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宁省社区健康教育中期评估及健康教育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张凯[1]（2021）在《我国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重要、最致命、最隐蔽的风险之一。在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中,借短贷长的期限错配特征使得商业银行天然存在着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整个金融市场的阵痛性改革的深化,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隐患不断累积。特别是2019年以来,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事件频发。包商银行被接管和破产、锦州银行战略重组以及营口沿海银行和河南伊川农村商业银行集中挤提事件等,充分暴露出我国中小银行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风险事件爆发后,银行业流动性出现较大波动,同业拆借成本飙升。因此,在以上复杂的金融市场国际和国内环境中,运用法律手段规制和监管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势在必行,同时还应该建立适用我国国情的流动性风险识别、预警、监测和控制法律体系和框架,这对于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是指中小银行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从国内外案例来看,一旦中小银行无法偿还一定规模的到期债务,便会发生流动性风险,这也是中小银行陷入困境的直接诱因,而对于中小银行来说,真正致命的是严重的流动性断裂。其诱发因素很多,可能是单纯的流动性风险本身也可能是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的传染机制导致。就我国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本身而言,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同业业务压缩和资产回表加剧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二是资管新规及系列文件放大了中小银行期限错配风险。三是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举措加剧银行存款流失风险。在流动性风险监管和控制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因此,运用法律手段规制和监管并防范化解中小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Ⅰ》）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Ⅱ》）以及《巴塞尔协议Ⅲ:后危机改革最终方案》（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Ⅲ》）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给予高度关注,特别是《巴塞尔协议Ⅲ》,为加强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控制流动性风险,除银行资本监管的三支柱外,还特别增加了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NSFR）两个新的流动性风险监管重要指标。同时巴塞尔委员会还提出了其他辅助监测工具,包括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以及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等。在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法律体系中,《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等都做出了规定,但是随着近几年金融业形势的变化,现有的法律制度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监管理念滞后,二是监管法律位阶较低,三是监管方式过于僵化,四是监管体系不完善等。究其原因既有中小银行本身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因素的原因,还有监管机构以及监管指标、监管方式和监管体系设计等方面的因素。中小银行吸储能力较弱,严重依赖同业融资,流动性管控压力较大。而有些中小银行的股东无视国家规定,关联交易甚至违规挪用中小银行的资金。同时,银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扩张,打破原有银行在金融市场中的垄断地位,金融科技的创新和普及令银行服务渠道、手段和服务内容发生巨大改变,全新的市场竞争态势让原有银行金融机构必须面对来自银行同业和新的非银行市场参与者的竞争。这些因素都使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监管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重要。基于全国多家中小银行流动性指标和数据的比较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该学习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及其他国家相关文件,结合我国自身实际设置适配性分层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在构建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体系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在宏观层面上,需要采取稳定的货币政策来解决根本原因过多的“加杠杆”造成的资金短缺和高利率。在微观层面上,银行应坚持回归原点,服务实体,专注于主营业务,并做好基于信贷的信贷业务,避免过度创新而导致不稳定。在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的理念方面应该贯彻适配性监管理念,即根据银行的风险特征和系统重要性来确定相适应的监管规则和监管行为。我国流动性监管法律制度的从无到有,是一个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与创新的过程,更是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坚持与努力。我国现行流动性监管制度体系,主要以较低层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载体,存在政策依据过多、法律依据不足、不能适应当下金融市场深度融合等问题。为此,从进一步改革现行监管体制、使其更好适应我国金融市场深度融合、综合经营改革需求的角度,制定、修订相关金融法律,规定具有适配性的流动性监管统一规则与指标。
李晓鹏[2]（2021）在《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载体,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必由之路。日本城市化发展已在上世纪末基本完成,且经验良多,能够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60.6%,成绩斐然。但相比于成熟工业化国家近80%的城镇化水平,中国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速放缓及前期积累的城镇化问题集中释放的背景下,中国当前及未来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无论从前期理论研究还是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实践来看,财政支出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财政支出的推动作用,但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某些问题,部分也由财政支出问题所致,并且多数城镇化问题也必须通过财政支出手段予以解决。面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与中国部分制度问题的阻滞,迫切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与革新财政支出机制来解决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城镇化问题,以推动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文章核心点是研究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在论文思路与结构安排上,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多维度分解,将财政支出分解为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四个维度,将城镇化分解为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与城乡关系四个维度,进而确定两个核心概念相应维度之间的多个重要关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文章将对日本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城市化发展中财政支出作用的多维度分析作为研究起点,并在日本经验启示的基础上确定研究方向与研究框架。在中国实践部分的行文安排上,论文采用发展实践概述、理论与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脉络。文章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日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主要是战后）,城市空间布局经历由失衡到均衡的序贯增长过程,城乡关系状况良好（主要是战后）。战前与战后实践总体表明,日本城市化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但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都将对城市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日本战前生产性财政支出水平极高,战后城市化高速增长期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缓慢下降,在城市化后期消费性或民生性财政支出显着增加。战前财政集权致使城市空间发展极化;战后日本市町村的财政分权态势较为均衡,城市化空间形态也呈现先“聚”后“散”的序贯特征,大中小城市发展整体较为均衡。日本财政支出对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兼业经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经验对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及对中国从财政支出方面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第二,在公共产品非过度拥挤状态下,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经济集聚水平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提升也会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在实际中表现为在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收入分配与福利公平需求方面,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的空间经济数理模型分析发现,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集聚或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198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分别进行静态面板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计量分析,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第三,财政支出结构的适时调整能够从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更好满足居民公共产品偏好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与福利不公平状况、提升城镇空间综合承载力四个方面推动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提升。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模型分析发现,由公共资本效率与公私产品偏好结构变化所推动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及流动均衡具有重要影响。基于1982-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协整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中服务性支出比重与城镇化质量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省级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了财政支出结构中各类服务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具体影响。第四,财政分权能够通过财政激励、财政竞争与提升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三个方面提升城镇化效率,但也会因财政资源分配差距产生的“马太效应”而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两级分化。财政分权、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在公共产品拥挤条件下,财政分权程度会对城镇化水平产生倒“U”型影响,并在土地拥挤假设下得出城市群形态是城镇空间布局的最优形态。对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与县级地区各层级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的核算结果发现,层级越高的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越高,人口的平均流入规模越大。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与分位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且城镇化水平越高,该边际影响越大。第五,财政支出能够扩大城乡市场规模,支撑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但实践中常常因城乡财政配置结构失衡而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当城镇存在公共投资而乡村没有时,农业产出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而当公共资本存在并按适当比例向乡村农业转移时,不仅会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7-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分析发现,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产出增加具有正向影响。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于2007-2019年面板校正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增加、服务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与城乡收入比之间虽呈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着。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为:（1）将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财政支出维度）与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城乡关系（城镇化维度）相关联,并根据日本经验与中国城镇化发展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构建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多维度分析框架。（2）将财政支出引入传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空间经济模型,并根据理论分析需要,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模型,财政分权、城市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模型,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模型,并获得有价值的分析结果。（3）在实证研究方法上选用了适用且较为前沿的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时间序列协整分析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法、多数据类型实证分析,以保障经验研究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冯加付[3]（2021）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群众性体育赛事是广大民众参与健身活动、切磋运动技艺、挑战自我极限、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制度,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审批制度改革对于落实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加快群众性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简化办赛程序、吸引社会资本承办赛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表明,近几年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办赛数量有了显着的上升,但与此同时,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的权责、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此现实背景下,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第一,探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第二,揭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第三,实现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效应。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地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治理缘起、治理政策与治理困境等进行了阐述,构建了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继而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案例验证,最后提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优化策略。经综合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经历了起步与曲折,政府一元化管理（1949—1965）;停滞与异化,深受“文革”运动影响（1966—1976）;恢复与转型,政社合作关系形成（1977—1992）;协作与探索,多元治理萌芽（1993—2012）;协同与完善,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2013—）等5个历史阶段。并表现为办赛宗旨从“为国”到“为民”,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办赛手段从行政到综合,办赛效益从“输血”到“造血”,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等5个演变特征。（2）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结构主要由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于深化改革所趋、政府管理转向、多元主体融合和体育产业驱动等;国家和地方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一定政策支持,并正在完善过程当中;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正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政府部门权责模糊、多元主体利益冲突、治理过程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3）研究所构建的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由办赛环境、办赛主体、参与动因、协同引擎、互动行为和协同结果6个核心范畴构成,6个核心范畴在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中既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又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系;此外,每个具体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生命历程表现为“协同开启——协同过程——协同完成”3个阶段。（4）将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同国内外其它领域协同治理模型、以及相关支撑理论进行理论对话,试图将实质理论发展为形式理论,发现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其领域特殊性,尚不具备从实质理论向形式理论升华的条件,扎根理论以建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的实质理论而结束。（5）案例验证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与赛事实践是基本吻合的,说明该理论模型有较高的外部效度。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办赛环境、办赛目标、办赛过程、主体结构、参与动因、互动关系等千差万别,难以在实践中找到同理论模型完全契合的赛事协同治理过程,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模型。最后,基于前文的综合分析,尤其是针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面临的困境和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的启示,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和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等6条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宋晓娟[4]（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研究指明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高原[5]（2021）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及其健康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WHO对心理健康的定义是:一个个体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有能力应对正常的生活压力,并能够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且能对为其所在的社区做出一份贡献的幸福状态。心理健康的个体不仅有生命力,社会适应良好,而且心理状态积极,可以较好的发挥出其身心潜力、表现出积极的社会功能。而心理健康问题,诸如行为问题、情绪问题和多动障碍等会影响到个体的日常行为活动,进而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儿童期和青少年期都是个体身心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而当下竞争激烈的教育体制、父母对子女的高期望以及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地位等都给儿童和青少年带来了压力,以致这一群体比较容易罹患心理健康问题。国内外的研究揭示,目前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情况不容乐观,全球约有10-20%的儿童和青少年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国内研究也表明我国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心理健康问题的早期发现和治疗至关重要,如果这些问题未被及时处理,其严重程度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加剧,并会在成年后引发各种慢性的、复杂的并发症,而且这些并发症往往是致残的,同时还会带来高额的治疗和康复费用。但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所使用的测量方法不统一,给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带来一定难度。患有精神疾病（psychiatric disorder,PD）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面临着更易出现精神症状的风险。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与父母的压力及照顾负担密切相关,这就可能导致父母双方（尤其是存在精神共病的孩子的父母）产生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而且孩子和父母精神状态都会对整个家庭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是相互的,也是循环往复的。目前,在中国,很少有研究评估精神疾病患儿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而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精神疾病患儿的父母心理问题评分明显高于常人或无心理疾病患儿的父母。心理健康问题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学习效果,导致其学习兴趣低下、学习成绩下降等,甚至会影响儿童青少年后期的发展,使其缺乏自信,罹患抑郁症、焦虑症、自闭症等精神障碍问题;最严重的是,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儿童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采取自杀行为,最终导致死亡。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WHO的数据显示,在全球近1/3的国家里,儿童青少年的自杀风险最高。在我国,自杀是15～34岁这一人群的死因首位,而心理问题是儿童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因素,且自杀呈现低龄化趋势。因此,我们认为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对自身的实际健康效应。因此,本研究拟通过结合多方信息评估者的信息以及影响评分,找出评估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实际检出率的适宜方法,并探讨亲子之间及夫妻双方之间心理健康的关联,揭示精神疾病患儿对其父母健康的影响,最后通过儿童青少年的自杀身亡情况间接揭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对其自身健康的影响。研究方法:根据地区（城市与农村）和经济发展状况,对辽宁省三个城市（沈阳、盘锦、本溪）和三个农村（东港、彰武、清原）的小学、初中、高中学生（6-17岁）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SDQ、DAWBA、GHQ-12问卷作为工具,对儿童青少年以及精神疾病患儿的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量。从辽宁省生命统计监测系统的城市监测点（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丹东市、阜新市等）以及农村监测点（阜新县、彰武县、大洼县、东港县、建平县、清原县、辽阳县等）收集2004-2017年10-19岁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ICD-10编码为X60-X84）的网报信息。导出死亡者的个案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如出生日期、性别、文化程度、居住地等,以及自杀信息,如自杀时间、自杀地点、自杀方式等,此过程中需要对被调查者的个人隐私进行严格保密。当地的人口资料从当地公安部门获得,包括不同性别的和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学数据。结果:1.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当我们考虑1名信息提供者时,学生自己评价（5.9%～14.2%）比教师（3.3%～14.0%）及家长（2.5%～8.2%）评价所得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更高。当我们考虑2名信息提供者时,学生与教师组合（8.7%～24.7%）评价的检出率大于学生与家长组合（7.5%～18.8%）及家长与教师组合（5.5%～19.8%）。当我们同时考虑3名信息提供者时,检出率最高（10.1%～28.3%）。将影响评分和3名信息提供者同时考虑时,整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10.1%（影响评分≥2分）和14.5%（影响评分≥1分）,远低于我们仅考虑症状评分时的检出率（28.3%）。2.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态对其父母健康的效应。配偶的GHQ得分、个人PD病史和子女有精神共病是父亲及母亲GHQ得分的显着独立预测因子,其中配偶GHQ得分效应特别强。低家庭收入（β=0.091,P=0.001）和慢性病（β=0.068,P=0.014）是父亲GHQ得分的显着独立预测因子,而子女LCD情况（β=0.064,P=0.024）和文化程度（β=-0.080,P=0.003）是母亲GHQ得分的显着预测因子。3.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辽宁省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2004年为2.79/10万,2017年为0.90/10万,在这14年间,自杀死亡率呈下降趋势（APC=-4.71%,P<0.05）。2004-2014年间自杀死亡率大致呈现出:服药>自杀坠落跳楼>上吊>溺水,而2014-2017年间呈现出:自杀坠落跳楼>服药>上吊>溺水的特征;从2004-2017年,男性和女性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自杀死亡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女性自杀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从2004年到2017年,辽宁省农村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均高于城市儿童青少年。结论:在由不同的信息提供者、不同的信息提供者组合评估以及考虑影响评分时,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存在较大差异,随着信息提供者数量的增加,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显着增加,而当考虑影响评分时,检出率有所下降。因此,在使用SDQ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进行评估时,应根据调查或筛查的目的,充分考虑信息提供者的类型、数量和组合,SDQ界值以及影响评分的使用。最好使用多方信息提供者并考虑影响评分,以更好地评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实际负担。精神疾病患儿（特别是存在精神共病的儿童）的父母比没有精神疾病儿童的父母更易出现精神疾患症状。这些精神疾患症状的严重程度在配偶之间存在相关性,并倾向于在家庭中聚集发生。对PD患儿的父母进行筛查和治疗,可以提高疗效和后代的幸福感,也有助于打破精神疾患症状在亲子间的循环影响。根据相关分析,本研究认为仍有必要重点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对该人群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维护和促进其心理健康,预防自杀事件的发生,使其健康成长。
杨东博[6]（2020）在《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评价及优化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20）》、《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试点县（区）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顶层设计,积极响应“全国青少年足球工作电话视频会议”等会议精神,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全民健身、全民健康以及全面小康,夯实中国足球运动乃至“三大球”运动的基本技能与战术组合,进而实现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四为”协同推进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以及“中国梦”。作为校园足球国家战略的具体落实举措,自2015年我国启动校园足球教师培训工作。2019年,教育部发布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专题报告和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活动报告,明确指示校园足球工作下一阶段的核心是“打造校园足球的升级版,使得普及更实、体系更全、保障更真、融合更足”。这从客观层面上要求进一步大幅提升当前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的培训成效。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评价是撬动培训综合改革和激发培训活力的重要杠杆,及时、客观、科学、有效的评价能够客观认识到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成果及问题,牵引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改革的正轨前行,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推动中国校园足球师资队伍建设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各级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对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的力度逐年增大,培训成效日渐显现,但总体来看,仍然缺乏对培训成效的系统评价。基于此背景,本研究以“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评价及优化对策”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考察、问卷调查、专家访谈、教育评价等方法构建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评价指标体系,考量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进而针对提升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提出优化策略。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与建议:（1）发展校园足球是推进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重要举措,“立德树人”是提升校园足球专项教师核心素养的关键理念,完善培训体系建设是提升校园足球专项教师素质的重要途径,培训成效评价是优化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体系的先决参照是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评价及优化对策研究背景,主要包括审视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之现状、考量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之成效,优化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之策略三方面研究问题。（2）回顾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的发展历程,发现经过多年的足球教师培训实践,我国已形成了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的战略规划方针,在培训目标的不断明确、培训内容的不断完善、师资配备的不断强化等方面均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培训成效已初步显现。无论是受训教师人数规模的扩大、地域分布范围的拓展,还是受训教师在基层岗位上的实际贡献,都体现了专项教师培训对于促进校园足球事业所起到的正向的积极推动作用。（3）以系统论、一体化教学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继续教育理论和成人学习理论为理论参照,遵循科学性、可测性以及导向性的原则确立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培训整体满意度（权重0.265）、培训收获提升度（0.243）、培训结果实用度（0.252）以及培训成果认可度（0.240）4个一级指标,培训课程内容（权重0.261）、培训过程实施（权重0.248）、培训过程保障（权重0.245）、培训过程管理（权重0.246）、足球专业知识（权重0.526）、足球专业能力（权重0.474）、课堂足球教学（权重0.528）、课外足球运动（权重0.472）、相关具体成果（权重0.517）、相关人员认可度（权重0.483）10个二级指标和培训目标设置（权重0.334）、培训主要形式（权重0.342）、培训考核管理（权重0.332）、培训教学组织（权重0.189）、足球特色学校（权重0.318）等32个三级指标组成。（4）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评价的影响因素模型,探究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收获提升度、培训结果实用度、培训整体满意度和培训成果认可度的具体数据表现。通过回归模型对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当前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培训的管理制度、课程内容的衔接、运行环节的落实、监督机制的应用以及评价质量的效果等五个方面。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1）域外经验借鉴。借鉴英国学校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体系的政策支持、社会组织以及经费保障,借鉴日本学校足球专项教师培训的师资力量、培养理念以及联动机制,借鉴韩国学校足球专项教师的认证制度、培训教材以及培训制度,优化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体系,提升培训成效。（2）以实现系统化、一体化的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体系,以及最优化的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体系为目标,通过构建系统化的培训管理制度、开发层级化的课程内容体系、打造专业化的专业教师队伍以及建立一体化的监督保障机制四个维度提升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的内容。（3）推进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制度改革,逐步建立政策领域与专业领域的长效协商机制;开发科学化的课程体系,增强课程之间的逻辑性,优化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体系内容;加强能力建设和优化体系运行,提升培训体系队伍的理论素质、实践能力、技术水平与管理思维等核心能力;构建一体化监督机制,运用监督机制蕴含的程序化、科学化、标准化等先进理念,优化培训成效的体现;强化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的效果评价,以评促改,以评促建,将评价纳入到培训环节的改进机制中,通过评价反馈的行动落实来持续改进培训实践。
张春梅[7]（2021）在《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以辽宁省抽样社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社区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空间场所,在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如何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为老年人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这是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需要着力思考的重大问题。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的建设对于养老模式改变和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论文在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老年宜居社区的概念内涵和特点做了解读,基于老年人的宜居需求、文献追溯和客观分析构建了适宜本土环境的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吴良镛院士的五大系统理论,将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社会系统、设施系统、自然系统、居住系统和人类系统5个一级指标。为了体现社区空间的代际公平,从老年宜居专项指标和公共指标两个维度构建二级指标体系,专项指标主要体现老年群体的宜居要求;公共指标体现老年人作为社区的一部分,与其他年龄群体一致性的要求。基于抽样调查、空间兴趣点、DEM地形数据、人口普数据、中国环境监测数据、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运用熵值法对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赋权,然后采用综合指数评价法,对辽宁省182个抽样社区的老年宜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抽样社区老年宜居环境质量较差,说明绝大多数的社区尚未对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从城市比较来看,大连市所属社区老年宜居环境质量整体水平最高。（2）就空间分布特征:从社区尺度来看,评价值较高的社区多分布于城市中心区或边缘城区,而评价值较低的社区通常分布于城乡结合部、城区以外的镇/乡镇中心、乡镇附近或离乡镇较远的地区;从市域尺度来看,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区域分异明显,整体呈现“中部-南部凸起,西北-北部凹陷”的分布格局,评价值较高的社区主要分布于大连市和沈阳市,大连和沈阳成为辽宁省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发展的双中心。（3）分系统研究表明:设施系统和社会系统整体质量差,自然系统整体质量良好,人类系统和居住系统整体质量较高。在五大系统中,平均值较低的指标分别是社区日间照料机构数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数量、无障碍设施建设指数、老年大学数量、老年协会数量、舒适日数、空气质量、户籍登记百岁老年人口,这些是社区人居环境建设需要着力加强的部分。（4）从老年宜居公共指标与专项指标的对比来看,公共指标的评价值明显高于专项指标;对比中等级别以上社区数量,公共指标是专项指标的2.69倍,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存在代际不公平现象。从城市尺度和社区尺度,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大数据挖掘等方法探寻了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分异的机制。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是辽宁省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分异的核心驱动力、社会群体状况是根本驱动力、政府干预和住宅建设是重要驱动力。根据评价结果及机制分析,从基于城市尺度的宏观路径和基于社区尺度的具体对策两方面提出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优化的对策建议。以期对社区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为居家养老提供适宜的支持性环境提供思路。
方荣宵[8]（2020）在《自我同一性视角下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服务的小组工作研究 ——以春苗计划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比较严峻,且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日益成人化、情节恶劣化。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更加注重“教育为主,刑罚为辅”,我国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的人数也逐渐增多。结合涉罪未成年人青春期特点,关注其人格发展问题,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方法,开展涉罪未成年人自我同一性发展小组,有利于促进未成年人实现自我发展,对助其顺利度过帮教期、找到人生发展方向,预防再犯罪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本文在未成年人自我同一性发展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研究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J市Y机构“春苗计划”未成年人观护帮教项目（简称“春苗计划”）9—12月份的服务对象开展实践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搜集相关资料,经过前期测量发现,服务对象存在自我同一性发展不足,面临同一性危机、自我认同感低、自我发展迷茫、家庭沟通不畅、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根据其问题,服务对象存在明确帮教期权责,顺利度过帮教期、认识自身角色、树立正确的自我价值观、缓解内心害怕、迷茫情绪,树立目标及缓和亲子关系等需求。在此需求的引导下,针对9-12月份服务对象制定了小组服务计划,开展了以6次小组服务为主、个案服务为辅的服务,帮助服务对象在活动中进行自我探索,逐步明确自己的价值观、了解自身的能力、树立合理目标,从而使其顺利度过自我同一性危机,实现个人的发展,最后帮助其顺利度过帮教期、更好地回归社会。通过6次小组活动,小组按计划实施,小组目标基本达成。服务对象对自我角色、责任、价值观和自身优势进行了探索,自我同一性状态得到了改善,对未来发展有了较为明确的目标,同时也促进了服务对象亲子关系的改善。全体服务对象都顺利地度过了帮教期,获得了免诉机会。通过对本次小组工作服务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自我同一性发展危机与其犯罪行为有关联,同时同辈群体、亲子关系对其自我同一性发展都会有影响。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要关注其人格发展特征,其中开展相应的服务促进未成年人自我同一性发展对提高观护帮教成效和促进未成年人个人发展有重大意义。本文也对运用小组工作开展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服务总结了一定实务经验,主要包括要把握合适成年人机会以促进与帮教对象专业的建立、介入过程中要综合运用个案和小组工作方法等专业方法、充分发挥尊重力量,发挥温暖支持的作用以及借鉴社区矫正经验,适时运用个别教育法。同时本文进一步结合Y机构观护帮教服务实践,总结出社会工作介入观护帮教服务的不足,并针对不足,为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在观护帮教领域发挥作用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冯晗博[9]（2020）在《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结构化健康教育课程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了解辽宁省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现状及其对社区健康教育的需求,运用德尔菲法构建出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结构化健康教育课程,为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1.横断面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按经济发展水平选取辽宁省3个地级市6家社区的420例老年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血压计、血糖仪、血脂分析仪、一般资料调查表及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量表进行调查,以了解和分析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生化指标及自我管理能力的现状。数据分析采用Excel2013和SPSS22.0软件,采用频数、构成比对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统计描述;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对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生化指标和自我管理能力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2.质性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预访谈制定出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提纲,采用目的抽样法以资料饱和为原则,共选取沈阳市某社区13名老年高血压患者和8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进行一对一深入访谈,对访谈录音资料转录后,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资料并提炼主题。3.德尔菲专家咨询:在现状调查及质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指南和文献,初步形成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结构化健康教育课程的咨询问卷。遴选社区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护理教育等相关领域的专家15人,采取电子邮件、纸质问卷及微信的方式进行2轮专家咨询。使用Excel2013和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采用专家积极系数、专家权威程度、专家意见集中程度及专家意见协调程度对专家咨询结果进行检验。结果:1.横断面调查结果显示:辽宁省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收缩压中位数及四分位数间距为148（25）mmHg、舒张压为82（14）mmHg,血糖为7.4（2.9）mmol/L,总胆固醇为4.91（1.63）mmol/L,自我管理能力得分为78（15）分,处于中等水平。2.质性研究结果: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质性访谈结果共提炼出高血压健康教育知识需求和高血压健康教育人员需求两个主题。社区工作人员的质性访谈结果提示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教育应强调高血压疾病相关知识、高血压的药物治疗和管理、高血压的非药物治疗和管理、中医养生及强调同伴教育五个方面。3.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两轮专家咨询的专家积极系数均为100%,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942、0.917,肯德尔专家协调系数分别为0.212和0.312。根据指标的筛选标准,结合专家意见,经课题组讨论,本研究研制的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结构化健康教育课程共包含45项教学目标、7个教学模块的41项教学内容。结论:1.辽宁省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水平较高,血糖水平普遍较高,自我管理能力处于中等水平,治疗管理和饮食运动管理水平较低。提示在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结构化健康教育课程构建时,要强调高血压患者伴糖尿病的健康教育;重视饮食习惯的改变和调整,注重降压药的疗效和副作用的介绍。2.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对健康教育知识的需求日益全面丰富,同社区医务人员开展的健康教育内容有所差异。此外,高血压社区健康教育的方法应多样化,注重知识的通俗易懂,强调人文关怀精神。3.本研究构建的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结构化健康教育课程具有教育学理论支持,课程内容同结构化健康教育的内涵相契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张小宝[10]（2019）在《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将男女平等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以国家最高政策的形式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发展的一项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确立,从一项政府承诺发展为一个不断完善并日益丰富的运行体系,在推动我国男女平等事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战略高度,对如何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要求。因此,系统地梳理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进程,探索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策略,既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的题中之义。所以,本研究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的研究局限,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问题导向与策略建构相结合,从党和国家对男女平等认识的发展变化、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其体系的生成与建构及对男女平等突出问题的解决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从理论上廓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妇女问题”的社会属性、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变迁,揭示这些思想理论的核心构成、阶段性特征和新发展,以阐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探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伟大实践,重点回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律政策等方式推动男女平等与国家发展进步共赢的重要举措,揭示党运用法律政策推动男女平等的延续和发展。第三部分从国内妇女发展状况、国际社会推动妇女发展的潮流及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拓展三个层面分析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梳理1995年前后到2012年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在国家政策、法律和党的执政纲领层面的确立,呈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由一项国家承诺发展为一个内含组织机构、规划纲要、法律政策、监测评估在内的国策运行体系的过程,并以此期间中国妇女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研究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男女平等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研究在新时代妇情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新思想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同作用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相关机制、激发妇女主体潜力等方面的新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党和政府直面弱势妇女和农村妇女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难题,推动新时代中国男女平等事业不断走向深入。第五部分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内在局限及国策运行的外部环境来理解和认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问题;然后,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探讨如何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配套措施、增强机构建设、优化国策实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总之,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不断发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正视不同时期中国男女平等的现实情况和妇女发展的现实需求,推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逐渐走向深入的历史图景。但是,面向新时代背景下“三个平等”的新观点给中国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正面临着内在机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环境的不完善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对此,党和政府应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更加科学化、现代化、系统化的方式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男女两性平等发展、妇女自身全面发展。
二、辽宁省社区健康教育中期评估及健康教育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辽宁省社区健康教育中期评估及健康教育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中小银行规模和度量状况的研究 |
| 1.3.2 关于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衍生的研究 |
| 1.3.3 关于银行业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实践的研究 |
| 1.3.4 关于中小银行流动性与法律监管政策的研究 |
| 1.3.5 关于危机后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改革的研究 |
| 1.4 研究框架与逻辑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历史研究法 |
| 1.5.2 实证研究法 |
| 1.5.3 比较研究法 |
| 1.5.4 数据分析研究法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6.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概述 |
| 2.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概念界定 |
| 2.1.1 中小银行及流动性风险内涵外延 |
| 2.1.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构成要素 |
| 2.1.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外在表现 |
| 2.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形成机理 |
| 2.2.1 存款挤兑与流动性短缺 |
| 2.2.2 违约冲击与流动性转移 |
| 2.2.3 同质资产与流动性危机 |
| 2.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现实特征 |
| 2.3.1 同业业务压缩和资产回表加剧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 |
| 2.3.2 资管新规及系列文件放大了中小银行期限错配风险 |
| 2.3.3 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举措加剧银行存款流失风险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逻辑起点 |
| 3.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的理论基础 |
| 3.1.1 成本收益理论 |
| 3.1.2 国家适度干预理论 |
| 3.1.3 金融监管辩证理论 |
| 3.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市场失灵” |
| 3.2.1 市场不完全——资金流动性下降 |
| 3.2.2 竞争不充分——资产负债表衰退 |
| 3.2.3 信息不对称——金融危机的源泉 |
| 3.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政府失灵” |
| 3.3.1 流动性风险金融监管权错位 |
| 3.3.2 风险监管指标设计的趋同化 |
| 3.3.3 对流动性分层现象关注不够 |
| 3.3.4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缺失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实证研析 |
| 4.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典型案例研判 |
| 4.1.1 包商银行破产案 |
| 4.1.2 锦州银行重组案 |
| 4.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诱致因素 |
| 4.2.1 宏观经济形势因素 |
| 4.2.2 公司治理体系因素 |
| 4.2.3 资产负债结构因素 |
| 4.2.4 其他风险转化因素 |
| 4.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典型案例启示 |
| 4.3.1 建立回应银行差异化发展的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 |
| 4.3.2 全面应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现实挑战 |
| 4.3.3 优化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和监管协调机制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检省 |
| 5.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现状 |
| 5.1.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的演进 |
| 5.1.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法律规范 |
| 5.1.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法律主体 |
| 5.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缺陷 |
| 5.2.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理念滞后 |
| 5.2.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位阶较低 |
| 5.2.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方式过于僵化 |
| 5.2.4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
| 5.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缺陷的成因 |
| 5.3.1 中小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受到冲击 |
| 5.3.2 中小银行表外业务创新加剧期限错配 |
| 5.3.3 中小银行混业经营使系统性风险增大 |
| 5.3.4 影子银行不断削弱金融监管法律效力 |
| 5.4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框架体系 |
| 5.4.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目标 |
| 5.4.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内容 |
| 5.4.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框架 |
| 5.5 小结 |
| 第6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完善 |
| 6.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理念的校正 |
| 6.1.1 确立适配性监管理念 |
| 6.1.2 确立穿透式监管理念 |
| 6.1.3 确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并重的监管理念 |
| 6.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方式的强化 |
| 6.2.1 强化迈向市场化的金融监管方式 |
| 6.2.2 强化单体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 |
| 6.2.3 强化审慎性和连贯性的监管方式 |
| 6.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的完善 |
| 6.3.1 重构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框架 |
| 6.3.2 重设具有创新性意识的适配性监管指标 |
| 6.3.3 重识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
| 6.3.4 重置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应急管理措施 |
| 6.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与城市化问题 |
| 1.2.2 城镇化动力机制、发展规律与中国实践 |
| 1.2.3 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城镇化 |
| 1.2.4 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 |
| 1.2.5 财政分权、空间经济效率与城镇化 |
| 1.2.6 财政支出与城乡关系 |
| 1.2.7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财政支出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2.2.2 财政支出理论 |
| 2.2.3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2.3 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多维度分析 |
| 3.1 日本概况及工业化发展历程 |
| 3.2 日本城市化发展概况 |
| 3.3 日本人口城市化发展实践 |
| 3.4 日本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3.5 日本城乡关系发展特征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经验与启示 |
| 4.1 日本财政制度沿革概述 |
| 4.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分析 |
| 4.2.1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规模效应 |
| 4.2.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结构效应 |
| 4.2.3 日本财政分权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
| 4.2.4 日本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 |
| 4.3 日本经验与启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5.1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5.1.1 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 |
| 5.1.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规模变迁 |
| 5.2 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的互动逻辑 |
| 5.2.1 公共产品与经济集聚 |
| 5.2.2 财政支出规模的城镇化发展效应 |
| 5.2.3 财政支出、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5.3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与数据准备 |
| 5.3.2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5.3.3 动态空间面板回归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研究 |
| 6.1 中国城镇化质量与财政支出结构实践 |
| 6.1.1 中国城镇化质量状况 |
| 6.1.2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
| 6.2 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6.2.1 财政支出结构的城镇化发展效应分析 |
| 6.2.2 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6.3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 |
| 6.3.1 时间序列协整分析 |
| 6.3.2 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7.1 中国财政分权与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1.1 中国财政分权概述 |
| 7.1.2 中国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2 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 |
| 7.2.1 机理分析 |
| 7.2.2 数理分析 |
| 7.3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7.3.1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 7.3.2 中国央地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省级面板数据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研究 |
| 8.1 中国城乡关系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8.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实践及成因分析 |
| 8.1.2 中国城乡关系健康发展对财政支出的现实需求 |
| 8.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8.2.1 财政支出的城乡关系发展效应 |
| 8.2.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数理分析 |
| 8.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 |
| 8.3.1 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LMDI分解分析 |
| 8.3.2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以社会保障为例 |
| 8.3.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步入新时代:广大民众对群众性体育赛事需求增加 |
| 1.2.2 面对新环境: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迎来机遇与挑战 |
| 1.2.3 治理新格局: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驱动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方法论 |
| 1.5.2 具体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 |
| 1.6.2 研究视角创新 |
| 2 研究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相关研究 |
| 2.1.2 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3 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4 协同治理模型构建相关研究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核心概念 |
| 2.2.1 群众性体育赛事 |
| 2.2.2 协同 |
| 2.2.3 治理 |
| 2.2.4 治理机制 |
| 2.2.5 理论模型 |
| 3 理论基础 |
| 3.1 协同治理理论 |
| 3.1.1 协同治理的概念 |
| 3.1.2 协同治理的内涵 |
| 3.1.3 协同治理的本土化 |
| 3.1.4 协同治理的实践应用 |
| 3.2 其它相关的理论 |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2 协同优势理论 |
| 3.2.3 资源依赖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4 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回顾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历史阶段划分 |
| 4.1.1 起步与曲折阶段(1949—1965):政府一元化管理 |
| 4.1.2 停滞与异化阶段(1966—1976):深受“文革”运动影响 |
| 4.1.3 恢复与转型阶段(1977—1992):政社合作关系形成 |
| 4.1.4 协作与探索阶段(1993—2012):多元治理萌芽 |
| 4.1.5 协同与完善阶段(2013—):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
| 4.2 新中国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演变特征 |
| 4.2.1 赛事宗旨:从“为国”到“为民” |
| 4.2.2 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
| 4.2.3 管理手段:从行政到综合 |
| 4.2.4 赛事效益:从“输血”到“造血” |
| 4.2.5 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 |
| 5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现实审视 |
| 5.1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 |
| 5.1.1 制度改革:群众性体育赛事数量增加与各种问题并存 |
| 5.1.2 赛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要求 |
| 5.1.3 改革转型:传统的赛事管理路径出现“政府失灵” |
| 5.1.4 多元融合:协同治理主体互动关系亟待理顺 |
| 5.1.5 产业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需求 |
| 5.2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 |
| 5.2.1 政府:监管服务与部门协调 |
| 5.2.2 市场:资源配置与经费扩充 |
| 5.2.3 社会:公益服务与技术支持 |
| 5.2.4 个人:民众参与与资源整合 |
| 5.3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 |
| 5.3.1 国家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2 地方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3 基于公共政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分析 |
| 5.4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困境 |
| 5.4.1 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 |
| 5.4.2 政府部门权责模糊 |
| 5.4.3 多元主体利益冲突 |
| 5.4.4 治理过程协同不足 |
| 6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 6.1 理论模型构建研究设计 |
| 6.1.1 方法选择 |
| 6.1.2 样本选取 |
| 6.1.3 分析工具 |
| 6.2 理论模型构建过程 |
| 6.2.1 产生研究问题 |
| 6.2.2 资料收集 |
| 6.2.3 资料分析——实质性编码 |
| 6.2.4 理论建构——理论性编码 |
| 6.2.5 理论应用 |
| 6.3 理论模型阐释 |
| 6.3.1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整体性阐释 |
| 6.3.2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核心要素阐释 |
| 6.4 关于理论模型严谨性的说明 |
| 7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1 案例研究设计 |
| 7.1.1 案例验证思路 |
| 7.1.2 资料来源与收集 |
| 7.2 验证案例介绍 |
| 7.2.1 案例一:中国(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 |
| 7.2.2 案例二:陈仓区周末篮球联赛 |
| 7.3 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3.1 办赛环境 |
| 7.3.2 办赛主体 |
| 7.3.3 参与动因 |
| 7.3.4 协同引擎 |
| 7.3.5 互动行为 |
| 7.3.6 协同结果 |
| 7.4 案例验证结果与启示 |
| 8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
| 8.1 双管齐下: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 |
| 8.2 政社共治: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
| 8.3 定权定责: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 |
| 8.4 互监互督: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 |
| 8.5 软硬兼施: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 |
| 8.6 精准施策: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 |
| 9 研究结论、局限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局限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体育赛事管理部门访谈提纲 |
| 附件2: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访谈提纲 |
| 附录3:调研照片 |
| 附录4:调研访谈内容节选 |
| 附录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及其健康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第一部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评估研究——基于影响评分及多方信息提供者 |
| 1 前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与测量工具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测量工具 |
| 2.3 质量控制 |
| 2.4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3.2 不同信息提供者、不同地区学生的SDQ均分和影响评分的差异 |
| 3.3 不同信息提供者及其组合所评估的心理健康问题患病率的比较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二部分:儿童青少年精神状态对父母心理健康的效应研究 |
| 1 前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样本来源 |
| 2.1.2 阳性组 |
| 2.1.3 阴性组 |
| 2.2 方法与调查工具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调查内容 |
| 2.2.3 调查工具 |
| 2.3 质量控制 |
| 2.4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 3.1.1 年龄 |
| 3.1.2 婚姻情况 |
| 3.1.3 文化程度 |
| 3.1.4 家庭收入水平 |
| 3.1.5 患病情况 |
| 3.1.6 对孩子学习成绩态度 |
| 3.1.7 子女基本情况 |
| 3.1.8 子女PD情况 |
| 3.2 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 |
| 3.2.1 单因素分析 |
| 3.2.2 多因素分析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三部分:辽宁省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变化趋势的调查研究 |
| 1 前言 |
|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方法 |
| 2.3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儿童青少年不同自杀方式死亡率变化趋势 |
| 3.2 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变化趋势 |
| 3.3 城乡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变化趋势 |
| 4 讨论 |
| 4.1 2004-2017年辽宁省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呈下降趋势 |
| 4.2 2004-2017年辽宁省儿童青少年自杀方式的变化情况 |
| 4.3 2004-2017年辽宁省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率的变化情况 |
| 4.4 2004-2017年辽宁省城乡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率的变化情况 |
| 5 结论 |
| 本研究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
| 1.本研究的创新性 |
| 2.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现状及其效应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评价及优化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前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校园足球 |
| 1.3.2 校园足球专项教师 |
| 1.3.3 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评价 |
| 1.4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 1.5.1 研究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的难点 |
| 2 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的现状 |
| 2.1 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的指导方向 |
| 2.1.1 培训的指导思想 |
| 2.1.2 培训的政策支撑 |
| 2.1.3 培训的价值定位 |
| 2.1.4 培训的管理制度 |
| 2.2 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的具体内容 |
| 2.2.1 培训目标的设置及其达成 |
| 2.2.2 培训内容的设置及其完善 |
| 2.2.3 培训师资的配备及其强化 |
| 2.3 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的成效现状 |
| 2.3.1 培训体量不断扩大 |
| 2.3.2 培训质量不断提升 |
| 2.3.3 培训影响初步显现 |
| 3 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评价设计的理论参照 |
| 3.1.1 系统论 |
| 3.1.2 一体化教学论 |
| 3.1.3 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
| 3.1.4 继续教育理论 |
| 3.1.5 成人学习理论 |
| 3.2 评价指标的选取 |
| 3.2.1 评价指标选取的实际出发点 |
| 3.2.2 评价指标选取的基本依据 |
| 3.2.3 评价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 |
| 3.3 评价指标的构建 |
| 3.3.1 培训成效评价体系指标的构建方法 |
| 3.3.2 培训成效评价指标的构建过程 |
| 3.3.3 培训成效评价体系的最终确立 |
| 3.4 评价指标的解释 |
| 3.4.1 一级指标的解释 |
| 3.4.2 二级指标解释 |
| 3.4.3 三级指标的内涵 |
| 4 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评价的实施与结果分析 |
| 4.1 评价实施范围与对象 |
| 4.1.1 实施范围 |
| 4.1.2 实施对象 |
| 4.2 问卷数据采集与说明 |
| 4.2.1 问卷设计 |
| 4.2.2 效度与信度检验 |
| 4.2.3 问卷数据分析 |
| 4.3 评价对象的效果反馈 |
| 4.3.1 一线校园足球活动开展情况的效果反馈 |
| 4.3.2 培训实施方的评价反馈情况 |
| 4.3.3 参训教师的评价反馈情况 |
| 4.4 模糊综合评价的实施 |
| 4.4.1 评价的原理说明 |
| 4.4.2 实证评价的过程 |
| 4.5 评价成效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 4.5.1 研究假设 |
| 4.5.2 回归模型构建 |
| 4.6 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
| 4.6.1 管理制度上覆盖不全面 |
| 4.6.2 课程内容上衔接不流畅 |
| 4.6.3 运行环节上落实不充分 |
| 4.6.4 监督机制上应用不严格 |
| 4.6.5 评价质量上效果不明显 |
| 5 提升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的优化对策 |
| 5.1 优化对策设计的依据 |
| 5.1.1 理论依据 |
| 5.1.2 现实依据 |
| 5.1.3 域外借鉴 |
| 5.2 优化对策设计的目标 |
| 5.2.1 实现系统化的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体系 |
| 5.2.2 实现一体化的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体系 |
| 5.2.3 实现最优化的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体系 |
| 5.3 优化对策设计的内容 |
| 5.3.1 构建系统化的培训管理制度 |
| 5.3.2 开发层级化的课程内容体系 |
| 5.3.3 打造专业化的专业师资队伍 |
| 5.3.4 建立一体化的监督保障机制 |
| 5.3.5 形成导向性的培训评价标准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附件 |
（7）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以辽宁省抽样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基本概念及理论基础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理论基础 |
| 1.3.3 个体老化与人居需求变化 |
|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1 对老年宜居社区的理解 |
| 2.1.2 关于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评价的研究 |
| 2.1.3 关于老年宜居社区建设的研究 |
| 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1 对老年宜居社区的理解 |
| 2.2.2 关于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评价的研究 |
| 2.2.3 关于老年宜居社区建设的研究 |
| 2.3 研究展望 |
| 2.3.1 加强多学科的融合渗透 |
| 2.3.2 充分利用多源数据 |
| 2.3.3 探索社区空间的代际共享 |
| 3 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国内外有代表性的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
| 3.2 指导理念与基本原则 |
| 3.2.1 指导理念 |
| 3.2.2 基本原则 |
| 3.3 指标体系构建 |
| 3.3.1 自然系统指标选取与分析 |
| 3.3.2 社会系统指标选取与分析 |
| 3.3.3 设施系统指标选取与分析 |
| 3.3.4 人类系统指标选取与分析 |
| 3.3.5 居住系统指标选取与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
| 4.1 研究区域概况 |
| 4.2 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指标预处理 |
| 4.2.3 评价方法 |
| 4.3 评价结果 |
| 4.3.1 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等级 |
| 4.3.2 不同等级社区的对比分析 |
| 4.3.3 分系统差异显着 |
| 4.3.4 各等级社区空间分布区域差异明显 |
| 4.3.5 公共指标与专项指标指数差异明显 |
| 4.4 本章小结 |
| 5 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分异机制分析 |
| 5.1 基于社区尺度的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分异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1.2 影响因素分析 |
| 5.2 基于城市尺度的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分异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2.2 影响因子的地理探测结果分析 |
| 5.2.3 影响因子作用的空间分异 |
| 5.3 驱动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优化的对策 |
| 6.1 基于城市尺度的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优化的宏观路径 |
| 6.1.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
| 6.1.2 加大经济投入力度 |
| 6.1.3 营造敬老的社会氛围 |
| 6.1.4 转变社区建设思路 |
| 6.2 基于社区尺度的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优化的具体对策 |
| 6.2.1 针对分系统评价结果的优化对策 |
| 6.2.2 针对不同类型社区的优化对策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3 本文创新点 |
| 7.4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自我同一性视角下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服务的小组工作研究 ——以春苗计划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学术价值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涉罪未成年人 |
| 2.1.2 观护帮教 |
| 2.1.3 自我同一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我同一性理论 |
| 2.2.2 小组动力学理论 |
| 2.2.3 镜中我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研究 |
| 2.3.2 未成年人观护帮教的相关研究 |
| 2.3.3 自我同一性的相关研究 |
| 2.3.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小组背景及案主问题分析 |
| 3.1 “春苗计划”项目背景介绍 |
| 3.1.1 J市 w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概况 |
| 3.1.2 “春苗计划”概况 |
| 3.1.3 Y机构概况 |
| 3.2 “春苗计划”观护帮教对象情况介绍 |
| 3.2.1 家庭情况 |
| 3.2.2 心理状况 |
| 3.2.3 是否符合帮教条件 |
| 3.3 “春苗计划”观护帮教对象自我同一性发展现状 |
| 3.3.1 自我同一性发展不足 |
| 3.3.2 自我认同感低 |
| 3.3.3 自我发展迷茫 |
| 3.4 原因分析 |
| 3.5 小组工作介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 3.5.1 必要性 |
| 3.5.2 可行性 |
| 第4章 小组工作介入观护帮教对象自我同一性的实务过程 |
| 4.1 小组准备阶段 |
| 4.1.1 需求分析 |
| 4.1.2 目标确定 |
| 4.1.3 小组方案制定 |
| 4.1.4 小组成员招募 |
| 4.1.5 资源整合 |
| 4.2 小组计划实施过程 |
| 4.2.1 小组初期:组员初识及自我认识 |
| 4.2.2 小组中期:价值探索与目标初现 |
| 4.2.3 小组后期:优势发掘与目标确立 |
| 4.2.4 小组结束期:成果巩固与成长获得 |
| 4.3 小组评估 |
| 4.3.1 过程评估 |
| 4.3.2 结果评估 |
| 4.4 实务反思 |
| 4.4.1 理论运用层面 |
| 4.4.2 实务操作层面 |
| 4.4.3 介入不足之处 |
| 第5章 总结与建议 |
| 5.1 总结 |
| 5.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自我同一性状态问卷 |
| 附录二 服务对象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组员每节小组活动评价汇总表 |
| 致谢 |
（9）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结构化健康教育课程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理论基础 |
| 1.4 相关概念 |
| 第一部分 :辽宁省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现状调查 |
| 1 对象和方法 |
| 1.1 研究方法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工具 |
| 1.4 资料收集 |
| 1.5 统计分析 |
| 1.6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辽宁省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一般资料情况 |
| 2.2 辽宁省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生化指标水平现状 |
| 2.3 辽宁省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现状 |
| 3 讨论 |
| 3.1 辽宁省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生化指标现状分析 |
| 3.2 辽宁省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现状分析 |
| 4 结论 |
| 第二部分 :老年高血压患者对社区健康教育需求的质性研究 |
| 1 对象和方法 |
| 1.1 研究方法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工具 |
| 1.4 访谈提纲的形成 |
| 1.5 资料收集 |
| 1.6 资料分析 |
| 1.7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访谈对象的一般资料 |
| 2.2 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访谈结果 |
| 2.3 社区工作人员访谈结果 |
| 3 讨论 |
| 3.1 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对健康教育知识的需求较以往研究有所不同 |
| 3.2 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对健康教育知识的需求同社区医务人员开展的健康教育内容有所不同 |
| 3.3 重视健康教育方法,强调人文关怀 |
| 4 结论 |
| 第三部分 :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结构化健康教育课程构建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专家咨询过程 |
| 1.2 统计分析 |
| 1.3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专家基本情况 |
| 2.2 专家积极系数 |
| 2.3 专家权威系数 |
| 2.4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 |
| 2.5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
| 2.6 两轮专家咨询结果 |
| 3 讨论 |
| 3.1 专家咨询结果的可靠性分析 |
| 3.2 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结构化健康教育课程的设置分析 |
| 4 结论 |
|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和目标 |
| (一)国内关于男女平等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 |
| (三)国外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 |
| (一)私有制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
| (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 |
| (三)妇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
| 二、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 |
| (一)“四权”是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总根源 |
| (二)在革命斗争中求解放,在参与生产中求平等 |
| (三)劳动妇女是争取男女平等的主体力量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 |
| (一)邓小平男女平等观 |
| (二)江泽民男女平等观 |
| (三)胡锦涛男女平等观 |
| (四)习近平男女平等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孕育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初步探索 |
| (一)动员妇女参政议政,争取男女政治权利平等 |
| (二)打破封建土地制度,争取男女经济权利平等 |
| (三)实行婚姻制度改革,争取妇女婚姻自由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全面探索 |
| (一)男女平等成为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 |
| (二)颁布《婚姻法》构建新型婚姻家庭关系 |
| (三)保障妇女参加普选和民主建政 |
| (四)强调同工同酬与保护妇女劳动权益 |
| 三、改革开放初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全新探索 |
| (一)修改《婚姻法》,应对新时期婚姻新问题 |
| (二)直面妇女参政低谷,切实维护妇女参政权利 |
| (三)促进妇女公平就业,深化妇女劳动权益保障 |
| (四)出台《妇女权益保障法》,推动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及逐步完善 |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和确立 |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 |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建构 |
| (一)明确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组织体系 |
| (二)制定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纲要规划体系 |
| (三)构筑保障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执行的法律政策体系 |
| (四)建立科学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监测评估体系 |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对妇女发展的初步推进 |
| (一)多措并举保障妇女就业创业 |
| (二)齐抓共管积极推动妇女参政 |
| (三)多部门联合共促妇女成长成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发展 |
| 一、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新机遇 |
| (一)新时代妇女发展的新样态 |
| (二)习近平男女平等的新思想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
| 二、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新进展 |
| (一)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体系的突破性成果 |
| (二)妇女发展纲要规划凸显妇女的主体地位 |
| (三)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 三、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对妇女发展问题的新突破 |
|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
| (二)助力贫困妇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
| (三)促进农村妇女平等参与村民自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妇女发展问题凸显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法律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执行力度亟需加强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受阻的原因分析 |
| (一)地方政府对男女平等的重视程度有限 |
| (二)相关机构的权威性与协调性不足 |
| (三)性别平等文化环境尚未形成 |
| 三、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
| (一)完善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法律政策 |
| (二)健全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配套措施 |
| (三)增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机构建设 |
| (四)营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文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辽宁省社区健康教育中期评估及健康教育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张凯. 辽宁大学, 2021(02)
- [2]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D]. 李晓鹏. 河北大学, 2021(09)
- [3]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D]. 冯加付.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4]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5]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及其健康效应研究[D]. 高原.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6]我国校园足球专项教师培训成效评价及优化对策研究[D]. 杨东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老年宜居社区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以辽宁省抽样社区为例[D]. 张春梅.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5)
- [8]自我同一性视角下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服务的小组工作研究 ——以春苗计划为例[D]. 方荣宵.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9]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结构化健康教育课程的构建[D]. 冯晗博. 中国医科大学, 2020(01)
- [10]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D]. 张小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