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徽省1998年度卫生科技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石磊[3]（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柳丽娜[4]（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杨中浩[5]（2020）在《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是医改核心任务,目的是建立导向清晰的薪酬激励机制,保障医务人员合理薪酬水平。长期以来,我国公立医院逐渐形成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薪酬制度,以科室为经济核算单元,实行以收减支、按比例提成。医院薪酬总量和人均水平不受约束,医务人员薪酬与所在医院、科室、甚至是个人经济创收挂钩,而经济效益受到医疗行为和政府规制共同影响。由此导致薪酬分配难以体现医疗服务价值,驱使医生流向薪酬较高的专科,加剧急诊、儿科等较低薪酬专科的医生短缺,专科之间医生资源配置更加不均衡,也诱导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对此,医改要求建立体现公益性和医疗服务价值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破除逐利机制。尽管近年来改革频出,但大多局限在医院内部计薪公式的改变,切断薪酬与经济效益的关联,引入非经济因素,而外部政策层面改革滞后;部分地区探索的薪酬总量规制仍与经济性指标挂钩,引导医院形成逐利性薪酬制度的外部规制环境没有转变,医院间的薪酬差异依旧和经济效益相关,医疗服务价值没有得到重视。现有研究多立足医院外部宏观政策和医院内部微观分配层面,或是分析单项规制对医院薪酬的影响,或从薪酬分配制度、水平、结构等方面论证我国公立医院薪酬体现医疗服务价值不足等问题,但缺乏站在公立医院的机构管理层面中观视角（办医主体）、基于医疗服务价值构建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的研究成果。本文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1）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现状如何,通过什么途径对公立医院薪酬产生什么影响。（2）医疗服务价值如何合理度量,在公立医院机构层面的薪酬水平中是否合理体现。（3）如何构建与经济运营效益脱钩、与医疗服务价值挂钩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型框架,既破除逐利性,又不损害医疗服务产出效率。研究目的是,围绕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目标,立足公立医院机构管理的中观视角,剖析现有薪酬规制效应和医疗服务价值体现问题,基于医疗服务价值的合理度量和体现,提出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型框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薪酬规制国内外主要模式、医疗服务价值度量方法,构建回归模型分析薪酬规制效应,利用DEA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医院薪酬的医疗服务价值体现问题,结合理论分析方法提出和论证薪酬规制模型框架。实证研究采用东部某省（市）属30家三级公立医院2008-2018年机构层面的医疗业务和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来源是国家法定财务报表和医院信息系统等。主要研究内容:（1）理论基础。围绕研究问题,重点回顾薪酬相关理论、规制经济、标尺竞争和生产前沿面等理论。（2）现状分析。梳理我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历史沿革,归纳比较新医改时期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的主要模式,分析借鉴典型国家经验。（3）薪酬规制效应分析。利用样本医院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结合理论推导,分析薪酬规制对公立医院薪酬水平的影响程度和路径。（4）公立医院薪酬投入与医疗服务价值产出分析。通过比较研究,提出符合医改和薪酬规制需求的医疗服务价值度量方法,利用样本医院数据进行度量,从投入产出角度评价医院薪酬投入与医疗服务价值产出是否匹配。（5）构建薪酬规制模型框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行论证。（6）归纳主要结论和提出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缺乏清晰导向、总量约束和竞争机制。我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经历了规制、放松规制、再规制的过程,从公益性转向逐利性,再回归公益性。再规制不是重回计划经济,而是通过薪酬总量规制,整合医疗价格等相关规制,建立激励性的薪酬规制。从当前改革看,公立医院薪酬总量核定的收入系数、支出比例、结余奖励、增幅核定四种模式,与改革预期存在差距:薪酬总量核定与医院经济效益依旧挂钩;薪酬规制对薪酬总量约束不强,缺乏配套政策;公立医院之间竞争机制缺失,医院薪酬总量取决于自身绩效,同行绩效提升不会引起自身薪酬总量减少,难以产生激励作用。英国、德国、美国尽管国情不同,但是公立医院医务人员薪酬均受到政府规制,改革方向也是趋同的:一是薪酬尽量与医疗业务脱钩;二是规制与竞争互相结合,采取有管理的竞争、构建内部竞争市场等改革举措;三是规制协同性强,通过工资制和完善的支付体系、充分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等实现薪酬规制。第二,薪酬规制主要通过干预医院经济运营显着影响薪酬水平,医院薪酬与经济运营效益密切相关。回归分析显示,薪酬总量规制（狭义的薪酬规制）对样本医院薪酬水平有显着正向影响;医疗服务产品市场相关规制中（广义的薪酬规制）,诊疗服务、检查化验、药品等价格规制对薪酬水平均达到1%显着水平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589、0.470、0.084,运营收支平衡、财政投入政策影响不显着,说明规制间缺乏合力;薪酬总量规制削弱了其他薪酬规制的影响程度,但医院薪酬与经济运营效益未完全脱钩。理论分析显示,薪酬规制通过薪酬总量规制、医疗价格规制、财政投入政策和运营收支平衡等四个途径影响医院薪酬总量的形成:医院管理者决定薪酬分配总量时,受到薪酬总量规制和运营收支平衡约束;薪酬分配总量的决定机制影响医院内部分配和诊疗行为;诊疗行为在医疗价格规制等作用下,也对医院经济运营产生影响。第三,以医疗服务项目行业成本度量的相对价值更加符合薪酬规制需求。从度量对象看,医疗服务项目覆盖全部医疗服务活动,细分度高、可比性强、同质化高,与现行支付体系一致,优于病种等其他度量对象。从度量依据看,由于医疗价格调整滞后于实际成本变化,还要考虑患者负担、医保支付、物价等因素,难以动态反映医疗服务供给成本,根据成本度量优于按收费价格度量。从度量标尺看,相对价值可避免价值绝对量难以度量的问题,国际经验也表明基于相对价值的医保支付等领域改革产生了较好的激励机制。从度量结果看,按行业平均成本度量的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与按收费价格度量结果明显不同。如果薪酬规制采用按收费价格度量的医疗服务价值,会诱导医院规避成本高、定价低的医疗服务,而行业成本高的医疗项目往往难度大、风险高,或是开展较少的新项目,反而是政府办医鼓励开展的;以行业实际成本作为“影子价格”度量价值,能引导医院增加此类医疗服务供给,对于能普遍开展的医疗服务,同业竞争会引起行业成本下降,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也相应动态下调。第四,公立医院薪酬投入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产出严重背离。从样本医院DEA模型分析结果看:行业平均效率方面,以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为产出的模型综合技术效率值为0.72,明显低于以运营收入为产出的对照模型效率值（0.88）,纯技术效率值、规模效率值也是如此,样本医院总体上达到运营收入产出较高的效率状态,但与医疗服务价值产出发生背离;医院个体效率方面,无论是以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为产出,还是以诊疗服务收入、运营收入、综合服务量作为产出的对照模型,都有样本医院明显偏离生产前沿面,存在投入冗余,医院间的效率差异明显,这也构成薪酬规制的必要性。第五,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薪酬总量规制是薪酬规制框架的核心。在实施薪酬总量规制的同时,整合医疗服务产品市场的相关规制,可以实现医院薪酬与医疗服务价值挂钩、与经济运营效益脱钩的规制目标,其作用机制包括:一是根据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相对价值投入产出效率,直接约束薪酬总量;二是调整面向医疗服务市场的医疗价格规制、财政投入政策等,干预医院投入产出效率,间接影响薪酬总量;三是利用运营收支平衡,约束医院薪酬发放。薪酬规制下,公立医院产生抑制逐利性的内在动力,不再无限扩大薪酬总量和医疗规模,医疗行为发生转变。理论分析显示,以行业平均成本度量医疗服务相对价值实施薪酬规制,可以人为地构建内部竞争市场,形成激励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尤其医疗价格无法动态反映实际成本的情况下,让公立医院业绩评价回归价值。利用DEA模型得到的各医院薪酬总量目标投入占行业薪酬总量比例,可对冗余和高效医院分别核减、核增薪酬总量,产生正向激励作用。根据上述结论,建议通过薪酬总量规制实现医院薪酬与医疗服务价值挂钩,同时基于实际成本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探索财政投入与医疗服务产出挂钩,薪酬规制的各项措施要相互融合和制衡,并采取灵活多样的实施方式。可能的创新点:（1）尝试提出了“依投入产出效率直接核定薪酬总量、从投入产出两侧间接调控薪酬总量、用运营收支平衡约束薪酬总量发放”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型框架,实现薪酬总量规制与相关政府规制的整合,解决现有模式下医院薪酬与经济运营效益挂钩、存在医疗服务诱导动机等问题。一方面,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产出效率核定薪酬总量,实现医院薪酬与经济运营效益脱钩;另一方面,薪酬总量得到规制部门认可和相关规制支持,同时医院根据医生的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产出支付薪酬,在医院内外部形成一致、与医疗服务价值挂钩的激励导向。（2）研究提出基于医疗服务项目行业成本度量相对价值更适合薪酬规制需求的观点。根据医疗市场特征和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目标,借鉴相对价值理念和改革经验,提出以医疗服务项目为对象、以成本为依据、以相对价值为标尺的度量方法,并利用样本医院实际业务数据,对按行业平均成本和现行收费价格两种方法的度量结果进行比较,验证方法可行性,从供方角度解决医疗服务价值难度量的问题,为薪酬规制提供评价依据。（3）从中观视角系统地研究了公立医院薪酬规制问题。公立医院薪酬研究多关注医院内部薪酬分配和单项规制宏观影响,缺乏中观视角和系统性研究。本研究立足医院机构管理层面,从中观视角,界定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概念,开展薪酬规制现状、规制效应、医疗服务价值度量体现等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整合薪酬相关规制和构建新的薪酬规制框架提出结论建议,既丰富了公立医院规制理论研究,也为深化医改、尤其薪酬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围绕薪酬总量规制核心问题,系统梳理我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演进过程,归纳比较我国公立医院薪酬总量核定的四种典型模式,结合模型简化和逻辑推导,系统分析不同模式的内在机制和优缺点,为薪酬规制理论研究提供实践基础。
严云鹰[6]（2020）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运用与优化研究》文中提出目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对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具有关键作用。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合理选择政策工具不仅能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也能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对有效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把握现阶段国家和地方层面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优化完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提供参考和思路借鉴。方法运用文献研究法梳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的研究现状,基于公共政策理论和卫生系统宏观模型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其中X维度基本政策工具包括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三类政策工具和19个次级工具;Y维度系统政策工具包括内、外部子模两部分和8个次级工具。选取浙江、安徽和重庆作为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城市,收集2009-2018年国家层面和浙皖渝颁布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文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工具进行量化,利用Excel软件对政策工具进行文本内容摘录和编码,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和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与结论研究共收集到2009-2018年国家层面颁布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文件116份,量化形成720条政策工具编码;收集到浙江、安徽和重庆各自颁布的政策文件51份、58份和44份,各自量化形成237条、275条和234条政策工具编码。就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本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而言,国家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次数分别为136次、236次和348次,占比分别为18.89%、32.78%和48.33%;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前后五年,国家三类基本政策工具的整体比例结构和各自内部次级工具构成间的变化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浙皖渝三地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次数分别为49次、39次和41次,各占20.68%、14.18%和17.52%,浙皖渝三地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次数分别为63次、83次和60次,各占26.58%、30.18%和25.64%,浙皖渝三地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次数分别为125次、153次和133次,各占52.74%、55.64%和56.84%,浙皖渝三地间三类基本政策工具的整体比例结构和各自内部次级工具构成间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前后五年,浙皖渝三地间三类基本政策工具的整体比例结构和各自内部次级工具构成间的变化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就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系统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而言,国家内、外部子模的使用次数分别为258次和462次,各占35.83%和64.17%;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前后五年,国家内、外部子模整体比例结构的变化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内部子模和外部子模各自次级机制构成的变化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浙皖渝三地内部子模的使用次数分别为69次、110次和78次,各占29.11%、40.00%和33.33%,浙皖渝三地外部子模的使用次数分别为168次、165次和156次,各占70.89%、60.00%和66.67%,浙江与安徽间内、外部子模整体比例结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浙皖渝三地内部子模各类次级机制构成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安徽与浙江间、安徽与重庆间外部子模各类次级机制构成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前后五年,浙皖渝三地间内、外部子模的整体比例结构和各自次级机制构成间的变化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基于以上结果和对政策工具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本政策工具的配置缺乏互补性;二是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不足、部分工具运用存在缺位;三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内部分布不均,重视“软件”淡化“硬件”;四是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部分工具可操作性不高;五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系统政策工具内外部结构失衡;六是内部子模中部分机制的内涵建设不足;七是外部子模中各类机制使用差异性较大;八是前后五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结构趋于稳定;九是浙皖渝三地因地制宜,政策工具运用的比例结构不同。建议结合专家访谈意见和政策工具的互补原则,研究提出优化我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的建议:一是优化基本政策工具的比例结构,其中需求型政策工具要提高使用比例、丰富工具类型,供给型政策工具要优化内部结构、精准契合政策目标,环境型政策工具要打破路径依赖、提高工具的可操作性;二是合理配置系统政策工具的内外结构,其中内部子模要增加使用比例、重视机制内涵建设,外部子模要调节使用比例、优化系统外部环境;三是浙江应深化决策执行机制和财务会计机制,增加使用次数;四是安徽应加强示范试点,打破国际交流工具的零使用率;五是重庆要加大信息公开,明确资金投入的实施细则。
曲超[7]（2020）在《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补偿是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之一,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政策,也是调节基于生态环境服务、保护和发展成本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等重要政策,十九大报告又提出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工作已经进入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实践在全国开展得早,投入资金多,补偿效果好,但同时,由于部门利益分割,补偿资金来源单一,补偿机制不健全,尤其是没有开展系统回顾和绩效评价,生态补偿工作未形成工作闭环,难以有针对性地优化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基于此,本文系统评述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提出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概念,从博弈论角度论证了基于绩效评价进行补偿的合理性,构建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总体框架和指标体系,开展了生态补偿政策效益、效应和效率的综合评价,测算了实际补偿与按绩效应支付补偿的差额,为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科学支撑和政策建议。本文理论部分对生态补偿的理论与机制进行了分析。首先,总结了国内外生态补偿相关研究文献。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主要回答了生态补偿“为什么补、补什么、谁来补、补给谁、补多少、怎么补”等问题,揭示了生态补偿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管理学理论主要回答了“好不好、怎么改”等问题。其次,对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主要方法进行了梳理,从政策设计、政策执行、补偿效果分析、补偿效应评价、投入产出效率等多位维度进行了评述。之后,采用博弈论方法,按照预补偿、后补偿、按照绩效补偿三种模式,对生态补偿的激励机制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发现在绩效补偿模式下分配补偿资金并进行博弈,有利于提高生态补偿的预算刚性和资金使用效率。本文实践评述与框架设计部分对国内外生态补偿法律、政策和实践进行了总结,并设计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基本框架。一是发展阶段方面,我国的生态补偿经历了初设阶段（1978-2004年）、形成阶段（2004-2012年）,完善阶段（2012年-至今）等三个阶段,梳理了三个阶段出台的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二是实践进展方面,我国重点领域生态补偿基本实现全覆盖,重点区域生态补偿取得新进展,市场化生态补偿取得新突破;同时,总结了美国、欧盟、拉美等国家生态补偿实践情况;归纳出我国生态补偿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政策针对性不强、补偿效率不高等实践方面的问题。三是框架设计方面,针对当前研究对象集中在生态补偿效果评价、研究领域集中在生态环境绩效研究、研究方法集中在EPI指数等线性加总等不足,系统性提出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基本概念、主要目标、评价原则和指标体系,全面拓展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本文实证分析部分包括四项内容:一是采用熵值法测度生态补偿的六项效益。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综合效益均呈上升趋势,总体熵均值由2011年的16.77增加到2018年的33.58,增加了100.20%。上海市、浙江省、重庆市熵均值位于前列,贵州省、安徽省、云南省熵值增速位于前列。二是采用DID模型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价,回归结果显示生态补偿显着改善了流域水质。在各控制变量中,人均GDP、氨氮排放强度通过1%显着性水平检验,表明其与政策效应关联性较强。通过改变窗期、子样本回归、安慰剂等进行稳健性检验,证明政策效应具有稳健性。三是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流域的综合补偿效率进行了计算,发现综合效率呈先升后降趋势,其规模效率下降是导致综合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四是综合以上三个逻辑层次评价结论,以效应评价作为可信度参考,以效益评价作为计算基数,以效率评价作为调整系数,测算了按绩效应补偿的金额,形成绩效评价工作闭环。2011-2015年应在实际补偿的基础上额外补偿,而2016-2018年应扣减补偿资金。分省市测算,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湖北省、安徽省等5个省市应给予额外补偿。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四项政策建议:一是突出综合化,构建系统全面的生态补偿制度;二是突出市场化,不断创新生态补偿运行机制;三是突出绩效化,坚持生态补偿科学标准和效率导向;四是突出激励化,以生态补偿为抓手推动建立绿色发展长效机制。
何飘[8]（2020）在《基于联系数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评价》文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规模扩大引发的一系列水资源问题不断加重,水资源承载力研究逐渐成为当前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其中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国内外专家、学者针对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做了大量的研究,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的评价方法。水资源承载力的评价分析为水资源的科学调控和合理配置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实现科学发展、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论文在阐述集对分析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已有的联系数伴随函数进行改进创新,提出了减法全邻联系数、效应全偏联系数和半偏减法集对势三种新颖的伴随函数;将这三种伴随函数应用到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中,构建了相应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评价模型,并将这三种水资源承载力动态评价模型应用于安徽省、开展实证研究。论文取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改进当前邻联系数构造方式得到减法全邻联系数,通过不同实例对减法全邻联系数与现有的两种邻联系数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并应用于安徽省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中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减法全邻联系数在差异度接近于零的情况下也适用,得到的结果较其他两种邻联系数方法更符合实际;减法全邻联系数计算的安徽省3个代表性指标的减法全邻联系数数增量曲线与级别特征值增量曲线基本呈对称状态,减法全邻联系数增量的正负可直接用于判断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的发展趋势。（2）在一阶效应全偏联系数的基础上,提出二阶效应全偏联系数的表达式,将一阶、二阶效应全偏联系数应用到安徽省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评价中,并与减法集对势结合起来,同目前广泛使用的二阶全偏联系数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2005-2015年水资源承载力总体呈缓慢改善趋势,但是整体承载水平较低;一阶、二阶效应全偏联系数的计算结果所反映的安徽省水资源承载力发展趋势与减法集对势所反映的基本一致;与二阶效应全偏联系数相比,二阶全偏联系数的计算结果更加集中在零附近,得到的变化曲线与减法集对势的结果曲线相差较大。（3）在集对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现有集对势、偏联系数的主要特点,进而构造了半偏减法集对势这一新的联系数伴随函数,并以安徽省为实证区域开展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水资源承载状况整体处于缓慢改善状态,但承载状况仍不容乐观,其中2005-2007、2013年承载状态处于偏反势、偏向超载状态,其他年份承载状况相对较好;用半偏减法集对势识别出了导致水资源承载状况差的主要指标有产水模数、植被覆盖率、生态用水率、入河污水排放达标率、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人口密度和农田灌溉定额等七个指标是安徽省水资源承载力目前需要调控的对象;2005-2015年中人均供水量、人均GDP、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需水量4个评价指标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些是改善安徽省水资源承载力的重要指标。综上所述,论文构建的三种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评价模型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分析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可以为水资源承载力动态评价提供一定的方法参考,也可以为区域水资源的管理和调控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刘浏[9]（2020）在《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社会资本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背景发达国家长时期、分阶段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在我国短期内同步呈现、集中爆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趋势对传统的养老模式已构成挑战,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由之路。社会组织（SOs）作为主要服务主体之一,在参与养老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养老服务资源处于分散化状态,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整合。内外部的不足和威胁导致了SOs在我国养老服务领域所具有的巨大参与优势还远未被激活。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有信任、合作、网络支持和制度规范,社会资本的功能有帮助组织获取资源、提高组织能力和促进组织绩效等,上述核心要素和功能恰恰是发展中的养老服务领域SOs生存和发展所迫切需要的。社会资本这一国际学术热点与SOs的发展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SOs参与养老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目的本研究首先界定我国养老服务领域SOs相关社会资本及其绩效的内涵、核心要素或维度,并开发不同层面的测量工具,再分别从社会资本的微观、中观层面对养老服务领域SOs进行探讨。通过定量方法分析SOs各层面社会资本存量与组织核心个人绩效、SOs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育积极社会资本以促进以SOs绩效,激发SOs在养老服务中的巨大参与优势和作用。方法（1）采用文献分析法、政策文件分析法、专家咨询、研讨和论证,构建养老服务领域SOs核心成员个人水平社会资本、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组织外部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SOs绩效评价理论框架和指标条目池,以及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的理论模型。通过德尔菲法和预试验实证研究筛选绩效评价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体系的单层权重和组合权重。（2）问卷现场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第一阶段抽样:从安徽省16个城市中分别从皖北、皖中、皖南各抽取两个城市。第二阶段抽样:与抽样市民政局分管养老服务工作的负责人访谈,确定该市所有的市辖区为调查区,共15个区。第三阶段抽样:与抽样区民政局分管养老服务工作的负责人访谈,在该区民政局参与养老服务的SOs台账系统里,按照50%比例抽取,每一个城市A类SOs不少于20个。正常开展养老服务的B类SOs全部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于2019年9-12月对219家养老服务领域SOs（A类SOs即老年公寓、老年护理院、敬老院167家,B类SOs即城市社区/农村乡镇养老服务中心52家）采用问卷星电子调查表进行调查。采用自行研究设计的问卷,调查养老服务领域核心个人基本情况及组织社会资本、组织基本情况及组织绩效、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对象满意度、养老服务机构员工满意度等。采取现场一对一方式调查核心个人、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对象、养老服务机构员工。采取实地查看和查阅文字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调查组织绩效。（3）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指标体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效度。（4）数据分析方法数据分析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3.0软件。统计方法包括:χ2检验、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Pearson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多元二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等。最后,对组织内部社会资本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组织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的假设模型,采用拟合优度指数（GFI）、规范拟合指数（NFI）、相对拟合指数（RFI）、比较拟合指数（CFI）,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卡方自由度比（CMIN/DF）,AGFI值,PGFI值,IFI值,TLI值等模型整体拟合度评估指标评价模型优劣;对结构型外部社会资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结果（1）本研究遵循德尔菲法专家选择的要求,选择养老服务领域从事行政管理、学术研究和业务实践,且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专家共25名。其中,来自安徽省民政厅和包河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专家5人,高等院校从事社会工作、卫生管理研究的教师14人,安徽省内知名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负责人6人。两轮均发出25份问卷,回收25份有效问卷,积极系数均为100%。二轮咨询专家权威系数均大于0.7。最终确定了养老服务领域A类SOs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16个,三级指标55个）和B类SOs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16个,三级指标38个）。（2）本研究研制的核心个人社会资本量表Cronbach’s alpha为0.86,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在0.81-0.90之间;组织内部社会资本量表Cronbach’s alpha为0.92,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在0.87-0.92之间;组织外部社会资本量表Cronbach’s alpha为0.93,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在0.77-0.88之间。以上量表均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组织内部社会资本量表提取的6个因子累积可解释78.035%的总变异;SOs核心个人社会资本量表提取的4个因子累积可解释67.054%的总变异;SOs组织外部社会资本量表提取的5个因子累积可解释63.859%的总变异。（3）影响养老服务领域组织核心个人绩效水平因素的多元二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以个人获得养老表彰（即个人绩效1）（0=未获得,1=获得,下同）为应变量,未接受管理类培训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接受管理类培训者的0.344（95%CI=0.1510.788）;未接受技能类培训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接受管理类培训者的0.38（95%CI=0.1740.831）;参加养老工作年限>5年、2-5年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分别是≤1年者的6.474（2.47716.923）倍和3.927（1.46310.542）倍;专职人员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兼职人员的8.911（1.03876.464）倍;Cm SC社会网络每增加一分,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增大1.36（1.1861.559）倍;已婚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未婚/丧偶/离异的5.621（1.1692.703）倍。以带领的团队获得养老表彰（即个人绩效2）为应变量,女性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男性的0.483（95%CI=0.2860.817）;未接受管理类培训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接受管理类培训者的0.332（95%CI=0.1840.598）;专职人员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兼职人员的3.728（95%CI=1.09112.739）倍;Cm SC社会网络每增加一分,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增大1.254（95%CI=1.1061.421）倍。以个人或带领的团队因从事的养老服务被媒体报道（即个人绩效3）为应变量,参加养老工作年限>5年、25年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分别是≤1年者的3.127（95%CI=1.6256.017）倍和2.903（95%CI=1.5275.521）倍;Cm SC社会网络每增加一分,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增大1.179（95%CI=1.1861.559）倍;Intra SC支持每增加一分,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增大2.102（95%CI=1.3693.227）倍。以被聘为养老服务领域协会成员（即个人绩效4）为应变量,以前面单因素分析结果筛选出来的可疑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建立多元二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未接受管理类培训者被聘为养老服务领域协会成员的可能性是接受管理类培训者的0.283（95%CI=0.1320.611）;未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被聘为养老服务领域协会成员的可能性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的0.425（95%CI=0.2110.854）。以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即个人绩效5）为应变量,未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的可能性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的0.393（95%CI=0.190.814）;Cm SC社会网络每增加一分,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的可能性增大1.05（1.0151.087）倍;Intra SC共同语言和共同愿景每增加一分,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的可能性增大4.227（1.25914.186）倍。（4）影响养老服务领域组织绩效水平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A类:组织运作模式为公建民营,总绩效增加4.352分,组织运作模式为民建民营,总绩效增加5.86分;收住老年人数增加1人,总绩效增加0.035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总绩效增加6.344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环境绩效增加0.537分;Inter SC规范增加1分,环境绩效增加1.037分。专职工作人员数增加1人,设施设备绩效增加0.036分;Inter SC信任增加1分,设施设备绩效增加0.531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设施设备绩效增加1.667分。组织运作模式为民建民营,运营管理绩效增加1.58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运营管理绩效增加1.143分;Intra SC规范增加1分,运营管理绩效增加1.306分。Cm SC凝聚力和归属感增加1分,服务质量绩效增加1.738分;组织运作模式为民建民营,服务质量绩效增加1.726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服务质量绩效增加2.079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服务效果绩效增加1.176分。B类:核准床位数增加1张总绩效增加7.388分,未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服务,总绩效减少15.924分;Inter SC参与增加1分运营管理绩效增加1.242分;核准床位数增加1张服务质量绩效增加2.148分,未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服务,服务质量绩效减少6.414分;组织成立时间增加1年,服务结果绩效增加3.499分;专职工作人员数增加1人,服务结果绩效增加2.543分;专职工作人员增加1人服务效果绩效增加1.889分,未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服务效果绩效减少2.85分,Intra SC非正式网络得分增加1分,服务效果绩效增加3.091分。（5）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内部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关系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A类SOs:拟合优度指数的卡方检验（χ2/df）=7.269,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83、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962、相对拟合指数（RFI）为0.905、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82,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为0.07,卡方自由度比（CMIN/DF）为1.817,AGFI值为0.937,PGFI值为0.262,IFI值为0.983,TLI值为0.955。A类SOs组织内结构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认知型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22;组织内结构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关系型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40;认知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关系型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47;认知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服务效果绩效,路径系数为0.2;关系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服务效果绩效,路径系数为0.18;服务效果绩效正向影响总绩效,路径系数为0.58。B类SOs:拟合优度指数的卡方检验（χ2/df）=4.412,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96、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957、相对拟合指数（RFI）为0.892、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96,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为0.07,卡方自由度比（CMIN/DF）为1.103,AGFI值为0.882,PGFI值为0.258,IFI值为0.996,TLI值为0.989。B类SOs组织内结构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认知型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44;组织内结构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服务效果绩效,路径系数为0.21;认知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关系型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78;认知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服务效果绩效,路径系数为0.22;关系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服务效果绩效,路径系数为0.17;服务效果绩效正向影响总绩效,路径系数为0.7。（6）养老服务领域SOs结构型外部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分析发现,民政部门是养老服务领域A类SOs联系最紧密的机构,点度值151,其次是其他养老组织、街道/社区居委会,点度值分别为133,127;街道/社区居委会是养老服务领域B类SOs联系最紧密的机构,点度值47,其次是民政部门、其他养老组织,点度值分别为42,40。结论本研究构建了养老服务领域个人基本情况及组织核心成员个人水平、组织内部、组织外部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及其量表、组织基本情况及组织绩效评估量表、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对象量表、养老服务机构员工满意度量表,实证研究表明,上述系列调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较理想的结构效度。本研究发现核心个人社会网络水平越高,个人获得养老表彰、带领的团队获得养老表彰、个人或带领的团队因从事的养老服务被媒体报道、个人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的可能性也越高;组织内部的支持水平越高,个人或带领的团队因从事的养老服务被媒体报道的可能性也越高;组织内部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愿景水平越高,个人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的可能性也越高。组织运作模式、收住老年人数、备案/注册情况与A类SOs总绩效有正向关联。核心个人凝聚力和归属感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服务质量绩效;组织内部规范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运营管理绩效;组织外部的信任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设施设备绩效;组织外部的规范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环境绩效。核准床位数、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服务与B类SOs总绩效有正向关联。组织内部的非正式网络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服务效果绩效;组织外部的参与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运营管理绩效。本研究将既往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等相关研究上升到社会资本理论高度,丰富了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绩效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从核心成员个人水平、组织内部水平、组织外部水平探索了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绩效的关系,不仅为发挥养老服务服务领域社会资本开拓新的思路、注入新的活力,而且为国家和地方制定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应对老龄化提供新视角和理论依据。
赵雪茹[10]（2019）在《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评价及其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区域的生态承载力显得更加重要。中部崛起战略使中部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城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势必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研究了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及生态弹性力、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协调力这四个子系统的状况,并进一步探讨生态承载力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首先,本文根据相关理论,并遵循一定的原则,构建了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通过TOPSIS模型计算出1998-2017年中部六省生态承载力及各个子系统的评价值,对其进行时间序列演变分析和横向对比研究。然后,建立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1998-2017年中部六省的城镇化水平。接下来利用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中部六省生态承载力与城镇化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并分别进行时间序列演变分析和横向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1998-2017年期间,中部各省生态承载力的上升过程虽然较为曲折,甚至陷入了不断上升、下降的循环圈内,但整体上均处于增长的状态。同时,在横向对比所选取的5个年度上,各年度中部各省的生态承载力均存在明显区别。中部各省生态承载力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虽存在一定波动,但整体上均朝着良好态势发展。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结合中部各省的实际情况,分省提出了对策建议,以促进中部各省生态承载力的提升,实现其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为中部地区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安徽省1998年度卫生科技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安徽省1998年度卫生科技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范围、概念界定 |
| (一)时空范围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二)1949年后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六、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确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思想条件 |
| 一、历史根源:古物遗迹的审美教化功用 |
| 二、外因刺激:西方博物馆审美思想启发 |
| 三、引荐媒介:近代学者的博物馆译介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救亡图存运动决定文化使命 |
| 二、社会教育环境决定功能选择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的确立经过 |
| 一、民众教育运动助推博物馆转型 |
| 二、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正式确立 |
| 三、民众教育馆附属博物馆的涌现 |
| 第二章 民众教育馆社会美育的方法与实践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发挥美育功能的实体依靠 |
| 一、馆舍建筑的美感化育作用 |
| 二、艺术收藏的物化资源整合 |
| 三、展览陈列的直观启发性能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规范与实施方法 |
| 一、技能教授与精神渗透:公共美术宣教与活动 |
| 二、内质整改与外延交流:艺术团体创立与合作 |
| 三、人才资源与文化担当:人员素质与人事聘用 |
| 第三章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方向的扭转 |
| 一、艺术教育工作地位提升 |
| 二、充当特殊艺术抗战力量 |
| 第二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事业进展及成果 |
| 一、持续并恢复展览与宣教 |
| 二、促进大众美术全面推广 |
| 三、转型成为专业艺术机构 |
| 四、协助延续博物馆的工作 |
| 第三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工作的意义 |
| 一、加快美术的大众化步伐 |
| 二、平衡艺术教育资源配置 |
| 三、统一思想淡化门户之见 |
| 四、文化保护提振爱国情绪 |
| 五、充实艺术的社会性内涵 |
| 第四章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异同对比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美育工作的共性 |
| 一、功能定位有一致性 |
| 二、教育模式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不同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特点 |
| 一、基层性 |
| 二、指导性 |
| 三、实用性 |
| 四、多样性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特点的主要成因分析 |
| 一、坚持下层民众为本的教育方向 |
| 二、政府制定规章强化制度管理 |
| 三、定位任务决定艺术事业走向 |
| 四、迥异地域政治文化基础影响 |
| 第四节 民众教育馆相较于专业美术馆的优势所在 |
| 一、突出艺术教育的地域性特色 |
| 二、提高艺术教育全民化覆盖率 |
| 三、强化艺术与其他部门协同性 |
| 第五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历史意义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本土美术教育现代性探索 |
| 一、社会美育向现代化转型 |
| 二、社会美育向正规化迈进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本体论意义 |
| 一、公共收藏积累与国家文化形象树立 |
| 二、教育功能居首与博物馆美育常态化 |
| 三、敞开平民参与大门让美育走入基层 |
| 四、现代公共文化场馆功能与建制铺垫 |
| 第六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事业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进步性 |
| 一、构建地方艺术图景推动本土文化进程 |
| 二、认清社会历史责任应对阶段冲突挑战 |
| 三、协同利用内外资源争取最优社教效益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局限性 |
| 一、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问题的表现 |
| 二、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干扰因素 |
| 结论 |
| 附录 民国时期国内各地方民众教育馆相关艺术活动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5）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 |
| 一、公立医院 |
| 二、薪酬规制 |
| 三、医疗服务相对价值 |
| 四、研究范围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医疗服务市场及公立医院规制理论的研究 |
| 二、政府规制对我国公立医院薪酬影响的研究 |
| 三、公立医院薪酬对医疗服务价值体现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四、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薪酬相关理论 |
| 一、人力资本理论 |
| 二、薪酬公平理论 |
| 第二节 规制经济理论 |
| 一、规制的基础理论 |
| 二、激励性规制理论 |
| 第三节 标尺竞争理论 |
| 一、标尺竞争理论的发展 |
| 二、标尺竞争理论在医疗服务市场的应用 |
| 第四节 生产前沿面理论 |
| 一、生产前沿面理论的发展 |
| 二、数据包络分析法 |
| 第三章 公立医院薪酬规制进展和国内外模式比较 |
| 第一节 我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的历史演进 |
| 一、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7年) |
| 二、经济转型时期(1978-2008年) |
| 三、新医改时期(2009年起-至今) |
| 四、三个时期的薪酬规制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新医改时期我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式比较 |
| 一、薪酬规制的主要模式 |
| 二、薪酬规制的内在机制分析 |
| 三、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三节 典型国家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式比较 |
| 一、英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 |
| 二、德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 |
| 三、美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 |
| 四、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薪酬规制对公立医院薪酬水平的影响程度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三、指标选择和计算方法 |
| 四、模型构建 |
| 五、实证结果和分析 |
| 六、稳健性分析 |
| 七、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二节 薪酬规制对公立医院薪酬水平的影响路径分析 |
| 一、理论推导 |
| 二、实证分析 |
| 三、路径归纳 |
| 四、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立医院薪酬投入与医疗服务价值产出分析 |
| 第一节 医疗服务价值度量方法比较 |
| 一、度量维度分析 |
| 二、度量方法比较 |
| 三、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二节 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模拟度量 |
| 一、数据描述 |
| 二、度量方法 |
| 三、度量结果 |
| 四、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三节 基于DEA模型的薪酬投入和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产出分析 |
| 一、模型设定、数据说明和变量定义 |
| 二、第一阶段DEA结果 |
| 三、第二阶段SFA环境变量分析和投入松弛量修正 |
| 四、第三阶段DEA结果 |
| 五、Malmquist跨期分析结果 |
| 六、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型框架构建和论证 |
| 第一节 薪酬规制目标和模型构建 |
| 一、薪酬规制目标 |
| 二、薪酬规制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薪酬规制模型的理论分析:基于标尺竞争理论 |
| 一、理论模型设定和分析 |
| 二、标尺竞争理论引入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的适用性 |
| 三、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三节 薪酬规制模型的实证分析:薪酬总量模拟规制 |
| 一、薪酬总量模拟规制思路 |
| 二、从减少投入冗余角度模拟核减薪酬总量 |
| 三、从鼓励投入有效角度模拟调整薪酬总量 |
| 四、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缺乏清晰导向、总量约束和竞争机制 |
| 二、现有薪酬规制通过干预医院经济运营显着影响薪酬水平 |
| 三、以医疗服务项目行业成本度量的相对价值更适合薪酬规制需求 |
| 四、公立医院薪酬投入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产出存在背离 |
| 五、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薪酬总量规制是薪酬规制框架的核心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通过薪酬总量规制实现公立医院薪酬与医疗服务价值挂钩 |
| 二、应基于医疗服务实际成本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
| 三、探索建立财政投入与医疗服务价值产出的挂钩机制 |
| 四、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的各项措施要互相融合和制衡 |
| 五、公立医院薪酬规制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元化方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6）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运用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研究方法 |
| 2.3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本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 |
| 3.2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系统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本政策工具的配置缺乏互补性 |
| 4.2 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不足,部分工具运用存在缺位 |
| 4.3 供给型政策工具内部分布不均,重视“软件”淡化“硬件” |
| 4.4 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部分工具可操作性不高 |
| 4.5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系统政策工具内外部结构失衡 |
| 4.6 内部子模中部分机制的内涵建设不足 |
| 4.7 外部子模中各类机制使用差异性较大 |
| 4.8 前后五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结构趋于稳定 |
| 4.9 浙皖渝三地因地制宜,政策工具的比例结构不同 |
| 第五章 优化建议 |
| 5.1 优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本政策工具的结构 |
| 5.2 合理配置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系统政策工具的内外结构 |
| 5.3 浙江应深化决策执行机制和财务会计机制,增加使用次数 |
| 5.4 安徽应加强示范试点,打破国际交流工具的零使用率 |
| 5.5 重庆应加大信息公开,明确资金投入的实施细则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7）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一)文献分析 |
| (二)历史沿革 |
| (三)主要原则 |
| (四)标准核算 |
| 二、国内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一)文献筛选 |
| (二)总体分布 |
| (三)实证研究情况 |
| (四)评价方法情况 |
| 三、生态补偿绩效研究进展 |
| (一)生态补偿绩效的评价重点 |
| (二)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主要功能 |
| (三)生态补偿效果评价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实证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演绎分析法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框架 |
| 一、论文结构 |
| 二、论文框架 |
| 第五节 本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对象的创新 |
| (二)研究内容的创新 |
|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来源与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生态补偿 |
| 二、生态补偿模式 |
| (一)市场主导型生态补偿 |
| (二)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 |
| (三)社会参与型生态补偿 |
| 三、生态补偿绩效评价 |
| (一)绩效 |
| (二)公共政策绩效评价 |
| (三)生态补偿绩效评价 |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 一、经济学理论 |
| (一)外部性理论 |
| (二)公共物品理论 |
| (三)产权理论 |
| (四)博弈论理论 |
| (五)生态资本理论 |
| (六)生态价值理论 |
| 二、管理学理论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绩效管理理论 |
| 第三节 生态补偿机制比较与经济学分析 |
| 一、纵向与横向生态补偿模式比较 |
| 二、生态补偿激励机制经济学分析 |
| (一)预补偿型 |
| (二)后补偿型 |
| (三)按绩效评价补偿型 |
| (四)三种补偿模型的比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述评 |
| 第一节 我国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及政策 |
| 一、生态补偿法律法规 |
| 二、生态补偿政策进展 |
| (一)初始阶段:生态补偿依附于环境管制 |
| (二)形成阶段:体现“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
| (三)完善阶段: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
| 第二节 我国生态补偿实践 |
| 一、我国生态补偿实践总体情况 |
| 二、我国生态补偿重点实施领域 |
| (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
| (二)森林(草原、湿地)生态补偿 |
| (三)流域生态补偿 |
| 第三节 国外生态补偿实践 |
| 一、美国生态补偿实践 |
| 二、欧盟生态补偿实践 |
| 三、拉美国家生态补偿实践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框架设计 |
| 第一节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步骤与指标构建思路 |
| 一、总体思路 |
| 二、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三、绩效评价主要目标 |
| 第二节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方法比选 |
| 一、方法比较 |
| 二、方法选择 |
| (一)效益评价——熵值法 |
| (二)效应评价——双重差分法 |
| (三)效率评价——三阶段DEA方法 |
| 第三节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 |
| 一、生态补偿效益评价指标 |
| 二、生态补偿效应评价指标 |
| 三、生态补偿效率评价指标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熵值法的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效益评价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现状 |
| 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状况 |
| 二、森林生态补偿状况 |
| 三、流域生态补偿状况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效益综合评价 |
| 一、生态补偿效益分类 |
| (一)经济效益 |
| (二)生态效益 |
| (三)环境质量效益 |
| (四)污染减排效益 |
| (五)资源节约效益 |
| (六)社会公平效益 |
| 二、描述性统计 |
| 三、效益熵值分析 |
| (一)11省市生态补偿综合效益熵值分析 |
| (二)11省市生态补偿各单项效益熵值评价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DID模型的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补偿效应评价 |
| 第一节 流域生态补偿效应评价模型的设定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
| 第二节 长江干流生态补偿政策效应评价 |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 二、DID模型设置 |
| 三、基本回归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长江支流赤水河生态补偿政策效应评价 |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 二、基本回归 |
| 三、分行业回归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效率评价 |
| 第一节 各类生态补偿综合效率评价 |
| 一、综合效率评价第一阶段 |
| 二、综合效率评价第二阶段 |
| 三、综合效率评价第三阶段 |
| 四、综合效率与单项效率对比 |
| 五、分析与讨论 |
| 第二节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环境效率评价 |
| 一、调整前的生态补偿环境效率 |
| 二、调整后的生态补偿环境效率 |
| 三、分析与讨论 |
| 第三节 生态补偿脱贫效率评价 |
| 一、调整前的生态补偿脱贫效率 |
| 二、调整后的生态补偿脱贫效率 |
| 三、分析与讨论 |
| 第四节 按综合绩效评价的生态补偿金额测算 |
| 一、纳入计算的生态补偿总金额 |
| 二、综合效益总量 |
| 三、11省市绩效熵值 |
| 四、11省市基于综合绩效评价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生态补偿制度不断完善,重点领域实现全覆盖 |
| 二、生态补偿规模逐年提高,综合效益稳步上升 |
| 三、生态补偿政策效应显着,宜在重点流域总结推广 |
| 四、生态补偿综合效率先升后降,规模效率低为主要因素 |
| 五、补偿金额与绩效评价结果背离,由补偿不足转变为补偿过度 |
| 第二节 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建议 |
| 一、突出综合化,构建系统全面的生态补偿制度 |
| 二、突出市场化,不断创新和完善生态补偿运行机制 |
| 三、突出绩效化,完善生态补偿的科学标准和效率导向 |
| 四、突出激励化,推动建立绿色发展长效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图1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功能区划 |
| 表1 2016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情况表 |
| 表2 2017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情况表 |
| 表3 2018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情况表 |
| 表4 长江经济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县域名单(2018年). |
| 表5 长江经济带各类主体功能区面积(km~2)及占比(2018年) |
| 表6 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1-2018年流域绩效评价指标概况 |
| 表7 黄河流域8省区2011-2018年流域绩效评价指标概况 |
| 表8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调查问卷情况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8）基于联系数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水资源承载力研究进展 |
| 1.2.2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分析研究进展 |
| 1.3 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评价的联系数方法研究 |
| 2.1 联系数的理论基础 |
| 2.2 邻联系数 |
| 2.3 减法集对势 |
| 2.4 偏联系数 |
| 2.5 半偏减法集对势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减法全邻联系数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评价研究 |
| 3.1 概述 |
| 3.2 基于减法全邻联系数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评价模型的构建 |
| 3.2.1 减法全邻联系数 |
| 3.2.2 实例分析 |
| 3.3 减法全邻联系数在安徽省水资源承载力趋势分析评价中的应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三元效应全偏联系数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评价研究 |
| 4.1 概述 |
| 4.2 基于三元效应全偏联系数分析评价模型的构建 |
| 4.3 三元效应全偏联系数在安徽省水资源承载力趋势分析评价中的应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半偏减法集对势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评价研究 |
| 5.1 概述 |
| 5.2 基于半偏减法集对势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评价模型的构建 |
| 5.3 半偏减法集对势方法在安徽省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评价中的应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活动及成果情况 |
（9）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社会资本与绩效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人口老龄化的严峻趋势对传统的养老模式构成挑战 |
| 1.1.2 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由之路 |
| 1.1.3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要性 |
| 1.1.4 我国养老服务领域SOs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困境 |
| 1.1.5 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SOs参与养老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
| 1.1.6 社会组织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概况 |
| 1.2.2 国内研究概况 |
| 1.3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思路 |
| 1.3.1 问题的提出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问卷研制研究方法 |
| 2.1.1 文献分析法和政策文件分析 |
| 2.1.2 专家咨询、研讨和论证 |
| 2.1.3 德尔菲法 |
| 2.1.4 层次分析法 |
| 2.1.5 预实验研究 |
| 2.2 问卷研制结果 |
| 2.2.1 组织绩效测量指标 |
| 2.2.2 组织核心个人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 |
| 2.2.3 组织内、外部社会资本测量指标 |
| 2.3 现况调查方法 |
| 2.3.1 调研对象、所需样本量 |
| 2.3.2 抽样方法和程序 |
| 2.3.3 调查方式 |
| 2.3.4 调查工具(见附件 3-7) |
| 2.4 资料整理与分析 |
| 2.4.1 数据分析方法 |
| 2.4.2 数据处理与基本情况的描述性分析 |
| 2.5 质量控制 |
| 2.6 技术路线 |
| 3 结果 |
| 3.1 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3.1.1 专家基本情况 |
| 3.1.2 评分设计和筛选标准 |
| 3.1.3 专家的积极程度、权威程度和协调程度 |
| 3.1.4 第一轮评分结果 |
| 3.1.5 第二轮评分结果 |
| 3.1.6 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绩效指标权重 |
| 3.2 养老服务领域SOs社会资本与个人绩效的关系研究 |
| 3.2.1 养老服务领域SOs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信度分析 |
| 3.2.2 养老服务领域SOs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效度分析 |
| 3.2.3 养老服务领域SOs核心成员社会人口学因素、社会资本与个人绩效的单因素研究 |
| 3.2.4 养老服务领域个人绩效的多因素研究 |
| 3.3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 |
| 3.3.1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信度分析 |
| 3.3.2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效度分析 |
| 3.3.3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基本特征、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的单因素研究 |
| 3.3.4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绩效的多因素研究 |
| 3.4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内部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研究 |
| 3.5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外部结构型社会资本分析 |
| 4 讨论 |
| 4.1 指标体系全面系统地表达了养老服务领域SOs绩效评价内涵 |
| 4.2 养老服务领域SOs社会资本与个人绩效 |
| 4.2.1 养老服务领域SOs核心个人基本情况与个人绩效 |
| 4.2.2 养老服务领域SOs社会资本与个人绩效 |
| 4.3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 |
| 4.3.1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基本情况与组织绩效 |
| 4.3.2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 |
| 4.4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内部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 |
| 4.5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外部结构型社会资本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构建结构型社会资本,拓宽关系网 |
| 5.2.2 培育关系型社会资本,提高公信力 |
| 5.2.3 发展认知型社会资本,增强凝聚力 |
| 5.3 创新点和研究展望 |
| 5.3.1 创新点 |
| 5.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综述 社会资本视角下国内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的途径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1 |
| 附件 2 |
| 附件 3 |
| 附件 4 |
| 附件 5 |
| 附件 6 |
| 附件 7 |
（10）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评价及其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承载力 |
| 2.1.2 城镇化 |
| 2.1.3 耦合协调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系统理论 |
| 2.2.2 人地关系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3章 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2 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2.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3 数据处理 |
| 3.3.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3.3.2 指标权重的计算 |
| 3.4 TOPSIS评价模型 |
| 第4章 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的测算结果评价 |
| 4.1 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对比分析 |
| 4.1.1 时间序列演变分析 |
| 4.1.2 横向对比研究 |
| 4.2 中部地区生态弹性力对比分析 |
| 4.2.1 时间序列演变分析 |
| 4.2.2 横向对比研究 |
| 4.3 中部地区资源承载力对比分析 |
| 4.3.1 时间序列演变分析 |
| 4.3.2 横向对比研究 |
| 4.4 中部地区环境承载力对比分析 |
| 4.4.1 时间序列演变分析 |
| 4.4.2 横向对比研究 |
| 4.5 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力对比分析 |
| 4.5.1 时间序列演变分析 |
| 4.5.2 横向对比研究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分析 |
| 5.1 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测算与评价 |
| 5.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2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5.2 耦合协调度计算 |
| 5.2.1 耦合度模型 |
| 5.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
| 5.3 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分析 |
| 5.3.1 时间序列演变分析 |
| 5.3.2 横向对比研究 |
| 5.4 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
| 5.4.1 时间序列演变分析 |
| 5.4.2 横向对比研究 |
| 5.5 对策建议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安徽省1998年度卫生科技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4]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5]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研究[D]. 杨中浩.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运用与优化研究[D]. 严云鹰. 重庆医科大学, 2020(01)
- [7]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D]. 曲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基于联系数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评价[D]. 何飘. 合肥工业大学, 2020
- [9]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社会资本与绩效的关系研究[D]. 刘浏. 安徽医科大学, 2020(01)
- [10]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评价及其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研究[D]. 赵雪茹. 南昌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