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年人处在性危机的十字路口（论文文献综述）
李子涵[1]（2020）在《基于UTAUT的中老年群体采纳新媒体医疗服务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新媒体挂号系统的使用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奥格本在描述文化滞后时提到,社会物质文化的变迁总是快于人们适应文化的速度,从而造成文化失调。伴随着传统医疗服务的媒介化变迁,作为文化失调易感人群的中老年群体的新媒体行为值得关注。本文聚焦于这一准老龄化群体对新媒体医疗服务的适应性,以新媒体挂号系统的使用为例,对其行为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中老年群体个体心理、环境、媒介、人口学因素多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心理学UTAUT和传播学使用与满足及数字鸿沟、Andersen理论建立影响因素的整合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中老年群体对新媒体医疗服务的认知行为、用户画像、挖掘影响其采纳行为的关键因素,并结合技术理性反思其背后的权力和伦理问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的运营和传播建议。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辅之以深度访谈法。运用SPSS软件对366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方差分析与LSD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中老年群体对新媒体医疗服务的适应处于攻坚阶段。高知晓度与行为低转化率共存,认知-行为的“最后一公里”未完全打通。功能向服务运用程度远低于信息向服务,存在效用茧房。（2）学历和城乡是中老年用户画像的核心属性。对于高龄城市群体,文化层次所带来的行为差异很大;而对于农村群体,文化层次的影响几乎可略;农村主体用户偏向年轻化,而城市偏向高龄化。（3）绩效期望、社群影响对中老年人采纳行为的影响力最强。其次是努力期望、风险感知和媒介素养,而个体创新与便利条件并未呈现显着性。尤其需强调:在绩效期望中,有用性和相对优势的行为劝服意义最大;目前社群影响主要来源于“中老年群体”,囿于反哺需求感知偏差,“初级群体”的影响力式微,进一步开发初级群体的话语角色对健康传播效果大有助益。（4）本文还发现,在中老年人行为因素中存在着一种“窗纸效应”,反映出对准银发群体的行为干预和健康传播有可观的效果空间。基于研究发现,本文在最后从产品适老性设计、健康传播、社会支持、服务创新层面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提升本文的现实意义。
陈凌[2]（2020）在《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文中认为本文以“日常生活”为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融入社会进程的历史过程,并重点关注这一过程中,个人如何参与到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以及个人意识生成与自我认同的影响问题。在此强调提出,本文研究的广告生产主要指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不在本次研究讨论范围之内。之所以,选择“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广告史的线索,是因为既有研究常将广告作为社会生活影响的外部因素,对广告生产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内部机理关注不足,对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关注比较有限。“日常生活批判”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延伸。列斐伏尔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消费受控制的社会”语境下,日常生活已经沦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物,其中市场化与广告的力量尤为重要。广告理论家尤恩·斯图尔特（Stuart Ewen）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此观点,并提出作为“社会生产的广告”概念。本文尝试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社会过程史。本文认为中国广告业40年发展及其社会过程史,与西方消费社会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如何理解这一“不同”,并重估它与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关联,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广告业首先是国家推动,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自上而下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意义博弈过程。加入WTO之后,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影响加剧,广告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博弈关系逐渐打破,广告生产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个人实践的重要场域,并深刻影响个人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形成。重新叙述这一过程,也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发展史的理论尝试。绪论部分将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并抵达个人实践的过程建构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与主流研究以市场营销学和广告心理学为理论视角不同,本文以社会过程论为出发点,关注的是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意识生成与认同影响过程。这是绪论部分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设想。第二章主要研究商业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的时期（1978年一 1991年）。这一阶段,广告生产经历了由生产资料型广告向生活资料型广告为主的转向过程,与此同时,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日常实践过程也伴随集体价值向个人意识形成的转变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广告生产再造闲暇与工作“新关系”的日常过程（1992年一2001年）。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个人开始积极参与到广告生产的各类型闲暇生活实践中,个人开始认同广告生产的价值体系。第四章主要研究日常生活全面广告化,打造“生活方式”的社会过程（2002年—2009年）。加入WTO后,随着全球化和消费主义进一步影响,广告生产参与到媒体空间、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广告生产将日常生活具象为“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的程度加深,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显现。第五章研究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及其个人主义文化（2010年—2018年）。广告生产的智能化、计算化、精准化,使个人逐渐退缩到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加剧,第五章的结论与第二、三章的研究形成对话关系。第六章对全文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并对这段历史考察提出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广告生产再造生活实践,影响个人意识与自我认同的过程,既有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趋同,也有自身实践的差异。理解异、同问题的过程,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史的补充视角。本文提出三点主要结论:首先,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搭建广告史的研究框架,补充了广告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对不同时期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研究发现,80年代广告与日常生活互为建构的过程,对40年广告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应得到重视。最后,文本将认同困境放置到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下探讨,是广告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与中国语境下展开对话的尝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理论建设的新路径。
蒋福超[3]（2017）在《泥土与皇粮：王庄乡村教师生活史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教育现代性的发展遭遇共时性存在的掣肘:前现代的阴影一直存在,后现代的文化趁虚而入,与现代性文化相互交织、芜杂。研究者所进行的古今中西范畴的教育现代性比较,忽视了人的生存秩序问题这一时代的生存在体性悲剧问题,而从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关系的政治哲学视角去探究乡村教师的日常生活史,可以为探究教育现代性发展的解困之路提供一个可能之路。在现实境遇上,同质化的乡村共同体被打破,经济导向的发展让乡村日趋陷入市场逻辑,现代性的乡村文化内里尚未形成,这为思考乡村教师在问题乡村中的所为、何以为、如何为提供了清晰的社会背景。同时,通过记叙论者与父亲两代乡村教师的生活史,继而去思考其他乡村教师在传统与现代交替处的安身立命问题,论者力图将学术使命与重大的现实社会主题相结合,适应当下乡村教师研究中的质性研究的趋势,聚焦于王庄这一小型社区,将微观研究与整体历史背景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数位王庄乡村教师的生活史,本研究最终力图解决这一问题,即乡村教师如何在农村这一场域内生活的?它的生存境遇、生存哲学是什么?这一探究在研究对象上,涉及一明一暗两条线（明线是王校长,暗线是其他教师）,在研究维度上涉及纵横两个方向:纵向是乡村教师与乡土社会、国家的关系,而横向是以知识、道德、私人生活（以精神生活为内核）等这些构成人生归属（以身份认同为内核）和意义世界的问题为维度。全文以现代性下的国家-社会理论为理论工具来逐步展开。在知识构成上,王庄乡村教师异化并匮乏的本土知识、动员式的政治知识、半吊子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以及相互掣肘的知识关联,让王庄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陷入悖论式的误区;在知识价值上,乡村教师在乡村权力网中处于很尴尬的位置,既没有因知识而获得地位,也没有因能代表国家发声而被有所敬重,知识让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与乡村政治区隔开来,他们往往成为底层社会反抗权力、表达对社会不满的替罪羊。知识是营生的手段,却在营生中成了自己生活的目的,更糟糕的是,知识成了自我反动的手段,也成就了疏离自己生活的目的。乡村教师的专业化过程忽视了以上乡村教师知识的现状和泥土特征,造成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我们需要回到每个乡村教师的生活经验,从精神气质的内里找到乡村教师知识现代性转型的温差与温度。在道德体验上,圈子与面子共同构成了王庄乡村教师生存的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从基于人伦的圈子到基于经济、权势、实利性、实用性的圈子的变化,王庄乡村教师在乡民中的道德期许降低了,乡村教师成了“有文化的农民”,与其他人一起从道德的宗族约束中脱离开来,关于善的问题局限在了自己的私人世界和私人圈子。面子在当下乡村已经部分失去了约束力量,而乡村教师仍然信奉并坚守着这份传统,“半熟人社会”或“无主体熟人社会”下的乡村,一个人可以逃离这种道德的谴责,这对乡村教师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此外,传统意义上抚慰乡村教师心灵的耕在乡土、读在乡校的文人精神气质及道德境界失却了内在的联系,两者之间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紧张感。另一方面,在道德实践中,王庄乡村教师一直在公与私之间游荡,或者是一种在国家思想动员下,放弃自我的宗教式献身,或者是一种麦克弗森所说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在礼与孝上,乡村教师仍在努力维持着村庄的道德秩序,但从本质上来说,多数都属于前现代式的道德实践,并杂糅着现代社会的利益纠葛。在国家主导的共同体脱嵌与乡村共同体的破碎下,乡村教师面临着道德的孤独感和内心道德体验的紧张感和矛盾感。这种孤独与矛盾让乡村教师的道德体验变得虚无,更在自我解释上变得模糊不清。私人生活是乡村教师最本真的样态。在家庭（包括婚姻、家庭伦理、家庭空间）、信仰以及意义追求上,国家隐藏在教师的私人生活背后,变成乡村教师做人做事的“耳语者”。国家在全面退出农民私人生活,却在乡村教师的私人生活中逐渐占据了很大位置,同时,教师囿于自己的生活世界,与公共活动之间并没有连通,是一种无公共意识的“私人主义”。消失又存在的传统、存在又模糊的现代,拉扯撕裂着乡村教师的私人生活。国家、社会、个人在私人生活上的复杂关联让乡村教师深感焦灼,这一切让乡村教师的私人生活“被捕了”。乡村教师失去了支撑其生命意义的价值锚定,只能通过精神的自我修养来获得心灵安抚,这种“自我指涉性”的悖论式生活策略正是心灵失序的接受性选择。最终,对美好婚姻的渴望,成了乡村教师在困顿中最后的自我心理调适防御机制。作为结论与展望,论者最后从乡村教师生活的当下时代背景入手,描绘出在传统与现代张力下紧张的教师形象。这种紧张关系背后,揭示的是当今时代的世道人心从同构到异构的结构转换:从知识、道德、精神世界三者的圆融同一,统一和谐（人心即世道）到知识、道德、精神世界的异构,甚至冲突（人心失序）。乡村教师在知识、道德、私人生活（以精神世界为核）三个方面都表现出矛盾的身份认同,并且进一步而言,知识、道德、私人生活这三者之间,也存在着异构的关系,这种矛盾与撕裂,共同造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焦虑感。面对如此境遇,许多乡村教师或者成为不相信一切、善恶是非判断没有内在道德尺度的犬儒主义者,或者成为一个奉国家为偶像,将卑微的个体生命意义寄托到如洪流般的宏大民族命运中、融个人“自我”于共同的民族“自我”之中的国家主义者。乡村教师的发展从此就有了“反现代”的现代性特点:它与启蒙完全背道而驰,有着现代性的外在样貌,却没有现代性的精神内涵,有着自我颠覆的必然性。儒学具有安抚人心的功用,但要求贯通这种个体的心性修养与社会政治治理,己失去了社会结构存在条件。假如说西方的人心失序来自于启蒙所许诺的理性的破灭的话,中国当下的人心失序则在于没有将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区分开来,在于理性的、非情感性的公共领域的缺失。重拾人心,还需要从人生活的政治性开始。乡村教师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可能在发展乡村政治现代性上,在塑造乡村共同体上,有着潜在的群体优势。首先,从教师个人来讲,需要发展自己的公民意识和政治理性素养。其次,在学校内的空间维度上,乡村教师要创设学校共同体生活。再次,从村庄知识人不同群体的关系来看,要积极促成乡村知识人小共同体,继承并发展以村庄名人、村庄历史、村庄传说、民间故事、民谚俗语、礼节庆典、族谱庙宇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而存在的乡土文化,共同修补乡土记忆。最后,创设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和鼓励社会力量进入乡村,与乡村教师联合进行多元化的乡村实验。
张雪松[4]（2017）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少数民族市民化研究 ——以昆明彝族和回族聚居社区为核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中国市民化主要有两种模式,即过渡市民化模式和直接市民化模式。过渡模式指农民进入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获得市民身份,如上大学后进入公务员、事业单位系统工作、农民工市民化等;直接市民化指农民直接获得市民身份,失地农民市民化是最主要的形式。当前学界对过渡市民化的关注较多,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关注相对薄弱。本文通过对失地农民市民化不同模式的具体分析,呈现在不同民族、文化、宗教背景下市民化的不同动力、不同路径和不同结果,认为市民化并非简单的统一过程,而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本研究以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调查分析研究;以昆明主城郊区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为研究重点,选取了区位相似,成因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的三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研究对象。一个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因民族和宗教原因,外来回族和当地回族共同形成的回族聚居社区;一个是因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整体移居至城市郊区的彝族村庄,他们背井离乡,在完全陌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一个是城市世居的彝族聚居社区,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几乎完全失地,生活在熟悉的地域上和陌生的环境中。生活环境的变化为他们带来了的身份转换、生计转型、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变,这一切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并且存在着相当的机遇与困境。通过对3个社区市民化的全面比较,描述当地居民在近十多年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实遭遇,分析民族身份、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因素在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勾勒出几个社区各自独特的市民化表现。以上分析发现,市民化既不意味着生活方式必然走向现代化,也不意味着社会关系割裂和传统文化消亡,而是一个具有多元模式的过程,这种多元模式可能导致多种不同效果,随具体情境和条件转变而表现出差异。本论文分三个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的缘起,并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表明了研究的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和研究概念。第二部分通过对三个田野点的村民卷入城市化进程后在应对失地、生计方式转型、社会结构重构、文化延续与重建和身份的转换与调试过程中对比,描述分析了昆明的城市失地少数民族群众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在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从应对失地的不同策略来考查对比不同民族在面对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生产资料所表现出的适应性,讨论当前在政府主导下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补偿与城市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的市民化的不合拍不合理之处。他们的生计方式从“有土时代”到“无土时代”的转型对比分析,讨论城市少数民族生计转型面临的各种障碍。从熟人社会邻里观念瓦解、民族内聚力和市民观念增强以及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的嬗变来讨论社会记忆在城市化中的意义。分析对比了村落生活方式的延续和重建、城市生活方式的适应与变迁、宗教文化的适应与变迁以及民族教育的传承等方面的问题,讨论社会记忆的延续与民族文化的张力。从城郊农村基层组织的“翻牌”式的城市化模式,分析对比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归属感、市民身份认同度,讨论城市少数民族身份的断裂与重塑中遇到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全文的结语,在前两部分的叙述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自然发展型、传统重构型和文化冲突型3种市民化模式,进而认为市民化的动因是多元的,市民化的进程是多元的,市民化的效果是多元的,市民化的模式也是多元的。政府在推进市民化的过程中,应该把市民化看作是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进步的手段,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应该意识到市民化与传统保护之间并不冲突,采取积极措施,选择推进市民化的正确方式,实现文化传统保护与市民化进程的双目标。
李新廷[5]（2015）在《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新加坡政治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发展,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很大程度上遭遇了普遍性的危机。这需要我们重新反思政治发展理论与现实。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勃兴以来经历了发展主义到多元视角的范式演进,关注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民主与政治制度。偏重于政治民主与制度的政治发展研究带来了忽略文化、价值差异与政治制度自身衰败的内在缺陷。西方发达国家在遭遇政治制度衰败的同时,后发展国家却面临着外来的现代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与本土的传统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互动的二元化状况。那么,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如何互动?后发展国家与地区如何处理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中存在的二元化问题?本文建立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模式与视角,并以典型个案新加坡为案例具体分析和研究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问题。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政治价值是政治体系的“软件”,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的“硬件”。政治价值是政治发展内在层面的政治观念本源,而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发展外在层面的政治形式结构,二者相辅相成。东西方政治发展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一元化和二元化格局的处理上走向了分殊,形成了两种主要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具体体现了两种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关系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一元化模式,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深受西方国家影响,是在西方国家的冲击下而被迫展开的一种进程。后发展国家往往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二元格局,即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同时又深受本国历史悠久的传统价值的影响。政治发展的顺利展开必须要认真处理这种二元化格局,努力实现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一元化。在建立上述理论框架和案例选择之后,本文将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划分为李光耀时期和后李光耀时期两个时期,对这两个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李光耀时期,李光耀为了新加坡的发展与稳定,建构了生存主义、实用主义、精英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发展导向型的政治价值。在这些价值的指导下,新加坡移植了议会民主制的形式,建构了一党独大体制和精英培养选拔制度,集中了权力,保证了新加坡的国家建构。但是,主导性的政治价值并非现代西方政治价值也非儒家传统政治价值,而是发展主导型的政治价值,从而导致政治制度的移植只能是形式上的。权力的集中与形式的民主造成了政治制度形式与实际过程的二元化。发展型政治价值虽然受着东西方政治价值的双重影响,但是更多地是偏向西方政治价值中的法治、精英、实用,强调的是发展与稳定,因而没有融合东西方政治价值之间冲突的能力,造成了政治价值的二元化。上述情况造成了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复杂二元化格局。一系列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以及政治权力的代际更替促使新加坡从李光耀时期向后李光耀时期的转变。在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感受了互动二元化带来的危机,开始逐渐调整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新加坡新建了非选区议员制、官委议员制、民选总统制、集选区制等,政治制度不断走向制度化。价值上的危机导致“亚洲价值观”的兴起。亚洲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新加坡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努力。但是,新加坡并非将亚洲价值观“意识形态化”,而是作为“共同价值观”来凝聚多元种族和政治价值,来应对传统价值的衰落。共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新加坡试图融合东西政治价值冲突的努力。儒家伦理教育实验失败之后儒学在新加坡的发展,尤其是对儒学的深入挖掘和“瘦身”之后被转为对“共同体主义”的强调。新加坡试图通过共同体主义来融合东西方政治价值的冲突。共同体主义融合了东西方政治价值对新加坡所形成的“新加坡式的民主”即吴作栋所提的“托管式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价值支撑。内含于共同价值观背后的共同体主义、民本主义在政治价值层面融合了东西方对共同体的重视、对民生的重视,同时又在政治制度层面与民主和精英政治对接起来,从而实现了东西方的融合,使二元化的冲突融合为一元化的趋同,开出了新加坡现代化而又不西化的政治发展道路。从李光耀到后李光耀时期的发展,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一元化互动的保持并非易事。进入新常态以来,新加坡在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方面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必须调整国家发展的步伐,正视问题和发展的环境,以政治价值的巩固为切入点,着重处理政治制度、公民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等关系,来促进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总的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不断互动的复杂和开放的持续过程。后发展国家与地区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难题就在于如何化解二元化格局的困境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走何种民主化的道路实现民主的优良治理。新加坡案例带来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树立后发展国家的视角;后发展国家不应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与民主体制,而是通过挖掘传统,走出一条既现代化又不西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精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解彩霞[6]（2014）在《现代化·个体化·空壳化：一个当代中国西北村庄的社会变迁》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制度一生活”视角出发,运用个体化相关理论,研究了一个中国西北村庄家庭联产承包以来的以空壳化方式表现出来的现代化进程。集体化时期全国一盘棋,地方禀赋被制度的强制性掩盖过去,集体化之后,村庄的变迁和制度支持,资源禀赋,人口特征,文化特质等产生了重要的化学反应。地理区位条件较差,人文社会生态跟不上时代车轮的西北贫困地区的农村,在一系列社会现代化制度和个体化制度的推进之下,村民试图通过不断努力去实现个体利益,分享现代化成果,而整个村庄却被高速现代化列车远远地甩在身后。村庄的空壳化不仅体现在人口的大量减少,更体现在村庄文化和村庄精神的消亡。为了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有关农民流动的制度,小城镇化的城市发展制度,消费社会需要有大量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消费者的消费制度,现代国家管理社会的强大欲望和能力的管理制度,共同促进了村民持续不断地单向向外流动,从而从村庄“脱嵌”出去,成为追求和实现个体权利的“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使得村庄人口大量减少。同时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逐渐减弱,传统的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对个体的庇护作用日益减少,人们很难再从传统的家庭、家族、村庄共同体中找到稳定的支持。个体对村庄的依赖性大大减少,传统的“婚姻圈”的作用逐渐式微,建立在地方性基础之上的节日和仪式逐渐被“抽象化”和“标准化”,使得村庄文化和村庄精神传承集体记忆,促进群体认同,保障个体认同的社会功能逐渐弱化。在空壳化的进程中,农民从生活的村庄脱嵌,从农民身份中脱嵌,从村民—村庄的轴线上脱嵌,从后代—祖先的轴线上脱嵌,嵌入到了个体—现代国家的轴线,个体是有限的劳动者和永不疲惫的消费者的轴线,个体原来可以依赖的传统支持网络都不再能够依赖,村庄不再是温暖、安全,人们可以依赖的共同体,而是人们可以随时脱离的“挂顶共同体”。个体在从村庄“脱嵌”出来的同时,努力掌控自己的生命历程,不断地寻找“再嵌入”的地方,却因现代性的自反性后果,只能“再嵌入”到全球性的“风险社会”之中,承担由个体选择和社会系统（制度）共同制造的全面风险。
陈辉[7]（2013）在《“过日子”：农民的生活哲学 ——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主义》文中认为本文在叙述关中黄炎村农民生活故事的同时,阐释农民“过日子”的一般逻辑,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农民的生活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论文主要回应以下几个理论和现实问题：首先,核心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一直是小农经济的主要家庭形态,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理论命题。其次,以古代哲人为代表的生活哲学具有很强的精英主义色彩,小农的生活观和生活方法论更能反映中国最广大群体的生活哲学。再次,农民意识并非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阻滞力,农民生活方式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并非水火不容,反而具有正面作用。最后,农村社会转型研究不仅应该关注“变”,还应该关注“不变”,正是人们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使社会转型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研究发现：家庭主义是对农民生活哲学的高度概括,集中表达了农民“过日子”的各项原则、策略和方法。在家庭生活方面,当家权不是集权,而是以“男主外、女主内”为基础的分权。家庭和睦的前提是成员间形成稳定的强弱对比关系并达成力量均衡。吵架是化解矛盾和怨气的方式之一,更有效的策略是“凑和”。“凑合”减少了争执,搁置了争议,使家庭成员在承认矛盾的前提下继续生活在一起。在社会交往方面,基本交往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农民在处理家族、邻居、朋友三重社会关系时的基本原则是“通情达理讲良心”。其中,“理”是基于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地方性规范,“情”包括人之常情和人情往来,“良心”是人的内在道德体验。在人神关系方面,家庭是农民宗教行为的基本单位,祭拜家族神以男性为主,日常性祈福以女性为主。“有所求”是农民求神拜佛的基本动力。基于现实生活的多样需求,农民信仰具有多神论和实用主义取向。农民获得宗教感的方式不是皈依神灵,而是在“过日子”同时,将世俗与神圣统一起来,升华生命体验。在人生意义方面,“过日子”就是农民的事业,几乎不存在家庭之外的人生意义和归属感。人生任务以养育孩子为中心层层展开,核心是代际责任。农民的人格不是个体本位,而是家庭本位,家庭是农民人格的依托。农民的人格不是“自我实现”,而是在“过日子”时通过完成人生任务得以安身立命。在家庭经济方面,农民以家庭为中心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通过兼业的方式力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勤俭持家是农民处理积累与消费之间紧张关系的基本原则。小农的家庭经济是一种生存经济,“过日子”即是对农民生存理性的概括。综合以上五个方面,进一步将农民生活哲学抽象为“过日子精神”,特指农民在经营家庭生活过程中所表现来的一种精神气质：在生产方面,不计成本地投入劳动,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在家庭生活方面,节俭、顾家,轻个人享受,重子代培养；在人生意义方面,注重现实生活和现世生活,把经营生活作为基本人生目标。这种精神气质,是中国小农在漫长农耕社会中历练而成的生存伦理。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农民载着它进入现代社会,并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桂华[8]（2013）在《圣凡一体：礼与生命价值 ——家庭生活中的道德、宗教与法律》文中研究说明生命价值是个宗教性问题，因此本文也可称为“农民宗教”研究。与圣经-先知型宗教信仰不同，中国农民在道德生活中获得生命价值的超越体验，即神圣价值内在于历史经验，世俗生活包含了“终极关怀”。与当代新儒家从经典文本入手解读中国文化“内在超越性”精神的方法不同，作为一项社会学研究，本文是在较为的广泛的农村调研基础上对农民道德生活实践所做的经验理解。农民“圣凡一体”的道德生活方式，体现了“道德替代宗教”的中国人文主义传统。农民的道德生活具备宗教性，“非神论的宗教性”体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文化特性。“礼”是沟通社会、自我与心灵的文化符号，“礼”表现出历史经验性，又具有超历史经验的价值。由“礼”所塑造的“社群”生活、自我人格与心灵体验皆具有超越其历史经验形态的神圣价值。这体现在农民身上则表现为，“礼”即家庭制度和家庭规范所构建的“人-家庭”结构，在“宗”的伦理理念参与下，具备了超越社会学范畴的宗教性。即，农民参与家庭生活而实现人际性自我，农民担负家庭伦理责任的过程便为其道德生命舒展，农民依托于自然肉体而完成道德生命历程，便实现其生命价值。“礼”既是规范家庭人际关系的社会伦理，也是建立“我-宗”结构的生命伦理。生命伦理赋予个体生命价值，奠定家庭人伦的价值基础，是家庭制度的合法性来源。“礼”的最重要特征是否定“原子式”个人，家庭亲密关系排斥个体性、私人性自然情感表达，家庭人伦为自然关系的伦理化。“非个人主义”的社会学特征恰恰是传统农民德性伦理生活的实践基础，而这与崇尚个人自主性的现代自由主义伦理观相冲突。在现代语境下，礼的生命伦理维度被忽视，传统“礼法”成为伦理革命的对象。以现代自由主义理念为参照的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革命对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改造，礼的二维一体性造成了变革突破政治社会学范畴，演变成为“宗教革命”。或者说，改造农民道德生活的传统社会学形式，便是在瓦解农民的生命伦理理念。农民的道德理念转化为“人伦日常之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农民道德生活的两项重要社会学基础逐步瓦解，一是传统家庭制度，二是乡土熟人社会。这是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伦理理念变迁同等重要的。经历过家庭民主革命和乡土熟人社会变迁之后，中国逐步产生出“个体化”的社会结构，即传统社会组织超个体的实体性结构被打破，一切社会组织都可以化约为独立个体的结构形态。被改造后的农民道德生活，在理念上崇尚个体自主性，在实践中通过立法保护个人“权利”。新的道德生活正接近实现人的社会自由。在没有上帝的中国语境下，纯粹社会自由带来了生命价值衰落的困境。或者说，自由主义伦理观只能解决社会自由问题，而不能满足传统生命伦理被摧毁后的价值失落问题。对于农民而言，“我-宗”的生命伦理体系随着传统“人-家庭”的社会结构瓦解后，新的婚姻家庭生活变成纯粹世俗事物的堆积，婚姻家庭本身丧失价值基础。中国“宗教革命”具体表现为家庭生活的世俗化，这对于自古以家庭为“终极关怀”对象的中国农民而言是致命的。所谓的“私人生活”和“公共政治生活”都属凡俗社会性范畴的事物，并不满足农民的宗教性需求。自新文化运动算起，经过近百年的努力，社会自由的目标正逐步实现，而生命价值层面的心灵自由问题随着传统文化符号的神圣性衰落正日益严重。因此，未来的中国社会建设不仅要着眼于社会性层次，更重要的是解决宗教性层次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最关键的一点是重新向文化符号注入神圣价值内涵。
程培英[9]（2013）在《比较文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文中指出尽管比较文学在过去的发展中不仅取得了学科的独立,而且也取得不应被忽视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它本身是带着众多争议和问题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再加上学科发展历史短暂,因而为其自身留下了一系列悬而未解的问题。屡屡发出的学科“危机”论和“消亡”论就是这些问题留下的“后遗症”的表现。因此,面对当前的比较文学发展现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些曾经纠缠在学科发展中并且现在依然有些混乱的基本理论问题,以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澄清认识上的困惑。特别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由时代的发展而伴生的理论和观念的演变使比较文学本来就并不十分清楚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种种问题更加趋于混乱,因而重新思考就愈益必要。据此,本文主要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需要面对的众多问题中,有些什么样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是以怎样不同的形式在学科理论探讨中被表达出来的?这些根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基于这样一项研究任务和研究目标,本文的思路是：首先,借助于哲学对一般事物思考的层次划分,在比较文学的众多理论问题中梳理出我们的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其次,分析这些问题的性质并对其进行考察,澄清问题的具体内涵；再次,理清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层次关系,并以此作为内在的线索安排本文的结构。这些颇具争议的根本性问题,既是过去曾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也是阻碍现在比较文学继续发展的症结,因此,再次反思这些根本问题,分析并澄清存在于其中的关键症结,对于比较文学继续向前健康发展就不会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为了完成以上任务并达到研究目标,本文主要讨论十个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分别是：比较文学的精神基础问题、比较文学的本体设定问题、比较文学中“比较”是否可以划定其作为学科的研究领域的问题、“比较不是理由”命题的辩误问题、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是什么的问题、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否应该并且能够摆脱全部的美学涵义的问题、比较文学的基础方法是否能够从“求同”中走出来的问题、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经典回归的意义问题以及比较文学“危机”论问题。这十个学科基本理论问题,每一个问题对应一章,全文共分十章阐明上述问题。问题之间的章节安排是根据其内在逻辑顺序进行的,首先,比较文学的精神基础问题的探讨,旨在从存在论意义上考察比较文学与外在世界之问的关系及其意义。其次,在意义问题解决的基础上,据此意义出发在实体本体论意义上设定比较文学的本体,即回答比较文学的可预设本体是什么、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否可以划定其作为学科的研究领域以及“比较不是理由”这一命题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在意义问题和本体设定问题解决了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本体的描述性阐明,即根据本体的设定澄清其本质特征,回答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可比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第四,根据比较文学存在的意义,以及对比较文学研究本质特征的认识考察比较文学所能选择的方法,即回答比较文学的方法是否可以完全摆脱美学涵义,是否可以摆脱求同的基础出发点。第五,在澄清了以上问题的基础上,考察比较文学与文学的内在关系,阐明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经典性回归的意义,确立比较文学的内在价值,据此回应比较文学的“危机”之说,阐明危机的本质以及由此对危机应该采取的态度。
孙来勤[10]（2012）在《身份认同与身份挣扎 ——L镇中学六位农村教师日常叙事》文中认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变迁，直接影响了农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和身份路径规划，让他们基于农村社会需求和自身需求，不断把主干身份向社会场域拓展，渴求拥持局部身份甚至获取其他后致身份。在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任务的“后普九”时代，农村教师的这种身份认同和身份路径现状，给建设高素质农村教师队伍带来了新的挑战。本研究以鲁西南L镇和L镇中学为田野地点，以L镇中学的六位农村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质的探究，以叙事方法展现了性别、年龄、阅历、职称、职务、身份获取方式各异的六位农村教师们，从身份想象、到身份获取、到学校场域内的身份体验和社会场域内的身份体验、再到身份认同或身份挣扎的发展路径。通过对不同教师身份路径节点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和教育体制语境的分析，力图呈现受政治、经济、传统文化、微观生态圈子、人情地缘等因素的影响，农村教师身份路径复杂多变。因受质的研究局限，本研究只能力图还原六位农村教师的身份发展路径和生活现状，向致力研究农村教师队伍发展者提供一些或许有价值的素材，以给予农村教师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在对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已有研究、研究理论架构、研究设计和研究价值加以分析、诠释或说明后，本研究对六位教师的生活场域和工作场域的历史变革、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周边人群等背景性材料做了描述。然后，以本研究架构的身份发展路径为铺展线索，描述了六位农村教师如何从身份想象到获取教师身份的历程，对影响其身份想象和身份获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传统性因素及各自的特质进行了分析，并探究性别差异对身份想象和身份获取的影响。接着，对六位教师入职L镇中学场域后的身份体验变化情况进行了描述，重点探讨了身份体验的阶段性特征和微观生态“圈子”对身份体验的独特影响。再后，展现了在L镇社会场域内六位教师的主干身份拓展的情况，及他们在L镇社会场域内不同的身份体验，探讨了变迁语境下教师主干身份向社会场域拓展的必然性。最后，不期将至的学校合并打破了既有身份利益格局，将会影响六位教师既定的身份发展路径，并描述了他们各自的身份路径调适情况。在结语部分，通过对正文个各章小结部分的剥离整合，归纳总结了本研究的研究发现：正面身份想象的根基已松动，但仍表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性；主干身份向社会场域拓展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场域融入和场域适应的差异，使教师身份体验极具复杂性；非连续性事件不仅干扰身份延续，甚至加速身份游离或变更。随后，结合研究发现提出了对高素质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并对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拓展改进的空间加以说明。
二、中年人处在性危机的十字路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年人处在性危机的十字路口（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UTAUT的中老年群体采纳新媒体医疗服务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新媒体挂号系统的使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新媒体医疗服务应用发展迅速 |
| 1.1.2 中老年群体对服务的采纳存在困境 |
| 1.1.3 银色鸿沟影响社会融入和医疗公平 |
| 1.1.4 传统健康传播和干预方式收效甚微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创新点 |
| 1.4 框架和技术路线图 |
| 1.4.1 内容框架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2.研究综述和理论探讨 |
| 2.1 新媒体医疗服务相关研究及概念 |
| 2.1.1 新媒体医疗服务的发展状况与模式 |
| 2.1.2 新媒体挂号系统中老年人采纳现状 |
| 2.1.3 其他核心概念界定 |
| 2.2 中老年群体新媒体行为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外银色数字鸿沟与媒介行为 |
| 2.2.2 国内外中老年群体行为影响因素 |
| 2.2.3 文献综述小结 |
| 2.3 研究理论综述 |
| 2.3.1 UTAUT及其国内外实证研究 |
| 2.3.2 传播学及其他学科参考理论 |
| 2.3.3 理论综述小结 |
| 3.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 3.1 研究问题 |
| 3.2 研究方法 |
| 3.3 研究模型 |
| 3.4 研究假设 |
| 4.问卷测量与数据收集 |
| 4.1 变量可操作性定义与测量 |
| 4.2 抽样、前测和问卷正式回收 |
| 4.3 数据处理方法 |
| 5.数据分析与发现 |
| 5.1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5.1.1 信度检验 |
| 5.1.2 效度检验 |
| 5.2 描述性统计 |
| 5.2.1 中老年人群认知和行为描述 |
| 5.2.2 核心观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人口学因素的卡方检验 |
| 5.3.1 不同群体的采纳行为差异 |
| 5.3.2 年龄、城乡属地、学历组合间的行为差异 |
| 5.3.3 小结:积极采纳用户画像的显在指征 |
| 5.4 方差分析与LSD检验 |
| 5.4.1 各人口学样本的行为影响因素测值差异 |
| 5.4.2 小结:不同群体行为机制的潜在特点 |
| 5.5 独立样本T检验 |
| 5.5.1 采纳/不采纳组的个体心理差异 |
| 5.5.2 采纳/不采纳组的环境因素差异 |
| 5.5.3 采纳/不采纳组的媒介因素差异 |
| 5.6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5.6.1 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个体创新与行为 |
| 5.6.2 社群影响、便利条件与行为 |
| 5.6.3 新媒体风险感知、媒介素养与行为 |
| 5.6.4 中老年群体行为影响因素的综合检验 |
| 5.7 数据分析小结 |
| 5.7.1 新媒体挂号系统用户画像及新发现 |
| 5.7.2 中老年人服务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 |
| 6.思考与讨论 |
| 6.1 基于部分数据结论的延伸讨论 |
| 6.1.1 城市医疗服务媒介化的排他性效应 |
| 6.1.2 “局外人情绪”下准老龄群体的尊严需求 |
| 6.1.3 初级群体传播的劝服效果式微 |
| 6.2 技术理性、权力和伦理下的“降温”思考 |
| 6.2.1 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反思 |
| 6.2.2 基于媒介赋权下的群体失落 |
| 6.2.3 基于银色数字鸿沟下的伦理思考 |
| 小结 |
| 7.研究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老年群体对新媒体医疗服务的适应性正处“攻坚”阶段 |
| 7.1.2 积极行为用户画像标签中,年龄/学历/城乡组合分析价值凸显 |
| 7.1.3 绩效期望、社群影响是中老年人采纳行为的最强影响力因素 |
| 7.1.4 窗纸效应:准银发群体行为劝服机制里的曙光 |
| 7.2 建议 |
| 7.2.1 产品设计:优化功能、强化服务产品适老性设计 |
| 7.2.2 健康传播:细分渠道和受众,实行策略性传播 |
| 7.2.3 社会支持:提升数字素养,重视初级群体的文化反哺 |
| 7.2.4 服务创新:重视新媒体可及性缺憾,“守旧”与创新并举 |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思考缘起、概念界定及逻辑起点 |
| 一、思考缘起 |
| 二、逻辑起点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相关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对既有成果的分析与本文研究的关系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从集体价值到个人意识: 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1979-1991) |
| 第一节 重启与转型期的集体价值取向(1979-1983) |
| 一、政治主导或意义互构: 由《人民日报》的一条广告说起 |
| 二、集体价值取向: 《光明日报》的广告生产(1979-1983) |
| 第二节 广告生产的生活“新叙事”(1983-1991) |
| 一、家居生活新想象: 松下电器橱窗广告 |
| 二、流行文化新表达: “燕舞之歌”广告 |
| 三、儿童日常新游戏: 变形金刚的软性广告 |
| 第三节 博弈·徘徊·参与: 个人意识在广告实践中复苏 |
| 一、“家居生活”与广告实践: 博弈协商的现代生活认同 |
| 二、自我价值表达的广告实践: 社群分享与青年认同 |
| 三、偶像崇拜与儿童广告实践: 现代工业与文化认同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构工作-闲暇新关系: 广告生产的生活情境(1992-2001) |
| 第一节 广告生产与闲暇生活价值 |
| 一、家庭空间市场化: 顺德碧桂园广告项目 |
| 二、闲暇与“美好生活”: 宝洁的中国调查与洗发水广告 |
| 三、整合统一的劳动者日常: “逆流而上”的大宝广告 |
| 四、闲暇与购物关联的“生活想象”: 家乐福的陈列式广告 |
| 第二节 在广告情境中“生活”: 角色、消费实践与认同 |
| 一、角色转换与等级认同: 个人参与碧桂园广告生产的实践过程 |
| 二、能动消费与互构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宝洁广告生产实践 |
| 三、平民认同: 个人参与大宝广告生产的实践动机 |
| 四、现代购物体验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家乐福广告生产实践 |
| 第三节 再思考: 作为“工作-闲暇”分割的广告生产 |
| 一、虚假补偿: 被广告生产分割的孤立“闲暇” |
| 二、大宝“逆流”: 试图构建“工作-闲暇”统一的日常情境 |
| 小结 |
| 第四章 重塑“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2002-2009) |
| 第一节 打造“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过程 |
| 一、休闲生活的广告效果: “不打广告”的星巴克及广告生产 |
| 二、媒体时、空型塑生活圈广告地图: 分众传媒的广告生产 |
| 三、城乡差异与老年生活广告化: 脑白金的“十差广告”奇迹 |
| 第二节 广告化生活实践: 消费者到“生活者”认同 |
| 一、“生活者”的自我表演: 广告化的个人“闲暇” |
| 二、“生活者”的生活圈广告实践: 延长的时效与分化的认同 |
| 三、城乡关系与子女广告实践: 家庭新关系与情感认同 |
| 第三节 再思考: “生活方式”作为“生活者”认同来源 |
| 一、空间、技术与家庭情感的广告化:“生活方式”的实践性 |
| 二、“生活方式”: 解体与重构的“生活者”认同的框架 |
| 小结 |
| 第五章 广告生产再造“个人化”生活(2010-2018) |
| 第一节 广告生产再造的“个人化日常” |
| 一、“狂欢节”与幸福“日常”: 十年“双11”广告项目(2009-2018) |
| 二、“我”的困境“日常”: “11度青春”广告生产项目 |
| 三、温情的“日常”: 《爸爸去哪儿》中的内容化广告生产 |
| 第二节 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实践 |
| 一、“抢红包”与“分享”: 个人时间的“主题化”狂欢实践 |
| 二、制造话题与强制返场: 以广告生产的个人“日常”引导实践 |
| 第三节 再思考: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意识危机 |
| 一、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抽象的自我意识 |
| 二、个人意识危机: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政治 |
| 小结 |
| 第六章 认同困境: 对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反思 |
| 第一节 广告化日常与自我认同困境 |
|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广告生产与日常实践 |
| 二、自我认同困境的不同内涵与价值对话 |
| 第二节 反思: “趋同·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及历史启示 |
| 一、趋同与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 |
| 二、对认同困境的反思及其历史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泥土与皇粮：王庄乡村教师生活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现代性语境下的乡村教师研究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教育现代性发展困境 |
| 1. 共时存在:教育现代性的当下遭遇 |
| 2. 无根的现代性:一场知识人的“循环” |
| 3. 政治哲学之于教育现代性 |
| 第二节 现实境遇:村庄中的中国故事 |
| 1. 公共的冷漠 |
| 2. 主体的迷失 |
| 3. 精神的荒芜 |
| 第三节 我与父亲:两代乡村教师叙事 |
| 1. 我的故事 |
| 2. 父亲的故事 |
| 3. 想研究什么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与学术启发 |
| 1. 乡村教师研究综述 |
| 2. 研究趋势和拓展空间 |
| 第一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乡村教师是谁? |
| 1. 乡村与农村 |
| 2. 乡村教师与乡村士绅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现代性下的国家、社会与知识群体 |
| 1. 国家中心 |
| 2. 社会中心 |
| 3. 国家限度理论 |
| 4. 公民社会理论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经济人?文化人? |
| 1. 经济人与文化人的假设 |
| 2. 生存论意义上的人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生活史与社会人类学的想象力 |
| 1. 生活史与教师研究 |
| 2. 生活史写作的想象力:描述与倾听 |
| 第五节 田野点选择:为什么是王庄? |
| 1. 为什么是王庄? |
| 2. 如何进入王庄? |
| 3. 调查进展与困境 |
| 第二章 王庄素描 |
| 第一节 地理人口 |
| 1. 地理概述 |
| 2. 院落类型 |
| 3. 家族情况 |
| 第二节 经济状况 |
| 1. 经济来源 |
| 2. 村庄与土地经济 |
| 第三节 历史文化 |
| 1. 村镇名人 |
| 2. 消失的艺人、匠人 |
| 3. 村庄故事传说 |
| 4. 村庄谚语俗语 |
| 第四节 教师群像 |
| 1. 教师队伍的历史变化 |
| 2. 主要人物人生经历梗概 |
| 3. 必须要作出的说明 |
| 第三章 知识关怀 |
| 第一节 知识构成 |
| 1. 科学文化知识:边教边学呗 |
| 2. 乡土知识:我们的世界太小了 |
| 3. 政治知识:学校成了大杂烩了 |
| 第二节 知识价值 |
| 1. 知识崇信与反智主义:识字的人活泛vs恁老师能干么 |
| 2. 知识的经济区隔:仨钱儿的不和俩钱儿的玩儿 |
| 3. 知识的政治区隔:识字的人难缠啊 |
| 第三节 知识:身份认同、精神气质与现代性 |
| 1. 知识与身份认同 |
| 2. 知识的精神气质与现代性问题 |
| 第四章 道德秩序 |
| 第一节 道德想象 |
| 1. 圈子与面子:要钱有钱,要势有势 |
| 2. 耕与读:忠厚传家远,耕读继世长 |
| 第二节 道德实践 |
| 1. 公与私:有时觉得对不住这些村里孩儿 |
| 2. 礼与孝:非得出个爪 |
| 第三节 安于何处:共同体的迷失与乡村道德秩序 |
| 1. 国家主导的共同体脱嵌与共同体的破碎 |
| 2. 孤独与矛盾:乡村教师的道德现代性 |
| 第五章 私人生活 |
| 第一节 家庭 |
| 1. 感情:跟着咱也不容易 |
| 2. 伦理:绝枝不绝长 |
| 3. 空间布局:谁当家也不容易啊 |
| 第二节 信仰与意义 |
| 1. 消散的村庄信仰:谁还有那份心啊 |
| 2. 信仰困境与危机: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 |
| 3. 自我指涉的精神生活:你要爱你的寂寞 |
| 第三节 被捕的私人生活 |
| 1. 大喇叭:国家与教师私人生活 |
| 2. 鸡冠花:教师个人意识的觉醒 |
| 3. 被捕:乡村教师私人生活的撕裂 |
| 第六章 最后的乡村教师:知识人与村庄的未来 |
| 第一节 现代与传统:紧张的教师 |
| 1. 教师与他人:宗法权威与自觉理性、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 |
| 2. 教师与自我:整体性与功能性、当下与未来 |
| 3. 教师与社会:代言人与托管人、科层权力与专业权力 |
| 第二节 泥土与皇粮:不和谐的乡村教师 |
| 1. 世道人心:从同构到异构 |
| 2. 身份认同:乡村教师的焦虑 |
| 3. 生活策略:危险的虚无主义与国家主义 |
| 第三节 最后的乡村教师:知识人与村庄的未来 |
| 1. 向东向西?儒学与乡村现代性的发展 |
| 2. 重拾人心:从人生活的政治性开始 |
| 3. 乡村教师与乡村共同体的秩序与意义之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4）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少数民族市民化研究 ——以昆明彝族和回族聚居社区为核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述评 |
| (一) 失地农民市民化相关研究 |
| (二) 城市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的研究 |
| (三) 昆明少数民族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概念与方法 |
| (一) 研究概念 |
| (二) 研究理论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对象 |
| 第一章 昆明市城市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的市民化进程 |
| 第一节 昆明的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昆明的城市化模式和路径 |
| (一) 昆明城市化发展的历程 |
| (二) 昆明全域城市化路径 |
| (三) 昆明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
| (四) 昆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少数民族呈现出的新特点 |
| (五) 城市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困境 |
| 第三节 走进田野 |
| (一) 选择彝族、回族为研究族群的缘由 |
| (二) 选择M村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缘由 |
| (三) 选择Y村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缘由 |
| (四) 选择Z村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缘由 |
| 第二章 “宿命”:城市发展与失地命运 |
| 第一节 憧憬与忧思:城市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
| (一) 失地 |
| (二) 年轻人的憧憬 |
| (三) 年长者的忧虑 |
| 第二节 服从大局:国家的视角与村民的抉择 |
| (一) 为掌鸠河引水工程而移民 |
| (二) 为建设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再次失地 |
| (三) 移民征地遗留的问题 |
| 第三节 何去何从:畸形的城中村改造 |
| (一) 虚晃一枪的拆迁改造 |
| (二) 谁为不责任的改造买单 |
| 第四节 讨论:征地补偿与市民化 |
| 第三章 阵痛:生计方式的转型 |
| 第一节 离土不离乡:在新区建设中重构生计方式 |
| (一) 非农生计的不断演变 |
| (二) 就近务工创业成为新的职业选择 |
| (三) 传统土地生计的变形:“外出租地种菜种花” |
| 第二节 离乡又离土:由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向现代城市生计方式转变 |
| (一) 中老年人:传统农业生计方式的延续及变革 |
| (二) 年轻人:生计方式的彻底转型 |
| 第三节 寻找新未来:向“无土生计”的彻底转变 |
| (一) 传统生计方式消失 |
| (二) 当“包租公”是最省心的选择 |
| (三) 年轻人的向往的职业:开“出租车” |
| 小结: 城市少数民族的生计转型 |
| 第四章 重组:社会结构的重构 |
| 第一节 瓦解中重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 |
| (一) 社会网络与社会互动 |
| (二) 社会交往与亲属关系 |
| (三) 个体化社会趋向 |
| 第二节 从自发到自觉:民族意识和市民观念 |
| (一) 普遍增强的民族意识 |
| (二) 市民观念普遍增强 |
| 第三节 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的嬗变 |
| (一) 婚姻恋爱自主性提高 |
| (二) 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 |
| (三) 女性话语权增强 |
| (四) 生活娱乐消费上涨 |
| 小结: 城市化中的社会记忆 |
| 第五章 变迁: 文化的延续与重建 |
| 第一节 村落生活方式的延续和重建 |
| (一) 公共空间意识模糊 |
| (二) 村落式聊天问候 |
| (三) 社区里的菜地 |
| (四) 保持节约的生活习惯 |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适应与变迁 |
| (一) 居住方式市民化 |
| (二) 生活习惯市民化 |
| (三) 休闲方式市民化 |
| (四) 消费方式市民化 |
| 第三节 宗教文化的适应与变迁 |
| (一) 清真寺是穆斯林共同的“家” |
| (二) 基督教堂和村民一起移民 |
| (三) 村庙的文化娱乐交际功能增强 |
| 第四节 民族教育良好传承 |
| (一) 潜移默化的穆斯林文化教育 |
| (二) 彝语教育良好延续 |
| (三) 彝族文化得最大程度的保护传承 |
| 小结: 社会记忆的延续与民族文化的张力 |
| 第六章 迷惘: 身份认同的转换与调试 |
| 第一节 “翻牌”:农村的城市化模式 |
| (一) 一次“翻牌”: 民族乡“撤乡建镇改办” |
| (二) 二次翻牌: “村改居” |
| 第二节 “翻牌”对城市少数民族市民化的消极影响 |
| 第三节 纠结:市民身份的复杂认同度 |
| 小结: 身份的断裂与重塑 |
| 第七章 结论和讨论 |
| 第一节 尴尬的境遇 |
| (一) 生活环境改善 |
| (二) 经济收入明显增加 |
| (三) 文化生活相对贫乏 |
| (四) 贫富差距拉大 |
| (五) 融入城市困难大 |
| 第二节 边缘化:共同面对的困境 |
| (一) 生计手段边缘化 |
| (二) 社会生活更加边缘化 |
| (三) 公共服务日益边缘化 |
| 第三节 互构与整合:城市少数民族的命运走向 |
| (一) 嵌入式的“小聚居大混居”成为一种选择 |
| (二) 整体的延续和个体的消亡 |
| (三) “抱团取暖”的社区归属感 |
| 第四节 当前城市民族关系新特点 |
| (一) 城市多民族进程加快多元民族文化并存 |
| (二) 城市的民族内聚力增强散居化趋势突出 |
| (三) 城市民族问题处理难度不断加大 |
| 第五节 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 |
| (一) 社会经济利益的因素 |
| (二) 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因素 |
| (三) 人口流动和突发事件的因素 |
| 第六节 城市民族工作重要性凸显 |
| (一) 城市民族工作重要性凸现 |
| (二) 当前城市民族管理中存在的弊端 |
| (三) 城市民族工作面临诸多困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新加坡政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方法论说明 |
| 五、行文逻辑与结构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政治发展阐释：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及其互动 |
| 一、引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范式演变及其内在的缺陷 |
| 二、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关系模式：政治发展阐释的一个新视角 |
| 三、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类型与具体要素 |
| 四、作为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载体与能动者的政治精英 |
| 五、影响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外在因素 |
| 六、系统论的内部解释：一个分析的框架 |
| 第二节 案例的选择：以新加坡个案为分析对象 |
| 一、作为个案研究的新加坡是否具有典型性？ |
| 二、作为个案研究的新加坡在政治发展上的“独特性” |
| 第三节 东西方交融下的新加坡及其政治发展的历史时期划分 |
| 一、东西方交融下的新加坡 |
| 二、独立后的新加坡及其政治发展的历史时期划分 |
| 第二章 李光耀主政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
| 第一节 新加坡独立后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国家构建 |
| 一、政治制度移植与建构：英国政治遗产与本土政治实际的结合 |
| 二、制度现代化、自主性与二元化：李光耀时期政治制度发展的进程与特点 |
| 第二节 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的建构 |
| 一、发展型政治价值的建构：李光耀时期新加坡形成的政治价值 |
| 二、政治价值的相互影响、优先性与疲软：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的特点 |
| 第三节 发展型互动：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
| 一、生存主义、实用主义与政治制度的移植 |
| 二、国家主义、精英主义与精英政治的建立 |
| 三、严明的法治、精英的培养、权力的集中与政治价值的巩固 |
| 四、形式的移植与发展型互动背后的二元化 |
| 五、影响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国内外环境 |
| 第三章 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
| 第一节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与新加坡政治权力的交接 |
| 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
| 二、政治权力的代际交接 |
| 第二节 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微调与制度化 |
| 一、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微调与制度化：后李光耀时期的政治制度 |
| 二、制度化与民主化：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的的政治发展 |
| 三、政治制度化、权力限制与治理风格转变：后李光耀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
| 第三节 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的重构与融合 |
| 一、发展型政治价值的延续 |
| 二、反思与批判：亚洲价值观的兴起及其对西方人权与民主的挑战 |
| 三、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 |
| 四、民本主义 |
| 五、东西政治价值的冲突与融合 |
| 第四节 一元化融合：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
| 一、制度调整后政治制度对政治价值的影响 |
| 二、共同体主义与“托管式民主” |
| 三、民本主义、民主实践与好政府 |
| 四、从“亚洲价值观”到“贤能政治” |
| 五、价值的融合与互动的一元化 |
| 六、影响后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国内外环境 |
| 第四章 新常态下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挑战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常态：后李光耀时代演变中的新态势 |
| 一、社会转型时代的到来？ |
| 二、演变中形成的新常态 |
| 第二节 新常态下新加坡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 |
| 一、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二、政治价值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三、动态性与开放性：新常态下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
| 第三节 新常态下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展望 |
| 一、儒学思想的现代解读与政治价值的自我调整 |
| 二、政治制度的调整与制度化 |
| 三、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
| 四、政治精英的决策与建设性政治的构建 |
| 五、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平衡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互动一元化与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 |
| 第一节 李光耀时期VS后李光耀时期：比较与总结 |
| 一、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从二元化到一元化的发展 |
| 二、新加坡的政治价值：从二元化到一元化的融合 |
| 三、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从二元化向一元化的趋向 |
| 四、小结：新加坡式的政治发展道路 |
| 第二节 一元化与二元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和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 |
| 一、政治发展：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持续性与开放性 |
| 二、从二元化向一元化的发展：后发展国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难题 |
| 三、何种民主化以及如何治理：后发展国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重点 |
| 第三节 新加坡政治发展对后发展国家的启示 |
| 一、新加坡政治发展对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启示 |
| 二、后发展国家视角的重要性 |
| 三、从二元化到一元化：政治价值重构与政治制度变革 |
| 四、共同体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
| 五、对自由民主普适性的质疑 |
| 六、政治精英的重要能动作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现代化·个体化·空壳化：一个当代中国西北村庄的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基本方面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地点和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农村现代化、中国社会个体化及村庄空壳化研究 |
| 一、家庭联产承包以来中国农村现代化诸模式 |
| 二、中国社会个体化研究 |
| 三、村庄空壳化研究 |
| 四、文献启示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研究视角和研究架构 |
| 第一节 个体化理论和研究的适用性 |
| 一、个体化理论脉络 |
| 二、个体化理论的适用性和本研究的个体化理论 |
| 第二节 制度—生活视角及其应用 |
| 一、两层结构社会的形成 |
| 二、“制度—生活”视角的应用 |
| 第三节 研究架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篇章结构 |
| 第三章 人口外流及去向: 农民造县城 |
| 第一节 农民流动的制度设置 |
| 一、农民流动的宏观制度设置 |
| 二、三份合同和土地价值变迁 |
| 三、小城镇建设与教育资源调整 |
| 第二节 农民的身体和社会流动 |
| 一、非农职业带动的流动: “逆序脱嵌”的人口流动 |
| 二、非农“自雇者”: 个体带动的家庭外流 |
| 三、农民工流动: 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
| 四、老年人的流动: 子女带动的流动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依赖市场的生计和个体消费的兴起 |
| 第一节 消费政策和消费社会的形成 |
| 第二节 依赖市场的生计 |
| 一、生活对市场的依赖 |
| 二、生产对市场的依赖 |
| 三、收入对市场的依赖和不确定性 |
| 第三节 消费观念的转变和个体消费的兴起 |
| 一、老年人的消费观念: 压缩性消费 |
| 二、中年人的消费观念: 节俭办大事 |
| 三、青年人的消费观念: 钱就是用来花的 |
| 四、未成年人的消费和观念: 没钱花是没本事 |
| 五、生产、分配和消费单位的变化: 个体消费的兴起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婚姻圈和家庭模式: 家庭内部不平衡的个体化 |
| 第一节 传统婚姻圈及其性别分化 |
| 一、传统“梯度婚姻圈” |
| 二、性别与婚姻圈变迁 |
| 三、新门当户对及其实质 |
| 四、个体化择偶策略 |
| 第二节 多元家庭模式 |
| 一、分家和不分家模式 |
| 二、多种家庭模式 |
| 三、父权制的衰落和个体家庭的形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传统的变迁: 走出祖荫庇护 |
| 第一节 何为传统 |
| 一、关于传统的界定 |
| 二、作为国家控制手段的传统 |
| 三、作为传统载体的仪式 |
| 第二节 变迁的仪式 |
| 一、三种不同类型的婚礼 |
| 二、变迁的丧礼 |
| 第三节 变迁的节日 |
| 一、春节的变迁 |
| 二、清明节和鬼节的变迁 |
| 三、端午节和中秋节的变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空壳村与挂钉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院落的空置与心理“空心化”和村庄认同弱化 |
| 一、空置院落类型 |
| 二、心理“空心化”和村庄认同弱化 |
| 第二节 “挂钉共同体”的形成 |
| 一、共同体及其衰落 |
| 二、挂钉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系统风险的个体化与失控的生活 |
| 第一节 系统风险的个体化 |
| 一、就业状况、失业风险和高涨的消费支出 |
| 二、教育和职业获得的风险 |
| 三、养老挑战与风险 |
| 第二节 失控的生活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社会现代化村民个体化村庄空壳化 |
| 附表: 受访者清单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过日子”：农民的生活哲学 ——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综述 |
| 1.4 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过日子”概念考析 |
| 2.1 出处考证 |
| 2.2 词素分析 |
| 2.3 语料分析 |
| 小结：“过日子”的含义 |
| 第3章 家庭生活中的秩序与冲突 |
| 3.1 爱情故事 |
| 3.2 媳妇当家 |
| 3.3 父子之间 |
| 3.4 分家立户 |
| 小结：家庭生活艺术 |
| 第4章 社会交往中的情与理 |
| 4.1 贵在自立 |
| 4.2 礼尚往来 |
| 4.3 善邻敬友 |
| 4.4 以理服人 |
| 小结：社会交往之道 |
| 第5章 世俗生活中的神圣感 |
| 5.1 庙与庙会 |
| 5.2 求神拜佛 |
| 5.3 祖先崇拜 |
| 5.4 信仰天主 |
| 小结：农民的宗教感 |
| 第6章 人生意义与心理调适 |
| 6.1 人生任务 |
| 6.2 人生动力 |
| 6.3 人生态度 |
| 6.4 人生体验 |
| 小结：农民人格及其实现方式 |
| 第7章 家庭经济与小农的谋生之道 |
| 7.1 土地改革 |
| 7.2 集体经济 |
| 7.3 分田到户 |
| 小结：生存经济与勤俭持家 |
| 第8章 生活转型 |
| 8.1 从过日子到赚钱花 |
| 8.2 亲密关系的变革 |
| 8.3 通往社会之路 |
| 8.4 关起门来过日子 |
| 8.5 无聊的闲暇 |
| 小结：人心之变 |
| 第9章 结论与讨论 |
| 9.1 “过日子”与农民的家庭生活再生产 |
| 9.2 家庭主义与农民的生活哲学 |
| 9.3 当代农民生活中的“个体化”与“家本位” |
| 9.4 “过日子”与农民的宗教感 |
| 9.5 “过日子精神”与社会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卷内备考表 |
（8）圣凡一体：礼与生命价值 ——家庭生活中的道德、宗教与法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导论 |
| 1.1 引子 |
| 1.2 宗教、家庭（族）与生命价值 |
| 1.3 礼的含义与维度 |
| 1.4 道德的社会科学研究 |
| 1.5 结构与章节安排 |
| 2 亲密关系中的情与礼 |
| 2.1 亲密关系的边界 |
| 2.2 人情与人伦 |
| 2.3 情之礼化 |
| 2.4 礼的功能 |
| 2.5 道德人格 |
| 2.6 道德实践原则 |
| 3 礼的二维 |
| 3.1 人伦即礼 |
| 3.2 “宗”的伦理意识 |
| 3.3 德性伦理 |
| 3.4 人性论前提 |
| 3.5 礼的宗教性 |
| 4 宗教与生活 |
| 4.1 农民的生命观 |
| 4.2 灵魂与祖先 |
| 4.3 伦理化的超自然界 |
| 4.4 仪式的意义 |
| 4.5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
| 5 生命价值的社会学基础 |
| 5.1 家庭的制度性 |
| 5.2 乡土社会的归属体系 |
| 5.3 熟人社会的濡化机制 |
| 5.4 道德生活的结构 |
| 6 家庭的民主革命 |
| 6.1 家庭边界的固化 |
| 6.2 变革的亲密关系 |
| 6.3 法律与婚姻家庭 |
| 6.4 伦理革命与个体自由 |
| 6.5 变迁与区域性 |
| 7 德性之后的伦理与价值 |
| 7.1 个体化结构 |
| 7.2 “过日子”中的情与义 |
| 7.3 公私之辩 |
| 7.4 圣凡之间 |
| 7.5 政治与信仰 |
| 7.6 社会主义美德 |
| 8 社会、自我与心灵 |
| 8.1 社会性与超越性 |
| 8.2 自我的“本质” |
| 8.3 心灵的自由 |
| 8.4 人文主义的遭遇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9）比较文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导论 |
| 一、比较文学颇受争议的现状 |
| 二、比较文学颇受争议的原因分析 |
| 三、比较文学理论反思中存在的问题 |
| 四、比较文学理论中的根本问题 |
| 五、比较文学理论根本问题界定的哲学依据 |
| 六、本文所论问题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 |
| 第一章 问题之一：比较文学是否需要一个“精神基础” |
| 第一节 比较文学“精神基础”论的由来 |
| 第二节 学界对比较文学的定位 |
| 第三节 建立在其精神基础上的比较文学任务和宗旨 |
| 第二章 问题之二：“比较视域”是否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本体? |
| 第一节 比较文学视域本体论的背景、目的和内容 |
| 第二节 本体及本体论内涵的澄清 |
| 第三节 比较文学视域本体论的实质及对其的反思 |
| 第四节 “视域”作为比较文学的“本体”是否成立? |
| 第三章 问题之三：比较文学的“比较”是否“无助于划定一种研究领域的界限”? |
| 第一节 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两种传统“质疑” |
| 第二节 学界对克罗齐对比较文学质疑的回应 |
| 第三节 对质疑比较文学观点的再回应 |
| 第四章 问题之四：“比较”不是比较文学的理由吗? |
| 第一节 “比较不是理由”口号的由来 |
| 第二节 作为研究方法的比较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比较之区别 |
| 第三节 “比较”是比较文学存在的必要理由 |
| 第四节 比较文学的本体是“交叉共同域” |
| 第五章 问题之五：放弃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是否可能? |
| 第一节 伯恩海姆报告引起的“文学性”争论风波 |
| 第二节 比较文学历史上对“文学性”的界定 |
| 第三节 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是“世界文学的世界性因素” |
| 第四节 比较文学不应也不能“转向”比较文化 |
| 第六章 问题之六：比较文学之可比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
| 第一节 学界对比较文学可比性本质的界定 |
| 第二节 对比较文学“可比性”本质的再界定 |
| 第三节 从可比性本质出发对几个命题的澄清 |
| 第七章 问题之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方法是否“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 |
| 第一节 作为文学作品内核的审美情感 |
| 第二节 比较文学法、美学派对审美情感研究的忽略 |
| 第三节 “科学”方法与“美学”方法背后哲学观的对峙 |
| 第四节 比较文学的方法是否能够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 |
| 第八章 问题之八：比较文学的基础方法是否能够“从‘求同’思维中走出来”? |
| 第一节 比较文学变异学及其主张 |
| 第二节 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具有“求同”性的依据 |
| 第三节 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方法 |
| 第九章 问题之九：比较文学对文学经典回归的意义是什么? |
| 第一节 当前的文学现状 |
| 第二节 比较文学指向艺术哲学的方向 |
| 第三节 比较文学对文学经典回归的意义 |
| 第十章 问题之十：比较文学是否面临“危机”或者“死亡”? |
| 第一节 比较文学的“危机”历史及其现状 |
| 第二节 造成比较文学危机的原因 |
| 第三节 如何正确看待比较文学的危机 |
| 结语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身份认同与身份挣扎 ——L镇中学六位农村教师日常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的问题 |
| 二、 现有研究综述 |
| （一） “身份”研究 |
| （二） “身份认同”研究 |
| （三） 身份建构研究 |
| （四） 教师身份研究 |
| （五） 现有研究评析 |
| 三、 研究架构诠释与身份路径图释 |
| （一） 研究架构诠释 |
| （二） 身份路径图释 |
| 四、 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整体规划 |
| （二） 研究方法介绍 |
| （三） 研究对象介绍 |
| （四） 研究伦理说明 |
| （五） 信度和效度说明 |
| 五、 研究的价值 |
| （一） 理论价值 |
| （二） 实践价值 |
| 六、 研究的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的新探索 |
| （二） 研究路径的新突破 |
| （三） 概念术语的新阐释 |
| 第一章 “我”所处的场域 |
| 引入：社会变迁带来身份路径变化的契机 |
| 一、 “我”所处的自然场域 |
| （一） L 镇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
| （二） L 镇的交通出行 |
| （三） L 镇的物产 |
| 二、 “我”所处的文化场域 |
| （一） L 镇的历史 |
| （二） L 镇的乡俗 |
| 三、 “我”所处的社会场域 |
| （一） L 镇的乡民 |
| （二） L 镇的精英们 |
| （三） L 镇村屯分布及街市布局 |
| 四、 “我”所处的职业场域 |
| （一） L 镇中学历史 |
| （二） L 镇中学“曾经”的精英 |
| （三） L 镇中学现状 |
| （四） L 镇中学的“圈子” |
| （五） L 镇中学的酒文化 |
| 小结：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孕育着身份认同危机 |
| 第二章 “我”是谁？ |
| 引入：“身份想象”到“身份获取” |
| 一、 F 老师：当过兵、经过商的“转正民师” |
| （一） 作民师时曾经红火过 |
| （二） 民师辞职下海，贩运过木材 |
| （三） 师专民师班毕业后转正了 |
| 二、 E 老师：曾经的“中师财女” |
| （一） 没复读就考上了中师 |
| （二） 家教挣钱买了旅游鞋和蝙蝠衫 |
| （三） 通过了英语大专自学考试 |
| 三、 D 老师：为爱而归的“坐地户” |
| （一） 阴错阳差竟然学了英语 |
| （二） 为“比翼”做了农村教师 |
| （三） 停薪留职当过“沈阳老客” |
| 四、 C 老师：搭分配末班车而来的本科生 |
| （一） 小时候根本没想过做老师 |
| （二） 高考扩招考上师范本科 |
| （三） “有幸”最后一批被“分配” |
| 五、 B 老师：随招商引资而来的“三支一扶”人员 |
| （一） 在东北高考上了师范本科 |
| （二） 大三时差一点就参军了 |
| （三） 为方便照顾生意才来 L 镇中学 |
| 六、 A 教师：满足家人“理想”的代课人员 |
| （一） 初中毕业上了“三二连读” |
| （二） 三二连读期间做过兼职网管 |
| （三） 原本想开网吧，结果做了代课教师 |
| 小结 |
| （一） 旱涝保收：农村教师身份价值根基已经松动 |
| （二） 不风不雨：教师身份行为方式仍受农村女性追捧 |
| 第三章 L 镇中学场域内的“我” |
| 引入：“主干身份”与“主干身份体验” |
| 一、 “再作最后一个揖”的 F 老师 |
| （一） 教好语文，准备去做“秘书” |
| （二） 当会计要靠实力和机遇 |
| （三） 有必要融入各个“圈子” |
| 二、 “低调做人”的 E 老师 |
| （一） 卖力气让学生打好基础 |
| （二） 要给“学生同事”做榜样 |
| （三） “指标到校”了，干好了又能咋样 |
| 三、 “学校坐地户”D 老师 |
| （一） 街面上差不多一切都能“趟平” |
| （二） 因为“腰椎”问题干了后勤 |
| （三） 砸过“新校长”借的割草机 |
| 四、 “茅塞渐开”的 C 老师 |
| （一） 不挤占时间，哪有成绩 |
| （二） 被泼墨水后明白了不少 |
| （三） 考研考公务员都没通过 |
| （四） 可能要做办公室副主任 |
| 五、 “吊儿郎当”的 B 老师 |
| （一） 体育外堂上的“欧耶” |
| （二） 可以跟领导称兄道弟 |
| （三） 不在乎什么职称 |
| 六、 “对课堂有了感情”的 A 老师 |
| （一） 感悟了老师的“辛苦” |
| （二） 感觉自己最受学生喜欢 |
| （三） 真的不愿意参加例会 |
| 小结 |
| （一） 强势教师：正面身份体验源于“坐地户效应”和”圈子” |
| （二） 弱势教师：负面身份体验原因各异但身份行为日趋效仿强者 |
| （三） 过渡教师：懵懂的正面身份体验与负面身份体验碰撞博弈 |
| 第四章 L 镇社会场域的“我” |
| 引入：“局部身份”与“局部身份体验” |
| 一、 很有“民间价值”的 F 老师 |
| （一） 村里“红白丧葬”都离不开 |
| （二） 可不敢担当什么“民间行长” |
| （三） 在“计生口”和“武警口”有人 |
| 二、 “英语辅导很有效果”的 E 老师 |
| （一） 我们“孤儿寡母”不容易 |
| （二） 课外补习也算是积点德吧 |
| （三） 有时也很提心吊胆的 |
| 三、 “很像个老板”的 D 老师 |
| （一） 做买卖必须有自己的“门道” |
| （二） 生意场上很有“老师样” |
| （三） 很有必要“低调为人” |
| 四、 打算“逐步入流”的 C 老师 |
| （一） 就剩安装线路这点能耐了 |
| （二） 真的羞于说出月工资数 |
| （三） 得“逐步入流”做点什么了 |
| 五、 “做老板力不从心”的 B 老师 |
| （一） 管理车队比上体育课难多了 |
| （二） 文质彬彬的只能让人算计 |
| （三） 钱足够的话，“农村教师”也很清闲 |
| 六、 “被人高看一眼”的 A 老师 |
| （一） 也可以“不风不雨”了 |
| （二） 为牛羊贩子做过网站维护 |
| （三） 很有选择“对象”的余地 |
| 小结 |
| （一） 专业身份价值在农村社会场域内有着巨大拓展空间 |
| （二） 专业人员身份性质和市场语境应允许适当获取局部身份 |
| 第五章 延续还是游离的“我” |
| 引入：学校合并重组带来身份研究的新契机 |
| 一、 “不能做会计就内退”的 F 老师 |
| （一） 继续做“会计”的可能不大 |
| （二） 能“内退”的话考虑干礼仪公司 |
| 二、 “合并不合并无所谓”的 E 老师 |
| （一） 除了继续教英语，还会啥 |
| （二） 为了儿子的学费还得办班 |
| 三、 “留下做后勤主任”或“病休”的 D 老师 |
| （一） 留下来做中心小学的后勤主任 |
| （二） 也许在病休期间干点别的 |
| 四、 “争取进教育局或镇教办”的 B 老师 |
| （一） 反正“三支一扶”快到期了 |
| （二） 干行政比当教师有前途 |
| 五、 “除了听安排还能如何”的 C 老师 |
| （一） 后悔没去县二中的初中部 |
| （二） 听之任之算了 |
| 六、 “不考编死路一条”的 A 老师 |
| （一） 可能连代课教师也当不上了 |
| （二） 我能考上编吗 |
| 小结 |
| （一） 布局调整难以有效促进正面主干身份体验者的身份延续 |
| （二） 布局调整可能会加速正面局部身份体验者的身份游离 |
| 结语 |
| 一、 研究发现 |
| （一） 正面身份想象的根基已松动，但仍表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 |
| （二） 主干身份向社会场域拓展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
| （三） 场域融入和场域适应的差异，使教师身份体验极具复杂性 |
| （四） 非连续性事件不仅干扰身份延续，甚至加速身份游离或变更 |
| 二、 对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 |
| （一） 提高农村教师收入待遇，加强潜在优秀师资的正面身份想象 |
| （二） 构建严格管理考核机制，增强优秀教师的正面主干身份体验 |
| （三） 完善专业职称评聘制度，提升正面身份体验者主干身份认同 |
| 三、 研究的局限 |
| （一） 身份路径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 |
| （二） 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程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
| 四、 继续研究构想 |
| （一） 继续跟踪观察现有研究者的身份路径变迁情况 |
| （二） 扩展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增加辅助性研究对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其着作情况 |
| 后记 |
四、中年人处在性危机的十字路口（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UTAUT的中老年群体采纳新媒体医疗服务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新媒体挂号系统的使用为例[D]. 李子涵. 暨南大学, 2020(04)
- [2]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D]. 陈凌.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3]泥土与皇粮：王庄乡村教师生活史研究[D]. 蒋福超.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1)
- [4]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少数民族市民化研究 ——以昆明彝族和回族聚居社区为核心的考察[D]. 张雪松. 云南大学, 2017(12)
- [5]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新加坡政治发展研究[D]. 李新廷.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1)
- [6]现代化·个体化·空壳化：一个当代中国西北村庄的社会变迁[D]. 解彩霞. 厦门大学, 2014(05)
- [7]“过日子”：农民的生活哲学 ——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主义[D]. 陈辉. 华东理工大学, 2013(08)
- [8]圣凡一体：礼与生命价值 ——家庭生活中的道德、宗教与法律[D]. 桂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13(10)
- [9]比较文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D]. 程培英. 复旦大学, 2013(03)
- [10]身份认同与身份挣扎 ——L镇中学六位农村教师日常叙事[D]. 孙来勤.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