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委托代理理论中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设计（论文文献综述）
邵东[1]（2021）在《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经济“逆全球化”现象日益加剧,国际政治局势剧烈动荡,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我国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突出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格局中的重大推动作用。创新是当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十四五”时期直至更长时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与关键。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于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为此,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单元,但我国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面临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和发达国家高端压制的双向挤压。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实现技术突破和技术独立,我国企业需要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提高创新效率和效益,实现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基础。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投资收益期较长的企业战略层面的选择,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作为企业战略决策制定与实施的最高管理者,其背景特征塑造了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决策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中国企业创新的特质,随着国家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商业活动,随着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并占据社会生活的主流,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聘用外籍高管人员,选取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且对企业创新管理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学术、名人和外籍三种背景特征（简称学术CEO、名人CEO、外籍CEO）,用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创新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逐步递进分析并对比这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边界作用、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能够为CEO影响企业战略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企业选聘有益于促进企业创新战略的高管团队成员提供借鉴意义。本文按以下结构展开具体研究: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概括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构建了论文的具体结构。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对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概念进行明确地界定,确定了具体的研究范围,梳理并总结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现有文献,为实证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评述,发现当前研究中的不足,引出本文的切入点。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进行理论分析,深入探讨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水平的作用方式和内在机理,将CEO背景特征与企业战略、企业行为和结果有机结合,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本章实证检验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并对比学术、名人、外籍三种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与产出的作用强度,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和国籍文化三个层面考察了企业创新的前置影响因素,为不同视角的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四章,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分析。本章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视角出发,引入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采用CEO两职合一、CEO兼任股东企业职务;CEO薪酬激励、CEO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六个分组或调解变量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第五章,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分析。本章从创新效益的角度出发,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中介变量,构建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并对比了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和深入分析,探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阐述了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明了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本研究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09年至2017年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整理上市企业CEO背景特征的一手数据,与企业二手数据和信息相结合,共得到16,584个“企业-年”样本。在此基础上,建立26个研究假设和70个回归模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和Tobit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CEO名人背景特征越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最强,学术背景特征次之,外籍背景特征最弱。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外籍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强于学术背景特征,而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没有显着作用,表明CEO通过增加研发支出以维持名人地位的动机和行为造成了企业创新效率的降低。（2）CEO两职合一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CEO在股东企业兼职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表明CEO个人权力的增大抵消了学术CEO和外籍CEO的创新意愿,使其在面临创新风险时更加谨慎和保守,只有名人CEO会随着个人权力的增大而提高企业创新投入。（3）CEO薪酬激励增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也增强了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在CEO学术背景特征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过程中没有发挥调节作用;CEO股权激励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仅加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对CEO背景特征与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表明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4）股权集中度在总体上抑制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对CEO学术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投入、对CEO外籍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作用,表明控股大股东的存在使企业更加关注当前的盈利水平,影响了企业创新的发展;国有控股的所有权性质提高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却降低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表明学术CEO能够充分利用国有企业丰富的创新资源,而名人CEO因国企领导者的官员属性和特殊社会地位减轻了其为了保持名人地位而采取积极行动的动机。（5）企业创新投入在CEO三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产出在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在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没有发挥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够在部分领导环境中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CEO能够通过加强创新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也再一次证实了名人CEO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在于保持其名人地位,而非切实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了企业创新资源的效率。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关于CEO背景特征的研究中,很少有文献涉及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以及这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也鲜有文献对比不同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强弱关系,对此展开实证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代表性,更能够发现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企业战略产生的独特作用。因此,本文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国籍文化三个维度引入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构建了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和绩效的作用模型,这在当前学术、名人和外籍CEO日益增加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能够在理论上揭示三种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实际作用和强弱关系,拓展CEO特征与企业战略领域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绩效水平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第二、本研究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三种理论与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有机结合,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对象,延伸了社会认同理论在企业战略中的研究内容,为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第三,在现有测量体系的基础上,改良了CEO名人背景特征的测量方式,通过大量的手工搜集整理工作,获得了近十年来中国上市企业CEO社会背景的一手资料,建立起独有的名人CEO数据库,测量指标从顶级媒体所授予的奖项扩展为各个级别政府和媒体所设置的各类社会奖项和荣誉称号,并将名人效应的强弱加入到实证模型当中,打破了现有测量方式的局限性,使研究结果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第四,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边界作用和权变效应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得出了与现有文献和公司治理常识有所不同的结论,揭示了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的差异。本文从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引入CEO两职合一、CEO在股东企业兼任、CEO薪酬和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和所有权性质六个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实证检验了治理要素在CEO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对企业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五,本文深入分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背景特征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和内在机理,将创新投入和产出置于CEO特征情景下,揭示了不同CEO领导下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转化能力,探讨了企业创新对绩效水平的实际作用,深入挖掘了创新在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价值,提出了高管通过增强企业创新水平和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可行办法。
吴圣[2]（2021）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科技创新。2001年,为了追赶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下,由科技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等六部门启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以来,就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一号文件先后9次对园区工作做出部署。经过近20年的发展,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也存在着要素集聚不足、创新水平不高、示范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园区的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共同构建配套的政策支撑体系,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各类型园区研究中,现有文献对政府协作问题缺乏关注,虽然众多学者已经肯定了政府在园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对政府部门的内部机理研究存在不足。一方面,大多数学者都将政府视作为一个主体或基本单元,抽象掉了政府内部的互动关系,没有关注到政府内部协作关系对园区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协作研究很少涉及园区领域,理论界关于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内部运行缺乏关注,对存在的协作问题也未能给出有效的解决对策。结合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需要,论文探索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政府部门运行的内在机理,以更好地发挥园区建设中的政府作用,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园区提质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首先,论文根据园区建设中的政府组织结构,将政府协作组织系统分为宏微观两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为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协作,微观层面为地方政府的内部协作。其次,论文分别从两个层面分析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重点包括协作动因、协作机制,以及协作存在的问题。再次,根据园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分析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最后,结合国家高新区和国家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经验,提出政府协作优化提升的路径及对策建议。论文研究发现:第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初步形成了各级政府以及各部门的分工协作体系。在宏观层面,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分工协作机制;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普遍构建了县市协作机制和跨部门协作机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形成了一个协作组织系统,这个协作体系的运行情况,决定了政府在园区建设中的作用发挥,从影响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效果。第二,政府协作对促进园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中央、省级和地方存在协作制度不完善、协作能力缺乏、协作行动不足,使得园区建设缺乏配套的政策体系,未能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其次,县市协作过多依赖于双方对园区建设的重视和积极性,如果双方缺乏共识,县市协作将受到阻碍;再次,地方跨部门协作存在议事协调机构虚设、地方官员协调和支持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协作资源匮乏等问题。第三,激励失灵是地方政府园区建设行动不足的重要原因,而激励缺失的根源来自于多个方面。由于园区经济效益较低、城乡发展和工农收益差距较大,加上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激励和监管不足,园区建设未能对地方政府形成了足够的激励。地方政府在园区建设中的动力不足,对园区建设的重视和支持较少,不利于县市协作和跨部门协作推动园区建设。第四,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存在权威依赖,地方党政领导在地方跨部门部协作中起关键作用。根据地方党政领导在协作中的作用,可以将单一政府建设园区的跨部门协作分为强治理模式和弱治理模式。根据县市党政领导在协作中的作用,可以将在县市共建园区的跨部门协作分为块块带着条条做、县级带着市局做、市级推着县级做、条条求着块块做四种模式。第五,政府协作不足会影响政府职能作用发挥,从而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园区的自身特征、政府职能分散化的体制设置、园区所处的特殊环境,园区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政府协作不足是政府效率不高和职能作用不明显的一种表现,影响园区建设中的政府作用发挥,从而影响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本文得出以下启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内部的相互协作决定了园区建设中政府整体作用的发挥。园区的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予以推动,为园区提供配套的、完整的、系统的政策支持。针对当前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政府协作不足的问题,需要加强园区宏观管理创新,对地方政府进行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构建“央省地”协调互补的政策体系;明晰县市在园区建设中的责任和义务,引导地方完善园区管理体制机制,形成了各部门协同推动园区建设的良好局面。
郭建斌[3]（2021）在《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治理机制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治理研究的“黑箱”,对其构成要件和工作策略等机理问题分析则是打开“黑箱”看到机制工作画面的钥匙。中共十九大以后,我国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理念的提出为解决日益复杂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成为我国应对长期性、全局性、复杂性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思路,也成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生态环境共治机制这只“黑箱”内部结构如何?其机理如何运行?如何进行机制有效性判定?这些都是当前亟需回答的现实问题。研究以上述问题为导向,首先着力于“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新理念下的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相关问题分析:一是对跨域环境治理、环境多元治理及环境治理模型机制等方面现有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发现研究者将跨域和协同融合上升为环境多元共治理论方面研究比较匮乏,对多元共治机理过程分析渗入的经济学思考较少,从经济机制设计层面对环境治理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鲜有发现;二是对环境治理理论、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对研究的理论支撑价值进行了分析,发现已有的环境治理理论能够为我国环境多元共治分析提供部分理论支撑,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分析范式能够为我国环境治理新理念的机制化表达和解构提供较好思路;三是对新阶段环境治理机制选择和判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得出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必然转向多元共治的基本判断,在准确识别政府、企业、公众关系的基础上,将环境治理新理念下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解构为政府引导机制、企业履责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接着,研究将“跨域”作为具体研究背景,涵盖了政府引导机制中政府所跨越的国营企业域和民营企业域、企业履责机制中企业所跨越的机构消费者域和个体消费者域、公众参与机制中公众所跨越的中央政府域和地方政府域;将“治理”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对刚性干预到柔性干预的思维变革进行剖析,对被动履责到主动履责的转向进行求证,对缺席治理到参与治理的实践进行探索;将“机制”作为研究的关键核心,对现行的单一环境治理机制进行考察,对新阶段转向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进行判定,对环境治理新理念如何机制化表达和解构进行详细深入分析。在政府引导机制分析当中,研究从“公共物品——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引导”的理论逻辑方向切入,分析了跨国营企业域和民营企业域背景下政府通过技术创新投资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机理,引入委托代理模型从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方向讨论了政府对企业最优激励合同设定问题,发现在更接近于现实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当政府能够观测到影响企业运行环境的外生变量,且当外生变量影响企业低投入时产出分布密度与企业高投入时产出分布密度的比（似然率）时,外生变量应被写入激励合同。在企业履责机制分析中,研究将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置于市场运行过程中进行分析,将矫正调整因素加入到传统市场运行过程中,从跨机构消费者域和个体消费者域的背景下分析企业履责动因,设立“企业——公众（消费者）”博弈模型分析了市场运行中企业履责博弈情况,发现在政府介入（规制与引导）既定的情况下,博弈总能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在公众参与机制分析中,研究探讨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理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从跨中央政府域和跨地方政府域的背景分析了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理,指出了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经过“赋权—认同—合作”的过程,并在“合作期望”的条件下分析了“公众——政府”环境治理演化博弈过程,发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问题的权衡,更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环境制度约束设计。最后,研究对“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进行了适度评价和深一步拓展。将企业作为利益目标比较的关键主体,依据企业与政府比较、企业与公众比较的思路来审查结果是否和解构分析中的结果相一致,再选择从完全显示到参数传递、二维信息、一维信息逐层比对的原始但却有效的方式来判定信息有效性,发现激励相容和信息有效的要求都是可以实现的。在对解构得出的环境治理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拓展时,比较了不同领域问题的本质是否相同,回答了“为什么能够一般化”的问题,进而依据“系统环境实现代言人政治压力均衡、信息交互有效维度最低、各主体行为利于社会总福利目标实现”的三个标准要求,提出了用来解决类似领域治理问题的“系统环境——信息交互——主体行为”多层嵌入的一般化理论工具。据此,形成了一些适用于中国语境的结论:（1）政府通过技术创新投资的方式可以达到引导企业绿色技术改进的目标。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引导是一个历经演化的动态过程,且会产生杠杆效应,杠杆效应容易促使政府出台科技资源投入相关政策,进而形成资源流向示范,利于扩大科技创新投入供给规模和改善科技创新投入的供给结构,能以政府科技创新投入为杠杆,形成整个社会科技创新投入的集聚,进而实现企业绿色技术改进的目的。（2）企业通过自我矫正的方式可以达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目标。企业自我矫正调整通过对市场运行三大要素（价格、竞争、供求）的作用影响来实现,矫正力量改变了价格与供求之间双向循环运动的状态,使得企业作为环境治理过程中市场运行的最重要构成主体,有义务为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买单,有责任为消费者生产出更为环保健康的高品质产品,有动力选择长期生产经营中的“绿色化”模式,进而实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目标。（3）公众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可以达到参与环境治理的目标。政府引导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经过“赋权——认同——合作”的过程,合作期望下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察是改变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形成“利益合谋”行为的有效路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路径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问题的权衡,更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环境制度约束设计,“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的期望状态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实现。（4）“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的环境多元共治机制是有效的。对政府利益目标与企业利益目标关系、企业利益目标与公众利益目标关系考察,可知激励相容标准在相关条件限定下能够实现,对完全显示机制、参数传递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信息维度逐层比较,可知信息有效条件在二维信息空间中能够达到,进而“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可以达到机制有效的基本条件要求（激励相容和信息有效）。
陈怡怡[4]（2021）在《高管薪酬粘性、董事会治理与创新投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作为微观主体,是国家创新的主体,但是创新投入是一项风险高、不确定性强、周期长的投资活动,需要高管克服短视行为,提高冒险精神。而高管薪酬粘性作为具有非对称性特征的薪酬契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忍高管在短期内的失败,存在典型的“奖优不惩劣”的特性,这消除了高管对创新失败后对自身不良影响的担忧,能够提高高管的冒险精神,并且有助于增强组织的凝聚力与团队成员的上进心,进而提高创新投入的增加。但是,这种激励薪酬契约制度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执行,则难以实现预期的激励效果。因此,需要董事会治理因素的监督和激励,使得高管薪酬粘性的激励作用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发挥。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本文整理归纳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且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企业创新理论、现代管家理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其次,本文以2007-2019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为初始样本,进行数据筛选,定义变量并选取了恰当的研究模型;再次,运用Excel和Stata14进行数据的处理,定量研究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投入的影响,董事会治理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接着,对定量回归的结果进行分析,并考虑内生性带来的影响以及产权性质带来的影响差异,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高管薪酬粘性与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董事会治理能够显着影响高管薪酬粘性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过大的董事会规模削弱了高管薪酬粘性与创新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的占比强化了高管薪酬粘性与创新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强化了高管薪酬粘性与创新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3）产权性质的差异会对高管薪酬粘性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产生显着影响。主要表现为,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最后,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依据,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1）企业应该通过完善薪酬契约机制,适度地增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不对称程度,采用“高奖励、低惩罚”的方式增加高管薪酬粘性,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2）企业也应进一步完善董事会治理机制,提高董事会结构的合理性、专业性和有效性;（3）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更为有效的治理体系,以此切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拓展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有:本文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董事会治理引入高管薪酬粘性与创新投入关系的研究当中,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二者的关系。当前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上,对于高管薪酬粘性怎样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等经济后果的研究比较少。因此,本文从高管薪酬粘性产生的正面经济后果出发,深入讨论高管薪酬粘性、董事会治理与创新投入三者的关系,讨论董事会治理在高管薪酬粘性与创新投入之间关系中起到的调节作用。
曾卓然[5]（2021）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发展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期,创新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是推动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高效动力源,更是引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激发企业创新活动提升至重要地位。中国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并构建了一套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整体创新能力在近年来有了显着提升。但整体上存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缺乏关键核心创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微观层面上存在“策略性创新”、“骗补式创新”等问题。在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为应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内外部环境的巨变,如何加强企业自主核心技术研发,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保持国家和企业竞争优势,这是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为促进企业自主研发,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我国各级政府倾向于采用政府补贴方式,作为引导微观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主要路径,那么,政府补贴是否能有效激励和促进微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补贴对何种类型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未来政府补贴的重点与核心应在何处。这一系列问题都亟需解答。企业创新质量不仅依赖于企业内（外）制度环境,更依赖于其动态演变路径。从内部看,企业自身的治理水平是决定其创新质量的关键因素,从外部看,创新质量的主要受融资约束的影响。此外,企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内部治理水平和融资约束水平有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从内部公司治理、外部融资约束和动态生命周期三个角度,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缘起,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在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奠定了本文的研究方向,并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回顾,形成了支撑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第二部分为机理分析和框架构建,即本文的第三章,首先通过剖析政府补贴的形式与作用,提炼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机理,为正式探讨两者之间关系做好了理论铺垫和准备;其次,按照企业异质性视角选择的必要性→不同视角下的异质性影响机理→异质性视角下研究假设的逻辑,搭建了本文的整体分析框架,为第三部分的实证检验奠定了研究基础。第三部分为实证检验,包括第四、第五和第六章,分别从公司内部治理、外部融资约束、动态生命周期等角度展开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实证研究。在分析过程中,使用了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固定效应、泊松回归、门槛回归、chow检验等一系列计量方法,利用多个微观数据库进行匹配,对企业创新质量进行实证检验,对第三部分提的研究假设进行了充分论证。第四部分为结论与启示,即本文的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根据研究结论得到了相应的政策启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政府补贴主要通过改变创新的成本收益比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三个方面影响企业的创新决策和行为,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补贴通过影响企业自身的投融资行为、扭曲企业创新行为以及影响正常的创新激励机制三种方式,抑制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此外,针对不同融资约束强度的企业,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还具有门槛效应,即存在非线性作用。第二,股东治理、经理人治理和董事会治理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有明显差异。从股东治理来看,控股大股东比例增大,有助于对企业形成更有效的监督机制,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公司价值提升。而公司股权结构过度集中,都可能增加公司代理成本,降低公司治理效率,降低公司价值。从经理人治理来看,高薪酬未必能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反而过高的管理者薪酬降低了公司价值,导致公司治理效率降低。从董事会治理来看,无论是独立董事人数占总董事人数的比例,还是独立董事是否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保持一致,对公司治理成本而言来说,并没起到额外的作用。第三,公司治理在我国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关系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对于具有良好公司治理效率的企业而言,倾向于利用政府补贴从事实质性创新,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提高,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对于低水平公司治理效率的企业而言,企业内部权利主体具有短视动机,倾向于利用政府补贴进行策略性创新,挤出高质量创新的产出,“低质量”创新增多,造成研发创新长期无效率,降低企业创新质量。第四,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同时政府补贴在此过程中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强度越高,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究其原因,本文认为融资约束越高的企业,其筹资能力相对较低,企业的研发投入将受到限制,而政府补贴则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企业的研发投入较低,其边际报酬较高,即此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第五,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受到企业所有制、生产效率、行业等因素的影响。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来看,政府补贴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质量影响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的调节系数不仅更显着,而且调节系数相对更大。从企业生产效率异质性来看,无论是高生产率企业还是低生产率企业,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均显着为正,但对低生产率企业的调节作用更大。从企业行业异质性来看,相对非制造业企业,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第六,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创新质量与获取政府补贴强度有差异。从企业创新质量特征来看,成熟期企业创新质量最强,成长期次之,衰退期最弱;从获得的政府补贴强度来看,成熟期强度最高,衰退期次之,成长期最弱。即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创新质量相对较高,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强度相对较高。第七,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效果具有显着差异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政府补贴影响创新质量的效果存在差异性。具体而言,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来说,政府补贴对创新质量促进作用相对较大。然而对于衰退期的企业来说,政府补贴对其创新质量的影响相对较小。本文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对二者关系的论证并无一致性结论,本文认为企业的创新质量不仅受到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且与企业动态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因此,本文以公司治理结构表征企业内部环境,以融资约束表征企业外部环境,以生命周期表征企业发展动态过程,把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相结合,把企业静态状况和动态变化相结合,内外联动,动静结合,系统分析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外部融资约束和生命周期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丰富了现有企业异质性视角下政府补贴对创新质量影响的研究视域,拓展了该主题的相关研究。第二,丰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分析框架。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特征,构建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分析框架,一是总结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机理;二是厘清了公司治理、融资约束与生命周期三个细分框架下的异质性影响机理;三是提出了异质性分析框架下的研究假设,并通过多个微观数据库的匹配,对研究假设进行了论证。纵观现有文献,尚未有研究同时将公司治理结构、外部融资约束和动态生命周期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本文的研究是对现有框架的细化与深入,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第三,深化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一是在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分析中,从股东治理、经理人治理和董事会治理三个维度,运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SFA）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不同公司治理效率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同时创新性的采用泊松面板模型对实证研究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二是融资约束视角下的分析中,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识别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多种测算融资约束水平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三是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分析中,采用Chow-Test的方法较为准确的识别了政府补贴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差异,并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随机抽取子样本的方法对实证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得到了很多新颖且重要的结论,为完善政府补贴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张昶[6]（2021）在《多因素作用下中国国有企业晋升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我国一直推行的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中,人事制度改革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部分,也是企业提升运行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基础,更是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人事制度的改革和深化为员工的晋升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而晋升对于员工来说是一种有效地激励手段,好的晋升机制可以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企业的整体效能,最终增强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活力与竞争力,所以晋升机制的改革是人事改革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探究晋升机制的核心在于把握影响晋升的因素,国务院于2020年6月印发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中明确强调国企的改革应快速地朝着现代企业的市场化方向靠拢,并进一步强调了选人、用人应全面的、合理的根据经营业绩和工作实绩进行考核,提出了国企管理者的“去行政化”、企业的“经济效益优先”等具体政策。但是目前,国企依然存在企业性质“政治性”,企业目标和岗位“多样性”等现状,加之委托人想要“降低代理人工作水平的甄别成本”以及“对高人力资本员工的高组织承诺”等行为,这会导致在晋升中业绩因素并不一定会占据十分主要的作用,而非业绩因素反而会在晋升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形成国有企业内部的较为复杂的晋升机制,最终影响晋升激励的效果,降低企业的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绩效产出,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所以,围绕国有企业的晋升机制这一问题,本文深入剖析了影响员工内部晋升的因素,分析了这些因素的变化和交互对于员工在国有企业中的晋升产生的不同的作用,概括了国有企业晋升模式,并研究了晋升机制的激励作用对企业带来的影响。研究的结果有助于国有企业决策层更为清楚的看到企业内部晋升中存在的问题,更为深入的理解其内部的晋升机制对于员工的激励作用,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设计员工晋升的评价指标,更为合理的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解决晋升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激励相容,降低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人的风险问题,有效推进国有企业中的人事制度改革。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高阶理论、管理激励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以文献综述为出发点,采用文献分析与理论推演、实证分析、比较研究、博弈研究等方法,对国有企业中员工的内部晋升进行了研究。具体来说:首先,对国有企业内不同晋升方式进行分析,以内容激励理论为基础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不同晋升形式为员工带来的不同满足感,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后续研究的因变量。第二,对影响晋升的因素进行思考,以人力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为基础分析非业绩因素对晋升的影响,选择了一些人口学特征因素并构造了政治资源因素作为职位晋升研究的自变量。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各省、地市、区县分公司的晋升数据为研究对象,对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后,以选定的非业绩因素作为独立变量并设计交互变量,以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员工内部职位晋升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业绩变量的引入,晋升层级的变化为切入点替换数据集,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第三,本文运用数据挖掘中决策树、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与人工神经网络等主要分类算法,对晋升数据进行建模和精度对比分析,找到最适用于晋升数据的分类算法,构建模型并基于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概括出国有企业内部不同层级员工的职位晋升模式和特征,这些模式和特征的总结也再一次印证了非业绩因素对于职位晋升的作用。最后,本文分析了国有企业晋升机制的公平与激励问题,提出国有企业内同时存在的两种晋升机制,以员工感受为视角,通过多层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了实证。并以不同的晋升机制对获得晋升员工的不同激励为基础,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晋升博弈模型,以此研究国有企业中的晋升激励、员工绩效与企业收益的问题。纵观全文,得到的研究结论及理论贡献简要概括如下:（1）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晋升形式中,职位晋升是最重要的一种晋升形式,员工也会因此获得更多的激励和满足感。该结论为企业晋升研究中的因变量选择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2）在我国国有企业内部职位晋升中,非业绩因素对于职位晋升会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得到:男性员工总是比女性员工更容易获得职位晋升,晋升中的性别歧视以及女性的“晋升天花板”仍然存在。员工的初始学历和最终学历越高,越容易获得职位晋升,且学历对于女性员工的职位晋升更为重要,即女性员工的晋升标准要高于男性员工。在不同层级的职位晋升中,员工的最终学历是否在入职前获得对于晋升的影响是不同的。同时,员工的年龄也在各层级的职位晋升中起到不同的作用,这说明“干部年轻化”的政策在企业内不同层级被差异化执行。岗位年限方面,在一定年龄阈值内,员工在晋升前岗位的任职年限越长越容易获得职位晋升,这与我国现行的干部政策中对岗位年限的要求相关。政治资源方面,员工的政治资源越强则越容易获得职位晋升,而相对于高学历员工,政治资源对于低学历员工在职位晋升中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些结论揭示了国有企业中非业绩因素对于职位晋升的作用,为晋升研究中自变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不同于以往研究普遍关注的企业“一把手”的外部政治晋升,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企业内部的不同层级,丰富了晋升研究的框架。（3）基于晋升模式概括和归纳的目的,在目标维度为离散型,输入维度既有离散型又有连续型的晋升数据中,随机森林是精度最高的算法。而对于小数据样本,支持向量机分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对于目标维度为二分类的晋升数据,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的精度相对较低,其更适用于目标维度为连续型的数据。此外,数据挖掘方法可以概括出一些具体的、不同层级的晋升模式。这些模式为企业内部各层级晋升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同时分类算法的适用性也为企业晋升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4）晋升公平除了对一般员工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效用,对于获得晋升的员工同样也会产生不同的激励,即通过非业绩因素晋升的员工在新岗位上的工作努力程度不如通过业绩因素晋升的员工。此外,我国国有企业中并不是只有一个固定的晋升标准,而是以业绩因素为主和以非业绩因素为主的两类晋升机制同时存在,企业对于不同的员工,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晋升机制,这种同时存在的两种晋升机制是可以被员工感受到的,由此会增大激励效用的差距。该结论对于国有企业晋升激励的研究进行了有效的补充,使晋升激励的理论延伸到获得晋升的员工。（5）基于委托代理的零和博弈分析,可以得到企业在两种晋升机制共存的情况下,若想使自身效益最大化,企业对于晋升后员工提供的薪资福利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应与企业对员工工作的甄别成本和不同激励下员工晋升后为企业带来的绩效的差额成正比,并与员工创造的最小绩效相关。该结论为晋升激励中的薪酬设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将晋升候选人之间基于业绩的“锦标赛”博弈扩展为委托人和已获得晋升的代理人之间的基于不同晋升机制的博弈,这为晋升博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程宇[7]（2020）在《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培养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并发挥着持续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民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均为世界第一,初步搭建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职业教育仍长期存在着供需失衡、政策实践异化、结构不尽合理、布局亟需优化、政府市场职责不清、企业主体缺位、整体办学条件薄弱和体制机制不通畅等问题,滞后的职业教育发展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实的重要瓶颈。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和动能,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互联网技术应用背景下,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生产方式、需求结构、技术环境都面临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冲击,亟需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趋势、矛盾、功能和发展路径进行重新认识。同时,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做深入研究,以便为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实践发展提供正确的改革思路。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从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出发,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更加强调公益性属性的不同,职业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围绕产业社会需求办专业等方针,使中国职业教育带有更强烈的“经济属性”。职业教育属性的界定为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奠定了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在供给上应当主要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重视供给效率,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结合,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其次,从职业教育的内涵出发,结合已有文献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对职业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就是指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能够确保合理配置职业教育的各种资源,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使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在与经济互动发展过程中形成职业教育自身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再次,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出发,总结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变迁历程,借鉴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成熟模式和优秀经验,并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将顶层设计和基层视野相结合,提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原则和切实对策,对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路,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基础。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一方面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清晰界定职业教育、产业发展、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相关概念和内涵,是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梳理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领域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内涵,现代产权理论延展了职业教育研究的边界,教育经济学理论为职业教育战略规划提供了动力支持,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框定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现实问题。本部分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变迁逻辑和宏观发展特征,以及详细阐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并深入探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为后文的相关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提供问题导向和现实依据。第三部分,实证研究。本部分重点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和现代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运用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估算,并使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的,运用灰色关联系统模、因子分析方法对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效应的综合评价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市场主体共治能力,增加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缩小职业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方面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所得出实证结论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第四部分,国际经验。本部分首先对德国、美国、日本的职业教育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运营模式和成功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对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模式都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总结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实践经验和不足之处。其次为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启示。第五部分,对策建议。结合国内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现实问题以及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在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原则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发展、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等相关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的职业教育运行模式,不断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再进一步强化学校具体实施的执行力,建立基于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人才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供给模式,并完善与之配套的职业教育保障体系。
牛英杰[8]（2020）在《模型不确定条件下公司投资行为及委托代理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角度细化模型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差异,在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建立严格的数理金融模型,运用随机最优控制方法,研究模型不确定性如何作用于公司投资、薪酬业绩敏感度、消费动态过程、报酬契约设计、公司生产能力的扩张时机,以达到最优合约设计要求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的。本文的贡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本文在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中引入模型不确定性,考虑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最优与次优合约设计,研究结论表明,当模型不确定性存在时,要使委托人收益最大化,最优契约仍需要对代理人实施激励而不是传统委托代理理论所认为的不实施激励,且模型不确定性能够起到缓冲道德风险的作用。如果允许代理人在金融市场上买卖资产对冲风险,研究发现模型不确定性将通过合约转移给代理人,从而使代理人的对冲策略变得相对激进;同时最优产出分享比例与公司特质性风险的负相关关系也不再成立,最优产出分享比例可能是公司特质性风险的增函数,可能是减函数或者与其无关。（2）本文将模型不确定性与有限承诺约束相结合,从行为金融学角度讨论了三种不同情况下的最优合约设计问题,扩展后的模型发现模型不确定性和有限承诺约束对最优合约的作用机制不尽然一致,准确地讲,有限承诺约束只在合约承诺向代理人支付的总期望薪酬较低时起主导作用,随着代理人获取地薪酬或财富越多,模型不确定性对合约设计的影响逐渐凸显。结论表明,模型不确定性与有限承诺约束均对委托人的价值造成损害,但代理人的财富收入敏感性系数却不降反升;对于消费的动态过程而言,有限承诺约束只会使得代理人的消费量固定在某一特定水平,而不确定性偏好却使得最优的消费数量不在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变化,并且消费的波动较收入的波动幅度偏小,这一方面为实证研究中“消费过度平滑之谜”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实际数据显示的“工资既具有右偏特征又有下降可能性”的现象。（3）本文将模型不确定性引入动态委托-代理理论,从行为金融学角度扩展了动态合约理论,结论表明模型不确定性对投资者福利损失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而且随着不确定程度的增加,投资者通过最优合约选择更加延迟向代理人支付现金薪酬;区别于不对称信息、时间不一致偏好、债务积压以及过度自信等视角,本文发现模型不确定性将低估公司的投资机会,导致公司投资不足,从而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完善了公司投资行为扭曲的理论解释;在投资者与代理人之间的最优合约中,投资者选择的代理人后续关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系数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达到某一阈值后逐渐增加。此外,在将合约进行财务实施的过程中发现,模型不确定不仅会降低公司的价值,同时也会降低股权的总价值;如果允许代理人和投资者通过谈判达到帕累托改进的目的,数值结果显示此时不仅出现企业投资不足的行为,也会产生过度投资的现象。（4）本文针对模糊厌恶的股东和风险厌恶的管理者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缺乏的问题,通过引入实物期权和模型不确定性,研究企业投资和激励机制设计问题。根据模型设定,管理者为管理企业付出的努力是不可观测的,且与企业收益流的平均增长率直接挂钩;股东拥有一项增长期权,可通过执行期权增加企业的资本存量,但股东在决策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对模型不确定的担忧。结果表明:模型不确定条件可以提高最优合同中管理者预定的努力程度,降低投资阈值,同时增加管理者价值对企业价值变化的敏感程度。（5）本文考虑了奈特不确定性下的投资模型,这里奈特不确定性是由于不完备的信息、不明确的数据及不精确的概率等引起,常常会和优化问题紧相连。结果表明,相比于模型不确定性消失的情况,面临模型不确定性将考虑与参考模型接近的其他模型,进而降低模型识别错误的影响,导致托宾平均q和边际q降低,企业价值的下滑也使得其扩张投资决策更为保守。当把企业资产价值分解成现有资产价值和增长机会价值时,模糊厌恶参数虽然引起两部分价值的下跌,但是增长机会价值的跌幅远高于现有资产价值的跌幅。此外,数值分析表明,奈特不确定性只对增长机会beta值产生负向影响,而不影响现有资产的beta值,进而在增长效应和价值下降效应的博弈之后,企业资产beta值也是模糊厌恶参数的减函数。然而,本文对企业beta值横截面差异性的解释不同于现有研究文献提供的理论,比如企业间相互竞争程度等,所以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丰富和完善了企业beta值横截面差异性的理论解释。
林明濠[9]（2020）在《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培育高科技企业,促进创业板市场的形成和完善,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企业的成长引起了学者和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公司成长水平是利益相关者做出相关决策的重要基础。在公司发展的许多影响因素中,充分利用人力资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与激励机制尤其是管理者激励机制的完善是分不开的。高管对于企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在促进企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立的制度下,企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高管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规避风险,可能会减少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这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高管激励作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指导着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又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成果。特别是对于中小型创业板高科技企业而言,高管是公司业务管理的核心人员。他们具有企业的战略决策权,是技术创新的动力。创新是创业板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影响着企业的运营与发展。中国的创业板市场以高科技企业为代表,以其高增长和高回报率与主板市场不同。目前,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总结了现有相关文献,结合了人力资本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创新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研究具有明显技术创新特征的创业板高科技企业的成长是否受到高管激励的影响。同时,激励分为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根据“激励-行为-结果”研究范式,提出了实证研究假设,并建立了研究模型。试图探索创业板公司高管激励、技术创新和企业成长的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索技术创新在高管激励与企业成长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提高创业板的企业的未来成长状况,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孙治一[10]（2019）在《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中和诡谲多变的全球情势下,创新能力是公司长期发展和盈利的重要保证。但不同公司的创新能力显然是千差万别的,在这种情况下,何种因素在影响着公司的创新能力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起,理论界便开展了对技术创新问题的积极讨论,众多经济学家从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产业特征、企业家能力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研究文献。然而,尽管由熊彼特提出的传统创新理论发展出的诸多理论流派产出了许多经典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文献,但终究无法解释在外部环境、公司结构和规模等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不同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随着对这方面的学术讨论日益激烈,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具有明显的公司治理属性——即不同的公司治理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所以,公司治理能够影响公司的创新投入,也会影响对技术创新类型的选择,而实现上述功能依靠的是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目前有关公司治理与创新投入的研究相对滞后,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实务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较多,理论研究不足;第二,局部研究较多,整体研究不足;第三,国内研究滞后于国外研究。鉴于此,本文借鉴创新经济学的相关观点,基于现代企业理论,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方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探索构建了基于公司治理制度优化的创新投入促进模型,以期对公司治理与创新投入研究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化与拓展,为中国企业优化公司治理政策提供有益参考。本文致力于现代企业理论视角下的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主要工作和研究成果如下。第一,整理现有研究文献。讨论了技术创新的内涵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并阐明了创新投入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同时,对有关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并阐述了现有的研究成果贡献与不足。第二,从理论层面分析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首先,本文分析了公司治理的理论演进,对产权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行阐述,提出理论分析框架,并根据对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公司治理的分析,将公司治理分为两个层面——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前者关注的是事前的产权安排,后者关注的是对经理人行为的约束。接着,本文分别构建了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模型,从理论视角分析了治理结构因素、治理机制因素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第三,实证分析公司治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的不同层面（治理结构、治理机制）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分析了治理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以股权安排的表征变量作为研究治理结构和创新投入相关性的解释变量,并引入股权性质以分析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公司治理结构对创新投入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治理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在不同股权性质的条件下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股东间委托代理、私人收益最大化等因素的综合体现。具体而言,股权性质方面,国有企业和创新投入的显着负相关;股权结构方面,股权集中度和创新投入具有显着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股权性质的和股权结构的交互项方面,在国有股权性质条件下中,股权集中度的提升对创新投入的抑制效果更为显着,股权制衡度的提升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创新投入正相关。接着,本文分析了治理机制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关于治理机制对经理人创新投入行为的激励,本文将其分为两种,一是对经理人（代理人）的直接激励,包括通过薪酬、股权等激励手段;二是对经理人的间接激励,包括董事会治理等因素,通过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来约束经理人的创新投入行为。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董事长和CEO两职兼任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第二,经理人激励和创新投入有显着相关性,但不同激励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呈正相关关系,薪酬激励与创新投入呈正“U”型关系。第三,在两职兼任条件下,薪酬激励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果更为显着。第四,董事会规模和创新投入呈显着倒“U”型关系,说明董事会规模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存在拐点。第五,提高独立董事占比对创新投入有促进作用。第四,实证分析公司治理对异质性创新投入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关于公司治理和异质性创新投入的Logit模型,即公司治理因素对不同类型创新投入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股权集中度提升有利于进行探索式创新投入,股权制衡度提升有利于进行探索式创新投入,国有股权性质有利于进行利用式创新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提升有利于进行利用式创新投入。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提升薪酬激励水平有利于进行利用式创新投入,董事会规模和异质性创新投入呈正“U”型关系,即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先是有利于利用式创新投入,但超过一定规模后将有利于探索式创新投入。第五,提出促进创新投入的公司治理优化措施。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基于公司治理优化的创新投入促进模型。该模型表明,影响创新投入的公司治理因素可分为三种,即创新投入促进因素、创新投入抑制因素、创新投入权变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促进创新投入为导向的公司治理优化措施,其中包括“强化创新投入促进因素”、“弱化创新投入抑制因素”与“控制创新投入权变因素”三个层面,并加入对异质性创新投入考虑。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第一,本文以现代企业理论框架下的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不同层面公司治理因素和创新投入的关联模型,从理论层面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机理。现有研究文献表明,公司治理因素对创新投入有显着影响,但实证研究较多,理论分析较少,本文以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公司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两个层面,利用理论分析的方法阐释了公司治理因素对创新投入的可能影响方向,丰富了该方面研究的理论分析视角。第二,本选题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加入对创新投入异质性的讨论,实现了公司治理和创新投入的双向多维度讨论。目前,国内在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多是对某一侧重点进行分析,将公司治理作为整体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首先,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对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并加入了公司治理对异质性创新投入影响的讨论。接着,在实证研究中,一方面对不同层面的公司治理因素进行梳理,实证检验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另一方面,将出于不同目的创新投入区分为探索式创新投入和利用式创新投入,从创新投入异质性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对不同类型创新投入选择的影响,拓宽了该方面研究的实证分析视角。第三,关于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现有参考文献的研究结果差别较大,甚至存在矛盾,究其原因固然有研究方法的不同,但更重要的是数据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存在大量的手工收集,数据差异性较大。本选题采用国泰安、wind等权威数据库中上市公司数据,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第四,构建了基于以公司治理优化为导向的创新投入促进模型。并基于该模型提出了若干公司治理优化措施。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出发,针对公司治理因素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本文将公司治理因素归于创新投入促进因素、创新投入抑制因素和创新投入权变因素三种类型,并将对异质性创新投入存在影响的因素加入其中,构建创新投入促进模型。同时提出了针对促进创新投入的公司治理优化政策,包括“强化创新投入促进因素”、“弱化创新投入抑制因素”与“控制创新投入权变因素”三个层面,提升了本文的现实意义。
二、委托代理理论中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委托代理理论中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1）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CEO背景特征 |
| 2.1.2 企业创新 |
| 2.1.3 公司治理结构 |
| 2.1.4 企业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高阶梯队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社会认同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CEO背景特征相关研究 |
| 2.3.2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3.3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3.4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绩效影响的研究有待深化 |
| 2.4.2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
| 2.4.3 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真实作用缺乏深入挖掘 |
| 2.5 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 |
| 2.5.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5.2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第3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3.3.3 模型设定 |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4.1 描述性统计 |
| 3.4.2 相关性分析 |
| 3.4.3 回归结果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3.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 3.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CEO个人权利的作用 |
| 4.2.2 CEO管理激励的作用 |
| 4.2.3 企业股权结构的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4.3.3 模型设定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回归结果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4.5.2 稳健性检验二:使用前置一期因变量的检验方式 |
| 4.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5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4 创新投入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5.2.5 创新产出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5.3.3 模型设定 |
| 5.3.4 中介作用检验方法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回归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5.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 5.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1.2 公司治理结构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 |
| 6.1.3 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6.2 理论与实践启示 |
| 6.2.1 理论启示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创新点 |
| 6.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6.4.1 研究局限 |
| 6.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2）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科技园区研究现状 |
| 1.3.2 政府协作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目标、思路及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数据来源 |
| 1.8 创新点 |
| 1.9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本研究的基本概念 |
| 2.1.1 政府协作相关概念 |
| 2.1.2 农业科技园区相关概念 |
| 2.2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行为理论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3 协作公共管理理论 |
| 2.2.4 创新系统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情况 |
| 3.1 世界各国的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情况 |
| 3.2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历程 |
| 3.2.1 地方自主探索阶段(80 年代末—2000年) |
| 3.2.2 中央引导下的规范建设阶段(2001—2009年) |
| 3.2.3 全面创新探索阶段(2010—2016年) |
| 3.2.4 提质升级发展阶段(2017 年—至今) |
| 3.3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现状 |
| 3.3.1 园区数量和空间分布 |
| 3.3.2 园区的产业分布情况 |
| 3.4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目标、功能及管理制度 |
| 3.4.1 园区的建设目标和主要功能 |
| 3.4.2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管理制度 |
| 3.5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部门 |
| 3.5.1 园区建设的政府组织架构 |
| 3.5.2 宏微观视角下的园区建设政府协作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协作 |
| 4.1 央省地协作动因和责任分工 |
| 4.1.1 央省地协作的动力机制 |
| 4.1.2 政府纵向协作的责任分工 |
| 4.2 协作治理框架下园区建设央省地协作机制 |
| 4.2.1 理论与方法 |
| 4.2.2 央省地协作分析 |
| 4.2.3 协作存在的问题 |
| 4.3 地方政府的协作行为分析 |
| 4.3.1 园区建设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4.3.2 地方政府协作行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4.3.3 实证案例 |
| 4.4 小结与讨论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内部协作 |
| 5.1 园区建设的县市政府协作 |
| 5.1.1 县市协作及其动因 |
| 5.1.2 县市协作机制及协作结果 |
| 5.1.3 县市协作问题及其产生机理 |
| 5.1.4 案例分析 |
| 5.2 园区建设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2.1 跨部门协作及其动因 |
| 5.2.2 跨部门协作的协调组织 |
| 5.2.3 单一政府建设园区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2.4 县市政府共建园区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3 园区建设的跨部门协作困境 |
| 5.3.1 研究方法 |
| 5.3.2 地方政府的跨部门协作困境 |
| 5.3.3 讨论:地方领导和协作规则对跨部门协作的作用 |
| 5.4 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政府协作对园区发展的影响机理 |
| 6.1 政府协作与园区建设的政府职能 |
| 6.1.1 园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 |
| 6.1.2 政府协作与政府职能作用 |
| 6.2 政府协作在园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 6.2.1 集聚和整合政府资源促园区发展 |
| 6.2.2 提高园区建设的政府职能效率 |
| 6.2.3 促进园区体制机制的变革与创新 |
| 6.3 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 |
| 6.3.1 园区建设政府协作问题的一般性 |
| 6.3.2 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分析 |
| 6.4 小结与讨论 |
| 第七章 园区建设中政府协作的提升与优化 |
| 7.1 园区建设的宏观管理模式创新 |
| 7.1.1 其他类型园区的建设经验 |
| 7.1.2 园区建设宏观监管与激励 |
| 7.2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协作 |
| 7.2.1 国家高新区政策协作经验 |
| 7.2.2 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启示 |
| 7.3 地方政府内部协作的宏观引导 |
| 7.3.1 政府协作引导的政策工具 |
| 7.3.2 地方政府内部协作的引导策略 |
| 7.4 地方层面的园区管理体制建设 |
| 7.4.1 构建以执行为导向的协调机构 |
| 7.4.2 明确县市之间的责任关系 |
| 7.4.3 完善园区管理服务机构建设 |
| 7.5 小结与讨论 |
| 第八章 结论、启示和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讨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单一治理与元治理 |
| 1.2.2 多元治理与多元共治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跨域环境治理研究 |
| 2.1.2 环境多元治理研究 |
| 2.1.3 环境治理模型与机制研究 |
| 2.1.4 文献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治理理论 |
| 2.2.2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
| 2.2.3 理论评述 |
| 3 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机制:转型判定与研究设计 |
| 3.1 现行的单一治理机制分析 |
| 3.1.1 生态补偿机制 |
| 3.1.2 河(湖)长机制 |
| 3.1.3 环境联防联控联治机制 |
| 3.2 新阶段转向多元共治机制的判定 |
| 3.2.1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 |
| 3.2.2 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解构依据 |
| 3.2.3 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解构思路 |
| 3.3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研究设计 |
| 3.4 小结 |
| 4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政府引导机制 |
| 4.1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支撑 |
| 4.2 跨域背景下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分析 |
| 4.2.1 政府干预企业的方向选择 |
| 4.2.2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分析 |
| 4.3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参数化模型 |
| 4.3.1 “委托—代理”模型的引入 |
| 4.3.2 对称信息下最优激励合同 |
| 4.3.3 不对称信息下最优激励合同 |
| 4.4 小结 |
| 5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企业履责机制 |
| 5.1 市场运行理论的扩展讨论 |
| 5.1.1 传统的市场运行理论 |
| 5.1.2 市场运行理论的进一步扩展 |
| 5.2 跨域背景下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机理分析 |
| 5.2.1 环境治理的企业履责逻辑判定 |
| 5.2.2 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条件分析 |
| 5.3 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博弈分析 |
| 5.3.1 “企业——公众(消费者)”博弈模型设定 |
| 5.3.2 “企业——公众(消费者)”短期博弈 |
| 5.3.3 “企业——公众(消费者)”长期博弈 |
| 5.3.4 “企业——公众(消费者)”均衡评析 |
| 5.4 小结 |
| 6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公众参与机制 |
| 6.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6.1.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理学基础 |
| 6.1.2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基础 |
| 6.2 跨域背景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理分析 |
| 6.2.1 赋权:主体意识与参与自信的培育 |
| 6.2.2 认同:环境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强化 |
| 6.2.3 合作:共同治理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
| 6.3 “公众——政府”环境治理的演化博弈 |
| 6.3.1 “公众——地方政府”静态博弈过程 |
| 6.3.2 “公众——央地两级政府”博弈的演化稳定均衡 |
| 6.4 小结 |
| 7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评价与拓展 |
| 7.1 评价分析 |
| 7.1.1 关于“激励相容”标准的判定 |
| 7.1.2 关于“信息有效”条件的分析 |
| 7.2 拓展讨论 |
| 7.2.1 对环境共治机制的一般化表达 |
| 7.2.2 对一般化理论工具应用的讨论 |
| 7.3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2.1 政府视角 |
| 8.2.2 企业视角 |
| 8.2.3 公众视角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高管薪酬粘性、董事会治理与创新投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高管薪酬粘性相关研究 |
| 2.1.1 高管薪酬粘性存在性的研究 |
| 2.1.2 高管薪酬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1.3 高管薪酬粘性经济后果的研究 |
| 2.2 董事会治理相关研究 |
| 2.2.1 董事会治理对公司绩效及价值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2 董事会治理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创新投入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3.1 外部因素对创新投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2 内部因素对创新投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高管薪酬粘性 |
| 3.1.2 董事会治理 |
| 3.1.3 创新投入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委托代理理论 |
| 3.2.2 最优契约理论 |
| 3.2.3 企业创新理论 |
| 3.2.4 现代管家理论 |
| 3.2.5 资源依赖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实证设计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
| 4.1.2 董事会治理对高管薪酬粘性与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影响 |
| 4.2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
| 4.3 变量界定 |
| 4.3.1 被解释变量 |
| 4.3.2 解释变量 |
| 4.3.3 调节变量 |
| 4.3.4 控制变量 |
| 4.4 实证研究模型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回归结果分析 |
| 5.3.1 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
| 5.3.2 董事会治理对高管薪酬粘性与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影响 |
| 5.4 内生性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进一步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政府补贴 |
| 1.2.2 创新质量 |
| 1.2.3 企业异质性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2 关于公司治理、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1.3.3 关于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1.3.4 关于生命周期、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1.3.5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政府补贴相关理论 |
| 2.1.1 市场失灵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1.3 公共产品理论 |
| 2.1.4 技术进步理论 |
| 2.2 企业创新相关理论 |
| 2.2.1 企业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企业制度创新理论 |
| 2.2.3 企业管理创新理论 |
| 2.3 公司治理相关理论 |
| 2.3.1 委托代理理论 |
| 2.3.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4 融资约束相关理论 |
| 2.4.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4.2 优序融资理论 |
| 2.5 生命周期相关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3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
| 3.1 政府补贴的形式与作用 |
| 3.1.1 政府补贴的形式 |
| 3.1.2 政府补贴的作用 |
| 3.2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机理 |
| 3.2.1 促进效应 |
| 3.2.2 抑制效应 |
| 3.2.3 非线性效应 |
| 3.3 企业同质性与异质性 |
| 3.3.1 企业的同质性假设 |
| 3.3.2 企业的异质性假设 |
| 3.4 企业异质性视角选取 |
| 3.4.1 视角选取一:公司治理视角 |
| 3.4.2 视角选取二:融资约束视角 |
| 3.4.3 视角选取三:生命周期视角 |
| 3.5 分析框架及研究假设 |
| 3.5.1 分析框架一: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异质性影响与研究假设 |
| 3.5.2 分析框架二:融资约束视角下的异质性影响与研究假设 |
| 3.5.3 分析框架三: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异质性影响与研究假设 |
| 3.6 本章小结 |
| 4 公司治理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
| 4.1 公司治理效率的测算 |
| 4.1.1 公司治理效率测算的思路 |
| 4.1.2 公司治理效率的方法及数据 |
| 4.1.3 测算结果解析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4.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基准回归分析 |
| 4.3.2 调节效应分析 |
| 4.3.3 基于研发投入渠道的机制检验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研究 |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1 计量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 |
| 5.1.3 数据说明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基准估计结果 |
| 5.2.2 异质性估计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3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
| 5.3.1 门槛值检验 |
| 5.3.2 门槛模型估计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生命周期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研究 |
| 6.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1 计量模型设定 |
| 6.1.2 数据来源 |
| 6.1.3 变量说明 |
| 6.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1 统计性描述 |
| 6.2.2 全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
| 6.2.3 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异质性检验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6.3.2 随机抽取子样本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多因素作用下中国国有企业晋升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主要问题的提出 |
| 1.2 关键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意义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2 高阶理论 |
| 2.1.3 管理激励理论 |
| 2.1.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 晋升概述 |
| 2.2.1 晋升的概念 |
| 2.2.2 职位晋升的划分 |
| 2.2.3 业绩因素对于职位晋升的影响 |
| 2.2.4 非业绩因素对于职位晋升的影响 |
| 2.3 晋升公平与晋升博弈研究 |
| 2.3.1 组织公平与晋升公平 |
| 2.3.2 公平与绩效的关系研究 |
| 2.3.3 晋升中的博弈研究 |
| 2.4 基于数据挖掘的智能化方法 |
| 2.4.1 数据智能化方法 |
| 2.4.2 分类中的数据模型 |
| 2.4.3 数据挖掘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晋升研究 |
| 2.5 理论与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中的不同晋升形式分析 |
| 3.1 国有企业中的晋升形式 |
| 3.2 基于内容型激励理论的晋升形式分析 |
| 3.3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中影响员工职位晋升的因素分析 |
| 4.1 研究基础及研究假设 |
| 4.1.1 文献与理论分析 |
| 4.1.2 研究变量的选择 |
| 4.1.3 主要研究对象及假设的提出 |
| 4.2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实证分析 |
| 4.2.1 实证背景 |
| 4.2.2 数据及统计性描述 |
| 4.2.3 Logistic回归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中职位晋升模式分析 |
| 5.1 数据挖掘分类方法在职位晋升中的应用 |
| 5.1.1 分类方法与晋升 |
| 5.1.2 决策树分类 |
| 5.1.3 随机森林分类 |
| 5.1.4 其他分类方法 |
| 5.2 员工晋升模式分析 |
| 5.2.1 数据的选择 |
| 5.2.2 分类结果的精度对比 |
| 5.2.3 晋升模式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中的晋升激励与企业收益 |
| 6.1 晋升的公平与激励 |
| 6.1.1 晋升中的公平性问题 |
| 6.1.2 晋升的激励与绩效产出 |
| 6.2 国有企业的晋升机制与收益 |
| 6.2.1 晋升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
| 6.2.2 国有企业的双晋升机制 |
| 6.2.3 基于企业收益的一种晋升博弈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不同晋升形式满足感的问卷调查 |
| 附录2 双晋升机制的问卷调研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内容及框架 |
| 1.4.1 研究的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职业教育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职业教育 |
| 2.1.2 产业发展 |
| 2.1.3 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现代产权理论 |
| 2.2.3 教育经济学理论 |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
| 第3章 中国职业教育历史演进与问题分析 |
| 3.1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 |
| 3.1.1 中国职业教育探索与恢复时期(1977-1984) |
| 3.1.2 中国职业教育粗放发展时期(1985-1998) |
| 3.1.3 中国职业教育优化调整时期(1999-2012) |
| 3.1.4 中国职业教育稳健发展时期(2012—至今) |
| 3.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规律 |
| 3.2.1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不断适应经济发展 |
| 3.2.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不断适应产业形态变迁 |
| 3.2.3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转型 |
| 3.3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3.3.1 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
| 3.3.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实践异化问题 |
| 3.3.3 中国职业教育结构不合理 |
| 3.3.4 中国职业教育布局不优化与发展不平衡 |
| 3.3.5 社会环境缺乏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厚植土壤 |
| 第4章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与指标选取 |
| 4.1.1 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 4.1.2 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4.1.3 职业教育投出产出指标选取 |
| 4.2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演进分析 |
| 4.2.1 全国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
| 4.2.2 分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
| 4.3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变量选取 |
| 4.3.2 模型构建 |
| 4.3.3 实证过程 |
| 4.3.4 实证结论 |
| 第5章 中国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研究 |
| 5.1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逻辑起点 |
| 5.1.1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现实基础 |
| 5.1.2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特点 |
| 5.2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主要体现 |
| 5.2.1 确保经济发展战略有效实施 |
| 5.2.2 促使经济发展软环境不断完善 |
| 5.2.3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5.2.4 实现创新驱动的快速转变 |
| 5.2.5 推进扶贫助困效果提升 |
| 5.3 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
| 5.3.1 经济发展方向决定职业教育发展方向 |
| 5.3.2 经济状况决定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
| 5.3.3 经济状况决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 |
| 5.3.4 经济结构调整决定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 |
| 5.4 中国职业教育影响经济效应的现存问题 |
| 5.4.1 人才培养同质化程度较高 |
| 5.4.2 职业教育发展均衡性较差 |
| 5.4.3 校企合作机制仍不完善 |
| 5.4.4 人才培养立交桥尚未建立 |
| 5.5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
| 5.5.1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
| 5.5.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5.3 综合指标值测定方法与理论模型构建 |
| 5.5.4 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结果 |
| 5.5.5 职业教育经济协调度测评结果 |
| 5.5.6 职业教育经济协调质量 |
| 第6章 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及其借鉴 |
| 6.1 德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 6.1.1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 |
| 6.1.2 “双元制”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 6.1.3 “双元制”职业教育政策特点与问题 |
| 6.1.4 德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 6.2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 6.2.1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 6.2.2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特点与面临问题 |
| 6.2.3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 6.3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 6.3.1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 6.3.2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 第7章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中国职业教育参与主体及功能定位 |
| 7.1.1 政府主体及其功能 |
| 7.1.2 行业组织主体及其功能 |
| 7.1.3 企业主体及其功能 |
| 7.1.4 学校主体及其功能 |
| 7.2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指导原则 |
| 7.2.1 以人为本发展原则 |
| 7.2.2 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原则 |
| 7.2.3 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原则 |
| 7.2.4 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原则 |
| 7.3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策略 |
| 7.3.1 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 |
| 7.3.2 坚持政府引导职业教育治理 |
| 7.3.3 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 |
| 7.3.4 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 |
| 7.3.5 强化学校实施的自主执行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模型不确定条件下公司投资行为及委托代理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章节安排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第一节 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模型不确定性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模型不确定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基于模型不确定性委托-代理模型 |
| 一、标准模型 |
| 二、模型不确定性下的模型 |
| 第三节 鲁棒合约的扩展应用 |
| 一、扩展一:次优合同设计与最优合同设计 |
| 二、扩展二:允许代理人在金融市场做对冲交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带有有限承诺的鲁棒性合约研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模型假设与最优合同设计 |
| 一、合同问题描述 |
| 二、信念扭曲和模型不确定性 |
| 第三节 合同的解 |
| 一、模型I:完全承诺下的鲁棒性合约问题 |
| 二、模型II:有限承诺下的标准合约 |
| 三、模型III:有限承诺下的鲁棒性合约 |
| 第四节 数值结果分析 |
| 一、委托人的价值 |
| 二、等价性财富对收入的敏感性 |
| 三、状态变量wt的动态过程分析 |
| 四、消费计划 |
| 五、工资的动态过程与工资分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附录 |
| 第五章 基于模型不确定性的动态代理与托宾Q理论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经济建模 |
| 一、生产技术 |
| 二、委托代理问题 |
| 三、模型不确定性 |
| 四、最优合约问题 |
| 第三节 模型求解 |
| 一、数值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模型的扩展应用 |
| 一、最优鲁棒性合约的财务实施 |
| 二、防止再谈判合约(Renegotiation-proof contract) |
| 三、多先验期望效用理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模型不确定性、增长期权与最优长期合同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模型假设与最优长期合同 |
| 第三节 合约特征与模型求解 |
| 第四节 数值结果与经济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奈特不确定性概念下的企业扩张决策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模型框架 |
| 一、企业扩张投资模型 |
| 二、奈特不确定性 |
| 三、企业最优化方程 |
| 第三节 模型求解 |
| 第四节 数值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附录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和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现实意义 |
| 1.3.2 理论意义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高管 |
| 1.4.2 高管激励 |
| 1.4.3 技术创新 |
| 1.4.4 企业成长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技术路线及章节安排 |
| 1.6.1 研究技术路线 |
| 1.6.2 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激励理论 |
| 2.1.4 创新理论 |
| 2.1.5 企业成长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高管激励与企业成长相关研究 |
| 2.2.2 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
| 2.2.3 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假设及模型构建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1 高管激励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假设 |
| 3.1.2 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假设 |
| 3.1.3 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假设 |
| 3.1.4 技术创新中介作用的关系假设 |
| 3.1.5 研究假设汇总 |
| 3.2 模型的构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1.1 样本选择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 |
| 4.2.1 高管激励 |
| 4.2.2 企业成长性 |
| 4.2.3 技术创新投入 |
| 4.2.4 控制变量 |
| 4.2.5 变量测量方式汇总 |
| 4.3 企业成长性指标的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总体样本特征 |
| 5.1.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假设检验 |
| 5.3.1 高管激励与企业成长性 |
| 5.3.2 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 |
| 5.3.3 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成长性 |
| 5.3.4 技术创新投入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假设检验结果 |
| 6.2 研究结论 |
| 6.3 研究启示 |
| 6.4 研究贡献 |
| 6.5 局限与展望 |
| 6.5.1 局限 |
| 6.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签名的答辩决议书 |
（10）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创新的内涵 |
| 2.1.2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 |
| 2.1.3 技术创新的实现途径——创新投入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产权安排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
| 2.2.2 董事会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
| 2.2.3 经理人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
| 2.2.4 公司治理对异质性创新投入的影响 |
| 3 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 |
| 3.1 公司治理理论的演进 |
| 3.1.1 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公司治理 |
| 3.1.2 契约理论中的公司治理 |
| 3.1.3 现代企业理论视角下的公司治理 |
| 3.2 创新投入的内部动力来源 |
| 3.2.1 创新投入的基本特性 |
| 3.2.2 创新投入的内部动力来源——公司治理 |
| 3.3 公司治理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分析 |
| 3.3.1 股权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分析 |
| 3.3.2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分析 |
| 3.3.3 股权性质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分析 |
| 3.4 公司治理机制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分析 |
| 3.4.1 经理人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分析 |
| 3.4.2 董事会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分析 |
| 3.5 公司治理对异质性创新投入的影响分析 |
| 3.5.1 创新投入的异质性分析 |
| 3.5.2 公司治理和异质性创新投入决策的相关性分析 |
| 3.5.3 影响异质性创新投入的公司治理因素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公司治理结构对创新投入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1 理论分析与基本假设 |
| 4.1.1 股权性质和创新投入 |
| 4.1.2 股权结构和创新投入 |
| 4.1.3 机构投资者和创新投入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及说明 |
| 4.2.2 变量设定 |
| 4.2.3 模型设定 |
| 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相关系数检验 |
| 4.3.3 模型估计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改变创新投入测度指标 |
| 4.4.2 加入控制变量 |
| 4.5 本章小结 |
| 5 公司治理机制对创新投入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理论分析与基本假设 |
| 5.1.1 经理人激励和创新投入 |
| 5.1.2 董事会治理和创新投入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模型设定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系数检验 |
| 5.3.3 模型估计 |
| 5.4 工具变量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5.4.1 工具变量分析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公司治理对异质性创新投入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与基本假设 |
| 6.1.1 公司治理结构和异质性创新投入 |
| 6.1.2 公司治理机制和异质性创新投入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系数检验 |
| 6.3.3 模型估计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基于公司治理优化的创新投入促进模型 |
| 7.1 模型构建及描述 |
| 7.1.1 创新投入促进因素 |
| 7.1.2 创新投入抑制因素 |
| 7.1.3 创新投入权变因素 |
| 7.2 以促进创新投入为导向的公司治理优化措施 |
| 7.2.1 强化创新投入促进因素 |
| 7.2.2 弱化创新投入抑制因素 |
| 7.2.3 控制创新投入权变因素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展望 |
| 8.2.1 本文的局限性 |
| 8.2.2 未来研究展望 |
| 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委托代理理论中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设计（论文参考文献）
- [1]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D]. 邵东.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机制研究[D]. 吴圣.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3]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D]. 郭建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高管薪酬粘性、董事会治理与创新投入[D]. 陈怡怡.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5]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D]. 曾卓然. 四川大学, 2021(12)
- [6]多因素作用下中国国有企业晋升机制研究[D]. 张昶.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7]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D]. 程宇. 吉林大学, 2020(03)
- [8]模型不确定条件下公司投资行为及委托代理关系[D]. 牛英杰.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D]. 林明濠.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 [10]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D]. 孙治一.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