新儒家形塑了致思方向,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
二、中国学者的科玄之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学者的科玄之战(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需 |
(二)科学价值观理论发展之需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三、概念界定 |
(一)科学 |
(二)价值和价值观 |
(三)科学价值观 |
(四)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五)分期说明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1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 |
(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
(二)近代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 |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万能观念的胜利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
(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价值观 |
(三)西方的科学价值观 |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文化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 |
(一)制度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第3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一、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 |
(一)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 |
(一)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三、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 |
(一)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第4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
(二)“科学”与“技术”混淆并存且“重术轻学” |
(三)重科学的工具性而轻科学精神 |
二、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轨迹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三、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内在逻辑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科学价值观的演变 |
(二)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 |
(三)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观照了救亡图存的科学诉求 |
第5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
(二)坚持唯物史观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正确出路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当代启示 |
(一)科学价值观的成熟与完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二)正确科学价值观的树立必须经过理论与实践教育 |
(三)科学的精神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强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致谢 |
(2)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思想文化背景 |
(一)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和发展 |
(二)西方国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
(三)马克思对西方国家古典思想的批判性发展 |
二、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论述 |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入及其思想文化背景 |
(三)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觉醒与文化抉择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初步运用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影响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 |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运用 |
二、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涌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一)“问题与主义”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二)社会主义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三)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四)“科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五)戴季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六)国家主义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三、马克思主义对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回应与批判 |
(一)马克思主义对实用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改良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三)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四)马克思主义对“科玄论战”的回应与批判 |
(五)马克思主义对戴季陶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六)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主义派的回应与批判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 |
(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初步探索与理论的初步形成 |
(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 |
二、社会思想流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认识 |
(一)“新生命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的认识 |
(二)“动力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认识 |
(三)“中国经济派”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
(四)“全盘西化派”对中国文化发展出路的认识 |
三、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
(一)中国共产党对各种思想流派错误观点的理论批判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化革命运动的实践回应 |
(三)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 |
(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与“中国化”思潮的发展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及其影响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与初步阐释 |
二、国民党的新专制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攻击 |
(一)国民党的新专制主义倾向及其思想文化宣传 |
(二)新专制主义对“三民主义”的篡改与重新阐释 |
(三)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责难和攻击 |
三、“三民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
(一)中国共产党对“伪三民主义”实质的揭示 |
(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论证 |
(三)学术中国化运动开展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的确立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共识在党内的形成 |
(二)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提出及其在党内的确立 |
二、中国各政治党派关于抗日建国主张的思想分歧 |
(一)国民党关于“三民主义”的建国主张 |
(二)中间党派关于“中间路线”的建国主张 |
三、政治党派思想主张的破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
(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新专制主义的揭露和批判 |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争取与“中间路线”的破产 |
(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系统提出与全面阐释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历史必然性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现实重要性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时代发展性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复杂艰巨性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现实启示 |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二)准确把握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基本特点与思想实质 |
(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斗争的原则和方法 |
(四)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自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民国“科玄论战”视域下的艺术科学化探赜(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一)民国“科玄论战”的原始文献 |
(二)民国“科玄论战”后的研判 |
(三)民国“科玄论战”与美学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民国“科玄论战”与艺术科学化的发轫 |
一、民国“科玄论战”的生发 |
二、艺术科学化的孕育 |
三、民国“科玄论战”与艺术科学化的耦合 |
第二章 民国“科玄论战”下的艺术科学化建构 |
一、科学观念引领艺术取向 |
二、科学方法融入艺术创造 |
三、科学认知影响艺术研究 |
四、科学场域催生交叉学科 |
第三章 民国艺术科学化的价值形态 |
一、求真价值形态 |
二、启蒙价值形态 |
三、救世价值形态 |
第四章 民国“科玄论战”艺术科学化的评价及当代启示 |
一、民国“科玄论战”艺术科学化的评价 |
二、艺术科学化的当代启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民国“科玄论战”文章信息速览 |
附录B 近现代画报与印刷技术分期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一、文献综述 |
二、创新之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基本思路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三、“心物”、“动静”说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一、游欧洲印象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二、“了解之同情” |
三、“新瓶旧酒”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三、“终结”与“开始”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三、两个孔子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5)《东方杂志》对现代派戏剧的译介与传播(1920-192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本文的依据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第一章 《东方杂志》对现代派戏剧的理论引介 |
第一节 象征主义戏剧思潮 |
一、在神秘主义的深奥处寻找安息地 |
二、“神秘”与“科学”的两分对立 |
第二节 表现主义戏剧思潮 |
一、超越现象以表现事物抽象的本质 |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逆行” |
第三节 未来主义戏剧思潮 |
一、政治对立的未来主义者们 |
二、疯狂与理性的相互抗衡 |
第二章 《东方杂志》中的现代派译剧 |
第一节 《东方杂志》译介现代主义戏剧的文化心态 |
一、对物质文明的不懈反思 |
二、对精神生活的不绝思考 |
第二节 翻译剧作主题研究 |
一、非理想化的婚姻真相 |
二、“灵”与“肉”的艰难抉择 |
三、以何为信仰的文本诠释 |
第三节 翻译剧作艺术分析 |
一、意象化的主体形象 |
二、非理性心理的深层呈现 |
三、人物心理外化 |
四、速力崇拜与非逻辑想象 |
第三章 《东方杂志》中的改译与原创剧作 |
第一节 现代主义与原创剧作 |
一、《东方杂志》的译介理念 |
二、译剧对原创戏剧的影响 |
第二节 洪深的改译与现代派戏剧的观众接受 |
一、《赵阎王》与《琼斯皇》 |
二、《第二梦》与《亲爱的勃鲁托斯》 |
第三节 《东方杂志》译介活动之意义 |
一、同时代本土创作的主流 |
二、反叛与自我表达的渴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相关概念、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 |
1.1.1 相关概念 |
1.1.2 选题原因 |
1.1.3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评价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主要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创新点 |
第2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过程与主题 |
2.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 |
2.1.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内背景 |
2.1.2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外背景 |
2.2 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及人物介绍 |
2.2.1 关于论战的性质、起止和分期 |
2.2.2 论战主要人物介绍 |
2.3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 |
2.3.1 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 |
2.3.2 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 |
2.3.3 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 |
2.4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相关主题 |
2.4.1 论战的焦点内容 |
2.4.2 论战的主题演进 |
第3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3.1 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 |
3.1.1 反对迷信,宣传进化论 |
3.1.2 反对庸俗的唯物论 |
3.1.3 反对观念论,坚持唯物论 |
3.1.4 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主张哲学独立 |
3.1.5 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 |
3.1.6 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坚持真正唯物论的“颠倒” |
3.2 在论战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 |
3.2.1 关于真理问题的辩论 |
3.2.2 与直观主义论战 |
3.2.3 反对实用主义,重视中国化的实践 |
3.2.4 关于意志自由问题 |
3.2.5 反对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论和“做”打成一片 |
3.2.6 用通俗化的劳动观阐明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3.2.7 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主张从具体事实出发 |
本章小结 |
第4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辨清和运用唯物辩证法 |
4.1 在论战中强调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
4.1.1 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4.1.2 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强调发展的观点 |
4.1.3 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澄清运动/静止的辩证关系 |
4.2 在论战中辨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 |
4.2.1 通过论战澄清外因/内因的辩证关系 |
4.2.2 批判折衷主义,强调决定性因子 |
4.2.3 通过论战澄清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 |
4.2.4 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强调抓住“主要事实”和问题的本质 |
4.3 在论战中弄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
4.3.1 通过论战弄清对立统一律 |
4.3.2 通过论战弄清否定之否定律 |
4.3.3 通过论战弄清质量互变律 |
4.4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论战的几点启示 |
4.4.1 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
4.4.2 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
4.4.3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 |
4.4.4 如何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 |
本章小结 |
第5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使唯物史观革命化 |
5.1 通过理论斗争传播革命思想、坚定抗战意志 |
5.1.1 驳斥分割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
5.1.2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空讲文化大众化理论 |
5.1.3 批判抓不住关键的唯武器论和例证主义 |
5.1.4 批判“国情论”,扞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5.1.5 批判“一盘散沙论”和“人心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5.1.6 批判汉奸投降理论和调和论,坚持抗争到底 |
5.1.7 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 |
5.2 批判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 |
5.2.1 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 |
5.2.2 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坚持民众利益的立场 |
5.2.3 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主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实际利益 |
5.2.4 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推进哲学大众化 |
5.3 批判唯心史观,理清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 |
5.3.1 批判中国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是一般发展法则的特殊表现 |
5.3.2 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 |
5.3.3 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 |
5.3.4 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揭示历史不断发展的规律 |
5.3.5 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5.3.6 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 |
本章小结 |
第6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成果及影响 |
6.1 艾思奇的论战成果:以《大众哲学》为代表 |
6.1.1 从精英哲学到《大众哲学》:艾思奇的转变 |
6.1.2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
6.1.3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6.1.4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
6.2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 |
6.2.1 艾思奇的哲学论战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
6.2.2 毛泽东关注并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 |
6.2.3 艾思奇哲学思想给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启迪 |
6.3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 |
6.3.1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
6.3.2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6.3.3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使用方法 |
6.3.4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贡献 |
余论:论战时期艾思奇的理论贡献、理论特色及局限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1.2.1 理论概念 |
1.2.2 基本思路 |
1.2.3 研究方法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1.3.1 主要观点 |
1.3.2 主要内容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1.4.1 重点难点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4.1.1 理念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5.2.1 出刊概况 |
5.2.2 出刊内容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5.3.1 出刊概况 |
5.3.2 出刊内容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5.4.1 出刊概况 |
5.4.2 出刊内容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5.5.1 出刊概况 |
5.5.2 出刊内容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7.1.1 “科学”的危机 |
7.1.2 “传播”的危机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科玄论战”的三重意蕴及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一、“科玄论战”出场的历史语境 |
二、“科玄论战”的启蒙意蕴 |
三、“科玄论战”的救亡意蕴 |
四、“科玄论战”的后现代意蕴 |
五、“科玄论战”的当代启示 |
(9)“科玄论战”的历史回顾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的意义 |
一、“科玄论战”的提出 |
二、何谓“科玄论战” |
三、研究“科玄论战”的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一、历史分析法 |
二、文献分析法 |
三、比较分析法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科玄论战”之回顾 |
第一节 “科玄论战”爆发的社会文化背景 |
一、“科玄论战”的国际环境 |
二、“科玄论战”的国内环境 |
三、“科玄论战”爆发的文化背景 |
第二节 “科玄论战”的基本过程 |
一、论战的发端 |
二、论战的高潮 |
三、论战的尾声 |
第三节 “科玄论战”参战各方观点及其评述 |
一、“科学派”的基本观点及其评述 |
二、“玄学派”的基本观点及其评述 |
三、唯物史观派对科玄双方的评述 |
第二章 “科玄论战”的历史影响 |
第一节 “科玄论战”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广泛传播 |
一、“科玄论战”对唯物史观派哲学的影响 |
二、唯物史观在中国崭露头角 |
第二节 “科玄论战”促进了中国现代人生哲学的繁荣 |
一、“科玄论战”掀起了中国现代研究人生问题的热潮 |
二、“科玄论战”澄清了人们对某些人生问题的模糊认识 |
三、“科玄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
第三节 “科玄论战”促进中国文化观的发展 |
一、“科玄论战”对传统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 |
二、“科玄论战”对西化文化观的影响 |
第三章 “科玄论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
第一节 借鉴玄学派重视人文的立场 |
第二节 沟通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
第三节 正确对待科学 |
第四节 衔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的连续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派观点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选题依据 |
2、研究现状 |
3、研究重点与创新点 |
第1章 论战始末 |
1.1 论战背景 |
1.1.1 国际背景 |
1.1.2 国内背景 |
1.2 论战过程 |
1.2.1 两人论战 |
1.2.2 两派对峙 |
第2章 什么是人生、人生观——玄学派的解释 |
2.1 人生、人生观的界定 |
2.1.1 以自由意志为核心 |
2.1.2 科学的人生观 |
2.2 中西思想渊源 |
2.2.1 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 |
2.2.2 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植 |
2.3 人生观教育方法之探索 |
2.3.1 玄学、玄学教育为路径 |
2.4 简评 |
第3章 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玄学派的回答 |
3.1 对科学之局限的认识 |
3.1.1 为科学划界 |
3.1.2 科学、科学教育的局限 |
3.2 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批判 |
3.2.1 科学主义之弊 |
3.2.2 功利主义之弊 |
3.3 简评 |
第4章 玄学派思想的后续影响及其现代启示 |
4.1 后续影响 |
4.1.1 确立现代新儒家的精神方向 |
4.1.2 厘清科学与哲学的分野 |
4.1.3 谋求以儒家文化为本的革新 |
4.2 现代启示 |
4.2.1 现代性的弊病 |
4.2.2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中国学者的科玄之战(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D]. 孔晓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民国“科玄论战”视域下的艺术科学化探赜[D]. 赵欣冉. 河南大学, 2020(02)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5]《东方杂志》对现代派戏剧的译介与传播(1920-1929)[D]. 谢慧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7]《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8]“科玄论战”的三重意蕴及当代启示[J]. 张卫,李宏伟.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 [9]“科玄论战”的历史回顾及其影响研究[D]. 刘丽倪.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2)
- [10]“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派观点述评[D]. 赵扬. 天津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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