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拼搏，乘风破浪开辟新规律

一、励精图治三十载 乘风破浪开新律（论文文献综述）

王石堆^[1]（2019）在《明代浯洲蔡献臣及其《清白堂稿》考论》文中研究表明蔡献臣（1563-1641）福建省同安县浯洲平林（今金门县琼林村）人。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第二,次年廷试二甲第六名。授南京刑部主事,官至光禄少卿。晚年家居讲学近二十年。着有《清白堂稿》等。《清白堂稿》有崇祯刻本,又有咸丰琼林族人抄本。献臣盐籍,世居琼林。琼林蔡氏科名自十四世蔡标始。献臣祖蔡标举人,父蔡贵易进士,至献臣三世科名。献臣及子女姻亲均闽南科举人家。献臣重要交游有王世贞、汤显祖、何乔远等;考论献臣与他们交游,可补王、汤研究之缺。献臣生长海岛,又曾任巡海道,对海上防御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筑铳台、铳城十分必要,同时应辅以舟火攻,攻即是防;他痛击“与其守外,何若守内”的谬论,坚决反对撤兵澎湖。制义理论方面,蔡献臣认为制义是“我明神物”,制义与诗赋古文相通,并以通变的眼光审视明代各时期的制义。蔡献臣还是理学家,以万历四十三年（1615）为浙江巡海道为界,前期继承明兴以来泉州蔡清等理学家学脉,“务在专朱”;後期转而治王阳明“致良知”说,以为“良知是我师”;“致良知”说源於孔孟,也就是孔孟学说。文学方面,献臣主张“文章经济”与“实用身亲”,强调文章的经国济世功用。他偏爱宋代的邵雍与苏轼。他以诗家的眼光审视《伊川击壤集》,拉近了理学与文学的距离;认为苏轼“文章擅天下”,特别欣赏“万斛泉源”、“行云流水”自然流畅的行文风格。献臣年少即有诗名,创作跨度超过六十年。他认为抒写襟胸怀抱是诗的本质,其诗多抒写个人品格、情怀、志向,关心国家安危。蔡献臣的抗倭防夷诗尤有特色,诗表达了对整个中国海洋安全的关注,及克敌制胜的信念;海无波澜,民众安居乐业是他的理想。其诗风格七言古“抑扬纵送”,五律及绝句“明净简远”。琼林蔡氏家族三代八人能诗,形成了一个家族诗人群,对金门历史文化、文学有重要的贡献。他的古文叙事颇得要领,论说以识力见长,墓志铭和哀祭文情真意深。笔力劲健豪迈,行文如风过水,流畅自然。《附录》五种:一、《〈清白堂稿〉1佚》;二、《亲友致蔡献臣尺牍1》;三、《蔡献臣〈清白堂稿〉注释补正》;四:《蔡献臣生平事迹与作品繋年》。五、田野调查图片。《明代浯洲蔡献臣及其〈清白堂稿〉考论》是两岸第一篇以蔡献臣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将来修改後如能正式出版,可能是第一部研究蔡献臣的专着。

王玉新^[2]（2016）在《理学与宋代桐木韩氏家族诗文研究》文中指出宋代桐木韩氏家族在中国宋代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家族贯穿整个北宋以及南宋的前中期,虽然在这一段时期宋代经历了南北宋的巨大历史变化,但是桐木韩氏家族依然站在了宋代历史的前沿。桐木韩氏家族历代人才辈出,他们不仅仅在仕宦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在诗文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随着宋代理学的发展,桐木韩氏家族几代人与理学家的交往和对理学家学术观点的浸淫,使他们的诗文表现出与其他家族不同的风貌。本文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桐木韩氏家族的家学家风以及桐木韩氏家族与理学家的交游情况。其中韩氏家族的家学家风追溯到韩氏家族的第一代韩亿,韩亿在艰苦的环境中考中进士,他对韩氏家族后辈的家学家风的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致使韩氏到了南宋时期依旧对自己的家学家风有着深深的自豪感。韩氏家族与理学家的师友交往使他们继承了理学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这几种观念正好与自家的家学家风有着深深的相似性,这就使他们对理学家的认同感更加强烈,以至于他们利用理学家的观点充实自己的诗文。韩氏家族通过与理学家的交游,接受了他们的“尊王攘夷”以及“视民如伤”的家国观念,并在诗文中多有表现。本文第二章论述韩氏家族对理学家的家国观念的接受、继承,从而导致他们家族诗文风格在整体上表现出的理学家所褒扬的民本主义思想。本文第三章写到了理学家对代表圣人品格和理想的“孔颜乐处”思想的创造和发展,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数代理学家对这一思想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阐述。桐木韩氏家族通过对这种圣贤式的人生理想品格的继承和融合,使他们的诗文表现出一种恬淡自适的气象。桐木韩氏家族与理学观念的融合不仅仅有利于理学的传承,而且使得韩氏家族的诗文以沟通理学观念所表现出来的浓重理学气息。理学观念得到以家族式的方式传承,而家族也借助理学观念表现出一种不同于寻常的诗文创作,使得家族文学与理学观念得到长足的进步,致使宋代诗文艺术展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活力,新气象。

肖爱云^[3]（2012）在《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性是20世纪最具活力的理论话语。自1990年代以来,以现代性为视角的晚清文学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热点。本论文试图通过对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的考察,探寻现代性在小说杂志这种早期大众媒介形态上呈现出来的独特内涵与意义,为构建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新文学史提供更宏阔的参考。晚清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分化时期,古今、中外、朝野、满汉之间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充分表现和承载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中国文学从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典形态走向以小说为中心、以西方文学为典范的现代形态,并最终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与嬗变。现代文学的兴起离不开现代大众媒介。在现代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报刊媒介,迅速成为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载体和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文学与媒介结合产生的小说杂志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传播方式、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而且影响了晚清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使文学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下开始突破传统古典文学的束缚,建构具有现代品质的新态文学。小说杂志的出现,培养了新一代职业作家和职业报人,他们积极借鉴西方和日本文化新形式,使中国文学杂志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明显的世界眼光和丰富样式。杂志的创办为晚清小说的大量生产与传播提供了可能,促使小说在20世纪最初十年成为启蒙思想、反映现实、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最有力的思想工具,创建了中国早期并不成熟的公共知识空间,为女性走出私空间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晚清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小说杂志中,无论是以政治启蒙为主导思想的《新小说》,以批判讽刺为指向的《绣像小说》、《月月小说》,还是以文学审美追求为目的的《小说林》,均发表了大量的创作和翻译文学,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中历史、社会、言情等主题,从外国文学中吸收了新的文学主题,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幻、侦探、哲理、心理等新文学样式,通过各种不同形式与内容的文学实验,展示出文学杂志在初创时期各自不同的现代性特征,与晚清其它艺术形式一起建构了晚清的现代性图景。论文的研究时间选取1898至1911年为论述的时间域。史学家费正清说:“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王德威则说:“晚清文学的发展,当然以百日维新（1898）到辛亥革命（1911）为高潮。这一时期的作品从题材到形式无所不包,从侦探小说到科幻奇谭,从艳情纪实到说教文字,从武侠公案到革命演义,在在令人眼花缭乱”。1898年在文学领域内体现出来的特殊的意义有两个:一是该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刊发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发声之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自此,小说开始从创作与翻译两个不同路向走向现代之途;二是该年的百日维新从思想上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传播主体思想上发生了质的转变,社会改革由改良运动转向思想启蒙,小说开始成为承载政治启蒙的主体形式和中国文学的核心文体。1902年至1911年,小说杂志从开始创办到走向发展的第一个高潮。1911年,存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彻底崩溃,无论新的民主共和政府有多么地名副其实,政治体制的转变都宣告了封建王朝的结束,小说杂志也在这一年从高潮走向低谷。论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在梳理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考察了现代性话语的概念,探究其本意与“中国化”脉胳及其在晚清小说杂志的文本及非文本研究中已有的意义阐释,对其在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上的缺失和意义上的含混进行辨析,为论文的展开提供一个富于理性认识的理论前提。第一章分析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产生的文化语境。政治上,通过对晚清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的分析,考察晚清的政治环境,探讨这两个政治事件对晚清国民思想上造成的影响。甲午战争彻底惊醒了中国人的天朝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造成巨大打击,维新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对中国封建体系产生了极大触动,也证明了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经济上,主要阐述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在晚清时期已经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经济的崛起和它创建的文化氛围使得这座城市迅速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中心,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有三份在这里创办并从这里向全国发行;外来文化上,主要阐述西学东渐和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西学东渐的过程,正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互通、融合与创新的过程,没有西学东渐,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与世界文化接轨的现代新文化体系。甲午战争后的日本,成为中国文化输入的主要来源,两国相邻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活习俗以及战后日本对华的特殊政策,均为日本文化的输入提供了便利。教育上,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带给社会的大震荡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是非常显着的,新的创作群体和读者群体的形成、文学主题的变化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介的发展是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创办的前提,没有现代媒介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小说杂志这种新媒介形态的出现,它既是历史的催生物,又是现代媒介形态成熟的表现。第二章“宏大的政治叙事:《新小说》的现代性”,《新小说》是晚清创办的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杂志,它的现代性表现非常充分,从它的形式、主编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和文学思想、政治小说文本《新中国未来记》、图画、歌谣等五个层面的分析,分别展示《新小说》作为现代化媒介与文学共同建构的丰富的现代性特征。第三章“强烈的社会批判:《绣像小说》的现代性”,首先分析李伯元作为职业报人的特殊身份及其批判意识的培养,以此为基点考察《绣像小说》与《新小说》不同的社会追求,探讨《绣像小说》在社会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现代批判意识,进面多面向地探寻其科幻小说与翻译小说的现代性。对《文明小史》的分析,则意在发掘这篇小说呈现出来的独特现代性风貌;对杂志“绣像”艺术传承与创新的分析,则力求展示《绣像小说》继承传统文化底蕴基础上创新的现代性气质。第四章“丰富的文学实验:《月月小说》的现代性”。在四大小说杂志中,《月月小说》刊载的小说文本最多,仅长短篇小说就有113种,实在是“热闹”非凡。论文首先对《月月小说》的概况进行了细致梳理,继而对职业小说家吴趼人的各种小说实验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对翻译小说家周桂笙在《新小说》和《月月小说》发表的翻译文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探讨《月月小说》在文学领域里开展的多样化现代实验。第五章“独特的审美追求:《小说林》的现代性”。《小说林》是四大小说杂志中发行最晚、持续时间最短、刊载作品最少的一个杂志,它之所以被纳入到四大小说杂志当中,是因为它具有较高的审美品质。主编徐念慈、文学家黄人和评论家觚庵共同建构的晚清小说的审美追求,使《小说林》摒弃了小说改良社会、开启民智的工具论思想,转向理性地强调小说必须合乎美的要求,使晚清小说杂志的审美品格由此建立起来。论文通过对徐念慈等人小说理论思想的解读和分析,试图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重估。第六章“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小说理论与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发生”。在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刊载了大量的小说理论,或是长篇论说文,或是短小的“小说小话”,也有序、跋、发刊词、批注等带有评论性质的文章,探讨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小说的功能、小说翻译存在的问题、小说的创作技巧、小说的形态、小说的类型以及小说的特征等多个理论问题,积极参与中国小说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些理论虽然形式上还保留着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特点,但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吸纳西方小说理论元素,显示出种种创新,促使小说创作在新的理论总结与指导下做了各种实验,为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多种可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晚清小说杂志的现代性。“结语”。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无论在媒介学意义上还是在文学意义上,都表现出其稍纵即逝却又永恒的现代性特征,无论是启蒙、批判、实验还是审美追求,它们都不是独立表现的,而是在相互交融在一起,在不同的时期共同建构晚清的现代性景观。这种丰富性在20世纪学术研究领域内并没有受到充分关注,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论文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既是对文学史权力话语的反抗,也是对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文学史的丰富。

张红霞^[4]（2012）在《朱素臣传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苏州剧派在明末清初的戏曲舞台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传奇比吴伟业等人的抒情剧更适合舞台搬演，比李渔等人的风情剧包蕴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从清朝开始，许多文人学者就开始关注以李玉为首的这个创作群体。诚然李玉的整体成就是苏州剧派其他传奇作家所无法超越的，但是对剧派中其他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是推动整个剧派研究不可缺少的动力。朱素臣的传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苏州剧派中都是比较突出的：他现存十部传奇，数量仅次于李玉和朱佐朝；他的公案题材和爱情题材传奇的成就，在苏州剧派中罕有匹敌。但是，在众多关于苏州剧派的研究成果中，朱素臣传奇的专门研究非常少见，多是在剧派整体研究中捎带提及，少数的专门研究成果也多集中在《十五贯》、《未央天》等几部传奇上，造成了朱素臣传奇整体研究薄弱，作品研究仅限于几部传奇的不均衡状况。鉴于朱素臣传奇研究的现状，笔者在论文中对朱素臣传奇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考察，探究朱素臣传奇在本事来源、题材特色等方面的成就，挖掘其传奇蕴藏的文化内涵和取得的艺术成就，介绍其传奇在后世的传播概况。论文首先对朱素臣传奇的本事来源进行考证辨析，理清其传奇在取材来源上的独特性和在相关故事流变中的关键作用，揭示朱素臣传奇创作在题材选择上体现出的主观倾向。《聚宝盆》、《文星现》、《十五贯》等传奇的本事主要来源于前代文人的笔记杂传，朱素臣结合自己对素材的独特认识进行组合与重构，展示了他对前人相关记载的再创造；《朝阳凤》、《翡翠园》、《万年觞》等传奇的主要人物则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朱素臣围绕传奇中人物对其事迹进行虚构与敷衍，体现了他对相关历史人物及事件的重新阐释；《未央天》、《锦衣归》两部传奇事无所本，论者推测或有感于现实中事而作，在主题表现上侧重训世教化作用，在传奇叙事上则充分彰显中国古典戏曲叙事模式的特点，但是传奇在主题表达与客观叙事上却呈现出明显的悖离，存在着相互的矛盾。在理清本事来源的基础之上，笔者把朱素臣现存十部传奇按题材分为三类进行论析，揭示朱素臣不同题材传奇在苏州剧派中的独特性，挖掘朱素臣对明末清初世人普遍关注之时代主题的个性阐释。朱素臣的公案题材和爱情题材传奇的突出成就确立了他在整个剧派中的重要地位，本章首先展现了他公案题材传奇在平反公案的共同模式下不断求新求异，以独特的视角揭露社会现实、探究伦理规范的文化内涵；其次展示了他爱情题材传奇从探究情理关系入手，尝试调和情理矛盾，企图规避清理冲突，最终却走向李渔式的情理合一之路的尴尬和无奈。朱素臣的历史题材传奇在整个剧派中的成就并不突出，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朱素臣在顾恋旧朝的同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看到了新朝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认可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进步观念。朱素臣传奇在艺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笔者主要从他重视传奇结构的组织凝炼，专注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注意戏曲语言的本色当行，并以多种手段服务于舞台演出四个方面探讨了他的整体成就。艺术上对传奇舞台演出的重视，使得朱素臣的传奇从他生活的时代开始就在舞台上不断搬演，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影响极大。但是，由于相关舞台演出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只能从后世戏曲选本及曲谱中了解他的哪些传奇在舞台上常演不衰，从地方戏剧目中发现他的传奇经过民间演出传播的大概情况，从现存传奇版本的流变中寻绎他的传奇如何经过不同时代人们的再创造形成了今天看到的版本状况。论文对朱素臣传奇的研究建立在笔者对其现存十部传奇点校的基础之上，附录部分是笔者对朱素臣传奇整理的初步成果，一方面为论文主体部分的理论阐释奠定了文献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阅读朱素臣传奇作品的便捷途径。

孙艳^[5]（2011）在《同光体代表诗人心路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期,新旧交替,中西撞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传统文化也历尽劫波。“同光体”是清末民初诗坛影响较大的传统诗派,清亡后,其代表诗人大多为遗老。由于“同光体”诗人在政治态度上的保守和文化立场上的守成,导致他们从清末起就迭遭抨击,从南社到新文化运动,批判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些本来处境维艰的遗民诗人又因个别人的图谋复辟甚至走上叛国之路,而更为人所诟病。民国以后,以政治标准评判一切的趋势愈演愈烈,这些遗民诗人最终被打入另册,长期受贬斥、被忽略,失去了其本来的真实面目。由于清末特殊的中外形势,这批遗民诗人成为最后一代传统意义上的士人——传统文化的担承者。他们处于封建时代的完结时期,看着旧时代的结束,感受着西学汹涌的大潮。新旧交替、中西撞击之下,最终选择固守传统。这种历经变局之后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文化选择。本选题选取陈宝琛、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四位同光体诗人为个案,将他们放置在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为主导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希望通过个体不同生平经历的剖析,阐明他们在清末民初之际面临政治、文化双重抉择之必然取向。借以管窥清末民初传统士人心路发展变化之轨迹。绪论介绍了选题缘起、研究概况、研究意义及难度。第一章概述了儒家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强化,以说明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积淀对传统士人积久深重的影响,及近代以来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西学东渐进程的加速,为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士人固有思想的松动、调整、及最终分化的嬗变过程。第二章到第五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通过对陈宝琛、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四位“同光体”遗民诗人不同人生经历的剖析,阐明其在共同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主导下,虽历经变局,但政治态度和文化立场最终都归于传统的必然性。第六章是结论。随着传统文化的没落,这些坚守传统的遗民诗人最终也难以避免黯然消逝的命运。然而即使在南社、新文化运动的相继抨击批判之下,斯人已矣,而其影响却并未就此绝迹,还是通过其后辈子弟的薪火相传得以延续。在民主共和的时代,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的清遗民已然脱离主流社会。作为封建王朝的孤臣孽子,他们无疑会随着旧时代而消逝。尤其是其中附逆变节,卖国求荣者,理固亦然遭千夫所指,万人唾弃。然而作为传统文化的担承者和殉道者,他们面对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无视功利得失,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和文化信念,苦心孤诣地守护传统文化,他们的坚持和努力却是值得钦敬。而且他们在学术和诗歌上的成就和贡献也不应该被抹杀。把他们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还他们本来的面目,不以今人之眼光苛求,他们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

吕若淮^[6]（2010）在《台湾文社及其《台湾文艺丛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文社是1918年台湾传统知识分子“恐斯文之将丧”之时,为“作砥柱于中流”而创设的以“鼓吹文明、研究文章诗词、互通学者声气”为宗旨,具有现代社团组织结构特点的文学团体。它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当诗歌蓬勃发展却日益缺乏内涵之时,传统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文”的形式来完成诗歌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的呼吁下诞生的。它靠着强有力的资金支撑,聚集全台精英知识分子,成功地将台中的知识分子群体范围拓展至全台,成为台湾文艺届的领头雁。它充分利用先进的印刷技术手段,创办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丛志》,开辟了稳定的文学场域,既是全台知识分子文章交流的场所,亦为刊登大小诗社佳作的园地,修补并纠正了文坛诗文一度不平衡的状态,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学史料。台湾文社以《台湾文艺丛志》为中心,汲取“五四”文思,传承中华文化,译介西方文明,反思东方传统,始终坚持一种相对自由开通的文化立场,追求东西文明的融会贯通,以此对抗强势的日文压制和殖民现代性的入侵。台湾文社与时俱进,旧中有新,保守中有进步,是一个自觉的文学启蒙团体,它的成立和发展标志着台湾文学史上第一个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诞生。

叶峨峰,焦玉峰^[7]（2000）在《励精图治三十载 乘风破浪开新律》文中研究表明 南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南阳棉纺织厂,兴建于196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加快发展步伐,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以超强的力度和措施推进企业现代化建设。特别是近10年来,他们乘着第二次改革开放的东风,不断增强改革意识、发展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扬帆搏击,创造和发扬了“超前决策、超常安排、超载加压、超度工作”这闪耀着时代

二、励精图治三十载 乘风破浪开新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励精图治三十载 乘风破浪开新律（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浯洲蔡献臣及其《清白堂稿》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2）理学与宋代桐木韩氏家族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朱素臣传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同光体代表诗人心路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台湾文社及其《台湾文艺丛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励精图治三十载 乘风破浪开新律（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浯洲蔡献臣及其《清白堂稿》考论[D]. 王石堆.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2]理学与宋代桐木韩氏家族诗文研究[D]. 王玉新.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3]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研究[D]. 肖爱云. 陕西师范大学, 2012(03)
• [4]朱素臣传奇研究[D]. 张红霞. 河南大学, 2012(05)
• [5]同光体代表诗人心路历程研究[D]. 孙艳. 苏州大学, 2011(06)
• [6]台湾文社及其《台湾文艺丛志》研究[D]. 吕若淮. 福建师范大学, 2010(01)
• [7]励精图治三十载 乘风破浪开新律[J]. 叶峨峰,焦玉峰. 中国纺织,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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