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举办沈从文展（论文文献综述）
武叶秋[1]（2021）在《抗战时期文人笔下的呈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高校与其他文化机构的内迁,众多的文人齐聚,昆明逐渐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由于战争疏散、居住条件等的影响,寓居昆明的文人又分散于昆明各处,而呈贡就是当时文人集聚得较多的地方,沈从文、冰心、费孝通、李广田、巴金、汪曾祺等都曾在呈贡留下过他们的身影。于是,呈贡便因缘际会地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联系。呈贡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作家们在创作中留下了关于呈贡的记忆,呈贡同时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体验,丰富了他们各种创作的可能性。可以说,呈贡已经成为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板块。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呈贡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联系却有意无意的疏忽了,重新发现呈贡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在文学地理学的审视中,追寻本土性与现代性交融的呈贡,不但是可行的,也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全文主要围绕着呈贡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尝试进一步展开抗战时期文人笔下的呈贡书写研究。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研究综述和研究方法四部分。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通过搜集整理文献,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思考,整理并分析抗战时期文人与机构迁居呈贡的概况以及文人在呈贡的基本活动。第二章主要对搜集到的相关材料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并将抗战时期文人关于呈贡书写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总结出文人对呈贡形象的书写方向。其中主要的书写方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旖旎的自然风光;呈贡的社会风俗民情;战时文人笔下的呈贡人。第三章主要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作家在呈贡的独特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着重研究了呈贡体验对文人创作风格转型的影响,其中以沈从文与冰心为例,研究其在抗战时期创作风格的转型问题。第四章则深入反思战时呈贡书写进入文学领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本文在梳理文学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理清呈贡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以期呈现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丰富性,但现代文学与呈贡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复杂,并且这些联系往往是隐秘的,本文只是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以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基础。
丁丁[2]（2021）在《王一亭与20世纪初期海派艺术生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艺术生态系统主要由“生境”、艺术生产者、艺术消费者和艺术分解者组成,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艺术生态系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分类单元,而是功能单元,是一个能量互给的循环系统。艺术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在某种具有稳态的“生境”之中进行着无休止的发展变异过程——生产、消费、分解、接触、碰撞、融合、发酵以及再生产活动。本文将海派艺术家王一亭置于这一结构和运行机制之中,以期考察他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作为艺术生产者,王一亭依靠“母体效应”所携带的艺术生产基因,顺利从一名“寄生种”成长为“优势种”,从“外来种”发展为“建群种”;作为艺术消费者,他能在消费优势种艺术产品的基础上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养分;作为艺术分解者,他不仅能实现自我分解,也能为其他艺术生物体提供分解养分。除此之外,王一亭还活跃于海派艺术生态“边缘效应”之中。“边缘效应”是不同生态体或群落之间所产生的交叉区域,活动于其间的生物体被称之为“边缘种”。在此结构中,王一亭发挥着“中介者、开辟者、实践者和创新者”的功能。他穿梭于各种“边缘效应带”之间,汲取多元养分,属于典型的“边缘种”。在海派艺术生态系统运行机制中,艺术生产群体和艺术分解群体往往以“画会”的形式聚拢在一起,在这一生态体中,评价、广告、定价及售卖机制等都以“垄断”的形式生成,生产机制带有商业化、商标化、量产化的特点。王一亭利用这一机制,有意“隐藏”工商业大亨的身份,以鬻画者的身份融入海派艺术生态之中,并利用人脉、媒体、展览、赞助、话语权等典型的“海派”生产方式,逐步从经济生态中的优势种跻身至艺术生态优势种的行列。尽管王一亭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海派艺术生态当中拥有极其宽广的生态位,但在后世的艺术史书写中,王一亭的生态位与其生存的时代并不成比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王一亭艺术本体的问题。首先,王一亭在诗词、书法等“文人画”要素上的生产能力明显不如其他优势种。从其现存诗题而言,不论质量还是数量,创造性并不高。其次,王一亭稔熟于海派艺术生态的运行机制,也借此机制使自己成长为优势种之一,但艺术产品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海派艺术弊端,如应酬化、规模化、商品化、量产化等。在此机制之下,王一亭的艺术产品存在大众化、程式化、自我重复、用笔潦草、应付等“后海派”弊端,最终被当代艺术分解者打上“质粗而文不细”的标签。
张挺玺[3]（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司开国[4]（2021）在《《大公报·艺术周刊》与民国前期京津地区美术现代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记《大公报》先后办过两档《艺术周刊》副刊:一是1928年3月3日至1928年12月28日,由王森然创办,并任编辑,着力于推介青年画家,提倡平民艺术;二是1934年10月7日至1936年6月27日,由沈从文复办,司徒乔、秦宣夫任编辑,着力于提高全社会艺术教育水平。《大公报·艺术周刊》营造公共话语空间,给当时京津地区偏向传统的美术界带来一股新风,促进了民国前期京津地区美术现代化。
高爽[5]（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认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肖迪[6]（2020）在《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与不安之中,政治形势混乱,经济遭受危机,整体危机四伏。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固守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对小镇的存在有意无意的忽略,然而这些中国内陆地区的小镇不仅经历了中国转型期的阵痛,也见证了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小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都市与乡村的中转站,茅盾塑造的小镇空间较之其他作家,更加具有开放性,小火轮和铁路连接起上海与小镇,工业化浪潮和商品经济也随之而入,我们能看到小镇涌现出很多新式物件,这些“风景”改变了古老小镇的面貌,一方面带来了文明的气息,另一方面,传统并未就此沉寂下去,传统与新潮在小镇空间里不断拉扯。风景有“常”也有“变”,工业文明与传统中国激烈的碰撞,给普通民众带去了灾难与欢欣。开放多元的小镇必然会带来极强的社会流动性,这也是茅盾小镇叙事的特点之一。作家主要塑造了几类人物,分别是小镇商人、知识分子、小市民阶层和乡绅,这些人物在都市、小镇与农村之间来回穿梭流动,以小镇为轴心,辐射影响着都市与农村。他们的流动不仅包括水平的空间流动,更包括垂直的阶层流动。茅盾非常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关系,农村经济破产之时,除了对农民施以关切之外,茅盾更加关注小镇商人群体的出路,小镇商人既包括吴荪甫、唐子嘉这样的商业大亨,也包括林老板这样的普通小镇商人群体,面对经济危机、纷乱的战争局势和买办阶层,他们最终都不得不走向失败的结局。知识分子是茅盾作品中的重点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镇青年走入都市接受新式教育,他们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知识分子处在返乡与离乡夹缝中艰难生存,他们的社会流动也并不成功。小市民阶层要么固守原地,要么就是因为逃难和谋求职业发展进入都市,但因为个人力量太过于微薄,他们往往依附于从小镇走出来的企业家。对乡绅的态度茅盾是一分为二的,对像吴荪甫或者钱良材,他的态度是褒奖的;对土豪劣绅,茅盾则一律予以批判,这些人虽然短期内可能获得利益,但他们的算盘最终仍会落空。茅盾的小镇叙事显示出极强的政治色彩,在作家看来,革命既是造成社会流动性不断提高的原因,更是作者探索的解决失败问题的途径。革命的小镇中弥散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政治局势混乱不堪,保卫团、县政府、县党部、土匪以及共产党同时存在于基层社会,农民极易受到煽动发起革命或者暴动,革命青年有满腔斗志、新式的做派和坚韧的信仰,然而他们软弱、缺少机智、犹豫不决,终于让革命成为了部分投机者的幌子,带来了社会更深重的灾难,革命事业也因此大受打击。面对理想主义的破灭和革命的信仰,小镇在高潮与低徊之间来回穿梭,作家因此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和动摇之中,并最后确定了革命的信念。茅盾为中国现代小镇文学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既继承了前辈们的传统,同时也别有新意,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构筑的小镇世界勾连起都市和乡村,不管是在革命发展还是经济联通上都扮演着先觉者的角色,反映出江浙小镇的特点和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艰难转型,更融汇了作家对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现实的思考,承载了茅盾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
任荣娟[7]（2020）在《民国社会场域中“太太的客厅”研究》文中认为“太太的客厅”属于1930年代北平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沙龙。作为物理空间,其形成于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后因时局迁到长沙、昆明、宜宾等地;作为文化空间,其通过《大公报·文艺副刊》进行文学实践活动,把握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影响舆论;作为社会空间,其助力文人迈进文坛获得相应地位,却以其自身的精英属性带给文人压力。在沙龙蓬勃时期,它推动北平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其学人圈具有的民族情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有的。“太太的客厅”在北平城内的定居和北平城外的迁移过程中,其学人圈体悟社会现实疾苦,逐渐走出象牙塔,流亡过程中,用文字鞭挞社会当局,为民族存亡奔走呼号。梳理沙龙的历史过程,既可以窥探社会时局的变化,又使得内部成员精神世界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呈现出民国文学场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的理性趋向。此沙龙在北平辉煌时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发表阵地,参与“《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等事件,把握了文化话语权,利用报刊营造北平文学氛围,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沙龙学人圈于创作中反映现实生活并寄托对民族国家的担忧。国难时期,更多人从事文艺实践活动,为社会公共议题积极发声,这些文学实践表现出他们对文艺与政治的调适,“太太的客厅”学人圈发出的民族话语是重新审视民国历史的一个侧影。依照“占位”“惯习”等相关理论的启发,“太太的客厅”显示出它的双面性: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场域外部的人获得青睐并进入场内,进而取得文坛位置,这使得沙龙作为文人成长的阶梯,具有提携文坛新人、助力作家改变身份的作用;同时,这种“占位”过程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秩序,使得更多人向往沙龙。非精英出身或非国外留学背景的人在此沙龙中倍感压力,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带来的沉默成为他们与沙龙中其他人交流的阻碍。总体而言,1930年代的北平文坛热闹而璀璨,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夹杂着社会民众的诉求。“太太的客厅”作为其中一处文学场域,讨论它的意义在于重新认识沙龙具有的文化和社会作用,以及其学人圈对民族国家的真正态度。在民国文学历史的研究视野下,沙龙不应总是文人类聚的表现,作为文化现象,它在历史长河中值得获取新的阐释。
邢琪[8]（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民国时期典型的现代都市,青岛的现代转型一向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论题。自1898年德占胶澳始,青岛从僻处海隅的蕞尔渔村逐渐发展成现代大都市。经济、交通、文化、教育与公共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现代化推进,使青岛成为山东省内甚至国内重要的经济与贸易中心,一跃成为远负盛名的国际大都市。与青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中国文学亦处于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形成独具特色的青岛文学生态。以逊清遗民群体和大学教授作家群为代表的外来文人,与青岛本地文艺界,共同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学生态。学界往往专注于外来的新文学作家的活动与影响,反而忽视了本地文学生态的价值与意义。在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本地文人作家与儿童创作者亦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成长与蜕变创造了独具青岛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证明上述结论,本文分为以下四章分别阐述:第二章聚焦于逊清遗民在青岛的各项活动,试图阐述逊清遗民对青岛文学生态的构建的重要作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与中华民国的建立,青岛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与德人庇护等有利条件,吸引逊清遗老前往寓居,如劳乃宣、刘廷琛、周馥和王垿等。在西方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碰撞下,前清遗臣在去向的抉择上出现分歧。部分遗民致力于恢复清室,使青岛成为政治复辟活动的中心;置身于深受西方思想与文化影响的现代化都市,部分遗老选择从事中西交流的文化活动,在促进儒学经典的海外传播的同时,亦开启了思想的开化;部分寓公或将青岛作为“中转站”,出仕中华民国政府,或隐居海滨,不问世事。第三章综合分析由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与文艺创作活动,和学生文艺活动两部分共同构成的青岛大学文学生态。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杨振声任校长,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继任校长。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吴伯箫、老舍和洪深等文人作家,先后前往青岛任教。两任作家校长的现代教育理念,与“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新文学创作与教育活动,推动了校园内学生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学生们的文艺社团活动,与教授作家一并构成了大学校园内的文学生态,活跃了青岛本地的文艺气氛,为青岛文学生态的建构贡献了力量。第四章试图呈现以报纸文艺副刊与刊物为载体的青岛本地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学界研究一向关注于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作家群的文艺创作,却忽视了本地文人对青岛文艺发展的意义与作用。在大学校园之外,青岛本地文人是如何通过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编辑文艺副刊等来建构青岛本土文艺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作为本地市民文学的载体,文艺副刊与文学刊物,见证了本地文人的成长,是青岛城市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专注于考察集中为儿童发声的青岛本地儿童文学副刊与独具青岛特色的儿童文学的萌孽。20世纪30年代,《小朋友》和《儿童乐园》,是青岛各文艺副刊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刊物,专以刊登儿童的文学作品为主,辅以成人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外国着名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两个副刊尤其重视儿童话语的表达,成为儿童充分表达自我的重要场域。儿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青岛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创作的繁荣与儿童话语受到社会成人重视,离不开青岛市政府对儿童的重视,对初等教育推动,与社会慈幼事业的进步。
陈泳成[9]（2020）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长河》与吕家坪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以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为对象的学科,其研究内容较文学史而言是新颖的,从横向上看,它不仅研究文学的内部空间,而且研究文学的外部空间。从纵向上看,它不仅研究文学作品的时间维度,而且研究文学作品的空间维度。所以用文学地理学方法探讨文学地名符号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首先,要从文本出发,研究文本内部空间。其次,考察地理环境对文本产生的影响。然后,考察作家个人因素对文本创作的影响。最后,考察文本的传播效果。沈从文《长河》的故事发生地吕家坪,作为沈从文对文学场景有限还原、虚实结合的地点,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审视《长河》与吕家坪联系是研究《长河》文本范式的新途径。吕家坪对《长河》空间的建构,客观上使得《长河》中的地名符号、气候、物候以及基础设施能够被启发。这在以地理空间为故事线索的《长河》中是非常重要的。主观上,吕家坪的原始宗教信仰、特殊的语言符号以及当地特产,在《长河》之中产生映射关系,由此可见吕家坪对《长河》空间建构的意义。《长河》文本内部地理事象与地理物象的呼应,建构出了地理方位准确的吕家坪。“橘子”、“水”、“山”作为《长河》中的地理物象,在小说中对吕家坪自然环境起渲染作用,是吕家坪及其周边区别于其它地域的鲜明特征。作为地理物象的政治权力空间、传统风俗空间以及自然地理空间的建构,为我们展示了吕家坪封闭的叙述空间。小说第一受众沈从文在作品中对吕家坪场景进行有限还原,是基于对吕家坪认识与了解之上,他的特定生活场域及经历,注定了避免不了与吕家坪产生联系。早年外出从军,吕家坪是必经之地,返回家乡,吕家坪依旧是必经之地。这为《长河》故事发生地的选址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受地域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催生了沈从文创作动机,在其多封书信中沈从文还原了创作的。《长河》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因为其主题涉及到掌权者的利益,所以它的出版过程可谓是曲折复杂。尽管曲折的出版历程和重加删节,但这并不能影响到《长河》成为一部文学名着。《长河》的成功创作反作用于吕家坪,启迪了吕家坪“长河文化”,为吕家坪在全域旅游的大背景下打造文化旅游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吕家坪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文学符号与文化旅游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庆霞[10]（2020）在《《导游湖南》（节选）英译实践报告》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中习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以及党的十九大中“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促进了我国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湖南省作为我国的文化大省、旅游强省,其境内不仅拥有巧夺天工的自然风光,也有人文厚重的文化景观。而位于其西北部的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的旅游资源更为整个湖南省的旅游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是一份翻译实践报告。翻译原材料主要节选于由李玉兵编写的《导游湖南》第四章张家界——凤凰线路（湘西部分）。该章节主要介绍了湘西永顺县、古丈县、凤凰县及吉首市的旅游景点及人文风俗。本翻译实践报告以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作为理论基础,以翻译目的论中的“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为指导,探讨了文化负载词、四字格及排比句的翻译,以证明该理论指导旅游文本翻译的可行性。报告同时指出:在翻译旅游文本时,可采用直译或音译加注或直译加注等翻译方法来保留文化负载词的文化特色;可采用意译或省译等翻译方法与技巧处理旅游文本中的四字格翻译;可采用增译、合译及句式重组等手段处理文本中的排比句翻译,这为同类型的旅游文本翻译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希望本次翻译实践的成果能够促进湘西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促进湘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二、北京举办沈从文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举办沈从文展（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时期文人笔下的呈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抗战时期云南文学形象梳理 |
| (二) 抗战时期云南昆明文学形象梳理 |
| (三)抗战时期呈贡文学形象梳理 |
| (四)研究空间及展望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文本细读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文人与呈贡的缘起 |
| 第一节 战时文人在呈贡的基本情况 |
| 一、文人、机构相聚于呈贡 |
| 二、文人在昆明与呈贡之间的往来 |
| 第二节 战时文人在呈贡的基本活动 |
| 一、琐碎的家居日常 |
| 二、兢兢业业的工作 |
| 三、惬意的田园生活 |
| 四、热闹的乡间沙龙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文人笔下的呈贡书写 |
| 第一节 旖旎的自然风光 |
| 一、变幻莫测的云霞 |
| 二、生动的山水田野 |
| 三、呈贡的综合景观 |
| 第二节 呈贡的社会风俗民情 |
| 一、传统的民居与服饰 |
| 二、传统节日与特色节日 |
| 三、平静背后的悲惨一面 |
| 第三节 战时文人笔下的呈贡人 |
| 一、淳朴的乡下人 |
| 二、都市的市侩俗人 |
| 第三章 呈贡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从湘西到呈贡:沈从文创作风格的转型 |
| 一、乡下人的身份体验 |
| 二、抽象的精神危机 |
| 三、现实的社会生活 |
| 第二节 在呈贡怀念北平:冰心《默庐试笔》的风格 |
| 一、 “默庐—北平”的空间对峙 |
| 二、生存与信仰的矛盾纠葛 |
| 三、冰心的呈贡体验与《默庐试笔》风格的转换 |
| 第四章 战时呈贡文学书写的意义 |
| 第一节 呈贡为作家提供多方拓展 |
| 一、为文人创作提供素材 |
| 二、为人物提供活动场所 |
| 第二节 现代文学“现代”中的呈贡意义 |
| 一、现代性与本土性的交融 |
| 二、基于本土性对现代性的反思 |
| 三、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补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2）王一亭与20世纪初期海派艺术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Content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现状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生态系统的组分 |
| 第一节 海派艺术生态中“非艺术环境”的变化 |
| 一、海派艺术生态之土壤:近代上海城市生态体系的形成和财富的聚集 |
| 二、上海文化生态的“现代性” |
| 三、王一亭及家族在“非艺术环境”中的应对策略 |
| 第二节 作为艺术生产者的王一亭 |
| 一、王一亭与“母体效应” |
| 二、从“寄生种”到“伴生种” |
| 三、从“伴生种”到“优势种” |
| 第三节 作为艺术消费者的王一亭 |
| 一、王一亭艺术消费中的审美认同 |
| 二、王一亭艺术消费中的审美转型 |
| 第四节 作为艺术分解者的王一亭 |
| 一、王一亭在艺术生态中的自我分解 |
| 二、王一亭与海派分解群体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群落的“边缘效应” |
| 第一节 “边缘效应”一:传统与现代艺术的过度带 |
| 一、海派艺术生态中传统与现代之“熵” |
| 二、王一亭与艺术市场中的“边缘效应” |
| 三、王一亭与艺术本体中的“边缘效应” |
| 第二节 “边缘效应”二:日本艺术群落的影响 |
| 一、日本艺术分解者和消费者对海派艺术生态的影响 |
| 二、王一亭:海派艺术生态中的“边缘种” |
| 第三节 “边缘效应”之三:王一亭与西方艺术生态 |
| 一、王一亭的“综合艺术”实验——摄影与笔墨的融合 |
| 二、王一亭与中西画法间的“边缘效应” |
| 三、王一亭与油画“民族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海派艺术生态的自维性和调节功能 |
| 一、从“通都”到“沪上”:艺术种群的“大迁徙” |
| 二、从“野”到“文”:海派艺术分解群体的自维性 |
| 第二节 海派艺术生态系统运行方式的形成 |
| 一、艺术消费机制的形成 |
| 二、艺术生产者的循环生产 |
| 三、分解群体及分解方式的形成 |
| 第三节 王一亭在海派艺术生态运行机制中的角色 |
| 一、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的消费机制 |
| 二、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的分解机制 |
| 三、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的生产机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王一亭在海派艺术生态中的生态位 |
| 第一节 王一亭在海派艺术价格体系中的生态位 |
| 一、艺术品价格的生态位属性 |
| 二、王一亭“画润”与生态位 |
| 第二节 王一亭在艺术史中的生态位 |
| 一、中国传统画学史中的生态位 |
| 二、王一亭与《海上墨林》 |
| 三、 “现代”艺术通史中的生态位 |
| 四、王一亭在近现代及海派艺术史中的生态位 |
| 第三节 王一亭艺术史生态位的再厘定 |
| 一、王一亭艺术史生态位的时空维度 |
| 二、王一亭艺术“产品”的生态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 小结 |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 (一)经济“统制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新国民运动 |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 小结 |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 二、秦腔改革 |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 小结 |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大公报·艺术周刊》与民国前期京津地区美术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王森然创办并编辑《大公报·艺术周刊》 |
| 二、复办《大公报·艺术周刊》 |
| 三、秦宣夫编辑《艺术周刊》与司徒乔复任编辑上海版《艺术周刊》 |
| 结语 |
（5）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一、中国现代小城镇文学研究 |
| 二、茅盾“小镇叙事”作品研究史 |
| 第二节 “小镇”与茅盾“小镇叙事”的历史语境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开放的小镇:风景中的“常”与“变” |
| 第一节 城乡间的中转站:小镇风景的多样性 |
| 第二节 难以破除的过去:固守的乡土风俗传统 |
| 第三节 家宅与茶馆:独特的地域人文景观 |
| 第二章 流动中的“动”与“思”:茅盾笔下的小镇人物群像 |
| 第一节 小镇商人:往来于城乡的中间者 |
| 第二节 走进都市与被迫返乡:小镇知识分子的“出走”与“回归” |
| 第三节 出路的无处追寻:小市民群体与乡绅阶级的抉择 |
| 第三章 茅盾小镇叙事中的革命书写 |
| 第一节 挣扎与无序:“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暴力中的城乡流动:小镇权力的更迭 |
| 第三节 动摇中的革命小镇:群氓之乱与知识分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茅盾小镇叙事小说作品出版简表 |
| 附录2:茅盾小镇叙事作品中人物流动情况简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7）民国社会场域中“太太的客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因时局而迁:“太太的客厅”来脉去向 |
| 1.1 “梁家茶会”:初步形成 |
| 1.1.1 选址北总布胡同3号 |
| 1.1.2 改造四合院 |
| 1.2 “星六碰头会”:发展壮大 |
| 1.2.1 清华北院“饭团” |
| 1.2.2 光临金岳霖的“湖南饭店” |
| 1.3 “太太的客厅”:享誉文坛 |
| 1.3.1 林徽因的功劳 |
| 1.3.2 沙龙固定成员概况 |
| 1.4 “太太的客厅”余光:昙花一现 |
| 1.4.1 成立长沙“歌咏队” |
| 1.4.2 转至昆明“棕皮营” |
| 1.4.3 暂居李庄“月亮田” |
| 本章小结及其他 |
| 第二章 “学人圈”的民族话语:“太太的客厅”与文学实践 |
| 2.1 文学氛围的营造 |
| 2.1.1 从事“特殊工作”——以文学生产为核心 |
| 2.1.2 探讨文学事实——以《大公报》复刊十周年为重心 |
| 2.2 文学理念的表达 |
| 2.2.1 关注“窗子以外”——以叶公超为例 |
| 2.2.2 反映现实生活——以沈从文为例 |
| 2.3 文化行动的主张 |
| 2.3.1 发表《我们的本分》 |
| 2.3.2 建筑公共舆论的园地 |
| 本章小结及其他 |
| 第三章 文人成长的阶梯:“太太的客厅”与文学秩序 |
| 3.1 萧乾:从文学青年到主编 |
| 3.1.1 林徽因:“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 |
| 3.1.2 一篇《关于图案》及其他 |
| 3.2 李健吾:从作家到批评家 |
| 3.2.1 成为沙龙常客 |
| 3.2.2 成为京派批评家 |
| 本章小结及其他 |
| 第四章 精英的圈囿:对“太太的客厅”必要的反思 |
| 4.1 沈从文的“文化善意” |
| 4.1.1 组织约稿会:“以从文先生为中心” |
| 4.1.2 追求高雅:“只淘剩一个空壳” |
| 4.1.3 排版《我们太太的客厅》 |
| 4.2 朱自清的“隐身衣” |
| 4.2.1 自卑的表现 |
| 4.2.2 沉默者:“余不敢批评” |
| 本章小结及其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旨趣 |
| 二、研究成果述评 |
| 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四、论文架构 |
| 第一章 青岛城市的现代化与文学生态 |
| 第一节 青岛城市的现代化 |
| 一、经济的现代化 |
| 二、文化的现代化 |
| 三、教育的现代化 |
| 四、公共医疗卫生的现代化 |
| 第二节 文学现代化与青岛的文学生态 |
| 小结 |
| 第二章 逊清遗民在青岛 |
| 第一节 青岛:清遗民的主要聚集地 |
| 第二节 寓青遗民的政治复辟活动 |
| 一、复辟的组织和谋划 |
| 二、清遗民复辟活动归于失败的原因 |
| 三、复辟失败后青岛诸遗老的命运 |
| 第三节 清遗民在青岛的文化活动 |
| 一、尊孔文社与藏书楼的建立 |
| 二、“十老会”:清遗民之“真率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立青岛/山东大学:青岛新文学活动的中心 |
| 第一节 校长的现代办学理念 |
| 第二节 大学内的文学教育与创作 |
| 一、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活动 |
| 二、“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文学创作 |
| 第三节 大学内学生文艺社团与文学刊物 |
| 一、海鸥剧社与《青大海鸥社公演特刊》 |
| 二、征程文艺社与《征程》周刊 |
| 三、文刊编辑社与《文刊》 |
| 四、刁斗文艺社与《刁斗》季刊 |
| 五、国立山东大学话剧社与《山大剧社第一次公演特刊》 |
| 六、《中庸》周刊 |
| 七、国文学会 |
| 八、新文艺学会与《新地》周刊 |
| 小结 |
| 第四章 青岛本地文人的创作尝试——基于19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 |
| 第一节 19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 |
| 第二节 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青岛诗坛的繁荣:以诗歌副刊与期刊为中心 |
| 一、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的成立 |
| 二、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与青岛诗歌文艺副刊的繁荣 |
| 第四节 《避暑录话》:国立山东大学作家群与青岛本地文艺界的联结 |
| 一、《避暑录话》的创刊与由来 |
| 二、《避暑录话》作者与内容 |
| 三、《避暑录话》的地位与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儿童副刊与青岛儿童文学的萌蘖(1930~1937) |
| 第一节 青岛的儿童副刊 |
| 一、青岛儿童副刊三种 |
| 二、副刊编者的现代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 |
| 第二节 成人话语下的儿童文学 |
| 第三节 儿童的文学创作与现代意识觉醒 |
| 一、发现自我 |
| 二、关注国家与社会 |
| 第四节 政府、社会与青岛儿童文学的繁荣 |
| 一、政府与初等教育的现代化 |
| 二、“儿童节”、“儿童年”活动与提高儿童地位 |
| 三、青岛现代慈幼事业的推进 |
| 第五节 青岛儿童文学的独特性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文学地理学视域下《长河》与吕家坪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长河》与吕家坪关系的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本选题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拓展及其结合 |
| 二、文学与地理认知新架构 |
| 三、名着和文旅的现实融合 |
| 第三节 本选题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特色 |
| 二、创新之处 |
| (一)选题新 |
| (二)视角新 |
| (三)关联新 |
| (四)方法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路径 |
| 一、研究方法 |
| (一)现地研究法 |
| (二)系地法 |
| (三)空间分析法 |
| (四)地理意象研究法 |
| 二、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文学地理学视角下《长河》文本解读 |
| 第一节 《长河》的自然地理呈现 |
| 一、山的静谧 |
| 二、地的盛产 |
| 三、水的缠流 |
| 第二节 《长河》构建的政治社会图画 |
| 一、新生活来临下的吕家坪社会事象 |
| 二、官僚权力与保安队长活动轨迹 |
| 三、滕长顺一家的乡镇有产者人事场景 |
| 第三节 《长河》的传统风俗描写 |
| 一、社戏的热闹与魅力 |
| 二、船与河的生命依附 |
| 三、“新”“旧”理念的生活碰撞 |
| 第二章 进入《长河》前的吕家坪地理元素梳理 |
| 第一节 吕家坪自然地理环境 |
| 一、气候如宜 |
| 二、物候似画 |
| 三、设施便当 |
| 第二节 吕家坪人文社会环境 |
| 一、吕家坪的原始宗教活动 |
| 二、特产 |
| 三、吕家坪的人事交际语言 |
| 第三节 吕家坪的历史脉络 |
| 一、久远的吕家坪 |
| 二、文学选地时的吕家坪 |
| 三、吕家坪的现实场景 |
| 第三章 沈从文创作《长河》与吕家坪的移植融合 |
| 第一节 沈从文之于吕家坪天然相交 |
| 一、早年足迹的深痕 |
| 二、返乡暂居的熟知 |
| 三、创作动机的自然粘连 |
| 第二节 沈从文运思与吕家坪地理符号植入 |
| 一、萌生创作意念联想吕家坪 |
| 二、写作目的确定与吕家坪引入 |
| 三、吕家坪与《长河》产生的过程相伴 |
| 第三节 沈从文对吕家坪移植中的还原特征 |
| 一、自然风光与作品需要的原本呈现 |
| 二、当地社会政治关系的有限还原 |
| 三、乡风民俗的选择性原样进入 |
| 第四章 《长河》的出版及文学传播的审思 |
| 第一节 《长河》的出版过程 |
| 一、初稿被扣,不能出版 |
| 二、香港发表,亦有删减 |
| 三、重加删节,方能付印 |
| 第二节 《长河》的文本传播价值的实现 |
| 一、《长河》文本传播带来的吕家坪“长河文化”启迪 |
| 二、开阔从文学素材收集到文学创作的新思维 |
| 三、文学受众对《长河》的评价 |
| 第三节 《长河》当下文化旅游价值增值 |
| 一、文学符号与文化旅游的相融 |
| 二、《长河》成功创作对地方文化旅游打造的启示 |
| 三、吕家坪文化旅游今后发展的愿景构想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类 |
| (三)学位论文类 |
| 学生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导游湖南》（节选）英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Introduction |
| Chapter One Task Description |
| 1.1 Main Contents of Source Text |
| 1.2 Analysis of Source Text |
| 1.2.1 Text Type |
| 1.2.2 Language Features |
| Chapter Two Translation Process |
| 2.1 Preparation before Translation |
| 2.2 Analysis during Translation |
| 2.3 Proofreading after Translation |
| Chapter Three Theoretical Guidance |
| 3.1 Skopos Theory |
| 3.2 Application of Skopos Theory to This Task |
| Chapter Four Case Analysis |
| 4.1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
| 4.1.1 Literal Translation |
| 4.1.2 Transliteration plus Annotation |
| 4.1.3 Literal Translation plus Annotation |
| 4.2 Translation of Four-character Structure |
| 4.2.1 Free Translation |
| 4.2.2 Omission |
| 4.3 Translation of Parallel Sentences |
| 4.3.1 Addition |
| 4.3.2 Combination |
| 4.3.3 Reorganization |
| Conclusion |
| References |
| Appendix1 Glossary of Terms |
| Appendix2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Author’s Translation |
| Acknowledgements |
四、北京举办沈从文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时期文人笔下的呈贡[D]. 武叶秋.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王一亭与20世纪初期海派艺术生态研究[D]. 丁丁.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4]《大公报·艺术周刊》与民国前期京津地区美术现代化[J]. 司开国. 美术学报, 2021(01)
- [5]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6]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D]. 肖迪.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7]民国社会场域中“太太的客厅”研究[D]. 任荣娟. 西北大学, 2020(07)
- [8]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D]. 邢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9]文学地理学视域下《长河》与吕家坪关系研究[D]. 陈泳成. 吉首大学, 2020(03)
- [10]《导游湖南》（节选）英译实践报告[D]. 李庆霞. 吉首大学, 2020(03)