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一、道教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里程碑（论文文献综述）

沈思芹^[1]（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提出《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刘雨欣^[2]（2020）在《传统与现实的交汇 ——《船山学刊》研究》文中指出《船山学刊》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刊物之一,自1915年8月创刊以来几经停刊和复刊,其间虽历尽艰难,但在各方的鼎力相助下又起死回生,并以顽强的生命力发展至今仍焕发着生机。《船山学刊》长期活跃在湖南学术界,是以光大船山思想,弘扬中华文化为使命的专门性学术刊物。《船山学刊》历经百年风雨,见证着历史变迁,凝聚着各个时代研究船山学学者的成果并影响至今。在民国时期由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报》一共有十五期,每期刊载了当时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学问以及对中国文化和西学探索的文章。这是《船山学刊》的前身,1991年之后改名《船山学刊》并延续至今已有125期的总数。《船山学刊》的过去与现在是船山学发展的历史,更是见证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船山学刊》的主要内容有三个部分,一为王夫之思想研究,是学刊的根基。主要研究领域有王夫之的哲学、王夫之的史学和王夫之的文学。二是湖湘传统文化研究,是学刊思想滋生的土壤。《船山学刊》以一种本土情怀研究和融入到湖湘文化当中,相辅相成。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学刊积极探索之地。《船山学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点在于儒释道研究。《船山学刊》以船山学研究为主要切入点,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传承湖湘优秀文化传统。《船山学刊》的编辑特色与学刊研究内容息息相关,从民国时期到现在,刊物的栏目虽与时俱进有所革新,但其办刊宗旨和精神内核没变。在变与不变中,从《船山学刊》编辑群体和栏目的变迁可以分析出《船山学刊》的编辑特色。《船山学刊》历经百年,其功用在于光大船山学问、弘扬湖湘文化、传承中国传统学问。《船山学刊》对于船山学的影响毋庸置疑,在海内外被奉为船山学研究的重镇、国学之津梁。《船山学刊》研究对船山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而《船山学刊》生长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也反哺湖湘文化,其湖湘文化研究成果促进了湖湘精神的觉醒。《船山学刊》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在于融合了船山学和儒释道文化,并积极探索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之处。《船山学刊》发展至今,已然形成了完备的生态环境。包括稳定专业的编辑团队、丰富的稿件来源、明确的编辑方针。但另一方面期刊数字化建设,内容创新和学术化发展方向方面依旧需要不断探索。《船山学报》涉及的领域极为广阔,对船山学以及船山学背后蕴含的湖湘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内容,本文着重从期刊编辑学、湖湘文化传统和历史与传统方面进行研究。

张远^[3]（2020）在《隔岸之观 ——2000年以来西方对中国当代水墨的认知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考察了21世纪以来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对中国当代水墨的新知,旨在探讨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在国际上的当代艺术生态格局中的新变化。研究主要聚焦在两方面:一、梳理研究近二十年来西方对中国当代水墨的研究及其国际推介的状况;二、研究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在全球艺术互动与话语多样性中所践行的方案与创造。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持续受到关注与研究,中国当代水墨艺术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国际上众多着名的博物馆美术馆与艺术机构举办了多样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展览以及学术论坛、研讨会,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因此受到国际艺术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虽然西方对中国当代水墨的研究、感知方式与中国语境不同,但它们恰恰发现了当代中国水墨艺术的特别魅力与艺术意义。大量学术论文的发表和专着的出版,表明了当代中国水墨艺术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严谨的学术研究课题。本论文以全球化和中国发展为研究背景,采用当代诠释与评价的并行框架,结合文献分析和个案研究的综合方法,从国际艺术话语中扫描那些被展示、被研究的艺术家的含义,以横向观察西方如何分析与观看中国当代水墨艺术之价值与意义。通过本案研究可知,在国际方面,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当代水墨艺术家呈现出与传统艺术的动态对话,将中国传统美学-哲学与新的国际话语融合在一起,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多样性并使之更加开放。今天,中国当代水墨艺术不仅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至全球文化景观中的一部分,而且成为一种有效的艺术实践形式,其在国际上的学术认知与评价,亦将反馈于其自身的历史书写与解读。

黄秋硕^[4]（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提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王伟^[5]（2020）在《《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Harry Potter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80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量超过5亿册,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研究依据译介学理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和“重写”理论、接受理论和副文本理论对Harry Potter在中国的译介展开全面、系统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探讨了该作品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以及在进入中国后该作品在中国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传播、接受现状,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定位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接受错位问题,并从副文本与文本转换过程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时性描述分析,本研究发现Harry Potter这部通俗文学作品能够进入中国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接受环境紧密相关。通俗文学,又称之为大众文学,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相悖,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对立面。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地译介外国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运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终于得到释放。随着中国1992年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开始不断从国外引进通俗文学作品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出版社开始摆脱行政化束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转变观念,从国外获取最新商业出版资讯,Harry Potter就这样走进了人文社的编辑眼中。2000年8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鏖战数月后赢得了《哈利·波特》中文版权。Harry Potter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一部非常畅销的流行读物。Harry Potter进入中文世界后,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中国奇幻文学读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对《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接受经历了“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两种文学接受过程。在Harry Potter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对于奇幻文学还是比较陌生,即使有奇幻文学作品的存在,在当时也是被当成童话被译介到中国。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奇幻文学所能接受的土壤或环境,因此也就没有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存在。而随着The Lord of the Rings和Harry Potter等系列作品陆续被国内出版社引进译介,再加上国内义务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在文化程度、知识深度、阅读广度上有很大幅度提高,国内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奇幻读者群体,他们热爱阅读和接受各种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同时,新世纪大众传媒尤其是由奇幻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热映,使众多读者在欣赏奇幻大片的同时,感受到了奇幻文学作品的魅力,部分读者是看完纸质作品之后去电影院欣赏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然后再对该奇幻文学作品的纸质书籍（文本）进行深度阅读;也有不少读者是观看完奇幻文学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后购买纸质书籍（文本）阅读。“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普通读者对外国奇幻文学作品的两种文学接受过程。而与普通读者对《哈利·波特》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对《哈利·波特》并不是特别重视,在我国主流核心学术刊物上刊载有关“哈利·波特”研究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尽管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开始向中心运动,但是严肃的学院派研究者却并不十分关注《哈利·波特》这种通俗文学作品。究其缘由,一方面,纯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才是中国专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更符合当下时代的主旋律,而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走进来”的译介研究则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与Harry Potter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相比,《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英语世界,Harry Potter系列一开始定位是儿童文学,面向儿童读者群体,但因为该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喜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很快就灵活地改变该作品目标读者群体定位,扩大其读者群体范围。而在中文世界,赞助人（人文社）从一开始就一直把该作品定位为儿童文学,并自始至终操纵着《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从副文本视角对《哈利·波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从书籍的开本设计、封面装帧、插图、书签还是内页版式设计,人文社都是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进行设计和出版发行的,儿童才是其目标读者群体。因此,人文社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定位和中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之间产生错位,部分中国读者对人文社的儿童文学定位和译文质量不满,三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批评型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和精英型读者。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新型读者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对人文社《哈利·波特》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展开网络文学翻译批评,或者另起炉灶自己开始翻译并在网络空间中分享译文。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同名电影的完结,精英型读者群体开始涌现,他们从各个视角、细节、主题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批评意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读者的角色从单一走向多重化,在文学文本选择和文本意义建构上由“失语者”变成了“建构者”。新型读者群体展开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对人文社和译者形成了“良性监督”,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构成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接受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Harry Potter被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显性”赞助人（人文社）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自始至终都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进行着操纵,同时“隐性”赞助人（儿童读者群体）也迫使译者适当调整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阅读。因此,人文社在对Harry Potter进行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因为误译、漏译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变形。因为原文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原作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接受语境,作家J.K.罗琳精心创作的大量文化特色词汇、人物形象、“文字游戏”和习语在经过译者的翻译转换之后,原着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在中译本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大量“文字游戏”蕴含的预期效果没有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同样地,原着中大量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的习语并没有被译者进行异化处理,这使得习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特色在中译本中丢失,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好奇心。本研究推动《哈利·波特》进入更多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让更多严肃学院派研究者认识到通俗文学翻译的影响和特殊研究价值,也为该作品走向经典做出了一定努力;同时基于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新型读者群体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以及中译本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本研究亦可为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

康主才让^[6]（2020）在《明代洮河流域藏传佛教传播研究 ——以岷州地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岷州,是指今甘肃岷县一带,位于洮河中游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与黄土高原西北部的边缘地带。因在历史上处于战略要地,在此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有明一代,洮河中游岷州地区的藏传佛教盛极一时,寺院规模空前,高僧大德云集,讲经布道盛行,曾被誉为“第二卫地”。此况在洮河中游岷州地区藏传佛教传播历史进程中,可谓空前绝后,也在整个洮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影响深远。此地因位于汉藏边区,在汉藏民族高层往来与宗教文化交流史上曾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了藏传佛教在汉藏边缘以及中原内地的传播。因此,在藏传佛教向东传播历史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盛况、传播途径、传播影响等内容进行分析,试图梳理与总结藏传佛教向东传播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与地方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分六章,其中,第一章主要从洮河流域的地理分布、历史沿革、民族文化等方面,对岷州地区的地理与社会历史概况作了简要介绍。第二章主要从藏传佛教初传、中兴、鼎盛、衰落等四个层面,对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与概述。第三章主要对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历史背景与发展盛况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通过对其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因俗以治”与“多封众建”是该地区藏传佛教传播发展的政治保障,而朝贡贸易与茶马互市则成为藏传佛教在此传播兴盛的经济基础;其次,通过对明代的藏传佛教及其向东传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认为明代的藏传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期,以及大规模向东传播的态势,在对岷州地区的藏传佛教传播兴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再者,基于上述两种因素,并结合相关文献与实地调查,从寺院、僧团和教法等层面,对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盛况作了详细阐述与深入分析。第四章将明代岷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寺院与高僧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主要以岷州大崇教寺和大智法王班丹扎释为例,对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盛况作了进一步深入分析,认为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岷州地区的个别着名寺院与高僧发挥了引领与主导作用,便成为藏传佛教在此地传播兴盛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为了旁证这一观点,还对岷州地区其他一些主要寺院与高僧作了补充分析。第五章主要从传播学的视角,对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传播的历史机遇,岷州藏传佛教高僧的前瞻意识与使命担当,以及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传播的途径与方式等进行了分析,认为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兴盛主要有这样三大原因:一是遇到了一个绝佳的传播时机;二是传播者精准把握与及时利用了这一时机;三是在传播途径方面采取了一种因地制宜的方式方法。而这三种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分别是内因和外因,其中明朝中央在“因俗以治”的治藏方略中,对岷州地区的藏传佛教传播发展给予的政治保障;以及在朝贡贸易与茶马互市中获得的经济基础,是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传播兴盛的外因。其内因则是岷州地区藏传佛教人士积极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开辟因地制宜的传播途径,使岷州地区藏传佛教推向发展高峰。也就是说,明代岷州地区的藏传佛教传播,既得益于明朝中央的扶持,也离不开岷州藏传佛教人士的使命担当。因此,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得以传播兴盛,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六章主要从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兴盛,对周边地区、中原汉地、西藏腹地、后世社会等方面所形成的影响作了分析与研究,认为明代岷州地区的藏传佛教不仅对周边地区和岷州后世社会形成深远影响,还在藏传佛教向东传播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桥梁和推动作用。本文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多元共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传播,除了宗教自身带有普世的价值与包容的思想外,还要选择适宜的传播时机。而作为传播者,在把握传播时机的同时,按照传播适应的原则,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社会稳定与文化整合的助推器,才会被社会接纳,甚至成为社会的引领。总之,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传播,要遵循与倡导对话、交流、交融的传播之道。

李昉^[7]（2020）在《中国当代舞剧典型形象研究》文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一种文明的诞生,是由一代又一代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共同构成的。舞剧典型形象的创造,归根结底就是塑造这些鲜活的生命体。中国舞剧以这鲜活的生命体为载体,传递精神信仰,增进民族凝聚力。借助舞剧这一世界通用语言,以一种可被全世界接纳和追随的姿态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典型理论结合舞剧的形象塑造及形态分析理论来研究舞剧时可以得出:中国舞剧文化艺术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以“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以中为本、为体,以外为末、为用的不断地对外吸收、借鉴、融合的历史。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舞剧系列典型形象的创造,证明了中国舞剧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民族艺术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形成了独有的典型形象发展脉络,承载的是国民精神的精华。中国舞剧典型形象蕴含了中国舞剧人对于典型形象的文化精神追求、表现手法探索的不懈探索,形成了“道”（人文内涵）与“技”（艺术技能）并重的艺术追求。构成了以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形象、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形象、追求济世安民的文士形象、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者形象、追求中华崛起的奉献者形象为特征的五大典型形象“类型群”。中国舞剧的典型形象创造一直在舞剧形象的鲜明性、舞剧性格的成长性、舞剧行动的冲突性上进行典型创造;中国舞剧情节结构的构思需要坚持“以人为本”、语言风格的营造需要“表意优先”、叙事手段的整合坚持“情思至上”。中国当代舞剧为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

邓妍^[8]（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健康^[9]（2019）在《身体观视角下的简帛医书养生思想和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立足于马王堆、张家山等地出土的简帛医书,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更将其作为文化和思想的载体,用身体观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探析,力求实现几个研究目的:发掘整理简帛医书中的养生方法,总结其养生思想并探寻其思想渊源,并用养生作为研究入口,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在简帛时代源头的样貌,将古人先贤的宝贵文化财富用于当代人民的养生实践。本文按照《汉书·艺文志》方技类的归类方法整理了研究资料,用“养生之技——养生之道——养生之根”的内在逻辑贯穿全文,分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简帛医书养生方法研究。本章内容总结整理了简帛医书中的六类养生方法,分别是导引、行气、服食、房中、睡眠和巫术祝由。导引是通过形体动作来强身健体的养生方法,在简帛医书多处都有论述。其中马王堆帛画《导引图》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导引图解,而《引书》的文字可以给其提供印证和解释。行气在简帛医书中也称食气,是一种通过呼吸的方法来吸取天地之间能量的修炼方式,其具体方法、练习时的禁忌对于养生实践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服食是一种内服外物,通过口腹与外部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养生方法。简帛医书中服食的物品则包括非药用的日常食材、药用植物和矿物质,主要目的是为了补益身体或者促进身体某项特殊功能。房中是以男女之事为核心的养生方法,有其独到的理论基础、修炼逻辑和具体方法,自成体系。简帛医书中的房中主要包括男阴保养、接阴食气、性技巧和性障碍的治疗等内容。睡眠因为符合天地间的阴阳大道,而成为简帛医书中备受推崇的养生方法。作为早期医疗和养生的源头手段之一,巫术在其中还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既可以通过其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也可以借以避祸或是提升身体能力。相较于当时诸子各家都有的养生内容,简帛医书中的方法更加丰富而原始,讲究动静结合,以身体为修炼对象,不注重形神之分。简帛医书养生思想研究。本章以身体观为研究视角,总结了简帛医书的养生模型为:基于阴阳的天地认识和身体认识,秉持治身为先的价值选择、以养精为核心、治气为手段、寿长为目的、通神明为理想。具体的养生修炼路径则是:治气——抟精——神明。简帛医书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的观点作为其最重要的基础来构建整个养生理论,天地间的大道就是阴阳之道,人和万物都要遵循此道。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养生都要“与天地求”,回顾前文,服食、行气、睡眠、房中等具体的养生方法中都包含着对此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贯彻。在身体和社会政治之间,简帛医书作出了以身为贵的选择。简帛医书以“务在积精”和“治气抟精”为核心理念来指导具体的养生实践,其内在逻辑是:精是身体的核心,气是精的转化来源。身体的修炼,最终是为了长生和达到“神明”这一理想的境界。在简帛医书的语境中,身体是与天地同构的身体,是阴阳的身体,是生命本身,是以精气为核心构成的身体,是能够实现长生和通神明的身体。简帛医书养生思想的渊源研究。本章探讨了公共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天人同构、阴阳、气等广泛运用的哲学范畴并不属于一家一派,而是后来者思想创造的共同源泉。方技作为一门实用技术为主的学科,有其自身的发展路径。它虽然不注重治国和政治,但也是另外一支记录和传承文化的渠道。简帛医书作为方技类的重要文献,其思想既来自于公共思想资源,运用融合了阴阳、精气等概念和理论,也承接着方技自身思想脉络。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养生理论和实践,和方技同源异流,在发展的过程中又相互影响。在各家养生理论中,简帛医书显然与道家有着更为亲近的关系。简帛医书与古希腊医书的养生内容对照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简帛医书同属“轴心时代”作品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是古希腊医学的奠基之作,其中也有着丰富的养生内容。两相对照,二者在哲学基础、对身体的认识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共通之处。但二者的思维方式、对待哲学与医学的关系等又大相径庭,中西医学和养生在现代的分野在源头时代已经能够看出端倪。这种比较,对于养生本身的研究是重要的,对于我们拓展思路用开放的眼光去看待源头文化更是有意义的。以养生为核心研究内容,以“轴心时代”的简帛医书对照同时代的传世文献为基础,以身体观为新的视角,从强调技术内容的方技专着中找到其理论基础和思想的脉络,本文的研究预期基本达到。但还有一些不足,如资料收集的广度和钻研的深度依然不够,再如以养生为切入点所做文化视野的拓展未能全面展开。在养生和简帛医书的研究领域,本文之后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王晓南^[10]（2019）在《百年二胡音乐风格与文化身份考察》文中认为二胡的音乐文化身份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身份,其在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都存在明显差异。古代是依附于传统音乐乐种、地方音乐风格而存在;近代刘天华等开始了走向舞台音乐表演形式的文化身份塑造,这其中也包含着借用西方音乐表演形式保留自己音乐文化风格的探索;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的现代中国二胡音乐,以刘文金为代表的音乐家也同样借用西方音乐的独奏形式,将西方浪漫主义音乐本土化,并融入二胡音乐传统风格,形成了50、60年代二胡音乐风格的民族文化认同;改革开放后,二胡音乐随着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出以及工业文明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浸染,二胡演奏交响化、二胡作品协奏曲的形式促成了大型民族乐队协奏的二胡音乐风格;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二胡艺术发展更加注重借鉴西方音乐艺术的优长,出现移植西方高难度乐曲、小提琴化演奏大为流行的特征,同时也出现了二胡演奏的声腔化、流行音乐化以及与歌手合作、与西洋交响乐团合作、与爵士乐队合作、与原生态土着音乐人合作、与外国作曲家特别创作合作等多样舞台表演形式。近10余年来,二胡演奏曲目和表演形式的丰富变化和大胆尝试,都在试图以新观念、新形式将二胡音乐进行更广泛的推广。从表面上看,这些二胡音乐十分丰富多彩,但从本质上观察近百年二胡艺术发展,则伴随二胡音乐繁荣发展的是一种内在的危机,即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方向到底在哪里一直困扰着中国二胡艺术的实践——这是一种音乐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随着中国大国崛起、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我们对自我音乐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已逐渐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面对传统音乐传承的危机、传统音乐风格流派的断裂等重大问题,中国二胡音乐如何做出回应?百年二胡艺术发展留给中国音乐界的思考太多。本论文从全球多元文化视野的角度切入,通过对百年二胡音乐变迁和音乐文化风格变迁的考察,思考二胡音乐传统的主体性的问题,并进一步探索重建中国二胡音乐教育与音乐风格流派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道教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里程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道教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里程碑（论文提纲范文）

（1）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传统与现实的交汇 ——《船山学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隔岸之观 ——2000年以来西方对中国当代水墨的认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5）《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洮河流域藏传佛教传播研究 ——以岷州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当代舞剧典型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身体观视角下的简帛医书养生思想和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百年二胡音乐风格与文化身份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道教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里程碑（论文参考文献）

• [1]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2]传统与现实的交汇 ——《船山学刊》研究[D]. 刘雨欣.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隔岸之观 ——2000年以来西方对中国当代水墨的认知与研究[D]. 张远.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5)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王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6]明代洮河流域藏传佛教传播研究 ——以岷州地区为例[D]. 康主才让.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7]中国当代舞剧典型形象研究[D]. 李昉.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8]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9]身体观视角下的简帛医书养生思想和方法研究[D]. 梁健康.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9(04)
• [10]百年二胡音乐风格与文化身份考察[D]. 王晓南.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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