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海关法》2001年1月1日施行（论文文献综述）
李岩[1]（2020）在《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文中提出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关税法的重要渊源。片面协定税则和外籍税务司制度皆源自于不平等条约。两次鸦片战争终结了大清帝国的闭关政策,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条约制度成为中国政体的特殊部分,中国的主权在这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列强的主权所掩盖或取代。在近代条约体制中,中国海关不能自主,海关行政管理权旁落、税款保管权被劫夺,关税税则的制订权受限,关税自主不能实现。而英国、美国和日本在中国海关权力争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你争我夺,彼此倾轧、相互妥协,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轮流坐庄,谁控制了中国海关,谁就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相应地,关税自主则是中国近代各时期政府一直努力实现之目标。海关是中外关系的矛盾的焦点,在中国近代条约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从国际关系演变对关税法影响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更能全面地把握和理解其中所承载的内涵和历史意义。研究中国近代海关,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他是清末新关的实际建立者,他担任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赫德通过其直属上司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操纵控制中国内政外交,把外籍总税务司领导的海关打造成清政府所倚重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把中国海关变成了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和英国控制下的平衡各“有约国”利益的“国际官厅”。清末虽然采取了一些新政,以削弱总税务司对海关的行政控制权,但尚未产生实际效果,满清王朝就已覆亡,而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则为之后的政府所承认,外籍税务司制度没有变,中国海关依然被操控在列强手中。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政府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依然受不平等条约体制束缚和荼毒。海关在英籍总税务司安哥联的把持下,趁革命之乱,夺取了关税税款的保管权和支配权,通过经理外债赔款和内债,操控着中国的财政大权,税务处形同虚设,海关监督权力进一步萎缩。总税务司安哥联只听命于英国政府和外国公使团,俨然中国政府的“太上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协约国给予中国大国地位、延迟5年支付庚子赔款及修订海关税则之诱使,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并借机废除与德奥的不平等条约,停付该两国债赔款,开始尝试以外交手段积极争取国权。战后,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外交家,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提出中国关税自主的主张,结果不尽如人意。但随着国际情势变迁,各国与中国贸易情况的消长,英、美、日之间对中国税则修订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中国通过与列强集体谈判无法取得实际效果,逐渐改变为各个击破策略,通过开创个例,突破条约体制之限制。利用战胜国身份与战败国德国重新订立协约,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为消除片面协定关税税则打开了的缺口。废除中比条约,开创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先例,显示了中国关税自主之决心,冲击了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南北政府相继宣布开征二五附税及随之发生的罢免总税务司安哥联事件,实乃中国通过外交无法获取真正关税自主后而采取的内政自主之行为。中国开始努力冲破协定关税之束缚,使之成为关税自主之坚决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维护其本身的统治利益,积极开展了争取关税自主的外交活动,先后与十几个国家签订了关税新约,废除了自1843年以来受不平等条约束缚的片面协定税则,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得到列强条约承认。同时,财政部下设关务署管理海关,进行了关制改革,外籍税务司受其辖制,实行华洋员平等原则,注重培养提拔本国税务人才。设立了国定税则委员会并在1929-1934年四次自主颁布实施了国定税则,突破了被约束长达80余年的“值百抽五”的协定税率,中国和外国的关税水准差距有所缩小,中国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裁撤了实施长达70余年的厘金、子口税等内地税,促进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关税主权已经完全收回。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为英、美、日等列强所承认,是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相妥协的结果。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也不能够彻底地完全地实现关税自主。尽管其制定并施行了所谓国定税则,却并未能真正摆脱帝国主义列强所施加的影响,表面上帝国主义者放弃控制中国关税的特权,但实际上中国关税税则的制订、税率的变动仍受英、美、日等国约束,以致于无力制止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不能为民族工业提供充分保护。外籍税务司制度被保留下来,领事裁判权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也未完全被废除。“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失守;“七七”事变后,华北失守。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一面向日本妥协屈从,一面争取国际援助,企图借助英美的力量来阻止日本,而英美则妄想日本牵制苏联抵制中共,对日采取放任纵容的绥靖政策,导致南京国民政府孤立无援,从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一路退让至重庆陪都。日本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在日占区扶持操纵伪政权,掠夺中国资源,逐步由中国东北向南推进,妄图蚕食吞并中国,称霸远东。先后策划建立了伪满洲国、北京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权和南京伪国民政府,以华制华,劫夺了东北海关、华北海关、江海关以及日占区的所有海关,控制了相应的海关行政权、关税保管和支配权。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宣称“总税务司之职权,系中国政府所授予,而非得自条约”,并要求各关税务司“服从政府命令,不受外力之干涉;且绝对不干涉关余”。一方面要“恢复中国在关政上之主权”,另一方面要“维护海关现行制度”。而在日本劫夺中国海关的过程中,他选择坚决维护海关现行制度,不听政府“关闭该关,另行设关”的指令,不惜牺牲中国海关行政主权和税款保管权来维护其外籍税务司统治下的海关行政的表面完整,以期英国继续把持中国海关。为此,他积极协助其母国英国与日本妥协谈判,促使英日两国签订了没有中国参加的《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并对这一非法协定给予坚决的执行,承认日本对关税税款的保管权,将税款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实行低税率税则,将该协定的适用扩大至整个日占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将总税务司梅乐和拘捕关押,英美籍税务司全部被解职。汪伪政权任命日本人岸本广吉（Kishimoto Hirokichi）为总税务司。英国和英籍总税务司可谓姑息养奸,日本人终于如愿以偿把持了整个日占区的中国海关。此后,伪海关总税务司署大量雇佣日籍关员、任命日籍税务司,日文也取代英文成为海关公文语言。为了“以战养战”,支持日军和汪伪政权,海关开征转口税,以伪钞来征收海关税款,大肆走私、倾销日货,致使中国经济损失巨大。面对日占区海关被日本全面劫夺,沿海被日军封锁的窘境,国民政府在重庆重新组建了的总税务司署,开辟新的贸易线路,建立多个内地海关,加强缉私,开征战时消费税,通过实施《公库法》收回海关税款保管权,停付外债赔款,努力开源节流,以维持战时经济。抗战胜利后,日籍人员全部离职,国民政府全面接管日占区海关,裁撤改组内地海关,任命一批中国人为海关税务司。国民政府恢复执行《1934年进出口税则》,实施货币兑换,加强外汇和贸易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走私,重新收回了关税主权。东北海关、华北海关、江海关以及原日占区的海关被一一收回,但大连关成为例外。为了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美、英三国无视中国政府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之后美国主动劝诱中国政府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相关附件,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苏军进驻大连港后,美国并未获得“门户开放、商业机会均等”的待遇,国民政府几经交涉也未能收回大连海关。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全国各地海关最终都被人民政权接管,并被改造成为真正自主的海关。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将中国纳入战后其领导的世界秩序战略格局中,并将中国定位为盟友,以维持远东秩序,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抗战初期,为鼓舞反法西斯士气,提升中国大国地位,美国联合英国共同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订立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以实现对华平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与国民政府再签《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以表面上的平等遮盖实际的不平等。美国取代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随着英日退出中国海关,美国人接过海关大权,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迎合美国,满足美国的利益期望,中国被裹挟入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参加关税减让谈判。中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依据关税减让表对1934年进口税则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协定税率和国定税率并存的复式税则。但是该税则并没有对中国工商业产生保护作用,反而有利于美国商品的流入,导致美国商品独占了中国市场,中国连年巨额入超。从1840年至1949年,百余年来,关税自主一直是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从清末实施新政缩小海关权力,设立税务处改变海关隶属关系开始,到北洋政府通过国际会议力争自主,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制订国定税则的努力,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深究之,发现乃是不平等条约体制。不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就不能真正实现关税自主。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消长,列强之间对中国海关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其目的都是为了操控海关,进而把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实现其本国利益最大化。而他们所采用的无疑都是不平等条约这一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工具。而中国近代各个时期的政府因不能与帝国主义列强彻底决裂,因而无法真正实现关税完全自主这一目标。尽管如此,我们也并不能否定中国近代以来为争取关税自主而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取得的进步。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收回的过程也是中国被动卷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过程。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关税法深受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不能按照本国设想的理想状态演进和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国家间的竞争随着全球化的深化更加激烈,贸易战亦愈演愈烈。当前,在美国对我国实施关税战,世界贸易组织停摆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再次重申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中国近代受片面协定关税之害至深,当以史为戒。在关税自主的今天,中国积极主动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必将始终坚持平等互惠之国际法原则,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开放、公平自由贸易秩序的重要力量。
崔梦豪[2]（2020）在《行政复议决定体系的重构》文中研究表明行政复议决定是行政复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行政复议制度目的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最终都是通过行政复议决定来完成的。行政复议决定的精细化是行政复议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要求有完整体系的行政复议决定类型,并且每种复议决定都有其界限分明的适用情形,实现行政复议决定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行政复议决定体系的不断发展变化,是中国行政救济体系不断发展变化和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以后行政复议制度起源于1950年11月15日经政务院批准,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部设置财政检查机构办法》,至此以后关于行政复议的法规范逐渐增多,但是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因此并没有完整的行政复议决定体系。1991年1月1日《行政复议条例》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首次建构了行政复议决定体系。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以法律形式确认的行政复议制度正式的建立,其中对于行政复议决定体系进行了重构。2007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开始实施,其中针对行政复议决定的相关问题进行细化。当前还有一百四十多部规范行政复议制度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部门规章,其中有些法规范对行政复议决定的相关问题有了更为精细化的规定。所有的这些法规范共同构成了行政复议决定体系的法律基础,通过对这些法规范的分析有助于理清行政复议决定体系在规范层面的概况,并且有助于厘定其在规范层面变革的理论基础。从2010年开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司开始编写行政复议典型案例,在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以后,司法部行政复议司承继了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一共公布了238个行政复议的典型案例。以这238个典型案例为基础,结合部分行政复议机关实行行政复议决定书网上公开的一些案例,对行政复议决定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全面的实证分析。最终结合行政复议制度的相关理论,如何在将要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重构行政复议决定体系。本文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和解决当前行政复议决定体系存在的问题:第一层面为论文的总论部分,厘定行政复议决定的基础性概念。首先,本文研究的行政复议决定是狭义上的概念,是指复议机关实质利用复议审查权,以审查对象的各种形态为事实依据,适用行政复议法规范作出的权利义务内容明确的法律行为。其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五章“行政复议决定”部分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针对案件实体问题所作的正式的结论性的行政复议决定类型以及其它法规范在此基础上新增的复议决定类型。在此基础之上对行政复议决定的特征、作出期限、法律效力进行了讨论。其次,针对争议较大的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属性进行探讨。回顾了行政复议决定法律属性争议的概况,并分析形成争议的原因。以此为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相关法律层面论证争议较大的复议决定构成要件中的目的、复议权的权力属性和复议程序。同时具体分析行政诉讼中关于行政复议决定的审查制度,得出复议决定是行政行为的结论。再次,从当前的法规范来看,从法律、行政法规到规章形成了对行政复议决定都有设定权这一实践,给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境。从我国当前的法治体系来看仅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有设定权,但是把行政复议决定纳入法律的专属立法事项,更加符合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方向。最后针对行政复议决定的类型化进行探讨,分析了其类型化的意义以及决定其类型的影响因素,并对当前理论上和法规范中的复议决定类型进行论述。第二层面为行政复议决定具体类型的研究,整体上可以分为肯定性、否定性和混合型行政复议决定。肯定性行政复议决定是指复议机关在审理过程中认为审查对象并不违法且合理,从而对其予以肯定和支持。从当前的法规范来看,肯定性行政复议决定包括维持决定、确认合法决定和驳回复议申请决定三种。行政诉讼中已经用驳回诉讼请求决判决面取代了维持判决、确认合法判决、确认有效判决等,这与行政诉讼制度整体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在行政复议中依旧还是要坚持维持决定在肯定性行政复议决定的中心地位,这是行政复议制度本质属性的体现。一些低位阶的法规范中增加确认合法决定作为维持决定的例外,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中来看,确认合法决定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对于维持决定来说,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复议机关并没有恪守全面审查原则,有时缺少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论证说理;同时相较于法规范中的适用范围呈现扩大化的趋势,导致维持决定的适用率一直居高不下。理论和实践中针对维持决定的批判也都是针对复议机关在实践中滥用复议权导致维持决定适用率过高的,并不是针对维持决定本身的批判。因此需要从复议机关本身和外部监督两方面完善维持决定,使维持决定能够按照法规范本身的要求适用。驳回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新增的一种复议决定类型,通过对其立法背景的探究可知其是有充足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之需的,但是其并没有严格区分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和驳回复议请求决定,因此在制度设置上和实践中关于其具体适用情形、监督权和法律效力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驳回决定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应该区分驳回复议申请求决定和驳回复议申请决定,这两者的本质性区别是复议机关针对相关问题是否拥有复议职权。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只能适用于被申请人形式上的不作为不构成不履行职责这一情形,对于被申请人在受理前已经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根据全面审查原则,复议机关的审查对象已经转换为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驳回复议申请决定的适用范围应该区分是否满足实质性标准,不符合实质性受理标准的直接适用驳回复议申请决定;不符合形式性受理标准的应当给予申请人补正的机会,然后再判断是否适用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否定性行政复议决定是复议机关针对审查对象进行否定,从而作出权利义务明确的复议决定,以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从当前的法规范来看,否定性行政复议决定具体包括:撤销决定、变更决定、责令重作决定、责令履行决定和确认无效决定五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对责令履行决定的规定比较简单,在其它一百四十多部法规范中进行了很多细化的规定,但是并没有遵循统一的标准。通过对责令履行决定的法规范和典型案例的分析可知,当前关于其适用范围、审查对象、裁决方式的选择和履行期限的确定是比较混乱的。责令履行决定的适用情形应该仅限于被申请人的形式不作为,被申请人作为义务的判断标准除了法规范明确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包括其它众多方面引起的作为义务。审查内容应该分别从被申请人是否存在形式上的行政不作为,是否存在一定的履行义务,是否存在不作为的理由,是否还有履行必要四方面进行递进式的审查。责令履行决定应该确立以实体性裁决为主,以程序性裁决为辅的基本原则,同时确立一个较短的履行期限,特殊情况之下适用单行法规范中确定的期限,并且被申请人应该向复议机关汇报履行情况。对变更决定的法规范分析和典型案例的考察可知,正是立法逻辑之悖离和实践之异化,导致变更决定的适用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为了体现变更决定在否定性决定中的优先适用权,从立法上来说,变更决定和撤销决定在否定性决定的兜底条款中不应该分离,但是应该明确“应当”变更的三种具体情形:其一,行政行为仅存在不合理的情形时;其二,行政行为仅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违法情形时;其三,在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中,被申请人的行为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违法情形时。其它违法情形需要赋予复议机关在选择适用变更决定的裁量权,同时应该明确禁止不利变更的例外情形。责令重作决定不仅是撤销决定法律效力的体现,同时还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其本身应该是变更决定的例外情形。责令重作决定只能附带于撤销决定之后,并且在被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合法性时依旧可以适用。在很多领域责令重作决定并没有可以裁量的空间,如果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是为了让申请人履行其本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确定申请人的不确定法律关系和增加申请人的权利,此时撤销决定必须附带责令重作决定。当被复议的行为对于申请人来说纯粹是制裁性质的,这时需要复议机关具体案件具体裁量。在责令重作决定中也应该引入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同时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的行为属于履行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决定,复议机关有权也有义务去主动审查重作行为合法与否。确认无效决定当前仅规定在较低位阶的法规范中,随着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的发展,需要在法律上增加完善的确认无效决定制度。在其具体制度构建过程中,很多内容可以参照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判决。对于举证责任来说,在不同的复议期限内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不一样的,但本质上都由申请人证明重大且明显瑕疵的存在。当前的行政复议制度确立了撤销决定在否定性行政复议决定中的中心地位,对于其适用中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导致撤销决定在适用中并没有遵循统一的全面审查原则,同时对于其效力也没有统一的观点。应该说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单独的撤销决定的中心定位应该作出本质性的改变,撤销决定在否定性决定中处于补充性的地位。撤销决定在适用中必须贯彻全面审查原则,其适用范围自然需要进行限缩。总体上来看,在否定性行政复议决定中,责令履行决定针对的是形式不作为,而变更决定、责令重作决定、确认无效决定和撤销决定针对的是行政行为。同时变更决定和责令重作决定应该优先适用于单独的撤销决定,在责令履行决定和责令重作决定中,复议机关应该尽可能的作出内容详实的实体性裁决。混合型行政复议决定把审查对象的合法与否与其法律效力进行分离审查,只对其违法性进行判断,并不对其法律效力进行任何评价。对于复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来说,都有肯定的一面和否定的一面。法律上对于确认违法决定规定的比较简单,在低位阶的法规范对其进行细化的过程中并没有遵循统一的标准,导致其呈现出扩大化适用的趋势。实践中确认违法决定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确认违法决定是对其它复议决定的替代,也即情况决定和与其它复议决定处于同一维度。因此法律上应该重构确认违法决定,首先从分类标准上应该其是由不同的两种类型构成的,一种是作为情况决定的确认违法决定,一种是作为正常复议决定的确认违法决定,其理论基础和适用情形是完全不同的。作为情况决定的确认违法决定并没有统一明确的适用对象,因为其是对其它复议决定的替代,考虑更多的是案外的因素,需要复议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具体分析。作为正常复议决定的确认违法决定与撤销决定、变更决定等复议决定区分适用的关键不是行政行为有何种违法情形,而是行政行为在类型和效力上的区分,从条文上应该分别规定,其具体适用情形包括形式不作为、行政行为已经不存在和不具有撤销内容的行政行为等。总之,行政复议机关在选择适用行政复议决定过程中必须贯彻全面审查原则,也即对审查对象的各种情形要有清晰的认定,才能选择适用更为合理的复议决定。第三层面为行政复议决定的替代性结案方式的研究,具体来说包括撤回复议申请制度、调解制度和和解制度。这三项制度和行政复议决定共同构成了复议制度的终结方式,但是这三项制度的目的为了发挥行政复议解决行政纠纷的功能,进而在制度设置上忽视了行政复议制度的根本目的和其他两项功能的指引作用。在行政复议制度法治化进程中,应该尽可能的以行政复议决定的形式来结案,减少替代性结案方式的适用。从撤回复议申请的法规范和典型案例来看,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理念就是:不限制申请人的撤回权。在法治化进程中,申请人的撤回权应该受到实质性的限制,申请人的撤回权除了受到形式条件的限制外,实质性的限制要件可以分为两方面:适用范围的明确和严格的批准权。撤回复议申请的适用情形具体可以分为四种:第一,原行政行为本身是合法的,申请人误认为其不合法而提起复议;第二,原行政行为违法,而被申请人已经改变其违法的行政行为;第三,原行政行为轻微违法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第四,申请人误认为被申请人没有履行法定职责或者在复议受理前或者复议过程中已经履行其法定职责。复议机关对申请人的撤回复议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标准应该区分为两种情况:申请人认可原行政行为而撤回复议申请的审查标准和申请人认可改变后的行政行为而撤回复议申请的审查标准。调解制度在法规范中经历了禁止调解、置之不理和肯定调解三个阶段。当前的法规范中关于调解的适用范围、期限和调解协议的效力依然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就形成了形式调解和实质调解两种模式,完全架空了关于调解适用范围的规定。重新审视调解制度的内涵,应该说行政复议中应该构建以调解程序为基础,以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结果的调解程序制度。通过对和解制度立法背景的考察可以发现,和解制度本质上是从撤回复议申请制度中分离出来的具体制度。通过和解制度的法规范分析可知,其内涵是被申请人承诺改变原行政行为,申请人认可了其承诺而不再争议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在此条件下不再审查原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而终止复议程序。在典型案例考察中可知,并没有单纯的和解案例,其最终都是和撤回复议申请制度及调解制度混同适用。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中来看,行政复议和解制度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最终的代替性结案方式应该仅剩撤回复议申请制度一种,并且有明确适用范围的限制,从而使得行政复议制度中基本都以复议决定的形式来终结。行政复议决定作为一种补救性的行政行为,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从而充分发挥其解决行政争议、监督权力和救济权利的功能。因此行政复议机关必须恪守全面审查原则,查清审查对象的各种情形,从而作出权利义务明确的行政复议决定,尽量减少替代性结案方式的适用。此时,通过法律设定一个更加完善的行政复议决定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陈琛[3]（2020）在《论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中征管协同机制的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绿色税制,是以法治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2018年1月,《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费改税”使税收法定原则得到了进一步贯彻,也让我国迎来了环境保护的全新局面。但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税法》与排污费征收管理制度基于“税负平移”的承继关系,导致了该法在实现其立法目的时存在一定的不足。开征两年以来,各种问题也逐渐显现。基于税收征管层面,特别是征管协同机制,《环境保护税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不尽完善,各地补充实施细则关于此方面规定的缺失,使得各地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的新征管机制没理想中那么协同。就立法现状而言,我国在税法体系中对征管协同只是做了原则性规定,缺乏详尽的理论支撑和法律约束,税种法与征管法的立法定位不清晰导致税收征收管理法与税种法制度衔接效度不强,更不用提及环境层面的法律困境。在具体操作中,强税务弱环保的现实造成的税收责任机关实力不均等,两个责任部门在征管中的话语权不相同,加之部门间责任使命的偏向性使得两部门在环保税征管上的理念上和行动中出现分歧;信息共享与传递平台的缺陷极易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得征管协同机制效率低下;税务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不高,使得征管协同中部门对接难度颇高;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孱弱,使得征管协同机制难以长期有效开展;征管协同机制不仅仅是权力的运行顺畅更是权力的相互制衡,但是目前仍缺乏相关监督机制。在坚持《环境保护税法》立法初衷的前提下,根据我国长期以来征收排污费代税的实际,本文从法律完善、配套保障、信息共享、部门联动、监督问责五方面入手,提出在程序法中应确立征管协同条款,明确权责,让立法定位清晰,和税种法相衔接;地方也应该按照实际需求进行税收保障法的制定,确保征管协同各方的利益实现;持续完善、优化信息共享平台,保证征管协同的效率;深化税务机关对环境保护税的认识,以促进与环保部门的有效联动;建立税收征管中的监管机制,让税收征管协同在法治范畴内通畅运行。以期实现《环境保护税法》征管机制的制度性优化和法治性规范,促进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局面。也为接下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尤其是水资源“费改税”的多部门征管协同机制打下良好的基础。
徐红军[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行政复议（诉愿）制度作为一种经济、便捷、高效的行政救济制度,具有解决行政纠纷、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功能。作为一个近代才诞生的法律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从清末产生思想理念,民国时期有所实践,到新中国废止后又重建发展,有着一个本土化的发展过程。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法治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行政复议制度是如何诞生、发展,又是如何废止、重建、中断、恢复、发展,行政复议制度经历了哪些变化,如何理解和解读这些变化背后隐藏的动因和规律,又如何预测和展望行政复议制度在行政救济制度体系中的未来趋势?面对这些问题,本文选取了1978-2018年期间的行政复议制度,在阐述相关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以制度变化过程作为考察对象,力图通过对制度的出台背景、主要变化和运行效果进行梳理分析,来总结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规律,以期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的对策和建议。本文除了导论和结束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渊源。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历史渊源主要是民国时期的诉愿制度,其已具备现代行政复议制度的基本要素,作为解决行政纠纷主渠道在发挥作用,诉愿制度的实施推动了民众法治理念的形成。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思想渊源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民告官”思想、日本诉愿思想和苏联申诉思想。不管是在分散立法阶段,还是在统一立法阶段,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表现出来的法的形式始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形式渊源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第二章简要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恢复（1978-1990）。新中国成立以后行政复议制度进行了零星的探索,中间因文革原因而一度中断。在改革开放开启、法治观念重塑和法治建设恢复的大背景下,行政复议制度得以恢复并逐渐发挥作用。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法律、行政法规主要在受案范围、复议管辖和复议程序方面有所规定,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立法形式分散化、立法内容不统一和立法内容不完善等问题。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对于统一规范部分行政复议制度、统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原则以及推动统一行政复议制度加快出台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侧重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统一（1991-1998）。为解决行政复议制度立法分散、重要制度不统一和机构不健全等问题,在实践发展和行政诉讼法颁布的共同推动下,以行政复议条例施行为标志,行政复议制度在行政法规层面得到了统一,其变化主要表现为受案范围更加明确且明显扩大、复议管辖规定更加全面系统、复议程序更加完善和复议决定规定更加全面,与此同时,为贯彻落实行政复议条例,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政复议配套制度。各级行政复议机关通过成立法制机构、行政复议委员会、行政复议办公室、行政复议应诉机构等方式来加强行政复议机构建设。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主要表现为案件发生量超过同期行政诉讼案件量的一半以上,纠错率保持了较高水平,申请人的满意度较高。第四章主要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1999-2006）。行政复议条例实施以来,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积累了丰富经验,行政复议制度的问题和不足也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以行政复议法施行为标志,行政复议制度在法律层面得到了统一,其变化主要包括受案范围扩大、复议管辖优化、复议程序完善和决定类型丰富,与此同时,为贯彻落实行政复议法,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政复议配套制度。这一时期,行政复议机构得到增强,行政复议工作力量得到充实,行政复议案件量增长明显,与同期行政诉讼案件量呈逐渐接近趋势,纠错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章重点分析行政复议制度的新阶段（2007-2018）。在行政争议多发、法治政府建设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的大背景下,以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施行为标志,行政复议制度走向新阶段,其主要变化包括申请、受理、审理、决定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政复议配套制度。行政诉讼法修订也对行政复议机关工作量、受案范围、审查标准等产生了较大影响。与此同时,部分地区也积极开展了行政复议委员会以及行政复议局的试点工作,在畅通救济申请渠道、整合内部行政资源、增强权利救济效果、提升行政复议公信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一时期行政复议案件量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与行政诉讼逐渐接近,纠错率仍然在高位运行。第六章主要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评析与展望,从整体上阐释这一制度变迁的动因和特点,进而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行政复议制度变迁动因主要包括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行政体制从集权向放权转型和治理观念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三个方面,制度变迁主要体现了法律传统与法律移植双重影响、法治建设与经济政治发展互动、法制统一与制度创新冲突协调、程序司法化与行政法治化联动、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存在偏差等特点。总体而言,行政复议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恢复、统一、发展、改革等多个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作为解决行政纠纷主渠道作用远未发挥。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在立足本国国情和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行政复议基本立法与配套制度、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复议职能。二是通过坚持权利救济主导定位、扩大受案范围,在保障权利与监督权力之间保持平衡。三是通过单独设置复议机构、建立复议官制度、改革审查方式,实现公正优先与兼顾效率的目的。四是通过扩大复议前置范围、完善复议终局制度和取消“共同被告”制度,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五是通过在行政复议委员会中广泛吸收外部学者委员、建立复议机关与研究机构双向交流挂职机制,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推动行政复议理论、制度和实践水平同步提高。
张丽红[5]（2019）在《法案起草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民主立法、以良法促发展的国家法治建设目标。对立法公众参与的深入推进是实现民主立法、多立良法的重要途径,对法案起草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的研究是对立法公众参与的精细化发展。目前,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问题的特殊性、必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如何从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国情出发,保证公众依法有效的参与到法案起草中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法案起草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是在法案起草这个特定的环节中对公众参与问题进行探索。目前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的规范依据有宪法、立法法层面的原则性规范,以及行政立法、地方立法中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的针对性规范等。当下我国法案起草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多种参与方式得到有效运用,如书面征求意见方式广为使用,论证会、听证会等起到一定作用,全民讨论方式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多元主体协同起草方式得到有益探索等。但公众参与法案起草机制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导致了公众参与适用范围不明确,配套制度的不健全引起公众参与机制运行不顺畅,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不足严重影响公众参与的程度等,导致公众参与法案起草流于形式,听了白听,提了白提的现象存在。通过上述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从规范建构和制度建设等层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该机制的构想。首先,规范建构层面即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包括弥补法律空白、增强规范内容的可操作性、增强规范设计的科学性等方面的内容。其次,制度建设即健全保障公众参与有效运行的配套制度,主要讨论了完善法案起草中信息公开制度、改进法案起草中听证制度、完善公众参与意见反馈制度和健全公众意见表达机制等内容。当然,公众参与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总之,探讨健全和完善公众有效参与法案起草机制的路径,对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多立良法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黄妙灵[6]（2019）在《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网络海外代购行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然而海外代购的飞速发展却是以几十亿的税收流失为代价的,其中C2C模式海外代购的税收流失尤为严重。我国海外代购起步晚,却发展迅猛,税收征管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甚完善,导致对其监管相对滞后,不仅消费者权益难以维护,对传统线下经营活动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更会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因此,本文针对我国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存在的不足,比较结合域外相关制度,从通关、销售、涉税信息获取的角度对如何完善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提出了建议。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我国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据此提出笔者的反思和建议。全文除绪论和结论以外,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这部分主要介绍了C2C模式海外代购的概念、特点及其分类,并对C2C模式海外代购的可税性进行了分析,为后文的分析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对我国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现状进行了梳理。这部分主要介绍了C2C模式海外代购涉税阶段以及所涉不同税种,对不同税种的征收所带来的影响,并按照不同税种对我国现行相关税收征管制度进行了梳理。第三部分,引入了“单某代购案”,通过对案情的分析,论述了我国目前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存在的问题。从通关阶段、销售阶段和涉税信息获取的角度对问题进行了分析,具体问题有相关税种立法不完善、未发挥平台监管作用、涉税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等。第四部分,介绍了域外关于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的相关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对域外关于进境物品、数字产品增值税、电子海关建设、涉税信息获取的相关制度进行了简单梳理,并据此得出完善我国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的启示。第五部分,提出了完善我国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的建议。通过探析我国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其他国家相关税收征管制度的经验启示,最终从通关阶段、销售阶段的税收征管和涉税信息共享制度的完善方面提出了建议。
刁芳远[7]（2017）在《论司法公信的实现 ——以法律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融通为视野》文中研究表明司法公信作为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主观评价,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型塑与社会信任的整合,而我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由于缺乏自生自发的内在逻辑,导致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都存在一定缺失,在这种情形下,研究司法公信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人民美好生活的增量部分主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2）这表明我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从稳定温饱的生活秩序转变为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能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直接关系到民众的政治信任,司法公信由此具备了深刻的政治意义。第二,从社会层面来看,网络信息的传播与公共理性的发育使公民越来越关注政治参与和正义实现,社会话语作为与政治话语相对而生的话语类型逐渐在信息下放过程中获得了话语权,民众以此言说正义、表达诉求。司法环节独有的开放程序与公正面向使其成为民众表达诉求的正规途径,国家与社会据此逐渐形成有组织、有制度的规则化沟通,司法公信由此具备了鲜明的社会意义。第三,从法律层面来看,我国的法律文本与司法制度大量引自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域外资源与本土传统不可避免产生紧张,而且西方法治资源依托的政治理念异质于我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应该在司法领域中通过法律话语融通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意或公共理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司法公信由此具备了现实的法律意义。正是基于司法公信的时代意义与政治功能,我党对司法公信、司法公正给予高度重视,多年来持续通过政治决策推动司法改革,司法公信在政治话语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与“永远在路上”的司法改革形成对照,我国的司法公信力仍有待于提升,民意与司法的冲突不时出现,而且民众的评判对象不仅指向司法程序中的法律话语,更隐然指向法律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司法超然,我国现代司法制度自建立之日起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当司法公信受到意识形态影响时,理论界基于法律确定性与司法中立性的考虑,发出“去政治化”的主张,要求司法程序独立自治。然而,无论是从国情出发,还是遵循司法规律,我们更应该致力于探索如何在司法领域中既履行政治使命,回应社会需求,又实现公平正义,保证法律的确定性。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事实上,围绕着法律的确定性主题,国内外学术界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研究。在西方,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等学术流派针对法律系统的开放与封闭问题展开了激烈持久的争论。近世以来的社会实践表明法律系统包括司法程序不可能全然脱离社会环境孤立存在。在“自治型法”向“回应型法”演变过程中,关于司法程序对社会问题的回应是否遵循了法律的价值原则又引发了新争论。批判法学派与现实法学派包括后现代法学流派都指出了司法判决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认为潜藏的意识形态有损司法公正,前述理论所持的批判视角对保持法律确定性问题起到了启发作用。与国外的研究相对照,我国理论界关于司法公信的研究成果丰富又卓着,围绕司法程序的完善、司法制度的构建、司法理念的变迁等问题发表了众多深刻独到的见解,但现有研究大多着眼于司法程序的内部构造,较少选取外部视角,即使有研究从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入手,也多注重二者的冲突,未能将其置于法律话语与意识形态融通的视野之下。本文以司法公信为研究对象,以法律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融通为研究视野,以司法公信的实现为基本进路,以民意与司法的冲突为切入点,综合运用法哲学、法律社会学与历史研究的方法,反思我国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原因,通过指出司法公信融通意识形态与民意面临的关键问题,参考卢曼系统论法学的理论阐述,提出司法公信的实现条件。围绕主题,本文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层层深入的论述。首先,通过对民意与司法冲突的具体考察,指出民意与司法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司法越界。通常人们容易将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原因归结于民意的偏颇与不理性。但实践中的典型案例表明,民众不满司法判决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司法越界导致司法判决违背了通行的法律准则和道德认知。当法律话语未能传输正义而是为判决背后的意识形态作法律证成时,就会导致一系列司法乱象。第二,以“意识形态应如何与法律话语相关联”为问题导向,对法律话语与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进行阐明,对二者的融通路径进行建构。虽然法律话语与政治话语分属不同的话语类型,但政治意识形态与法律意识形态的相通性使二者在意识形态层面具有融合的可能性。只是作为以政治话语为载体的意识形态,在通过司法程序追求民众精神层面的政治主导时,应该通过法律创制、司法政策、司法衡量、司法调解等规范路径。第三,以法律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融通路径为理论依据,分析了我国革命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司法政治化”改革缘何导致法律虚无主义。通过回顾革命根据地与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指出司法过程的全面政治化虽然有效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却使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陷入法律工具主义的泥潭。虽然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正规化建设,但政治权力对法制需求的减缓仍然使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第四,在揭示法律虚无主义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改革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司法专业化改革为何发生政治转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进了执政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开始了司法的专业化改革。但由于以“司法”和“法院”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不能有效回应社会矛盾,致使司法改革发生政治转向,由此法律人担忧司法正义的折损。需要注意的是,将“司法政治化”与“司法政治性”混为一谈的理论误区不仅不利于我们解决问题,而且使许多问题复杂化。司法领域意识形态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司法政治化与司法专业化的均衡。第五,保持“司法政治性”,同时避免“司法政治化”,这就需要在司法程序中发挥法律话语的主导地位,通过法律话语融通意识形态与民意或公共理性。目前在该问题上有两点需要认真对待:一是党的领导与司法权威的统一,二是司法权威与传统权威的统一。我国大众话语的兴起已经形成对政治话语的挑战,而法律话语正在成为融通意识形态与民意的良性媒介,司法公信由此具备了政治意义。但我们一方面需要完善党支持司法的领导方式,另一方面需要融合司法权威与传统权威。第六,针对前文提出的“如何在司法程序中发挥法律话语主导作用”的问题,本文参考卢曼系统论法学中关于法律演化的理论阐述,保持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性关联,以此为理论前提,明确了实现司法公信的六个必要条件。根据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法律系统是社会中一个独立的功能系统,法律之所以能在社会变革中保持稳定都依赖于政治系统的支撑,二者之间的联系属于结构性联系。所以实现司法公信必须要实现审判独立、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司法公开、司法廉洁、司法效率,必须面向“有规则的政治”推进司法改革和法治改革。最后,总结全文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开放性问题。司法程序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政治导向,但基于法律确定性与实现司法公信的考量,应保证司法程序的独立性,保持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性联系。另外,对“司法感受”的把握须注意遵循司法原则,避免陷入任意性与世俗性。
胡秀荣[8]（2017）在《立良法 促善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2013年3月1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到2017年2月24日共召开26次会议,这些会议都紧紧围绕立法和监督工作展开,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了对法律实施情况和"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
金德谷[9]（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王岩[10]（2016）在《WTO体制下的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尽管在入世之前,自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来,作为涉外行政诉讼的特殊类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并实际运行着。但是由于其案件数量不多,涉及的领域较窄,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亦未能专门将其法律化、制度化。直至2002年,为了履行建立与WTO相衔接的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制度的承诺,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三部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这三部司法解释与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初步构建起了WTO体制下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但是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面履行WTO及其他一系列国际协定的过程中,无论在立法、行政,还是司法方面均与WTO要求、其他法治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入世承诺存在一定的差距。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行政审判工作的法官,在收集、研究和审理了大量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同时,也见证了入世前后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本文运用历史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产生的背景、内涵特征、主要原则、法律渊源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从审查主体、审查范围、审查标准、审查程序等方面对WTO及其成员方的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对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原理和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文章重点通过解读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的一般规定,选取国内外典型案例对几类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在司法运行中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实证分析,透视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现状,指出该制度与WTO对司法审查的要求尚存在差距,并进而从司法理论及实践、司法改革走向等方面对相关问题解决及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本文除导言之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了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背景和过程。其一,国际贸易救济制度是在行政法治国际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全方位的,在我国国内公法领域中,经济全球化引领着我国行政法治出现国际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行政法律渊源扩大、行政主体范围扩大、行政行为救济力度加强。司法审查制度在WTO体制中居于显着地位,是WTO透明度原则的重要内容,在确保WTO规则可操作性和规范成员方政府权力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分为WTO体制中（国际）与WTO体制下的成员方（国内）两个层面。这两种司法审查程序既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又相互影响和制约。当事人在选择这两种司法审查程序时没有先后顺序。成员方需完善本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尽量与WTO的要求保持一致,当案件提交DSB时需要让渡主权接受审查;而WTO司法审查对成员方国内司法制度有较大的依赖性,受到成员方司法审查实体性标准限制,其裁决的效力亦需要成员方国内司法审查来补强。其二,WTO协定中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具有审查主体多样性和独立性,审查范围广泛性,审查标准原则性的特点。根据WTO协定的要求,我国在《入世议定书》和《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中就我国国内维持或建立相关制度,以及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内容作出了承诺。我国国际贸易司法救济制度就是在履行WTO要求和入世承诺的大背景下建立的。只不过我国采取了与西方“司法审查”相对应的“行政诉讼”的提法。这一术语和制度是我国借鉴大陆法系和日本法相关制度引进的。我国的司法审查是通过行政诉讼活动来实现的,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就是依据行政诉讼法建立起的行政诉讼制度,它与西方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历史传统、基本内涵、审查范围和审查依据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第二章是对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的概述。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概念特征、法律渊源、主要原则以及我国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的现行规定。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对被诉国际贸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以解决特定范围内的国际贸易行政争议的活动和制度。其主要涉及国际贸易领域,审查对象是国际贸易行政行为,受涉外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系涉外行政诉讼的特殊类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为受案范围具有专项性、原告或第三人具有涉外性、与WTO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诉讼原则具有特殊性。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功能和目的为履行WTO要求和我国入世承诺、保护国际贸易参加者权益、监督国际贸易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国际法渊源包括WTO协定和中国入世法律文件,国内法渊源又可区分为实体法渊源和程序法渊源。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主要原则可归纳为: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审查有限原则、有限职权主义原则、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原则。我国现行法律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的规定包括两部分,即行政诉讼法涉外部分的一般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一系列司法解释中的特别规定。三部专门的司法解释分别对我国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审判机构、管辖法院、审查范围、审理标准、法律适用和裁判方式做了规定。第三章运用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审查主体、审查范围、审查标准以及对国际条约的法律适用四个方面,对WTO主要成员方的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制度与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进行了剖析研究。文章最终结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对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审查主体、审查范围、审查标准、法律适用进行了明确。其一,在审查主体上,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采取的是普通法院审理模式,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庭负责审理相关案件。其二,在审查范围上,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国际贸易具体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在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要求对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性审查。其三,在审查标准上,除依照普通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标准外,在案件审理时还区分事实和法律问题,确立了案卷审查和最佳证据原则,适当放宽了审查标准。在某些特定的行政执法领域,行政机关更加具有专业优势,其对事实认定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律适用享有排除司法审查的“判断余地”。最后,在法律适用上,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应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适用依据,不能直接适用WTO规则。但是根据有约必守原则,在适用国内法时还应尽量作出与WTO规则一致的解释,使得国际条约能够在国内得到遵守。第四章对实践中几类典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在与国际货物贸易有关的行政诉讼中,以比较具有代表性反倾销（反补贴）、海关估价行政诉讼为例,结合我国法律规定分别从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事实审查和举证责任规则方面进了梳理和分析。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一方面进一步清晰了类案审理时应把握的审查规则和尺度,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我国现有规定与WTO规则要求存在的差距,找到了修正完善的方向。其次,在与国际服务贸易有关行政诉讼中,结合国际贸易和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具体实践,着重介绍了国际服务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而指出在服务投资准入方面,对于行政备案不应一律排除在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而应结合法律条文的规定对行政备案的性质予以具体区分,许可性的备案应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次,在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中,结合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对该类案件审理过程中可能遇见的程序和实体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介绍了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采取行政和司法并行的双轨救济制度下,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民行冲突问题,以及人民法院应对这一问题司法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而提出成立知识产权法院是解决该问题的必然选择。最后,在其他与贸易有关的行政诉讼中,以反垄断行政诉讼为例,通过梳理反垄断行政执法行为及行政程序,从而明确了不同反垄断执法行为的执法主体和行政诉讼的被告。此外,还对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多的反垄断行政执法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冲突竞合,以及反垄断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程序的交叉竞合问题的解决,结合相关理论和法律依据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第五章关于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完善的构想。与WTO对成员方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制度的要求相比,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由于受本国法治发展程度的限制,主要不足表现在受案范围还比较狭窄,与国际上通行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还有一定的差距。该章通过将我国法律规定与WTO协定对成员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要求进行对照,认为应将国际贸易行政终局行为、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文章结合具体理论和国外的实践,从可行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对相应的司法审查机制进行了规划设计。我国现有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审理机构的专业性有待提高,行政诉讼机制影响审判效率。随着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数量逐渐增多,受案范围不断扩大,法院办案压力也大大增加,会对行政审判的质效产生不利影响。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我国设立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很有必要,而且切实可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变化着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发展的需要。在具体设计和构建上,我们仍可以采取小范围试点的方式,在部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较多的省市设立国际贸易法院,完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实体和程序规则。以后在时机和经验都成熟的基础之上,再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在全国其他条件具备的省市推广。
二、新《海关法》2001年1月1日施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海关法》2001年1月1日施行（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关税自主权的沦丧 |
|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是近代关税法的重要渊源 |
| 一、片面协定关税由来 |
| (一)税率协定 |
| (二)税则修订内容和修订期限协定 |
| 二、关税成为债赔担保 |
| 三、剥夺清政府国内征税主权 |
| 第二节 外籍税务司制度及清末新关的建立与扩张 |
| 一、外籍税务司制度溯源 |
| 二、清末新关的建立 |
| 三、海关权力的不断扩张及影响力的扩大 |
| 四、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身份定位 |
| (一)英国殖民政策的执行者和大清总理衙门的雇员 |
| (二)清政府统治的维护者和列强利益的协调人 |
| 五、海关性质的改变 |
| 第三节 清末削弱海关权力的新政 |
| 一、缩小海关业务范围 |
| 二、改革海关行政隶属机关 |
| 三、培养本国海关人才 |
| 小结 |
| 第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收回海关自主权的努力 |
| 第一节 税款管理权的旁落及海关监督权力的削弱 |
| 一、税款管理权的旁落和财政权的被控制 |
| (一)海关税款管理权的旁落 |
| (二)总税务司成为北洋政府之财政总管 |
| 二、海关监督的权力被削弱 |
| 第二节 在列强利益争夺的夹缝中争取关税主权的外交努力 |
| 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关税自主的主张 |
| 二、华盛顿会议及与中国相关的条约 |
| (一)《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的签订 |
| (二)《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的签订 |
| 第三节 海关税则的修订 |
| 一、1917 年近代第一个《国定进口税则条例》 |
| 二、以参战换来的1919年进口税则 |
| 三、华盛顿会议后的1922年进口税则 |
| 四、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与税则修订 |
| 第四节 关税自主之坚决行动 |
|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 |
| (一)中国近代签订的第一个国际平等条约 |
| (二)废除中比条约 |
| 二、争取关余与自主征收附加税 |
| (一)南方政府争取关余和征收附加税行动 |
| (二)北京政府自主征收附加税 |
| 三、罢免安格联 |
| 小结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税自主进程 |
| 第一节 由革命外交向妥协外交异变 |
| 一、英、日、美对武汉国民政府外交试探 |
| 二、英、日、美对南京政府扶蒋抑共政策 |
| 第二节 关税新约运动 |
| 一、中美关税新约 |
| 二、中英关税新约 |
| 三、中日关税协定 |
| 第三节 关务署的设立及关制改革 |
| 一、关务署的设立及相关制度的建立 |
| 二、外籍总税务司制的保留及对总税务司权力的限制 |
| 三、关制改革 |
| (一)改革海关用人制度 |
| (二)规范关税税款保管 |
| 第四节 国定税则委员会与关税税则 |
| 一、国定税则委员会 |
| 二、国定关税税则 |
| (一)1929年进口税则 |
| (二)1931年进出口税则 |
| (三)1933年进口税则 |
| (四)1934年进出口税则 |
|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对海关之劫夺及国民政府关税对策 |
| 第一节 英美对日采取绥靖政策 |
| 第二节 梅乐和的妥协方针及日本对中国海关的劫夺 |
| 一、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所奉行的方针 |
| 二、日本对中国海关的劫夺 |
| (一)伪满洲国的建立和日本对东北海关的劫夺 |
| (二)华北伪政府的设立和日本对华北海关的劫夺 |
| (三)《英日关于中国海关协定》的签订与江海关的“易帜” |
| 第三节 汪伪政权的建立和日本对日占区海关的控制 |
| 一、汪伪政权的建立与中国关税收入 |
| 二、日本通过汪伪政权加强对日占区海关的控制 |
| (一)日籍税务司取代英美籍税务司 |
| (二)海关税款以伪钞征收 |
| (三)在日占区征转口税 |
| (四)日占区关税政策服务于日本“以战养战”侵略策略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之关税对策 |
| 一、重组总税务司署与撤销海关监督 |
| 二、设立新关与开辟新的贸易路线 |
| 三、开征战时消费税 |
| 四、加强缉私 |
| 五、收回海关税款保管权 |
| 六、停付外债赔款 |
| 第五节 抗战胜利后海关主权的收回 |
| 一、国民政府全面接管海关 |
| (一)东北海关的接管与恢复 |
| (二)华北海关的接管与恢复 |
| (三)江海关的接管和总税务司署的回迁 |
| (四)内地、沿海海关的接收、恢复、裁撤和改组 |
| 二、《雅尔塔协议》与大连海关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中的中国关税减让 |
| 第一节 “平等互惠”关系的建立 |
| 一、订立平等新约 |
| (一)《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的签订 |
| (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的签订 |
| 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的关税条款 |
| 第二节 美籍总税务司把控中国海关 |
| 一、美籍总税务司的任命 |
| 二、李度领导下的海关 |
| 第三节 中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相关税则的修订 |
| 一、中国参加关税减让谈判的动因 |
| 二、中国关税减让指导思想与谈判策略 |
| 三、中国所做的关税减让 |
| 四、实施关税减让对中国的影响 |
| (一)1948年税则全面修订 |
| (二)实施减让税率的后果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行政复议决定体系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结构 |
| 六、论文的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行政复议决定概述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决定的内涵 |
| 一、何为行政复议决定 |
| 二、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期限 |
| 三、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属性分析 |
| 一、行政复议决定法律属性之争议回顾 |
| 二、行政复议决定构成要件之规范分析 |
| 三、行政复议决定在司法层面的法律属性分析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决定设定权的重构 |
| 一、行政复议决设定权的实践考察 |
| 二、当前行政复议决定设定权的困境 |
| 三、行政复议决定设定权之定位 |
| 第四节 行政复议决定的类型 |
| 一、行政复议决定类型化的意义 |
| 二、行政复议决定类型的影响因素 |
| 三、行政复议决定类型的不同分类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肯定性行政复议决定 |
| 第一节 维持决定之坚持 |
| 一、法规范中维持决定的历史脉络 |
| 二、维持决定的实践观察 |
| 三、维持决定的坚持与完善 |
| 第二节 驳回决定的重构 |
| 一、《实施条例》增加驳回决定的缘由 |
| 二、驳回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 三、驳回决定之典型案例考察 |
| 四、驳回决定本质属性的回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否定性行政复议决定 |
| 第一节 责令履行决定的重构 |
| 一、责令履行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 二、实践中的责令履行决定 |
| 三、责令履行决定的重构标准 |
| 第二节 变更决定本质属性的回归 |
| 一、行政复议机关变更权的基础 |
| 二、变更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 三、变更决定之典型案例考察 |
| 四、变更决定的重构 |
| 第三节 责令重作决定的细化 |
| 一、责令重作决定的必要性 |
| 二、责令重作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 三、责令重作决定的适用标准探究——基于典型案例的考量 |
| 第四节 确认无效决定的增加 |
| 一、确认无效决定的适用对象——无效行政行为 |
| 二、确认无效决定的特征 |
| 三、确认无效决定的构建 |
| 第五节 撤销决定的补充性定位 |
| 一、撤销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 二、撤销决定之典型案例考察 |
| 三、撤销决定的重构——补充性定位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混合型行政复议决定——确认违法决定 |
| 第一节 确认违法决定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 一、确认违法决定的确立 |
| 二、确认违法决定的理论争议 |
| 三、低位阶法规范对确认违法决定的细化 |
| 第二节 确认违法决定的实践考察 |
| 一、确认违法决定是对其它复议决定的替代 |
| 二、确认违法决定与其它复议决定处于同一维度 |
| 第三节 确认违法决定的重构 |
| 一、立法上对确认违法决定两种不同属性的明确 |
| 二、作为情况决定的适用范围 |
| 三、作为正常复议决定的适用范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行政复议决定的替代性结案制度的重构 |
| 第一节 实质性限制撤回复议申请权的路径 |
| 一、撤回复议申请制度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 二、撤回复议申请制度之典型案例考察 |
| 三、撤回复议申请制度的重构 |
| 第二节 调解制度的结案方式——行政复议决定 |
| 一、调解制度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 二、典型案例中的调解制度 |
| 三、调解制度的重构 |
| 第三节 和解制度的取消 |
| 一、和解制度之立法背景探究 |
| 二、和解制度的法规范及理论争议 |
| 三、典型案例中的和解制度被撤回复议申请制度和调解制度所吸收 |
| 四、和解制度应当取消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论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中征管协同机制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第2章 税收法律体系中征管协同的概述 |
| 2.1 征管协同制度的概念与立法现状 |
| 2.1.1 征管协同的概念引入 |
| 2.1.2 征管协同机制在税收法律体系中的立法现状 |
| 2.1.3 环境保护税法关于征管协同的具体规定 |
| 2.2 征管协同的必要性 |
| 2.3 征管协同的法律原则 |
| 2.3.1 征管协同与公平原则 |
| 2.3.2 征管协同与效率原则 |
| 2.3.3 征管协同与协同原则 |
| 第3章 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中征管协同机制现状的实证分析 |
| 3.1 环境保护税征管协同机制理论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
| 3.1.1 环境层面的法律困境 |
| 3.1.2 环境保护税法与税收征管法的立法定位不清晰 |
| 3.1.3 税收征收管理法与环境保护税法衔接不佳 |
| 3.2 征管协同机制实施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
| 3.2.1 税收责任机关权责不均等 |
| 3.2.2 信息共享与传递平台不完善 |
| 3.2.3 部门间联动配合没有常态化 |
| 3.2.4 税务人员缺乏环境保护税征管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 |
| 3.2.5 地方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
| 3.2.6 对两部门缺乏监督问责机制 |
| 第4章 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中征管协同机制的优化 |
| 4.1 环境保护税法律体系的再完善 |
| 4.1.1 《税收征管法》对于征管协同机制需进一步确认 |
| 4.1.2 环境保护税征收中各部门的法律责任要明确界定 |
| 4.2 推动征管协同制度配套制度的优化 |
| 4.2.1 推动各省制定税收保障办法 |
| 4.2.2 地方政府主导的议事协调机构要制度化和常态化 |
| 4.2.3 明确环境保护税的税额归属和相关的经费的落实 |
| 4.3 完善信息共享与传递平台的运行 |
| 4.3.1 内部问题收集与反馈机制的建立 |
| 4.3.2 数据交互平台的深入建设 |
| 4.4 加强税务部门对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的认识 |
| 4.4.1 在税务机关内部设立环境保护税专门监管执法机构 |
| 4.4.2 环境保护法类专业人才培养与招录 |
| 4.4.3 执法知识、技能培训 |
| 4.5 构建环、税、外部制衡监督和管理机制 |
| 4.5.1 引入争议解决机制 |
| 4.5.2 第三方监测机构的新探索 |
| 4.5.3 征管协同机制中公民权利的实现 |
| 第5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理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基本理论范畴阐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渊源 |
| 第一节 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历史渊源 |
| 一、民国时期诉愿制度概况 |
| 二、诉愿制度的评价 |
| 第二节 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思想渊源 |
| 一、中国传统“民告官”思想 |
| 二、日本诉愿思想 |
| 三、前苏联申诉思想 |
| 第三节 新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形式渊源 |
| 一、宪法 |
| 二、法律 |
| 三、行政法规 |
| 四、地方性法规 |
| 五、规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恢复(1978-1990)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前期探索 |
|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初建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评价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恢复的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开启 |
| 二、法治观念重塑 |
| 三、法治建设恢复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问题 |
|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行政诉讼法出台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影响 |
| 一、统一规范部分行政复议制度 |
| 二、明确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原则 |
| 三、推动统一行政复议制度加快出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统一:行政复议条例施行(1991-1998)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作为行政诉讼法配套立法 |
| 二、实践发展呼吁统一立法 |
| 三、机构不健全与人员不足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变化 |
| 一、行政复议条例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变化 |
| 三、配套制度的制定情况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情况 |
| 一、行政复议机构设置情况 |
| 二、行政复议案件情况 |
| 三、对行政复议作用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行政复议法施行(1999-2006)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法的出台背景 |
| 一、经验初步积累 |
| 二、问题逐渐显现 |
| 三、实践需求倒逼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变化 |
| 一、行政复议法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变化 |
| 三、配套制度的制定情况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情况 |
| 一、行政复议机构设置情况 |
| 二、行政复议案件情况 |
| 三、对行政复议作用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新阶段: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施行(2007-2018)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行政争议多发 |
| 二、法治政府建设 |
| 三、和谐社会构建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变化 |
| 一、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主要内容 |
|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变化 |
| 三、配套制度的制定情况 |
| 第三节 行政诉讼法修订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影响 |
| 一、行政复议机关工作量增长明显 |
| 二、受案范围受到影响 |
| 三、审查标准更加严格 |
| 第四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情况 |
| 一、行政复议委员会和行政复议局试点情况 |
| 二、行政复议案件情况 |
| 三、对行政复议作用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评析与展望 |
| 第一节 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
| 二、行政体制从集权向放权转型 |
| 三、治理观念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的特点 |
| 一、法律传统与法律移植双重影响 |
| 二、法治建设与经济政治发展互动 |
| 三、法制统一与制度创新冲突协调 |
| 四、程序司法化与行政法治化联动 |
| 五、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存在偏差 |
| 第三节 行政复议制度的未来展望 |
| 一、立足国情与借鉴经验 |
| 二、保障权利与监督权力 |
| 三、公正优先与兼顾效率 |
| 四、完善复议与诉讼衔接 |
| 五、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法案起草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 法案起草 |
| 二 公众参与 |
| 三 法案起草中的公众参与 |
| 第二节 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的功能 |
| 一 凸显立法的民主性 |
| 二 彰显立法的正当性 |
| 三 增强立法的权威性 |
| 第三节 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的意义 |
| 一 维护社会正义 |
| 二 实现程序公正 |
| 三 保障公民权利 |
| 第二章 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的基本现状 |
| 第一节 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的规范依据 |
| 一 宪法、立法法中的原则性赋权规范 |
| 二 行政立法中的一般程序性规范 |
| 三 地方立法中相对具体的实施性规范 |
| 第二节 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的基本方式及其成效 |
| 一 书面征求意见广泛使用 |
| 二 论证会、听证会一定范围内有效实施 |
| 三 全民讨论适用范围逐步扩大 |
| 四 多元主体协同起草的初步探索 |
| 第三节 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
| 一 规范不完善导致公众参与的适用范围不明确 |
| 二 制度不健全使参与机制运行不顺畅 |
| 三 公民参与意识不强、能力不足影响参与程度 |
| 第三章 完善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想 |
| 第一节 完善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的法律规范 |
| 一 弥补法律空白 |
| 二 增强法律规范内容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
| 三 加强法律规范设计的科学性 |
| 第二节 健全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的配套制度 |
| 一 完善法案起草中信息公开制度 |
| 二 改进法案起草中听证制度 |
| 三 完善公众参与意见反馈制度 |
| 四 健全起草机关主导的公众意见表达机制 |
| 第三节 提高法案起草中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 |
| 一 培养公众参与意识 |
| 二 提升公众参与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6）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的基本问题研究 |
| （一）C2C模式海外代购概述 |
| （二）C2C模式海外代购的可税性分析 |
| （三）完善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的必要性 |
| 二、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现状 |
| （一）C2C模式海外代购的涉税阶段 |
| （二）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法》相关规定 |
| （三）C2C模式海外代购所涉税种以及相关规定 |
| 三、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通关阶段税收征管制度不完善 |
| （二）销售阶段税收征管制度存在立法空白 |
| （三）涉税信息获取制度不健全 |
| 四、域外C2C模式海外代购相关税收制度及启示 |
| （一）域外相关税收制度 |
| （二）域外相关税收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五、完善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的建议 |
| （一）完善通关阶段的税收征管制度 |
| （二）完善销售阶段的税收征管制度 |
| （三）完善涉税信息共享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论司法公信的实现 ——以法律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融通为视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司法的内涵与功能 |
| （二）司法公信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法律意义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司法公信在我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提升 |
| （二）我国的司法公信力有待于提升 |
| （三）法律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融通是实现司法公信的关键 |
| （四）研究视角的选取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一）历史研究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三）个案研究法 |
| （四）调查研究法 |
| 六、核心观点 |
| 七、逻辑结构 |
| 第一章 司法公信缺失的原因分析——以民意与司法的冲突为切入点 |
| 一、民意与司法的冲突是由于民意的偏颇和不理性吗？ |
| （一）民意的评判视角——道德话语 |
| （二）民意的评判依据——集体意识 |
| （三）民意的评判对象——意识形态 |
| 二、司法公信缺失的重要原因——意识形态与法律话语的功能错位 |
| （一）意识形态的司法越界——法律话语进退失据 |
| （二）司法公信的缺失后果——防卫型司法·非司法性救济 |
| （三）司法过程的政治反馈——顺应民意·政治维稳 |
| 第二章 法律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内涵界定与融通路径 |
| 一、法律话语的理论界定与自我确认 |
| （一）法律话语的内涵 |
| （二）法律话语的特征——以政治话语为参照 |
| （三）经验存在·话语表达：政治与法律·政治话语与法律话语 |
| （四）我国法律话语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因素 |
| 二、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与话语变迁 |
| （一）意识形态的理论渊源与政治属性 |
| （二）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载体 |
| （三）政治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 |
| 三、意识形态与法律话语的司法融合 |
| （一）法的创制 |
| （二）司法政策 |
| （三）司法衡量 |
| （四）司法调解 |
| 第三章 革命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司法政治化改革 |
| 一、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改革：群众路线的司法呈现 |
| （一）法律话语的多元性与随顺性 |
| （二）司法公信消弭于政治信任 |
| 二、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人民司法的政治属性 |
| （一）法律话语的专业化建设 |
| （二）法律工具主义倾向 |
| 第四章 改革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司法专业化改革 |
| 一、法律话语主导的司法专业化改革 |
| （一）司法制度的重建：党对司法工作领导方式的改进 |
| （二）司法机制改革：审判方式改革 |
| （三）司法制度改革：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
| 二、以“司法”和“法院”为中心引发的新问题 |
| （一）案多人少 |
| （二）司法程序的封闭导致公众参与不畅 |
| （三）律法中心主义 |
| 三、司法改革的政治转向：化解矛盾的“和谐司法” |
| （一）政治意识形态的调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三个至上 |
| （二）司法政策的调整：和谐司法·宽严相济·司法为民·注重调解 |
| 四、对司法改革政治转向的法理解读 |
| （一）“去政治化”的理论误区：司法政治化与司法政治性的混淆 |
| （二）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宰制 |
| 第五章 司法公信·意识形态·民意的融通——以法律话语为媒介 |
| 一、司法公信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与社会话语的法律融通 |
| （一）社会话语的兴起 |
| （二）政治诉求的法律表达——以新兴权利诉讼为例 |
| （三）司法公信的政治功能 |
| 二、党的领导与司法权威的统一 |
| （一）党法关系与党政关系 |
| （二）司法独立的政治内涵 |
| 三、司法权威与本土传统的融合 |
| （一）司法权威与本土传统的紧张 |
| （二）司法程序应进行必要的政治衡量 |
| 第六章 司法公信实现的理论范式与必要条件 |
| 一、法律系统的独立性、封闭性和自治性：卢曼的法律演化理论 |
| （一）从理论层面考察司法过程的演化史 |
| （二）司法过程与政治系统的关联媒介：反抗与法律的自我调整 |
| 二、政治系统与司法过程的结构性联系：司法改革的政治保障 |
| （一）政治规划有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 |
| （二）政治权力为司法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 |
| （三）司法政策呈现出微观面相：从“司法为民”到“司法感受” |
| 三、实现司法公信的必要条件 |
| （一）审判独立 |
| （二）司法中立 |
| （三）司法公正 |
| （四）司法公开 |
| （五）司法廉洁 |
| （六）司法效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立良法 促善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立法工作 |
| 一、审议通过的主要法律 |
| (一)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立法体制 |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三)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制度 |
| (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
| (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
| (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 (七)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 |
| (八)加强军队国防建设 |
| (九)推进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 |
| (十)调整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教育法 |
| (十一)设立法定纪念日 |
| (十二)其他修法决定 |
| 二、对改革试点的授权 |
| 三、与港澳基本法实施有关工作 |
| 监督工作 |
| 一、执法检查 |
| 二、专题询问和调研 |
| 三、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 |
| 国务院专项工作报告 |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
| 四、听取和审议计划、预决算报告 |
（9）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满洲里市税收概况 |
| 第一节 满洲里税收史简述 |
| 第二节 满洲里市的地税 |
| 第三节 满洲里市的国税 |
| 第四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里市税收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地税、国税的财政贡献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二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 |
| 第四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批发零售业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
| 第三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促进边疆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
| 第二节 税收支持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稳定民族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与就业 |
| 第四节 税收保障边民生活质量提高与文化发展 |
| 第四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生计变迁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发展 |
| 第四节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 |
| 第五章 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边民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税收环境与“用脚投票”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身份认同与家园选择 |
| 第六章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税收的功能、特点及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四节 税收杠杆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税收与边疆城市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WTO体制下的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的背景和目的 |
| 二、研究的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三、论文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五、案例汇纂 |
| 第一章 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背景和过程 |
| 第一节 行政法治国际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救济制度 |
| 一、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行政法治国际化 |
| 二、WTO体系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显要地位 |
| 三、国际和国内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制度的关系 |
| 第二节 WTO对成员方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及我国的入世承诺 |
| 一、WTO协定中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 |
| 二、WTO司法审查制度的特征分析 |
| 三、我国对司法审查的入世承诺 |
| 第三节 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 |
| 一、西方国家的司法审查与我国行政诉讼的区别 |
| 二、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 |
| 三、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 |
| 第二章 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概念及特征 |
| 一、与涉外行政诉讼的联系与区别 |
| 二、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含义及特征 |
| 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功能和目的 |
| 第二节 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法律渊源 |
| 一、我国行政诉讼的法律渊源 |
| 二、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法律渊源 |
| 第三节 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主要原则 |
| 一、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
| 二、司法审查有限原则 |
| 三、有限职权主义原则 |
| 四、平等保护原则 |
| 五、正当程序原则 |
| 第四节 我国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现行规定 |
| 一、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涉外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定 |
| 二、我国司法解释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特别规定 |
| 第三章 WTO主要成员方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制度与中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审查主体制度的比较研究 |
| 一、WTO主要成员方国际贸易司法审查主体制度 |
| 二、我国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审查主体 |
| 第二节 关于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司法审查范围的比较研究 |
| 一、WTO主要成员方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 |
| 二、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受案的范围 |
| 第三节 关于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审查标准的比较研究 |
| 一、WTO主要成员方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 |
| 二、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 |
| 第四节 WTO规则在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
| 一、国际条约适用的基本理论 |
| 二、国际条约适用的国外实践 |
| 三、我国对WTO协定国内适用的态度 |
| 四、国内法与WTO规则冲突时的法律适用 |
| 第四章 几类典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与国际货物贸易有关的行政案件受、审理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
| 一、与国际货物贸易有关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
| 二、与国际货物贸易有关的行政案件原告资格的确定 |
| 三、与国际货物贸易有关的行政诉讼事实问题审查和举证责任规则 |
| 第二节 与国际服务贸易有关的行政诉讼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
| 一、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投资 |
| 二、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
| 三、行政备案的法律属性及救济 |
| 第三节 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
| 一、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 |
| 二、我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 |
| 三、知识产权的民事与行政救济程序的冲突 |
| 四、我国成立知识产权法院是解决民行冲突问题的必然选择 |
| 第四节 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反垄断行政诉讼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
| 一、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反垄断行政诉讼的被告 |
| 二、反垄断行政执法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竞合与冲突 |
| 三、反垄断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程序的竞合和冲突 |
| 第五章 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完善的构想 |
| 第一节 将国际贸易行政终局行为纳入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想 |
| 一、我国关于行政终局行为的规定与WTO要求之间的具体差距 |
| 二、行政终局行为可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
| 三、关于将国际贸易行政终局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建议 |
| 第二节 扩大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 |
| 一、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现状与WTO要求存在差距 |
| 二、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讨 |
| 三、将行政规章纳入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的构想 |
| 第三节 将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纳入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
| 一、行政指导的概念及性质 |
| 二、行政指导的可诉性探讨 |
| 三、我国行政指导审查模式的设计方案 |
| 第四节 关于我国设立国际贸易法院的构想 |
| 一、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简介 |
| 二、我国设立国际贸易法院的必要性 |
| 三、我国设立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的可行性 |
| 四、我国设立国际贸易法院的具体构想 |
| 参考文献 |
| 附表一 |
| 附表二 |
| 附表三 |
| 附表四 |
| 附表五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新《海关法》2001年1月1日施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D]. 李岩.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行政复议决定体系的重构[D]. 崔梦豪.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3]论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中征管协同机制的优化[D]. 陈琛. 南昌大学, 2020(01)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复议制度变迁研究（1978-2018）[D]. 徐红军.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5]法案起草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D]. 张丽红. 郑州大学, 2019(07)
- [6]C2C模式海外代购税收征管制度研究[D]. 黄妙灵.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7]论司法公信的实现 ——以法律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融通为视野[D]. 刁芳远. 吉林大学, 2017(03)
- [8]立良法 促善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综述[J]. 胡秀荣.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7(03)
- [9]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 [10]WTO体制下的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研究[D]. 王岩.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