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方式变迁的因素分析及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梁梦宇[2](2021)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更加重视公平,如何将乡村置于与城镇同等战略地位,如何客观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认识其影响因素等,都成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经验为借鉴,结合新时代中国现实国情,面对已经发生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协调城乡生产力水平为目标,探索“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首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发展历程,借此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及城乡发展的阶段合理性,探寻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界定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总结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系等,为新时代推进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提出的新要求;并且,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发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乡兼顾”乃至“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发展”、新时代的“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都是对走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些阶段性演变背后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奠定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会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基于此,新时代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统筹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等。其次,构建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测算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在空间。本文利用200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城乡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测算了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及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的城乡融合度都显着提升。其中,2002-2018年,中国的城乡耦合协调度从0.29提升至0.66;对应耦合协调等级,中国整体摆脱了“失调”等级,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到“初级协调”的转变。这表明,2002年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互动互促发展。但整体而言,中国的耦合协调等级不高,因为多数省份目前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进入良好协调、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尚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依然明显。再次,探讨城乡融合系统内各影响因素与城乡融合度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找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城乡融合度为参考数列,探究2007-2018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通过关联度排序,了解各因素在推进城乡融合度提升中作用的大小,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路径的提出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并显着受城乡生产要素流动顺畅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与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等多维因素影响。其中,城乡要素流动、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建设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新时代要进一步促进要素流动的顺畅化及基础设施的完备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是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亟待加强的两个重要因素。然后,总结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先导性与参照作用。考虑到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城乡发展又受共同经济规律支配,本文考察了美英德法日韩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总结了其获取成功的经验。具体来说,一是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打破要素流动障碍;二是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作用;三是以乡村为重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善农业农村生产条件,缩小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并着力保护农村农民的利益。此外,各国注重开展统一的城乡规划,并将城乡发展的法治化贯穿其中,这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最后,提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助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取得新突破。本文结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探索考察国外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等”得出的结论,从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与城乡经济发展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助力城乡要素流动的顺畅化;二是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通过重点实施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助力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的完备化;四是通过开拓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助力城乡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暴占杰[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洪学婷[4](2021)在《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文中研究表明乡村是人类生活的根基。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在农业时代形成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源头,乡村积淀了中华民族千年文明的基因,展现着中华文明的生产和生活、社会和文化、历史和政治等要素。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城市,乡村的弊病日益明显。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导致了空心村、老龄化以及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城乡差距逐渐加剧,乡村日益走向衰落,乡村脆弱性增强,在此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应运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中我国的乡村振兴之路,乡村的价值需要重新评估,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也是乡村建设理论体系的核心。乡村性的研究有利于乡村研究理论体系的拓展和深化,也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响应,有助于推进乡村未来的发展。流动性是现代性的标志,从流动性的视角来研究乡村性才能明晰各流动要素对乡村性的影响方向和路径,才能进一步提出提高乡村性的方法,实现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在上述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本文按照“乡村性表征与变迁梳理—乡村性演化特征揭示——影响机理总结——重构策略提炼”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文献计量、数理统计、半结构化访谈、数学模型建构以及GIS空间分析等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建构了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时空演化的理论模型和框架体系,并以南京市江宁区的世凹村、高淳区的大山村和漆桥村作为研究案例地,探究了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及其变迁、乡村性的时空格局及演化特征、影响路径及机理、重构模式和策略,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呈现农业特征向旅游特征变迁。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主轴编码的形式,总结了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的三个核心的范畴——乡村物质层次、社会和文化层次。最终得到3个核心范畴和6个主范畴即自然环境、聚落建筑、生产生活、人际交往、乡村民俗、乡村精神,并依据各个主范畴的重要方面分别进行了乡村性表征的内涵和变迁的分析。总体而言,乡村性经历了自然景观“美化”、聚落建筑“强化”、生产生活“旅游化”、人际交往“竞争化”、民俗节庆“复兴化”和乡村精神“富足化”的乡村性变迁历程。乡村旅游地的自然环境的表征整体上呈现了从“杂乱”到“有序”的情况,聚落建筑的表征从“破旧”到“徽派”;生产生活从“农业”转向“旅游”,人际交往从“熟人社会”、“和谐”、“友好”走向“竞争”,熟人社会被打破;乡村民俗活动减少,在旅游活动的推进下具有一定的复兴,乡村精神面貌依旧是淳朴,存在一定的市场经济价值观,留守的村民对乡村具有较高的认同。旅游发展进程中,在旅游流等逆向要素的推动下,乡村性有一定的提高。(2)旅游者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感知主要呈现增长趋势。基于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具体而言,自然景观即自然环境和建筑聚落维度的乡村性感知增强,自然环境维度均值有一定增长,但未达到显着性水平,而聚落建筑的乡村性感知增强显着;乡村生活即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维度的乡村性感知弱化,生产生活维度达到显着性水平;乡村文化即乡村民俗和乡村精神维度的乡村性水平在旅游发展后得到显着的提升。乡村旅游地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流动性的影响下,偏离了初始的乡村特征,呈现现代化、旅游化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在旅游流动要素的刺激下,乡村旅游地自然景观和乡村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与开发的情况下,旅游者感知到的乡村性更为明显。(3)居民视角下,案例地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表征水平变化呈现差异性。世凹桃源村和漆桥村的乡村性表征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大山村呈现上扬趋势。乡村文化维度主要呈现增长趋势,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维度主要呈下降趋势。从旅游发展前的乡村性表征水平来看,世凹桃源村的乡村性认知水平最低,其次是大山村,漆桥村乡村性最高,旅游发展后,大山村乡村性感知最强,漆桥村次之,世凹村最弱。世凹桃源村所处的位置最为靠近城区,受到流动要素的深刻影响,也可能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受到牛首山旅游开发的综合影响(旅游阴影),导致其乡村性水平负向变动。而大山村依附于高淳国际慢城的发展,乡村性氛围营建得较好。漆桥村旅游发展滞后,环境管理缺位,导致旅游发展对乡村的积极影响较少,乡村性负向变动最多。旅游发展质量和力度等对乡村性水平变化存在一定影响。(4)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呈现更为集聚的演化特征。根据GIS空间分析发现,乡村性表征在空间上呈现分布在山、水、林、田、湖、聚落建筑以及乡村精神文化外显的载体上。自然景观维度的乡村性表征呈现分散集聚的分布特征,点状集聚分布明显,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分布特征;生活维度的乡村性表征呈现带状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乡村文化维度的乡村性表征主要分布于乡村重要的历史遗迹上,整体上呈现“小集聚”的分布特征。旅游发展后的乡村生产生活相关的乡村性感知更为显着,表征元素更丰富,表现出集聚分布趋势。自然元素、建筑、文化遗址等成为居民和旅游者较为认同的乡村性表征,乡村自身的核心资源正是包括自然生态、特色建筑、人文与历史文化等资源,故而成为重要的乡村性表征元素。(5)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演化受到信息流、交通流、旅游流和资金流的多重影响。流动要素对乡村性的影响方面:(1)信息流显着影响居民价值观和社会交往,显着降低乡村性水平;(2)交通流显着影响城乡交往和乡村环境,主要通过环境负面影响乡村性,城乡交往的增强弱化乡村性的研究假设被拒绝;(3)旅游流影响乡村生活方式,并改变居民间的人际关系,导致乡村性的降低;通过旅游发展,带动民俗活动的复兴,产生乡村性增强的效果;(4)资金流显着影响基础设施建设,显着增强乡村性,同时,资金流也改变了社区凝聚力,导致了乡村性的弱化。流动要素在流空间中交织,影响着乡村的乡村性,不同要素对乡村性的影响强度具有差异。(6)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影响机理是一个刺激反应过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客观因素(资源本底、乡村特征、政府推力以及流动因素的影响)和主观因素(个人观念、社会观念)。从刺激反应理论来看,主体的乡村性的感知主要是基于地方的资源本底和主观认知等基础要素基础上,在流动性要素的刺激下,综合形成乡村性的反应和认识。在这一系统过程中,流动要素对乡村性的多维扰动就是刺激过程,乡村对扰动作出反应的过程是为反应过程,内部系统主体包括乡村反应的行为主体即居民、政府以及企业等,行为主体产生相应的行为来应对流动性要素的扰动,这种扰动主要体现在乡村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以及精神文化空间。基于不同的反应主体以及反应黑箱过程,产生乡村性的变迁,这是刺激反应的反应呈现。从现代化和旅游发展过程来看,乡村旅游地面临着现代化流动要素的推力和旅游发展旅游流要素的拉力,现代性推动乡村走向现代化,弱化了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旅游开发进程拉动乡村性复兴,乡村性主要呈现增加的趋势。不同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驱动着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变迁。乡村旅游地乡村性重构不能局限于自然景观和聚落景观等外在景观形态,而是在保持乡村特性的前提下,通过乡村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重新塑造,推动乡村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明确乡村变化的特征,关注乡村性演化过程,科学干预和指导乡村性的建构,提出乡村性的重构策略。乡村性重构应注重强化生态韧性、社区韧性和文化韧性,形成健康循环的乡村韧性系统。
冀晶娟[5](2020)在《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村落是承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新一轮乡村振兴背景下,其依然是持续性关注的焦点。广西地处我国西南与华南交汇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民族文化特征显着,传统村落与民居遗存丰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广西东北部与东南部地区,突出典型案例的探讨,相当一部分地区有待于作进一步挖掘与补充。大数据背景下,开展全域覆盖性普查,有利于展示广西多元地域文化,通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将更深层地揭示传统村落的规律性问题,同时为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研究以建筑类型学理论、居住领域性理论、文化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应民居、村落与区域三个层次,进行了分类、分布以及诠释性的探索。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等方法,借助Arc GIS、SPSS技术,构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信息数据库。以数据为基础,按照“揭示分布规律—划定文化区—诠释文化景观—分析影响机制”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形成创新性结论。首次建立了广西全域1118个传统村落与民居样本数据库。研究对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开展全域普查,运用实地调研与建筑实测、文献整理与信息采集、卫星影像数据分析等方法,经过筛选判断,确定1118个村落为研究样本。根据文化地理学中“因子”概念,以客观反映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景观特征为基本准则,综合考虑因子的历史性、完整性、独特性与可得性,建立了包括3大类、13小类的因子体系,涉及村落空间地理与行政区位、自然环境要素、物质环境要素、非物质环境要素四个方面的内容。借鉴类型学分类方法对所有因子进行细化分类,建立因子属性数据库,为文化景观的呈现与诠释提供基础。揭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的分布特征与规律,确定14组因子具有相关性,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广西传统村落分布总体上表现出“东北多、西南少”的特点;村落地理环境以山地为多,平原丘陵其次,多在低海拔区域,以微坡地形为主,坡向均质,靠近低等级河流分布;民居类型以单幢最多、堂厢其次、从厝较少,其中,中堂侧房型占单幢类民居比例最高,分布最广泛,堂厢类民居分布于东北部与中东部地区,数量相当,交杂现象显着,从厝类民居则集聚于桂东南地区;布局形态以集中型、沿等高线阶梯布局型为主;水塘集中于东部与南部,水柜均处于西北部;村落规模以2-5公顷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建村年代以清时期最多,明次之;民族以汉族最多,壮、瑶、苗、侗族依次减少;语言以汉、壮语最多,侗、瑶、布努语次之。运用SPSS技术,进一步对两两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有14组因子共存程度较高,多角度诠释了村落文化景观的共性与差异性。科学划定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文化亚区,以区域及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详细阐释了各区文化景观特征,系统呈现了村落与民居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根据文化区划的原则与方法,以民居类型为主导因子,借鉴居住领域性理论,初步判断宏观层面文化区大致范围,再结合多因子叠合法、历史地理法,考虑自然地物与行政区划的影响,确定文化区具体边界,形成开放型、围合型及兼容型3大文化区。其次,在3大文化区内,分别将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民族、语言等因子进行叠加,划定12个文化亚区。研究从区域层面详细阐明了每个文化区、文化亚区的文化景观特征,并通过典型案例深入解读了各区域的文化景观现象。深入剖析了各文化区、文化亚区的形成与分布机制。宏观文化区的形成机制主要表现为广西东西部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央统一与地方自治的制度化差异两个方面,同时受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多民族文化融合等因素影响,文化区边界产生了历时性变化。其次,开放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由“前后”、“发散”向“左中右”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土着民族的生活本能需求、中原文化影响、人口增加及生态环境改变;围合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大家族共居向小家庭居住方式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行政区划与移民、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兼容型文化亚区具有民居过渡性、民族融合性的特点,影响机制表现为山地向丘陵平原地貌的过渡以及汉瑶壮多民族的融合。机制剖析过程中涉及与其它地区文化景观的对比研究,通过在更大地域范围下研究各民族、民系传统村落与民居的差异性与同质性,探讨了文化传播、文化整合的影响与作用。
程宇[6](2020)在《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文中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培养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并发挥着持续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民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均为世界第一,初步搭建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职业教育仍长期存在着供需失衡、政策实践异化、结构不尽合理、布局亟需优化、政府市场职责不清、企业主体缺位、整体办学条件薄弱和体制机制不通畅等问题,滞后的职业教育发展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实的重要瓶颈。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和动能,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互联网技术应用背景下,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生产方式、需求结构、技术环境都面临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冲击,亟需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趋势、矛盾、功能和发展路径进行重新认识。同时,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做深入研究,以便为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实践发展提供正确的改革思路。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从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出发,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更加强调公益性属性的不同,职业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围绕产业社会需求办专业等方针,使中国职业教育带有更强烈的“经济属性”。职业教育属性的界定为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奠定了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在供给上应当主要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重视供给效率,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结合,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其次,从职业教育的内涵出发,结合已有文献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对职业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就是指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能够确保合理配置职业教育的各种资源,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使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在与经济互动发展过程中形成职业教育自身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再次,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出发,总结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变迁历程,借鉴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成熟模式和优秀经验,并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将顶层设计和基层视野相结合,提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原则和切实对策,对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路,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基础。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一方面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清晰界定职业教育、产业发展、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相关概念和内涵,是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梳理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领域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内涵,现代产权理论延展了职业教育研究的边界,教育经济学理论为职业教育战略规划提供了动力支持,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框定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现实问题。本部分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变迁逻辑和宏观发展特征,以及详细阐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并深入探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为后文的相关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提供问题导向和现实依据。第三部分,实证研究。本部分重点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和现代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运用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估算,并使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的,运用灰色关联系统模、因子分析方法对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效应的综合评价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市场主体共治能力,增加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缩小职业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方面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所得出实证结论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第四部分,国际经验。本部分首先对德国、美国、日本的职业教育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运营模式和成功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对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模式都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总结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实践经验和不足之处。其次为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启示。第五部分,对策建议。结合国内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现实问题以及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在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原则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发展、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等相关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的职业教育运行模式,不断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再进一步强化学校具体实施的执行力,建立基于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人才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供给模式,并完善与之配套的职业教育保障体系。
徐北春[7](2020)在《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同时,由于长期的高产导向,以高投入换取高产出成为绝大多数农户生产决策的逻辑起点。在这种决策逻辑下,农业资源过度开发,生产要素过度集约,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农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总体偏低,亟需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玉米是全省第一大作物。玉米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代表全省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户是玉米生产的具体实践者,是各种农业资源和农用物资的直接利用者,其是否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是玉米生产方式能否转型的关键。受诸多因素影响,吉林省玉米清洁生产至今仍未大规模实现,亟需从农户这一基本生产单元出发,研究其采纳和扩散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行为规律和控制策略。本文以正在吉林省中西部地区推广使用的“可降解地膜水肥一体化技术”为例,从农户异质性视角,在准确界定相关概念、综合评价分析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基础上,提出加快推进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的必要性,并从采纳意愿—采纳行为—技术内部扩散—国际经验借鉴—生产行为控制5个环节构建核心研究框架。其中,采纳意愿—采纳行为—技术内部扩散部分重点分析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内部要素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国际经验借鉴部分重点从政策法规和管理措施视角分析农业清洁生产外部系统施加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行为控制策略部分重点从控制行为熵变化的视角分析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内部和外部熵变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控制策略。重点开展了如下研究工作:第一,系统梳理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供给情况和应用现状,指出当前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单项技术供给较为充足,但集成技术供给整体不足,技术扩散中还存在农民参与程度低、基层技术力量薄弱、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从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视角,综合评价分析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结果显示当前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粮食主产省中处于中下游位置,部分指标处于粮食主产区甚至全国倒数水平。这说明当前吉林省农业生产方式既不环保又不经济,质量效益已成为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加快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刻不容缓。第二,基于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有效与非有效、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逻辑,在有效意愿、非有效意愿甄别和样本分析前提下,建立影响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多元有序选择模型(ologit)。结果显示:农户家庭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资金投入能力、土地性质、土地规模和灌溉水的易获性、农户能力、购买社会化服务情况、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等非清洁生产行为的认知、对清洁生产技术使用成本收益的认知、农户风险态度和应对干旱的态度等变量,对农户采纳“可降解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意愿有显着影响。农户总体采纳意愿强度不高,一般意愿远高于强烈意愿。农户异质性特征对清洁生产技术采纳的一般意愿和强烈意愿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影响。第三,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异质性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进而分析一般意愿、强烈意愿与采纳行为的转化关系,以及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农户家庭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资金投入能力、土地性质、灌溉水的易获性、农户能力、购买社会化服务情况、对清洁生产技术使用成本收益的认知和农户应对干旱的态度等变量,对农户采纳“可降解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行为有显着影响。农户对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实施是意愿强度不断累积的结果。“无意愿”农户、“一般意愿”农户和“强烈意愿”农户实际采纳的概率依次提升,具有“强烈意愿”的农户意愿—行为转化效率最高。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存在差异性。第四,综合运用技术扩散理论、博弈论和系统工程理论,分析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由外及里扩散到农业农村并被早期采纳者采纳应用后,在农户内部的扩散机理、扩散效应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内部的技术扩散更多追求互惠和利他,单纯的经济目的不明显。农户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网络构建的技术扩散渠道,受扩散环境、扩散主体和扩散中介的影响。农户内部技术扩散存在动力机制、传导机制和运行机制。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扩散主体动力、扩散受体动力和扩散环境动力。传导机制主要包括技术传导、效益转移和学习效应。运行机制需要技术供给过程、交流过程和采纳过程的协同作用。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存在空间效应、时间效应和时空交互效应。空间效应包括近邻效应、等级效应和集聚效应,时间效应包括扩散时间差和技术势能差。时空交互越紧密,越有利于农户内部技术扩散。第五,从农药化肥规制、水污染防治、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三个视角,梳理分析美国、丹麦、日本三个国家关于农业清洁生产的相关政策和控制措施。借鉴三国经验,提出我国亟需完善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农药化肥管理体系,完善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完善统筹环保与农业生产的农药化肥施用体系;亟需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水污染综合防治法律法规,以严格的监管政策和组合措施确保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强农业水污染技术创新,引导公众尤其是农民积极参与;亟需健全农业清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功能和作用,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业清洁生产。第六,基于系统工程理论,指出农业清洁生产系统是由包括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子系统、农作物生产管理子系统、农产品销售子系统和农业生产服务子系统4个子系统组成的内部系统,以及政策法规子系统、科技服务子系统、农资供给子系统和城镇发展子系统等4个子系统组成的外部系统共同构成。各子系统内要素间相互作用和内外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同时存在,共同推动农业清洁生产系统不断演进。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随机涨落性4个特征,是典型的耗散结构系统。引入“行为熵”概念,结合前文研究结论,研判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行为熵类型及来源。针对熵流来源,从增加负熵流、降低正熵流视角,构建促进清洁生产技术采纳与扩散,推动农业清洁生产发展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
史晓玲[8](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陈旭[9](2020)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机需求影响因素与趋势研究》文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是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转向农业强国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战略最终将实现乡村的“产业兴旺、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是动力,对战略愿景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机械化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路径之一,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物质条件和重要基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加速了乡村振兴的步伐,引领农业进入现代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新格局。没有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更不会有产业兴旺,而农机需求的改变是研判农业机械化发展方向和进程的重要依据。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判农机需求的影响因素和结构性变化对于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和产业振兴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机械化是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基于此,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以农机需求作为研究标的,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以及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系统理论、生产要素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回归分析、Logit模型、组合预测模型及动态仿真模型对吉林省农机需求影响因素及趋势进行综合研究,以期为吉林省农机装备产业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工作和结论如下:(1)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机需求的关系。运用系统理论,参考战略管理“HCD”模型的核心理念,设计了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机需求系统的“ISRS”模型,从智能子系统(I)、服务子系统(S)、配套子系统(R)、生存子系统(S)四个方面对照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目标,分析二者的联动机理。认为,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农业机械化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基本保证、农机需求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动力。(2)我国农机需求影响因素。基于2004-2018年统计数据,从宏观层面以农机总动力为因变量,农机购置补贴、农机价格、农机作业服务价格、农户收入、农产品价格、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为自变量,分别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及线性回归分析法,探究我国农机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农机需求主要作用因素的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农业劳动力数量(0.471)、农户收入(0.462)、农机购置补贴(0.025)、农机价格(-0.004),两模型结果相互吻合,说明全国农机装备需求受以上四个因素的影响较大。(3)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的影响因素。根据田野调查的微观数据,借鉴前文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情况进行归纳总结,从不同生产环节(耕地环节、播种环节、收获环节)、不同类型农户(以农为主农户、以农为辅农户)两个层面,利用二元Logit模型,对农户农机需求水平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从生产环节来看,耕地环节农机需求受到农机拥有量(-1.1462)、农机购置补贴(0.8623)、道路情况(0.7371)、年龄(-0.7323)、地貌特征(0.4218)、性别(-0.235)、农户人均收入(0.0127)、农业劳动力(0.0061)的影响;播种环节农机需求受到农机拥有量(-0.3417)、农业劳动力(0.0176)、农户人居收入(0.0123)、年龄(-0.1355)、地貌特征(0.7321)的影响;收获环节农机需求受到农机拥有量(-0.5264)、道路情况(0.5758)和地貌特征(0.7326)的影响。从农户类型分析,以农为主农户农机需求受劳动力数量、农机购置补贴、农机拥有量、年龄、受教育程度、道路情况、地形特征影响,结果分别是0.1364、0.2564、-0.6314、-1.2645、0.1453、0.3672、-0.9471;以农为辅农户农机需求受农机购置补贴、年龄、地形特征的影响,结果分别是0.2315、-0.1465、-1.0421。作者认为农机拥有量、农机购置补贴、地形特征、道路情况是影响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的关键因素,以上指标分别代表吉林省农机基础、自然禀赋、政府行为及基础设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行为和基础设施将不断优化,未来农机需求将有所调整和改善。(4)吉林省农机作业服务主体需求的影响因素。本文根据农机具原值将吉林省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分为农机户、I类农机服务组织、II类农机服务组织,并以此构建服务组织农机需求的影响因素模型,基于Logistic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这三类服务组织在农机需求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其中影响农机户农机需求的因素包括耕地块数、耕地转入情况、劳动力数量、农机购置补贴、性别、健康状态、兼职情况以及耕地地貌,结果分别为-0.2543、2.3533、-1.7543、0.8473、0.5433、1.3523、0.0632、-0.2364;I类农机服务组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最大块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比例、劳动力数量、农机经营性收入比例、当地劳动力价格、农机购置补贴、年龄、性别、健康状态,系数分别为0.2846、1.3743、-1.3542、1.1263、0.6423、0.4324、-0.0357、0.5724、1.4164;II类农机服务组织的影响因素分别为最大块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比例、农机现值、当地劳动力价格、农机购置补贴、年龄、性别、健康状态、耕地地貌,系数分别为0.2746、1.4235、0.7385、-0.3635、0.3432、-0.0264、0.5913、1.4935、-0.1925。结果表明,农业收入比例、劳动力数量、农机购置补贴、健康状态对三类农机服务组织影响较大,可见除政府行为外,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对市场化要求更高。而随着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规模扩大,自然禀赋的限制日益减少,这一趋势与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土地集约化、农业产业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具有一致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具有良好的辐射性。(5)吉林省农机需求趋势预测。基于吉林省2004-2018年农机装备使用情况构建吉林省农机需求水平指标体系,利用组合预测模型,对2019-2023年的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作业水平和服务水平进行趋势预测。进一步依据《吉林省乡村振兴规划(2018-2022)》指标中农业劳动生产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两项指标的目标值添加政策实施水平变量,分别按照1%、3%、5%的增长率构建吉林省农机需求政策效应动态仿真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控制劳动生产率按照每年1%,3%,5%的增长,农机总动力的年均增长分别为4.7%、7.5%、12.7%,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年均增长为4.9%、5.9%以及7%,机耕水平的年均增长为0.9%、1.1%、1.3%。利用动态仿真模型控制粮食综合生产率按照每年1%,3%,5%的增长,农机总动力的年均增长分别为4.8%、7.6%、9.3%,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为1.36%、3.14%以及6.23%,机耕水平的年均增长为0.93%、1.09%、1.28%。结果表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吉林省农机需求发展是有极强的推动作用,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吉林省农机需求水平。(6)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的借鉴。对日本和美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借鉴日美地少人多、地广人稀的两种农业模式,针对我国及吉林省农业地貌复杂的实际情况提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建议: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重视科研创新体系。综上,基于前文从宏观层面影响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因素研究,微观层面影响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农机需求的因素研究,研判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机需求的发展趋势,同时借鉴日美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作者针对吉林省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产业发展提出应加大力度培养新农人、着力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农村生产方式转变;积极推进农机服务体系建设,打造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组织;推进农村生产性基础建设,保障农机化生产外部环境;强化农业机械安全监管,稳定农机装备市场平衡;加快农业机械科技创新,推进全面全程高质高效农业机械化发展等政策建议。
邢伟[10](2020)在《“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集体资产股权流转过程中权利边界模糊、交叉,影响部分权能实现;所有权缺位、虚化、弱化,行使主体不明确,造成集体资产流失;部分权能流转范围受限,流转市场不完整,有偿退出难,抵押担保难;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财产性权能流动性低,财产性权益难以充分实现,与改革目标相违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范围不明,行权主体缺位,管理机制不畅,导致合作制性质不明,股份制作用发挥不畅;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缺失,公益性功能发挥不充分,存在管理空白。以上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改革进程,阻碍着产权各要素权能的充分实现,影响着农村发展效果和治理效能。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重点阐释本文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综述、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论述农村所有权、承包权(资格权)、经营权(使用权)、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公益性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关概念,结合建国后各个时期农村产权制度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第三部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依托河北省部分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状,结合全国各地改革情况,深入剖析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第四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探索建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分别负责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公益性资源资产和经营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权能。第五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构建与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第六部分“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进行全面剖析。第七部分“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以期实现细化各项权能、明晰产权归属、严格产权保护、顺畅产权流转目标。第八部分“结论”,回答了在导论部分提出的、本文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资源资产进行了系统梳理,根据不同资源资产的形态、功能、使用方式以及产权构成、行权模式,将其划分为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和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四种类型。在坚持农村集体制度不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底线不变、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固定不变基础上,剥离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经营性资源资产股东权、公益性资源资产管理权中所包含的身份性权能,在分权基础上将包含身份属性的权能(成员权)统一归位于所有权,形成所有权权利组织体,即“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根据不同资源资产性质及其权能构成,分别搭建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农村承包权人集体”“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和“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分别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经营性资源资产和公益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权能和身份权权能。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在农村集体所有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转换过程中,严把“目标层+准则层+决策层”三大环节,统筹宏观设计与微观运行,找寻出一条可以最大限度明晰产权界限、充分发挥产权权能、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运行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效能。
二、生产方式变迁的因素分析及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产方式变迁的因素分析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 |
1.2.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及关系界定 |
1.2.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
1.2.4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
1.2.5 小结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框架图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解析 |
2.1 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 |
2.1.1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阶段(1949-1978) |
2.1.2 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阶段(1978-2002) |
2.1.3 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002-2017) |
2.1.4 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2017-) |
2.2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
2.2.1 追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
2.2.2 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2.2.3 追求城乡平等发展 |
2.2.4 追求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 |
2.3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 |
2.3.1 适时调整城乡发展体制机制 |
2.3.2 适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 |
2.3.3 适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
2.3.4 适时调整城镇与乡村关系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存在问题 |
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及价值目标 |
3.1.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 |
3.1.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 |
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
3.2.1 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且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
3.2.2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且城乡经济的二元性有所减弱 |
3.2.3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且结构不断优化 |
3.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3.3.1 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不顺畅 |
3.3.2 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 |
3.3.3 城乡基础设施不完备 |
3.3.4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健全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度的测算及分析 |
4.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4.1.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4.1.2 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4.2 测算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4.2.1 测算方法与思路 |
4.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4.2.3 城乡融合度的测算 |
4.3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
4.3.1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省际差异 |
4.3.2 新时代中国与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城乡融合度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5.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5.1.1 城乡要素流动顺畅化 |
5.1.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5.1.3 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 |
5.1.4 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 |
5.2 研究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5.2.1 研究方法与思路 |
5.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5.2.3 灰色关联度的测算 |
5.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5.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省际差异 |
5.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外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 |
6.1 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6.1.1 保障人口要素的合理流动 |
6.1.2 建立资金投入保障体系 |
6.1.3 注重盘活土地要素 |
6.2 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
6.2.1 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
6.2.2 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
6.2.3 注重发挥社会民众的力量 |
6.3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
6.3.1 完善城乡之间的交通网络 |
6.3.2 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 |
6.3.3 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 |
6.4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多元化 |
6.4.1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6.4.2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
6.4.3 开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7.1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
7.1.1 健全人口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7.1.2 强化乡村振兴发展的资金保障 |
7.1.3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
7.2 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 |
7.2.1 强化政府的均衡配置责任 |
7.2.2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7.2.3 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
7.3 提高城乡基础设施联通水平 |
7.3.1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
7.3.2 完善城乡交通路网 |
7.3.3 提升农村信息化程度 |
7.4 开拓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 |
7.4.1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7.4.2 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 |
7.4.3 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
7.5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2.1.1 贫困的定义 |
2.1.2 贫困的标准 |
2.1.3 贫困的分类 |
2.1.4 扶贫的内涵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3.1 理论基础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3.2 实践基础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4)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 |
1.1.2 乡村旅游兴盛的社会背景 |
1.1.3 流动性成为研究乡村问题的新视角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关键科学问题 |
1.3.3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相关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乡村 |
2.1.2 乡村性 |
2.1.3 流动性 |
2.1.4 乡村旅游 |
2.2 基于Cite Space的国内外文献统计分析 |
2.2.1 研究演进脉络 |
2.2.2 研究作者、机构及高引文献分析 |
2.2.3 乡村性文献关键词分析 |
2.2.4 研究领域分析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2.3.1 乡村性研究进展 |
2.3.2 流动性研究进展 |
2.3.3 流动性视角下的乡村性 |
2.3.4 研究评述 |
2.4 相关理论基础 |
2.4.1 社会表征理论 |
2.4.2 “流空间”理论 |
2.4.3 刺激反应理论 |
2.4.4 韧性理论 |
第3章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及变迁 |
3.1 研究区概况 |
3.1.1 案例地选择 |
3.1.2 案例地概况 |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3.2.1 数据来源 |
3.2.2 研究方法 |
3.3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及变迁 |
3.3.1 乡村性表征呈现的结构特征 |
3.3.2 物质层次的乡村性表征 |
3.3.3 社会层次的乡村性表征 |
3.3.4 文化层次的乡村性表征 |
3.4 旅游者的乡村性表征 |
3.4.1 物质层次 |
3.4.2 社会层次 |
3.4.3 文化层次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时空格局演化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4.1.1 数据来源 |
4.1.2 样本基本信息 |
4.1.3 研究方法 |
4.2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性表征的时间演化 |
4.2.1 乡村性表征的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
4.2.2 乡村性表征水平的演化 |
4.2.3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变化感知的内部差异 |
4.3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的空间格局 |
4.3.1 乡村性表征水平的空间分布 |
4.3.2 乡村性表征的空间格局 |
4.4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空间的演化 |
4.4.1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空间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 |
4.4.2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空间变差函数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影响机理 |
5.1 乡村性感知影响因素分析 |
5.1.1 探索性因素分析 |
5.1.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5.1.3 乡村性影响因素的均值分析 |
5.2 流动要素对乡村性的影响分析 |
5.2.1 信息流对乡村性的影响分析 |
5.2.2 交通流对乡村性的影响分析 |
5.2.3 旅游流对乡村性的影响分析 |
5.2.4 资金流对乡村性的影响分析 |
5.3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影响机理 |
5.3.1 主观层的影响机理 |
5.3.2 客观层的影响机理 |
5.3.3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影响机理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重构 |
6.1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重构的内涵维度 |
6.1.1 乡村性重构的内涵 |
6.1.2 乡村性重构的维度 |
6.1.3 乡村性重构的价值评价 |
6.2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重构策略 |
6.2.1 巩固乡村物质空间,增强生态韧性 |
6.2.2 激活乡村社会经济,强化社区韧性 |
6.2.3 丰富乡村文化基因,提升文化韧性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主要创新点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关于《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访谈提纲 |
附录B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调查问卷 |
附录C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5)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城镇化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诉求 |
1.1.2 多民族交汇下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挖掘与保护需求 |
1.1.3 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理论与方法有待完善 |
1.2 研究问题 |
1.2.1 地域分布差异未能真实反映传统村落的留存情况 |
1.2.2 既有定性研究未能细致呈现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特质 |
1.2.3 静态个案描述未能系统诠释传统村落与民居形成机制 |
1.2.4 总体评价 |
1.3 研究对象与理论基础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对象 |
1.3.3 理论基础与方法架构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研究意义 |
1.5.1 拓宽研究样本对填补村落分布空白区具有现实意义 |
1.5.2 构建理论体系将提升传统村落与民居研究的科学性 |
1.5.3 形成文化区划对村落多样性保护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
1.5.4 展示民族文化为世界提供中国农耕文明的创造智慧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2.1 国内外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2.1.1 国外乡土建筑与乡土聚落研究 |
2.1.2 我国传统民居相关研究简述 |
2.1.3 我国传统村落相关研究简述 |
2.2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2.2.1 早期以干栏形式的民居建筑研究为主 |
2.2.2 上世纪末突出民族性与地域性民居建筑探索 |
2.2.3 新世纪以来多学科交叉运用拓宽了研究广度 |
2.2.4 近期突出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特征与机制探讨 |
2.3 既有研究反映的特点与问题 |
2.3.1 区域上差异大,亟需挖掘非典型村落与民居 |
2.3.2 理论上缺支撑,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框架 |
2.3.3 对象上较孤立,未将村落与民居有机结合 |
2.3.4 方法上定性多,难以落实全样本的具体属性 |
2.4 传统村落及民居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新探索 |
2.4.1 持续关注村落及民居文化区划问题 |
2.4.2 大数据背景下谱系类研究的新进展 |
2.4.3 本文的研究基础与拓展之处 |
第三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生成背景 |
3.1 广西传统村落生成的自然地理背景 |
3.1.1 气候特征:热量丰裕,雨水充沛 |
3.1.2 地形地貌:土山石山多,丘陵平原少 |
3.1.3 河流水系:河网密度大,地下河发达 |
3.2 先秦时期广西古代文明产生及原始聚落形成 |
3.2.1 经济生产方式 |
3.2.2 社会组织形态 |
3.2.3 原始崇拜意识 |
3.2.4 聚落与住屋的形成与演变 |
3.3 秦统一至民国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村落形成与分布 |
3.3.1 秦与南越国:原有方国基础上开启封建统治 |
3.3.2 两汉至隋:以其故俗治,汉于治所土着广泛分布 |
3.3.3 唐宋时期:完善羁縻制度,族群分化与迁徙 |
3.3.4 元明时期:推行土司制度,多民族形态形成 |
3.3.5 清至民国:实行改土归流,汉文化影响显着 |
3.4 广西传统村落的多元文化特质 |
3.4.1 基于地理与区位环境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3.4.2 基于族群分化与迁徙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构建 |
4.1 传统村落样本选取与因子体系构建 |
4.1.1 样本选定 |
4.1.2 因子体系构建 |
4.1.3 因子属性来源 |
4.2 传统村落自然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4.2.1 地形地貌 |
4.2.2 坡度坡向 |
4.2.3 河流水系 |
4.3 传统村落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4.3.1 传统民居 |
4.3.2 村落布局 |
4.3.3 历史环境 |
4.3.4 村落规模 |
4.4 传统村落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4.4.1 建村年代 |
4.4.2 世居民族 |
4.4.3 语言与民系 |
4.5 传统村落与民居数据库建立 |
4.5.1 数据库建立的技术路线 |
4.5.2 数据库内容及表达方式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分布规律 |
5.1 传统村落整体分布特征 |
5.1.1 传统村落分布形式的判断 |
5.1.2 传统村落分布密度与集聚特征 |
5.2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属性分布特征 |
5.2.1 自然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5.2.2 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5.2.3 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5.3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相关性分析 |
5.3.1 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相关性分析 |
5.3.2 村落布局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5.3.3 民居类型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5.3.4 其它因子之间相关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6.1 文化区概念、原则与方法 |
6.1.1 文化区概念与划分原则 |
6.1.2 文化区划分方法与步骤 |
6.2 宏观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6.2.1 宏观文化区的划分与结论 |
6.2.2 开放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6.2.3 围合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6.2.4 兼容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6.3 开放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6.3.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6.3.2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6.3.3 侗苗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廊火塘型文化亚区 |
6.3.4 瑶壮族+内凹圈层布局+前寝后堂型文化亚区 |
6.3.5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中堂后房型文化亚区 |
6.3.6 壮族+横排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6.3.7 壮族+集中与横排布局+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型文化亚区 |
6.4 围合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6.4.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6.4.2 湘赣系+集中与密集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6.4.3 多族系+集中与组团布局+单幢、堂厢及从厝型文化亚区 |
6.4.4 勾漏系+纵列与组团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6.4.5 钦廉与客家系+块状拼合与密集布局+从厝型文化亚区 |
6.5 兼容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6.5.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6.5.2 多民族+集中与沿等高线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6.5.3 壮族+集中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影响机制 |
7.1 宏观文化区划的影响机制 |
7.1.1 自然环境差异奠定宏观文化区划的基本构架 |
7.1.2 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制度分化与文化景观差异 |
7.1.3 经济技术发展促使文化区边界产生历时性变化 |
7.2 开放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7.2.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7.2.2 居住本能需求致使多个亚区呈“前后”序列特点 |
7.2.3 汉文化影响促使中堂后房亚区呈“发散”序列特点 |
7.2.4 人口增长导致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亚区呈“左中右”序列特点 |
7.3 围合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7.3.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7.3.2 行政区划导致湘赣、钦廉与客家系亚区大家族聚居特征显着 |
7.3.3 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促使勾漏系亚区以小家庭居住方式为主 |
7.3.4 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致使多族系亚区居住方式趋于多元 |
7.4 兼容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7.4.1 文化亚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
7.4.2 大瑶山环境促使汉壮瑶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亚区形成 |
7.4.3 山地向平原过渡促进汉壮民族相互影响与亚区形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创新 |
8.1 研究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后续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 |
(6)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评述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4 主要内容及框架 |
1.4.1 研究的内容 |
1.4.2 技术路线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职业教育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职业教育 |
2.1.2 产业发展 |
2.1.3 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2.2.2 现代产权理论 |
2.2.3 教育经济学理论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
第3章 中国职业教育历史演进与问题分析 |
3.1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 |
3.1.1 中国职业教育探索与恢复时期(1977-1984) |
3.1.2 中国职业教育粗放发展时期(1985-1998) |
3.1.3 中国职业教育优化调整时期(1999-2012) |
3.1.4 中国职业教育稳健发展时期(2012—至今) |
3.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规律 |
3.2.1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不断适应经济发展 |
3.2.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不断适应产业形态变迁 |
3.2.3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转型 |
3.3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3.3.1 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
3.3.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实践异化问题 |
3.3.3 中国职业教育结构不合理 |
3.3.4 中国职业教育布局不优化与发展不平衡 |
3.3.5 社会环境缺乏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厚植土壤 |
第4章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
4.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与指标选取 |
4.1.1 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4.1.2 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4.1.3 职业教育投出产出指标选取 |
4.2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演进分析 |
4.2.1 全国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
4.2.2 分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
4.3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4.3.1 变量选取 |
4.3.2 模型构建 |
4.3.3 实证过程 |
4.3.4 实证结论 |
第5章 中国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研究 |
5.1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逻辑起点 |
5.1.1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现实基础 |
5.1.2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特点 |
5.2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主要体现 |
5.2.1 确保经济发展战略有效实施 |
5.2.2 促使经济发展软环境不断完善 |
5.2.3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5.2.4 实现创新驱动的快速转变 |
5.2.5 推进扶贫助困效果提升 |
5.3 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
5.3.1 经济发展方向决定职业教育发展方向 |
5.3.2 经济状况决定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
5.3.3 经济状况决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 |
5.3.4 经济结构调整决定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 |
5.4 中国职业教育影响经济效应的现存问题 |
5.4.1 人才培养同质化程度较高 |
5.4.2 职业教育发展均衡性较差 |
5.4.3 校企合作机制仍不完善 |
5.4.4 人才培养立交桥尚未建立 |
5.5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
5.5.1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
5.5.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5.5.3 综合指标值测定方法与理论模型构建 |
5.5.4 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结果 |
5.5.5 职业教育经济协调度测评结果 |
5.5.6 职业教育经济协调质量 |
第6章 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及其借鉴 |
6.1 德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6.1.1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 |
6.1.2 “双元制”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6.1.3 “双元制”职业教育政策特点与问题 |
6.1.4 德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6.2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6.2.1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6.2.2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特点与面临问题 |
6.2.3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6.3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6.3.1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6.3.2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第7章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 中国职业教育参与主体及功能定位 |
7.1.1 政府主体及其功能 |
7.1.2 行业组织主体及其功能 |
7.1.3 企业主体及其功能 |
7.1.4 学校主体及其功能 |
7.2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指导原则 |
7.2.1 以人为本发展原则 |
7.2.2 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原则 |
7.2.3 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原则 |
7.2.4 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原则 |
7.3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策略 |
7.3.1 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 |
7.3.2 坚持政府引导职业教育治理 |
7.3.3 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 |
7.3.4 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 |
7.3.5 强化学校实施的自主执行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7)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评述 |
1.3.1 农业清洁生产文献综述 |
1.3.2 农业技术采纳文献综述 |
1.3.3 农业技术扩散文献综述 |
1.3.4 农户行为控制文献综述 |
1.3.5 相关文献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与内容框架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 本章小结 |
第2章 研究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清洁生产 |
2.1.2 农业清洁生产 |
2.1.3 农业技术扩散 |
2.1.4 农户异质性 |
2.2 范围与对象界定 |
2.2.1 研究范围 |
2.2.2 研究对象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2.3.1 农户行为理论 |
2.3.2 技术扩散理论 |
2.3.3 信息扩散理论 |
2.3.4 社会网络理论 |
2.3.5 系统工程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与分析 |
3.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供给与应用现状 |
3.1.1 单项技术供给较为充足 |
3.1.2 集成技术供给整体不足 |
3.1.3 清洁生产技术应用现状 |
3.2 基于生态效益的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
3.2.1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纵向演变 |
3.2.2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横向对比 |
3.2.3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分析 |
3.3 基于经济效益的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
3.3.1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纵向演变 |
3.3.2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横向对比 |
3.3.3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分析 |
4.1 研究假说与模型设定 |
4.1.1 研究假说 |
4.1.2 模型设定 |
4.1.3 变量解释与赋值 |
4.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
4.2.1 数据来源 |
4.2.2 样本分析 |
4.3 实证结果与检验 |
4.3.1 模型结果分析与讨论 |
4.3.2 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 |
5.1 研究假说与模型设定 |
5.1.1 研究假说 |
5.1.2 模型设定 |
5.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
5.2.1 数据来源 |
5.2.2 样本分析 |
5.3 实证结果与检验 |
5.3.1 模型结果与分析 |
5.3.2 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 |
5.4 关于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讨论 |
5.4.1 意愿强度与行为转化 |
5.4.2 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农户内部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机制与效应分析 |
6.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要素分析 |
6.1.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主体 |
6.1.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受体 |
6.1.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渠道及其变动性 |
6.2 基于社会网络的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机制 |
6.2.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 |
6.2.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传导机制 |
6.2.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运行机制 |
6.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空效应分析 |
6.3.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空间效应 |
6.3.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间效应 |
6.3.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空交互效应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基于清洁生产视角的农户行为控制经验借鉴 |
7.1 美国农药化肥规制经验及启示 |
7.1.1 美国农药管理政策及规制措施 |
7.1.2 美国化肥管理政策及规制措施 |
7.1.3 美国经验及启示 |
7.2 丹麦农业生产水污染防治经验及启示 |
7.2.1 丹麦农业生产水污染防治政策及措施 |
7.2.2 丹麦经验及启示 |
7.3 日本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经验及启示 |
7.3.1 日本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
7.3.2 日本经验及启示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基于清洁生产视角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 |
8.1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解析 |
8.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耗散结构特征判定 |
8.2.1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开放性 |
8.2.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非平衡性 |
8.2.3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非线性 |
8.2.4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随机涨落性 |
8.3 基于熵变模型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分析 |
8.3.1 农户清洁生产行为熵变模型构建 |
8.3.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行为熵的类型 |
8.3.3 农业清洁生产内部系统行为熵控制策略 |
8.3.4 农业清洁生产外部系统行为熵控制策略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主要创新点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农户调查问卷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机需求影响因素与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1.7 本章小结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农户 |
2.1.2 农机服务组织 |
2.1.3 农机户 |
2.1.4 农机需求 |
2.2 理论基础 |
2.2.1 系统理论 |
2.2.2 生产要素理论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2.2.4 规模经济理论 |
2.2.5 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机需求的关系研究 |
3.1 乡村振兴与农机需求的逻辑关系分析 |
3.1.1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 |
3.1.2 农业机械化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基本保证 |
3.1.3 农机需求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动力 |
3.2 乡村振兴与农机需求的系统分析 |
3.2.1 乡村振兴的系统分析 |
3.2.2 农机需求的系统分析 |
3.2.3 乡村振兴与农机需求的系统耦合 |
3.3 乡村振兴与农机需求的联动机制 |
3.3.1 HCD模型原理 |
3.3.2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机需求系统“ISRS”模型 |
3.3.3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机需求的联动机理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农机需求状况的宏观视角分析 |
4.1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历史脉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4.1.1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历史脉络 |
4.1.2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 |
4.1.3 我国农业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
4.2 农机需求主导影响因素的确定 |
4.2.1 灰色关联分析法介绍 |
4.2.2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4.2.3 数据描述性分析及预处理 |
4.2.4 农机需求影响因素关联度排名 |
4.3 我国农机需求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4.3.1 计量模型构建 |
4.3.2 数据检验 |
4.3.3 回归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
5.1 吉林省乡村振兴发展现状 |
5.2 吉林省农户农机使用现状及需求特征 |
5.2.1 吉林省农户农机使用现状 |
5.2.2 吉林省农户农机需求特征 |
5.3 农户农机需求分析 |
5.3.1 样本描述 |
5.3.2 农户农机需求描述性统计 |
5.4 农业生产环节对农机需求的影响 |
5.4.1 研究假设 |
5.4.2 模型构建 |
5.4.3 回归结果分析 |
5.5 农户农机需求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吉林省农机作业服务主体的农机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
6.1 吉林省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发展现状 |
6.2 吉林省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农机需求特征 |
6.3 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农机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
6.3.1 数据样本描述 |
6.3.2 模型构建 |
6.3.3 计量方法介绍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机需求趋势的预测研究 |
7.1 吉林省农机需求预测指标体系构建 |
7.1.1 农机需求水平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7.1.2 农机需求水平指标体系设计 |
7.2 吉林省农机需求预测模型构建 |
7.2.1 组合预测原理 |
7.2.2 组合预测确定最优权重 |
7.2.3 单一预测模型介绍 |
7.3 吉林省农机需求水平预测 |
7.3.1 农业机械装备需求体量预测 |
7.3.2 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预测 |
7.3.3 农业机械化服务的专业化程度预测 |
7.4 吉林省农机需求政策效应动态仿真模拟 |
7.4.1 吉林省农机需求动态仿真模型构建 |
7.4.2 农机需求政策效应动态仿真模型的参数评估 |
7.4.3 吉林省农机需求政策效应动态仿真分析的情景分析 |
7.5 吉林省农机需求趋势分析 |
7.6 小结 |
第8章 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及启示 |
8.1 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经验 |
8.1.1 日本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 |
8.1.2 美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 |
8.2 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经验的启示 |
8.2.1 对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启示 |
8.2.2 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启示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加大力度培养新农人,着力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
9.2.2 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农村生产方式转变 |
9.2.3 推进农机服务体系建设,打造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组织 |
9.2.4 推进农村生产性基础建设,保障农机化生产外部环境 |
9.2.5 强化农业机械安全监管,稳定农机装备市场平衡 |
9.2.6 加快农机科技创新,推进全面全程高质高效农机化发展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导师简介 |
致谢 |
(10)“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理论综述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四、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 |
五、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第一节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相关理论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二、法与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构成 |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权能分析 |
四、国外土地产权构成及权能分析 |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概况 |
一、第一阶段(1949 年—1956 年):合作化运动时期 |
二、第二阶段(1956 年—1978 年):人民公社时期 |
三、第三阶段(1978 年—201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
四、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三权分置”改革实施期 |
第三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 |
一、演化博弈理论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二、对各个阶段产权变革的演化博弈分析 |
第二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以河北省部分地区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为样本 |
第一节 河北省个别地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情况 |
一、邢台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二、定州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第二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 |
一、农村集体资产难核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难确定、集体资产股权难设定 |
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流转难、抵押担保难和有偿退出难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权能规则不完善 |
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 |
五、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不清 |
六、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范围不明、改革不畅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
一、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影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 |
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长期失衡,制约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三、法律法规不健全,影响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第三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概念界定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内涵与外延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性质与特征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作用 |
一、明晰产权结构、释放产权权能 |
二、实化农村所有权 |
三、推进乡村振兴 |
四、优化乡村治理机制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路径 |
一、提升农村各治理主体间的协调性 |
二、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科学性 |
三、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保障性 |
四、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合法性 |
第四节 农村产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转换路径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架构的静态设计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动态运行 |
第四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四大行权主体 |
一、“农村承包权人集体”——承包地所有权 |
二、“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宅基地所有权 |
三、“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四、“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行权模式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架构 |
第四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的治理问题分析 |
第五章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第一节 科斯定理及成本—效益分析 |
第二节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运行审视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决策事项与程序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科斯定理审视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前提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 |
三、“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成本效益SWOT分析 |
第四节 经济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一、绩效管理与“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二、“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绩效管理剖析 |
第六章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
第一节 产权归属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化 |
一、构建流程规范、账实清晰、公开公正的清产核资大格局 |
二、构建设置科学、动静结合、权能完整的股权管理模式 |
三、构建主体明确、范围清晰、分配合理、渠道科学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体系 |
第二节 产权流转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市场化 |
一、基础——由“确权确地”向“确权确股不确地”转变 |
二、关键——由“政府干预”向“市场运作”转变 |
三、核心——由“单一形式”向“协调联动”转变 |
四、支撑——由“重流转轻保障”向“流转保障并重”转变 |
五、突破——由“权能杂糅”向“赋权明责”转变 |
第三节 产权保护与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治化 |
一、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
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相关规定 |
三、成立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 |
第四节 智慧产权与农村集体产权的科技化 |
一、区块链技术作为关键支撑 |
二、构建“区块链+农村土地确权及流转”模型体系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公开化 |
一、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原则 |
二、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内容、标准与方式 |
三、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风险 |
四、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结果保障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四、生产方式变迁的因素分析及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D]. 梁梦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4]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D]. 洪学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D]. 冀晶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6]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D]. 程宇. 吉林大学, 2020(03)
- [7]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D]. 徐北春. 吉林大学, 2020(03)
- [8]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9]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农机需求影响因素与趋势研究[D]. 陈旭. 吉林大学, 2020(03)
- [10]“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D]. 邢伟.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